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小说史上的千古绝唱，因为他吸收并发扬了宋元明的话本、平话、戏曲的传统文精华，汇总了自汉魏以来优秀的神怪小说，成功的塑造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形象，以历史和神怪的结合为两翼，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天堂。

在我们的常识中都知道，《西游记》的作者叫吴承恩，而在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版本中，序言中着重对《西游记》的作者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且结论为：《西游记》的作者并不是吴承恩。

那么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呢？为什么又把作者变成了吴承恩了呢？

首先，依据平话重新创作的西游记的作者并不是吴承恩。

现存最早的三种西游记，都是“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即明万历二十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本，万历三十一年闵书林杨闵斋本，不详年代的《唐僧西游记》本。这三个华阳洞天主人校本，首有“秣陵陈元之刊西游记序”，序中明确说道：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河候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自王制······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序于余。

这就说明：世德堂本并不是初刻本，是唐光禄购买的旧本，请人订校了，请陈元之作序；陈元之不知道作者是谁，而是旧刊本的叙“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但陈元之对西游记的三个作者提出三个或曰的猜测，这就证明西游记一书在万里二十年以前有一部不署名的旧刊本。所以从世德堂本以后，明清两代三百多年刊行的《西游记》，一律不署作者姓名。

那么吴承恩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个背锅的人就有点多了。

他们的根据只有一个，就是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淮贤文目》一句不明白的孤证：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这里的“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天启《淮安府志·人物志二·近代文苑》说的明明白白：

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

从《淮安府志》来看，这里的西游记并不是今天所见的小说《西游记通俗演义》，吴承恩所著的是杂记而不是小说。

首先传讹作者是吴承恩的是吴玉搢，他在《山阳遗志》卷四里说：

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元有序，称此书系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之手。天启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连长春真人《西游记》、汪象旭的《证道书》、佚名的《后西游记》三者的关系都没弄清楚，显然并没有去研究，甚至没有看过原书，仅凭猜测就把“杂记数种”中的“西游记”定为了“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他就成为了讹造传言的第一人。

第一个传讹人是阮葵生，他把吴玉搢的猜测当作事实记录了下来，他在《茶馀客话》中说：

按旧志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富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来注杂书名，唯《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

阮葵生偷梁换柱将天启《淮安府志》中的杂记“西游记”篡改为《西游记通俗演义》。阮葵生又将这个讹传传给了焦循和丁宴。

其实这个从吴玉搢开始的讹传在清朝同治年间就澄清了——“金漳先生修山阳邑志”时，阮葵生对他说，吴承恩著《西游记通俗演义》“此事真伪不值一辩也”力主入志。但新修的《同治山阳县志》《光绪淮安府志》，不仅没有接受吴承恩撰《西游记通俗演义》的讹传，连天启《淮安府志》里的哪个混淆视听的“西游记”三个字也去掉了。

然而到了明国时，对小说有研究的鲁迅，得到了吴玉搢和阮葵生以讹传讹的材料，自己也没有研究，抄给了有考证癖的胡适，胡适在没有新证据的条件下，武断的肯定了吴承恩著《西游记》说。次说再经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权威性传播，讹传也就成真了，不过也有怀疑者。

而后1955年某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既以世德堂本为底本，也不做任何说明，删掉了极其珍贵的陈元之序，还把吴承恩的名字加了上去。

正是经过了这样的流传，掩盖了“西游一书不知何人所为”的真相，学者也失去了考证的资料，吴承恩成为《西游记》的作者也就成了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