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期刊：形成具有本地特色四大优势品种|辽宁|期刊|特色_新浪新闻
&&&&&&正文
辽宁期刊：形成具有本地特色四大优势品种
第三届“辽宁省期刊人奖”颁奖活动现场。辽宁省新闻出版局供图
　　辽宁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辽宁期刊界紧紧抓住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期，使期刊出版业快速发展。在全省登记注册的316种期刊中，包括学术理论、时事政治、教育教学、文化生活、经济、综合文摘、历史地理、农业、工业技术、医疗等多个门类和党刊、工业技术期刊、医疗期刊和学术期刊四大优势品种。
　　现状呈现出四大特点
　　从发展现状来看，辽宁期刊业主要具有4个特点。
　　一是一批期刊综合指标位于全国同类期刊前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比如，《共产党员》《铸造》、中国实用医学系列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金属学报》等16家期刊的发行量、影响因子、双效等指标均列全国同行第一，占到全省期刊总数的5%；《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版)、《金属学报》《机器人》《催化学报》等17家期刊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工程索引》(EI)全文收录或部分收录；先后有4家期刊6次获中国期刊最高奖――国家期刊奖，有9家期刊16次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有55家期刊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二是不断开拓省外市场，发行量大头在外。一批优秀的期刊以品质取胜，在省外发行取得优异成绩。社科期刊中，《党建文汇》90%发行量在省外，《人力资源》80%在省外，《小学生优秀作文》40%在省外；工业技术类期刊85%～90%发行量在省外；中国实用医学系列杂志5本期刊90%在省外发行。
　　三是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四大优势品种。党刊系列独占鳌头。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辽宁党刊群，总发行量和子刊发行量均为全国第一，两个效益突出，成为辽宁期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工业技术期刊实力雄厚。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辽宁的工业技术期刊数量多、根基牢。从20世纪50年代起诞生了《铸造》《仪表技术与传感器》《机械设计与制造》等一批品牌价值突出和影响广泛的工业技术期刊。全省现有工业技术期刊104种，占到期刊总数的33%。这部分期刊无论是学术影响力，还是广告经营收入，都代表了辽宁期刊在全国的最高水平，是辽宁科技期刊整体实力的体现。
　　医学期刊成为后起之秀。辽宁现有医学期刊32种，绝大部分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刊时间虽短但发展迅速，期发量占到科技类期刊的1/3，广告收入占到科技类期刊的1/2，成为辽宁期刊的后起之秀。以《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杂志为代表的辽宁医学期刊，学术技术含量和社会影响力均位居全国同行前列。
　　学术期刊榜上有名。包括大学学报在内，辽宁现有学术类期刊91种，占全省期刊的29%，在全国学术期刊领域享有重要地位。《金属学报》《催化学报》《土壤通报》《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的学术水平在全国同类期刊位居前列。《大连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版)等9家期刊入选《工程索引》(EI)，《催化学报》等5家期刊入选《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辑刊》等8家期刊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四是集约化发展格局日渐形成。比如，组建全国首家地方党刊集团。2000年，辽宁省委在全国率先组建党刊集团，确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刊，《党建文汇》《党支部书记》《刊授党校》为子刊的党刊体系。资源整合后的辽宁党刊群日渐壮大，成为辽宁期刊业做大做强的典范，为辽宁期刊发展指明了方向。
　　比如，专业期刊集约化发展取得新突破。结合推进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以原辽宁北方报刊出版中心所属的12家报刊为平台，打造辽宁北方期刊出版集团，母公司――辽宁北方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已注册完成，这标志着辽宁在探索期刊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
　　成绩得益于两大措施
　　辽宁期刊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从管理部门来看，得益于其推动期刊发展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实现退出机制常态化，盘活出版资源。在全国报刊退出试点期间退出12家报刊的基础上，结合深入贯彻落实原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综合质量评估实施办法》，进一步统一思想，高标准、严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报刊退出常态化工作，先后评估退出12种报刊(其中退出期刊6种)。退出后的刊号资源均留在省内用于盘活期刊资源，优化期刊结构，为期刊适应市场需求、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空间。
　　二是增强服务意识，为期刊创新发展出谋划策。举办论坛，为服务期刊发展出谋划策。截至目前，辽宁全省已累计举办34届期刊社长、总主编论坛，搭起服务期刊发展与改革创新的共享平台。在每次论坛的举办前都做好事前调研，了解各刊社关心关注的热点议题，使论坛既紧贴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又符合基层刊社发展实际，使各单位感到备受鼓舞、很解渴，为推动期刊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开展各类评奖，发掘人才，鼓励先进。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辽宁省期刊协会长期联合举办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促进期刊发展。1999年起，每年一届的期刊优秀编辑作品评选活动已连续举办14届；1994年起，每两年开展一次的期刊等级评定工作已连续举办9次；2006年起，“辽宁省期刊人奖”评选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届。通过各类评先评优活动的举办，一批批优秀期刊人才脱颖而出，一本本优秀期刊不断进步。这些活动已经成为全省期刊人高度关注、在全省期刊界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注重队伍培养，加强业务培训。1997年至今，已连续组织16届期刊编辑知识竞赛，全省各期刊出版单位累计有近万人次参加。多次组织采编业务培训班，进行集中、系统培训。这些举措不仅做到以人为本，提高了期刊编辑个人政治修养和业务水平，更为辽宁期刊长远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编辑：SN009）
&&|&&&&|&&
，推荐效果更好！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妇女杂志》和《玲珑》杂志优势对比
发布人：&&发布日期： 16:06&&共1215人浏览
　　李康化
　　《妇女杂志》创刊号封面
　　《妇女杂志》日创刊于上海，于1931年12月停刊，期间每年一卷，每卷十二期，共出十七卷，它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份历时最久的大型刊物。
　　《妇女杂志》的价值在于：首先，这本杂志经历了从民初女权运动低落时期直至&五四&及以后妇女运动频繁时期，它的长时期的存在表现了它于当时存在的某种必然性和合理性。其次，该杂志一至六卷即年间的主编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王蕴章，七卷一号开始进行了大改革，由章锡琛任主编，这种人事上的改动并非偶然，而是与其杂志内容、精神旨趣的改变直接相关的，正是为了适应&五四&运动之后整个社会的普遍风尚，《妇女杂志》才作出如此重大的改革，将它与&五四&以后的一些妇女杂志如《玲珑》等相比较，不难发现这种改革使其取向类似于《玲珑》等，致力于塑造理想中完美、新型的女性。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存在于五四之前的该杂志，是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与当时的风气相契合的。第三，《妇女杂志》主要读者是知识妇女（当然亦有男读者），其中以中学生最多（经济上，能受中学以上教育的女子家境至少中上）。其内容尽量平易，但五卷以前颇多文言文，阅读上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改革后用白话文，但内容上又有扩大加深，读者的知识程度仍有限制。该杂志的这种情况，正符合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即广大的知识阶层，包括女士和男士。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无论保守或是激进，《妇女杂志》于学术研究、生活考究上都是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妇女杂志》的第一到第五卷，从内容到精神都相当一致，到第六卷也只是为顺应潮流有所革新。前期（五卷）主要撰稿人有：王蕴章、梅梦、恽代英、胡愈之、胡寄尘、瑟庐、沈芳、沈泽民、蒋维乔、瞿宣颖、魏寿镛等，以后一些女性化的笔名出现在该杂志中，如飘萍女史之类，然而事实上这些编者几乎全部都是男性，这显然体现了当时女学开展仍未深入，女子可能已识大量文字，但是其从事案牍工作则仍有难度，而这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表现男权社会中男子眼中女性的真实生活和必须接受的由男子灌输的正统思想的现实。
　　《妇女杂志》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不仅是不超越女性当时生活真实情况，并且也鲜见激烈前进的言论的传统杂志。首先，在第五卷以前内容以文言居多，这和与它几乎同时出现的《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文体相比，已表现出了立场上的不同。其次，该杂志卷首总是刊登一些家庭新婚照片，似乎表现出一种对于&家庭&的格外关照，也表现着妇女首先应该是家庭的人这样一种观念，这与《良友》相比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创立于1926年，新文化地位确立之后，《良友》画报显然在思想上更为先进，出现在封面上的女性都打扮入时，体现的是一种上海摩登的气质，最为重要的是，她们总是单独地出现在封面上，其背后体现的思想则是&妇女应该是独立的人&。
　　改革前的《妇女杂志》宗旨上趋重于提倡女学及实用，意在以女学培养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的贤妻良母，摆脱过去专事依赖的女性角色，成就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以其所学知识负起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务。
　　张芳芸在《发刊词》中写道：&人生天地间，不可一日无所养，即不能一日无所教。&&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世之需，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
　　《妇女杂志》发刊辞
　　梁令娴的《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中有云：&窃尝思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而杂志发刊之本意，又岂非遵此职志，为国中造多数之贤妻良母耶?！&&妇人在家庭中实有莫大事业，苟能尽相夫教子之天职，即能为世间造福。&&然欲举此天职，尤在求学达礼，修养品格，练习才识。&
　　无论是从该杂志的出刊宗旨，还是看该杂志一卷一号文章的内容与思想，兴女学和妇女教育都不是一种终极目标，更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负起&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务&，而这种&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妇人在家庭中实有莫大事业&，而这种莫大事业也即是&相夫教子&。这种初哀倒是很符合当时梁启超等提出的&救国保种&、&贤妻良母&的终极目标。关键问题是，这种终极目标由梁令娴的《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的篇名来看，也正是当时这个阶层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知识女性尚且如此，则更为落后地方妇女的生活尤可知矣。
　　无疑，以《妇女杂志》为代表的女性刊物，代表着当时最为正统也最为官方的意愿和指向，与其他一些言论激进，与传统相悖的女性刊物相比，该杂志与救国保种、贤妻良母的终极目标走的是如此之近；&与时势同进退&似乎成为早期《妇女杂志》最大的特色，当女子参政在民国初期受到打击，维护贞节反对恋爱，保守势力有所抬头时，《妇女杂志》作出了同向的回应，该杂志中有些文章甚至公开奖励表扬贞孝节烈。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本逆潮流而上的刊物，也不能说&救国保种&、&贤妻良母&即是该杂志的终极目标，准确地说，它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仍是趋于保守的，而描绘出的妇女生活状况则是：受到多年的文化教育，目的并非为了作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要&弥补家计，有益家庭&，最终仍然是要回到那个充满了腐朽气息的家庭中去。
　　早期《妇女杂志》的正统也许并非有意为之，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当时真实情况的缩影。在论述女学的功能时，丁凤珠在《振兴女学之功效》中指出有四：一曰隆母教：一曰宏师资；一曰振国教；一曰整家政。由此可见，当时妇女学以国学为主，家政如女红和烹饪并行，以为兴女学的目的本就&不为造就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发出如此感慨的还有飘萍女史的《理想之女学生》（一卷三号）、朱翰芬的《推广女子初等小学私议》（一卷六号）、瞻庐的《对于主持女学者之卮言》（一卷六号）、王三的《敬告全国女学校》（一卷九号）。这一类观点在客观上却是正好配合了教育部的政策：无女子大学；无实业等学堂的设置；女子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较男子各少一年。既然女子的最终归宿是回到家庭，担起相夫教子的职责，那么只要不至粗陋，又何必受那么多年的教育呢，受多了教育还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妻强于夫、男女交际引起的有伤风化等，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可能持有的一种不宜言说的共识。&造成一般高尚纯洁之女子，毋沾旧习，毋慕虚荣，毋蔑视国粹，毋偏重欧化，将来为贤母、为良妻，颠簸摇篮者之手腕，震动世界而有余。&（《慕凡女儿传》）我们不知道，&颠簸摇篮者之手腕&，是如何&震动世界而有余&的。
　　传统社会对于兴女学最大的忧虑也许在于&男女之大防&的不再，因而&无女子大学&，也许正在于防范自由的恋爱和婚姻，因为这从根本上动摇&家本位&的思想。《妇女杂志》体现出了这种担忧。关于男女同校的问题，王卓民在《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四卷五号）认为男女接触交际将有相互仰慕的不道德发生，因而影响学业，实际上他发表这番言论时上海已出现了男女同校的现象；关于自由婚姻问题，刘滋生在《论今日中国婚姻之改良》中论道：
　　&婚姻之权操之于父母及子女两造，缔婚姻之约，必得双方之同意，于今日之中国，愚见以此为最美矣。自由结婚，何以不合予今日之中国&&盖中国数千年之风俗人情，与欧美诸邦大异，彼国人自由结婚，相沿成习，故便。中国向无此习，而一旦放纵之，少年血气未定，识见不远，必有一时之恋爱，为人所诱惑，而贻害终身者&&故吾谓折衷之法，必得父母与子女两方之同意，或由父母择婚，而取决于子女，或由男方择婚，而取决于父母。&（四卷八号）
　　该文名为改良，实则不然。当时的确有此&折衷之法&，然而若是父母择婚，则男女互相见面之后，父母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若是男子择婚，父母也大抵不会接受与其子自由恋爱之女子，所谓改良，实际上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改头换面。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作为妇女刊物，该文有意回避了女子是否有择婚权利的问题。
　　前期《妇女杂志》的意义在于它已经不仅仅是给读者营造着一种文学意象，它与当局者政策的同步性、它以男性编者为主导的特色，准确地向我们反映着已经被启蒙的知识妇女阶层女权思想的萌芽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女权思想的深深地被压抑，它使得一种厚积后的爆发成为可能。
　　《玲珑》创刊号封面
　　民初之前至五四之后女界思想上的被压制，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得到了大规模的爆发，&新女性&的出现几乎一夜之间抹去了女界前几十年艰苦斗争中的所有痛楚，女界尤其是知识女性已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前沿。
　　《妇女杂志》的读者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群体：以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女学生及知识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女性群体。而于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玲珑图画杂志》（后期易名为《玲珑妇女杂志》，简称《玲珑》）。诚如张爱玲所言：30年代的上海女学生手上总有一册《玲珑》，由此我们认为该杂志的流行程度丝毫不亚于草创时期的《妇女杂志》，而从《玲珑》的女性投稿者大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程度并活跃于社交界等方面来观察，该杂志亦是反映了上海中上层的女性面貌；同时由于《妇女杂志》于1931年年底宣布停刊，在时间上恰好与30年代出现的《玲珑》形成了一种延续性，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以20年代的《妇女杂志》和30年代的《玲珑》来探讨上海知识女性形象的建构。
　　《妇女杂志》的大改革出现于&五四&之后，由章锡琛开始担任主编的该刊1921年七卷一号起表现出与前期迥异的气象，文字上由半文半白过渡到了全白话文，思想宗旨上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种转变从该杂志改版前个别文本上就已初见端倪：沈雁冰在《妇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妇女》一文中提及妇女&一是先求解放自己，确立高贵的人格和理想；二是应该了解新思潮的真意义，所谓解放，是意志刻苦的精神解放，人类的生活，是互助的生活，不单是要求和争夺；三是希望她们现在尽力增高自己一边的程度，放十二分精神去扶助无识的困苦的姐妹，不要白费精神来空争；四是希望她们的活动，不出于现社会生活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五卷十一号）。该杂志曾刊登了一则广告：&本杂志六卷一号起，刷新内容，改良体例，每期都刊载一些提倡妇女解放的文章。&这种种迹象表明，《妇女杂志》的任务正在发生着从着眼家庭到重视个人、从谈论民初时女性问题转而关注&五四&后的女性问题的重大改良，对于妇女解放的发展进程表现出少有的关注。
　　而这种倾向在改革之后的该杂志则显得更加清晰可辨：&本志的主旨，固在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而一方面，尤其在供给妇女界以新知识，希望能彀成一种家庭中有趣的读物，借此增进妇女读书的兴味&（七卷二号）；同样在一则征稿启事中要求稿件&一、国内妇女消息；二、社会真相包括下列各种之记载而言：（1）家庭中新旧之冲突，及旧家庭内种种苦痛悲惨之事情：（2）模范的新家庭组织；（3）婚姻及恋爱之成功或失败；（4）妇女职业界之状况，或个人就职之经验；（5）其他关于社会家庭之偶发事情，或一般状况，足供研究者；三、女学校通信：四、名作举要&。稿件要求的转变表现在对待国外译稿方面，则从原先的偏于日本转而偏向欧美，最重要的是对于爱伦凯和易卜生思想的全面引入和介绍，这种关注似乎直接来源于&五四&后新文化对于女性、对于&娜拉&的关注，对于&娜拉走后将怎样&的关注，该杂志的这种紧随表现了办刊意识上的真正觉醒。我们看到，在该杂志前期出现的家庭模式已经变为了新旧两大阵营，女性首要是要从旧家庭的种种&苦难悲惨&之中解脱出来；紧接着就是对于教育以及知识所进行的分野，&新知识&应该是相对于旧知识而言，那么新教育也就是对于旧教育的反思，教育首要是破除&贤妻良母&主义，促成个人人格的完善是新教育的终极目标，这样的论点在改革后的该杂志上比比皆是，如杨舜英《读书的我见》认为&读书要求得真确的人生观&（八卷二号）、周建人《妇女与社会》以为女子教育&是人生应有的智识，人们相互的关系，养成健全的心身，便是琢成社会上有用的材料&（七卷九号）、李光业《今后的女子教育》提倡&教育使女子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求人格完成&（八卷二号）。
　　新思想、新观点的在场使得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成了&提倡妇女解放运动的利器&，并被推为中国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把交椅。鲁迅、沈雁冰、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巴金、叶浅予、陈伯吹、向警予等人以撰稿者身份的参与，从侧面反映了其时《妇女杂志》在上海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妇女走出家庭在思想层次上所作的努力。
　　《我们今后的态度》表达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来自于对其个体的承认、女性不应再成为男权社会的一种附属品的观点：&（我们）认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着眼于全人类的生活&&&（十卷一号），将妇女问题放入到社会中去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的确是一种崭新的视角。
　　《妇女杂志》在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得以确立之后，以改革后的全新风貌试图在理论上建构崭新的新女性形象，但这种新女性的形象有别于三四十年代的摩登女性，因为&摩登&在现实中有着&新奇和时髦&的含义，同时也和上海的现代性密切相关，是一种相对后期的女性意识中自觉性的产物，在20年代&新女性&成为一种崭新的概念被提出之时，女界（尤指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对于何谓新女性的认识仍处在摇摆不定的阶段，尚不能具备这种自觉性。所以我们对于女界从《妇女杂志》到《玲珑》的文本形象的转变，视作是从都会新女性到都市摩登女性的一种转变。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很有意思地提出以公共构造和空间的角度，结合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来重绘上海的文化地图。 我们循此思路， 在李克强先生《&玲珑&杂志建构的摩登女性形象》一文的基础上，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女性作一番扫描。
　　&都会女性的内在特质与修养&
　　《妇女杂志》改革伊始即面临着对于女性内涵的重新建构，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已由&家庭的人&走向了&社会的人&，对于女性本质重新思索和诠释的意义在于使女性的内涵得以充实、独立，继而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之中。爱伦凯在《未来的女子》中论述了何为女子的精神特质：
　　这种女子，能够了解科学的精神，了解对于真理的确实的追求心，了解独立的精神和艺术的创作之精神，她能够理会自然的法则以及进化的发展的必然性，具有共同责任的观念以及对社会利害问题的兴味&&她能够自由的思考她自己的思想，同时又能研究那时代的新思潮&&二十世纪的女子，对于社会上的生命，对于艺术，对于科学以及文学，能够贡献一种新的价值&&所以她在知识的面前，主张无知识者的权利；在伦理的面前，她主张感情的权利；在现实的事实面前，她主张事实以外有几多可能；在解剖分析的面前，主张直观的权利。（《妇女杂志》八卷九号）
　　爱伦凯是在对女性一直以来被忽略的独特本质进行着有意义的挖掘，她不仅认为女子在知识及科学面前有着自我独特的求知欲及判断力（这在之前的社会中是不会被承认的），而且还认为女性在精神世界有着别于男性的独有的本质力量，比如感情、猜测、直觉等等。而李光业在《世界改造与妇女》中对女性的特质进行了更为浅显的披露，他认为&世界文化的本质，以征服、侵略、战斗等男性的方面为中心，而平和、亲切、慈爱等女性的方面，常被压于下方&&将来与历来男性的文化上，加入女性的文化，世界或能因此开一新纪元，也未可知。&（《妇女杂志》七卷七号）这种观点不强求女性在精神上的男化，它承认了女性精神方面的本质可以融合于或是中和这种男性的特质，并且这种女性的特质展现着种种美好的迹象。
　　然而恰恰是现实的情况和这种美好的期望存在着不调和，陈德征在《告知识阶级的妇女》中指出其时的知识女界，在言语方面：不涉及学问的时事，只在戏谑方面，有时会专谈他人琐事的最多；在行为方面，不愿看书、不愿负重大担子，仅愿意做一些琐碎事情，和注意个人的装饰的最多。（《妇女杂志》十卷二号）陈德征的这两个&最多&表现了妇女从内在修养上与社会期望的新女性的差距，她们并没有能够在学识上以及精神上发挥理论界提出的女性优秀的内在特质。这是我们在《妇女杂志》上所发现的都会新女性形象确立期的第一个矛盾，即理论界女子优秀品质的阐发和现实中女界对于此种特质的有意回避。这种情形到了30年代的《玲珑》则似乎已得到了扭转，《玲珑》提出的都市摩登女性，其内在修养十分重要。胡玉兰在《真正摩登女子》中指出，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不算得真正摩登。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有相当学问（不一定要进过大学，但至少有中学程度，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玲珑》第100期）
　　此时对于女性问题的看法，似已从一个矫枉过正的时代中恢复过来，显得非常务实，摩登的女性一方面被要求有相当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被要求发挥出她们内在的特质与修养（这从在交际场的态度和家政的管理中不难看出），这种务实也体现了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矛盾的被克服。
　　&都会女性的外在形象与妆容&
　　新女性并不是只需要内在的丰富即可以称之为&新&，当时对于新女性外在形象与妆容似乎直接与新女性的本质特征相关联，即新女性应该有与这种称谓相符合的外表与装饰。
　　民初由于知识妇女多出身于中产以上家庭，因此衣着奢华艳丽，面容敷粉涂朱并不鲜见，到&五四&之后对于妇女过度修饰的非议很多，这种非议甚至带动了女学生简朴装束的流行。在关于女子装束的论战中，《妇女杂志》表达了其鲜明的反对艳妆的立场。劳泽人声言：&女子明明是个人，有独立的人格的，如何可以以奇形怪状的装饰自己比拟于玩品，亏损自己的人格。&（《妇女杂志》七卷九号）：余竹籁在《装饰与人格的关系&&敬告艳妆的女学生》中称女子艳装：一是靠男子供养，妨碍妇女解放；二是养成奢侈的习惯，离家独立后容易堕入下流；三是因为女学生是女界最高的，可作为其他妇女的模范，艳妆亦促使女界仿效，主张淫风。女学生装束应有两个标准：一要常着学校制定的衣服，衣的材料务求朴素，衣的构造务求简便；二要废除一切附属身体而很无关系的奢侈品。（《妇女杂志》八卷一号）
　　综合而言，当时对新女性着装上的要求是应当简朴、卫生、美观（美观与30年代以后的时髦、摩登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样的原因，再加上女学生数量上的稀少和备受崇敬，使得白运动帽、白布衫和黑布裙的女子校服成了流行的服装，就这点而言，它与民初&文明新装&保持着较一致的延续性。另外，对于女性外在形象的要求中，出现了标准的新女性无人为的残疾，如天然足，穿耳也因此被视为一种人为的残疾。
　　与此同时，当时的女界也正被一些流行着的风尚所包围，如在这一时期，束胸现象配合着逐渐流行起来的紧窄的时装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束胸的审美观念相反更加发达了，而这种行为以束缚胸部和牺牲健康为代价。当时崇尚苗条的体态，衣着流行的基本样式有两种：一种是上身至腰围部分紧窄，袖子宽大，衣裾尚圆角，领口要大，竖领不要高，能露出脖子为主（《妇女杂志》十一卷六号素涯《女学生生活写真》）；另一种则是旗装，裙长或短至膝盖，或长至没踝（《妇女杂志》十六卷八号叶浅予《写在&新秋之装束&前面》）。无论是哪一种样式，其要点都是在于突出女性的曲线美。女子剪发则早已成了女子解放的标志，这种被早期《妇女杂志》指摘的风尚，由其十四卷六号封面女郎一头短发的学生形象进行了最好的肯定，当时的剪发以烫过的卷发为流行的先锋。从上至下，剪发、紧窄的服装、还有腿上的丝袜和足下的高跟鞋（虽则被比于缠足，却非常风行）以及无处不在的饰品，活脱脱知识妇女于学习生活之外的流行装束，这种装束虽多出现于社交与出游，但却为很多反对者批判为&整日的挂了新妇女的头衔，仍旧在妖妖冶）台的衣饰上考究，只十自不合罢！&（《妇女杂志》八卷五号曾志学女士《妇女之敌是谁》）由此我们又发现了都会新女性形象确立期的第二个矛盾，即理论界女性形象朴素简洁的要求和现实中女界对于流行风尚的景从。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即是女界对于&新女性&其真实含义的不了解，正是这种不了解，导致了女界思想上意识上的解放和理论界对于与此相适应的身体上的解放存在着一种势差，两者还无法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而这种情形到了30年代在《玲珑》论述和征举何为摩登女性时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了。
　　《玲珑》第17期吴志美《卷发的美》
　　沈诒祥在《现代妇女何以比从前妇女好看?》中指出，由于美容术的进步，现代妇女懂得去斑、敷粉、勤于沐浴；其次，现代妇女会因着自己的个性配合新款发型；此外，服饰上亦有不少进步，除了每季不同款式外，又分晨、晚、运动及跳舞装，对配色亦有研究，加上注意运动，使肌肉匀调，更具美感。沈诒祥更指出，现代女性研究美容术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尽社交生活的责任（《玲珑》第24期）。
　　对于妇女的时装和美容术，《玲珑》亦多有介绍。例如漫画家叶浅予就经常为《玲珑》绘画各类妇女时装，包括备季新款时装，以及晨、昏、晚、交际、乃至是学生装、名运动装等。此外，亦有介绍女性如何修饰身体，如《摩登的脚》，就教女性如何做脚部运动和按摩，使脚部优美，不致变形或生鸡眼，以便能穿上当时妇女最摩登的高跟鞋（《玲珑》第12期）；绣翎的《怎样使手美观》指出女性在修甲后要在指甲软皮上涂美容膏，而勤于工作的女性亦须涂滋润手部的化妆品（《玲珑》第39期）。更细致的，就连指甲修饰也有提及&&把指甲磨短，再涂上美指油，最后涂上甲膜膏或油（《玲珑》第139期）。当然亦有论及如何达至卷发美效果的文章（《玲珑》第17期）。此外，《玲珑》亦经常报道好莱坞及上海电影明星的新闻及形象，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明星的最新潮流时尚装扮。
　　以20世纪30年代学生装来说，在上海，女学生不单是摩登的追求者，亦成为公众眼中摩登女性的形象。以沉应懿凝为例，她回忆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的情况时说：&我第一次去中西正式上课的那天&&我特别挑了一套新做的水蓝色纺绸衣裙，作为自庆。那天去办理注册手续时看到许多学生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好不漂亮。&这正显示了女学生如何积极地追求摩登形象，同时，女学生的摩登形象亦正好开展了上海城市文化内的一度公共空间。当时上海有着一个传言：&要看上海滩最摩登漂亮的小姐们，只要每个礼拜天上午到亿定盘路中西女塾的大门口去等着。&由此可见，《玲珑》或者是同类型的大众文化刊物内所建构的摩登女学生形象，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女学生连接起来的，两者共同创造了一个供大众阅读的公共空间。怪不得张爱玲称30年代女学生每人手持的《玲珑》是一部传授影星美容秘诀的刊物。
　　《玲珑》推介的&时髦学生装&
　　《玲珑》所构建的摩登女性形象不单有外形美，还要有健康感。《玲珑》的许多文章，都呼应着这种看法。
　　魏圭玉在《新旧派各有长处》中指出：&有许多自谓新人物的女学生，终天涂脂抹粉，极尽浪漫&&徒然学了些欧化的皮毛，居然也会穿上几套妖冶的服妆，甘愿牺牲色相，在大庭广众面前献媚；咳！堂堂女生，为甚么要逞奇斗艳，去效那歌女舞星的勾当呢?&（《玲珑》第20期）由此我们似乎看到和《妇女杂志》与外部世界有着外在矛盾类似，《玲珑》所带出的观念一样有着内在矛盾：一方面介绍美容及装扮的心得，并刊登女性照片让公众阅读：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则指出女性打扮妖媚、在公众前献媚是要不得的行为。但想深一层，我们认为其实质是该杂志主张的所谓摩登女性形象决不是低俗&&摩登女性既要美，但却不要妖媚。因此，魏圭玉的文章才强调了打扮过分时髦的女学生有如歌女舞星一般。这一点证明了《玲珑》所标举的摩登女性是格调高尚的。
　　另一篇文章《摩登妇女的装饰》则指出：&&&所以穿了奇装艳服，抹了脂粉，装腔作势，只是人工的装饰。而不是自然的美丽。越装饰得利害的，越显出她的丑态来。装饰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她只能消磨宝贵的光阴，耗费金钱，结果成了玩偶，洋囡囡。&（《玲珑》第20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玲珑》和《妇女杂志》似有其内在的承传性，女性对于追求摩登是有规范的&&打扮妖媚、奇装异服并不是新、摩登，而是低俗。从这角度推想，《玲珑》刊登的女性照片，或许就是编辑眼中那些真正摩登女性的典型；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亦表明了《玲珑》所展现的摩登女性公共空间，是一个高尚的空间，可以说，《玲珑》是在努力确立和描述摩登女性在公共空间的位置。
　　可见，尽管当时女界对于&新女性&的认识懵懵懂懂，然而，这种&新女性&仍是与其后的&摩登女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尤其是在关于外在形象与妆容方面，从最初对此种追求的两难处境到之后有意为之，追求时髦，正体现着这种承传性。
　　&女性身体进入摩登战场&
　　李欧梵说过，中国近代的民办报章刊物开创了一个传递社会声音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个公共空间有别于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如果说《妇女杂志》尚不能成为上海新女性的公共空间（由于对新女性存在着认知上的偏差以及其营造理想女性公共空间的性质），《玲珑》则自然已成为30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现其公共空间的理想园地。除了文字以外，《玲珑》还利用图片来开拓女性的公共空间。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大突破。一直以来，女性在中国社会都是不出闺阁的，只有妓女的相片才会在刊物中出现。兹举一例，张允和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在王开照相馆拍了照片，照相馆后来将之放大置于橱窗里作招牌，及后更被杂志拿去当封面，使她感到很不光彩，于是与照相馆老板大吵一顿。虽然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已有刊物刊登妇女照片供大众阅读，《良友画报》即是一例，而《玲珑》就更鼓励女读者或作者附来照片供杂志刊登。
　　女性照片在杂志内刊登，令人联想到阮玲玉在电影《新女性》中饰演的作家。当出版社编辑得悉她是漂亮的女性时，就立即把她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以此吸引读者购买她的小说。《玲珑》之所以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可能也是为了吸引读者。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杂志的这种行动无疑&物化&了女性的身体。不过，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女性的身体挣脱闺阁的框框，并见诸大众媒体，实有助开拓女性的公共空间，亦创造了当时上海的城市文化。若配合《玲珑》的其他内容阅读，就不难发现该杂志以女性身体建构的公共空间的面貌。无疑，&摩登女性&的身体是这个公共空间的核心。
　　因为女性的身体已成为摩登空间中真正的主导者，我们将联系在身体上最具有健康美特质的女性&&女运动员作这方面的进一步阐释。
　　西洋的体育运动项目自晚清传入中国，而体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早期，是与国家富强拉上关系的。李维清于1907年出版的《上海乡土志》第113课就指出：&国民有尚武之精神，而后国家有自强之基础，此体育会所以宜重也，晚清上海已有颇多的体育会，如沪学会、若群学会，均有附设体育部，此外又有体操研究会、舞蹈会、商余学会等，而南市、北市亦各有体育会。&
　　体育运动之所以与女性拉上关系，除了因为新式教育会有体育课之外，亦与女性身体健美有关。《妇女杂志》中有《娇弱的分析》一文：&娇弱是现在妇女普遍的现象，至于娇弱的原因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社会以娇弱为美，女学校虽有体育一科，但是对于女子的壮健与否，几乎没有关系，学校出身的女学生和家里的小姐相比其健康情形几无差别。&这是我们在《妇女杂志》上所发现都会新女性形象确立期的第三个矛盾，即理论界以女性壮健为美和现实中女界以娇弱为美。这种矛盾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对女性注重尚武精神的培养以及对于女性身体的同等重视，逐步得到缓解，解放妇女要取决于精神和身体是否健康的观点持有者不乏其人。这种现象到了30年代同样不再发难，因为女性身体在这个摩登的战场之中是如此的至关重要。
　　《玲珑》曾刊登一篇《摩登妇女的装饰》的文章，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观，还是在康健的身体和丰满的肌肉&（《玲珑》第110期）。而佩方的《新女性的两大训练》，更指出女性其中一项重要训练就是体力，文中说道：&无论我国的女子，怎样学时髦，穿高跟鞋，但总有弱不禁风的缺点。病态美是一向给我们独占有的称号。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希望&（《玲珑》第76期）。《玲珑》主张摩登女性应该从事运动锻炼身体，以达至健美及更高的境界，由此使人联想到黎莉莉主演的电影《体育皇后》中所提倡的普及体育、反对市侩式锦标主义的电影信息。有趣的是，1933年举办的中国全国运动大会中，黎莉莉亦穿起新制钉鞋练习起跑（《玲珑》第117期）。黎莉莉可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摩登女性的健美形象。
　　《玲珑》第28期：女子游泳比赛之健将
　　除了黎莉莉以外，在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健将杨秀琼亦经常为国内各游泳池主持剪彩礼（《玲珑》第234期）。由此可见，至30年代无论是在电影、大众刊物以至现实生活中，运动型女性无疑用自己健美的身体建立了一个摩登女性的新形象，并在上海的城市文化中占有着重要位置。
　　&摩登的&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
　　由于对于《妇女杂志》中关于&贤妻良母&的文本我们已经做了较多的分析，所以不再赘述，此处将主要基于《玲珑》而谈。我们说《玲珑》建构起了上海中产阶层知识女性的摩登形象，是在于它鼓励女性作公开社交。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交名媛梁佩琴在《玲珑》上说道：&女子到社会场中去交际的目的，老实说就是希望多认识几个男友&（《玲珑》第1期）。另一位舒如蔚女士则指出，女性应该有入时的打扮，端庄和温和的态度，亦要有交际能力和敏捷的效率，这样便可以吸引异性的注意（《玲珑》第133期）。
　　结交男性朋友是开放社会的正常行为，有趣的是，《玲珑》开始刊载女性的择偶心得。例如梁佩芬女士便指出，虚伪、老实（即是不大方、不活泼）、阴险及多说话的男性为女性所弃（《玲珑》第1期），诚实（即是坦诚、公开）、活泼、温柔及富有的男性则为女性所喜（《玲珑》第2期）。值得留意的是，梁佩芬虽然指出富有的男性为女性所喜，但她亦强调金钱是买不到感情的。
　　《玲珑》主张摩登女性在建立家庭以后要成为&贤妻良母&。例如《摩登主妇的四德》一文就指出，摩登主妇要节俭、早起、柔和及有同情心（《玲珑》第124期）；另一篇《新家庭主妇之职务》亦指出，主妇要照顾家庭的卫生、教育、道德、管理及财政，此外更要懂得应酬宾客、家庭陈设、园艺布置（《玲珑》第28期）。《玲珑》的编者陈珍玲亦指出，出嫁后的女子需要帮助丈夫，这样才可增加夫妇感情：此外，妻子要让丈夫出外与朋友游玩，不要使他终日呆在家中；女子更应该学习缝纫、烹饪等知识，因为这是男子所希望的（《玲珑》第5期）。
　　不过，这并非表示《玲珑》只鼓吹摩登女性将&贤妻良母&视为她的终极职业。事实上，菲丝在《这时代需要那一种女性》中就指出：一般有智识的妇女，在未结婚前，确是轰轰烈烈，能干得大事，然在一结婚后，则意志消沉，一换其本来面目，这是通常的现象。在实际上，这种心理，是应该纠正的。（《玲珑》第259期）她认为，结婚是不应该妨碍摩登女性的前程的。事实上，沉应懿凝在结婚前亦曾为继续学业还是婚姻而烦恼，由此可发现菲丝所言非虚。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结婚可能意味着事业的终结。
　　但是，在社会上工作的女性也不好受，从吴秀清的《红花瓶》一文可见一斑：&红花瓶是最近社会上流行的侮辱女职员的怪名。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职员是供在柜台里或是写字间里，等于供赏鉴底花瓶，好似我们女子办事，都没有能力的，只靠装饰来点缀场面罢了。&（《玲珑》第42期）。
　　毫无疑问，在当时上海社会工作的女性并不容易，都要注重外表。董竹君在回忆往荣德生的办公地点推销时说道：&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象样的衣履穿著，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衫，藏青裙子，墨罗缎绒大衣，黑皮鞋，颈项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了一阵，才放我进去。&
　　董竹君算是幸福的，因为她可以创业，但大部分上海女性都只能当雇员。在当时的上海，女性雇员除了被认为是&红花瓶&外，更难有晋升机会。1931年上海光华大学女学生陈美珥就在《玲珑》发表了《为姊妹们谋出路》一文，指出女性不应只居在低微的职位直到出嫁或老死，要留意社会上还有打字和缩写这类职业，职位虽然低微，但万事都要从小做起，况且公司内一切事务都要经过这类职员处理，可以从中汲取知识，如果办事勤奋，就能得到上司青睐，升职可料，故她奉劝女性快学打字和缩写（《玲珑》第7期）。
　　这篇文章十分有趣，但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女性若要发展事业，就得从低做起。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当时为南京《中央大学》代编&妇女与家庭&版的张允和，亦发表了一篇《女人不是花瓶》的文章，内容大要说当时的妇女很少出外工作，纵使有，也多只是当摆设、做花瓶，起点缀作用。她不愿意这样，也希望天下女性不要充当这种角色（《玲珑》第7期）。
　　无疑，就算在30年代上海这个大都市里，摩登女性要成为职业女性确是十分困难，尤其在婚后，究竟要成为&贤妻良母&抑或是&职业女性&?《玲珑》除了提出反对声音，似乎并未有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从1937年《玲珑》发表的《新家庭与新妇女：我们至少要做到的有三点》一文，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女性是如何反思自己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位置。文章指出，女性不应依赖男子，此外，女性亦要随时随地鼓励丈夫，推动丈夫向前奋斗，帮助丈夫发展事业，共同合作，增添家庭快乐，并且不要有嗜赌及终日装扮的坏习惯（《玲珑》第259期）。与《玲珑》一样，《妇女杂志》也曾提出了妇女经济独立的美好愿望，如女子当走出家庭就业，在法律上争取财产继承权的平等的观点。如《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中所言：&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然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妇女杂志》七卷八号）；如戴鸿猷论及&女权的伸缩，完全是经济为转移&（《妇女杂志》九卷一号）。但如同《玲珑》一样，两种杂志虽然鼓励女性不要依赖丈夫造成独立之经济，但却没有道出经济独立的方法；而且，《玲珑》的这篇文章似乎只提出主妇应该帮助丈夫，甚至没有提出主妇要出外工作。
　　作为摩登女性的刊物，《玲珑》在面对职业女性问题上所出现的局限，正好反映出在当时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内，摩登妇女也仍然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
　　以上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来透视上海女界（尤指中产知识女性）思想启蒙之后得以解放的整个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妇女杂志》在整个20年代是以一种典型的新女性刊物出现，而《玲珑》则是30年代摩登女性的刊物，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恰恰是体现着上海都市女性嬗变的整个过程。但我们认为这两种刊物还是有着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外部时间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从内部文本的精神分析，我们认为，《妇女杂志》更多的是对于理想化新女性的追求，它的直接作用在于以矛盾的形态为构建都市新女性直至摩登女性奠定基础；而《玲珑》更多的是对于现实中女性真实生态的描摹，它的意义在于直接而直观地构建都市摩登女性。这一结论从与它同处一个时代的《良友》中亦可见，其于第99期戏说时代标准之女性：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这样的标准，正是我们提到的充分发扬女性的优秀特质而定，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这种特质已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了一批摩登女性的身上，《玲珑》和《良友》正是用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构建出一个都市摩登女性的群体，她们的身上有着外在的摩登形象和内在的良好修养。
　　（据《漫话老上海知识阶层》，李康化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标题为本站所加，本站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