唱吧胡诚知乎怎么死的

日本《每日新闻》10月26日报道称,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美化日本“二战”侵略行为,其中就包括混淆视听、美化旧日军自杀性质的敢死队“神风特攻队”,把队员描绘成“为国英勇献身的英雄”。而日本近现代史研究者、纪实作家保阪正康日前就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揭露了“神风特攻队”的阴暗一面,直言其为“日本的耻辱”。
  保阪正康表示:“曾经我在采访一位旧日军海军参谋时,得到了阅读‘二战’期间的个人日记的机会。其中有些带着‘内部机密’的字样的关于特攻队的记录,写有‘今天也有队员一边怒骂着日本海军那个混蛋,一边送死去了’。那位旧日军海军参谋则告诉我,神风特攻队的军机在起飞后,无线通讯装置一直开着,所以在基地的人们都听到了特攻队队员临死前的怒吼。还有一些队员死前还喊着‘妈妈’或者其恋人的名字。真正喊着‘大日本帝国万岁’英勇赴死的反倒寥寥无几。但是现在这份通讯记录已经不见了,绝对是被军方秘密销毁了。特攻队队员竟然把旧日军的‘军神’叫做‘混蛋’,当局必定是要隐瞒这种事情的。”
  “高中时代时,我读了《听,海神的声音——日本战死学生的手记》这本书,由此开始思考神风特攻队的事情。此后也多次对幸存的特攻队队员或者逝去队员的遗属进行了采访。以学生身份加入神风特攻队的上原良司(旧日军陆军大尉,1945年5月战死于冲绳)的妹妹,手中还留有记录着上原与朋友们间对话的日记本,其中显示,上原曾说过‘美军那些家伙在想什么呢,说不定正说着嘲笑我们‘今天日军的那些傻瓜也来了,专门来到这种地方送死真是愚蠢透顶啊’的话。在采访完上原的妹妹之后,她的话语还久久在我心中回响:‘其实那些指挥官们虽然说了在特攻队队员们起飞后自己就会跟上,但其实一个跟着去送死的也没有,相信了那种话的哥哥如果知道了事实,不知会怎么想呢’。”
  保阪正康还表示,“包括高级参谋在内的日本职业军人到底是什么呢?英国虽说是阶级社会,但在守卫国家这一点上,王族和贵族都是义不容辞的;在可能会死于战争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战争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日本也有高松宫宣仁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曾说过要在前线工作之类的事情。但在一位旧日军参谋长说过要让儿子上自己曾就读的陆军大学之后,其儿子在内的一期50名军人中最终只有4人死亡。精英分子是不会上前线的,而战争会被政府美化。”
  “本来,尽最大可能降低战士的生命危险是指挥官的职责,而让国民去当自己的后盾这种事,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是不会有的。指挥官要会客观分析敌我战力,那种以量取胜的主义也只是为了不让战士白白送死而已。日本的军事学是不成熟的军事学,只是在向法国和德国学来的一点皮毛上加进了被称为‘日本精神’的武士道精神而已。(军国主义者们)把‘武士道就是寻找死亡’之类的话单独拿出来用来误导国民。”
  保阪正康还指出,“神风特攻队是日本的耻辱,是违反珍重生命的日本文化和传统的。即使神风特攻队的攻击命中率是99.9%,也是不值得赞许的。虽说特攻队是特攻少年兵及学徒兵志愿组成的,但其实特攻队员是被强求‘志愿’送死,这样已经不是军事了。口口声声说着是为了国家为了大义,其实不过是军国主义者在自我陶醉而已。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不是冒险。虽然有人狡辩说特攻队让美军感到畏惧、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美军登陆日本,但那都是子虚乌有。美军一直在紧密准备着‘王冠作战’、‘奥林匹克作战’等作战计划。这时候旧日军还在用《义勇兵役法》来企图彻底动员所有国民,妄图调动一亿名特攻队队员,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特攻队队员”。
  “面对神风特攻队队员要有将心比心的态度,关键的不是同情,而是连带感。如果自己生在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时代的事卷土重来的话,我们也可能变成特攻队队员。如果能推心置腹的明白队员们的苦衷和苦闷,就不会想要去美化这种事情了。现在不少人还认为‘这种观点不是对特攻队队员太失礼了吗’、‘有了他们日本才有今天’,为什么能轻松的说出这种话来呢?不是和那些草菅人命的指挥官一样了吗?”
  “日本曾陷入军事独裁不只是政治家的责任,国民也都曾赞誉和支持那样的军队(因此也有责任)。赢才是战争的目的,明知道输还要继续战争的想法,促成了特攻队的产生。有时候想起特攻队我会泪流不止,十分感伤,同时袭来的还有对旧日军的愤怒。特攻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美化它始终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可能性在增高,现在正需要充分检讨一下旧日军的罪行,否则特攻队那样的悲剧还可能会卷土重来的。”
  据悉,“神风特攻队”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特种部队。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惨败,为阻滞美军的海上进攻,决心使用潜艇、快艇和飞机撞击敌舰以挽回败局。自1944年10月起,日本海军先后组建了8个“神风特攻队”。1944年10月,“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莱特湾海战中首次出击,击沉、击伤多艘美军舰只,使美国海军大为震惊。1945年4月,“神风特攻队”在冲绳战役中更是频繁出击。在莱特湾海战和冲绳战役中,“神风”飞机共出击2550次,其中475次命中目标,击沉美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舰只43艘,击伤各型舰艇约370艘。
  日本历史教科书对这种行为的极端解释是“日本年轻飞行员的自我牺牲源自对武士道和日本天皇是神的信仰。‘万岁’或‘天皇万岁’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至今仍有人认为特攻队是特攻少年兵及学徒兵志愿组成的,但其实特攻队员是被强求志愿送死,年纪轻轻便要接受为祖国、家人,甚至是神的荣耀和家人的荣誉去送死的命运,因此即使心中有不愿意也必须默默接受。“神风”飞机多设备简陋但装有大量炸药,没有或仅有有限动力,由轰炸机挂载至敌舰近处抛出,无返航希望。若特攻机是普通战机,则只提供单程油料。某些资料还显示,特攻队员被绑缚于特攻机或战机上,不提供伞具,完全没有生还希望。
父辈的孤独
  林远途在50岁之时辞去局长职位,打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还没想好事情的具体内容。在赣中的小县城里,林远途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他事业小有所成,家庭和满幸福,唯一的女儿林遥在八百余公里外的广州工作。但这个有旧派文人风范的中年人觉得环境逼仄,缺少真正的朋友。和女儿的电话交流被他视作一个沟通的出口。
  今年8月,在林遥大学毕业工作的两年后,经数次邀请,林远途才和妻子一起,在女儿租住的房子里呆了一个星期。林遥回忆起那次经历,觉得并不十分愉快。
  她多数时间忙于工作,期间抽出两天和数个傍晚,陪着父母在城里转了几圈,吃了几次晚饭。那些天,父亲显得特别嗜睡。不论上午下午,在家里捧着本书、端着iPad的时候,都能在沙发上打盹儿睡过去。这种并不美好的状况,在临别前两天爆发。林远途历数女儿的萎靡不振,觉得她生活封闭,没有朝气。
  这不是父女代际的矛盾。林远途还能跟成年的女儿保持对话,比如讨论文化和人生问题。但林遥确实对保持儿时那般密切互动心存抗拒。“我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同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觉得可以拿主意。”林遥说,“他们爱女心切,很多事情容易放大来看。一点小问题会引发一场地震,我不愿让他们过多操心。”
林遥察觉,自己离家在外,慰藉父母的孤独,不是把他们接到身边就可以满足的。
  林遥把那次训斥看做父亲生活节奏被打乱的不适应情绪。他的生活原本是这样的:正常下班,去羽毛球场打球几小时,之后和球友找个小饭馆,喝两瓶啤酒吹吹牛,再接散步的母亲一起回家,睡前看书。
  这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境地。林遥知道父母和家是自己的大后方,遇到问题却羞赧于向后方求助;对子女的牵挂是父辈失陪感的重要来源,但父辈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失陪感一时无力消解。
  一项调查指出,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工作后没有与父母在同一城市生活,主要原因包括“没有能力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城市”、“父母不愿离开故土”、“父母不适应外地的生活”。
  林遥明显感觉父母开始衰老。工作第一年,她的母亲开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前不久,林遥的父亲连续两天,在羽毛球动作中,落地不稳,摔倒。一次伤了手腕。这在他二十多年的球类运动经验里,都是不曾有过的。
  她总能体察父母的孤独,尤其是父亲。林远途细腻、敏感、清高,觉得自己还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他觉得人生任务并没有完成。所谓的安度晚年,是他绝对接受不了的。”当身体机能的衰退和仍然激越的人生诉求相撞,痛苦在所难免。
  林远途是家中的老来子,靠一己之力考入大学,但为了陪伴年长的母亲回到县城,为糊口和体面生活,入机关工作。他知识分子情结很重,始终想在文化领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他的不甘,源于工作和志趣间的张力,以及自身见识和周遭环境的落差。”林遥这样分析。
  敏感的心性并不会因为年纪的增长而磨损。父母的失陪感,最终仍指向心灵的孤独。这种孤独,用林远途的话说,是“有限生命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
  父母的失陪状态会给子女带来影响。林遥的朋友文静至今念念不忘,数年前在母亲的日记里看到的“女人很孤独”这句明显指向自身的话语。金凤则对父母满怀愧疚,觉得自己还没有取得成绩,告慰留在农村的父母亲。这是一类想法。另一类想法是,子女认为父母因为自身生活单调,甚至没有那种意识去考虑自己想做什么,到后来都把希望寄托在离家的子女身上,必然会感到孤单。
  围绕父辈同龄群体的心理,林遥和父亲曾进行过一次深谈。林远途把同代人心里的负面情绪归结为失落、焦虑和恐惧。这些情绪来自于:身体活力、思维活跃度和创造力的降低,社会性评价的止步不前,以及,面对疾病或死亡的思虑。
  略显悲观的论调点出了一代人危机感的源头所在。“所谓安宁、快乐的老年生活,本质上是不存在的。”林远途告诉林遥,“那些表面上过得热闹的人,多是逃避的态度。他们不敢观照孤独的内心。”
  广场舞在各大城市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独生子女、流动家庭、老龄化社会三者作用下,日益严峻的中老年人失陪、内心深处孤独的严峻问题。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家庭面临的挑战一是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在儿童养育照顾、老人赡养、夫妻关系等方面面临困难;二是快速老龄化给家庭养老带来压力,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突出。
  黎笑梅是一位独居老人,3个子女因为工作太忙都不在身边,但生活依然过得充实。81岁的她还延续着几十年的习惯,每天五六点起床,先和五六个泳友坐公交车从广州市海珠区去番禺的丽江花园游一个小时泳,再一起到茶楼坐到午后,回家睡一觉、看看报纸,白天就差不多过去了。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是微信用户,有自己的好友圈子。她知道怎么将白天安排得充实、健康,街道安排的居家养老服务员也会时不时地上门探望、帮忙做卫生,甚至送来自己做的糕点。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隐忧。她担心晚上一个人时,身体万一出问题没人知道。因为私立养老院太贵,黎笑梅准备申请海珠区公办的社会福利院,那里有200张床位,但长期供不应求。
  专门致力于长者服务工作的社工叶莎莎介绍,有些老年人离家人远,担心没人照顾,或者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就会考虑选择福利院。
  根据叶莎莎的观察,多数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老人,会比较乐观,但也有个别老人因为家人不孝顺,出现情绪低落,甚至想要。这就需要社工重点跟踪,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联系家属提醒多来看望。
  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生林勇强擅长家庭问题方面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他在临床中发现,相比较伴侣、子女,老年人在“失陪”问题上更为突出,是老年抑郁症的一大诱因。
  林勇强说,老年人往往会体谅孩子,不会把自己的孤独感表达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仅需要经济、生活方面的照顾,更需要“精神赡养”。子女首先要有陪伴的意识,而陪伴的形式可以多样,比如多打打电话关心、问候。而减少老年人孤独感的,最有效的是老年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就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和伴。
  中年的忧伤
  在“社会个体化”的趋势里,失陪者的群体日益壮大。缺乏陪伴的群体的构成,包括老者、中年、和年轻人。在流动性极大的社会结构里,几乎人人都有成为失陪者的可能。
  一项调查显示,70%的人不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有了伴侣后这个比例上升到74%,63%的都市白领每年只有不到三次的家庭聚会,高达74.4%的人群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时间不足一小时。
  郎朗身处盛年,但跟林远途一样,是失陪者的一员。自从2013年初跳槽之后,他便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部“双城记”,工作日在深圳,周末回广州陪家人。他的妻子女儿生活在广州,父母在2000公里之外的山东老家。他去年的生活可以归纳为几个数字:广深高铁车票84张,行程近9000公里;全年26次飞行,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在深圳和外地时间超过230天,而广州只呆了130天。
  郎朗原是广州一家财经报纸的记者。在跳槽之前的十年的时间称得上理想,工作时间很自由,可以半年不用去报社,虽然一年要飞五六十次,但出差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办公,有充足的时间陪在太太身边,周末可以去郊区的房子种花养草、钓鱼、骑自行车,每年还可以旅游10次。
  但同时他也察觉,在一个行业做了十年之后,已经缺乏挑战,惰性取代了兴趣,而新的互联网行业令他充满向往。
  2012年底,在女儿楚楚出生后一个月,他做出了一个转折性的决定:离开供职10年的记者岗位,转型跳槽。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他写了一篇在网上传播率颇高的文章《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作为告别这个行业的句号。
  当初跳槽选择工作地点的时候,郎朗给自己划了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离家两个小时车程之内。虽然北京上海有大把机会,但毕竟离家太远,而广州在互联网行业又寂寂无名。他最终选择了深圳腾讯:从公司出发去高铁站,到下高铁到家,在可控的两个小时以内。这样他就可以工作日在深圳忙碌,周末回广州陪伴亲人。
  在入职之前,他跟领导提出条件,周五必须提前下班,不可能加班,工作绝对不能占用周末。周末在家的两天,不管多累,郎朗更多地会把手机放在一边。有段时间他告诉同仁,周末群里关于工作的讨论,他是一定不会参加的。
  “我要保证这个时间是陪女儿的。看似不是很职业,但这是我个人的原则。我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工作和生活尽量做好,做不到绝对的平衡,只能说尽量做好。”郎朗这样解释自己诸多要求的原因。
  但转变轨道之后,郎朗发现自己还是被工作裹着走,停不下来了。以前做记者还能每天读100页的书,看看喜欢的台湾文艺片,但现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十点上班,往往要到半夜才下班,强撑着眼皮看3页书就进入睡眠模式。
  郎朗在深圳蜗居的住处养了猫、蚕、刺猬,已俨然是个动物园。离开广州到深圳工作,对于许多年没有独立生活的郎朗来说,也是个挑战。刚开始他特别不适应,每周五回家的心情特别急切,见到女儿后特别高兴。在深圳办公室加班到凌晨的时候,他不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到底是为了什么?与媒体圈的老友聚会,有朋友说他看起来明显憔悴了很多。郎朗表面上说是看世界杯熬夜导致的,但他心里明白,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应该考虑下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很重要。
  离开媒体的时候,郎朗说过要在接下去的15年、25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新的岗位上有新的突破。到了企业之后才发现,做记者只是在外围打听一些事情,核心的东西接触不到。当你从镜子的一面,走到镜子的背后,才发现那面是水银。“运营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跟企业一块成长,对一个人来说是另一种提升。”郎朗这样勉励自己。
  而接近中年,生活的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我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要还一万多的房贷,就必须要有一份足够高的收入。想要有更多的收入,要升级,就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相较年轻一辈,郎朗庆幸自己在房价暴涨之前买了房。
  但如今,日常生活中的离别让人备感煎熬。每次出门上班时,妻子楚妈会抱着女儿到电梯门口跟他挥手告别。看着女儿在电梯关上的时候不舍地在那拍门,郎朗总忍不住眼眶泛红。一家人再次见面得是5天之后的下一个周末了。
  8月份,休年假那段时间,郎朗深感分身乏术的困惑。作为独生子,父亲住院需要他陪;作为丈夫和父亲,妻子和楚楚在广州需要他陪;作为负责人,工作上又有一个团队在翘首以盼。“我说这怎么办啊?特别困惑,我总不能今天在山东,明天回一趟广州,后天去趟深圳吧。”
  他觉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肯定也遇到了很多麻烦,才想到用一种魔幻、神话的方式来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如果可以,36岁的郎朗倒是很想找菩提老祖学习七十二变的法术。以便在分身乏术的时候,他能像孙悟空一样拔几根猴毛,变出几个自己。
  这是这一代人的常态。他对两个家庭负有陪伴义务,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陌生城市中失去陪伴的人。中年失陪者的特殊意味在于,一方面,他似乎握有全部主动性,为工作远离了父母和妻女,让他们缺乏陪伴,对他们满怀歉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缺乏陪伴的人,也会孤独,并因为第一方面承受了更大压力。
  平衡需要修炼
  最终,郎朗还是借着休年假的机会回了趟山东老家。因为颈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郎父这几年手脚发麻,行走不便。医生都建议用手术方式来解决,他在父亲身边陪了十多天。这种陪伴在父子的关系中实属难得。
  郎朗18岁便离开山东在北大上了7年学,然后南下广州做了10年的记者。上学时候,每年还有寒暑假能回家呆两个月,工作之后,每年回家的机会屈指可数。
  前些年,郎朗每年会把父母接到广州住几个月。老人无法适应广州的文化、气候、语言。他们在老家潍坊买了房,以便能够留在熟悉的生活圈子里。
  父母不在身边时,他保持每周给他们打一两次电话的频率。在儿子这个角色缺失的情况下,郎朗委托堂弟和亲戚帮忙多关照父母。减去走亲访友的时间,在家跟父母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郎朗明白,老人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陪在身边,所以回家的这些天尽量减少应酬,多陪他们一起聊天。
  在定义自己的父子关系时,郎朗还要重新审视自己做的决定: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离开爸爸,会不会缺乏父爱?
  他喜欢“平衡”这个词,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在孩子和妻子之间(回家不能光陪孩子玩,不理太太)、在父母和岳父岳母之间……“要做到游刃有余,需要一个人的技巧、艺术,还需要修炼。”
  郎朗觉得自己对家庭充满歉仄感。他说,提起女儿,他感觉心酸。楚妈告诉郎朗,有时楚楚会对着爸爸写过的书上的作者照片,抑或是印着父女俩头像的抱枕,用稚嫩的声音叫爸爸,还笑个不停。他不在家的时候,楚楚经常自言自语,把爸爸的照片亲了又亲。那张照片也是郎朗正在使用的微信头像,他低头端详着怀里刚出生的女儿,两人在窗前留下轮廓鲜明的剪影。
  郎朗抑制不住这种对家人陪伴不足带来的愧疚感和心酸。因为只有周末时间陪女儿,郎朗发现有段时间女儿跟自己疏远了。每天远程的电话视频代替不了亲身陪伴,有一段时间楚楚不喜欢叫人,回家的时候,也只是自己玩自己的,跟爸爸不是特别亲近。只有在春节和年假朝夕陪伴了十几天之后,女儿才恢复对他的亲昵和依赖,有时候只要爸爸抱。
  看了第一季的《爸爸去哪儿》之后,郎朗学着那几位往常因为工作等各种原因没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的爸爸,在2013年的尾巴,郎朗给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信:
  “过去的一年爸爸陪你的时间太短了,这个短期内可以无法改变,但是爸爸承诺会尽量多陪伴你,更长的计划是回到你和妈妈的身边,我不想错过与你一起分享成长的过程。”
  成为“失陪”的丈夫、爸爸前,失陪者吴磊也经历了一场思想斗争:事业到达一个高度以后,个人能力好像不够,他感觉很难再往上走了;但再深造意味着作为一个父亲,在孩子很关键的成长时期,我的角色可能会有缺失。因为海口没有好的高校,当初选学校的时候,吴磊的备选项里有中山大学和离老家近的武汉大学,他打算读在职,每个周末从海口飞去上课。
  从长远考虑,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牺牲当下是“失陪者”说服自己的理由。吴磊依然不能确定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若干年后觉得是错误的。”
  回头看的时候,吴磊为创业初期没能有足够的时间陪伴老婆,深感内疚。创业前,吴磊在汽车企业有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收入中上,周末还可以和老婆、朋友骑自行车、踏青、游公园、逛街。但看着领导和公司的其他同事,吴磊感觉好像可以看到20年后的自己,那不是他要的生活。
  在老婆的支持下,2009年吴磊拿出所有积蓄开始创业。第一年,原先安逸、稳定的生活节奏完全打乱,吴磊每天忙到半夜一点钟才回家,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出门。看着自己的公司像一个新生儿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直往上走,这让他充满了亢奋感。
  他和老婆两人的感情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最严重的危机。他在家的时间,都是老婆睡觉的时候。两人都觉得对方不够理解自己,都觉得委屈,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不说话。老婆觉得吴磊在家时间少,不够关心她;而那时候他觉得老婆不理解、支持自己:“当时对失陪没有愧疚,我觉得我这么累这么辛苦,都为了这个家庭,不是出去玩,家里人是最应该支持我的,不要要求我太多。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是需要做修正的。一个人很忙,是因为没安排好时间,没掌握好重点。”
  从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吴磊就基本把工作交出去了,开始有更多的时间陪妻子,而妻子在有了女儿之后,变得非常温柔、善解人意,吴磊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得到老婆的鼓励。入学前,吴磊特地带家人在海口的五星级酒店住了两天,当作放松。
  采访当天,吴磊说从8月底开学算起,自己已经21天没回家了。他每天给家里至少打两个电话,中午一个、晚上一个。电话一响,小家伙就会在电话那边说:爸爸,我好想你。
  他已经计划好,国庆带她们出去旅游。为此,他还推掉了一门很喜欢、很重要的选修课。“那个课我以后可以选,我太想他们了。”
  为调查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南方都市报》在今年暑假采访了100个孩子,发现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父亲陪伴过少的问题。在这个名为“爸爸,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的系列访谈纪录片里,一位13岁的孩子说道:
  “因为长时间没跟爸爸见面,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爸爸之间的感情,还不如我跟我同学之间的感情,至少我跟我同学能天天见面,在一起玩。”
  吴磊常常会被问到毕业后的打算,他对以后的选择感到迷茫。“我的迷茫不在于我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是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我还没找到平衡点。要么在北京、上海找个好点的外企或者出国,但就得跟家人分开;要跟家人一起的话,就要回到海南去,而海南没有很好的环境、机会。最后更大的可能是选择跟我家人在一起。”
  林遥是年轻失陪族的一员。她未婚、心性敏感、受过高等教育、离家在外工作。同时,她自觉漂泊,寻求理解,对未来略显怅惘,牵念家中亦失陪的父母,却对少时那般密切的交流保持抗拒。此般感受并非孤例,它散见于林遥的同龄人身上。“孤独不会是常态。”林遥的朋友陈亮体味,但它时不时会从生活的间隙冒出来,影响自己。
  这群城市游民的失陪感和孤独感容易被忽略。他们跟衰老无关,不似“独居老人”群体影响社会良善运转,激发关注同情;生活看似充满可能,难以沾染绝望的危险气息。但他们仍然遭到失陪的威胁。刚起步的事业、没组建的家庭、未确定的生活路径,给上述威胁创造易产生效力的作用环境。经历和感受并不随时间消逝,会变成记忆长久影响,尤其对于那些敏感的心性。在此种意味上,他们的失陪感应当被重视。
  林遥开始失眠,她的失眠经历不同的阶段。她强迫自己每天准时上床,翻几页书就关灯躺下。闭上眼睛,纷至沓来的想法占据思维,她无法平静入睡。想法的品类杂乱,包括回味睡前阅读的文字,安排次日琐碎工作,偶尔思考自己渴求的生活方式,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就想想白天穿什么衣裳出门。翻来覆去,枕头硌得头疼,她爬起来一摁手机,凌晨三点多了。
  她试过很多方法抵御,睡前跑步、听舒缓音乐、用很热的水洗澡,均告无效。她干脆不去想失眠这件事儿。结果是,她对着电脑或书本,睁眼到晨光熹微。最严重的一段,她在清晨下楼,拎着一碗粥回家喝完,才能倒头睡上两三个小时。她精神萎靡,害怕黑夜的到来,一感觉到天亮就有巨大的挫败感。
  这是林遥来广州的第二年,全然陌生的环境中又很难找到人倾诉。失眠于一年前已有征兆。林遥回想,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她总要找些看书、看电影等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填补,过多占据了应属睡眠的时间。
  从同龄人那里,林遥听过各种各样失眠的遭遇。比如,凌晨四点出去,看着城中村里夜市留下残渣满地,老鼠成群结队窜过马路,坐在麦当劳吃包薯条;比如,像陷在黑色的不明物体里,不想睁眼,但也无法沉沉睡去;比如,能清楚听到窗外的雨声、空调的动静,闭着眼听一整夜……这些场景属于林遥一代的失陪者,亦离家孤身在外地。
  父亲能感觉到女儿的孤独。他给林遥发过一篇周国平对独处的论述,当中的劝慰意味不难理解:独处是一种能力,你要能够面对自己,才能够形成丰沛的自我。要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务来驱逐寂寞。
  在金凤心里,失眠也生根发芽,催化剂是一段爱情的逝去。一个人唱K、看电影是他的雷区。他有过误买情侣座的尴尬,曾经迷上深夜里对着“唱吧”APP唱着悲伤的情歌。他向记者抱怨,“所有的节日都变成了相亲节、约会节和送礼节。”与节日相伴的热闹商业氛围,略残忍地提醒陪伴的缺失。孤独自有其惯性。金凤好踢足球,但他宁愿跑去陌生的场子,不愿在踢球的同时加上跟熟人寒暄的负担。
  工作是金凤更大的痛苦和动荡感来源。在佛山工作两年,从第一天到今天,他始终明确自己不会再那里安定。他不喜手头工作,觉得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这被他视为自己失陪感的源头,即人生没有找到寄托,对当下缺乏热情,生活显得死气沉沉。
  “我不愿用伤春悲秋来形容自己。”金凤说。隐含的话语是,他认为自己心灵敏感纤弱。这跟性情和年纪都有关系。跟金凤同岁的文静对失陪感很坦然。她从小优秀,自我要求很高,但生活并不能满足一切期待。文静需要上夜班,日夜颠倒的生活影响朋友圈的扩大和交际,身体发出的不好信号让人困扰,比如额头的痘痘。最糟糕时候,她上网翻找各种无意义的网络文学,让自己充满代入感,边看边哭泣。
  文静的同学兼同事李樵曾在朋友圈抱怨:“手无缚鸡之力到打不开矿泉水瓶盖,体重到了大学以来的最低值,上个楼气喘。”她认为眼前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虚弱道路。
  八零后这代普遍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是集中向大城市流动的第一代。远离乡土,强调个人权利,他们努力适应与社会关联松散的现实,生活更加原子化。同时,所处社会环境决定,地域的变动难以带来阶层跃迁,这让人沮丧。他们孑然一身,满怀乡愁,又不愿回去。显然,缺乏陪伴指涉的更多是心灵。面对现实而有力的生活,年轻心灵的脆弱集中于,他们缺乏遭际,对某些纯粹乃至终极的议题持有憧憬和追问的能力,“意义”即是一例。用通俗的话说,他们还不够接地气。
  与孤独共处
  对于林遥来说,知乎上有一个问答更契合她的处境:“长时间一个人独处会得抑郁症吗?怎样避免?”得票第一的回答的逻辑是:长时间独处归因于个体对人际关系要求太高、期待太大,欲交友而不可得,主要是因为个体的矫情,没有接受许多人际交往,只是“肤浅的酒肉关系”,“就和你去洗个澡蒸个桑拿一样,只需要轻轻松松就可以了”。
  这是林遥无法接受的,它显得简单粗暴。林遥觉得生活应是清明,不需要太多的人际交往也可以维持。喧嚣的往来,绝非生活的必需品。这可以在文静对婚姻的观点中嗅到相同的气息。虽然家中不停介绍、催促,文静拒绝匆忙迈入婚姻。她的说法是:我可以担负自己的工作,且生活得不错,为什么要随便把自己托付给不一定对的人。
  二者的共通性在于,她们虽然被失陪困扰,但都想葆有符合精神层面要求的生活。这跟两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关,还体现了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个体化”的趋势。“社会个体化”指的是“个体日益从血缘、地缘之类的社会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原子化。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对传统意义的家庭、亲属、邻里关系的需求日渐淡薄,必需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少了。
  于她们,交际和结婚生子这传统上必备的社会化步骤和“普通的幸福”,就变成了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更难被满足。
  李樵受访时总强调,一定不能把失陪感写得柔弱而煽情。“我们容易有失陪感的背后,是僧多粥少、资源分配格局下的竞争,是从农村走入城市的阶层跃迁的困难,生活方式的改造过程。”换言之,是上升通道的逼仄和相伴的无奈。“我父亲只希望我不要再闻牛屁股。”研究生学历的金凤,已经完成父辈的寄托,但他显然不能满足于此。他对人生有更大的志向和诉求。
  对失陪者来说,他们永远在憧憬一种消解孤独的方式。但短期内,年轻人向大城市的汇流是不可逆的。此外有终极的因素。对个体而言,孤独是本质的状态。离得再近,心灵也不可能被完全抚慰。更好的方式,是面对它、承认它,试图与之相处。
  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阶段的变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组建家庭,事业开始成型,生活趋向稳定,失陪的感受会稀释。对他们的父母,随着子女的安定和自身年纪的进一步增长,如果他们选择和子女一起生活,这也多少缓解他们的心头之寂。
  郎朗在深圳的时候,楚妈也努力在生活、各种爱好和陪孩子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去年她开始学素描、国画,她的瑜伽练得特别好,是小区里的老师。楚楚小的时候,晚上八点钟睡觉,她还能有时间去练练瑜伽,但楚楚大了些之后,十点多才肯睡觉,她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尽管她一直很支持郎朗的事业,但有时也会偶有抱怨。
  楚楚非常喜欢读书、看绘本,周末回家之前,看到好的玩具、绘本,郎朗都会提前买好。楚楚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生活半径小点,郎朗就陪她在小区或郊区的房子玩。慢慢会爬会走会说话之后,动物园、海洋馆、美术馆、熊猫展……主要是适合小孩的玩,每个周末郎朗都会尽量带楚妈楚楚一起去玩。
  给孩子的陪伴太少,郎朗担心女儿会安全感不够。楚妈看了很多儿童教育的书,她安慰郎朗说,不要老觉得不能陪伴有愧疚感,即使愧疚感没有表现出来,但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虽然他不常在楚楚身边,但给孩子的爱,不比其他的爸爸少。
  网上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当看到家庭聚餐时,儿孙们都端着手机或平板电脑低头忙着玩游戏、刷微博时,山东青岛的一位爷爷愤怒地摔了盘子离席。陪伴,关乎时间,更关乎质量。人们对于优质时间(Quality
Time)的判断标准已经取得共识:陪伴形式,以及是否全心全意。
  郎朗一直把楚妈视为灵魂伴侣,各种问题、困惑能有深入和顺畅的交流。工作忙、“双城记”的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两人之间更加包容、更加珍视在一起的时间。今年的1月10日,郎朗与楚妈携手度过的第7个领证纪念日,征求了她的意见之后,郎朗借回广州拜访媒体的时机提前回家陪她逛了街,没有讲究任何形式。不过8月在上海出差期间,郎朗还是给楚妈订购了薰衣草永生花。他明白:“其实我回家才是最好的礼物。”在随后的年假里,一家三口朝夕相处了半个月,那是最难得的奢侈品。
近日,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被证实自8月5日起失联,究竟是被纪检部门控制还是已经外逃,或者依然在境内藏匿,尚不得而知。
  如果他已经外逃,会逃往哪里?
  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中,贪官外逃也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携带巨款向境外跑路的贪官如何出逃?他们如何转移资产?一般会选择什么地点藏匿?
  外逃七步法
  通过对近年来贪官外逃的案例分析,基本可以总结出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这一外逃路径,俗称外逃七步法。
  前三步至关重要,最能体现贪官处心积虑、精心准备之策。
  转移资产则更能体现出贪官的智商。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课题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关系人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
  其中现金走私是贪官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尽管有更快捷的代理机构转移现金的方式,但考虑到安全因素,许多贪官甚至采用蚂蚁搬家式的“水客”携带现金出境到香港,这种方式虽然笨拙,转移大量资金比较慢,但不易暴露,目前依然有贪官使用这种方式。
  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2012年,上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案,8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在境内外开设对冲账户的方式,以正常贸易业务为掩护,非法办理金融汇兑业务,其中不乏贪官借此转移资金。
  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多为大型企业高管人员或某项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员。
  报告还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对一些经常项下的个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中国腐败分子或其特定关系人常常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近年破获的贪腐大案显示,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成为贪官转移资金的新趋势。所谓“特定关系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多数腐败分子在出逃前,会先将其家属或情人移居境外,并购置如不动产、汽车等海外资产。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与前两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一起“消失”,三人贪污挪用公款近14亿元的大案才暴露出来。三人外逃路径大致是:在案发前两年,他们便开始将大部分资金非法转移到香港,其后或购买房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通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转移到海外。待资金转移完毕,3人先逃至香港,再转逃至美国,外逃之前毫无征兆。
  在转移资产的同时,贪官往往令其家属,尤其是子女先期前往当地留学或求职,或在当地为其家属开立公司。有的贪官甚至不露声色,直至外逃后,外界才知其已为“裸官”多年。
  要想顺利出境外逃,护照必不可少。一些被查获的贪官,不少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真假护照。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案发时,办案人员搜出贴有胡长清照片的假身份证两个,化名高峰和胡诚,护照两本,化名陈凤齐和高峰。
  外逃贪官,有些人是利用不上交的私人护照,更多人是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这些都不在审批、报备之列,单位根本监控不到。也有贪官利用手中所握权力,能够通过公安机关改名换姓办理真护照。胡长清案发后交代,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所办,胡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又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
  至此,贪官已完成了外逃前的一切准备,此时贪欲被进一步放大,猛捞一笔后,剩下的就是选择出逃时机了。
  贪官外逃前的“准备三法”同时也是对官员监管的三重尴尬:贪腐这么多年不被发现、当裸官却没有暴露是第一重;外汇管制如此严格,依然能够成功转移资产出国是第二重;有多本护照、多重身份而不被发现是为第三重。
  北美是首选外逃目的地
  贪官转移资产时,其实已暴露出其潜逃境外的目的地,只不过此时尚未被发现。在精心策划好上述系列出逃准备后,腐败分子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贪官外逃一般采用秘密偷渡、持假护照、出访不归三种方式。偷渡多见于案发时且未做好外逃准备,仓皇出逃时选择的一种方式。
  公安部经侦局追逃行动队队长文小华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在口岸和进出境管理方面极为严格,加之仓皇出逃已极为罕见,故贪官外逃出境已很少选择偷渡的方式。
  相比之下,化名出境则是不少贪官的选择,由于有了多重身份和多本护照,贪官因私出国自然很容易得逞。
  一般而言,贪官在案发前一旦发现形势不妙,便以某种借口原因不明地突然离职,开始外逃。比如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在群众举报了其经济问题,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后,突然中断正在参加的干部培训,从上海秘密离境。
  此外,贪官持公务护照以因公考察名义出国并逾期滞留不归亦是一种出逃方式。
  一些腐败分子在出逃前利用国有机构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本人以办理业务的名义,利用其合法身份频繁出境,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一旦感觉执法部门将对其采取行动,便选择不再回国,直接外逃。
  央行的报告显示,贪官外逃主要集中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东南亚地区。其中,美国、加拿大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又是发达国家,成为贪官外逃天堂。
  该报告还显示,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而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则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办理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之所以借道香港,还因为香港是个免签港,且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互免签证,贪官从香港出逃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如果犯罪嫌疑人外逃有规律,出境时不就很容易被拦截吗?”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官员一再强调说,嫌疑人外逃并无规律可循,也没有确凿数据支持上述结论,仅以公开案例总结,对海外追逃并无太大借鉴意义。
  外逃贪官多握有实权
  上述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若以级别论,厅局级官员易发生贪腐外逃。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在外逃人员中,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从51例官员及国企负责人外逃的情况不难发现,大多数外逃官员及国企负责人出逃前均有征兆,比如其出逃的时机,多选在自己即将要被查前一段时间,尤其是组织谈话前或已有相关人员被牵连时。
  比如,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处理其弟杨光荣受贿案一个月后,她向省建设厅请假,称母亲生病需要照顾,随后便失去了联系。几天后,杨秀珠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的大街上。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例如,2010年,时任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持护照前往美国至今未归。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崇明胡诚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