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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荒:1932年
&&&&&&本期共收录文章18篇
　　1 中国论文网 /5/view-1934010.htm　　 　　老家来人续家谱，我跟平常不太走动的堂叔昌银多有联系，这个干瘦和健谈的乡村穷老头，因为是我父亲儿时胼手胝足的玩伴和堂弟的缘故，而显得格外和善与亲切。堂叔一边抿着小酒，一边滔滔不绝的跟我说，他俩是受“黄氏宗谱理事会”委派而来，跟他一块儿出这趟“公差”的是个年过半百的汉子，也是肥东县石塘桥黄氏“敦伦堂”一脉族人，名叫其木；据黄氏“敦伦堂”16字辈分序列：“应绍先业克昌其德，永守典礼邦家之光”，与我同属“其”字辈，我该叫他“大哥”的。紧接着，是修祠堂，是做清明祭祖仪式等。他们收了一些钱去，给我留下一本线装的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黄氏宗谱”，还有堂叔昌银跟我讲述的关于祖上和我爷爷奶奶的一些陈年旧事。结合仍然健在的年逾8旬的我大伯的回忆作些必要的补充，便有了家史记录之1932年纪事：逃荒。 　　经考查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出版的黄氏宗谱记载，我们始祖贵公于明朝初年由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迁居肥东石塘，后来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肥东县境内的望族。 　　随着岁月河流无情的淘洗与流逝，许多从前的人和事仅仅变成一些朦胧的影像，在我心灵的空间与涨满渴望的瞳眸中，它们或许从不曾清晰透亮过，何况又不是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或以前听家里的长辈们讲古，总之，这些往事的片段大都已经非常模糊，影影绰绰，支离破碎，甚至早已出现许多错讹之处。任凭怎样努力去拼凑整合，仍然不能如我所愿，令我满意了。 　　公元1924年，我爷爷克明娶邻村上李家李姓姑娘为妻，次年生下我大伯，取名昌凤（后改名黄忠），1931年，生下我父亲昌富。平时，种地，帮工，做点小买卖，质朴本分的爷爷奶奶丝毫不敢偷懒。因我爷爷名下有几分薄田，这块祖上留给他的地，曾经给一家人带来活着的希望，尽管没有给他带来子孙满堂的福音和真正富足的生活，但年景好时总能让全家人度过青黄不接的饥荒而不至于挨冻受饿。 　　然而，1932年，皖中大地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据地方志记载，自1931年冬到1932年秋，漫长的300多天里，原本雨水丰沛土地肥沃的江淮地区竟然没有落过一滴雨。 　　公元1932年，其实也是中国人大灾难的开始。1月2日，日本强盗攻陷锦州，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2日，即在青岛登陆；28日，又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暴发。至日中午，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抗战8年，军队、平民伤亡计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 　　旱灾初期，农村因争公塘用水而械斗时有发生。后来旱情日益严重，乡间池塘全部枯竭；不但农作物颗粒无收，一些小灌木和野生杂草也陆续枯萎而死。城里居民赖以食用的水井，也大多枯竭见底，人们只得以原作装垃圾的铁皮畚箕用来汲水。因为每次只能汲到一两茶杯水，所以昼夜都有人排队在井边等汲，时有争吵。 　　当时，粮食是自由交易。商人囤积居奇，待价惜售；粮价如脱缰野马，狂涨不已。主粮大米由原来每块银元可买二斗五升（每斗18斤），暴涨到每枚银元只买到三四升（每十升为一斗）。米价如此之高，有时还有价无市。小康之家大都以绿豆、玉米、大麦、山芋和蔬菜代替主粮；贫穷人家无钱买粮，先以米糠、麦麸等充饥，后来就挖野菜、剥榆树皮来果腹。可食之物殆尽时，有人就吃观音土（锅灶内经过多年烧过的泥土）充饥。城乡居民饥寒交迫，哀鸿遍野，乞丐满街，惨不忍睹。城乡抢劫偷窃成风，民心惶恐。 　　当时，安徽人力物力均用于围剿皖西苏区根据地。地方政府既不从外地调粮济灾，也不限制粮价，对灾民完全不闻不问。只有“红万字会”和“同善堂”等慈善机构出面，将从商号和富家募捐来的钱款，去外地购粮回来，开设几处粥棚，施舍给灾民。灾民们每天携儿带女到粥棚领一碗稀粥。但粥少僧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以致饿殍时有闻睹。据慈善部门事后公布，仅红万字会和同善堂收埋的野尸，就达1000多具。 　　地方政府对如此特大旱灾的惟一措施，就是向老天求雨。在县衙门前东西辕门内的广场上（今安徽省公安厅东侧），搭一座大木台，台上制置一条一丈多长的纸扎大龙，曝晒于烈日之下，名曰：“晒龙”，其意为龙王被烈日晒急了就要下雨（在清代，每遇大旱，府县官每天都要率领下属文武官员，身穿蓑衣，到府、县城隍庙内向阴间地方主管官“城隍”老爷跪拜，乞求下雨）。另派警察和保甲长挨家逐户通知，要每户人家在大门的门框上端贴挂“雨幡”。所谓“雨幡”，就是用各色纸张剪裁成长约一尺五六寸，宽约两寸的纸条，在每张纸条上写有：“大雨来了”，“快买蓑衣”、“点雨半斤”、“拿盆装漏”、“快通阴沟”、“满天乌云”、“快买雨伞”、“商王祷雨”、“文王祈雨”、“乌云盖日”、“五风十雨”、“倾盆大雨”、“万民求雨”……与下雨有关的字句，贴挂在门框顶端。当时街道只有一丈多宽，各条街上每隔二三十家，还在横街上空系着长绳，在绳上悬挂长约三四尺、宽五六寸的大雨幡。也有绘条大龙横街悬挂的。 　　当时，合肥城内及四乡集镇的大小街道，每户门前，数月内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雨幡。如此闹剧，直到重阳后下了一场小雨，把雨幡淋落才收场…… 　　爷爷克明心力交瘁，眼看着庄稼们纷纷枯死，一把火都能烧着它们，全家人面临着将要饿死的悲惨结局。借是借不到一把米的，同村的族亲们也已经断炊多日，而上面拨给的赈灾粮仍旧是遥遥无期的空气，在燠热干燥和声声哀怜的风中梦幻般飘荡。爷爷克明倚靠在门边已经很久，他一动不动地仰脸呆望着滚烫发烧的天空，无法躲避的苦难已经掏空了他年轻的生命。 　　“逃吧”。他叹气谱天地吐出这两个字，自己也禁不住打了个哆嗦。他仿佛是对着无望的空气和门前那株掉光了绿叶的秃树而不是对着我年轻的奶奶在说。奶奶有些惊恐地搂紧她的两个孩子：“往哪逃，就是死，咱娘仨也要死一块。”这个生性胆怯的女人像一只面临危机四伏而拼尽力量舍命护崽的母豹，她尖细着嗓子发出一声急迫的哀鸣，这个倔强和啸响的声音差不多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祖宗的脉血遗传了黄家子嗣身条高大骨骼硬实的基因，当年，我大伯8岁，个子便照直往上窜；父亲才1岁多，最喜偎依在奶奶干瘪的怀抱里享受庇护与温暖。可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严重营养不良而致瘦黄干巴，弱不禁风，俩孩子像两只可怜的病猫。爷爷强忍住差点儿酸涩出的两行浊泪，哑哑地说：“一块逃吧，树挪死人挪活，说不定还能逃出一条活路，总不能等死啊。”我身材高大的爷爷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是男人，就该养活妻儿，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是眼下，他已经走投无路。 　　多年来憋屈郁闷在心却无处宣泄的悲哀沮丧之感，重重地击倒了一个爱面子的父亲和有血性的丈夫。 　　在家等着饿死？或是外出逃荒？摆在我爷爷奶奶面前的都是两难抉择。 　　 　　2 　　 　　入夏以来，随着旱情加重，干涸龟裂快要冒烟的地里早已刨不出一粒粮食。乡路上随处可见拖家携口逃荒的老老小小，他们个个破衣烂衫，瘦骨嶙峋，拄着一根木棍，挑着一担单薄的家当，或是三五一群，或是互相搀扶着，走一路歇一路，慢慢地挪动......间或有凄惨悲怆的哭声自荒僻田野上传来，惊扰一群歇脚的瘦麻雀慌恐的扑翅飞起。这是又一个逃荒者倒毙在路上。阎罗王掌辖的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孤魂野鬼。 　　逃荒，则意味着要加入到逃荒者的队伍。假如神秘的老天爷肯露个面，真要斗胆问一问他：“天爷，还让不让穷人活？苦海有涯否？”
　　泪水终于无声地滑落下来。我年轻的爷爷抬起手臂试图想遮掩这份不该在妻儿面前丢脸的窝囊和脆弱。同时，还会引发动摇他们对于好歹得活下去的牢固的信念的坚守。让忧惧惶悚的情绪失控，弥散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 　　却是适得其反。猛然地爆发出一长串压抑已久的号啕大哭。他瘦巴巴的肩胛在不住的抖动着。一家人于是都发出了几乎绝望与天将崩塌的哭声…… 　　在70多年前的某个夏日，我的爷爷奶奶一家四口人便仓促和无奈地开始了他们的逃荒生涯。 　　他们扔下了房子和田地，挑着一堆破衣烂被，一口做饭的锅和现在看来几乎不值钱的家当，怀着活下去的渴望，奶奶驮着我年幼的父亲，大伯自己走路，爷爷挑着担子。没有马车，没有客栈，更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发达阡陌纵横的公路和铁路，只有步行，只有步行，靠一双脚板丈量漫漫长长凄凄惶惶的逃荒路，一家人，逶逶迤迤，走走歇歇，一路乞讨和帮工，做苦力，餐风宿露，半饥半饱地逃荒到南京，已是次年初夏。一家人还是无处落脚，还是靠打零工过活。好在那时候，还不兴办什么暂住证的，还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也没有穿着灰不拉叽的制服总是骂骂咧咧一副凶狠相的“市容”和“城管”人模人样地像警察那样到处撵人，把小摊贩们踢得鸡飞狗跳天昏地暗屁滚尿流。当然也没有救助站可以热饭热菜热铺款待我爷爷奶奶一家人，让可怜的逃荒者们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手牵手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到华灯初上的南京街头，饱览一下美丽繁华的城市夜色。 　　我爷爷克明好不容易找到拉黄包车的活计，就是早上从车老板那里租出、上街揽活，晚上再还回去。一家人就借宿在车主院子破车棚一角，支一口锅做饭，大伯和父亲捡柴、捡炭，预备做饭用。奶奶帮人缝洗衣服。至晚，爷爷手捧荷叶包，包着一些面粉回来，那就是全家人的晚饭，奶奶用这面粉和拾来的乌菜帮子，熬一锅面糊供全家人食用……. 　　此刻，我穷尽所能，也无法想象出70多年前的南京城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汽车在马路上跑着，楼房在一动不动站立着，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也有坐在黄包车上享福的，也有一身臭汗拉着黄包车在满大街跑着的车夫们，那车夫里面就有我的爷爷克明。 　　苦日子就这么慢慢地熬。三年后，1937年，日本人打到了南京城，伯父黄忠回忆道：“经常拉警报，整个南京城都能听得见，躲防空洞，传说天上还有意大利飞机……”兵荒马乱的年代，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民不聊生，眼看南京是呆不下去了，爷爷克明一家人又收拾家当，一路逃荒回家。也就在那年的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６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是命不该绝，我爷爷奶奶一家人虽说是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吃尽了人间苦难，但，却是不幸中之万幸地躲过了这一劫， 否则，这世上就不会有个名叫黄其海的男人和他的文字，以及一段说不上精彩说不上出色然而却是非常充实与欣慰的苦乐年华。 　　还是沿途乞讨，帮工，我爷爷克明给人耕田，奶奶铲巴根草烧锅，大伯拾炭，一家人还是吃不饱，晴天就睡在路旁，或找个地势平坦的田头，下雨天只好躲在人家屋檐下睡，免遭雨淋。 　　回到肥东（原梁园县）石塘桥后，一家人还是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缺油少盐，日子过的苦巴巴，穷得叮当响，爷爷克明过够了这种没有尽头的苦日子，又得了肺痨(肺结核)，没钱医治，受尽了折磨，有时候，就连寻一点大烟泡子缓解病痛都办不到。了无生趣之时，就动了死的念头。这念头一经动起，便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挥之不散。那年，已15岁的大伯在帮人家放牛，每遇两牛抵角打架，他大骇，呼天喊地，不知所措。一日傍晚，他在塘边推虾时，有人来告诉他：“你二爷（父亲）死了。”他扔下虾网便一口气往家跑，跑至家时，只听奶奶在嘤嘤哭泣，可怜正值壮年的爷爷死时已瘦得不成样子……爷爷是上吊寻死的，被乡邻慌手慌脚救下，却于忙乱之时，栽在地上，一张皮包骨的病弱之身哪禁得住重跌。终于解脱。时年才40余岁。 　　爷爷死后，迫于生计，奶奶另嫁，后夫是一乡村卖货郎，育一子。也是世道艰难，奶奶忙于耕作养家，对幼子疏于照料与管束，致其衣食不周，在外飘荡，少年即殁。至今无人知晓其葬于何处？ 　　跟随奶奶迁至后夫家的大伯和父亲已从儿童成长为少年，以往乡人惯常的看法便是“够得上饭碗”的年纪，即可以自己找条活路了。于是告别娘亲，相继流落到芜湖做学徒，一学做香，一学织布。依照爷爷死前遗训，两个儿子只准一人当兵，一人做工，黄家无论如何要留下一条根！父亲曾亲口跟我说过，那年部队上招兵，街道已把军装送到了父亲手上，父亲硬是没去。“因为你爷爷死前留过话的。” 父亲如是说。大伯顺利当兵，属华东野战军序列。在山东运城战场负重伤，大伯回忆道，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全用上了，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密密麻麻地扑来，他原是伏在战壕里的，当看到一架国民党飞机上火光一闪，他心想坏了，本能的侧转身，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否则，那一排密集的机枪子弹将直穿他的胸口，就是这样，仍被打断左胸三根肋骨，紧捂住流血的伤口，他的眼泪便往下直淌：“一刹那间，我只想到了我兄弟昌富，可怜他一人还在芜湖做学徒。并不知道我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事隔几十年，大伯回忆到那一幕时，仍然非常伤感。所幸，被担架队及时抬至后方野战医院，经手术治疗，保住了一条命。大伯因战伤致残，部队准予他退伍，回原藉休养、疗伤。后被县政府招进城当了一名机械工人。 　　解放后，我父亲也留在芜湖钢铁厂参加工作。曾当过“青年突击手”，并与几个突击队员合影留念。终于脱离了苦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喜笑颜开了。新社会、新国家，又正值青春美妙好年华，父亲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在扫盲班学文化。那些年，也许是父亲生命中最风光最开心的岁月。 　　 　　3 　　 　　奶奶死于“三年艰巨”即“粮食过关”时，终是被活活饿死。死前，我大伯自合肥带回孝敬给她的若干粮票和饼干亦被搜出、没收。因为饿极，奶奶以山芋藤偷着煮食，而被当时的生产队长许某某吊着打，受尽了羞辱…… 　　我生于1963年，是父亲的长子，斯时“三年艰巨”刚刚结束，国家又号召精简职工下放回农村。父亲寻思，凭着一双手劳动，到哪儿不能活人？于是就在当年年底，父亲告别了熟悉的工友和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座城市，13岁便开始学徒生涯，受尽人间心酸血泪、以及后来为他带来风华正茂美好青春记忆的芜湖。携母亲和年仅周岁的我，回到了农村。先是借住奶奶后夫家的半间厢屋，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稍后，寻一块空地，父母双亲千辛万苦，动手搭建了两间草屋，真正是我们自己贫穷和温暖的家。童稚的我们栖居于此，像粼粼碧波中自由自在的小鱼儿，欢笑或吵闹，读书或劳动，都沐浴着生命成长中无忧的快乐和亲情的呵护，如诗如画，如痴如梦…… 　　因没钱买水泥，我家最早的这两间老屋，只在墙脚石缝处勾了横七竖八的水泥缝。低矮的窗，土砌的灶台，还有泥糊的稻仓，气味难闻的猪圈也挤在屋里，还有鸡窝，一盏玻璃罩的马灯挂在柱子上晃晃悠悠。“三年艰巨”后的农村，几乎家家屋徒四壁，清贫如洗。随着弟妹们相继出生，家里添了几张吃闲饭的嘴，穷苦的日子更如同雪上加霜，任凭两个大人怎样起早贪晚地劳累，也无法摆脱“超支大户”的帽子，这在许多年前的生产队时代，相当于现在的“特困户”,缺油少盐，还经常断粮，面对空米缸而发愁，只好喝大麦糊嚼咸菜根烀山芋粥果腹疗饥，一家人艰难地度日，幸好有父母亲恩重如山的呵护，我们5兄妹才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
　　不久，父母又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几株老槐树中间搭起一间棚舍，把猪圈和鸡窝移过去，并堆放农具和杂物，屋里便显得格外地亮敞和整洁。 　　在故乡巢湖许葛村，从开始记事起，我们最先居住的就是这两间茅草屋：泥墙，石头砌的稳实的墙脚――石头是我父亲自石头山上采掘运回的。我当然要怀念家乡的石头了。 　　我的家乡小村南麓是往省城合肥去的一条铁路线，铁道两旁则有两座石头大山，一座富产磷矿石，另一座富产大片石，后者是修渠筑坝建筑房屋的上好材料，这就吸引着远乡的建筑队和施工单位前来收购。你知道生产队时代的农民家庭，家家穷得糊不上嘴，住的都是泥坯墙茅草房，经年的风雨岁月飘摇浸蚀，房子大都已是斑驳破落，可怜他们有的劳累一生也盖不起一栋结实体面的砖墙瓦屋。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就刺激了乡亲们的脱贫欲望，几乎家家户户都添置了小板车和采石头的工具，利用农闲搞副业找钱。然而，日复一日苦涩的汗水伴随着勤朴艰辛的劳作，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父老乡亲们贫穷的命运。 　　当年，我已经10多岁，如果在生产队上工的话算是个半劳力，只能记5分工，正好是大人的一半。放学归来或星期天，我理所当然是父亲的小帮手，每当父亲上山采石头，我和大弟就一边一个拽着麻绳背板车。从村口到半山腰那一条弯曲崎岖的小路，已被沉重的车轮碾出两条深深的车辙印。“拉板车的人要走在中间的孬路上，这样板车才会平稳。”父亲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还记得有一年的春天，我们父子三人上山拉石头，没想到在下山的时候差点儿出事，因年龄小，我和大弟体力不支，父亲那天又过于劳累，而板车下坡时的惯性很大，三个人的力气苦苦撑着也掌不住车把，只听见破汽车轮胎绑成的磨擦皮在板车尾部蹭出刺耳的啸响，我们脸色煞白，吓得不知所措，在这紧要关头，父亲大吼一声，这一声是提醒我们配合，也是鼓励我们加油。同时，父亲迅疾将肩膀移至车把根部，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用肩胛硬顶起一车石头，再辅助以双手托牢车把，险情终于排除了，我和大弟破涕而笑，我感觉到坡旁的油菜花也开心地笑了。之后不久，迫于一家人的生计，也是从爱护我们的角度出发，父母亲咬咬牙买了一头小毛驴来充当父亲拉板车的“帮手”，从此后我告别了背板车的生涯。 　　由于石头的质朴和沉默，或者说更因为它们坚守和美化家园的这份执著硬实的精神，我热爱它们。在离家漂泊的漫长寂寞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当年，父亲上山开采后拉至家门口的那一大堆石头，后来成为我家盖新楼下墙脚和砌压水井井壁的材料。 　　我怀念它们，那至今仍沉睡在石头山中和造福家乡父老的石头们，我怀念那段岁月。 　　然而，经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后，我们的草屋摇摇欲坠，泥墙斑驳土块脱落，四处漏风渗雨，每逢下雨天，我们就只好搬出大大小小的盆，接雨；到了寒冷的冬季，境况就更加糟糕，那时的冬天还不像现在这样的暖冬天气，而是贼冷，一场大雪能封住门压塌屋，父亲最担心的倒不是我们的冷，而是绝不能让草屋倒塌，让我们遭受“灭顶之灾”，而在苦风凄雨中无处栖身。父亲便冒雨上山紧急伐来几根粗树干，在屋中央打起了几根“撑子”，以防不测。 　　后来，遭遇一场罕见的大暴雨，淋倒了靠东边的一面墙壁，骇得我们躲在母亲怀中号啕大哭，只好搬到那间堆放杂物的棚舍安身。 　　记得有一年，狂风暴雨袭来，又传说着要闹地震，人心惶惶，家家忙着埋缸埋坛装米装水以备不测，还安排每户轮流值更夜夜不睡，到后来，地震没震，一场大风倒是掀翻了我家的茅屋房顶，年幼的我们骇得大哭、大喊，声嘶力竭，躲在母亲的怀抱，久久不愿离开。 　　至天晴时，只听父亲朗声一笑：“孩子们，让我们甩手大干一场吧。”遂率领我们揎拳捋袖，挽起裤脚，挖塘泥，脱土坯做泥砖。破屋终被修复，又变成一个完美温暖的家。 　　 　　4 　　 　　那些年，尽管我们家年年都是生产队超支大户，父母双亲硬是辟草开荒，辛辛苦苦拉扯大我们五兄妹，并相继把我们送进学校门。为了攒够我们的学费，以及母亲的针头线脑和油盐钱，父亲还经常外出修伞，因为生怕被大队干部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逮住了，只能起早带晚，不敢声张。这就是我心目中最本色的男人，最伟大的父亲。 　　前面说过，父亲的童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童年，7岁丧父，少小离家，飘泊失所；青壮年时代，忙于养家，在繁重的生产队劳动之余，还拉板车运石头，还在房前屋后种下了许多小树。如今它们早已郁郁葱葱、绿荫如盖，成为正在滋养我们及我们的孩子的家园中最美的风景树，正应了那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老古话。父亲其实就是一名最出色的园艺师，他爱树，爱种树，爱看满眼的青山绿水，爱看满世界的万紫千红，他把对我们的爱，默默渗透在平凡的劳动中，正是期待着我们，生命如绿树，成材成林，挺拔高大，壮美如画。 　　父亲刚倾其毕生心血，盖好一栋新楼房，并指望在他亲手栽种的柿子园旁搭间小屋养老时，即因身患晚期胃癌住进了医院，之后，动胃全切大手术，三次化疗，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九个月炼狱般无以复加的痛苦时光。于1998年深秋，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我回到小村，那些熟识我的乡亲猛然看到我时，会忆起我的父亲来，并且深深怀念着我父亲忠厚本分、爱家爱子的一生，以及许多我还不曾记事的以往岁月……“没有享到一天福。”最后，从往事中醒来的乡亲们都是这么总结父亲的一生，带着一丝的遗憾和惋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狠心的父亲竟没有给过一次机会，让身为人子的我们，为父亲端饭奉茶，揉肩捶背，或者再抱一抱高大和瘦弱的父亲，尽一回人子之责，尽一回人间孝道。哦，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值得我一辈子崇拜和怀念的男人! 　　印象中，故乡多柿园，有些人家连房前屋后也闹着玩儿似地栽插几棵，满树累累的果子委实是秋日故乡一道丰稔喜人的风景。 　　乡村青柿，一种最寻常不过的秋果，想来也算不上是果中佳品吧，从此后，成为我生命中永难抚平与磨灭的痛。她们硬且青涩，需经温水浸泡，隔夜后方才香脆可口；贪嘴的村娃若能等得及，使棉衾布褥焐些日子至泛红、暄软时，那绵甜润泽的美色、那入口即化的酥软，倒是一道滋心润肺难得的美食哩……当然了，她们其实就是一群青春的女子呀，从美丽的乡下进入到繁荣的城市，是最容易迷失了心信，蒙蔽了眼睛，受到难以预料的伤害。 　　一大早，她们被农人采摘下来，从远远的乡村挑来，摆放在喧闹的街角一隅、或者马路边上，她们被整齐地摆放在筛箩中，成为一枚枚独具风韵的秋果，满满的筐子，她们挨挤在一起，像亲密无间的情侣。出售时，几毛钱一枚，算是高价了。 　　鲜润的、宁静的，她们无疑是非常好看的、像灯笼般放逐着青涩的光芒，也有被树叶轻划、农人磕碰以及鸟儿啄破，留下了小小的伤痕。 　　每年的青柿流韵时节，都会引发我苦涩的念想。是的，在秋天里，首先是我的眼睛，特别容易受伤呢。那种一触即发深深的刺痛、那种无以遮掩的深深的穿透，硬生生地剥去了我脸上绽放的微笑和心头涌现的喜悦。身为平庸之人，如果那些不足挂齿的浮浅的满足，那些粗糙的感官的快感也可称得上是生命乐趣的话。 　　我曾经试图通过这些可爱的柿子，去感受在我家柿园采摘果实的父亲的快乐。因为父亲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等他今后太老了，做不动田了，就和母亲在柿园里搭间小屋，待秋果熟了的时候，就挑着担子上街卖柿子去。 　　那时我年轻气盛，听罢父亲的话颇不以为然，暗地里思量：我今生虽说无意于仕途、亦不善经商，但自信凭一支秃笔，写文章，挣稿费，还会苦着咱老爸老妈吗？我暗暗发过誓，即使自己将来没啥大出息吧，也要确保他们晚年生活衣食无忧。另一方面，我还天真地以为，将来自己定会出人头地的，待我功成名就时，我要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给最要面子的父母风光一把。在那之后，我就悄然回到乡下，安安心心陪伴我的双亲，享受一段被亲情滋润无限幸福的田园风光……
　　公元1998年，也是在一个树叶泛黄果蔬飘香暖风如缕青柿满园的秋天，我的父亲不幸身染绝症，历经住院、动手术和三次化疗，那是一段凄风苦雨颠簸求医路，我的父亲遭受心灵与肉体数不清的苦难，捱过8个多月梦魇般的日子，仍于当年农历九月十一，一个大雾弥天的清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每忆起那生死诀别一幕，都有一番说不尽的苦难，翻涌在心头；都有一阵痛彻肌肤的颤栗，如坠入深渊中……而这段充满悲怆和永难释怀的历程，与谁倾诉？ 　　父亲贫穷，他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宽容与善良。这无疑是生命苦旅中一笔最珍贵的财富。 　　父亲平凡，他赐予我渴望出色的生命和一程洒满阳光非常金贵的亲情时光。 　　我至今仍记得一个父亲悲怆的泪水与他那隐忍不住的痛苦的呻吟。 　　父亲一生最爱干净。每次出远门，总要净面梳洗，尽力把自己收拾得光鲜一些。即便是件旧衣裳，穿在身上，也是纤尘不染、清清爽爽。 　　那年的2月5号，我和母亲及小弟打车送父亲到安医附院，应该说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坐的士，也就是乡下人所说的“小汽车”，自然不会感到好奇；但这一回，我觉得挺悲壮、挺沉重、挺压抑的，我是为我身染重病、即将住院的父亲而悲壮、而沉重、而压抑！车窗外是合肥繁华大街上的景色，我都看了20年了，城市就是城市，变化不会太大，街上还是那汽车的流和匆匆行路人的流，它们流来流去，把整块整块的城市风景：高楼、广告牌和喧嚷的声浪、浑浊的气息切割得不成样子。坐在父母的身边，我就是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我就是个温顺的倚仗他们呵护与养育而得以生存的“嗷嗷小兽”。坐在的士里，我掖紧身上衣裳，嫌冷；我又闭起眼睛，嫌烦；我尽量坐得舒适一些，嫌累。我索性缩着脖子，不再理会车窗外那些被彩绘的风景、被包装的人生。我佯做是那只曾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出现过的假寐的荒原狼。 　　经朋友医生余主任帮助，父亲住17病区21床，该病区在干部病房楼普外科四楼，也就是说，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头一回生病住院便赚了个名不符实的高干身份，享受着实实在在的干部医疗待遇、吃干部营养食堂的订饭等。尽管仍免不了要掏腰包自费医疗，尽管那红红绿绿不断增加的医药、检查、诊断费发票一张都没处去报销，他妈的找老鬼报销呀！尽管我们从此后要勤紧裤腰带过苦日子，以便从牙齿缝里刮省下来不断地往医院这“饿老虎嘴”和无底洞里塞钱。但当时，当我们携着大包大包的洗漱生活用具簇拥着父亲走过被小护工用拖把拖得锃明瓦亮、不见一毫灰尘的病房走廊，走进看上去宽敞整洁舒适的病房时，这多少让我体会到一些新鲜陌生的小小刺激，微漾起足以慰藉我这疲惫无助、莫名焦虑烦躁而近乎崩溃的内心世界，一股硬朗坚定不为所动的气慨、一份盼望出现奇迹的信念。 　　在这之前，午饭后，母亲陪父亲特地去理了发，我在厂澡堂子陪父亲洗澡、换内衣、刮胡须，还给了搓澡工4元钱，请父亲享受一回被别人侍候的高级别待遇，等等。住进病房，约在下午三时。接下来，各项术前检查，B超、胸透、抽血化验，大小便检查，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十七病区，余医生独挡一面，很有些能耐，他还兼职安医大讲师，不久后，他又升任该病区的副主任。余医生也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及主刀医生。他把父亲的手术日期确定在5天后，即2月10号，社会星期二。 　　提起父亲的病，我心里就隐隐作痛，特别的难过。那是1997年秋天的事，父亲偶尔胃疼，吃饭噎食，父亲并不拿这当一回事儿。可就住在邻村已出嫁的妹妹却不放心，硬是逼着父亲到合肥找我，看病。从一开始的胃疼到疼痛加剧，到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那些时，父亲几乎每周都要从乡下赶到合肥，看罢中医看西医，中药、西药真也抓了不少，总是不见成效。这就让我有些紧张了。好在日，父亲在铁四局总医院通过胃镜检查及切片活检，诊断为“靡烂型浅表性胃炎（滤泡形成的）”，这种病应该说无大碍，虽说父亲仍旧喊疼，但我已不以为然，以为，坚持吃药总会痊愈的。记得春节前几天，父亲还匆匆赶到合肥看病，我请假陪他到安徽中医学院，找到一位知名老中医，开了10多副中药，以备春节期间服用。恐因春节放假，看病买药都比较困难。 　　1998年春节，我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以往这时候，一向乐观的父亲，在为我们备好年货、一家人热热闹闹吃罢团年饭后，便找村里几位老人搓搓小麻将。而今年，父亲因身体有病，就不再出门，只是陪着我们几个子女在家里说说话，连春节晚会之类的电视节目也很少看。 　　我那结实而开朗的父亲，一夜之间，就仿佛苍老衰弱下来。 　　冥冥中，我祁告苍天：留住父亲！ 　　年后，父亲的病情又突然加重，在我和女儿刚回到合肥不久，就再次住进了医院。 　　我四处求医问药，身心俱疲，憔悴不已；总相信奇迹会发生，总不肯把真实的病情告诉父亲。直到他瞌然长逝。 　　记得有一次回乡筹措医费，几乎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在班车上，30公里长的路程，我一路流泪到家，惹得同车的乘客，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不敢想像，倘若失去父亲，我的生命便失去了坚实的依靠，我的对于文学执著的坚持与种种不懈的努力，我平凡的生命，其实也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从今往后，我该如何活着，还能否再回到从前，享受那曾经快乐无忧与幸福温馨的美好时光？！ 　　回想有一次，在厂职工医院，已极度衰弱的父亲正躺在病床上接受那可怕的化疗；因在上班时间，我愁着手头的工作，跟父亲交代了几句，刚刚离开病房，医生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待我气喘吁吁急匆匆地返回病房，但见我可怜的父亲，床铺和身上都沾满了粪便，一个原来特别爱干净的人，就那么无助和凄然地躺在那里，原来，父亲的病体已难以抵抗药力的入侵，尤其是化疗所用的药物，它们既然能杀死顽固的癌细胞，也会轻而易举地杀死大量的正常细胞，致使他大便失禁，弄脏了床单。我猛可地见了，半是沮丧，半是心疼，立马发起急躁来，一边替他更换干净的床垫和内衣，一边忍不住冲着父亲发起无名火来……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真的很愧疚，既痛恨自己的粗暴和悖逆，又要诅咒上苍的不公。倘若父亲地下有知，我一定要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并且恳求他，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病中的父亲，对我的女儿、也是老人最疼爱的大孙女说：“伢儿，爹爹看不到你长大了。” 　　病中的父亲，最牵挂的，还是母亲凄苦孤独的晚年。他不无心酸地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妈没有享过一天福呀，真是苦了她！” 　　病中的父亲，还时刻挂念着小弟的婚事，我安慰他道：“小兵他聪明着哩，现在印刷厂，做得相当不错，又机灵又勤快，老板很器重他的；往后，您还愁着他找不到个好老婆？” 　　常常在噩梦中惊醒，大汗淋漓，目光呆滞，然后，我惊悚成一座蹩脚的失败者的雕塑，丑陋的裸体，狼狈的模样，懊丧的表情，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冰冷刺骨、群魔乱舞的境地。我甚至想到了逃避。 　　望着病重的父亲：骨瘦如柴，遍身浮肿，我的心在滴血、在流泪，可恶的癌细胞，已把我完美坚强的父亲，折磨得不成样子。那一夜，为了更好地照顾已极度虚弱的父亲，我和父亲，同睡在家中那张大床上，陪护着病中的老人，握着他温暖的大手，那一夜，我心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踏实与熨贴，我睡得格外地安逸和香甜，也是一段时间以来，我最感温暖和欣慰的一个夜晚…… 　　音容宛在，慈亲已逝。生离死别，肝肠寸断，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母亲和我们，几乎流干了眼泪。 　　我的思念，源自那千言万语讲不透的人间亲情，化作缕缕纤秀祥瑞的白云，一片片在蓝蓝的海天之际，自由漂泊；我的思念，放飞如水的柔情、如歌的激情和如梦的诗情；搭载起锚远航的巨轮，挟裹风雷闪电，穿透浩瀚天宇，激荡茫茫夜空，……
　　生命逝去，爱却永恒。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源于生命本真的爱，最具尊严，也是最重要的，她融合温暖了热情与善良、宽容和信任等诸多美好的因素，成就了我们生生不息的人类家园；并且成功地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出困厄，走出迷惘，走向鼎盛，走向辉煌。 　　海明威说：“在人生的清醒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影之下，人们与真实的自我最接近”。 　　 　　5 　　 　　我真想从秋天出发，离开这座城市，回到故乡去。 　　现在，秋天的故乡，她也仅仅是我生命飘流的一个起点，一个驿站，一个痕迹，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像16岁那年，我悄然离开了她，带着满脸稚气和一身青涩的乡味，走进陌生的城市。 　　接下来，在我生命的大部份时间里，我只能定居在城市的某栋高楼上，我和妻子女儿，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各忙各的事情，互不干涉。放暑假的女儿，喜欢猫在她的房间里玩电脑；妻子爱看个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兼严密关注跌荡起伏的股市；我呢，依旧是钻在故纸堆里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有时，掩卷深思，一股莫名忧柔惆怅的伤感，会涌入到我促狭的心房；经受了漫漫岁月无情的淘洗，生命之树在茁壮之后，又渐渐地走向脆弱，走向衰老。我们的父亲，已长眠在他曾经苦苦耕耘过的土地上，年近7旬的母亲仍在乡下劳作……那难以忘怀的亲情岁月，现在总是聚少离多，令我们倍感辛酸与无奈，曾经相伴成长手足情深的兄弟，如今在南在北，各自打工谋生，一年中也难得见上几回面。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常说，流水无情、岁月无情，也仅仅是说说而已。为怀念那些琐碎的日子的碎片――我们总不能沉湎不起，一味地忧郁和哀痛着，弄得自己整日里神思恍惚，以至于都不能胜任、或者撂下自己赖以糊口的所谓正经的事情不做吧。 　　在2007年炎热的夏天，在摄氏37°高温的日子里，我接连三个整夜伏在桌上，写到天明，靠着一杯浓茶，一包香烟，一台电扇，一盏台灯，常常是写着写着，泪水就在眼眶里直打转，我揉揉眼睛，或者托着脑袋发会儿呆，再接着做我该做的事情。爷爷、奶奶还有我的外公、外婆、大舅和父亲，都已作古，今生今世，我已经不可能再与他们见面了，尽管他们，都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非常亲的亲人。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他们，他们虽然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从事着普通的劳动，做田，做手艺，做针线活，织鱼网，汲水浣衣淘米，挑着重担子走在大路上，或者端着饭碗到邻家去串门……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至爱亲人，而变得非常重要非常伟大，他们一生都热爱劳动，他们当然也愿意好好地歇一歇，享享天伦，晒晒太阳，睡睡懒觉，或者打打小牌，喝喝小酒，大声地和左邻右舍说一些有关天气、庄稼以及儿女们的一些生活琐碎小事，尝试一回“江湖居士闲处老”的雅趣。倒也称得上是一段痛快舒坦人生。但是我的亲人，他们经年累月在苦风凄雨中摔打，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地劳作，还要忍受饥荒、贫穷甚至疾病的折磨…… 　　有人告诉我，心若在，梦就在。我不会这么看的，心，固然还在，梦，已灰飞烟灭。等待来生――或许又是一句空话，但我希望这是真的，或者，能给我一个期待来生的念想也好。若是真的还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他们的子孙、亲人。我一定要放下手上无所作为的事情，多一点时间陪陪他们，轻声细语的与他们谈心、谈家事，面带微笑，心怀感激，一起投入到紧张和忙碌的劳动中，一起发出快乐和开心的大笑……我还是那么乖巧、听话，是个不愿长大的孩子，在他们的教诲下，慢慢变得懂事，学会劳动，学会做人，学会怀念，学会感恩。 　　对我而言，他们真的都很重要。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永远忘不了的人。 　　（写于日至7月29日） 　　 　　作者简介：黄其海，男，1963年5月生，原籍肥东县石塘桥张蛮村，后随父母迁居巢湖。1979年12月参加工作，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自1983年5月至今，在《春风》、《滇池》、《雪莲》、《天骄》、《躬耕》、《椰城》、《佛山文艺》、《打工族》、《安徽文学》、《经典美文》、香港“文汇报”、 “北京青年报”、“安徽日报”、“杂文报”等全国50余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作品计50余万字。多次获地市级文学奖。合肥市第二次文代会代表。合肥作家协会理事。1992年3 月赴北京鲁迅文学院第八期作家班进修；03级安徽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在职研究生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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