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与文献出版商建立了直接购买合作。

你可以通过身份认证进行实名认证，认证成功后本次下载的费用将由您所在的图书馆支付

您可以直接购买此文献，1~5分钟即可下载全文，部分资源由于网络原因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请您耐心等待哦~

2020年的最后一天，在跨年冰雪盛典上，北京2022冬奥会体育图标发布，涵盖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30个图标与大众见面。

“新的一年来到了，冬奥会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想通过图标的发布，向全世界朋友们说一声：冬奥，祝大家新年快乐。”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高天说。

奥运会体育图标是奥运会重要的视觉形象元素之一，它以生动准确的运动造型表现奥运会的各种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也是传达奥运会举办理念和主办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次体育图标采用中国传统的篆刻形式，“因为篆刻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我们想我们的图标就是方寸之间，冬奥万千。”高天说，“通过这套图标，我们能够生动的感受到冬季运动的形与神，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力与美。”

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高天

历时四个多月，冬奥会体育图标经过千百次的打磨，综合设计、艺术、体育等方方面面的专家意见，得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相关国际单项组织的认可，终于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展现于世界面前。

“历史是我们的教科书”

2020年5月初，设计团队开始了体育图标的创作。

最初的创意方案，有“将近20个方向”，剪纸、皮影都是备选方案中的一员。经过组委会、设计师、专家等方面的沟通研讨，最终确立了北京2022冬奥会体育图标的方向：文字。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支撑我们选择文字。”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专家林存真说，体育图标是冬奥会形象景观的一部分，所以它应该跟整体形象景观的思想脉络一致，“我们的会徽‘冬梦’就是以文字为创意来源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2008年的夏奥会的体育图标渊源也来自文字，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能够在体育图标上和夏奥会有一个呼应。”

在确定图标设计朝着文字方面发展以后，设计团队拜访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去学习”。

在历史研究院，设计师们了解了文字体系的演变，“最开始不是文字，而叫文化的刻绘符号”；也请专家们讲解了文物，“你要做这个东西就不能照猫画虎，不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就拿来用了”；最重要的是，“进历史研究院大门的时候，大厅的最上方挂着一行字，是习主席提的，‘历史是我们的教科书’。所以当时做体育图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深刻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历史里找答案，我们从历史里找灵感，找我们的图形规矩，找我们的文字规矩，这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有依据，才能让大家一眼看到：‘是这个东西’，你的设计才会有根基。”

汉凿印，叮叮当当，踏雪而来

“文字”的方向确定好了，但设计团队对一开始反复尝试的书法效果，却不尽满意。

“有的图标觉得可以，有的图标老觉得力量不够。”林存真说。

有一次，设计团队想看看图形在不同色彩上的效果，便在图形下面放了红色的底。

“忽然有一个启发，红色底、白图形就是印章。”林存真说，“印章是有力度的，因为刻出它的刀法是很有力度的。”

于是，林打电话给同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工作的张洺贯，请他来为目前的设计稿提提意见。

“他理解设计，又了解篆刻。”林存真说，选择这个年轻的篆刻家，也带着“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篆刻在年轻人心里激起一点小的浪花，让他们觉得篆刻也依然可以时尚起来”的憧憬。

张洺贯出生于1988年，是书法艺术领域的年轻专家。

6月17日，张洺贯来到冬奥组委进行了现场篆刻试验。起初刻了几个，中午的时候林存真对张洺贯说，“要不下午把剩下的那些都刻了？”

篆刻的初尝试，达到了大家预期的效果。

相对于其他传统经典的艺术形式，采用篆刻的方式设计体育图标有一定的优势。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图标采用篆书，便是利用了它象形性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呈现人的活动。

书法中，隶书、楷书等所谓正书，则典雅有余，动感不足。草书的点画比较飘逸，但“有点抓不住”。而篆刻之表达“虽然说是文字，但是它文字当中具有极强的运动性以及象形性，对我们人物动作的表达，包括运动特征的表达，都非常的清晰。”张洺贯说。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张洺贯

这次冬奥会体育图标主要以借鉴汉代印章为主。从风格上来说，汉印中有走典雅路线的，也有写意性强的，战事前线使用的“急就章”就属于后者。

“很多印章都是匆匆急就而成的，通常是用锤凿凿出来的。”张洺贯说，这又被称为“汉凿印”，它的风格非常运动，并带有强烈的崩残效果。

“如果说我们需要表达的是运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选择契刻速度比较快的、崩残效果比较明显的印章。”张洺贯说，“崩残”在表现冬季运动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它“提示出一种运动，尤其像冰刀铲雪的那种崩雪的感觉。”

被“收编”后的张洺贯，与整个设计团队通力合作。除林存真外，这个团队还包括陈翊君、代依莎、姚俊飞、张维、富心怡和东道团队。

最开始画稿时，林存真对设计师提出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完成100稿手绘，就一项运动一个动作。

“如果你另换同项目的一个动作的话，再来100份手绘稿。”林存真说，“有一点点变化，都会影响整个图形。”

林存真相信“手感”，真实的手、纸、眼产生真切的互动。

“这样你对这个动作、对这个图形表达的涵义才有感觉，你才能画出来比例结构适合，同时又能精确表达运动的设计图雏形。”

从设计稿到篆刻印章，跨在两种艺术形式中间，林存真坦言，“挺难的。”

“你需要把图形做的很完整，然后抽象得很到位，运动表达得很好，同时你要满足篆刻的这种金石味道，你要满足我们汉印的风格，你还得注意刀法。”林存真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有一个阶段，张与林的工作方式是，两人坐在一条桌上，张刻好一个，盖印后给到林，林再用图形的方式去修，调整线条的关系、粗细的比例，两人达成一致后张再去刻。如此反复。

“我们想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用电脑去做，而是用真正的篆刻，用实际的刀和石头的感觉雕刻出图形，然后再用手绘的状态，然后把它调整到最好。”林存真说，“所有的结构和规则定下来以后，我们再录进电脑，去完成后期的修整和图形的完美化设计。”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高级专家林存真

在具体实践中，能为冰雪运动带来传神效果的“崩残”，有时候也会让张洺贯陷入困境。

“在用刀刻石头的时候，由于不能掌握石头的每一个局部的情况，所以在刻比较快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多崩残。如果出现在了运动的提示速度的位置，它是合适的，但是出现在身体的结构，比方说肩、腰这种关键的部位，它就会对我们的图像表达有一些影响。”张洺贯说。

比如花滑图标，确定的动作是一条腿立于地面，另一条腿用手搬起，上方腿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怎么处理这个弧线，就是摆在张洺贯面前的难题。

“如果太倾向于圆整的弧线，它就不太像篆刻；太有崩残、太有关节在里边，又不太符合人体的特征。”

没有什么捷径，就是不断地探索两个看似矛盾的目的之间可能达成和解的中间地带，“我们也是刻了特别多的稿，去找最合适最合理最完美的一个弧度。”

以篆刻来实现体育图标，其难度之大，在还在于“要用刀去表达三维或者说是有透视的东西”，大道速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设计团队一开始选取了速滑运动员的侧面动作，但这不容易看出其与短道速滑的区别，正面滑行比较能够体现大道的技术特征，但要用篆刻的几笔就把透视关系说清楚——一条腿伸直往后，一条腿弯曲在前，一只胳膊后摆，一只胳膊在胸前，胸部不能用图形展现，但要让观者知道，胳膊后面不是空的——这样的表达难度，前所未有。因为文字没有这样的透视关系，所以篆刻要表达出四肢、头部和人体整个结构在不同平面上的协调，还要让图形体现发力……难上加难。

比赛的视频被不断地观摩，设计师不断地描画，篆刻师不断地契刻，以越过如此的高山。

方寸之间，传统的继承与打破

从事传统艺术研究与实践14年，张洺贯的个人经验里，没碰到过这样的“山”。既要符合运动规律，又要遵循篆刻原理；既要符合设计的规范，又不能跳脱奥运主题。

“大概就是以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艺术与设计的互鉴为前提。”张洺贯说，这次的体育图标实践，实际上对传统篆刻多有打破。

“如果是纯篆刻，只有我们专业范畴内的人才能看懂或者欣赏，但奥运图标的目的是让更多人去关注、去喜欢，去体会我们的用意，所以它其实完全打破了我们篆刻固有的一些金科玉律，与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进行融合。”

典雅的汉印的风格，点画之间需要有恒定的空间表现，体现出均衡美，但奥运图标有很大面积是空白，人物只占图标整体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留红”——也就是我们讲的印章当中的空白。

比方说，人物屈膝在空中跳跃的时候，身体线条团在一起，里面会产生很多狭小的空间，这个狭小的空间与其身体以外的、疏可走马的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本身就违背汉印典雅的空间规范。

“汉印本身是非常满的状态，如果它不满了或者说点画非常细，没有那种锤凿的感觉，没有铿锵有力的效果的话，如果你刻了一个这样的印章，在我们篆刻上讲，它其实是不太达意的。”张洺贯说。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调整人形的内部空间，或者对外面的空间施以篆刻的技术手段，包括把印边破掉，它的空间就会流动出去，或者在狂放的空间里多加一笔，一个微小的起笔可能就会含住一个空间。

采用篆刻的设计，篆刻本身既是风格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工艺。每个图标都实实在在地刻了章。既是因为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动作，没有万能的模板可以套用，也是因为“崩残”作为篆刻的一种效果，区别于一般图形的最典型特征就是边缘类似手绘，是波动比较大且无规律的曲线，跟电脑制作出来的平滑线条不同，每个动作的崩残，残破位置都是不同的。刻刀是三维的，人刻石头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契刻的力度、速度、刀倾斜的角度，都会影响到点画的痕迹，甚至章既成后蘸印泥，印泥的厚薄也会对最终的点画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这些是电脑无法模拟的。

在反反复复、精雕细琢之间，每一稿的修改都会导向一个印章的结果，除了非关键细节的电脑微调以外，每一个图标实际上都刻了很多遍。

手艺人的匠心，搭载着奥运会这艘航船，缓缓驶向世界和未来。

9月中旬，本次体育图标的设计完成终版并通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审批。未来，这30枚体育图标会在门票、竞赛场馆外观、室内外场地以及城市景观等方面，得到大量的应用。

“它可以超越所有的语言，超越所有的文字，无论是运动员、教练还是观众，你看到标识，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项目，所以它的作用和使用价值是非常高的。”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部长佟立新说，“体育界对这一套图标非常满意，包括国际奥委会，也包括国际每一个单项协会，他们对自己的标志都非常满意。”

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部长佟立新

在图标设计期间，设计团队与体育部有紧密的沟通，设计师的稿子要经过体育专业目光的审视，“是不是正确地表达了运动项目”。

设计团队也会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是否存在理解上的壁垒。林存真曾把冰球早期的毛笔书法设计稿拿给体育部的冰球竞赛顾问，作为一个欧洲人，这位竞赛顾问的反馈是，能够识别其文字特征，更能get到其中的图像状态。这给设计团队增加了信心。

“我们要做的，是把中国文字的感觉，用体育的形态再现出来。”林存真说，“我觉得体育图标是一个窗口，让大家看到、喜欢这个以后，去了解它，在了解的过程中，去理解中国文化。”

篆刻本身的魅力也为打破文化壁垒贡献了力量。

“篆刻是有很高境界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有非常强的审美体系在里面，它是很美的。这种美可以跨越东西方文化，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喜欢我们的篆刻。”林存真说。

北京冬奥组委曾赠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一枚刻有他中文名字的印章。在组委会递交吉祥物的设计方案后，巴赫回过一封确认信，落款便盖了这枚印章。

“我们做体育图标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做工作，审美的层面、东西方接受的层面的问题，其实篆刻帮我们解决了。”林存真说。

冰壶运动员王冰玉比赛时的照片是设计团队制作冰壶图标的主要参考，对此，已是体育部冰壶项目竞赛主任的王冰玉直言“幸运”。看到设计完成后的图标，王冰玉说，“特别喜欢”，“我还是以一名运动员的感受去看这些图标，我想我的队友也好，或者国外的队员，看到这些图标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特别自豪，……我们在细节上都会考虑加入中国元素，这些元素跟冬奥会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体育部冰壶项目竞赛主任王冰玉

随着2022冬奥会的临近，北京将史无前例地成为“双奥之城”。夏奥会时，体育图标借鉴的是篆书的概念，而这次冬奥会，采用的是汉印；夏奥会时，图标的呈现形式是拓片，这次冬奥会，用的则是篆刻章。

林存真说，两次的图标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不一样，但它们很协调，其实是整体再现了我们的文化样貌。我们也想通过这两套体育图标，传达我们文化当中的文字记忆。”

核心提示：当代的中国许多大学的校名流行“毛体”题词，多为集字，仅仅有13所是由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湖南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湘潭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

当代的中国许多大学的校名题写，都是采用“毛体”字体，其实大多数都是后来“集字”而已，当初并非真正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毛泽东亲自给大学题写校名的，由于大学合并，大学改名，今天存在的，仍在使用的真正的“毛体”大学校名，全国其实总共仅有13所，分别是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贵州大学、湘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

1938年：毛泽东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今鲁迅文学院）题名。

1949年：毛泽东为国立美术学院（今中央美术学院）、自己母校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题名。

1950年：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国立美术学院（次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题名。

1951年：毛泽东为复旦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大学、湖南农学院（今湖南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由江泽民题写）题名；需要说明的是四大交通大学只有北方交通大学是毛本人题名的，其他三所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均是借用北方交通大学题名中的“交通大学”，包括大连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山寨都是集毛体。其实上海交大最应该请学长江主席题名的。

1952年：毛泽东为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时，由邓小平题写）、广西大学、华南农学院（今改名华南农业大学）题名。

1958年：毛泽东为湘潭大学、安徽大学题名。

1974年，毛泽东为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题名。这是毛最后一次为题名，而且那个字已经站不住了……两年后，毛故。而今改名为的北京语言大学，在迎来50年校庆后，或改用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的题名。

建政前，毛泽东还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华北大学）等学校提写过校名，但是现在这些学校都不存在了。

有网友吐槽：南京大学门口的字谁题的？真TM的难看，太TM难看了，在南大附近上班，路过几百次了也不认识这几个字。

毛和南大及其前身似乎毫无联系。南大的校名取自毛体书法集字，四字之中南京两字过于倾斜，大字一捺过于僵硬，殊为可惜。配上两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更显生涩。

由于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加上个人崇拜，很多的高校如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华北理工大学等等都采用了毛体书法集字的方式。

其中，比较绝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毛泽东手书“工业学大庆”五个字直接用了四个。然后再从毛的题名“哈尔滨铁路局”里集“哈尔滨”，好像为集字者天造地设，倒也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

拥毛者认为：毛泽东的书法，传统功力深厚、苍劲有力，且个性鲜明、品位高妙。对于高校而言，不管是使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校名还是使用毛体“集字”，都充满着浓厚文化气息。

反对者认为其字体龙飞凤舞，不是因为其身份使然，毫无艺术价值。

中央美术学院：1949年年11月

毛泽东为中央美术学院题名

建政后，徐悲鸿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4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字并致信徐悲鸿。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950年4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正式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挂起毛泽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题名。“中央”两字为集字。

一、北京大学：1950年3月17日

1949年12月，北京大学筹备第51周年校庆期间，决定用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毛泽东外访近三个月后回国才收到信，仅在12天之后，3月17日，毛泽东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把亲笔书写的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北京大学”函发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据悉，毛泽东的题字原件现存于北大档案馆。，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新闻纸阅览室，也就是今天的报纸阅览室）的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有了这份收入之后，毛泽东就搬出了杨昌济家。为自己工作过的单位题名，确实也如同衣锦还乡之感。

二、清华大学：1950年6月

1950年6月，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转达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他一连写了六个“清华大学”，谦逊地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如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原件，珍藏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四字清秀飘逸，是毛字中的精品。

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

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名

1950年8月30日，在举国上下喜气洋洋迎接建政一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拟改换校徽。林砺儒校长致函毛泽东，请毛泽东题字。不日，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名送到学校。毛泽东共写了三行，横书，由上至下一行较一行字稍大，右上角写有“送师大林校长”，并在其中一行字后划一圆圈，写着“一般用”，即表示他较满意的一行题字。在毛泽东题写的各个大学校名中，“北京师范大学”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挺”。因为毛泽东写字很难工整，很难整齐一致。

毛泽东为中央戏曲学院题名

毛泽东接见戏剧学院学生

1949年11月，受命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著名老戏剧家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毛泽东，请他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校名，不久，毛泽东回信曰：“信已收到，照写如另纸。” 纸上用毛笔写着4条“国立戏剧学院”，供选用。后来中央戏剧、美术、音乐诸学院统一称谓，“中央戏剧学院”即用现名，在制作校徽、校牌时，“戏剧学院”4 字选用毛泽东原书，“中央”二字参照中央美术学院集字。

拥毛者认为毛泽东题名的“南开大学”——校门上的四个大字金光闪耀，飘逸潇洒，神采飞扬，是南开大学的标志。1950年的南开，还是一片瓦砾，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南开师生决心再造一个漂亮的校园。可是，当时的学校连正式的校门牌都没有。于是有人写信请毛泽东为校题名。毛泽东回信时，专门写了横竖不同的几幅“南开大学”的字样，让同学们挑选。于是，南开大学，在毛泽东的题字中，得到了新生。

复旦大学：1951年下半年

1950年，复旦大学为换校门匾额（原匾额“国立复旦大学”六字为于右任于1946年题），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写信恭请毛泽东为复旦题写校名。次年复旦接到内装有毛泽东题写在白宣纸上的“复旦大学”四字的亲笔函后（尺寸为27.5×13.9厘米，题名未落款），立即放大复制成校门匾额、缩小复制后用于校用信封、信笺、校徽、毕业证书封面等，一直沿用至今。原迹由荣宝斋精裱后珍藏于校档案馆。

湖南大学：1950年8月20日

学生会主席给毛泽东写信

1949年11月，当了5年农民、已经29岁的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