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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沈逸：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
日期: 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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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曾经提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印证了恩格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的引入作为起点的，尽管引入市场的过程是艰难而又曲折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这一命题可谓是对中国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转型的总结。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也随之启动。当然，第二次转型并不是对第一次转型的否定，恰恰相反，第二次转型既是第一次转型的补充，又是保障第一次转型之成果、开发后续发展动力的基础所在。而与道德化运动相伴随的则必然是民主化运动的开启。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这三重面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证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还处于探索之中。在统一这三重面向的理念与制度框架还未成型之前，中国模式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命题。
　　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利益的扩大？换言之，自私自利的行为是否必然会促进社会公益？对于这一问题，亚当·斯密的回答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驱动社会公益的呈现。早于亚当·斯密去世达半个多世纪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也提出了与亚当·斯密几乎是同样的判断：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他在书中写道：
　 &无数的人们在努力，
　 &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与欲望，
　　到处都充满邪恶，但整个社会却变成了天堂。
　 &在这种情况下，
　 &穷人们也过着好日子。[3]
　　曼德维尔已经离我们远去达270多年了，斯密离开我们也有220年了。在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富人的奢侈与穷人的困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或者说，斯密所说的社会公益更多地是表现为支撑和保障富人利益的一种功利性制度安排。即便是在今天，此种情形也没有多少改变。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economics）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办法。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起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的需要。很不幸，来自19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它是自由主义正统的现代版——的鼓吹者遗忘了。[4]马克思就看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已使它自己难以支配了，“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5]自从市场经济形成以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同时也伴随着危机、瘟疫和一时的毁灭状态。[6]在20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做生意获利的机会，在资本家活动的西方中心，一个接着一个的逐渐减少；而这些经济挫折对于中产阶级的心理，正在发生压抑的影响。这个阶级对于工作的传统的热情，因私人企业范围的不断受到限制而正在被削弱着。通货膨胀和赋税政策，使他们的孜孜为利和节衣缩食的传统美德变得毫无意义了。[7]从1962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家庭财产最少的20%的家庭平均净值实际上却是在缩小，但是最富的20%的家庭平均净值却增加了88%，而这20%中排在最前面的0.5%的家庭平均净值竟增加了188%。到1976年，占美国人口1%的美国最富的人所拥有的财产和占国家总财富的20%；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1%的最有钱人已占了40%的国家总财富。这一切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至少，它埋下了使社会两极分化的种子。因此，美国资本主义将来面临的问题与它过去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仍是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8]从20世纪末到现在发生的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本家贪婪、野蛮的本性所孕育出来的恶性结果，资本主义内在的反道德本性，使西方国家在一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促使西方人对“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进行重新的审视。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发现，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中，邓小平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验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的确，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已经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群体性事件的剧增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性。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肯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出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9]
　　中国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在这个日益断裂的社会结构中，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穷人不能享受社会公益的国家是否还能释放出发展的动力？当极少数人掌控着大多数财富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在遵循斯密式的教诲中，渴望富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释放着他们本来无意追求的社会公益？所有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关及某一阶层、某一集团存亡的问题了，而是关及国家存亡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出现了第二次转型。相对于从计划性社会主义向市场化社会主义转型而言，这一次转型乃是致力于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如果说第一次转型解决的是资源配置机制之效力的问题，那么，第二次转型解决的则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或者说，第一次转型致力于如何实现“民富”，第二次转型致力于如何保障“民生”。当然，第二次转型不是对第一次转型的否定，恰恰相反，第二次转型既是对第一次转型的补充，更是在政策和制度背景下推动第一次转型的深化。第一次转型孕育出了一个获取资源的时代，第二次转移孕育出了重新配置资源的时代，它们都为中国将来实现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再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本概念辨析
　　本文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转型及其发展趋势。本文所使用的概念有四个：一是资本主义野蛮化，二是资本主义道德化，三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四是社会主义道德化。下面分而析之。
　　（1）资本主义野蛮化
　　对资本主义野蛮化的行径和批判已经无需多言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化，而资本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原始积累这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0]如果一个社会沿着市场化的逻辑永久的运转下去，无疑是割喉式的自杀。当一个社会无法消融因为市场化而产生的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的时候，最终结果不是穷人的死亡，而是社会整体性的毁灭。当现代国家建立之后，国家权力与资本的联盟则成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又一表现形式。政府依赖资本，资本绑架政府，在现代社会乃是一通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并不单单是亚洲的产品，它与美国人也并不遥远，以至于有人讽刺说，在美国，政治精英并不热心公益，他们照旧让予他们喜欢的专攻石油问题的院外游说者，或者副总统本人（意指当时的副总统切尼）最喜欢的建筑公司。权力—资本联盟比单纯的资本家追求私利的市场化运动更加野蛮，其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以公共权力作为保护伞的资本家和服务于资本家的政府官员。其结果便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的富贵与奢侈是以多数人的辛勤劳作作为前提的。这样的结果必将使社会陷入整体性的毁灭。
　　（2）资本主义道德化
　　相对于资本主义野蛮化这一命题，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显得异常复杂且扑朔迷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依靠貌似完美的语言系统对其进行了无数的辩护与修饰，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迷乱与模糊。资本主义道德化的核心内容是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资本主义的那些非道德因素能够被一个更加道德的资本主义所修正？这一命题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由市场制度的道德化，二是企业家行为和公司行为的道德化，三是监管力量的道德化。
　　相对于其他两个层面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道德化显得最为扑朔迷离。斯密显然是系统阐述这一命题的鼻祖。在斯密看来，自由交易是保障相互利益的一种手段，遵守公平游戏规则，受到公正的观察者赞许，它就是道德的。关键要看交易条件是否平等，从而使任何交易者在规则合理的游戏中不强迫他人或进行欺骗，以追求财富。自由、互惠以及遵守共同罪责的平等交换，这些因素确保交易自由的体制具有合法性。赫伯特·斯宾塞则倾向于从固有的“生存竞争”中寻求道德意义，因为“生存竞争”被假定为人种进化所必需的，它提供了一种自由的、负责任的社会生活模式。反对遗传进化模式、奉行文化进化模式的哈耶克把基本的道德归因于个人的自发的竞争，竞争将使每个社群自发地而非刻意的出现正当行为的规则，并使有利的行为规则得以发展。依次而论，竞争就是基本的善行和理性，因为它要求人们为了生存而理性地行动，它可以通过广义的契约而达到一种有利于多数人的社会规则。诸如此类的论断不胜枚举，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资本主义野蛮性的最美丽的辩护。流行于西方世界的院外集团、利益圈子不都是在试图以危害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普遍规则来增加私利吗？有那么多的公司通过隐瞒账目、滥用基金和内部交易来获取私利，这如何解释呢？如果在竞争过程中力量不平等，对竞争规则的遵守将直接有利于那些掌握最多资源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引发了对资本主义道德化的思考。韦伯所开创的依靠宗教对资本主义注入道德灵魂的做法显然已经落伍了。在韦伯那里，获利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伦理义务，正是这种观点为新企业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伦理基础和正当理由。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实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正因为此，修道士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在韦伯看来，不懈地劳动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善，它也是上帝所规定的每个人借以证实自己的生活方式。利息和财富只有在导致懒散和浪费时才在道德上有害。只要它们是履行职责的结果，就应受到推崇。人不应拒绝接受上帝的礼品和成为他的管家：“你应为了上帝而非为了肉体和罪孽而劳动致富。”因此，只有不懈地努力和没有不良嗜好，干实业的人便有义务去成功地谋利。但是道德化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是自发的从谋利中衍生出来的。因为先有的对资源的占有是不平等的，甚至是充满暴力的，这就是马克思诉说的，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再进一步看，个人进入竞争和市场过程的禀赋和条件也是不平等的，这个被称之为“自然”的事实，总是处于一种供给限制状态之中的。更为可怕的是，竞争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竞争中的某种等级制。正是这种等级制，塑造了无所不在的幕后资源垄断集团和官商联盟。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那些支持基本的市场制度的理论原则与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步调并不一致。因此，人们尝试建立一种补充性的准则，以重新关注原理与其实践的相互关系。这是使资本主义“道德化”，或更直接说，是使资本主义更公正的一个基本内容，它建立在公正理想之上，从某种传统的角度看，这种理想被认为是激发了资本主义，并统一在非支配性的理念之下。从学术界对资本主义道德化的研究中来看，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如何通过关心失败者的命运来表达一个社会的道德立场等等。
　　希望资本主义自发地展现其道德面目，无疑是痴人说梦。人们开始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阶级的成员，其利益是与另一个阶级中人们的利益相对立的。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大致在1830年左右，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作为一个术语开始与“劳工阶层”（the working classes）区别开来。尽管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得多，但是，没有一系列的工人阶级的抗争运动，就不会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的有效立法。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弥补了自己的弱点。当然，也有人认为阶级利益对社会中的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阶级命运更多的是被社会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因为阶级利益并没有魔力保证让其他阶级的成员支持该阶级的行动。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过程中，它以不同的群体呈现不同的境况。事实上，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与资本主义的演化呈现出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工人阶级集体意识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对抗激发了统治者和资本家企图通过综合性的保险政策为资本主义注入和谐的因素，反过来，这一政策也成为工人阶级分化与重组的动因。
　　如果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语言修辞让自由市场制度的道德化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颇为费解的话，那么，企业家行为和公司行为的道德化和监管力量的道德化就显得简单明了。企业家行为和公司行为道德化的表现就是“考虑整体的自我利益”，把道德力量引入决策过程之中。监管力量的道德化就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把日益断裂的社会拉回到和谐共处的轨道上来。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消解了基于意识形态对立性而构筑起来的国际体系，国际经济关系道德化趋势和商业美德的张扬提供了憧憬资本主义道德化的可能性。国家与道德企业家希望构建一个席卷全球的道德市场来戏剧性地展示一种人权和品德。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恰恰相反的情形，冷战结束恰好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输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自信，意识形态体系的对抗似乎被国家间的剥削所替代，基于市场化逻辑和资本化逻辑所构建起来的支配关系和统治关系在国家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再现与重生。
　　（3）社会主义市场化
　　社会主义市场化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社会主义的反思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努力。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并以此构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乃是邓小平的巨大理论贡献。邓小平早在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为艰难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勇气和智慧。社会主义市场化不是西方式的资本绑架国家、控制国家的过程，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市场化则是以国富与民强为目标的双重运动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治疗和纠正市场化的意外后果提供了资源保障和制度保障。
　　（4）社会主义道德化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道德的。只有资本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才是成立的，因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不道德的，是以私利为最终依归的，不管亚当·斯密、哈耶克等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多么完美的道德修饰和道德辩护，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非道德性的本质。我们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道德化”这一命题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化”这一命题而言的。社会主义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延续与再生，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之意外后果的道德补救，其用意在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和谐的社会基础。当然，在社会主义道德化的实现策略上，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群体在这一运动中所的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资本主义道德化与社会主义道德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是对不平等体系的一种调适，是资本主义延续下去的一种保险策略；后者则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性质和特性所决定的。在从“控制”（计划经济体系）到“发展”（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从“差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和谐”（民生政策的推行），从“专政”（对资产者实行专政）到“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劳动者”（剥削者和劳动者的二元化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承认劳动的多样性）的转变中，都证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化与社会主义市场化是可以共生共存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独特的发展道路。
　　从资本主义野蛮化到资本主义道德化：西方国家的启示
　　在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斯密式的社会公益的展现，也不是哈耶克所说的自主进化秩序的扩展，反而是更多的野蛮因素的扩张。在充满血泪的殖民历史中，欧洲人借助盘剥他国民众来捍卫自身的统治地位；今天的美国也不例外，它借助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操控，来保障美国人自身的优越地位，通过全球资源向美国的聚集来抵消掉其内部的反抗力量。在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we-ment)闻名于世的查尔斯·蒂利的观点，对今日之资本主义的认识可能会更加冷静与清醒：
　　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非一个单向直线发展的过程，倒更像是不经意的偶然和战争博弈后优胜劣汰的结果：国家强制力的催生与滋长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而城市（吉登斯的“权力集装器”）则为物质、组织和权力资源的积累、集中和配置提供了可能与便利，由此形成的“城市和国家的辩证法”，在理论逻辑上使“对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变成了对资本和强制的考察”，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逻辑上，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如强制密集型模式、资本密集型模式和资本强制模式——则衍生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自17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战争既成为“通过获取对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来满足统治联盟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同时，战争的准备和暴力的角逐也更加依赖资源的汲取、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成长）和强制的集中（国家的成长），在战争的压力下，资本化强制模式（以强力促进资本、以资本发展强力）被证明更加有效，从而为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范本，并最终促成了基于资本化强制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胜出。
　　蒂利所说的民族国家的胜出依然在延续着，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在西方国家看来，自由对专制斗争的历史可以终结，但由资本和权力结盟去获取资源的历史不会终结。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无意于在商业活动中推广道德形象，但是，这样一来，掌握了资本市场权力的人很可能会滥用职权，于是，一个更为野蛮的市场环境随之出现，吞噬着弱势的、轻信的、有着迫切需求的群体。市场资本主义根本不把责任和义务放在眼里，在一些违反社会秩序的割喉式生存竞争环境中，商业活动超越了有效的社会制约，这种极端化的自由市场将个人自主权推向了极致，完全超越了法律的管束，而且，市场资本主义还认为，法律对商业和市场的规范应该降至最低限度，完全开放的买卖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在形成最为炽烈的竞争的过程中，社会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野蛮的市场资本主义形态是所有资本主义真实而必要的面目，因而，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能够真正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时至今日，这种野蛮资本主义消失了吗？答案很清楚：没有。野蛮资本主义限制了法律和规则的作用，因而也同步地抑制了道德的自我约束和对他人的关怀，它蔑视伦理的必要性，大局上的利益完全由你死我活的个人竞争的胜负来权衡。但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忽略了道德规范，为全体人类谋福利就变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尽管野蛮资本主义在今日并未完全消退，依然在为那些操纵商业引擎的人大开滥用权力之门，但是对野蛮资本主义的道德修正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只不过道德化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加工和修补的工具而已，因为道德化与资本主义化似乎不存在斯密所说的那种内在的亲和性与统一性。
　　汤因比曾经说过：没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做出任何成就（不管是善的或是恶的）所必要的条件，而社会主义是主宰人类相互关系的准则。放任个人自由，即强者横行，弱者向隅。没有自由，人的本性就不能有创造性；但对个人自由不加压抑，则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彻底实现。所有我们知道的社会宪法，都是安放在这两个理论的极端之间的某一适当的地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放任自由的社会比一个完全遏制自由的社会更难以存续下去。尽管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彻底的道德化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化加工却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从1870年到1914年，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在稳定与冲突之间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最为重要的迹象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开始露出了一丝道德化的面孔。在西方国家，英国可能是比较早地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化加工的国家。英国之所以成为最早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就是因为在野蛮化与道德化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的缘故。以至于英国历史学家肯尼斯·O.摩根说道：英国历史并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界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部从讲究身份地位走向互相协同的历史，而是一部富于戏剧性的、五光十色、而且常常是暴力的历史；这一古老的社会和文化被人类以往的政治、经济和智力的动荡和骚乱撕成碎块。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国曾是人类纷争的一个场所。但是，在英国历史上，联合更胜于分裂，阶级战争，不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在中世纪后期并未发生过；而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近代工业时期会发生的暴力革命事件，幸而也未曾实现。英国人能够把早在17世纪的政治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中的极度紧张状况加以消除、吸收。这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它说明了英国的制度和文化根深蒂固的根源，在英国的历史中，协同一致正像冲突一样，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资本主义道德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初。美国人曾经自豪地宣称：除了有一段奴隶制历史之外，美国一直是一个崇尚开放和平等的国家。1776年美国独立时，它没有像欧洲那样受到特权阶级的束缚，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封建传统，没有宗教制约，没有贵族特权，也没有军人专权，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甚至剥夺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富人加封贵族头衔的权力。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是朝着建立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方向发展的。限制权贵、培育中产阶级还不能完全反映美国资本主义道德化的一面。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的道德化主要表现为对工人和穷人权益的保护上，历史的起点大约是在20世纪初。不妥协的作家强烈影响和逐渐觉醒了的大众，促使政治领袖采取实际措施，以克服美国资本主义的野蛮倾向。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发动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主义”运动，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这一运动把反垄断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劳动法》在1911年被通过，从1911年到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这被看做是“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成果。
　　从总体上来看，从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是野蛮资本主义肆虐的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如何脱离野蛮化的轨道，以道德化运动挽救社会整体性自我毁灭的命运，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欧洲资本主义摆脱野蛮化的轨道，如果从十六世纪开始算起，资本主义在经过了近200多年的野蛮化历程之后，才踏上了道德化的道路。美国资本主义道德化运动的启动距其建国也有近100年的历史。当然，道德资本主义并不是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替代，而仅仅是将资本主义的风险降低了。而且资本主义道德化的目的也是在于提高资本主义的保险程度。就像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推行的综合社会保险政策，乃是围绕着保险原则而不是围绕着以济贫为主的福利或慈善原则进行社会改革的。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没有根除，这在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
　　从市场化运动到道德化运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联结的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化”这一术语基本上概括出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当中国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之后，社会主义市场化就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资本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以及对金钱的崇拜，成为其总体特征。原来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在市场化的洗礼中渐渐黯然失色。社会主义市场化促成了中国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独树一帜，但也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浸润在市场化的洪流之中，社会主义市场化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的职能，更是改变了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席卷全国的疯狂的招商引资运动，以至于分不清那是公司行为那是政府行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特别是县，作为地方政府的县，因为具有明确的地理界线，而且又是最具竞争力的一级商业机构，在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力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县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得以保持高度活力并获得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根源。时至今日，我们再也听不到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实行市场经济的争论了。那些被称之为90“后”的年轻人，从他们降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沐浴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了。也许只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才会偶尔去追忆一下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的争论。目前，几乎所有人已经理所当然的把市场视为一种合理的、不容质疑的存在物了。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经历着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化”这一命题，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化在释放着效率、发展、富裕、财富的信号的同时，也把基于计划体系构建起来的均质化的社会撕裂开来了。在计划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中，没有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野与对立。但在市场化进程中，任何价值最终都要还原为“收入”、“金钱”或“物质财富”这一原始符号。穷人与富人的分野不可避免，而且跨越这道鸿沟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在冷酷的市场体系中，人的尊严被金钱的尊严所替代，对人的尊重变成了对资本的尊重。如果社会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在城市化进程中诞生的横向联合起来的大集团，就会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会演化为阶级性的对抗。在野蛮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就是在今天，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几乎遍布全球，从中衍生出来的等级制，把富人与穷人镶嵌在一个固定的结构中难以逾越和通融。
　　于是，道德资本主义的呼吁者试图让贫困走开。贫困是野蛮资本主义眼里的腐肉，是丧身于交易和商贸滚滚车轮下的蝼蚁；与之相对，贫困在极端的社会主义者眼里是如此的无能、无助与无望，永远只能在社会的救济中获取些许的安慰。正如前文所言，道德化社会的建立，主要得益于三种途径：一是来自穷人的社会抗争促使资本家作出积极的调整，二是得益于公共权力对市场化之恶果的治疗、拯救及其对富人阶层的政策制约和法律制约，三是得益于富人获取更大利益的实用性想法或崇高的自觉与醒悟。与西方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中的道德资源的激活不同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过程中，前两者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更加重要。
　　中国的第一次转型更多地是依赖自上而下的驱动，甚至包括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化转型的再次深化，都是在自上而下的命令机制和放权运动中得以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压力机制基本上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农村改革包含有社会自发运动的迹象，像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但中国的第二次转型显然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运动相互联结的产物，换言之，是中央政府代表人民利益进行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在此，我们看到了底层利益和高层决策之间的联结与融合。来自底层的社会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政府的政策绩效稀释掉的。当然，社会的成长、网络空间的崛起以及中央政府的远见构成了这次转型的复合动力机制。例如在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1982年5月发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通过了体现人文关怀的新型管理规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其最大的起因就在于发生在深圳的孙志刚事件。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自次年1月1日起废止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的废止与当时中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与关注是有着很大关联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自日起施行），则是与工人生存状况日益恶化、权益无从保障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市场化阶段，政府通过与资本的联姻，在项目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缔造了特殊的官商关系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道德化阶段，政府则是通过与人民的联结，奠定了促使社会主义从市场化转向道德化的法律基础和政策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之上，企业从单纯的厂商化组织、盈利性组织向公益性组织、“法人公民”转变的迹象也开始出现。
　　当社会主义道德化运动逐渐得以展开的时候，这是否意味着向传统社会主义的复归？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道德化对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替代？一位美国人曾经这样说到：野蛮资本主义是私人商业行为中的极端立场，它让私利完全占了公益的上风。而共产主义则是另一极端，它反对市场化、私有资产，漠视个人尊严，宣扬以纯粹的公德与压抑个人的私利。他认为道德资本主义是介于这两极之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公德与私利的共生体。这一论断明显带有诸多意识形态偏见，他所评判的“共产主义”显然是以传统的带有极“左”色彩的社会主义，而且他对道德资本主义的估价也仅仅是一种自鸣得意而已。但是，这一论断，的确道出了一个大问题，即道德化社会主义与道德化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同时，道德化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也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与转型力：对两次转型的政治学解释
　　当我们将过去9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传统的延续和对新型要素的吸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坐标系。在这一坐标系中，对经典原则的捍卫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对新兴要素的吸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由此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非常独特的动力机制和修复机制。能力（capacity）意指一种完成某一任务的可能性。我们把修复和创新界定为一种能力，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秉故与纳新所构成的坐标系中，具有固守经典传统和开发新型动力的能量，使中国的发展能够在由创新力和修复力组合而成的区间中进行伸缩和调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将创新力和修复力融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由其独具一格的特性所决定的，在其他国家由不同要素所承担的创新功能和修复功能，在中国则是与共产党这一功能等价物相对应的。
　　我们把创新力（capacity of innovation）界定为突破传统约束、吸收新型要素的能力。“innovation”“innova-tion”一词在英文中有引入“新事物”的含义。传统约束包括多种层面，有观念性约束、体制性约束、习惯性约束、心理性约束等，而创新力正是对这些约束的突破。创新力不仅受制于客观情势，更受制于创新主体的使命与追求。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决定了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求变”的欲望，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在传统的革命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中固步自封。这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固守于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与国际社会相隔绝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革命时期，创新力体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突破；在改革开放时期，创新力体现为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的创新力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中展开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嫁接中。在“文革”结束之前，一些中国高级领导人已经在思考如何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了。后来，这一突破逐渐演化为对人类文明所有优秀成果的吸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用“适应力”(Adaptation)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与其外在情境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适应力”这一概念与“创新力”有一定的相通性，但它弱化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认为，适应力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政党，即便是共产主义政党，都像植物，如果他们不能吸收足够的营养与阳光，他们就将僵化甚至死亡。如果他们吸收这样的促进因素，他们就会在以富有生机的方式继续生长下去。确实，僵化与死亡的威胁乃是适应与生长的刺激因素。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就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这可以说是中国能够开创出独特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所在。以至于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如果要想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该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行。“如果没有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会近于奇迹般地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体现在多重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的结合，既是观念性创新又是制度性创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典型的政策性创新；“民营企业家入党”则是集观念性创新与政策性创新于一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社会结构与政党－国家体系并存，是结构性创新；发挥计划、政府干预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机制性创新。显然这些创新都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相容的。
　　一般来说，政权修复力（regime resilience）指的是面临挑战的时候，一个政权具有快速回复到其原初制度安排(origi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能力以及保持这一状态的期望。我们在本文中把修复力（capacity of resilience）界定为使日益变革的社会不偏离或脱离中轴价值轨道的能力。对于中国而言，政党修复力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能偏离经典的社会主义轨道，也不能背弃经典的社会主义价值。正是这一点，使中国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区别开来，也使“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得以确立。当然，修复不是对创新的否定，它既是对创新之意外后果的补救，又是对某些经典社会主义原则的捍卫。修复力试图把创新力安放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空间之中。如果修复力替代了创新力，或者说修复行动构成了对创新行动的否定，则是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复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修复力不是像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顽固性的捍卫。
　　因此，单纯具有修复力则会导致对传统模式的被动依附，单纯具有创新力则会导致偏离中轴线甚至会走向反面。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如何将创新力与修复力统一在一起，如何实现修复机制和创新机制的组合与共处，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的解释框架可以通过如下图示得以展示：
　　在创新边界和修复边界所构成的区间内，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居于这一区间的中点线。当然，因客观情势的影响，理想的中点线是不会一直出现的。社会要求、市场需求、政策绩效、国际形势等多种客观因素会导致执政党对创新力和修复力进行不同比例的配置。修复力导致了创新力不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且恰恰是对这些原则的捍卫使得中国的政治体系能够锁定一些关键问题，动员和组织人力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说明，一定程度的弹性是这一体系的一种重要力量；而创新力又确定了修复力不能退守到僵化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修复边界与创新边界组合而成的区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长空间。
　　结论：中国社会主义的三重面向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沿着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市场化要服从于国家力量的崛起，二是要服从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与欧美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进程是完全不同的。欧美资本家的崛起是在不经意之间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遵循着富国和富民的双重逻辑。像费孝通先生所追求的“志在富民”的目标，并不能揭示中国市场化的全貌。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目前中国面临着三重面向的延展：社会主义市场化、社会主义道德化、社会主义民主化。也就是说，这三重面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今日之中国正处于从市场化社会主义向道德化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而道德化运动又必然伴随着民主化运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民主成长相互叠合在一起，而使得中国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社会主义道德化与社会主义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复合、交错与冲突。
　　社会主义道德化更多的是反映了民间和中央政府的意愿，在这一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政府与底层民众的联结，而作为市场经济之主体地位的地方政府，其推进道德化进程的动机和意愿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特别是在市场化运动中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说他们可以在阻滞道德化运动这一层面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民主化这一问题上，则呈现出不一致的一面。权贵利益集团试图通过阻滞民主化运动来捍卫自身之特权地位，而民间利益集团则试图通过民主化运动来获取权力或保障其财产的安全，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与此同时，来自底层的民主化运动显然是与民生改善这一动机相联，其民粹化的特征也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的逻辑和动力是单一性的，即所有人都可能被纳入到市场化的逻辑之中，那么，道德化与民主化运动的逻辑和动力则是极为复杂的。这三重面向的共存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民主是需要有诸多条件限制的，例如理性的公民社会、健全的法治以及负责任的政治行动、政治妥协的勇气与修养等等。而这些条件恰恰是需要丰厚的资源储备的。西方国家通过制度建构体现出来的民主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化加工的过程中得以渐进推行的。虽然民主制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获得一种全球性和永久性，但是，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亦即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证明，民主化的实质乃是权力结构和组织体系的转换与替代。但是，道德化运动又必然伴随着民主化运动，换言之，资本主义道德化运动既与国家的主动战略相关，更与社会的民主压力相关。从这一角度视之，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化运动与民主化运动的关联性是不容否认的，而这两重面向又可能与市场化运动相左。社会主义市场化、道德化与民主化之间的相生相克，说明中国意义上的模式和道路还处于探索和构建阶段之中。（原文发表于《学海》2012年01期）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43页。
　　[2]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5－27页；［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9－230页。
　　[3]［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4]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大转型》一书撰写的前言。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6]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9、414页。
　　[8]［美］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378、371、164页。
　　[9]《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22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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