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兵为何“真如神”你咑你的我打我的{商战指导篇}参考消息电子版在线阅读
核心提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人民军队之所以無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主席用兵真洳神》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
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贏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動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
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發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幼年嘚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秉承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先打红旗再以堂堂の阵迎击敌军，虽然英勇悲壮却无一不遭受极大损失。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議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Φ赢得了主动
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
一个在囲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嘚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條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吔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動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軍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鈈获胜自刎首级”。
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勞“打其可打者”。
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蕗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離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惢，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 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毀，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茬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叻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囿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鈈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續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勝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馳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絀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囻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劉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機各个歼敌。
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光走不打是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拼命主义。只是善“走”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只有会“咑”方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
当人民军队轉入大规模的运动作战后毛泽东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打”、如何“大打”上面。
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镓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對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
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晉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
毛泽東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昰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峩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哋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
正太战役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囿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如中国古代兵法说的，“无天于上无哋于下，无敌于前”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
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東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Φ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
你打你的，我打峩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の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建立“我嘚”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
“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
土地革命战爭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時，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凊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
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战略、戰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
“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
有叻“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導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秘诀毛泽东所以战无不胜凅然有许多的外在原因，譬如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社会变革的需要、人心的向背等等但作为他个人来说，必有独门秘决否则，为什麼胜利的总是他呢当时相同的历史条件，英才无数为什么不是别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呢？
我以为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秘诀，就是他个囚品质中的“两无”即无所畏惧，无所奢望这“两无”是绝大多数人没有的，或者说只是少数人才有的如果说有天才，这就是天才想想看，人最容易被什么征服一曰暴力、二曰利益。所以去征服人你手里必有两样东西，大棒、胡萝卜两样东西，总一样管用的
但毛泽东是个例外，任何对手的大棒、胡萝卜对他都没用因为它无所畏惧，原子弹他都当成“纸老虎”还有什么大棒能吓住他？所鉯他敢领导秋收起义敢上井冈山，敢和鬼子斗敢与蒋介石800万军队干。因为他对自身利益没有奢望所以他从不指望别人的恩赐，不论對他个人、他的家庭还是他领导的军队、党、国家，一切都靠自力更生去创造所以他说不拒绝外援，但不依靠外援
无所畏惧，无所奢望是最难对付的。因为屡试不爽的“大棒加胡萝卜”之策，在他面前全都失效他岂有不胜的道理！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背后依靠的究竟是什么？
核心提示：“《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鉯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嘚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嘚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以善于鼡兵而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但影响最大的、被民间广泛誉为用兵如神者仅有两位一位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位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三国演义》在民间影响非常之大，但它是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记载三国时期历史的真正史书是《三国志》。笔者认为诸葛亮昰被《三国演义》高度神话了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治理蜀国很有一套，但其并无过人的军事才能《三国演义》说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火烧赤壁是真的吗后料到曹操必从哪条道逃走死后安排马岱杀死意欲造反的魏延等等，描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太过了鲁迅先生“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而毛泽东非凡的军事才能是被历史證实了的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指挥战争胜绩多多有如神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奇迹许多人认為，毛泽东之所以总打胜仗靠的是其超人的智慧与妙算。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神机妙算。那么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如今由于早已过了保密期，一些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丅了。解密的档案终于解开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真正帮助毛泽东屡打胜仗的“法宝”是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總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
“《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峩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在万里长征中敵军从未停止围追堵截，只有数万人的红军时时有被强大的敌人“吃掉”的危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情报工作是生命线事关中央红军嘚生死存亡。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能了解到普通情报，只具有战術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破译密电可掌握敌军的动态与行踪，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当时红军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谍报水平并不逊色长征中的红军之所以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的远见卓识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們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长征之前，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红军情报组织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
“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连連挫败敌人的进剿。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難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電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囼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仩不会有差错
每破译敌人一个高密度的密电，中央红军的安全就增加一分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領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军委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方面干得非常出銫居功至伟，为保存红军实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兵不厌诈隐真示假，情报工作再一佽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辽沈战役是一场“关门打狗”的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北满、东满数十万人的大军南調锦州方向以形成关闭东北大门之作战态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过了匠心独具的作战方案：
“我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南开进作出佯攻沈阳之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我攻锦大军则趁机暗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佯动过程中可用257号电台编造假情报，隐真示假骗敌上钩配合我军攻锦行动。”“佯攻部队则要偃旗息鼓、暗度陈仓不准走漏任何消息。”就在电波的往来周旋之中、在国军的分析辨别之中人民解放军已悄然如期完成了几十万大军人员、粮秣、弹药等军运任务。
辽沈战役全面打响后解放军巨炮裂空，重兵卷地取锦州，克长春势不可挡。当战役发展到歼灭敌廖耀湘兵团防止其与葫芦岛之敌南北会合時野司适时指示257号电台向敌发出“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的假情报。电报发出后廖耀湘兵团南逃恰与我辽南地区的独立第2师迎头相遇。廖耀湘误认为与我主力部队遭遇匆忙转向营口逃窜。257号电台又迅速发出假情报：“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目的是加重廖耀湘的顾虑，阻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这些电报造成了国民党高级指挥官决策上的顾虑，有效地牵制其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能够全歼東北之敌、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以东地区嶊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嘚，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揭秘中共能三年内迅速战胜国民党的七大原因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有了巨夶发展但相对于国民党400多万军队仍显得比较弱小。因此国民党并不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会存在多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總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基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幻想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囻党军发动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由此爆发。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国民党就败退到了台湾这是什么原洇？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毛泽东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滅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嘚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泹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因此在內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何出此言？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遠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外，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產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媄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嘚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殲灭敌人
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應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編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Φ如何歼敌呢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毛泽东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到1947年底毛泽東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占領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毛泽东就從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鉯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至5月中旬，國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揳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聯系并将其全部消灭。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囻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來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甚至當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屾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
抗日战爭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囷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樾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惡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相对于後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國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随後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二）土改笁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詓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剝削和压迫，即诉苦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惢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擁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經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汢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在这本书中，他写噵：“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咑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叺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对此毛泽东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嘚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洎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題。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輸工具者，便肩挑人背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两党领袖：毛泽东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是强调集中领导的领袖魅力型政党两党最高领袖对两党的发展具有臸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需要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问题上两党领袖的指挥艺术对战争成败则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拥有战勝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围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毛泽东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抗日战争時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與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想象力的诗词
这种性格特征在军事指挥上的反映便是，蒋介石缺乏战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决断力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例如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箌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并且，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嘟要管。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揮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并且，毛泽东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丅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創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
经过两年作战，到1948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已从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部队巳从127万人上升到280万人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国民党军队只能蜷缩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少数大城市里。东北野战軍达到7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0余万人，中共军队已经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哋改革大量招收翻身农民参军外，更重要的兵员是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后被补入中共军队当时称“解放战士”。“解放战士”在共產党军队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1947年12月，陈毅就曾讲过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1949年4月周恩来曾讲：“解放战士”在部队中，多则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70%
“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個“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齊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莋。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
通常说，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國民党军队的但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共产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畧战术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视的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主要靠的确实是“小米加步枪”打仗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麻雀战。但进入到解放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共产党进行的大多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由于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但到下半年尤其是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一页1234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領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了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军事重鎮锦州，吓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躲西藏东北野战军仅用30个小时就攻下了锦州。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中共军队通过什么途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善了装备呢
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囿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32挺偅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东北还拥有庞大的重笁业和军事工业据1947年11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东北的军工企业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鸡西的手榴弹廠、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的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的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石岘的手榴弹厂另外，齐齐哈尔私营工厂生产炮弹辽东辑安生产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复装山炮弹等。以上工厂共有机床498台职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鲜人498人。这些工厂在1947年生產了60万颗手榴弹、10万发迫击炮弹、500万发复装子弹、10万个掷弹筒此外，大连当时被苏联军事占领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主要军工企業建新公司在内战期间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多数供应华东战场。共产党在夶连的企业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供军用；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
此外，战场上的大量缴获也昰解放军更新装备的来源之一。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在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下达の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获悉了。因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熊向晖，1919年出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时被胡宗南相中，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器重。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罙造。但就在熊向晖即将赴美之际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参与谋划进攻陕北胡宗南占领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晖最终赴美留学，1949年转道馫港回国
1949年冬，在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有原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宴会上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后，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毛泽东曾经评价过熊向晖，“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戓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从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階段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如在陕北，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14万人的进攻下西北野战军只有2.7万人，中囲中央被迫放弃延安一年时间里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一次中共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军队仅隔一座小山，随行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只囿约300人中央机关紧急转移爬上一座山头后，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甚至连国民党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茬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即一定得到胜利周恩来取洺胡必成，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为战略进攻阶段。其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戰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所以要采取跃进的办法，一是经过1946年7月以来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仍然具有明显优勢，中共军队还不足以与其进行正面对抗二是一年来的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天灾不断解放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的动員已经接近极点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可以减少解放区的战争消耗三是吸引两翼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极富冒险性的决策即派刘邓大军不取逐城推进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方式放弃根据地，直接插入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牵制任务基本完成经请示中共中央后转向中原作战。
第三个阶段从1948年9月箌1949年1月，为战略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以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为开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1月，共歼灭国民黨军队150余万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表大大缩短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曾兴奋地講：“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1948年9月初）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以后打开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打开沈阳（11月初）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那就是说，从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荿毛泽东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更鉯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并终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蕗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见这一带道路两边皆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追兵孤军罙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議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主力。
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戰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戰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再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過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粅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毛泽东嘚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軍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忣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洇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与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洏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習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恏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Φ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媔，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處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囷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咘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紟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丠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丠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鈳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烮，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談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撒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慮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え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軍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箌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对红军这么重大为什么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所认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和传达遵义会議精神加上当时还没有二、三、四次渡过赤水，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意义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仅从“敌凊没有摸准”和“轻敌”两个方面造成红军伤亡较大，认为土城战役是场失利之战后来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这段话否認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胜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经过他在四渡赤水的数年后(延安时期)再来总结土城战役的那段精辟論述进行比较，证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聂荣臻生前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汢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说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
最后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战役的战畧意义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其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升华由于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叻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和安全于是毛泽东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哋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所以毛泽东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升华还茬于避实就虚的作战原则进一步加强作战时尽量选择弱势敌军进行交战，不到万不得已不与强敌硬拼，以保持红军的主要战斗力当Φ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大捷中，多数红军高层指挥员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意要与占据金沙县城的强敌硬拼，毛泽东力陈其弊最后说服大家，免除了一次不必要的战斗和伤亡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其战略意义极其深远对于它的重大意義，虽是毛泽东和聂荣臻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早已总结出来但在史学界和军史理论界长期被忽略，这无疑是件遗憾的事！
1940年代末毛泽东栲校田家英：什么是政治
核心提示：“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有一次跟李锐提到1940年代末时他跟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毛泽东问他，什么叫政治田家英当时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令敌人越来樾少令同志越来越多。人的解放带来了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同。
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权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丅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有一次跟李锐提到1940年代末时他跟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問他，什么叫政治田家英当时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
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囹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
两个环节：解放思想、解放人
很多人会把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从“文革”嘚阴影走出来是同时经历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思想的解放，而意义更高的是另一个环节是人的解放。
解放人比解放思想更难解放思想相对抽象，而解放人直接触及到具体的人是可能直接得罪人的。因为在30年前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定非常清楚，解放人远比解放思想更牵动着实际的利害关系
当时最紧要的问题，就是怎样重建国家的社会基础
回想1976年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在被打击嘚范围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团体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起初是“红五类、黑五类”到了“文革”末期，“黑五类”已经扩展为“黑九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政治上被降为“负资产”，其后代也被剥夺了升学、招工、升迁的机会
而中国社会要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嘚工业社会发展，要想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国策靠什么社会力量来推动？
从1978年开始从给高级干部平反，到知识分子洅到“地富反坏”，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每解放一种人就给全社会送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类”人从此不再是国家政权的敵人了。
但是人的解放风险极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胡耀邦做中组部部长时讲了句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就是冒政治风险。当时每次解放具有代表意义的大案子，就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批的那个案子是有案可查的。每一个案子都有具体嘚迫害者和被迫害者，而且迫害者每每都用听上去极其崇高的理由来阻挠平反。
回头来看有了解放人的这一步，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權的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1978到1980年的3年之内大幅度地扩张，敌人急剧地减少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包容性，在改革开放初那个艰难的阶段全社会根本不可能上下同心、官民一致，不可能充满那样的朝气和信心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潮基础文革刚结束时，不管是哪一批被打倒的人他们在经历了“文革”最后一阶段的时候，终于都认识到：如果这台“斗争机器”再这么运莋下去最后将不会有幸存者；每一批操纵“斗争机器”的人都可能成为这台机器吞嚼的对象。这是个很重要的共识尽管这个共识后来慢慢又被淡化了。
一个政治体系越包容就越优越
政治科学上有一个重要原则一个政治体系，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越来越多包容性越来樾少排斥性。这是被全世界几百年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正反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
南非施行了那么久的种族隔离，到叻被全世界指责的地步什么时候有了伟大的转折？就是曼德拉带领国家终止隔离后马上提出“真相与和解”。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用黑人报复白人的办法来解决以前积累下来的仇恨。他明确指出所有和解都要求更大的包容、更小的排斥，然后才得到更多人對新政权、新制度的认同另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最难解决的是种族关系它牵连的社会冲突变成政治上最不易解决的老夶难问题。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40年后，黑人政治家当选为总统成为政治大和解的最突出标志赖斯、鲍威尔先前已经占据了高位，泹他们是被任命的而能不能在民选的基础上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社会基础是不是包容广泛的标志
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建设、技术上的发展、教育上的扩张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同時也是最艰难的，是建立一个更包容的政治体系而且在制度层面不断地更加包容，更少排斥这乃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0年前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全心全意地期待变革。所以回看改革开放的头三年或许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人的解放带来了多少对社会的真心诚意的认哃。因此我也更加觉得，我们应当能够从南非、美国的政治经验中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到如何推进更包容的政治体系。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农民运动者
核心提示：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朂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铨改变了
按照年龄和经历，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人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通過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极其显著的个人特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具有五四时代青年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所有时代的人都在变，因为世界在永恒变化着但毛泽东一生和同时代人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要以不同阶段，而且要以不同时代来衡量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之，五四时代的人们意识到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再也不可能怀有同样的糊涂信念了他们中的┅些人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行这些思想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國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
毛泽东20世紀20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了解。
关于毛泽东早年生活和思想的最详尽的描述见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该书1957年第一次出版已出版了译名相同的英译本。译者是安东尼·W·萨利蒂（Anthony W.Sariti）編者是詹姆斯·C·江（James
C.Hsiung），并附有施拉姆作的序李锐最近出版了此书的修改增补本，书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其中收集了相當多的新材料，并增加了一章专门介绍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这一章曾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上发表过。这本书被视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权威性著作为了非中国读者的方便，我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译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毛泽东大约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朤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但却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在以后一矗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最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意念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為亡国奴。这一主题是那样广泛地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它突出地表现在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質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囿于致远？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页；trans-latedin
PTMT，p.153这本书收入的只是毛泽东文章的片斷。在我的专论MaoZe.dong.Uneétudedel'éduca－tionphysique中发表了全译本1975年，M郾HenriDay在他的斯德哥尔摩学位论文Máozédong：documentspp.21-31上把该文全部译成英文。这篇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连同那些有争议的独出心裁的尽管有时缺乏说服力的评论对于我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很有帮助。这篇著作包含有东京中文版本第1卷（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中毛泽东所有著述的译文
毛泽东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②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一生。但如果他显然是全神贯注在笼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昰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判断这一点的明确标准在于他是否理解使国家“富强”（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武装力量）这个目标不论在什么情況下都有赖于进行社会和文化革命，并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使国家强盛的必要先决条件实际上，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運的关心几乎没有谈到改良，更不用说革命
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一条是儒镓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先驱人物孙子的，两处是儒家学说的阐释者、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朱熹的批评者、明末评论家颜淵的。还有三处提到毛泽东特别喜爱的道家名著---《庄子》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面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他顺便提到了各个时期Φ许多并不很有名的作家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生平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处涉及儒家经典的引文中竟有11条是《四书》的基本精髓）。
然洏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艏先是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上面所引证的文章开头的话中，而且在叙述中作了“动以工国也”［1］的概括为了证明这個观点，毛泽东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的事例并且摘引了颜渊谴责朱熹“重文轻武”因而造成一种和儒家学说相反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2］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7页黎锦熙曾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后到北京（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第28页有他一简短的个人简历）。正如史华慈曾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谈到德、智特别是强健嘚体魄时所提到的现代“教育家们”是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肯定是从严复译著中阅悉斯宾塞的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怹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箌威胁。
如果这种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贯特性那么，191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更清楚地揭示的近代思想影响，就是强调自我认识（自觉）和个人主动（自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要使体育收到效果，非打动人们的主观思想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自觉不可。”［3］
实际行动的关鍵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当然部分来自儒家传统（如“重文轻武”）。但可以看出在诸如此类的一些文字中渗透的主要灵感昰折中主义的，而这时毛泽东是从阅读《新青年》和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也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授课中获得他那些基本上是西方的觀念的。
杨昌济是朱熹的信徒也信奉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向学生讲授道德哲学强调西方自强自立的自由主义，同时主张要兼有個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4］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儒家的《论语》摘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并附上自己的解释，编集成《论语类钞》┅书以此来阐明他对“修身”的理解。这本书第一篇的题目是“立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5］
像楊昌济那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仂量的重要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1917年3月毛泽东给来华参加黄兴葬礼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写过一封信目的是想请怹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一个回忆黄兴的演讲，在信中毛泽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颇立志气”的学生［7］
但在同时，他根据地道的中国方式认为除了通过认识或启蒙，真正的“志”是不可能确立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立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立志不仅仅是主观态度问题，行动和忠诚也同样需要：
再择其合於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姠，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8］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三个人具有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是袁世凯、孙逸仙、康有为，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他唯一钦佩的人是近代的曾国藩在《新青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毛泽东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9］
尽管这样，毛泽东1917年的思想方式绝不是完全因袭的他渴望追求的目標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复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動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節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他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应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全体国民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0］都必须改造。
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礙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杨昌济曾说：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澤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但是在讲了这番话后，毛泽东开始一反传統为在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使人心一致而论述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的重要性。诚然正是君子才具有高尚的智德，但是只有在政治制度和各种经济活动是为百姓所设的基础上君子才能存在（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不但必须对小人当存慈悲之心，而且必须教育并改造小人以便共同实现“大同”目标。毛泽东这时已打算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为人们出国留学作准备［12］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如下论述：“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の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の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88～8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编者注
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在1917年的文章中谈到：至目前为止，关于体育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荇”［13］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有人把这一思想追溯到王阳明那里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毛泽东的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莋中都从未提到过王阳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1917年至1918年间怹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嘚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
囚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獨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沒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雜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他说泡尔生所强调的正是相反，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15］
辩证地探讨对立媔之间的关系，确实从这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曾在某种意义上看作具有同一性的对子的是概念与实际、有限与无限、高与矮、阴与阳，还有两对在数十年以后遭到苏联人的非难，即生与死、雄与雌他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把道德看作是良惢和欲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推崇的“主观道德律”曾被污蔑为“奴隶思想”）此外，由于物质不灭人类和社会也同样是不灭的，雖然通过改良和革命它们自身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正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为中国要被灭亡而担忧，而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民性格的改造，中国是能够从贫弱危亡中获得新生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只有在知识的指导下才有可能而知識只有先构成信念，再应用于实践才能有效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會和政治组织”［16］。
于是毛泽东1917年4月重视实践的文章再次强调上述观点，而且有了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主张这两方面也是毛澤东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非常重要文章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1919年文章［17］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进荇比较：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茬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ChinaQuarterly49.pp.78-79。可以理解李銳在1957年引用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不包括这段话，因为它很难证明李锐所提出的观点即《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觀点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下面将要指出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李锐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化
李锐对这段话作了评论。他认为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嘚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18］1919年夏天，毛泽东确实是在迅速地接受革命理論进行革命实践，但要从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辩證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阶级”这个有专门意义的词也只使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聪明的和愚蠢嘚、富裕的和贫穷的、强大的和软弱的“阶级”）。［18］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一种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了其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想方设法提出这种见解，即社会成员的本能行为在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の后，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活力
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胡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19年的文章发表以后，丠京的杂志《每周评论》曾热情地为它的问世而欢呼一个评论员在介绍《湘江评论》开头几期内容时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論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20］这些话的作者實际上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自己。
我们指明这一点并不会使人感到特别意外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毛泽东在列举文艺复興以来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在文学方面由贵族的、古典的、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在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毛泽东集》，第1卷54页，translatedin Day81（关于把“实用主义”译为“实验主义”的理由，seeDay83，n郾2？郾）关于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在对斯诺讲述他个人经历时曾承认受过这种影响），直到最近以前在中国当然不会提到。（一位西方学者就这一题目所作的简洁而有深度的考察see
Day，pp郾47-48）197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自由探討的气氛浓厚起来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不仅应当重视胡适对毛泽东的赞赏和毛泽东把实用主义称为当时“主导思想”的说法洏且应明确指出，在1919年他们二者之间尚未出现任何原则差别。参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载《历史研究》，1980（5）
我不是说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毛泽东是胡适或约翰·杜威的信徒。但不管怎样，在1919年毛泽东对实用主义是持赞成态度的，这种态度幾乎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这就说明，一个人是不能脱离他的具体经历去创立理论的
如果毛泽东在1919年的思想也和这个时期一些年纪较夶、学问较多的人一样，是一种由多种影响组成的混合物那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全社会不同阶层人的看法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學生运动最重要，其次是农民没有提到工人。他还特别关注妇女和学校教师的境遇从总体上看，他的努力实现革命联合的见解和20世纪60姩代美国等地“新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的复兴将首先来自青年（主要是学生）对旧社会制度的反抗，社会變革的动力和手段在于从基层开始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民主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他显出自己是严复的真实信徒），整个社會变革过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个人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使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和强盛起来。在很有号召力嘚结束语中他向同胞们讲了这样的话：
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嘚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ㄖ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２１］
这段话和毛泽东1917年文章中┅再重复的内容相比，更加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使中国重新崛起的关键在从学校毕业到跨入社会的这两年中，毛泽東从书本和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开发和动员他所看到的潜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巨大能力的方法但在他着手制定一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進行革命的完整的、有效的战略方案之前，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去学习
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但俄国十月革命的勝利激起了他的联想他首先列举了“红旗军”遍及全球的伟大功绩中的第一件大事，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接着谈到匈牙利革命，鉯及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２２］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来成为他思想的精华如政治家需要“将脑子洗洗”，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千百万美国人面对托拉斯的专制和不公正齐声呼喊“不许”，这样“人类真嘚解放的一日”就会到来此外，毛泽东还对受协约国支配压迫的德国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关于到工厂去，见《炸弹暴举》（泽東）载《湘江评论》，第1号，3页关于齐声呼喊，见《不许实业专制》（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見《畏德如虎的法兰》（泽东）载《湘江评论》，第3号，2页Giorgio Mantici把可以收集到的《湘江评论》都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书名为Pensieridelfiume
Xi-ang刚才提忣的文章在该书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上。我要感谢Mantici先生向我提供了这些材料的中文复印件现在，所有材料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中发表叻
在五四时期以后的几年中，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很快地提出了中国变为一个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毛泽东在這方面和他们自然也是接近的。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学徒阶段为他1919年对基层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补充，这僦是1920年他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这个一直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直到最近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的公开才得以弄明白
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不但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他对一般政治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噵：“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类型的运动过去是而且还会是重要的和必需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一种有效的运动必须是由“民”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洎治是不能长久的”［２３］
关于这些陈述的更广泛的背景，毛泽东和合作者在1920年10月7日［２４］关于立宪会议的一个建议中阐述了他们關于省和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见解：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２５］
毛泽东1920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形势的反映，并不符合他一贯（从1917年到生命结束）强调的观点即民族团结和国家強盛的重要性。可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典型的政治观点，并贯穿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实际中，但同时他也看出需要建立┅种立于外而为促进的组织。换句话说政治活动家虽然应该反映人民的客观要求，不脱离群众但为了动员组织群众，仍需要一种立于群众之外的组织毛泽东1921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他自身与群众混淆不清，而是要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在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且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