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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安“小木匠”数学家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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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70年代，郑伟安还只是瑞金街道房屋修建队的一个小木工。
　　郑伟安近照
　　上世纪70年代发奋自学时的郑伟安。(均资料照片)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郑伟安从小木匠成为数学家的故事，在上世纪7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今年7月，郑伟安彻底辞去供职20年的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职，全职回到华东师大任职。
　　8月16日下午，记者与郑伟安教授约在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见面。记者提前半小时到达，担心打扰他的午休，只在大厅里闲逛。一回首，却见他已坐在临近大门的沙发上，安静而淡定。
　　郑伟安自言在国外时，一天可以喝一瓶多红酒。在接受采访中，也不忘点上一瓶加州的干红，佐以巴黎水。随意点的两种饮品，是他留洋生涯的两个注脚。
　　他对我说：“我想，你们文科人该和我们理科人一样，工作之余也好杯中之物。”
　　我不禁暗笑。好酒者理由千奇百怪，郑教授的理由更别具一格――既有门户之见，又殊途同归，偏又带着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影子。若不是身上有数学的血液、好玩的性格，哪里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人物档案
　　教授。上海市人。1952年生，1980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硕士学位；1981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1984年获法国国家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6年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1990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2010年，全职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今年，又彻底辞去了加州大学的教职。
　　两次“撞见”结下数学之缘
　　烟酒不分家，但作为一个多多益善、品类不拘的饮者，教授抽烟却是点到为止。按他的话讲，更像是朋友圈子里的“应景之作”。吞云吐雾虽然只是偶然事件，但当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被自己的导师、欧洲概率论界的泰斗梅耶教授抓个正着：“你这种资本主义的坏习惯，回国是要被批评的。”玩笑里透着关怀。
　　郑伟安一直遗憾，梅耶教授虽然对中国学生抱有极大的善意，却未能在晚年再访中国，见证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奇迹。郑伟安与梅耶教授的师生之谊，看似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郑伟安旅法留学生涯，实际上更可以往前追溯10年左右。
　　彼时的郑伟安，还是上海市卢湾区瑞金街道房屋修建队的小木工，干的活比现在物业修理工作还累。经历过或者旁观过那些年月的人大多知道，很多人有太多的时间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蹉跎。在日与日的重复更迭中，爱好，是个很奢侈的词，有时遮遮掩掩，有时遥不可及。
　　郑伟安的父亲郑惠诚，为中国制造出第一支圆珠笔。继承了父亲动手能力的郑伟安，对无线电有浓厚的兴趣。那时老老实实在家摆弄无线电的，都被邻里看作是能干的乖小孩。唯一的问题是，无线电需要器材的投入，郑伟安的生活费每月只有6元钱，牙缝里挤不出一个线圈。
　　郑伟安的一个亲朋是古筝大家。他刚表露出对乐器的一点好感，就被家里人一顿训斥，“男孩子家学什么古筝？”最后，倒是郑伟安的小妹妹继承了衣钵，抱着古筝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两样都落了空，郑伟安找到了最经济的爱好：读书。
　　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摆在面前，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都用浅显的事例一一讲来，只有初一学历的郑伟安一口气读了下去，大为惊讶：原来搞革命也要懂理科！
　　在他的心灵中，第一次种下了数学的种子。
　　而真正改变人生选择的，是接下来的两次“撞见”。
　　第一次，在路上，郑伟安看到初中的好友呼啸而过。召而问之近况，在读书。
　　“读什么？”
　　――教材，初中、高中、大学的皆有。
　　“可以么？”
　　――有什么不可以！
　　一语惊醒梦中人，郑伟安转让了珍藏的老邮票，在淮海路旧书店换回了旧教材。一些外文书籍由于滞销，甚至以斤计价。在学院派疏于业务时，象牙塔外的小木匠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他的阅读面很广，但数学并不是第一眼的“情人”。问他原因，他答：数学要背公式，不好玩。
　　第二次“撞见”发生在初中班主任的家里。他与隔壁班上的李老师不期而遇，谈及学业，郑伟安埋怨数学太枯燥，像华罗庚那样的大师，必然要背诵几万个数学公式，自己可没有那个耐心。
　　“谁说华罗庚非得记下那么多公式？”李老师乐了，“搞通了，掌握了推导公式的能力就可以。华罗庚那样的大师，都有本事将公式一个个推出来。”
　　数学，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迎合了郑伟安“好玩”的性格。加之物理、化学的进一步研究都需要条件搞实验，数学成了他自学大学课程的不二选择。
　　于是，初一“结业生”郑伟安就着课本和国外文献，从初中一路“啃到”了本科的高等数学。郑伟安的父亲并不理解他这股劲头。记者问郑伟安，您的父亲是真心觉得知识无用，还是对读书改变命运不抱信心？郑伟安摇摇头，说不知道。
　　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郑伟安准备写“毕业论文”。上世纪70年代，工农兵只要出示工作证就可以上图书馆直接翻阅外文参考文献，而在之前这是教授专家的特权。郑伟安理直气壮地递上自己的证件，管理员一皱眉：“哟，房修队也看这个？”
　　论文写就，辗转到了堂哥的舅舅、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二级教授程其襄手里，又被时任华东师大数学系“教育革命小组副组长”郑启明偶然发现，大为惊讶，文章所列的外国文献用了5个不同的国家的文字――其中之一就引自法国梅耶教授的专著。放眼当年上海滩，由于历史原因，恐怕能够读这些的教师也寥寥无几，而作者竟然是个小木匠。口试，证明小木匠还确有真才实学。华师大有了揽才的念头。
　　当时，苏步青将在复旦招收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郑伟安恭列候选名单。
　　最后，华师大数学系捷足先登，通知郑伟安参加一场研究生入学考试，接着正式录取。郑伟安出名了。
　　他参加了包括1978年2月上海科学大会在内的100多场演讲，接着是全国科学大会，与众多前辈专家同堂而坐，与苏步青先生一老一少一起接受媒体采访。直到这些年，郑伟安还在美国遇到一些中年的同行，那些已经颇有建树的数学家大呼小叫，说当年就是被你拉上了数学这条船。其中有一位，郑伟安崭露头角时他正在山西挖煤，收到一封家书，夹着一张报道郑伟安自学成才的剪报，家书言辞犀利：人家郑伟安都考上研究生了，你为什么不可以？
　　“我真被你刺激到！”同行说。当励志故事还没有在出版界泛滥的时候，媒体以无可抵挡的威势将郑伟安推到了浪尖，一双双拿着煤铲、握着锄头的手因为他重新伸向课本。郑伟安并不抵触这种安排，他骨子里就不喜欢跟着别人拖曳而行亦步亦趋。潮头，是他钟爱的位置；尾随，不是他的风格。
　　“两个关心”与“两个中心”
　　郑伟安眼下关心的两件事情，跟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息息相关。
　　首先是金融中心。
　　记者先入为主地认为，“算得精”的数学家，在投资领域一定游刃有余。郑伟安的经历却颇有出入。
　　他年少时曾集邮，当然没有投资的动机，为了买书自学，又全部卖掉了。最近他一查行情：如果能留到现在，这些邮票、小型张的价格可不得了。所幸，藏品毕竟有价，知识无价，不吃亏。
　　他旅居海外，迷上了收藏。采访当天，他得意地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是一件菩萨木雕，神态雍容，风格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此类艺术品，据说是明清之作。另外，外销的古玉、翡翠，也是郑伟安业余收藏的对象。收藏这些的动机跟选择数学一样，为的是好玩，没有考虑升值。这次回国，古玩也一股脑儿打包重回故土，真正做到了“人财两归”。
　　他初涉股海，也是在美国，由于误读了基本面一条信息，在纳斯达克一只中国概念股上坐了趟过山车，狠狠呛了几口海水。至于国内A股，他还没有涉足，不过身为数学家，郑伟安跃动着的，不是一颗散户的心。
　　为了配合华东师大金融统计的学科特点，郑伟安教授把研究方向从随机过程的纯理论研究转为过程统计与金融数学，他的研究课题不但有理论价值，应用性也很强。郑伟安与他的学生们发现，在股票市场里那些最重要的技术指标，都是平稳过程或其函数变换，给股价的技术分析建立了一个理论依据。他们的结果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郑伟安透露，自己正在和金融行业合作，研究基于随机过程理论的行情软件。“证券公司的比拼，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软件上的较量。特别是在庄家对倒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证券行业的软件设计员在哪里都是个香饽饽，操盘手的价值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大家更关心的是明星基金经理的沉浮。而在华尔街，有证券公司专门在交易所对面租房，网速“一微秒的领先”说不定就是胜负的关键，执掌鼠标的操盘手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我要为上海培养一批操盘手。”郑伟安信心满满。
　　郑伟安拟定了一个并不苛求高学历的人才培养计划。他说，好的操盘手是天才，并不需要学历来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交易规定数量的股票，感觉的作用很重要。
　　其次是航运中心。
　　“从上海港卸下的货，一直运送到山东某个农村，一路上的成本，将来可以算得清清楚楚。”
　　这是郑伟安的又一幅蓝图。
　　今年7月，90名专家学者来到井冈山，他们中有为我国科技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专家，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创新专家，有常年工作在生产一线的高级工程师、农业科技专家、医护专家。郑伟安也应邀参加。
　　这次红色之旅中，身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的郑伟安结识了全国优秀党员、上海港务集团副总裁包起帆。声名鹊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个上海男人手握在了一起，三句不离本行，两人各自交流了自己的研究范畴，惊喜地发现合作的可能。
　　包起帆两年前已经提出，完善集疏运体系关键是结构优化，实现陆、海、空联动发展。这提出了一个“大物流”的概念，将加快货物中转、提高转运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更重要的是，完善集疏运体系能够盘活各港口资源，实现分工协作，推动各港口的协同发展。
　　若要实现“大物流”，首先要实施网络优化概念，加快建设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构建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加强物流科技创新，提高物流综合效益，这一切，恰恰和“精打细算”的郑伟安专业对口。
　　回顾近十几年的学术之路，郑伟安说，1996年的时候，他在数学研究领域感到“头顶就是玻璃天花板”，自己又是一个讨厌重复、讨厌原地踏步的人。1997年他尝试转型，在加州大学开设“高等随机过程”博士研究生课程。起初只有两个人选修，系领导找到了他，如果找不到3个选修者的话，这门课开不了。郑伟安给学生们发了封邮件，美其名曰这门课旨在培养金融数学家。一下子，选修的人来了20多个，变成系里最大的班。“美国人也是很功利很投机的。”郑伟安笑得开心。
　　事实上，郑伟安当时对金融也仅仅是初窥门径，教学中碰到难题，总是和金融专业学生一起融会贯通，多年的边教边学，也让郑伟安将金融与数学完美结合在了一起。现在，这门“手艺”在上海有了用武之地。全国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彼此连线，织就的物流网络将包含庞大的数据、精准的统计和迅速的计算机处理系统。上海的“东方大港”之梦已然开启步伐，我们盼望着惊喜。
　　一位著名传记作家多年前就有意为郑伟安写传记，被他婉拒。确实，辉煌还在继续，即时此刻动笔也为时尚早。
　　全职回到华东师大任教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我是力挺千人计划的！”2010年，郑伟安全职回到华东师大任教，并在今年谢绝了加州大学的挽留，彻底辞去了该校的教职。此举让他又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如同当年卷起的那股“自学风”，郑伟安笑言，肯定也有不少人在关注自己这个“风向标”，自己也邀请了几位学者共同回国，只是“人数保密”，原因自己去想。
　　千人计划吹响了中国改变“人才流失大国”形象的号角，也触动了游子的心弦，“人才回流”势头一发不可阻挡。去年，作为首批“千人计划”最年长的参加者之一，郑伟安挥别供职20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全职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金融工程系任教。
　　事实上，郑伟安与国内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97年后定期回国，2000年起任华东师大紫江教授讲席，2007年起受聘为国家教育部第八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对他平均每年近5个月待在国内，加州的同事已经习惯，开会也不叫他。归心似箭的去意，谁都看得出。
　　回国，既为学问，也为育人。郑伟安忘不了，在他以惊人的速度获得法国国家数学科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法国导师跟答辩委员会讲，“我培养他是为了中国！”言犹在耳，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郑伟安选择回国执教，一样也是“为了中国”。
　　谈及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郑伟安介绍说，中组部正在进行的“青年千人计划”是个很好的开端。35岁是出成果的黄金年龄，这种做法符合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可以为今后10年-20年中国科技、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支撑。
　　记者告诉郑伟安教授，《文汇报》曾经推出一系列关于“青椒”（青年教师）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高校年轻教师的生存环境再一次受到各界的重视。听到这些，郑伟安的言语中不乏勉励：
　　“在美国，年轻教师的压力也不小。博士后通常可应聘助理教授,在第三年进行初评,学术成果通过后，才有资格在第5年末或第6年初申请tenure(终身教职)。如果符合科研、服务和教学三方面的要求，方能晋升为副教授。比起中国，美国博士肩上的担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中国的‘青椒’一定能够熬过最初的艰难。”
　　郑伟安所说的tenure涉及到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在他眼里，tenure是一座大山，山的这边是求贤若渴的国内高校，山的那边是拥有家国情怀的海外学子。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是高校教育质量的支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学术自由。拿到tenure的必须是副教授以上。只要自己不辞职，能够教书，不做严重违法的事，学校无法解聘。饭碗有了保障，学者们就有了很强的独立性，从而保证了学术自由，学术气氛也因此活跃――自由发表意见，自主决定科研项目。
　　郑伟安认为，tenure教职对吸引顶尖人才很重要。苏联解体后，很多当年莫斯科的名教授来到美国，屈居在一般大学里，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却仍然坚持，应该是看中了tenure制度的优越性。而在过去的英国，国立大学的教师之间待遇基本上是全国拉平的，各个院系之间也差别不大。有一种很妙的说法：“只有自觉的天才才能在英国成功。”郑伟安对此很认可，他不满于“tenure的铁饭碗养懒汉”的观点，疾呼“拔尖过的人很难忍受得了平庸”。曾拥有tenure的郑伟安深深记得终身教职来之不易，光是专家意见那一关，就要由六七个外校的、同专业的资深学者确认。只有他们说“没错，这人是最出色的”，tenure才有可能落到你的头上。
　　有一组数据可以作证。在哈佛大学，每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该校任教的年轻教员(assistantprofessors)的淘汰率在80%以上。也就是说，几年以后，这些年轻教员中只有不到20%的人能拿到tenure，保证了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成为终身教授。
　　郑伟安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围棋国手评上九段之后，虽无“降级”之虞，但怎么能容忍九段的自己被笑为“臭棋”？
　　当然，郑伟安从不认为tenure完美无缺，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直沿袭“英国体制的”新西兰等国大学，甚至是英伦本土的高校，都开始尝试沿袭美国的做法。在本土化的进程中，肯定也会做一些适宜的修改，以更加符合本国的国情。郑伟安相信，只要“学术自由”的精髓以制度的形式在中国高校生根，“海归们”的步伐一定能更快些，更坚定些。
　　“我国从1978年开始允许留学生出国，这是播种，现在是开始收获的时候了。怎样真正把学有所成的人才大批地吸引回来，不成为空中飞人，是一个综合性课题。tenure教职，或许是解题的第一步。”
　　用数据实证“汇率之争”
　　2010年，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越来越强，郑伟安挺身而出。让数据说话，是郑伟安一贯的主张。
　　对金融问题，郑伟安坚持数据与公式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国外的金融论文如果没有翔实的数据公式，不可能被认可。金融是一门兼有文理的学科，国内学者在做金融定量研究的时候往往分作三派――一是着眼于宏观；二是从统计数据回归；三是研究相关的数学模型。而他要做的就是将这三派的方法融为一体，从应用中找出问题，得出的结果能够直接运用到实际中。
　　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待遇提升10%、医疗保障比例提高10%，这些会给中美贸易产生多大的影响？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在郑伟安的脑海里转化为一长串的阿拉伯数字，不再仅仅流于回击与口号。
　　“在别人指责你操纵汇率的时候，怎样才能腰杆硬起来？”郑伟安说，“数据，只有数据。我们根据精细的推算发现，失业和贸易不平衡很多情况下是国际分工造成，不能全部归咎于汇率。发达国家已经把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节约成本，并将产品返销本国，这必然引起贸易逆差和宏观上的大规模失业。中国是低人均收入国家，人民币即使升值20%，最低工资还是远不及美国的每小时7.25美金再加福利的水平。”
　　经过刻苦研究，他的团队通过引入加工贸易顺差、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海量数据分析，终于推翻了美国彼得森研究所两位高级研究员的论据，适时提出《人民币不宜继续升值：基于基本均衡汇率的SMIM模型测算》研究报告，上报给国家外汇管理局，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
　　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称，人民币确实被低估，兑美元可以达到3.5。郑伟安付诸一笑，就像一个艺术家点评新人那样说道：“没有生活。”
　　作为一个经常穿梭于中美两国的学者，郑伟安观察发现，除了需要大量人工服务的行业外,对于同等质量的日用品价格来说,在美国与中国已经差不多就是名义汇率的比价了；而对于中高档商品(例如电器、汽车、房子)的实际购买力，人民币在中国、欧元在欧洲的实际购买力都已经很明显地低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你从海外邮购奶粉，一罐两罐可以不用关心汇率的起伏。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即使0.001的变化都是一大笔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做金融工作的重任在肩，发表观点时必须要有责任感。”郑伟安如是说。（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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