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抗战老片，总是能看见这样的镜头，一个日本gz身边带着一个戴日本军帽的翻译官，要么是在村子里对着抗日村民们歇斯底里地大叫：“八格牙路！全部死啦死啦滴！”

要么就是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官说：“花姑娘的有？”

要么就是和某个嫌疑重大的中国人满脸疑惑地问道：“你滴，什么滴干活？”

这种台词几乎就是在能在黑白的抗战老片里看到，现在的战争片里几乎绝迹了，不是一直说日语，就是一直说中文。

那么，当时的侵华日军真的是这么说话吗？还是说，当时拍电影时日语这方面没有人精通，纯粹是为了突出鬼子不会说中国话而做的一些艺术处理？

反观现在的抗战电影和电视剧，日本人台词都是日语，即使讲的非常生硬，但是至少给我们的感觉是，日本人不讲日语，难道还要说中国话吗？比在《亮剑》中，筱冢义男的日语让人听了想撞墙，山本一木的日语听着也容易便秘，但是却找不到违和之处，反倒是老片子感觉到奇葩了。

不是的，这里，就要说说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用心之处了：一点很重要，那时候的老片，离战争年代并不遥远，很多电影工作者甚至就是扛枪打仗的战士出身，从那时候的日军军服以及道具上看，就知道很考究，日军说话这种事，他们能不考虑到吗？

75来年了，抗日剧这么多，哪种是最靠谱的？日本兵怎么跟中国人交流？

14年抗战，战争出来带来深重的灾难之外，两国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交流和影响，

事实上，“死啦死啦”等第一阶段使用的日语才是当时的在华日语正宗。和“小孩，你滴明白？”一样，他们都属一类词，并且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兵队支 那语”。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没办法，中国话的确不好学，中国人更不可能学习日语，翻译官说实话也没有几个会说日语的，你看鬼子屁沟后面的翻译官能念几年私塾就不错了，说日语，怎么可能？但是日本人还是要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由于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中介语言应运而生。

有时候不伦不类的东西恰好就是产生于文化碰撞期，而且日本人也轴，不伦不类的东西也多，比如歪把子机枪，王八盒子手枪，所以，中介语言这种东西听着也是不伦不类，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双方都不懂对方语言的情况下，不中不日的中介语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这种语言就是塑料中文。它是以日语为主体，或者说以日语词汇作为主词，将日语词汇尽可能地代替汉语词汇，以便让日本人能听（看）懂中国人说（写）的是什么意思，也能让中国人听（看）懂日本人说（写）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语言专家，就大致的介绍一下吧。

关于协和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你滴，什么的干活”“死啦死啦滴”“只要你缴枪投降，金票的大大滴有”“咪西咪西滴干活”这样的奇奇怪怪的话，好像每一句都少不了“滴”字。（方便识别，其实是“的”）

其实这是因为日语属于粘连语种（即粘着语类型），也就是说，日本人只要是说话、写文章，都离不开后边的助词与前边词汇或单词的粘连，于是就用了一个属于万金油性质的“的”字，作为“协和语”里的后缀，这个“的”字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除了广为人知的“的”，协和语还有很多种。

有的协和语是改变汉语词汇原义或词义混杂而生造出的词。

还有一部分是直接引用中国人似乎能听懂的日语词汇。

如“労働组合”，“勤労奉仕”，“労働力”（劳力），“遠足”（郊游），“従業员”（职工，工作人员），“出荷粮”（出荷的日文含义是运出货物，强制农民交出粮食），“手続料”（手续费），“料理”（菜、炒菜），“料理屋”（饭馆），“写真”（摄影），“苦力”（工人），“万年笔”（自来水笔），“看护妇”（女护士），“映画馆”（电影院），“通勤”（职工上班），“割当”（分配、分摊）、“表题”（标题），“志望”（愿望），“放送局”（广播电台）。

甚至直接用日语代替中国语言。

听得最多的，就是八格牙路。

八格牙路，发音是：马鹿野郎，意为混蛋。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其实，这种话我们也说，比如我们用仅仅知道的一些英语单词和外国人讲话时说的塑料英语。

小编有段时间总和俄罗斯人打交道，俄语一点不会，但是下发了一些俄语小册子，比如俄语“等一等”直接用汉语标注出来：吧嗒日季节。一二三四五直接标注过来是：阿金 的哇 磁力 切得列 博雅器。

然后和我交流的俄罗斯人多少也懂一些中文，于是，我的塑料俄语便产生了，比如：姐乌日嘎（姑娘），你的接力风（电话）给我末日闹（行不行）？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说出来两个人都懂。

俄语的例子讲完了，相信大家也懂什么意思了。

所以，日军可以把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用协和语的表达出来“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所以，这个协和语，就是日军那时候说的塑料中文，而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版《地道战》中出演山田太君的王孝忠老师是在伪满洲国长大的，自幼不仅受的是日语教学，还耳渲目染了那些从军中退伍来到学校当学监或是任教老师的日本前军人的行事作风，所以后来才能在片中能熟练地操一口还原度极高的兵队中国语。

这个事小编求证过自己的姥爷，小编的姥爷是黑龙江人，从小不可避免地在伪满政权下长大，那时候日本还推行奴化教育，所以我姥爷不光懂所谓的兵队中国语，还懂一些日语，抗日战争末期参加革命，作为东北局的地方的同志配合入关的八路军抢占东北，那时我姥爷还作为翻译。

老人家除了对各种抗日剧表示不屑之外，还说过，鬼子和中国人说的都是老片子里的话。

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国人的还有“太君”一词。这一词也常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

当初中国人真的是这样称呼日本人的吗？

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这样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惨案的幸存者回忆：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

同样，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也这样回忆过：

“1942年5月的一天，为了保命，我用在东北学的日语与这个鬼子说话：‘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语，水）的米西米西（日语，吃），我肚子疼。’鬼子问我：‘你的良民？’ 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按大多数国人的理解，“太君”一词绝非中国本土制造，应当是日语或者协和语。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日语中更是没有。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本兵的 “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

日本学者斋藤邦雄著《陆军步兵故事汇》，插图中有“大人”一词

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 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三种读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

并且对于这个词，日本兵认为是中国话，而中国人却认为它是日语。在日常交流中，“Taijin”读音难免会有些走样。于是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而日军则把新晋的“太君”（Taijun）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而非日本兵主动使用的协和语。

“太君”就像俄语中的“队长”的意思，和俄罗斯交流的时候，一说戈壁蛋这个词，双方都了解，但是戈壁蛋听着太土了，其实真正的发音是“капитан”，音译是戈壁蛋，其实是来自于英语captain，和这个太君这个词怎么来的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