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舍的幽默与京味！_百度知道
浅谈老舍的幽默与京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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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味漫谈作者： 赵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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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著名作家赵大年先生。大年先生是满族人，是北京人。他说京味儿，写京味儿，被誉为“京味儿”作家。他对北京的风俗物事、人情旧理儿，特别熟悉。一肚子掌故。这当然不是说他除了京味儿就写不了别的。只是说他对京味儿情有独钟。什么是京味儿？京味儿是怎么来的？京味儿与京味儿文化是怎样的关系？京味儿在今天任何了？我们该如何对待京味儿和京味文化？欢迎大年先生就给咱们漫谈漫谈这京味儿，叫《京味儿漫谈》。大家欢迎。 现代文学作品中，早有论者提出过京味和京味小说的概念。其代表作家首推老舍先生，人们可以举出《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等一长串著名篇章。1997年燕山出版社推出一套京味文学丛书，收集了张恨水、老舍、萧乾、林海音、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刘心武、陈建功、韩少华、苏叔阳、毛志诚、赵大年等14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每人一集（30万字），这只是第一辑，还有郑万隆、王朔、赵宴彪等中青年作家的京味文学作品另外成集，可见京味文学作品的数量是很多的。 如果谈到话剧，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那“京味”浓烈到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能演，别的剧团大概不肯排演，一演就可能走味儿。曹禺是北京人艺的院长，同样由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日出》，还有连剧名都叫《北京人》的话剧，却没人说它是京味的。这为什么呢？ 近几年又有论者提出了京味影视剧的概念，也能举出《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兰（岚）》、《大宅门》等一长串有影响的剧目来。有一次集中观看了北影摄制的4部影片《离婚》、《找乐》、《黑白之间》、 《大撒把》，虽然导演手法各有千秋，却又都具有明显的京味儿—一独特的艺术魅力。 京味怎么界定 我不敢、也不能给京味作品下定义。也许这个概念还是模糊一些好。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北京作家和京味作品，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大概理论准备不足，京味作家及其作品的差异不小，追求不同，作为一个自觉的流派还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京味作些初步的探讨。《北京日报》和北京作协等单位组织的京味电影研讨会，不是无的放矢，从《龙须沟》、《我这一辈子》算起，我们毕竟拍摄十多部颇有影响的京味电影了。何况还有《四世同堂》和前几年出现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儿》、《爱你没商量》等拥有亿万观众的京味电视剧呢。且不说京味作品是否出现了什么热潮，从艺术上对它作些探讨还是值得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有所不同，有些差异还很大，反映在文艺上，各具特色，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那么，所谓“京味”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 前几年，与朋友的交谈中，对京味小说的特点我记下了4条：一，运用北京语言；二，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三，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四，挖掘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这些条件也许太苛刻了，尤其是第四条，最难也最重要。但若没有这一条，即令你标明了描写的是北京人和事，说的是北京话，那也缺少北京味儿。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身在异乡，写的又是童年记忆，但却充满了北京味儿。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写的散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要是没有豆汁儿和大冰糖葫芦，那还是北京吗？”话不在多，这是梁老先生的北京情结。 用这样的条件来界定京味小说，并不科学，也不严谨。用来界定京味电影，可能问题更多一些。但是，既然要谈京味，就得有个大概的范围，就得找出它的基本特色来，否则又从何谈起呢？ 我以为，京味就是一种韵味。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从前是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这四大部分组成的。远的姑且不说，从元大都算起，七百年帝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条件，使京华文化具有皇家气派。新中国定都北京，使这座城市继续具有大气和大派。有学者认为，我国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上海是最繁华的城市；香港是最忙碌的城市；大连是男性化的城市；杭州是女性化的城市；苏州是玲珑剔透的城市；桂林是山水如画的城市；南京是绿城；广州是花城；昆明是春城；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这种大气，从万里长城，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宫建筑群，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世界最宽阔的大道长安街，东方第一皇家园林颐和园，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十三陵，最大的祭祀场所天坛和祈年殿，都可以看得出来。建筑物凝结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咱们居住在北京的市民，看惯了，也许并不觉得惊讶，初次来到北京的人，对这个城市的大气和大派必定留下深刻的印象。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典礼，这壮观的场面地球上哪儿也没有。英国前首相希思游历颐和园，惊呼这是人间仙境！坚持要花一万英镑在南湖岛上请客吃一顿御膳房制作的酒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访华时都要登上八达岭长城，都说从长城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还会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国庆大典、群众游行和阅兵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三千文艺工作者联袂演出的大型史诗《东方红》；天安门广场倒计时牌前欢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群众场面；中华世纪坛欢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群众场面；京剧《群英会》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服饰……到处都透露着这种大气和大派。北京的学校、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新闻出版单位、文艺演出团体、寺庙、庙会、公园、文物古迹，都是国内各个城市里最多的，文化生活之丰富，文化气氛之浓郁，也是造就京味文化—一京华韵味的条件和缘因。 北京的故事特别多。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诸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三山五园”；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设立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东交民巷就有11国的租界乃至兵营，英国兵营就设在今天历史博物馆的位置，把枪炮架在了大清国皇宫的门口），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辫帅复辟，袁世凯窃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定都北京。整个一部近代史，所有这些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事情，要么就发生在北京，要么与北京血肉相连。北京百姓就是这百年沧桑历程的见证人，亲历者。老一辈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作家、表演艺术家虽然过世了，但他们的作品编织和丰富了京华文化，留给了后人。 北京是人文荟萃、藏龙卧虎之地，从一条小胡同里要请出几位教授、专家、学者、部长、将军、乃至皇亲国戚来，并不困难、我居住过的北总布胡同，百步之内就有“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公馆）的遗址；有义和团打死德国公使，后来由赛金花提议为他建立“功德牌坊”的地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是战败国，这座牌坊拆迁到中山公园内，由郭沫若题词为“保卫和平”牌坊）；有朱启钤、马寅初、史良、班禅大师、蔡元培、沈从文、侯仁之、叶浅予等社会名流居住过的四合院。北京啊，一街一巷，一堂一殿，都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和精彩的故事，都能写出一部京味文学的大书。 北京丰富的人文故事，也是孕育京味文化—一京华韵味的底蕴。说到底，京华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既有地域特色，又超出了一个地区的局限，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中和代表的品格。 北京话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它有卷舌音，儿字腔，还有极为丰富的、只属于北京话的语汇和字眼儿。北京人说着顺嘴，表达能力很强，听着也顺耳；外地人听着就有点“油”，特别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报站，好像懒得张嘴，唧哩咕噜就滑过去了，“京油子”味儿，油腔滑调的。苏叔阳写的电影《夕照街》我看挺好，可是上海观众就提意见，登在报上，题目是《北京人也要说普通话》。 北京话不是普通话。但普通话却是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为什么？ 北京话其实是一种“官话”。往远些说，北京地区三千年前就出现了城镇文明，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的北京话是何腔调，但这并不重要，因为那时候的北京话还不具有全国性影响。 北京作为辽南京和金中都，北京话就比较重要了，半壁江山嘛。契丹族、女真族南下，我国北方、华北和东北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语言的交流和融合。使北北方语系涵盖了相当大的“领地”。但此时北京还不是全国文化中心。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江南—一南宋的帝都迁到临安（杭州）去了。 蒙古族南下，元朝统一全国，定都北京（元大都），使长城内外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人员缉丁光股叱噶癸拴含茎、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北方语系涵盖了东北、华北、西北和川、滇、黔、桂北这样大片地区，形成我国最大的语系。这也是今天的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重要原因。 据说，明朝嘉靖年间，“桂林王”派官员向朝廷进贡三花酒，由于方言不同，他始终没能说明白这种酒倒进杯中时会激起三层酒花的意思。嘉靖皇帝当时就提出过晋京官员都要学会讲北京官话的要求。 秦始皇统一汉字，对于中央政府统治全国，加强文化纽带，传播和记载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功不可没。但是我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方言有一千多种，为了便于彼此交往，无论如何也要创造一种大家都能听明白的共同语言。直到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和国民议会才正式决议把北京话定为国语。 自元、明、清至今，除去短暂的时间，北京一直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最近的七百多年历史，将北京话造就成了全国的“官话”。也就是一种大家都容易听得懂，听得清楚的话语。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往中使用得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不论你是哪个民族，生长在哪个省、哪个县，即使在封建社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很多人要晋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京城也总会派钦差大臣，文官武将到各地巡抚，乃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去视察和理政。因此，除了各自保有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之外，中国人民共同创造了北京话。 为了达到大家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要求，北京话必须博采众家之长，又克服各种方言之短，不断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音、声、腔、调。譬如，北京话既保留着北方话的平实通达，又汲取了吴侬软语的清脆优雅。咬字真切，像东北话的齿音，“十四”不分，上海话的“一二”不分，广东话的“王黄”不分，湖北话的“刘牛”不分，湖南话的“发花”不分，天津话的“勇容”不分等，都必须加以克服，非常注重字音清晰和四声的分辨。同时，在平仄和古韵上，又学习荆楚之南音，像“溪西鸡奇啼，屋北鹭独宿”，如果用北方话来读，那就连格律诗的韵脚都念错了。 北京话的最后形成，与满族入主中原有极大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发生了第三次大规模人员、语言的交流和融合，更因为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统治全国近三百年之久。我是满族。具体点说，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比较落后，进关之前还处于半游牧状态。初进关时只有60万人，怎么能统治文化高的华夏中州呢？原因虽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决地学习汉文化。包括语言、文字。 然而，语言是互相渗透融合的。进关的满族旗人虽少，却主要聚居在北京，相对来说并不少，又处于统治地位，当他们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的时候，并非简单地“放弃”满语，而是互相“同化”，不仅仅是哈尔滨、齐齐哈尔、萨琪玛、格格这些满语的地名、称谓直接进入汉语，更重要的是语音、腔调、词汇的融合，共同创造了大家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优美的北京话。 为什么说优美呢？因为语言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语言里面又包涵着文化的精华。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话也就得天独厚，更容易汲取极丰富的文化营养和多种方言的精萃。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我们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老舍、侯宝林的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北京语言的魅力。他们是公认的语言大师，运用北京语言，达到了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炉火纯青的境界，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优美的北京语言，也就没有作为文艺家的曹雪芹、老舍、侯宝林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味”作品如果不用北京语言，味道也就不对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在文学和影视作品里，方言俚语绝不是用得越多越好。尤其忌讳使用古怪生僻的方言。人家听不懂，你的味儿再浓也白搭。《大撒把》这个片名许多南方观众就感到费解，缺少吸引力，还不是您自己吃亏。 北京人 北京人的成分和来历是很复杂的。首先这里有土著，那就是闻名遐迩的周口店“北京人”吧。后来这一带是燕国，与赵国和辽国交往较多。北京是沟通我国南北的通衢大邑，兵家必争之地。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事败之后，太子丹逃到辽宁本溪，秦兵穷追不舍，他被迫投河自尽，至今这条河还叫太子河，传说是很悲壮的。秦灭赵，将20万战俘统统杀掉，也很惨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燕赵悲歌，唱出了北京人民最崇尚的正义感。 蒙古族入主中原，许多蒙古人住进北京，建设元大都，据说“胡同”就是由蒙语演变而来的。元朝历史短，不足90年，大部分蒙古人又撤回草原去了。 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是第四次南北人员、语言的大交流、大融合。特别是把中原和江南文化的精华“带”进了北京。为繁荣北京的工商业，从南京和江浙迁移来的能工巧匠就有两万户之多，像景泰蓝这样精美的手工艺也带进了北京，发展为北京的传统工艺品。以建筑为例，所谓“九城十八门”的北京城，最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其建筑工艺和质量远远超过元朝（现存元大都的北城墙是土城），而在城市规划、布局、皇宫设计、审美观念和建筑风格的各个方面，都是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的。天安门和故宫三大殿，就是苏州建筑行业香山帮大师蒯祥主持设计、施工的。 满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的时间长，对北京的影响又“近”又大，举一例便可明了：只有到了清朝，（各个朝代断断续续修筑近两千年的）万里长城才失去了御敌的意义—一由边墙变成了内墙和历史文物。周总理在谈论满族的时候曾经说过（大意〕：幸好我们继承的是清的版图，如果是明的，又当如何？ 有趣的是，满族在全心全意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将自身的许多特点也溶化进去了。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掳”的口号（这口号在那特定时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我们无须苛求于前人），北京的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冒充汉族。 满族是个勇敢好学、十分开放的民族。在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是立过大功的一员。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经济、文化、军功、版图和民族团结，都远远超过包括“盛唐”在内的所有封建王朝。然而，大清帝国的后期却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衰败得那么惨。也许因为清朝的后半叶政治太腐败，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此时期暴露得最充分，国难、国耻接二连三，辛亥革命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许多学者在谈论历史时才只讲“盛唐”而不提“康乾”。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事求是的思想占了上风，人们才深入研究清史，反映“康乾盛世”的文艺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许多京味电视剧也接二连三地创作和播出了，而又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我说这些往事，还是为了挖掘和了解北京人特有的心理素质。换言之，无论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我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和屈辱，还是“戊戌变法”失败所带来的痛惜心情，更有“五四”运动引发的民族觉醒和希望，这些左右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足以震动全国，那么，在“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北京人的心坎儿上怎能不留下更深刻的烙印呢。 今天的北京人当中究竟有多少满族或“旗人”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有个汉满通婚的问题，更有历史原因。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在短短的十几年当中就翻了一番，近一千万了，仅次于汉族和壮族，排老三。是满族人不搞计划生育吗？当然不是。只因为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罢了。侯宝林直到1980年才承认是满族，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答曰：“从前怕你们欺负我。”这话很幽默，却是登在报上的，假不了。作家朱春雨8年前才改成满族，他的孩子也得跟着改吧。我弟弟已改成满族了，我也想改，派出所的“片警”说：“谁都知道您是满族作家，就甭改啦。刚发了居民身份证，改起来多麻烦。”此话不足为训。不过，尚未“改正”的满族市民大概还很多。 谈到“京味”就不能不琢磨北京人独特的幽默感。老舍的幽默，令人笑中落泪。侯宝林的幽默区别于滑稽逗乐，使他的相声成为真正的艺术。怎样理解王朔的调侃呢？依我看，这跟满族人的幽默感分不开，是历史形成的—一我们这个满族呀，大大的辉煌过，也大大的衰败过—一这股味儿常常令人哭笑不得。 北京人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这个文化不仅仅是课堂里的“数理化”，而是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节礼貌、风俗习惯在内的大文化。明清两朝，全国各地晋京赶考的读书人不下百万，进士及第、金榜题名的近5万人，除了放到外地做官，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北京，成为新北京人，不断充实着京都的士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有更多的大学生到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也不少；政府部门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企事业单位选拔人才，调进北京的大多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他们也成为新北京人，不断充实着北京的知识阶层。850年的京都和首都地位，使北京得天独厚，成为文人荟萃之都。也说明了京味或京华文化实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前面提到的京味文学作家中，除两三位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之外，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汪曾祺是江苏人，林斤澜是浙江人，邓友梅是山东人，刘心武是四川人，陈建功是广西人，林海音是台湾人。可见这京味小说也是由全国各地的作家共同创作的呀。 北京人“眼高手低”。对此事也要一分为二，“眼高”并非缺点，他们见多识广，爱挑剔，不挑剔就无从发现不足嘛，“手低”是可以经过锻炼加以提高的。可怕的是“眼低”，眼光低了，手是高不起来的。北京有一大批“眼高手低”的鉴赏家，评论家，美食家，球迷和戏迷，徽剧和山东烤鸭就是在他们的百般挑剔之下不断提高，发展成京剧和北京烤鸭的嘛。现在也是如此，一部小说，一出参加汇演的戏剧，只要北京、上海叫好，那就是全国水平的佳作了。 北京人特宽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在某一领域小有名气者，皆可称爷。年纪轻轻的贾宝玉是宝二爷，历尽沧桑的老妓女赛金花是赛二爷，有钱的是款爷，二道贩子是倒爷，和尚道士是陀爷，蹬平板三轮车的是板爷，要嘴皮子的是侃爷，赤膊上街的是膀爷，连背插小旗儿的泥塑玩具还是免爷呢。 北京人特懒。又死要面子，八百年来吃惯了“皇粮”，不肯伺候人。所以呀，经商理财靠“老西儿”，开饭馆的靠“山东儿”，三合县的“老妈子”（现在是安徽小褓姆），弹棉花的是浙江人，当领导的是湖南人、四川人，搞科技的、管电影的是上海人……难怪乎有个“山东儿”邓友梅，吃了我们北京几十年大白菜，还要写什么《那五》挖苦北京人。另一个“老广”中杰英，同样吃了咱北京几十年大白菜，也写了一出话剧《北京大爷》挖苦北京人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老舍的公子舒乙说，看了这出戏，真让北京人脸红。 北京人特神。高级干部讨论烤羊肉串冒烟的问题，坐在马路牙子旁边打扑克的老大爷正在争论布什能不能连任总统。当年悼念周总理的“四五”期间，几百万市民就没有一起儿小学生打架或泼妇骂街的，连小偷都不作案了。唉，真是说不完的北京城，说不尽的北京人啊。 京味的嬗变 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的环境、风俗习惯和北京人的心理素质，都在不断地变化当中。 解放后的54年，北京人口猛增。城区的5百多万市民当中，“老北京”只占1/5，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56个民族都有，说话南腔北调，实在难听。但是北京话并未消失，孩子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一不论其父母来自何方，孩子都是“小京油子”，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因为“老北京”比任何一个省市的“外来户”都多。中小学是传播北京话的重要基地。您要听纯粹的北京话，就到中学的女孩子当中去吧，她们说得好听极了。 然而北京话还是在变，向普通话靠近，是受广播、电视的影响。社交活动日益广泛，新词汇、新字眼不断增多。譬如湖南方言的“搞”字既难听又俗气，“搞关系”、“搞对象”、“搞阴谋诡计”，也没遮拦地进人了“官话”之中。“卡拉OK”是日本英语，也能闯入。“的士”是广东英语，北京人把它改造成“打的”和“的哥”、“的姐”。更难听的是故意学“鸟语”—一广东味的大舌头和港台明星的嗲声嗲气。但这又不足为奇，语言也像大浪淘沙，会在不断筛选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美化。 所谓京味的嬗变，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户”引起的。譬如“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然后就留下了—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北京是文人荟萃之地，观众欣赏水平较高，又爱挑剔，一个地方剧种要在北京站住脚，除了它本身的优点之外，还必须博采众家之长，求得丰富和提高。北京为徽剧提供了这些条件。二百年间，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徽剧汲取了昆曲、皮黄、汉剧、弋阳腔等曲调和长处，移植了姊妹剧种的许多剧目，不断丰富提高自身，才发展为京剧、国剧。而京剧又回过头来丰富了北京的文化，增强了京味。 全聚德的主人来自山东，而烤鸭的艺术却是在北京发展完善起来的。此中既有全聚德自身的长处和努力，又有京都的繁华和同业的竞争，还有众多美食家的鉴赏，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挑剔，百年挑剔。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共同创造了北京烤鸭这宗饮食文化。北京人艺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和京味电影《老店》对此做了生动的描绘。有趣的是，我到山东济南出差，当地朋友请我吃烤鸭，而那饭店的金字招牌上写的却是“北京烤鸭”。 涮羊肉的吃法来自满蒙。瞧瞧北京涮羊肉馆的店名吧：东来顺，西来顺，北来顺，都来顺，又一顺……顺什么？顺乎京都饮食文化的高要求和市场竞争。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要在北京站住脚，必须参与竞争，烹饪技艺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如今北京的涮羊肉已经成为很讲究的名牌饮食了。 同样的道理，川菜进京，说是“正宗川菜”，那麻辣味道却是大大缓和了，否则北京人不敢吃。北京自己没有名菜、名酒、名茶，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来了之后就要竞争，就要提高，就要顺应北京人的要求。一旦站住了脚，它又丰富了北京的大文化，改变着京味的木色。 清朝的百位金科状元里，仅苏州一地就出了16位，多数留在北京做过官。赛金花的丈夫洪文卿中了状元之后，既当过铁差大臣出任欧洲4国公使，又当过工部侍郎监修天坛祈年殿。这些苏州才子肯定会把江南文化的精髓带进北京城的，也肯定会改变和丰富京味吧。 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引起的。今日北京再不是老舍笔下的“十里城”了。解放前连“洋丁”和铅丝都不能制造的纯消费城市变为高科技的重要基地。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铁路、航空、体育、军事指挥和旅游中心，中国的“硅谷”在北京，集中一百多个大使馆的使馆区被称为“小联合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给北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这些变化并不能破坏京味文化，而是大大十富了北京人民的生活，促使我们创作出新的京味作品来。 傅光明：北京作为几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的帝都和共和国的首都，见证了太多太多发生在北京的历史的人和事，积淀下浑厚凝重的文学底蕴，使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人文荟萃之都。正是这分厚重的文化底蕴，才使大年先生对京味儿和京味儿文化情有独钟。赵先生说，他感觉北京是最大气、最大派的城市，为能对得起这个称谓，我们也得努力做最大气、大派的文明的北京人，丰富和净化京味儿文化。感谢赵先生带给我们这么好听的“京味儿”演讲。每一个小的事件底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是说不出而已 老舍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老舍聚集其北京生活经验与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项，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例如《骆驼祥子》P14. 33. 89. 93. 104. 151. 159. 172. 177. 185. 249. 257都对北京有情寓乎景的描写，写胡同、小羊圈、大杂院、北京的酷热冽寒，特别是天桥的喧嚣与杂乱，透露著亲切，是最下等人、贫民，却也是人才聚集的地方。
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老舍 老舍（－），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别妻抛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 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 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 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 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 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 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 1984，百花
老舍是蜚声中外文坛的“幽默大师”。老舍文学生涯的四十余年，也是他从事幽默创作的四十余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老舍这样数十年如一日，以自己鲜明而独到的风格一以贯之的作家，不仅是首屈一指，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他以骆驼般的勤奋精神，创造了多达850万字以上的文学艺术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宝库。 　　老舍学贯中西，谙通古今，他的幽默有来自西洋文化的泽溉，但主要还来自北京一方水土的养育，也是北京文化的体现。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全都了如指掌。因此，有人称他为“北京的土地爷”。北京的自然景观在老舍笔下成了一张张色彩鲜明的图画，充满了诗意美。同时，对北京特有风土人情的描绘，如诸多的繁文缛节，历历如在眼前：办婚丧大事讲排场图阔气，过生日祝寿大宴宾客，甚至“洗三”也要兴师动众，真是“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1］；还有一些五光十色的节令习俗，等等，都为其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幽默情趣。 　　老舍一向以独有的幽默诙谐的风格著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其浩繁的作品中，老舍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剃头匠、洋车夫、说相声的、演鼓书的、开茶馆的、打拳舞棒的、三姑六婆、八旗子弟、娼妓窑姐、丘八巡警等市民阶级的各类人物，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老舍把20世纪文学领域内的庶民文学推到了高峰，同时，也为后来的带有京味的幽默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典范。他的胸中似乎藏有一部幽默语言的活辞典，词汇之丰富，令人难以思议，运用之得心应手，令人似观鸟翔鱼跃。郭沫若对他的作品曾经赞誉道：“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更得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习目梁的向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既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涵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至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无用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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