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与鲁艺院长周扬在交谈
周文夫妇和小女儿七康在北京
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后排左5)
中国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革命特色鲜明，政治色彩浓厚。但在这些馆里，同样特色鲜明、色彩浓厚的，还有它的文学色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整个延安就是一座文学博物馆。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在文学史上，“延安文学”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延安文学就特指1935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现象。延安文学既然已有如此涵盖，其深度和广度也足以形成史的架构。那么，博物馆学就不能不关注其文博特性，我们在考察延安的博物馆历史时，就不能不关注到这一现象。
活动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文学”应该是延安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延安地区的文学活动才是整个根据地、解放区和1949年7月以后中国文学体制及文学形态的起源和生发点，而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活动只不过是延安文学精神的延伸，并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
在文学史研究上，多数人主张“延安文学”发生的时间和“延安时期”的开始时间及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时间一致，也即从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为止。当然还有多种不同分法，例如还有把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作为“延安文学”的开始，或者把“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作为“延安文学”的开端，但结束都以1948年3月为准。不过实际上，很多文化人早先已经开始陆续离开延安，真正的延安文学活跃时期应在1937年到1945年左右，而以1940年到1943年为最高潮。
在文学史研究上，人们既然已经把延安那一时期的文学现象给予专用名称，这表示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活动已经成为广泛的、重要的、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的历史现象，这也就是博物馆所关注的范围，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存就应当进入文博工作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延安文学”应当作为延安历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文物研究的重要范畴。其内涵不仅限于实物文物和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当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延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到处都可以发现文学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有延安革命痕迹的地方就有延安文学的痕迹。
在延安的古代历史上，文学并没有什么根基。虽然也出过一些文人，例如杜甫。当然他并不是延安出生的人，而是外来者。他除了在延安富县羌村住过一年多，写下了《羌村三首》之外，还曾两度路过延安。另外，宋代范仲淹和沈括都当过延州知州，但他们的主要成就都不是在延安取得的。然而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48年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的13年间，这里聚集了大量革命军人，同时也聚集了大量革命文人。这就使延安的文学色彩迅速浓厚起来。
第一批文人自然就是随长征队伍到达延安的军人兼文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诸多文人武将。实际上，被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本身也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人，都有大量的诗文作品存世。革命领袖们在延安的文学活动，也给延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虽然以政治为基本活动内容，但是其中也渗透着文学活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纯文学活动，二是渗透在政治活动中的文学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人兼文人，在政治生活以外也有纯文学活动，例如写一些诗词。在丁玲到延安后，毛泽东就写了一首《临江仙》赠给她。其实很多领导人和将帅本身也都是文化人，甚至是文学家。延安的窑洞里也留下了很多文化和文学的痕迹。
从长征中走来的，除了能文能武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外，更有一些纯粹的文人。最典型的如成仿吾，他原本是创造社开创者之一，他也全程参加了长征，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还有李一氓也是创造社成员。另外还有李伯钊，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抗战中就创作了多部剧本和长篇小说。还有著名书法家舒同，他在长征中已担任一定职务。还有冯雪峰，他原本就是上海左翼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在瓦窑堡会议后不久离开了陕北，当时中央机关还在瓦窑堡，延安文学氛围最浓的时候他并不在延安。另外还有一些军中培养起来的文化人、文化教员等，例如后来为《二万五千里》撰稿的童小鹏、刘忠、李雪山等等。
第二批就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文化人。例如周扬、丁玲、萧军、周文等，这批人是延安文学的主干。丁玲从1936年秋到达陕北后，很快融入延安的文化氛围。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辑工作，自己也不断创作。萧军虽然到达延安稍晚，但也是延安文学的活跃分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的讨论引起的。周扬则参加了“鲁艺”的发起，并开始在文艺理论上不断深入，也是延安文学的重要核心。周文则主编了《边区群众报》等报刊，还进行了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把文学活动与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还对边区的公文进行了改革，可谓卓有成效。这一大批原来在上海等地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学实力派，在延安时也不断有文学作品产生，也是“延安文学”的创作主力军，成为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有关延安文学的研究、争论，大多以他们为焦点。
然后是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的教师和学员们。1936年至1938年期间，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从各地来到延安的青年大约有数万人，其中不少是文学青年，也有不少是成名作家。周扬就是1937年到延安的。这些文学青年的文学活动对构成整个延安的文学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批是偶尔到延安访问的后方作家，例如茅盾。他从1940年5月到10月在延安待了5个月。
还有不少在延安活动的文化人，虽然不以作家或文学家身份出现，其实也有文学活动。包括很多艺术家。他们的文学活动深入渗透到延安的各个层面，在延安留下了大量足迹和文化遗迹。现在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收藏门类，但确实也是延安各个博物馆、纪念馆的宝贵资源。
在延安时期，当年与文学活动有关的机构多得出乎人们的想象。如果说要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家们的活动遗址作为纪念地加以保护，那么延安的大量旧址都是文学性纪念设施。
1936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于1937年1月迁入延安二道街。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1939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改名为延安工人学校。1939年7月，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鲁艺师生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1939年1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1940年后，鲁艺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后来又在各地建立很多分校，光是延安的学员就有好几千人。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正式开学典礼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王明担任校长，后由李富春接任。有学员近500人，后发展到1000多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等。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原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至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相继并入。在这些学校里，很多都有文学艺术专业的设置，或与文学相关相近的专业设置，也都属于文学机构的范畴。这些学校的遗址遗迹也都有保留和研究的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学机构、社团活动遗址遗迹。除了桥儿沟著名的“鲁艺”，还有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礼堂即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学活动遗址。1941年6月，边区文协迁驻延安城南新民村半山腰（今延安市宝塔区二中北侧山上），旧址还在。1941年7月，“文协”转换为“文抗”，同年8月25日，文抗由杨家岭原边区文协会址迁往隔河相望的兰家坪。二道街有“抗大”旧址，王家坪有女子大学，1942年5月1日，边区文协筹办的边区艺术干部学校正式在桥儿沟成立，以培养边区艺术干部为宗旨。延安城内和城北兰家坪、城南龙湾分别都有“文协”旧址，边区文协在兰家坪和龙湾的旧址，现保留着部分土窑洞。
文协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构，这些机构大体上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但活动的遗迹却是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
延安的文学工作者那么多，相关的学校、师生那么多，其文学活动必然非常多。延安文艺座谈会之产生，乃是风云际会，势所必至，所以有其必然性。正是因为文艺工作者高密度聚集、文艺生产鼎盛、文艺思想活跃，问题和矛盾就集中暴露，从而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因而有了召开会议深入探讨的必要。
延安的文学积累反映在载体上，就是书籍、刊物、报纸、文件、档案等。
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早已妇孺皆知。当时的中央文件，关于座谈会的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报刊、小册子、宣传品、影视资料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
其次是关于延安鲁艺。虽然称“鲁艺”，但其中文学占很大比重。其名声也最大。例如徐懋庸就曾在鲁艺讲鲁迅的小说。
三是延安“文协”，或边区文协。文协集聚了延安的文学主力，领导了延安的文学活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其成员的成果，它本身也有不少史迹和记载，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
四是出版物。其中重要的如《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文字报》《边区群众报》等。《解放日报》虽然是党报，但是其中也有文艺副刊，副刊主编先后是丁玲、舒群。
这里列举的还只是极少部分影响特别大的延安文学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还有更多延安文学成果、文学史料、文学遗址遗迹不胜枚举。总之，毫无疑问的是，延安文学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从博物馆学视角看，整座延安城，有着非常强烈、非常鲜明的延安文学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延安就是一座文学博物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