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和菲律宾男篮的比赛中，代表日本出战的张本天杰足足打了30分21秒。

状态不错的他拿下10分，外加5个篮板和4次助攻。可事实上，大多人并不会在意他的数据怎么样，聊到他，人们说得最多的是“叛徒”——“他是中国人，却入了日本籍。”

张本天杰背后，是一大批被日本归化了的中国运动员们。从小山智丽开始，这二十多年间，他们带着“叛徒”、“汉奸”的标签远走日本，走上了无人理解的追梦之路。他们是纠结的——在中国体育体制中没有发展空间前路迷茫，去日本能追求梦想却会遭千人所指。当这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做完后，他们还需要有勇气承担这些质疑甚至是谩骂。

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理解了他们的选择。可这种特别的身份，让他们时不时还会遭遇“冷眼”。他们随便说出的话或许就能成为焦点，他们追求梦想的代价沉重依然。

可这一切，真得是他们的错吗？

被日本归化了就一定是“叛国”？

说起入选日本国家队那一天的心情，女篮运动员王新朝喜用了四个字：悲喜交加。

“开心的是，终于实现了进入国家队的梦想，难过的是不是中国国家队。如果是中国国家队，我可以不用顾虑很多，可以告诉大家，让大家和我一起高兴。”

她的矛盾，是这个归化大群体的真实写照，也是的确存在的现状——因为历史原因，“日本”仿佛成了我们内心的禁区，而改国籍被归化赴日看起来更像是不可被饶恕的举动。

小山智丽被日本归化后，在广岛亚运会女单决赛中战胜邓亚萍夺冠。本就被人质疑的她，庆祝胜利发出的“呦西”更触犯了众怒。无数中国人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幕——曾是炎黄子孙的小山智丽站在领奖台上，伴随着日本国歌，太阳旗升到最高处。

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被看作是大不敬——连媒体都无法冷静下来，责骂小山智丽的声音屡见报端，一家报纸甚至发起了“小山智丽的挑战”大讨论。

事后，她曾解释过，“呦西”只是自己平时在国家队打球时候的一句口头禅。但在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的时刻，那一声庆祝，毫无疑问把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叛徒”的名头，她一背就是几十年。哪怕十几年后，小山智丽获得了再多金牌和冠军，也变得沉默和低调，可她依然无法得到原谅，中国人记住她的还是那声“呦西”，和她的“叛国事实”。

这几乎给所有被日本归化的运动员定了性。在那之后，每当这些“归化”运动员们代表日本站在比赛场时，毋庸置疑都会遭至口诛笔伐。

“真的有点不甘心，还是想打球”

“中国的很多运动员一直是默默无闻，得不到很好的机会，所以就会出现归化外国的现象。”

姚明一针见血的话，或许是对这批“追梦人”的最好总结。而对那些离开中国赴日“谋生”的运动员来说同样如此，为了争取更多的出场机会，他们代价更大——甚至要被迫戴上了“叛国”的帽子。

对错先姑且不论，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至少在中国，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

在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里，国家往往挖掘的是最优秀最好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赢得了为国争光，获得奖励的机会，同样也赢得了保障和未来。但这毕竟只是中国体育庞大金字塔的塔尖，能够为国征战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运动员根本得不到出场机会，也没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的大赛。

实际上，哪怕那些已经成名的运动员们，也因为中国人才济济，不得不提前为自己“谋后路”。

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中国就有一大批乒乓球人选择“东渡”日本。这里面既有小山智丽，也有韦关晴光这样的奥运冠军。据悉，当年在获得奥运会冠军后，国家曾经奖励韦关晴光2万巨款，可是他仍然选择了离开中国。

韦关晴光也担心打不上球。在人才济济的国乒，26岁的他就已经要面临退役的问题了。

“我们想过回地方，但是真的有点不甘心，还是想打球。”韦关晴光心有不甘，他仅仅是想要打球而已，而在那样的年代，在中国乒乓团体这种队伍里，选择的代价却是——他不得不背上“汉奸”之名。

事实上，对于去日本追梦的体育人来说，打球的梦想和国人的认同，是分岔路口的两边，也是他们不得不要去做出的选择。

同样的事情，在十几年后依然上演着。当日本篮球向中国运动员们发出邀请帖后，又引发了另一批篮球人的“东渡”。他们离开的主要原因，与二十多年前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运动员，尤其是我现在的年纪也大了，在中国完全没有竞争力。”王新朝喜对于自己的选择依然很无奈，但却不后悔。

换句话说，如果日复一日青灯黄卷般的刻苦训练，只能换回坐在场下把板凳坐穿的结果，那当一名运动员还有什么意思？

那里除了梦想和机会，还有保障和未来

每次张本天杰回中国打比赛，“嘘声”必不可少。

归化球员的标签，加入日本国籍的选择，时不时把他推上风口浪尖，不明所以的人们似乎都要对他口诛笔伐一番。

对于这些，小学六年级就随父母移居到日本的东北男孩，早已再习惯不过。更多时候，他不去解释什么。不过，偶尔他会向旁边人说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体育的世界里，这样的选择应该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选择日本？除了地缘的距离外，更重要的或许就是——日本方面在追求体育人才上的“煞费苦心”。

日本拥有着极为完善的体育“归化”产业链。基层教练和“中间人”会发掘有意到日本留学的运动员，然后联系日本的高中或大学，不仅能学费全免，还包生活费。这些“保障”，是吸引这些运动员前往的主要原因。

王新朝喜说，在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日本的学校教练前来询问，问她是否愿意去日本留学。之后，她孤身一人来到岐阜女子高等学校，并顺风顺水一路进到国家队。而川村李沙也是在留学后进入到了日本女子体育大学，并效力于日本女篮联赛，2010年入选世锦赛日本国家队也让她成为第一个入选日本女篮的中国人。

对这些运动员来说，来到这里就代表着有了学上，同时也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这还不算完——在中国运动员最担心的退役后保障不足的问题上，日本也下足了功夫。运动员毕业或退役后，能凭借体育的特长进入还不错的公司上班，作为公司的员工，即使不再成为职业运动员，也能生活安稳。

就以王新朝喜为例，她加入的三菱电机俱乐部属于三菱公司，有着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在日本和她老家天津都拥有分公司。即便是在退役之后选择回国，她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与中国普通退役运动员们动辄失业动辄街头卖艺的现状相比，显然这样的“保障”给了他们更多的安全感。

张本天杰也同样拥有着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的“支援”，“退役后可以在公司就职，一生都有保障，而且给的薪水能让人在日本生活很方便。”

而谈及在中国学习体育的朋友们，张本天杰言语中充满了担忧。“他们进了体校，没有学习时间，没有大学文凭，就业也就没有着落，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打球吧”。

战胜中国，就可以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

让小山智丽真正成为全民公敌的，是她在广岛亚运会上的一声“呦西”。

那是她在战胜世界冠军邓亚萍的决赛中吼出来的。赢了中国，赢了邓亚萍让她无比兴奋，也让她的庆祝看起来“不被理解”。但倘若你早已了解了小山智丽直来直去的性格，你或许会懂得，这种释放更像是对当初不满的宣泄。

“让球”风波、无缘汉城奥运、东渡日本……小山智丽是带着怒气离开的。归化到日本，她需要用成绩证明自己，而击败中国，击败乒乓球水平最高的团队和个人，是她证明的最好方式。

多年之后，有些人开始理解了她的选择，邓亚萍也用“卧薪尝胆”来形容她，“她对成功的这种执着以及想要成功的渴望让我很敬佩。”

事实上，不光是小山智丽，这个群体里的绝大数人，都是靠这种追求成功的心态驱动而远走他乡的。当然，付出的代价自然也是惨重的——当历史的背景一次次被提及时，他们不得不被“扣上帽子”。叛徒、卖国贼、汉奸……这些刺眼的名称一次次被提及，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日常。

他们往往都是中国体育的失意者，没有出场机会，没有希望在中国来到更高的平台。来到日本，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有了平台，有了机会——于是，击败中国，证明自己，变成了他们眼中一件快意恩仇的事。

“在所有的参赛队伍里，我最想击败的就是中国队，因为我要向认识我的人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2014年9月，当代表日本男篮在亚运会八强赛战胜中国后，张本天杰面对媒体，脱口而出。

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对自己饱受质疑选择的最好回应。

在日本，他们过得快乐吗？

其实，对大多被归化“赴日”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对于回国还是充满了渴望。

在日本想要提升成绩的大环境下，他们随之而来，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出场机会。他们有经济的支持，有未来的保障，可是却不得不面对无形的“墙”，那是基于文化民族的不同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藩篱。

“从来没想过自己就是日本人，说实话，我站在球场上，当中国国歌奏响的时候，我还是会在心里跟着一起唱，我很想回到家乡，那里的一切才是好的。”

这是女排运动员张心穋意的心声，或许也说出了大多赴日运动员们的真实想法。韦关晴光的夫人石小娟也说过，刚刚拿到国籍的那段日子，她说虽然国籍上已成为日本人，为同化为被认同而努力着，可无形的线仍难以逾越。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小山智丽身上。

大阪乒协当年在寻找小山智丽的过程中，提到了池田银行俱乐部。工作人员本能的用中文写出“何智丽”，而非她的日本名字“小山智丽”。在中国人眼里，何智丽是日本人；在日本人眼里，她是中国人。

天生性格要强的小山智丽，从来没说过自己在日本的艰难和委屈,当别人问及她时，她说得最多的是——“人有本事,到哪里都不难。”可多年以后，当她回到老家上海参加活动，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那种掩饰不住的亲切。

到底是他们“叛国”，还是我们“逼走”了他们？

多年来，无数追逐体育梦想的中国人远赴东瀛，被“叛国”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得以缓解，也给了他们更多的空间——除了运动员外，诸如福原爱教练汤媛媛等众多体育人也加入了日本国籍，教练层面的这种“归化”也变得越来越多，可他们依然会遭到些谴责和谩骂。

难道去日本打球，去日本执教，他们就是汉奸吗？

正如曾执教美国国家队的郎平，在引起争议被人称为“卖国贼”所说的那样，“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中国人。即便在国外，自己也是抱着为排球做贡献的态度来学习和进步。”事实上，这种观念同样适用于那些被归化的运动员们。说白了，他们是个体育人，“体育无国界”，无论执教还是打球，他们追寻的，只是身在这个平台和位置上，应该有的机会。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下，他们心中那些难以实现的梦想在他国有了更好的机会；他们担心的没有工作没有保障的事情不会发生。倘若我们无法去在现阶段去保障运动员们该有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求他们留下？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狭隘”的爱国心？

可现实就是，这个东西依然存在着。身份和经历，都是他们躲不掉的放大镜。

在武汉女篮亚锦赛中日女篮决赛前，王新朝喜站在日本队的最前面。奏日本国歌时，摄影师捕捉到了一个画面——她闭着眼睛，也没有跟唱日本国歌。“这还差不多。”这是很多中国记者看到这张照片时发出的感慨。

或许，王新朝喜也知道，从选择日本的那一刻起，有些东西就终究无法回头。这是属于他们的无奈，同样也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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