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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是如何走下神坛的？

黄金时代过后，香港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香港流行音乐以及电影以盗版光碟的形式，进入内地，并对一批80、90后产生深远影响。盗版的泛滥离不开影碟机的出现。1993年，世界上第一台VCD视盘机（影碟机）诞生在中国内地，此后，VCD机在内地的销量持续攀高，到1997年，年销量已增至1000万台。

当然，习惯了在碟厅消费电影的内地观众，完全无法意识到，盗版的泛滥，也在多年后，成为了助推香港电影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但也正是得益于盗版的传播，李小龙、张国荣、梅艳芳、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钟楚红、张曼玉、刘嘉玲…...在内地红到发紫，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香港是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发现并培养出了如此多优秀的电影人。

没有谁能完全代表香港电影，香港电影是群像，有侠客，有警匪，有香车美人，也有市井小民。人们记忆里的香港电影是警匪黑帮，是旺角，是维多利亚港，是反复出现的街角城市。

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1909年。

那年，香港出现了第一部在本土拍摄的电影《偷烧鸭》，剧情很简单：又黑又瘦的小偷，盗了一个胖子的烧鸭，被警察抓个正着。这是当时典型的美式喜剧套路。据记载，影片导演梁少坡在拍完《偷烧鸭》后，就迅速北上抵达上海，继续学习电影。

此后的几十年间，香港电影一直缓慢发展，并持续接受来自欧美、日本、上海等地域的影响，在各种文化的交锋之中，香港电影一直在探索自身的定位。一直到1958年，后半生在内地盖楼无数的邵逸夫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开始他在香港的电影事业。

从他开始，香港电影，终于进入了疾速迈步的时代。

港味记忆：1988年，《旺角卡门》

旺角两居民楼逼仄的巷道中间，小弟乌蝇（张学友饰）对着旺角混混阿杰（刘德华饰）说，我乌蝇宁愿做一日英雄，都不想一辈子做条虫。

2002年，《无间道》。

香港四方商业大厦楼顶天台，刘建明（刘德华饰演）对着警方卧底陈永仁（梁朝伟饰演）说：我想做一个好人。

大部分时候，港式警匪片属于街道和巷子，人们在巷道中穿梭生活。这里什么都有，但唯独没有人类足够的生存空间，道路狭窄，楼宇密集，庆幸这里没有冬天，厚重与不便不适合这个节奏飞快的城市。

《无间道》要展现开阔的空间，只能选择往上走，这在港片里是极其少见的，导演刘伟强刻意放大了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对比，天台属于一些虚妄的念想，注定无法落地，刘建明永远不可能获得重构身份的机会。

香港的繁华和明亮，体现在无数的购物商场，以及夜晚大片色彩斑斓的灯光里。受过港片影响的游客，注意力往往不在购买，他们追寻着港片里每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标，只为了寻找到记忆里那个挥之不去的画面。

比如《胭脂扣》（梅艳芳、张国荣主演，1987年）里的水池巷，《重庆森林》（林青霞、金城武等主演，1994年）里的重庆大厦，《最佳拍档》（许冠杰等主演，1982年）里的皇后码头，每一部在本土拍摄的经典电影，都会为香港留下一个时代景观。

第一次去香港的游客可能常常会感到惊讶，在香港，任意走动就可能误打误撞记忆中某部电影的取景地。

“香港是效率很高的一个城市。一天24小时，你什么时候要吃什么东西，随时都可以买得到。因此香港酒店餐厅的生意都很差的。因为只要你走到街上，从最便宜到最贵，不知道为什么都有24小时的。香港就是这样。”《窃听风云》导演庄文强解释什么是独特的“港味”电影，

“香港又是一个那么挤的地方，所有的街道都是很窄的，行人道很窄，人跟人很容易碰撞，人跟人很容易摩擦，很容易对抗。广东话又是很高速度，大家讲话都劈里啪啦好快的。

那种节奏感是独有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前辈拍出了很优秀的电影，那个电影结合了香港实体的语言，文化的语言，在他的电影语言里，然后形成那一种就叫我称之为‘港味’的东西了。”

1997年之前，内地居民赴港旅游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那个阶段的香港，还未揭开神秘的面纱，内地居民依赖电影，拼凑出了维多利亚港口、中环、尖沙咀的模样。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高速发展的香港电影开始影响东南亚华语圈、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等地。偶尔还会有一些片子冲出亚洲，进军欧美市场。

韩剧《请回答1988》的第一集，五位主角聚在一起，收看的正是当时流行的枪战类型片《英雄本色》（1986）。“枪战片”是导演吴宇森所长，他被奉为“暴力美学”的大师，最经典的画面自然也是在《英雄本色》（1986）里，周润发教堂枪战，四周蹿起白鸽。

吴宇森之后，黑帮英雄片成为电影潮流。这是香港电影的特点，受到市场驱动，商人逐利而行，一部片子的成功，决定了接下来一定会有续集、再续。各类模仿也会在一段时间成功收获票房。直到观众厌倦，倒尽胃口。

因而，香港流行什么，内地的观众就在看什么。香港永远是活在电影里的香港。

带着香港电影进军欧美的，竟然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片。新派武侠片的开山鼻祖，不得不提及三位大导演：胡金铨、张彻、李翰祥。

张彻出生于1923年，原名张易杨，祖籍浙江青田，在上海长大。因而，张彻在拍摄电影时，并非完全的“港派”思想，譬如完全模仿好莱坞流行。

“海外千万华人，到现在，除了中年以上的人，犹有‘故国衣冠’之思，年轻一代，根本不知‘故国衣冠’为何物！有之，只是在电影中看到。——海外青年爱看武侠片，我们国产电影，若能把握这一机缘，不但可使海外青年，不忘‘故国衣冠’，而且能借此潜移默化，灌输我国固有忠孝节义道德。

于不知不觉中，多知我先民之英勇壮烈事迹，而增强民族信心。”张彻把这一思想应用到了电影拍摄之中，他开创的阳刚武侠浪潮，成为了香港电影崛起的转折点。（《香港电影研究》王海洲著）

譬如他的代表作《独臂刀》（1967），男主方刚几经磨难，最终习得独臂刀法，在故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德报怨，战胜了“长臂神魔”。

这一人设非常符合人们对传统武林大侠的想象，一身正气，命途多舛，但凭借天资与勤奋，最终克服外在和内在的困难，突破人生瓶颈，凭一己之力，收获至尊武林地位。

有记载称，《独臂刀》成为了香港第一部票房破百万的电影。电影成功，比张彻还兴奋的，可能是本片的老板，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老板邵逸夫。

前文提到，他在1958年返回香港，开始自己在香港的电影事业，集中火力对抗在香港的另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电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

邵逸夫出生于1907年，于2014年辞世。他在家排行老六，还在念中学时，就加入了长兄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天一，并负责海外发行事宜。后受战争影响，公司业务一度受到重创。待战争结束，邵氏电影业务才重回正轨。

回港后，邵逸夫重金新建邵氏影城，据张彻回忆，当时邵逸夫手上，拿着汇丰银行无限投额支书。正是在邵逸夫手下，邵氏电影以阳刚武侠打入市场，《独臂刀》后，又有了《金燕子》《大醉侠》《龙门客栈》等。辉煌时期，三大新派武侠导演，同时供职于邵氏电影。

与张彻不同，胡金铨（）出身北京京剧科班“富连成”，将舞台化的武打动作，改良为节奏更快的电影动作，他在1967年离开邵氏，赴台发展，后来，一部《侠女》让他获得了第二十八届戛纳影展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山中传奇》助他成功拿下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李翰祥则是二进宫。不堪邵氏压迫，李翰祥在1964年受对手“电懋”撺掇，离开邵氏，前往台湾组建国联（国联影业有限公司）。但因经营不善，又在1971年向邵氏求和，请求回到香港发展。

重返邵氏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商业能力，也为了报答邵逸夫的收留，李翰祥开始主动拍摄风月片与喜剧片。后人对他此举颇不理解，评价也不高，毕竟这是一个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故事片导演的能人。后据他本人回忆：“我拍的那些喜剧呀，风月片呀，完全是为了卖钱。”（《香港电影演绎》魏君子著）

在引入电影三级制度以前，香港某一些古装情色电影被统称为“风月片”。女演员接拍需要勇气，导演改弦易帜也并不容易。

比如同时期的台湾导演牟敦芾，受邵逸夫之命接拍“风月片”，其未婚妻——台湾第一美女胡茵梦得知后，毅然悔婚。当然，后来人多认为，这是胡茵梦找出来的“借口”。

李翰祥的状态可能是当时很多电影人都要面对的两难选择。公司青睐于可以迅速挣钱的片子，而导演常常怀揣着野心。以挣钱为目标的公司，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成本让导演们尝试新的电影风格。

邵逸夫的电影江湖从来就不曾太平过。1970年，邵氏手下重臣邹文怀出走，并带走何冠昌等强将，成立嘉禾公司。何冠昌与后辈的联系紧密，也是著名歌手、演员梅艳芳与成龙的干爹。

嘉禾与邵氏相比，并未有太多的优势，但好在老板邹文怀眼光毒辣，在1970重金谈下李小龙，先后推出以李小龙为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每一部都屡破票房纪录。最终，嘉禾在70年代成长为，唯一可以与邵氏对抗的电影公司。

老对手“电懋”的消失，则让人颇感意外。1964年，老板陆运涛在台北乘坐飞机失事，包括陆运涛及其新婚妻子、行政人员等电懋高层在内的57人全部罹难，“电懋”不再是电懋，邵氏还是邵氏。

当一个东西成为流行时，那它距离过时就已经不远了。

张彻、胡金铨为代表，改良的新武侠电影，在进入80年代后，尽显疲态。艺术创作的魅力就在于此，标准是不恒定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本地市民开始有了新的精神追求。一大批80、90后更为熟悉的电影人也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氏以及电懋等老牌电影制作公司，主要拍摄的是“国语”电影，便于电影辐射更广阔的华语圈。但随着香港本土文化的形成以及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粤语开始成为主流，“香港人”也成为了电影导演的关注对象。

比如导演许鞍华在1979年推出的《疯劫》，电影以真实案件为基础，配合以电影镜头的运用，画面的调度，改编为了一部在当时非常新颖的惊悚片。《疯劫》也被视作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

许鞍华出生于内地，但她的教育是在香港完成的。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本地味道越浓厚，生活感就越突出，就更能感染人。”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后期的《桃姐》，都是许鞍华对香港本土人物的观察。

如何拍电影，拍什么样的电影，体现出了香港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邵氏时期，大部分在香港发展的导演，更多受到内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多生长于上海。战争爆发后，很多人从上海移民到了香港。

进入80年代，香港本土影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表达香港本身？不是英国的，也不仅仅是传统的。

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以及更后期的《无间道》，都被视作香港电影人对身份问题的探讨。

《胭脂扣》中，梅艳芳饰演的名妓如花回到了1934年，张国荣扮演的陈振邦是南北行海味店的太子爷，俩人于风月场所中相识，后开始热恋，但身份的差距，让俩人无法走到一起，最后相约殉情。但陈振邦并未殉情成功，他失去了殉情的勇气，结婚后，潦倒生活。如花以“魂魄”的形式，目睹了这一幕。

这是前香港与后香港时代的相遇。

《阮玲玉》中，开篇就是张曼玉个人的采访，剧情与采访穿插，老一辈电影人与新一代电影人之间，既有重合也有传承。《无间道》更为明显，无论是警方卧底陈永仁还是黑道卧底刘建明，都在追求身份的“单一性”。

得益于本土意识的觉醒，吴宇森、徐克、刘伟强、关锦鹏、尔冬升、杜琪峰、陈可辛、林岭东等为代表的“新浪潮”导演崛起，他们突破了题材与拍摄手法的限制，成为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宝贵的电影人。

演员百花齐放，时代造人

80年代的香港，名导名演员遍地。但即便如此，演员还是不够用。人人都想争夺最红的演员，且只要配上知名演员，影片的投资立刻有了保证。

梅艳芳最早并不是演员。1982年，19岁的梅艳芳参加了香港无线电视以及华星唱片合办的第一界新秀歌唱大赛，并最终胜出，就此出道。

关锦鹏在采访时回忆，“拍《胭脂扣》时，原著作者李碧华也觉得她百分之百最适合演如花，尽管开始设定演员的组合一直在变———中间考虑过刘德华、钟楚红、郑少秋，到最后我定下张国荣演陈十二少，大家就是不愿意改掉梅艳芳。她也表示很喜欢那个角色。”

《胭脂扣》拍摄结束后，关锦鹏、梅艳芳、张国荣成为了好友。甚至后来的《阮玲玉》，关锦鹏也说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制的。

但梅艳芳并未接拍《阮玲玉》。

张国荣比梅艳芳大7岁，但两人先后在2003年去世。他和梅艳芳的经历相仿，都是先唱后演，到90年代，张国荣退出乐坛专注电影事业。

不管是程蝶衣还是何宝荣，张国荣在演出时，都有特殊的张氏气质，他的演出不能用“像”来形容，而是他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他也是性别议题上的先锋者。既为先锋，则注定要承受其中的痛苦。

永葆青春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死去。

和张国荣搭档《阿飞正传》（1990）的时候，张曼玉还未出演《阮玲玉》（1991）。张曼玉出道早期被媒体称为“花瓶”，因多出演单纯而美貌的女性角色，并无太多演技上的挑战。

在《阮玲玉》的片前采访中，导演提到阮玲玉的经历，张曼玉当下的回答就是：那不是就跟我很像？

张曼玉的前辈，“老演员”阮玲玉一生极其短暂，事业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经历过从花瓶转型实力派的时期，但个人感情之路并不顺畅，当时的舆论对她的私生活投去了过多的关注。一直到她25岁，终于，留下：人言可畏，我何罪之有？后吞下安眠药，离开人世。

《阮玲玉》播出后，张曼玉拿到了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并再次拿到金马奖、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好的剧本，也有好的导演，同时也就挑选出了一批好的演员。

很多演员身上都有摘不掉的标签。比如周润发和枪战片，周星驰和无厘头，成龙和功夫片。他们是香港电影流行文化的缔造者。周润发、周星驰、成龙三人被业内称为“双周一成”，因为自身的商业价值高，各有所长。

优秀的演员太多，受限于本文篇幅，并不能一一提及。

时代和人的关系很微妙，这群人成就了时代，时代也成就了他们。随着香港黄金时代的过去，台湾、大陆的本土演员也在成长，失去好剧本的香港演员们，代际成长没有跟上，终究再难看到当年的盛况。

大陆的大花们也在成长。2009年，高群书的《风声》启用了清一色的大陆演员，这是第一部以大陆演员为主的商业大片，李冰冰凭此片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很多人以1997年为分水岭，并以回归前后，来界定香港电影的发展态势。

但许鞍华不这么认为：对香港电影来说，1993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1993年之前，香港市场一年可以拍到二、三百部电影，而且票房很高，在台湾地区、韩国乃至东南亚都很有市场。可是到了1993年，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等大片的上映，反响很好，给香港电影带来冲击。

台湾片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买片花，很多电影拿不到定金，开不了机；加上香港电影质量也出现一些瑕疵等原因，这之后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路。（《导演许鞍华：我与香港七十年》新华社）

80年代后，香港电影有了国际影响力，自然不缺投资，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投资商。90年代初期，台湾投资商看中了香港电影市场的巨额利润，慷慨解囊，只要香港影人能够拿出大概的故事提纲，再辅以相应的香港影星，就能直接拿到上百万的投资。

这倒是很像早两年的创业潮。成果不重要，前期的大饼更重要。数据显示，在台资的助推下，香港电影年产量一路猛增。

有数据显示，1988年香港上映影片数量为120部，到1992年上映数量增加到165部，1993年首次出现下跌，回落到了153部，与许鞍华观察到的现象一致。市场是有限的，特别是重量不重质的香港电影，边拍边写剧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吴宇森在2014年公开说过，“我们几乎要拍什么就拍什么。我有好几部戏根本没有剧本，一面拍一面写。《英雄本色》只是有一个故事大纲，然后凭感觉、感情拍出来。拍《喋血双雄》也没有剧本，也是边写边拍。因为大家互相信任，这种信任来自投资方、来自观众，也来自片商，他们对我们有足够的信任与喜爱，所以我们工作自由度非常大。 ”

王家卫也在台资富裕的时期，拿到过投资。徐克拍摄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火了以后，王家卫搞出了剧本《东邪西毒》，并配上了比《阿飞正传》还要豪华的明星阵容，包括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张学友、张曼玉等等。

但王家卫依然是王家卫，电影是不可能充满赶制的。拖拖拉拉半天，刘镇伟探班的时候发现，这戏根本不可能按照原先承诺的档期交付。为了避免王家卫惹上台商的麻烦，刘镇伟用一个月的时间拍摄出了《东成西就》，还在贺岁档成功收割了一波票房。

类似《东城西就》的作品很多，香港电影里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七日鲜”，形容一部电影的的制作周期极短。

1986年《英雄本色》大火以后，徐克、吴宇森立即就拿出了《英雄本色续集》。黑帮英雄片成为追捧的流行，向华强创办的永盛电影公司，也拿出了《英雄好汉》。

导演王晶更是深谙香港电影市场的规律。他被视作“七日鲜”的代表人物。“七日鲜”的正面意味着勤奋，负面则意味着粗制滥造。

和同样追求工业化的好莱坞相比，香港电影的“工业化”是半残状态，速度很快，但最终只是被金钱裹挟，一点一点丢失掉原来的优势。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香港电影圈出现的很多东西，也常常会在大陆影视圈看到重现。典型如粗制滥造，演员轧戏。

刘嘉玲来内地拍出了《阿修罗》，梁朝伟也弄出一部《欧洲攻略》，脱离了香港圈的香港演员们，相继扑在内地剧本上。

反观香港本土电影，反而低调了很多，缺少资本关注的香港电影，每年依然可以贡献不少优秀的作品。1981年起创立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今还是两岸三地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只是奖项上，出现了更多内地电影人的身影，竞争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内部。电影投资人叶泽锟说，“虽然香港电影这几年产量少了，但是你不认为质量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么？《我要成名》虽然用了霍思燕，但是谁能说它不是香港电影？再比如尔冬升的《门徒》、谭家明的《父子》。”（《回归10年的香港电影》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

香港电影很难再回到八九十年代，或者说整个华语圈的电影，都很难再创当年的佳绩。换个角度看，少了粗制滥造的机会，香港电影人反而有可能把精力放到提升电影的品质上。

现在还能拍出《踏血寻梅》《明月几时有》《树大招风》《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圈，依然值得敬佩。

只是，黄金时代过后，香港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本文作者刺猬公社，来源刺猬公社，i黑马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ID:ciweigongshe）授权，未经授权，转载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