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热线：
时间： 05:16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楚文化展上的青铜器
本报记者寇宁摄
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现身龙城
31日，作为荆楚文化的代表力作，&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将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而那些远在公元前300年，执长剑、佩美玉、信巫鬼、拜多神的楚国风土人情也将展现在山西观众面前。
29日，记者提前参观展览时了解到，虽然九连墩古墓远在湖北省，但在里面却出土了几件晋式青铜器，而且还是从墓主人夫人的墓葬中出土的&&晋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楚国的墓葬中，墓主人的夫人和晋国又有啥关系？这两点，是九连墩楚墓中最大的谜。
【两大谜团】
青铜器怎么会有晋式
九连墩楚墓发掘于2002年，是战国中晚期墓葬，其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漆器。不过，说起这出土的青铜器，似乎还和山西有渊源。
&以这件铜圆鉴壶为例，从纹饰和形制来看，和山西赵卿墓中出土的鉴很像。&顺着省博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看到这组文物共有两件，其中名为鉴的器皿类似于盆，另一件则是酒壶，&这是楚国人的盛酒工具，外面的鉴起到加热或者冷冻作用，里面的壶用来放酒。壶上的纹饰叫夔（kui）龙纹，是晋国（注：今山西侯马一带）制造青铜器时常用的纹饰，而且壶两旁有对称的龙形耳，也是晋式青铜的典型特点。&
楚墓中出土晋国的东西，这当然是件稀罕事。据工作人员介绍，在战国时期，晋、楚的&江湖恩怨&由来已久，南、北国之间为争夺霸权战争了几百年，所以这样的晋式青铜器究竟是怎么流传到楚国的成为山西文博人最关注的事。&是战利品？还是楚国俘虏了山西的工匠，让他们在当地制作青铜器？又或者和墓主人的身份有联系？&工作人员把谜团告诉了记者。
墓主人的夫人是晋国人？
在九连墩楚墓附近的村落里，依然流传着一个故事：墓主人是楚国的&中层干部&，被楚王错杀。所以在其&平反&后，赐得金头一个随葬，只是为了防盗墓者，一夜间修了九个大冢，以惑真假。所以墓主人是谁，依旧是个未知，就连文献上都没有记载。
考古是一件严谨的事，因此要判断墓主人身份，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考古工作者也曾针对上述的晋式青铜有过推断&&墓主人是否跟晋国有密切关系？&铜圆鉴壶是在墓主人夫人的墓葬中出土的。一般女性墓葬中殉葬的以日用品和嫁妆居多，这样就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位夫人说不定是晋国的女子。&工作人员如是说。
【九连墩之最】
铜缶展现最&糊涂&古人
展厅中，有一件铜缶很有故事性，因为在其出土时，考古人员发现上面有三个钮的缶盖和铜缶对不上，是瓶口大盖小，不配套。经过一番整理后，大家发现有四个钮的缶盖与器口是一套。原来，视丧事郑重的古人也会在忙乱中出错，竟把一个铜壶的盖子盖到了铜缶上。此次展览中，省博还专门把这个&有趣&的错误展了出来。
令人瞩目的九个&第一&
九连墩楚墓是目前我国已发掘的楚墓中保存最完好的，也是湖北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夫妻墓，因此该墓葬创了同时期楚墓中的九个之最：一次出土玉器最多；发现最大的车马坑；出土的漆木乐器最多；出土了最大的鼎；出土的剑最多；首次出土三人踏豕玉坠饰；首次发现形态完好的铜圆鉴壶；首次发现完整的用来祭祀的龙座飞风；首次发现无字画简。
本报记者 孙轶琼
（编辑：张星秀）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农民报、三晋都市报、良友周报、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市场导报、百姓生活资讯、山西消费导报所有自采新闻（含图片）独家授权山西新闻网发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务必注明来源，例：“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山西新闻网版权咨询电话：。如您在本站发现错误，请告知。感谢您的关注！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山西新闻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经山西新闻网编辑转载的文章，请作者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商洽稿费支付事宜。联系不到作者的我们将对稿费保留，作者可与我们取得联系确认后领取。 联系方式：js20268的日志
湖北曾侯乙墓东北再发现一墓 出土青铜器
已有 2836 次阅读&
65号墓出土的青铜鼎上，可见“曾侯谏作宝彝”六个铭文字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等文物，震惊了世界。24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距曾侯乙墓东北20多公里的叶家山墓地，又发现一座曾侯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刻有“曾侯谏”等大量铭文，让考古专家眼睛一亮，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65号墓主人是曾侯谏
　　去年12月28日，位于随州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今年1月上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到现场调查，对两座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初步确定：这是一处新发现的西周家族墓地，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西周古墓之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局和随州市成立专班，于今年2月至6月对叶家山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田野发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两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各类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铜器325件。
　　黄凤春说，更为重要的是，65号墓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可见“曾侯”、“曾侯谏”等铭文，表明该墓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墓地，比世界闻名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墓主人是曾侯谏。
　　大量从未见过的铭文露面
　　勘探发掘表明，叶家山墓地长150米、宽100米，保存非常完整。
　　黄凤春说，目前该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大多带有铭文，铭文总字量达398个，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还有大量为过去所未见过的人名。这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确定曾国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青铜器上的古文字为过去所未见，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曾、鄂两国曾并存于随州
　　曾侯乙墓发现后，考古界有关曾国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黄凤春介绍，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所见铜器及铭文表明，西周早期已有曾国。
　　黄凤春分析，叶家山墓地铜器的出土，表明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西周早期的两个古国。从青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应该是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随着鄂被周消灭，曾国迅速扩展至汉水以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汉水以东第一大国。
　　更惊人的发现可能在后头
　　黄凤春介绍，叶家山墓地还有两座大墓尚未发掘，后续发掘工作将于下月底启动，更惊人的发现可能还在后头。
　　有分析认为，在随州擂鼓墩出土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后，随着叶家山墓地的发掘，随州将逐步形成“南有擂鼓墩、北有叶家山”的古遗址格局。
==============================
曾侯乙墓随葬的青铜器重量超过10吨，青铜编钟以宏大壮观为美;青铜尊盘以精致奇特为妙。前者折射出曾侯乙时代的音乐文化与科技水平，后者则是绽开的一朵青铜铸技和艺术设计的奇葩。曾侯乙墓青铜酒器以镂空尊盘为精品。尊盘蕴含着尊者为王、盘者为民，二者合一则有君臣相依、国民与共的艺术设计的理念。
　　曾侯乙墓尊盘的设计思想体现出统治者的旨意，承继着周王室礼制和文化精神，即唯我独尊、至尊无上、龙盘虎踞。尊名也有争霸天下之意，《吕氏春秋·贵直》即有“成尊名于天下”之说。
　　崇尚神域世界的先民，往往以写真、神化和创新的方式记载历史。如距今七千年前的陶盆就绘画出跳舞的图案，商朝先民把祭天祀神和征战农事镌刻在甲骨上，曾侯乙把一部战国早期的音乐巨典铸制在青铜编钟上等，莫不如此。
　　《大戴礼记·本命》：“贵贵尊尊，义义之大者也。”曾侯乙墓尊、盘相配，是将其作为信奉神灵的酒器。以尊为神器，本义就包含着尊贵之意。这种崇奉神灵，唯我独尊的思想，是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立国之本，这正是设计镂空尊盘的深层意蕴。曾侯乙墓有尊无勺，且口沿为镂空;盘无提耳，也显然不是一件实用的酒器。笔者以为曾侯乙墓尊盘隐含寓意曾国之疆土，即尊的整体外开极类“曾”字，大概有曾国之意，盘有地盘的含义。曾国的地盘即其疆域，通过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皿形象地展示出来。曾侯乙墓出土一件三戈戟，其上有错金“曾侯乙之用戟”铭文，戈头有一个“曾”字图徽为龙形，四条龙呈现出“曾”字形体，且图徽兽形与尊盘上的龙形神似，其外形正是曾的形体。虽说这是一种推论，但图徽、尊、曾三者形体巧合绝不是偶然的。把尊盘联想为曾国之地盘的含义不是奇想，而是尊盘设计大师上尊为君，托盘为民，“民为神主”思想的艺术体现。曾国受封汉东，以实力雄厚为尊，显示出其称雄于江汉之间，要与楚国抗衡的雄心。曾国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以尊代表曾国盘踞在江汉之间，足以昭示出曾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背景。如同曾侯乙墓所出器物反映出当时的音乐文化、天文科技、兵器文化、漆器艺术、金文书法和九鼎礼制一样，都是一种超越常规和超时代的先进科技文化思想的再现。
　　《曾侯乙墓》发掘报告资料全面介绍了尊盘形制、造型、花纹和铸造方法。盘铸造精致，花纹、附饰奇美。盘口方唇，短颈浅腹，其内为平底，为四个兽形足托起盘底。花纹繁缛装饰着复杂的龙、兽图形。尊口、盘口沿呈现千丝万缕的龙蛇花纹，其尊、盘体外攀附数条大龙，相互注视，象征着龙腾虎跃的军队，寓意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建筑是艺术的创造，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一国之君，要安民乐居，就必须建立牢固都城，以防外侵内患。我国夏朝就有了国家和都城，商周更盛。春战时期诸侯相侵，城郭尤固。汉代兴起地主庄园建筑，考古发现的东汉陶楼就是艺术设计大师的建筑微缩杰作。古代的城市坚固如盘，牢固如尊，即使敌人兵临城下，关闭城门就固若金汤，城墙箭垛就是严防硬守的阵地。冷兵器时代的都城，其立体图象则通过曾侯乙墓出土镂空尊盘形体得以艺术地再现，令人玩味。
　　建筑是人类的精神杰作，代表着当时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水平。神思妙想的尊盘设计大师，深知战事频繁，攻与守是国家存亡的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绝地通天”的神灵思想更是统治阶级的梦想。杨鸿勋先生认为，“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物、遗迹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科学，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着的”。
　　春秋时期的曾(随)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均能与楚国抗衡，这就充分说明曾(随)国的都城之大且极具抵御能力。曾(随)都所在，笔者在《随都辨》一文中进行了考察。《左传·桓公六年》记：“楚武王侵随。”杜预注：“随国在今义阳县。”义阳与西阳音相近，随州城东有淅河，西阳有可能是淅河之阳，在淅水北岸，与今随州市城东季梁祠相近。春秋时期曾国大工尹季怡墓、曾侯铜器和墓葬都在这一带发现。《左传·庄公四年》载：“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营军临随。”楚武王第三次攻伐曾(随)国时，在水架桥，军队安营扎寨临近随国的都城，说明随国是有都城的。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随，吴人追至随都，兵临城下，随人紧闭城门，保护了楚昭王。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交，随(曾)国实力雄厚，都城坚固。但至于曾(随)国都城是圆还是方，一直令世人疑惑。古代的城，于新石器时代多见圆形，至商代以降各时期的都城以方形、长方形为主，少数为多边形和不规则形，圆形也不少见。环形住宅在福建永定县客家村落中仍有遗存。北方民族至今仍然保存着古代人们喜居圆形屋的遗风。这类圆形住宅城楼有外墙、内墙，其内建筑复杂，可聚集一个很大的群体。又据清同治《随州志》记载，明清时期随州城呈圆形。这或许带有早期随都遗韵也未可知。这是启发我们研究曾侯乙墓尊盘的形体、作用和用途的一种参照物。梁思成先生说：“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又认为“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自古以来，城市建筑均以适用、坚固、美观为上。
　　《礼记》：“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尊盘奇妙的形体，似乎暗含内圆外圆、日月同辉的自然规律。立于盘中央的尊口沿、腹、足为圆形，设计师将器物口沿设计成千百条龙蛇蟠附的镂空纹饰，颈至腹间装饰四条粗状镂空的龙，回首吐舌张目向下，似在窥视盘上的任何动静。盘口沿第一圈有镂空装饰，均以龙、蛇盘绕，口沿又设计四个方块形镂空装饰件，与龙形附件相接。盘口沿还有四个方形装饰，形同大门，象征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双龙攀附两旁，似是严密把守的门神，大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正如国家要在四面八方驻扎军队，防守来犯敌人;而君主和王宫贵族建都筑城，也会在城墙下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并派精兵把守，此为常规。尊盘设计思想寓意着曾(随)国之“曾”的图形，取内外圆形，君立其中，民居其周，呈现出众星捧月和簇拥君主的形象，尊盘更有普天之下至尊无比，唯我独尊之意。
　　青铜镂空尊盘，昭示着千古之谜随(曾)都的历史，可理解为春秋时期城市建筑规划与设计的模型。尊盘采用了以实写真的思想观念，神奇巧妙地设计，蕴籍着中原龙文化的风格，象征着曾(随)国君侯顶天立地，尊奉中原文化尚龙重祖的精神圣山。尊盘尊奉王者风范，盘则有盘踞江汉之间遐想，正所谓兵精如林，城固若汤。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曾(随)国的城是有宗庙的，曾侯乙死后楚王钟铭文有“……奠之于西阳”的记载。西阳乃曾(随)国的宗庙。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也是反映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原始资料。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雕塑、漆木器绘画则把曾侯乙时代城固兵强的情状作艺术展示，如果要了解春秋时期的曾(随)国的历史现状，尤其是楚、随(曾)之战及诸侯相侵或相伐的史实，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中即可窥其端倪。
　　古代有不少城市象一个盘子，这或许与周易八卦有关，从尊盘之盘的平面图看，与文王八卦图正相吻合。龙者为兵，龙字为刀斧之形，乃是守城镇邪的灵物。《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古人尊奉神灵，把龙设计为最凶猛的形象，张牙舞爪，并有大龙、小龙、蛟龙、水虎、虎蛟等类型。《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记载：“祷过之山，……水出焉，而南流注入于海，其中有虎蛟，鱼身而蛇尾。”郭璞注：“蛟似蛇，四足，龙属。”尊盘上下攀附的龙蛇均为张口吐舌，爪足立地，尚不见舞爪之姿，这种龙很可能是长江、汉水中的扬子鳄的演变形象。龙被人们神化和艺术化，在曾(随)国可谓登峰造极，几乎无器不龙，无纹不蛇，说曾(随)国青铜文化中展示出了龙蛇的世界似不为过。尊、盘设计体现了以龙为尊，以盘为固的理念。尊者为王，盘者为民，春秋时期随国贤臣季梁首倡“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曾国先贤重民轻神的思想再现于艺术品之中。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龙，曰豢龙。”龙是古代社会所崇尚的神灵，在各个社会阶层和思想领域无不有所体现，《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氏(杜预注：太，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故以龙名官。)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象征型艺术是艺术的初期形成阶段，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文字书法艺术、音乐舞蹈艺术从形成走向成熟，在考古文化中所见到的出土文物，则把精神文化与大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并再现出来，成为人们研究和鉴赏的珍贵资料。尊盘以城市外形加以神化和渲染，展现出曾(随)国深邃而又厚重的艺术设计思想，龙以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昭示着艺术风格的真谛。
　　《说文》：“城以盛民也。”古人筑城卫国，故《墨子》有：“城者所以自守也”之说。圆是东方民族向往美好的象征。《周易》八卦，承传千古，至今还在浙江兰溪保存着“诸葛八卦村”的设计思想。《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又《管子·牧民》：“错国于不倾之地”。《管子·度地》还谓“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曾(随)国都城建立于今随州城区附近是可信的，有河道舟楫之便，有广川沃地之野，山环水抱，且有防洪、防旱的双重功能。
　　中国哲学往往把人与天、地、物结合在一起，《管子·宙合》：“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锅裹。”“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恰与曾(随)国尊盘设计大师思想相吻合，圆带有宇宙空间即“天圆”的猜想，由此可见古代都城建筑哲学的精神。
　　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天文图案，浓缩了浩瀚的宇宙空间;曾侯乙墓镂空尊盘似乎再现出曾(随)国的都城全貌。二者合一则有融天地于方寸之间的思想意境。盘龙卧虎为古今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鄂地有商代盘龙城，曾(随)有尊盘重器，则寓意着曾(随)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风韵。
　　这件青铜尊盘有可能是曾(随)国都城原型。俯视平面更能看出外城内廓城市建筑风格和特点。华丽庄重的尊盘艺术设计思想，带有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能，富有上古社会图腾崇拜、君主崇拜和敬天祀神的思想。把奇异龙兽作为装饰品，作为图徽、记事、实物写真的艺术作为基本素材，可见于刘向《说苑·反质篇》：“宫墙文画”，《天问》：“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均反映出艺术品作用与功能。长沙战国楚墓帛画中《龙凤人物图》、《人物御龙图》都是描绘人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天的作品，显得气韵生动。
　　古代的宫殿和城墙也有圆形的。张驭寰著《中国城池史》第三章即“城池选地及城形状之选择”有“我国唯一的正圆形城池”，介绍了安徽桐城的历史，始自春秋以降的桐国，到了唐朝时期改设桐城县，至今未改。城为圆形城，此则更能印证在古代都城除方形、长方形、多边形之外，以圆形为城池者不足为奇。还有江苏省正南的阳县城“全城采取圆形，城墙亦为圆形，全城开四个城门……”。古代城池的设计，首先考虑到城池与军事防御，城池与用水、引水、排水和防火等方面的作用。张驭寰先生认为“弧墙”与“圆角墙”则防护性强，守城的人从两端有效地消灭兵临城下的敌人。
　　一件镂空尊盘浓缩着一座都城的奥秘，浓缩着曾(随)人尚武、喜乐、嗜酒、善铸的精神历史，曾侯乙把酒作为祭祀祖先、治国征战、激发斗志的天物，曾侯乙墓中室编钟对面陈放的重器鉴缶和联禁大壶即是明证。酒对曾(随)国的精神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尊者始以独立的单尊出现，随着历史不断演绎，尊盘组合并用盛行一时。以造型、花纹而言，早期的尊以形体美著称，晚期的尊以雕镂精见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史上的飞跃，是失蜡法铸造的最为精美的器物。笔者认为，尊盘乃先人铸造、后人享用，曾侯乙把曾侯尊盘更名为“曾侯乙作持用终”，直至死后仍然摆放在重要位置，足见其珍视程度!尊盘的设计与思想蕴藏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取曾国国名为譬，立尊者为上，巧用盘形之圆，结合中国古代周易哲学思想，以八卦图形塑造出都城的微缩景观，并不失作为酒器的实用性的功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陕西出土的东汉地主庄园陶楼、安徽桐城县的圆形城池、江苏江溧阳县圆形城池、明清时代随州圆形州城等，也可印证尊盘与圆形城池的设计思想。
==============================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数量众多，青铜重器除编钟之外，礼器精品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体现出其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极高水平，再现了曾国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礼制文化。青铜器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使当时社会面貌和生活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音乐、文字和科技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周王室政治、经济不断减弱，相继影响到青铜文化发展与铸造，因其原材料和铸造成本太高，周王室青铜文化也走向衰落，而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发展之快，以曾国青铜器为例，曾侯乙墓随葬的一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器物。
　　九鼎八簋的礼器与礼制
　　春秋战国的丧葬制度与习俗不断发生异化，商风周俗仍然承袭相延，厚葬之风把精美绝伦的青铜铸器带进地下宫殿，大量青铜器随葬对社会经济与文化起到了破坏作用，故此，礼制规定随葬品的数量不仅要加以限制，而且要分等级、别贵贱。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号墓都出土有九鼎八簋，这既是确定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又是诸侯墓随葬九鼎八簋打破礼制的先兆。
　　到春秋战国时期，先王所制定的礼制，再不像从前那样被诸侯王们所遵从，诸侯王开始僭越周礼，也来分享天子之份。《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僭越现象先是在曾侯乙墓出土的“九鼎八簋”得到印证，又在擂鼓墩M2号墓出土的“九鼎八簋”得到更确切的证实。曾侯乙杀牲殉葬和僭越礼制，享用天子的用鼎制度，无非是追随当时社会的主流而已。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出土有九鼎，寿县楚幽王墓也出土有九鼎。这种享用天子九鼎八簋的现象，在诸侯国贵族中多有出现。在随州境内的曾国诸侯墓也并未严格遵循周天子的用鼎制度。
　　曾侯乙墓中有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117件，大致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三大类。食器类有鼎、鬲、炉盘、簋、豆、鼎形器、盒、匕和附件鼎钩等11种87件，为礼器总数的74.4%;青铜大尊缶、联禁(襟)大壶、提链壶、鉴缶、尊盘、罐、过滤器等9种18件，占礼器总数的15.4%。还有炭炉、箕、漏铲、镇、熏、筒形器、勾形器、鹿角立鹤、削刀、玉首铜刀、木柄铜凿等计7种12件。
　　如果说鼎是先秦礼制中的礼器重器的话，那么，曾侯乙墓出土的礼器也是以鼎为多。刘彬徽先生在《楚系青铜器研究》中将鼎分为五类：折沿鼎();箍口鼎(鼎、鼎);子口鼎(馈鼎);束腰平底鼎()和小口鼎(汤鼎、浴鼎)，此五类鼎均在曾侯乙墓中出现，而象征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则是九鼎八簋中的。这类鼎的特征为束腰大平底，器物敞口，无颈，厚方唇，两耳外撇立于口沿上，浅腹束腰大平底，兽蹄足;鼎腹外有4条圆雕龙形附饰，器上布满龙蛇为主体的装饰花纹。曾侯乙墓所出土的9件束腰大平底()器内壁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在河南淅川下寺M2、寿县蔡侯申墓、随州擂鼓墩M2、荆门包山M2、寿县楚幽王墓中均有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出土。高崇文先生在《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一文中对鼎作了详尽的研究，称这一类型为D型有4式。即“D型：平底。折沿，耳外撇，浅腰，束腰，平底，三个粗壮的兽蹄足，腹周饰有附兽。此型鼎多出于大型楚墓中，并自铭‘’，多以奇数出现，是一种特定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为D2式。的考证对了解曾侯乙墓随葬品与周代的礼制关系和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景况提供了佐证。高崇文先生认为，“春秋中期，特别是春秋晚期段，汉淮间诸国铜器所见极少，这与楚国在此时期已经基本控制了这一地区有关，因而使原来中原系统的文化逐渐被楚系文化所代替。”除了擂鼓墩1、2号墓出土过外，还在随州市均川镇刘家崖出土过，其突出的特点是比曾侯乙墓出土的更加规范简练，附身平底蹄足，饰垂鳞尚无附件和攀附的龙形纹。高崇文先生认为，刘家崖出的平底鼎铭文为“盅之登鼎其永用之”，“登”即“升”;也是，可互为印证。
　　鼎为盛牲的容器。《说文解字·鼎部》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贞省声。”《周礼·天官·亨人》曰：“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玄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孰，乃于鼎。齐，多少之量。”牲烹于镬，煮熟再盛于鼎内，祭祀或食时才从鼎内取出。《周礼·天官·外饔》曰：“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刑、，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凡宾客之、饔、飨、食之事，亦如之。”牲体品种丰，显现宗庙祭祀的重要性。曾侯乙墓出土有五类鼎，之后还有“折沿鼎()”，这种鼎体积大而厚重，出土文献称“”鼎，青铜器铭文自名“”鼎，传世文献称“镬鼎”，即周代祭祀烹煮牲体的大鼎，郭宝钧也称“大鼎(即镬)为熟牲之器”。而刘彬徽先生认为，“其后，考古学界多沿用此说。楚系鼎如蔡侯申墓、曾侯乙墓、包山M2、幽王墓内出土的一二件最大的鼎，我们也认为其功用应为镬鼎。”擂鼓墩M2也出一件大镬鼎，敛口，对折沿;方形附身，圆鼓腹，三兽足平底。此墓与曾侯乙墓大致相同，两者均出有九鼎八簋和大镬鼎，说明曾侯乙一方面僭越周礼，享用九鼎八簋之制，另一方面又承传尊祖崇礼的风俗，铸大鼎为宗庙举行祭典、厌胜、礼祭活动，烹牲煮肉，大鼎重器，浩浩荡荡以显武威，是一方诸侯的霸气。
　　至于用鼎数量，《周礼·秋官·掌客》曰：“鼎、簋十有二”。郑玄注：“鼎十二者，饪一牢，正鼎九，与陪鼎三”。《仪礼·聘礼》曰：“上介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又《仪礼·士昏礼》曰：“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北面北上。”鼎是烧、煮、盛的一种多功能用器，也是先进生产力的表征，随着经济实力和礼制文化的影响，人们在用鼎数量上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到了战国时期出现礼制崩溃的现象。
　　《周礼·秋官·掌客》曰：“凡诸侯之礼：上公五积，皆胝飧牵。三问皆修，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十，豆四十，四十有二，壶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陈。饔饩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陈，牵四牢，米百有二十，醯醢百有二十，车皆陈;……八壶、八豆、八笾，膳大牢，致飨大牢，食大牢。卿皆见以羔膳大牢。”诸侯国的朝礼与接待，其规格甚高，使用大量的青铜礼器陈列在贵宾的面前，展示其礼制和经济的实力。同时，还向宾客馈赠礼物，一次就赠送“八壶，八豆，八笾”，说明礼制之繁对刺激青铜铸造业和经济增长有着促进作用。曾侯乙墓随葬的礼器数量之多，造型之精无疑是受周朝礼制的影响，并带动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有相互竞争的作用，还促进了铸造科技的提高。
　　刘彬徽先生把类似曾侯乙墓出土的鼎，分门别类地划分为五类分别探索，尤其对和鼎作出重点分析。他赞同俞伟超先生“把‘盂’、‘’、‘’释为镬”，即“当并为镬鼎”。并列举对前说提出异议者即“对盂鼎的功用为镬鼎，表示怀疑”者，如李零先生认为的：“、镬虽然古音相近，但未必是一回事，我们怀疑它只是深腹的一种别称，不是特殊鼎类”，“这种大鼎是不是镬，现在还不能肯定。”综观诸说，笔者认为，青铜器自铭“”、“”类的青铜大鼎，主要是从造型、花纹、尺寸和重量上加以比较，虽自铭不同，但器型完全一样，风格相近，一类器物因铸造的国别、地域风俗不同，其称谓不同，乃是正常的，一国二名古也有之，一器两名也不足为奇。《周礼》、《礼仪》对鼎的称谓就有多种，大鼎为镬，为烹煮大牲所用;主要是用来盛装已煮熟的牲肉，在随葬中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见于九鼎、七鼎、五鼎、三鼎，均为单数，其与簋相配形成九鼎八簋的用鼎制度盛行久远。
　　从周朝礼制看其与曾侯乙墓青铜礼器的关系，不仅在随州境内曾墓出土，而且在楚墓中也屡见不鲜。如长沙浏城桥M1战国墓葬中出土有陶3件;江陵望山M1、望山M2墓有陶出土;信阳长台关M1墓也有陶出土;寿县楚幽王墓出土有青铜鼎()共9件，形制不完全相同。楚国有自己的礼制，所出陶和铜形制、大小并不完全规范。主要是用来陈列，也是等级的象征，平底束腰、侈耳、蹄足是其特点，但更重要的特点是规整森严。至于其浅腹平底盛物少而易堆积以显丰盛，只是表现祭祀的形式而已。否则，用大镬鼎陈列祭祀，肚大腹深的大鼎，需要用大量的牲肉才能盛满。这就是的设计思想与用途起到了实效、实用的作用，具有了美学和节约的双重功用。一般无盖，是为了在盛装食物时便于展示出来;少量有盖，这或许与盛夏或深冬盛物加以防蚊或防冻有关。曾国所出的少见陶，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和随州均川刘家崖所出的均为青铜器，且均无鼎盖，与楚相比显得要简练精美，更重视陈设的功用和效果。由此看来，此与周朝用鼎制度及其礼制结合得更加紧密。
　　簋也是礼制中用鼎制度的重器，与鼎相配而用，是确定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因而有所谓“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和一鼎一簋”之说，这在《周礼》等诸类礼书中记载甚多。簋作为盛装食物的用器，一般设有锥形圆盖，其功用是将大鼎烹煮的食物盛入后加盖，既保温又卫生，所谓“盛黍稷稻粱器”。这是王侯贵族独享的待遇。《周礼·地官·舍人》曰：“凡祭祀共簋，实之陈之。”郑玄注：“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诗经·秦风·权舆》曰：“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均注为盛物之器。随州境内西周晚期至春秋末期出土的铜簋，多为圆形加小蹄足，盖为圆圈状。但在曾侯乙墓、擂鼓墩M2墓出土的方座簋，其盖为莲花瓣形，与蔡侯墓簋相类。《礼记·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笾豆偶”。鼎为单数“奇”，笾、豆为双数“偶”，簋为偶数而出，互为证。《周礼·秋官·掌客》所言用鼎、簋十有二，郑玄注：“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夹、东夹各二”。这种阴阳相配的鼎簋用制，更能说明周礼的严格和有规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