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宗亲网
浏览器不支持嵌入式框架，或被配置为不显示嵌入式框架。
简繁字转换：　
&&黄氏宗亲网&族史探讨
伯翳姓名研究　作者：柳明瑞　　　作为嬴秦受姓始祖，伯翳是虞夏之际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可惜迄今尚无一本关于他生平的专著。本文也不作全面研究，仅就与嬴姓关系较为密切的几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伯翳，还有常见常用的另一个名字――伯益。实际上，他的名字就是单字一个翳或益。《尚书?尧典》、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和《史记，陈杞世家》等，都单用过一个益字。
　　古人往往在单名前加大、加伯，或表爵位，或示尊意，并非其名的组成部分。古代，字无定势，多用通假。故二个人的名字往往有多种写法。伯翳之名，除上述益、伯益、伯翳三种写法外，还有若干写法，举例如下：
　　柏翳 《史记?秦本记》一作柏翳，一作伯翳。伯，《前汉书?表》多作柏。
　　柏益 《前汉书?古今人表?第二等上中》。
　　伯■ 《史记?郑世家》：“秦，嬴姓伯■之后也。”汉桓宽《盐铁论?结和》：“伯■之始封秦地七十里。”
　　伯仪 《昭明文选?班固(幽通赋)》：“嬴取威於伯夷兮。”《注》曰：“夷，一作仪。”
《后汉书?律历志》：“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皆不合经术。”唐颜师古注：化益“即伯益。”《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注》云：“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徐坚等《初学记》卷七引《周易释文》作“伯益作井。”《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汉高诱注：“化益，伯益也。”
　　以上几种写法，除化益之化外，其他均为同声相假。不过，由于名字写法互异，特别是《史记?陈杞世家》在写唐虞之际“十一人”时，益与伯翳同出，致令后儒疑伯益与伯翳为两人。宋罗泌在《路史?卷三十四?发挥三》中，曾辟专文《辨伯翳非伯益》，其主要依据就是《史记?陈杞世家》那段话。
　　在那段话中，有个“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一名单)：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伯翳、垂、益、羹、龙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世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
　　幸好，我们可以用太史公之矛，攻太史公之盾，解开这个矛盾。
　　《史记?五帝本纪》写帝舜时“女(汝)二十二人”、“二十二人咸成厥功”。除“十二牧”为概数未样何人外，出其名者实有八人：禹、皋陶、伯夷、垂、益、弃(后稷)、契、龙。共计二十人，与“二十二人”相比，差二人。查前文，知漏彭祖与夔。前八人加上所漏二人，为十人。这时没有舜，因为他已贵为天子，不在“臣”列。若加上舜，便合成“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二名单)：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羹、龙、彭祖。这第二名单应与“唐虞之际”的第一名单完全一致。但仔细参校，发现第一名单有伯翳而无彭祖，第二名单有彭祖而无伯翳。问题就出在这里。“十一人”之数已定，第一名单不该漏彭祖，则知伯翳之名为重出。若益与伯翳不算重出，则人数即变成十二人，明显有舛。若将第一名单中伯翳置换为彭祖，则两表完全契合。
　　《史记?五帝本纪》还有个“尧时而皆举用”、至舜时才“分职”的十人名单：禹、契、后覆(弃)、皋陶、伯夷、僵(垂)、益、羹、龙、彭祖。若加上舜，亦成为“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三名单)，与第二名单完全一致，再次证明了第一名单确系漏记彭祖而重出了伯翳。
　　其实，晋皇甫谧早已发现并纠正了《史记?陈杞世家》的“谬误”：《帝王世纪?五帝》写尧时有“二十五人”。与《史记?五帝本纪》“二十二人”相比，增加殳新、朱虎、熊罴三人，恰成“二十五人”之数。出名字的“大功”臣为十人：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羹、龙。十二牧加殳折等三人，再加舜等十人，恰为“二十五人”。但对照《史记?五帝本纪》，知这“二十五人”名单实误增殳折(《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均无此人)而漏记彭祖。如从“二十五人”中删殳折，在十人名单中增彭祖，则变成唐虞之际的“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四名单)。如此以来，唐虞之际的“十一人”，第二、第三、第四名单完全一致，即：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夔、龙、彭祖。足证《史记?陈杞世家》所写第一名单，重伯翳漏彭祖，是个极为明显的“谬误””若以此
“辨伯翳非伯益”，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益或曰伯益与伯翳“是一人不疑”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文献所载史迹完全相符。没有这一条，恐怕还是难以坐实二名为一人。因为同名者未必即一人，还得参考其他方面方可作出判断。
　　先看益或曰伯益：
　　《尚书?舜典》谓益做“虞”官，为舜主管“上下草木鸟兽”；《史记?五帝本纪》曰益能驯“上下草木鸟兽”；《前汉书?地理志?序》云：“伯益知禽兽。”“伯益能仪万物以佐舜。”
　　再看伯翳：
《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飞国语?郑语》：“伯翳能仪万物以佐舜者也。”《秦诗谱》：“伯翳为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后汉书?蔡邕传》：“伯翳综声於鸟语。”
　　两相比照，知鸟语，懂兽性，驯鸟兽，养牲畜，掌上下草木，这一特点完美地体现在伯益与伯翳身上，说明在历史文献中，二名实为一人无疑。
伯翳之名来自■鸟。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五彩之鸟，飞蔽一方，名曰■鸟。”战国屈原《离骚》：“驷玉以乘鹭兮”。王逸注：“■，凤皇别名也。”晋郭璞云：“凤属也。”清郝懿行引《广雅》曰：“■鸟，鸾鸟，凤皇属也。”《昭明文选?张衡{思玄赋)》：“感■之特栖兮”。李善注引《广雅》云：“■，凤属。”
　　伯翳之名本作伯■。正如其先少吴挚本作少吴鸷是一个道理。袁珂先生说：“少吴名挚，古挚、鸷通(《史记?自圭传》：?趋势若猛兽挚鸟之发。’挚鸟即鸷也，可证)，则为此百鸟之王而名挚之少昊，神话中其亦鸷鸟之屑乎?”①)
　　翳、鳖古亦通。今本《离骚》”圹驷玉纠而乘醍兮”，古本■作翳。《史记?司马相如传》张揖注作■鸟，而《山海经?海内经》、《上林赋》注仍引作翳鸟。鸟禽与羽毛是分不开的。“二足而羽谓之禽。””■鸟离开羽毛何以飞翔?故■、翳二字除声符“殴相同外，作为义符的“鸟”、“羽”也是同义词。羽即鸟也。《周礼?冬官考工?梓人》：“天下大兽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郑云注：“羽，鸟属。”
　　细读《史记》，我们也可以体味出司马迁心目中的伯翳是伯■。■即风，是古人认定的百鸟之王，亦可称为百兽之王。因为古时往往鸟兽不分。如上引《周礼》“天下之大兽五”，就将羽者即鸟类包括在兽中。有时兽又称为鸟。《山海经?大荒北经》“使四鸟：虎、豹、熊、罴”，
　　可证。因此，舜外号称百鸟之王、百兽之王的“■”来调驯鸟兽，正可谓知人而善任焉。或者是，因为此人“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才获得了百鸟之王、百兽之王的名号“■”。这可能是“是为柏■”的真正含义。
　　伯翳在获得此大名之前，还有一名曰大费。大费之名令人费解。愚以为，大费即单一个费字，为小名。费者，飞也。飞者，鸟也。伯翳作为少吴“鸟国”之后，当然与鸟有缘。伯翳以■名之，自不待言，从其后裔亦可看出。《史记?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先说大廉：廉乃鹣音之转。”鹣鹣，比翼。””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即此鸟也。大鹣为鸟俗氏，方能配套成龙。“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中衍之后又有蜚廉。蜚、飞古通，故《孟子?滕文公下》“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径将蜚廉作飞廉。蜚廉之后又有非子。非子，或即飞子也。总之，从大廉开始的这一支，都与鸟与飞连在一起。再看若木：所谓“实费氏”，原本乃“实飞氏”。后飞或蜚转假或讹作费。兄弟二人别氏，都与鸟与飞有关，才能表现出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少昊挚从鸷鸟得名，以凤鸟为图腾。伯翳从■鸟得名，以■鸟为图腾。作为图腾标志，凤与■是一致的，表明了伯翳与少昊的继承关系。在读法和叫法上，■与风毫不相干，又反映出伯翳与少昊的不同之处。
　　同样，伯翳母族之先颛顼氏主图腾为鸥，也是凤，表明两氏族在图腾崇拜上的共同性，但图腾的读法、叫法迥然有别，则反映出两氏族之间的不同点。前段，笔者参观北京世纪坛五十六个民族浮雕壁画，发现龙、凤、马，牛、羊、狗等每一种图腾，竟有好几个民族共用，当然在形象上稍有差异。这种图腾崇拜上的相同性与不同性，古今同理，并不难理解。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通常都认为伯翳及其后秦、赵的图腾为玄鸟，即燕子。不过也有人认为，玄鸟指“八哥”或乌鸦。宋孙奕《履斋示儿编?人物通称》：“鸲鹆(八哥)又名玄鸟。”晋崔豹《古今注?鸟兽》：玄鸟“一名孝鸟
（乌鸦）。玄为黑色，燕子、八哥、乌鸦均为黑色，故名玄鸟。三者相比较，从人们独喜燕子进屋筑巢、不让小孩捣巢摸雏的习俗来看，将玄鸟定为燕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吞玄鸟卵的女修之是伯翳母系女祖，现在学术界公认，女修祖颛顼时代已进入了父系族社会，伯翳不当再以母族副图腾玄鸟
（主图腾为鹂）为父族主图腾。如果都认为大业是颛顼男性后胤的话，那么，以玄鸟为副图腾（主图腾为■）的应是大业，而非其外甥氏族的大费，即伯翳。
　　在少昊氏二十四种以鸟命氏名官的“鸟国”中，也有玄鸟氏，其地位仅次于风鸟氏。伯翳是少昊裔胄中的最杰出代表，应袭凤鸟为主图腾，他的名字■即风已说明了这一点。
　　退一步讲，即使伯翳就是玄鸟氏，也无法证明伯益之“益”来自燕鸣“嗌”。熟悉燕子的人都知道，燕子的叫声并不是“嗌嗌”。燕子又作乙乙。乙乙乃■■之误。《昭明文选?陆机文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唐李善注：“乙即轧字之省。”乙乙应作轧轧。轧轧乃鸣机声。南宋普济《五灯会元》：“妇摇机轧轧。”轧轧又作札札。《昭明文选?古涛十九首》：“札札弄机杼。”乙■、轧轧、札札，皆为摹声之字，所以写法很难统一，后多用喳喳（zh。
）行文。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隔窗野鹊喳喳地叫。”燕子的叫声，特别是黄嘴乳燕的叫声，虽比喜鹊小一些，但声似“喳喳”却是毫无疑问的，远比“嗌嗌”（一音yi，一音oi）更切近实际。现在有句描述窃窃私语的俗语“唧唧喳喳”，就是从小鸟包括乳燕那里摹拟过来的。
　　伯翳之作伯益，不是因为“益”来自燕鸣之“嗌”，而是来自翳、益通假。益去翳甚远，但在古代传抄、印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由于“益”书写简易，逐广为流传开来。曲解益而为燕，不如直解翳而为■。古人视风鸟为五彩神鸟、王者瑞鸟。伯翳用它作为主图腾是完全应该的。而燕子虽为益鸟，然体型卑小，无王者风范，作为整个氏族、部落、“鸟国”的主图腾，显然是不够格的。充其量，它只能作分支玄鸟氏的图腾而已。对于整个庞大的氏族群，它不过是一个副图腾。犹如今日一国之国旗与一区之区旗的关系，虽可同时悬挂，但有主次之分。一个大的氏族群有一个主图腾，有一个或几个副图腾，反映的是古代多元崇拜和多神崇拜。有的复合图腾，如龙图腾，是由蛇颈蜃腹、鱼鳞鹿角、牛耳鹰爪等拼合而成；风图腾，是由“蛇颈鱼尾、鹳颡鸳思
（腮）、燕颔鸡喙”等组合而成，就是多种动物崇拜的浓缩化。不被崇拜的动物躯肢绝不可能进入到图腾图案中。
　　不管是殴鸟，还是玄鸟，甚至少吴氏二十四种鸟的任何一种，都是被崇拜的鸟图腾。《山海经?海内经》：“有嬴民鸟足。”所谓“嬴民鸟足”，所谓“鸟身人言”，可能是他们依照图腾的要求，就像印第安入在身上饰羽翎一样，以鸟翎作饰物，扮成瑞鸟猛兽模样，借以威赫敌人，保护自己。我国戏剧舞台上古代武将冠上常插雉翎，此俗恐与崇鸟习俗有关。山东各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若干造型独特的鸟形陶镑，安徽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鸟形“神器”，应是以少吴、伯翳为首的东夷飞鸟图腾崇拜的实物证据。还有墓中女子口含卵状陶球，恐与姜原、女修吞玄鸟卵而生育的神话传说和祟鸟习俗有某种联系。
　　伯翳其事，虽不是我们研究先秦嬴姓的主要问题，但与其受舜赐姓有关联，故而还是简单涉及一下。
　　伯翳的史迹散见於各种古籍，并无系统全面之记述。而且某些片言只语，含有溢美神话色彩。今日要在甄别材料后“拼凑”出一个真实完整的伯翳，谈何容易!
　　伯翳的事迹可以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高超的驯，兽奇才
　　这是伯翳获赐嬴姓的原由，将在后边《伯翳其姓》部分详述。
　　（二）忘我的治水助手
　　《尚书?尧典》写唐尧时，“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四方诸侯推荐鲧治水。《史记?夏本纪》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鲧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依据新的《夏商周年表》和《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大禹治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2104年－前2091年间。在这离家“居外”的十三年中，伯翳是大禹的得力助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舜)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谓：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总之，大禹左臂右膀中总少不了伯益。他们同甘苦，薄衣食，“决江疏河，通四渎，致之於诲。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⑥由此，大禹名垂千古。而伯益作为大禹治水的肱股之一，自然也是功不可没。“故功绩铭乎金石，著於盘盂。⑦用现在的话说，在治水的功德碑上，理应镌刻上伯益的大名；在治水的功劳簿上，理应记下伯益的伟绩。真正使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
　　（三）最早的农业专家
　　在佐大禹治水的十三年中，伯益走南闯北，总结各地原始农业经验，成为我国最早的农业专家。他在舜帝时担任“虞”官，相当於《三坟》中的后土中正，“职川山草木虫鱼鸟兽。”或者说，大体相同於今天的农业部长，农林水牧渔一手抓。除了疏浚河道、排洪防涝之外，还有几项彪炳於史册：
　　一是烧荒垦田驱兽
　　在“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前2300年）和“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公约公元前2400年－前1700年），东夷人逐水草而居。草木丰盛对发展原始食草畜牧业是个有利条件，但对发展原始农业却是一个障碍。在生产工具
（石铲、石斧、蚌镰等）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垦荒是进行作物种植的前提。伯益充分利用和发挥火的巨大威力。《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就是说，掌管“上下草木鸟兽”的伯益，一把火烧将过去，即可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一是快速除去杂木荒草，灰烬又可肥田。《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就是各类农作物获得丰收的写照。二是借火驱走野兽，减少危害。西汉刘向《说苑?君道》云：“益掌■禽。”殴与驱通。正如《前汉书?郊祀志下》：“先殴失道。”颜师古注：“殴与驱同。”伯益主管驱赶有害禽兽，方法大概就是火烧大荒。在今人看来极其野蛮、破坏环境的烧荒方式，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先进的耕作方式。这就叫作“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是卑湿之地种稻
　　由于“益主虞，山泽辟。”…山林川泽皆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他就指导普通百姓种植早作粟类作物，在低洼潮湿之地也开始试种水稻。《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记述的就是伯益受命向“众庶”（百姓
）发放稻种的事。根据考古发掘，我国“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时间距今约一万年”。”在距今四千多年的伯益时代种植水稻，不仅可能，而且栽培技术一定会有长足进步。应该说，伯益是这一时代水稻种植的积极推广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普通百姓食不果腹，伯益就“调有余相结，以均诸侯”⑩，，将征集到的粮食以及捕获到的猎物施舍给他们，这便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述的舜“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之事。
　　三是完善掘井技术
　　《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初学记》卷七引文为“伯益作井。”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对水充满着矛盾心理，水多了，成涝灾；水缺了，出旱灾。在洪水退去的季节，或居住在高地的人们，取水便成为一大难题。掘井技术的发明，等于把水源引进了居室，而且清洁卫生。在距今约
7000年至53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了一口井”。”与伯益同时但年龄稍长的舜，更是一名穿井高手。《史记?夏本纪》写他在穿井时，曾穿出“匿空”(地道)以藏身，机智躲过了顽父傲弟“下土实井”的灭顶之灾。既然如此，为什么“伯益作井”还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呢
？据分析，伯益可能是当时作井技术的集大成者。正像仓颉造字、奚仲作车、夷牟作矢、杜康造酒、蔡伦造纸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某项发明创造的代表人物而已。但用此人冠名而不用彼人冠名，其中自有道理在，说明他们在人类进步历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四）卓越的政治谋士
　　伯益具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判断力，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根据《尚书》、《史记》记载，不管是唐虞之际的十一位名臣，还是虞舜时期的十位功臣，伯益均忝列其间。
　　伯益的从政理念集中体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在禹、益、皋陶一起与舜帝讨论文德教化时，伯益发表了两通高见。首先，他通过赞扬尧帝实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神圣使命，说明“乃武、乃文”即文韬武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他的理政原则，今天不妨称其为“十不主义”。原文是：“吁
！戒哉！做成无虚，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於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译为白话文，大意是：“唉!要警惕啊!应该时时刻刻戒备预料不到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於过度的游玩，不要沉溺於过度的享受。任用贤明的人不要三心；意，清除奸邪者不要犹豫不定。有可疑之处的谋略肯定不会成功，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思路应该开阔。做事情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也不要违反民众的意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懈怠，政事不荒废，四方万国都会前来尊你为王。”伯益的“十不主义”可简单归纳为四点：一是办事情要尊重规律、民意、法制；二是做决策要考虑周全，做到万无一失；三是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四是不要贪图安逸，荒废国事。若再加上本篇《大禹谟》中的另一句至今流传的处世格言：“满招损，谦受益”，作为第五点，就更加完美了。
　　这是追记的四千年前伯益说过的话，无疑经过了后人的整理、修改和润色，寄托了若干贤哲的从政理想。但能落到伯益头上，起码说明他有资格、有本事讲出这番道理。
　　这个“十不主义”，我们今天不妨作为“干部道德守则”来看待，其光芒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消失，而是更加璀璨夺目。就如同伯益对着今天的干部耳提面命一般，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入木三分，又娓娓动听。
　　在处理“对外关系”或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也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慧和谋略。当时作为华夏族的大禹受舜命，率各族诸侯前去征服“三苗”。大兵压境三十天，苗民还是抗命不服。伯益随行参与军机，出谋划策。他认为，光靠武力弹压不行，还得以德行相济。他用帝舜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顽父瞽瞍为例，说明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这普通苗人呢?禹接受了益的这一计策。于是，舜帝广泛地推行文教德治，让人们拿着榍和翳在宫庭两面台阶上跳舞。然后就率军队撤退。又过了七十天，三苗终于来归顺了。以文代武处理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大小民族和睦相处，这种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是一种治国安邦良策。
　　（五）实践的地理学家
　　《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伟瑰诡的一部奇书，也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部分作於战国时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前后多人之作。但史书上也有称《山海经》为“伯益之书”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再如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
　　毋庸置疑，在史料空白的情况下，伯益独自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部含有“我国上古时代民族、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医药、生物、矿产等许多方面的丰富史料”的巨。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伯益在《山海经》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史记》等所载，伯益是一位随大禹治水全程踏遍九州四渎的英雄人物，他的所见所闻，关于他的传闻传说，进入《山海经》之中，恐怕没有人会表示反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们把他假托为《山海经》的著作者。较之北魏的郦道元、明代的徐霞客，我们称伯益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实践型地理学家，恐不为过吧。
　　伯翳系舜赐嬴姓，各类史书无异词。准确地说，应是赐嬴氏。但何以赐姓嬴氏，解释却不尽相同。
　　(一)伯翳因养畜“多”而获蹋赢氏
　　《帝王世纪?秦》：“秦，嬴姓也。昔伯翳为舜主畜，多，故赐姓嬴氏。”这段伯翳因养畜“多”而获赐嬴姓的史料，可与《史记?秦本纪》相互印证。《秦本纪》云：“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敌有土，赐姓嬴。”为什么畜“多”就可以赐姓羸，而不赐其他姓
？只因为嬴、盈相通。《战国策?楚策》：“魏有更盈，能虚弓落雁。”《荀子?议兵》杨惊注引《战国策》：“魏加曰：‘异日者，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更嬴又作更盈，知嬴、盈相通。再如，《管子?势》：“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战国策，秦策》：“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嬴缩同盈缩，嬴、盈便相通也。而盈是“盈余”之意，只有“多”了，才有盈余。罗泌《路史?后纪七》在“嬴氏”之下注：“嬴，盈也，庶物盈美。”间接地说，嬴乃从“多”义而来。在金文中，赢、赢更是同源同音同义。赢，与输相对，意即获取余利，引申为有余、盈余，还是“多”的意思。所以无论从嬴、盈相通，还是从嬴、赢同义，我们均可推知赐姓“嬴”绝对与“多”有关。这是第一种解释，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二)伯翳因回归父族而获赐赢氏
　　伯翳小时居住母家，小名曰“飞”，通假或讹作“费”。“入仕”得功名后，人称大费。大费何姓?史书无载。按图索骥，初当从母姓，亦即颛顼族姓。或云姓姬，或云姓风，或如笔者考证姓偃。总之，在受赐之前，没有姓嬴。如已姓嬴，何劳舜再赐一次?同为一音一义一个嬴字，从何而知赐与不赐之别?要之，史无本姓某又再赐姓某之例。大约在赐姓之前，大费步入仕途，获得大名曰“翳”，史称伯翳。舜之所以赐伯翳姓羸氏，直接用意是让其认祖归宗，回归到父系族姓上来。父系之先即少昊，少昊为嬴姓始祖。伯翳获赐羸姓，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赐姓，不仅有利于理顺伯翳与少昊氏的血缘传承关系，更有利于激励伯翳及其后人发扬光大少吴氏的业绩传统。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是虞舜与伯翳均为东夷集团中人，即猩猩惜猩猩、英雄怜英雄之故也。
　　关于舜的族属，这里有必要多写几句：
　　按《史记?五帝本纪》，舜为黄帝九世孙，属于黄帝轩辕氏族。然早于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35年―？）的盂于（约公元前385年－约前3隅年
）却说，舜，“东夷之人也。””据笔者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许慎《说文解字》云：“夷，……东方之人也。”舜长期生活在东方。《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经学者研究，这几处古地名，均在今山东境，尤其集中在鲁中和鲁西南一带。相对于中原来讲，山东便是东方。如果说“东方之人”即为“夷”，那么称舜为东夷人也无妨。正如我们现在说北京人、上海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并非土著，而是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外来者。此其一。舜的母族中有东夷族人，也就是说，黄帝族男人娶了东夷族女为妻，生下舜或舜的前辈，只是史籍没有记下这位或几位东夷女子的名字而已。此等情景，正如嬴秦祖先伯翳
（大费），按母系当为颛顼族裔；按父系当为东夷少昊之后。此其二。舜是地地道道的东夷族人，只不过其后人和司马迁受“万世一系黄帝”观念的影响，而假托于黄帝门下，以高贵其血统，抬高其身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历史上，因出身卑微而攀附名门的事例并不罕见。须知，舜以上五代“皆为庶人””，正符合这种情况。此其三。舜如同少昊挚、伯翳一样，亦是鸟之化身。《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
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郝懿行谓：“《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麦。’疑■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审何据。”袁珂先生在校注《山海经》时，对此有考，其辨甚雄。他列《山海经》中三条证据，以证“郭云实无可非义也。””其实，早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稿》，郭沫若先生已指出：“据说，帝喾名俊，也就是传说中的帝舜。””如此说来，是太史公误将一人，或名喾，或名麦
（俊），或名舜者，分为二帝了。在此不予置评，仅想着重指出，帝■的麦，“甲骨文作■，或作■，为一鸟头人身或猴身之怪物。”［17］而且，《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使四鸟：豹、虎、熊、罴。”更说明他与鸟、与鸟族、与“鸟国”关系至密，与“调驯鸟兽”的伯翳关系至密。袁珂先生甚至进一步推断：“舜与益，实二而一也。””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与正史记载不相吻合。但由此看成舜与益亲密得如同一人却是可以的。此其四。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舜才赐伯翳嬴姓，让其回归父系族，回归东夷族，担当嬴族和东夷首领。
　　这是第二种解释，应该说比第一种解释深化了一步。
　　(三)伯翳因驯熊有功而获赐赢氏
　　古代，鸟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鸟兽可以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资。《新语?道基》：“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三国谯周《古史考》：“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皮羽，饮血茹毛。”《礼记?福运》：“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其次，鸟兽可为古人祭祀作牺牲。《周礼?服不氏》：“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供)猛兽。”郑玄注：“猛兽，虎、豹、熊、罴之属。”熊蹯即熊掌历来是有名的美味佳肴。《春秋左传’宜公?二年》就有“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的记载。据《周礼》，祭祀还供乌鸢和卵鸟。再次，猛兽可作战争武器。《山海经》在《大荒东经》和《大荒北经》中，曾十次出现“使四鸟”的字样，“四鸟”指“虎、豹、熊、罴”。“使”即“驱使”之意。《史记?五帝本纪》：轩辕“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现在一般解释为黄帝所“教”者，乃以六种野兽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或部落，固然新颖。然马司贞《史记索隐》解释为，“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也自有其道理。唐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将《史记》那个“教”字，具体化为“扰驯野兽”，那就显然不是教育人群了。《吕氏春秋》还有“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的记述，说明猛兽(包括野马)驯化以后可以为人所用，用于战争。现在泰国有个旅游项目，就是表演古代武士骑在大象背上对搏的场面。在古代，山东确有大象存在，有的地方出土象牙化石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证明了“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的记载是可信的。《论衡?率性篇》曾写到古代野兽参战的情景：“尧以天下让舜，■为诸侯，欲为三公而尧不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奋心盛气，阻战为强。”王充进而发挥道：“夫禽兽与人殊形，犹可命战，况人同类乎?推此以论，百兽率舞，潭鱼出听，六马仰秣，不复疑矣。”战国后期，齐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用千余头牛，角上缚兵刃，尾上缚苇灌油，夜间以火点燃，使其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勇士随后冲杀，一举收复七十余城。这就是著名的“火牛阵”。牛虽不是猛兽，但从中我们也可窥见古人利用驯化猛兽冲敌陷阵的史影。另外，珍禽异兽还可供人赏玩。因为鸟兽在古人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之地位，所以“调驯鸟兽”也就成为一种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职业。伯翳由于“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才获舜帝赐姓这种显赫的荣耀。
　　伯翳“调驯鸟兽”，种类可能很多，但第一位的大概是熊。
　　太吴一号黄熊氏，鲧死后化为黄熊，黄帝为有熊国君。证明在古人心目中熊是种瑞兽，故讳称为“大人”、“巨人”。华胥氏女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有邰氏女姜原践“巨人”之迹而生后稷，俱将熊神化为一种灵物。
　　熊，易驯化，且富攻击力。上引《山海经》所“使”者，《史记》所“教”者，《周礼》所“共(供)”者，其中均有熊。而且在《史记撕提六种猛兽中熊居其首，说明熊群与熊氏族、熊部落是冲锋陷阵的尖兵。
　　伯翳驯兽，重点驯熊。为此，他必须摸清熊的脾性，模仿熊的“语言”，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打仗时，他也会装扮成熊的样子，率领熊、罴、虎、豹等猛兽勇往直前。久而久之，伯翳便成了熊的化身。
　　舜赐姓时，一开始赐给他的实际是熊姓。这是古代根据技艺特长而赐姓的一种方式。在古时，熊的本字作能，是个象形字。“能甸尊”金文能作鲍，“毛公厝鼎”能作“?。许慎云：“能，熊属。”(许慎：《说文解字?十上》徐灏注笺：“能，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专，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而昧其本义矣。”王凤阳先生持相同观点：“能，熊的本字，象其头、足、腹、尾之形，借用为‘能’，后用火势熊熊的熊来表示。”［
20］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用能代□。《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今梦黄能人於寝门。”此黄能即黄熊也。
　　因为古时熊本作能，故舜所赐伯翳之熊姓，本写作能。能的孽乳字便是嬴。山东大学姜宝昌所著《文字学教程》征引许慎、于省五之论，认为嬴及从嬴之字皆从能字孽乳而来。按照上古姓姬、姜、妫、姚等从女的惯例，嬴字加女，便为羸姓。说到底，嬴来自於熊。正因为如此，故羸、熊可以互相通假。鲁文公之妻，同为一人，《春秋左传?宣公，八年)作“嬴
氏”，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并作”熊氏”，便是熊、嬴同音等义互通的绝佳例证。
　　再回头看《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羸氏。”如果将熊带人“鸟兽”之中，舜所赐之姓本为熊氏，不就豁然贯通了吗?黄文山曰：“中国古姓，多为图腾之遗留，如秦嬴，便是瑞兽之名。”(《新社会科学?季刊》，
1934年第1卷第1期)所谓瑞兽，当以熊为宜。
　　这是第三种解释，比第一、第二种解释似乎更接近於历史真实。
　　若有人据此认为，伯翳的图腾为熊，则又谬也。一般说来，作为图腾的动物只能敬而尊之，最起码也需敬而远之，绝不可能去随意“调驯”的，更不允许饮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近观一电视片，见印度某地有敬鼠习俗，竟让老鼠在自己身上、食物上恣意妄为，而主人则毕恭毕敬。古今一理，由今推知，此老鼠必为彼族图腾无疑。故驯熊之伯翳，绝不会以熊
为图腾，起码不会以熊为主图腾。再者，前已说过，伯翳的主图腾是■鸟，亦即风鸟，其他即使成为图腾，也不过为副图腾而已。
　　(四)伯翳因“食於赢”而获赐赢氏
　　先秦时代，我国曾存在一个“锡土姓”［21］制度，亦即《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胙土”即封地与“命氏”一并进行。当然，从严格意义上区分，先秦氏姓有别，姓非来自赐，而是来自出生地、长成地或氏族图腾。炎帝姜姓、黄帝姬姓、唐尧祁姓、虞舜姚姓，俱因居姜水、姬水、伊祁、姚墟而得。夏禹则以图腾薏苡而姓姒。而新氏却可由帝王赐与诸侯。且以所封地名为族名，邑某地者为某氏。这种“命氏”是有实际内容的，不仅被“胙土”带来土地，而且带来奴隶、财富和权力。一旦政治上失势，则往往遭“坠命亡氏，踣其国家”的厄运，也就是土地被没收，氏姓被剥夺。
　　《史记?秦本纪》：“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鉴於“锡土姓”制度中“土”与“氏”的不可分割性，我们从所赐嬴姓，应称作嬴氏，不难推测出“故有土”之“土”为嬴邑来。
　　《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益与禹臣於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益所封方圆百里之地，虽未挑明，但从“胙土”与“命氏”之关系，亦可推测出其地为嬴邑。
　　《路史?后纪七》则彻底揭开了这个谜底：“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於嬴，为赢氏。”既然所赐食邑为嬴邑，那么所“命之氏”必为嬴也。反之亦然。
　　嬴邑、嬴城、嬴县，皆因嬴汶（汶河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而得名。罗泌注云：“嬴，盈也，庶物丰美而以为封，即泰山嬴县。”［21］其实，嬴邑的历史非常悠久。见诸先秦文献的就有《春秋左传?桓公?三年》
（前709年）、《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秋左传?哀公?十五年》（前480年）、《》L记?檀弓下》（前544年）、《孟子?公孙丑下》
（前314年）、《资治通鉴?周纪三?赧王》（前285年），达六次之多。据考古调查，山东莱芜城子县村“嬴城遗址”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
　　少吴居嬴水而得嬴姓（详另文）。伯翳作为少吴后嗣，以嬴邑为居邑或食邑，正可承继嬴姓族之基业，体现出不忘先祖、不忘血统的拳拳之心。
这或许也是舜赐伯翳嬴邑、命为嬴氏的良苦用心。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伯嬴获赐之嬴氏，正是郑樵《通志?氏族略》所列二十七个“以姓为氏”中的第八个：嬴。即以少吴之嬴姓作为伯翳之氏姓。司马迁谓伯翳“姓翳氏”，如果从这个意义去理解还是对的。但他在别处又直言“姓羸”，则又谬也。由于约定俗成，这种错误的称谓已被大家接受，所以也很难纠正过来，姓、氏混用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是第四种解释，其顺理成章的程度又比前三种有所提高。
　　四种解释各有道理，也各有缺欠。笔者试图将四种解释糅为一说，兹简述如下：
　　伯翳以自己善主畜的特长，在其先少昊得赢姓之赢水，为舜调驯乌兽，鸟兽多驯服，其中尤以舷为最。为表彰其功德，舜便将嬴邑赐与他，命他为嬴氏，以示承继少昊之血统。这就是伯翳赢姓或伯翳嬴氏的来历。
［　1］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杜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1页。
［　2］《尔雅?释鸟》
［　3］《尔雅?释乌》
［　4］许慎《说文解字?四上?鸟部》
［　5］《史记?夏本纪》
［　6］陆贾：《新语?道基》
［　7］侣氏春秋?慎行论?壹行》
［　8］《史记?五帝本纪》
［　9］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印1早1月，第1版，第4页
［10］《史记?夏本纪》
［11］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1版，第6页。
［12］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出版说明》
［13］《孟子?离娄下》
［14］《史记?五帝本纪》
［15］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刃398页
［16］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7］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6－397页
［18］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7页
［19］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7月，第1版，第688页
［20］王凤阳：《汉字学》，吉林丈史出版杜出版，1989年12月，第1版，第6页
［21］《尚书?禹贡》
［22］罗泌：《路史?后纪七》
［23］日《中国文物报》
浏览器不支持嵌入式框架，或被配置为不显示嵌入式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