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精品课程---史前考古学
&&&第六章 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
　　第一节 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缓慢发展，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分成小群，在大部分时间和地区过着迁徒不定的生活。而史前人类屈从于大自然的状况，要到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种植、养殖而收获食物，才逐渐得到改善，并因此而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终结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学会制陶、食物主要或初步来自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其中，农业和家畜饲养最为重要，它标志着人类从依靠自然转变为开发、改造自然。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是文明出现的重要保证，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而且奠定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起源原因问题的探索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最早发端于欧洲。早在 1822 年，法国学者德康多尔（ A.de.Candolle ）就发表了《植物耕作的起源》一文，首次系统地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并结合历史地理的分布状况，提出并分析了野生植物和农作物之间的关系，对栽培植物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开创了作物学研究。
　　1866 年，在瑞士苏黎士湖边的湖居遗址中发现农作物遗存之后，人们就逐渐开始关注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 1928 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V.G.Childe,1892 ～ 1957 ）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他认为由农耕、畜牧而达到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唯有近代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１）。 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使农业起源问题成为考古学必须研究的课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至今，史前考古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其中史前时代早期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大量古猿类、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而史前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收获无疑当是有关农业起源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现
在，农业起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考古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且，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日渐深入，都为过去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等科学概念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有关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学术界就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世界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
　　一百多年以来，关于导致农业（主要指种植业）起源的原因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早在 1884 年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首先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转化的问
题，并认为谷物种植“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２）。”这一观点一度曾被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其前提是动物的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但一方面，在以后许多地方的古发现中，并没有发现动物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的证据；另一方面，像猪等需要饲料喂养的家畜，只有到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西亚发现了一系列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学者们的目光被吸引到这一地区，并就有关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环境决定说
　　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变化来解释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的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英国学者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说。
　　柴尔德认为，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是由于更新世、全新世交替之际，近东（即西亚）气候恶化而日益变得干旱所致：“当食物生产经济确立之时，正是亚热带各地干旱地带遭受气候危机恶劣影响之日，这是最早的农民出现的地方，是农作物和家畜的野生祖先实际生活的地方……。为了获得食物和水，这些吃草者不得不积聚到日益缩减的水泉和绿洲周围。”“被迫向小流河岸和渐趋干涸的泉源集中，就必须更加紧张地寻求生存之道。动物和人就要成群结队，一道到那逐渐变成沙漠地带中的孤立的绿洲去 （３）。”由于这一有限的区域内野生动物很
少，人们被迫去采集绿洲周围的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最后他们不得不耕种这些植物以提供足够的食物。根据这一理论，动物驯养的起源是由于绿洲吸引了饥饿的动物，如野山羊和绵羊、牛等，它们来到这里吃庄稼地里割剩的草，于是人和野生动物发生了共生现象，最后导致家养动物的起源。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理论。其一是更新世末期发生的冰期之间，其间当然也穿插着气候比较温暖的间冰期，因此人与动植物不得已在河谷地带的共栖关系早就应当发生过，为什么动物驯化现象没有发生在这些较早的时期呢？而西亚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寒冷、干旱的气候时期，但直到这个干旱期过后，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才开始。其二，因为这种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干旱时期绵羊和山羊只会迁到低地绿洲而不会迁到湿润的山岗上去。其三，这种理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也发生在并不干旱的地方，如热带的东南亚和南美的亚马逊盆地 （４）。
　　2 ．人口压力说
　　人口压力说是 20 世纪 60 年代很流行的一种理论 , 这种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在由采集狩猎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一部分学者（如美国学者怀特、宾福德等）认为，在西亚，人们通过一种混合资源利用的生计策略来适应寒冷干旱的生活环境：他们猎取一切能够抓到的动物，收割野生谷类植物，采集野果，搜捕各种鸟类、贝类等。于是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人口较多地增长了。但人口增长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平衡，又给生计带来了新的困
难。有人估计，即使在生活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在暖和的冬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最多只能维持一两个食物采集者的生活；而在寒冷的地方或沙漠地区，则每个采集者至少需要 20 甚至 30 平方英里的土地才能维持生活。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的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人们日益面临着自然生活资源短缺的威胁。于是，人们不得不发展一些新的可提供足够食物的方法。结果，在一些野生食物最不丰富的边缘地区，就需要通过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来改进生产力 （５）。
　　然而，正如绿洲理论存在许多问题一样，人口压力说也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与采集狩猎民族一般把人口稳定在特定地区所能维持的人口水平下这种人人皆知的趋势相矛盾。民族学资料表明，许多采集狩猎民族似乎都把人口稳定在他们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之下，即在一定获取食物技术水平上，那些可获取资源可以维持生存的人数，屠婴、流产和使用各种能够干扰繁殖能力或怀孕率的草药等，是常用的控制人口的办法。所
以，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把人口繁殖到需要寻求新的提供食物的方法的过剩状态 （６）。
　　美国考古学家刘易斯?宾福德则假设：在更新世末期，由于冰川的消退、海平面上长的缘故，使居民们从世界的一些海岸涌入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这些迁徙导致了在那些能发现具有驯化潜能的动植物的地方的人口压力；结果农业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居民就相当有利了。然而这一假说不能解释的是，在较早的间冰期内也曾有过海平面的上长升，为什么没有导致同样的人口压力和文化变迁 （７）。
　　3 ．文化自然进化说
　　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方法逐步掌握的自然结果。美国的考古学家布雷伍德（ Robert J.Braidwood ）不同意柴尔德“绿洲说”的观点，他把人类采集经济的发展分为食物采集与食物收集两个时期，其中食物收集就为食物生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布雷伍德在《农业革命》（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960 ）一文中写到： “可能在 50000 年前，现代体型的人类出现了。这和第一次出现的新型工具同时，即石叶工具，使用的质量较高，制作又精巧。新型的人使用新的工具，就能从事更有系统的食物收集，进行更有组织的猎获大兽，以代替前人的单纯采集和吃食腐
肉。过了一个时候，人口增加了，人类能够适应形形色色的环境，不论是热带丛林，还是北极苔原。大概在 30000 年前，他们扩展到新世界。人类的公社对其不同的环境作有效的适应，就使文化发生更大的复杂和变异。最后，在 11000 年前和 9000 年前间，这些公社有的就来到了食物生产阶段的门口了。”“这个时期（西北欧为中石器时代，在北美为古朴时期）的特色是加紧食物收集”，“食物生产革命大概是在人类公社日益增多的文化变异和专门化达到极限时发生的。约当公元前 8000 年左右，肥沃新月形地带周围山地的居民已经对他们居地有了很好的了解，因而就开始把他们收集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不久以后，在中美洲，或许还在安第斯山地，在东南亚和中国，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由这些‘核心'地带，文化传播就把新的生活方式向世界其余地方扩展 （８）。” 根据布雷伍德的这些观点，农业革命最早就发生在西亚新月形肥沃地带边缘的山地上。而发掘巴勒斯坦耶利哥遗址的英国学者 喀提林?肯尼恩 则认为农耕的起源地不一定要在高地上，在低地绿洲的耶利哥地方也有可能发生最早的农业革命 （９）。显然，布雷伍德着重从人类文化的内在因素方面来说明农业革命发生在西亚的原因，而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决定的外因论相对立。但有的学者认为布雷伍德的论述与其说是探索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毋宁说是说明农耕畜牧起源的结果 （１０）。
　　上述几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完备。对此，前苏联学者弗拉基米尔?卡博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人类在世界各地掌握农业，无疑是从达到高水平发展的专门化的采集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但技术仅仅是农业出现的前提条件，一种引起转变的条件，而不是积极的推动者。如澳大利亚土著把碾磨器、磨制石斧，作为他们依存经济的工具使用了好几千年，但却没有发明谷物种植。因此，必须要经历一种强大的冲击，才能打破采集――渔猎社会的生态平衡，使人类谋求新的食物生产经济。这个冲击可以是一种危机，如由于自然条件突然变化的后果（如冰期之后地球上广大地区所发生的那种情况）；或是人类活动的后果（如由于动物被大量猎捕而造成的灭绝）；或是因人口膨胀而突然失去与环境的平衡。其次，也可能是来自发达社会和先进民族的影响。另外，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从采集、渔猎的依存经济缓慢发展积累，最后从中形成生产经济，即由数量积累最终引起质的变化。他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正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许多处在早期农业与畜牧业时期的社会，有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他强调，向生产经济的过渡，不仅要用人类根本需求与生产力低水平发展之间的矛盾来解释，还应用其他原因来解释，如文化发展的积累过程也占重要位置等 （１１）。
　　综合分析，农业的发生似乎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一是改善生存条件的社会需要，二是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三是对当地某种植物性食物的依赖性。
　　二、农业起源的地点、时间问题
　　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时间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早在 1935 年，苏联学者 N.I. 瓦维洛夫（ Vavilov ），从遗传学演化角度提出作物变异的分布理论，提出了农业起源可能有八个中心，即东亚、印度、中亚、西南亚、地中海区域、东非、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山地区。东亚主要指中国，为第一起源中心，这一中心栽培植物种类最为丰富，共有 136 种，占全世界 666 种主要粮食、经济以及蔬菜、果树等作物总数的 20.4 ％。瓦维洛夫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界流行了很长时间。
　　到了 20 世纪中叶，由于在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是世界农业文化发生的“摇篮”，农业起源一元扩散论的观点一度较为流行。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世界各地的农业文化都是从西亚这个唯一的起源中心出发，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随着中
美、南美、北非、南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至少西亚和中东、中美洲、东亚等地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对农业起源地的判别，一般应依据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发现有较早的可鉴定为栽培种的作物遗存；二这些遗存是应位于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西亚和中东，有关农业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位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
（ Jericho site ）遗址，处于约旦河谷；遗址堆积从中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距今 9000 年前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存：包括 100 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和水果的标本，还有一些泥砖上的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代表性的农作物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发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制陶业并非同时出现，其中农业出现在前而陶器发明在后；二是早在农业之前，人们就已大量采集野生大麦和小麦为食，并出现了泥砖叠砌的定居性房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所谓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定居村落的观点 （１２）。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洲中部墨西哥高原上发掘特瓦坎（ Tehua'nsite ）遗址时，获得了有关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在该遗址公元前 6000 ～ 5000 年的文化层中 , 发现有人工种植的西葫芦、鳄梨等；公元前 5000 ～ 3000 年的文化层中出现了玉米、菜豆、南瓜等栽培作物，并出土有加工粮食的磨盘、磨棒等。这一遗址所反映的文化特点，首先是发现了不同于西亚地区的另一植物系统被人类驯化，并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粮食；其次是该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6700 年前，而定居村落为公元前 3000 年，陶器也迟至公元前 2300 年前后才从外部输入，并非当地的创造发明。此外，有关孢粉分析发现，在墨西哥有早到距今 8 万年前的野生玉米花粉，从而表明，这里是玉米野生祖本的原生地 （１３）。
　　 　　关于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问题，近百年来虽然不断有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像耶利哥、特瓦坎那样时间较早而证据可靠的农业遗存。在泰国东北部属于和平文化的仙人洞遗址（ 11000B.P ）发掘中，曾发现有扁豆、葫芦、黄瓜等植物种子，但是否栽培种尚不能肯定。又据调查，这一地区现代至少分布有 8 种薯类野生品种，故有的学者认为，芋、薯类等块根、块茎作物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 （１４）。有人进一步推测，在这一地区，
芋、薯、香蕉、甘蔗等无性繁殖的作物栽培可能早于谷类作物。此外这里的石器、住居及采集的食物等均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不同于西亚和中美洲的文化 （１５）。
　　综上所述，农业的发生最早大约在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与此同时，自史前时代开始，由于世界各地明显存在着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极具不平衡性。又由于世界各地动植物资源所存在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各地选择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种类也各不相同，史前农业出现的时间也有早有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的起源无疑应是多元的，至少存在着几个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和演化中心。
　　 第二节 中国史前农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一、中国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农业最早发生的主要起源地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传
统，“以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农业起源传说的文献记载。如《白虎通?号》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曰：“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依上述记载来看，古人认为农业产生的社会需要是因为“人民众多，禽兽不足”而“难以养民”，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于是就在“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等种种实践的基础之上发明了农业。
　　过去，由于有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关中国农业起源于何时、何地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不甚清楚。及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们一方面逐渐认识到有关农业考古研究对于探讨诸如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文明的起源等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也有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农业文化的发现，为探讨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近 20 多年来基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探讨农业起源问题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有关农业起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并不断取得令人关注的重大成就。
　　如前所述，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瓦维洛夫就认为东亚（主要指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但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实物资料证实，关于中国农业的发生问题，一直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并形成了“外来说”和“本土发生说”两种主要观点。“外来说”认为，中国的旱地农业是由西亚传来的，而水田稻作农业则是由南亚、东南亚、印度传到华南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发现了大量时代较早且不同于西亚、中美、东南亚的史前农业遗存，这些遗存所反映的作物品种、农具形式、耕作方式以及家畜种类等都独具特色，构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原始农业体系。因此，中国农业本土发生说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并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承认。
　　关于中国农业最初的发生地点，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考察了植物生存环境后认为，中国原始农业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山地农业到低地农业的发展过程。农业“发生”的地点不同于农业“发展”以后的地区分布。综观人类所驯化的农作物，无论是麦、粟、稻类，还是其他粮食作物，大都属于禾本科，禾本科包括了大多数作物，也包括了大量的野草，即作物与野草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亲缘性，人类可能就是从野草中驯化出作物的。可以设想，作物在尚未驯化之前，它们的野生祖本与其他植物之间曾发生过物竞天择式的激烈斗争，结果各自占据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生存空间。因此，观察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特点，就可以追溯到作物最原始的发生地点。在土质优良、水肥充足的地方，是没有作物野生祖本立足之地的，多年生的乔木林或枝叶茂盛的灌木丛早已夺去了营养和阳光；只有土质贫瘠、干湿明显、大型树木无法生长的地方，作物的祖本野草才容易扎根生存。根据野草的原生地多在贫瘠地点这一客观事实，便可以推测：史前农业最初并不是发生在似乎更加“适于”农耕的地方，而是环境相对更为恶劣而现在看来“不大适于”农耕的地点。因此，农业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在较为贫瘠的山间林地边缘杂草地中发生的 （１６）。
　　有些学者还在分析考察有关民族学以及古史传说资料基础上，支持农业发生于山地说的观点。他们认为：迄今为止，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现的农业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阶地或平原地带，均是已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农业文化遗存，离开农业发生的初始阶段已相当远了。因此，这些遗址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可能都不是农业最初的发生地点。从聚居在云南的独龙族、怒族、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原始刀耕火种耕地毫无例外地都分布在山地，并结合古代关于“烈山氏”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法的人格化传说以及近代某些民族对山林的崇拜来看，初始的农业必然是刀耕火种，其发生地应在山林地带 （１７）。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农业的起源地点未必都是山地，也可以是平原湖沼地带，因不同粮食作物的生长习性而异。首先，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地方虽然大都依山傍水，但茫茫原野，早就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天然场所。通过长期在平原上的采集植物，了解了植物生长规律，然后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条件就可在平原上驯化植物，开始早期农业，这是逻辑的必然。其次，中国已发现的裴李岗、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是黄河流域原始农业遗存的典型代表，主要位于河流两岸的阶地或岗地上，它们勉强可以划入山地农业一
类。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已发现的农业文化如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多属平原湖沼类型文化。这里自古至今都是以水稻为主要粮食，而水稻适宜于平原湖沼地区生长的特性，是从湖沼地区的野生稻发展而来的。原先居住在美国伊利安湖一带的印第安人，就是采集湖边生长的野稻为食的。而河姆渡人的定居性干栏式建筑也证明早在 7000 多年前 , 人们就已生活在平原湖沼地带了。因此，水稻的起源地点还是应该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平原湖沼地区去寻觅 （１８）。
　　总之，中国土地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各异，所形成的史前文化也各具特色；由于不同的作物的生长习性不同，不同的文化栽培的作物品种也有差异，因此，很难用一种模式去考察不同的文化农业的起源情况。从目前的考古、环境等学科研究情况来看，中国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主要是旱地粟作农业文化的分布地带，故北方黄土地带较为干旱的山地或河流阶地，可能是粟类作物的起源地；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是水田稻作农业文化的分布区，故稻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高温多雨的平原湖沼地带。
　　二、关于中国粟作农业的起源
　　1 ．粟作遗存的考古发现
　　粟（ Setariaitalica ），即中国先秦古籍所记载的“稷”，也就是北方的谷子，其米称“小米”。粟在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最为普遍，无疑是最主要的作物种类之一。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仍因粟是这一地区占居首位的粮食作物而受到重视，以至人们常用“社稷”（土地与粮食）作为国家的代名词。所谓粟作农业，指的是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除了粟之外还有黍（ Panicum miliaceum ，也称“糜子”，其米为“黄米”）、高粱等谷物和蔬菜。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最早发现的粟，是 1931 年，在山西万荣（原万泉）荆村瓦渣斜遗址出土的“黍稷及黍稷之皮壳”，后经日本学者和岛诚一带回，经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鉴定为粟和高粱 （１９）。但荆村遗址包含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遗存，标本出土层位不明确，有的学者对上述鉴定结果、特别是高粱，持怀疑态度。此外， 1934 年～ 1937 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出土的瓦鬲中发现谷子粒”，但具体的情况不甚清楚
（２０）。
　　进入 50 年代以后，粟类遗存开始有了较多的发现。其中， 1954 年～ 1957 年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在一些陶罐陶罐和窖穴中出土了较多的谷类遗存，经华北农学院鉴定为粟；还在一件完整的陶罐内（ e.4753 ）发现有炭化的菜籽，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为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 （２１）。此外，从 50 年代～ 70 年
代，在黄河流域发现有粟类作物遗存的遗址主要有如下 :
　　在黄河中游地区，属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有：陕西宝鸡北首岭、郴县下孟村、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河南洛阳王湾和孙旗屯、临汝大张、郑州大河村和林山砦等。属龙山时期的遗址有：陕西武功赵家来（客省庄二期）、山西襄汾陶寺等。
　　在黄河上游地区，属马家窑文化的遗址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兰州白道沟坪和红古城、永靖马家湾、永昌鸳鸯池、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等。其中突出的是， 1974 年～ 1975 年在青海柳湾墓地发掘的 318 座马厂类型墓葬中，半数以上的墓都随葬有容积较大、装有粮食（粟）的粗陶瓮 1 ～ 4 件 （２２）。属齐家文化的遗址有：甘肃临夏（原属永靖）大何庄，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地等。
　　在黄河下游地区，属大汶口文化的遗址有：山东胶县三里河、莱阳于家店 （２３），江苏邳县大墩子等。
　　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东北、西北甚至长江流域和华南的云南、台湾等地区也有发现有少量的粟类作物遗存，但一般时代均较晚。
　　70 年代以后，在黄河流域开始发现一系列年代较早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属磁山文化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1976 年以来，共发掘了 345 座窖穴，其中有 80 座残留有炭化有粮食堆积，一般厚约 0.3 米～ 2.0 米，有 10 座厚达 2.0 米以上，约相当于新鲜粮食 10 万余斤。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其煦先生鉴定为粟。
　　在河南裴李岗文化的新郑裴李岗 （２４）、沙窝李等遗址 （２５）中曾发现可能是粟的谷粒。
　　在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遗存 H398 中，曾发现少量炭化植物种子，经甘肃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黍。
　　在黄河下游北辛文化的北辛遗址中曾发现炭化粟遗存。
　　2 ．史前粟作农业的起源
　　粟的野生祖本是狗尾草，在中国古籍中称之为“莠”。野生狗尾草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和北方黄土高原地
区，与粟易于杂交，田间常见的一种谷莠子，便是粟与狗尾草杂交后形成的一种中间类型的后代。在旧大陆的栽培作物起源的几个重要地区如西亚、中美等地，均没有发现粟类作物；欧洲发现的最早的粟为公元前 3000 年。因此，我国黄河流域出土的粟，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栽培粟类实物遗存，粟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国内外比较一致的意见。
　　三、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1. 关于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
　　稻（ Oryza sativa ）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栽培作物之一。所谓稻作农业，就是指以稻为主要栽培作物的农业经济形式。世界上栽培稻分属两个种，一种通称为“亚洲稻”（ O.sativa ），另一种是“非洲稻”
（ O.Glaberrima ）。但在世界农业史上，亚洲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非洲稻。
　　关于亚洲稻亚种的分类，各国学者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早在 1928 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就曾将亚洲稻分为印度型亚种（长型）和日本型亚种（圆型），并为国外学术界采用。中国农业科学院著名农史学家丁颖先生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对栽培稻的多型、多生态性得出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早在中国的汉代，许慎《说文解
字》中就有关于区分籼（ xian, 仙音）、粳（ jing, 晶音）两种稻特性的记载。丁颖先生据此重新肯定了籼、粳稻的定名，分别命名为籼亚种（ O.sotiya, L. subsp, H sien. Ting ）和粳亚种（ O.satiua,L.subsp,Keng Ting ）两种类型，而不同意把籼稻和粳稻分别称为印度型和日本型。他指出，籼、粳稻同属一个祖先，籼稻是基本型，粳稻是变异型，它们主要是因栽培地带温度高低不同而分化形成的地理的气候生态型；在早、晚稻中，晚稻是基本型，早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季节的气候生态型；在水、陆稻中，水稻属基本型，陆稻是变异型，它们是土地生态型或称土壤生态型 （２６）。
　　关于亚洲稻的起源地，最初多认为是在印度，故有的日本学者将籼稻定名为“印度亚种”。但从考古发现方面来看，印度目前发现的稻作遗迹均较晚，其中古吉拉特邦的洛塞尔遗址（ Lothal ）为 2300B.C ，兰加普尔遗址（Rangpur ）为 2000B.C 。 60 年代在泰国东北部的能诺他（ Non Nok Tha ）和班清（ Ban Chiang ）遗址发现了稻谷遗迹，能诺他遗址的年代为 3590 ± 320B.C ，班清遗址为 3600B.C 左右。于是又将有些学者的注意力引向东南亚地区，发掘了上述遗址的美国考古学家戈尔曼、索尔海姆等人都认为，东南亚应是古代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２７）。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约 7000 ± B.P ）发现了大量早于印度和东南亚的稻谷遗迹后，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至今为止，由于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加上这一地区有野生稻分布，使得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中国南部是亚洲稻的起源与演化中心这一看法。
　　早在 1921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就曾在著名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一块陶片上发现了许多谷物压痕，后将标本带回瑞典经鉴定为稻 （２８）。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稻谷的首次发现。但由于仰韶村遗址包含有从仰韶文化中期到东周时期的不同时代文化堆积，该陶片具体的出土层位不清，又未发表陶片的图像，故这一发现的文化性质一直不能肯定。
　　从 50 年代开始，陆续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一些稻谷遗痕，如 1956 年在江苏无锡仙女墩遗址下层（良渚文化？）发现有稻壳凝块； 1956 年、 1958 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良渚文化）发现有稻谷和米粒及遗留在陶片上的压痕，经鉴定为稻； 1958 年～ 1959 年，在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良渚文化）发现有大量的炭化稻谷； 1961 年，在上海市青浦遗址下层（马家滨文化）发现有稻谷及其茎、叶等，经鉴定为籼型稻。
　　70 年代开始，稻作农业遗存有了突破性发现。最重要的发现是， 1973 年～ 1974 年发掘河姆渡遗址时，在第 4 层（约 7000B.P ）约 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量的稻谷、稻杆、稻叶，有的地方厚达 20 厘米～ 50 厘米；谷壳和稻叶保存完好，有的稻叶色泽如新、叶脉清楚，有的颖壳上连稃毛也清晰可辨。经浙江农业大学鉴定为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还有粳稻存在 （２９）。 1972 年～ 1973 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第 10 文化层（属马家滨文化，年代 6275 ～ 5915B.P ）中，发现有可能是粳稻和籼稻的炭化谷粒 （３０）。
　　80 年代以后，又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1979 年～ 1980 年发掘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属马家滨文化， 7100 ± B.P ）中发现有籼稻和粳稻。 1988 年发掘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 8500 ～ 7800B.P ）中发现了更早的稻谷遗存，在一些红烧土块中夹杂有许多稻壳，有些陶器也是掺合稻壳碎屑而烧成的；经初步观察为栽培稻，但品种尚待正式鉴定 （３１）。 1983 年～ 1987 年发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 8942 ～ 7801B.P ）中，在一些灰土中发现许多炭化稻类籽实，在一些红烧土块上也发现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
（ 74.4 ％）和籼稻（ 23.3 ％），并有一粒野生稻 （３２）。
　　90 年代以来，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据我国著名的农业考古学家陈文华先生 1989 年统计，共发现有稻谷遗存的遗址 72 处，其中长江流域有 57 处，黄、淮河流域 9 处，广东 2 处，福建 2 处，台湾 2 处 （３３）。浙江农业大学的游修龄教授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水稻的品种资源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后指出：① 早在七千年前已有粒形似籼似粳的区分，特别以太湖地区为突出，这表明栽培稻之分化为籼粳两个亚种是极早的事；② 籼和粳系在同一遗址的稻谷遗存内出现，所占百分率因时间而异，即年代愈早者，籼的百分率愈高（最高为罗家角遗址，可达 76.74 ％），支持了太湖地区的粳稻似有从籼演化而成的论点；③ 出土的稻谷（或米粒）大小明显不一，表明是较原始的杂合群体，总的是谷粒偏小，估计其千粒重在 22 克左右；④ 还有少数不属籼粳的过渡类型，河姆渡稻谷中个别有颖肩削尖的类型，这在我国现今稻谷中已不见，但在东南亚地区还有此种类型。从品种资源的角度看，正是由于新石器时期这些杂合群体的存在，代表了它们中间蕴藏着极其多样性的种质基因，使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不断驯化、选择过程中，慢慢地选出各种各样的水稻类型和品种来 （３４）。
　　此外， 1963 年以来，经过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我国主要分布在北纬 18 °～ 25 °区域内的三种多年生野生稻，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疣粒野生稻的特性及其地理分布 （３５）。至今，农学家们还充分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把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自然杂交，培育出许多水稻新品种。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普通的栽培稻就是由这种普通野生稻驯化培育而成的。
　　2. 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虽然国内外多数学者主张亚洲稻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在起源地问题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
　　云贵高原说 这一假说主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根据自然地理条件以及野生稻资源的分布状况来论证的。如日本学者渡部世忠认为，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一带，广泛分布着与栽培稻有亲缘关系的野生稻，因而主张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地区的“阿萨姆?云南说” （３６）。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 15000 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境内现有水稻品种 3000 多个，稻谷的种植从海拔 40 米到 2600 米垂直分布。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特点的影响，就使得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而且，运用同功酶方法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这里的现生栽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于现代普通野生稻，所以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３７）。
　　关于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问题，非律宾学者张德慈认为：“可能系自尼泊尔 → 阿萨姆 → 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 , 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 （３８）”。中国学者柳子明则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文献纪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 （３９）。”
　　华南说 这一假说主要着眼于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资源而论证的。早在 1949 年，著名的农学家丁颖先生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海南即今之华南有关 （４０）。” 50 年代，他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４１）。”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也主张华南起源说，他认为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包括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台湾诸省及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诸国，属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更新世之未至全新世之初，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及植物的种类大同小异。因此，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中，亦即人类由单纯仰仗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向生产经济转变期中，这里的文化也呈现出某些一致性，这一地区在农业起源问题上存在着若干共同规律；根据泰国北部仙人洞遗址（ 11690 ± 560 ～ 8750 ± 140B.P ）和台湾台北县大坌（ ben, 音奔）坑、高雄凤鼻头遗址的发现，这一带从很早时候起，就可能开始了豆类、硬果类、根茎类、果树类等人工栽培植物的种植了，因此华南地区农业的起源，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南方的野生稻无论从数量或品种来看都要超过杭州湾邻近地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肯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的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
（４２）。李润权先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 （４３）。”
　　长江下游说 主张这一假说的学者，主要是依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关于长江流域有野生稻存在的情况来论证的。这一假说最早是基于田野考古发现而提出来的，如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就根据河姆渡等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于 1979 年提出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观点 （４４）。
　　严文明教授在 80 年代初期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后指出：由于河姆渡第 4 层的年代最早，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来看待的；联系所发现的稻作遗存年代和分布，它们很像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地逐级向周围扩展开来 ( 图 2-1) 。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即马家滨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 4300 年～前 3700 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北阴阳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 3800 年～前 2900 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 2900 年～前 2100 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种植 （４５）。 80 年代末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早于河姆渡的稻作遗存后，严文明先生仍认为这并不
意味着早先关于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假设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所发现的稻谷遗存和农具来看，河姆渡的稻作农业已是相当发达的，比彭头山的稻作农业发达得多。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是在大溪文化时才得到显著的发展，时间比河姆渡为晚。以此来推测，河姆渡文化以前与彭头山文化相应年代的稻作农业应比长江中游发展的高，至少不应更低，稻作的起始年代自然也不能更晚。至今中国已发现的栽培稻作遗存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黄淮地区和华南很少，这固然与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有关系，但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发现稻谷遗存早、数量多，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来解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究其原因，应与长江中下游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长江中游同华南地区相比，冬夏的差别要显
著得多，即夏季炎热，植物性食物生长茂盛，而冬季寒冷干燥，草木凋零，人们很难从大自然直接索取植物性食物，对动物的捕猎也难以保持经常而稳定的收获。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这种矛盾就会日益尖锐起来，选择能食用而又耐储藏的植物加以培育已成为社会的需要。长江中下游野生稻远不如华南那样普遍，因而更增加了用人工方法加以繁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大概就是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产生的较早并且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根本原因 （４６）。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及其所涉及的范围等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探索。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似乎对“长江下游说”（或可包括长江中游）较为有利，而“云贵说”和“华南说”则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明。由于长江中游发现有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的稻作农业遗存，以及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发现了几乎与彭头山遗存同时的栽培稻和野生稻遗存，使人们不得不对稻作农业起源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历史重新进行评价。相信今后随着更加仔细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会使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日趋明朗化。
第三节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一、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
　　在史前农业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一直都在积极总结以往的成就与存在问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以往在探讨生产力或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时，存在着过于依赖生产工具的倾向。而且，对工具用途的判断也多限于形态方面的考察，往往忽视了对使用痕迹、复合工具的连接方式、实际使用效率（实验研究）等方面的观察研究。这种研究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工具也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而且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不是工具，所以工具也无法全面反映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民族学资料虽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虽说迄今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然毕竟已经有了起步。随着今后农业考古的大力开展和研究的深入，过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必然会逐步得到克服。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农业起源或发展水平等问题时，必须注意多方面、多角度地展开综合考察，尽可能对现有资料进行全面而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尽管其中有些因素如作为劳动者的人已很难进行详细的考察，但如果把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及能够一定程度反映收获量的各项内容综合起来，还是有可能较为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虽说有关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经济文化的发生发展情况尚不清楚，但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经济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分界限，北部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南部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这里，便主要考察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1. 史前稻作农业发展历程的考察
　　目前的考古发现已基本初现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全部历程。
　　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 10000 ～前 7000 年间）的史前文化包括史前农业等问题，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内一直都不甚清楚。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终于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主要收获之一就是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 1995 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蛤蟆
洞）遗址都发现有很可能是公元前 10000 年前的稻谷花粉和硅酸体，尤其玉蟾岩遗址还发现了几粒稻谷的实物遗存 （４７）。根据整体形态及其稃面双峰乳突研究，说明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几粒稻谷既保留着某些野生稻的特征而又不同于野生稻，为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稻实物标本。稻作农业长江流域起源说也因此而成为目前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虽然这些发现及研究结果还不能充分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农业的生产技术与发展水平，但其重要意义则在于稻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已经被上溯到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过程有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了解。
　　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遗存在长江流域尤其是中游地区的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或作为城背溪文化的一个类型）遗址中多有发现，以湖南澧县八十遗址的发现较为丰富 （４８）。有关这一时期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和研究工作可谓刚刚起步，虽然目前还难以准确地估计其整体发展水平，但可以肯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可能已经脱离了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对此，我们还可以从此后稻作农业所达到的水平得到印证。而养殖业中，猪可能已经成为家畜。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其中个别如河姆渡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稍微超出了公元前 5000 年的范畴，但总体上处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稻作农业发展的证据之一，就是许多遗址中都确认有稻作农业遗存。尤其河姆渡遗址第 4 层发现有约 400 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厚度从 0.1 米～ 0.2 到 0.3 米～ 0.4 米不等，最厚可达 0.7 米～ 0.8 米 （４９）。考虑到谷物腐朽及自然下沉因素，其原来的厚度当在 1 米以上。据估计，这些堆积按比例换算成稻谷可达 24 万斤以上，数字相当惊人。其年代约在新石器中期之末，或可至晚期之初。
　　另一证据就是在比河姆渡遗址第 4 层稍晚的一些遗址中发现有水田遗迹，初步揭示出水稻栽培耕作技术。江苏苏州唯亭草鞋山发掘出两片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田遗迹，东片水田位于低洼地带，由 29 块田块、 6 口水井和 2 条水沟相互串联构成略呈南北向的水田区。田块为平底浅坑，深 0.18 米～ 0.5 米，形状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其间有进水口相连，面积一般在 3 平方米～ 5 平方米之间。水沟位于水田的边缘或端部。水井口大底小，口径 0.5 米左右，深 1.5 米～ 2 米，部分水井中部留有台阶，可能具有蓄水功能。西片水田遗迹也由田块、水沟和水井组成，田块之间以进水口相连。唯西片田块和水沟都围绕一个大水塘呈辐射状组合分布，已发现的田块分为三组。水塘已揭露部分南北长 14.5 米，东西宽 9 米，塘边十分整齐，应系人工开挖，用途亦当与水田遗迹有关。经测定，东片田块内含有丰富的β型水稻植物蛋白石，系人工栽培稻，粒形接近于现代粳稻。同时还在田土中水选出较多的炭化米粒 （５０）。另据报道，在城头山遗址早于城址始建年代（大溪文化）的所谓汤家岗文化地层堆积中，也发现有水田遗迹。水田是利用东南―西北略呈倾斜走向的原生凹槽地形，在凹槽两边平行垒筑田埂而成。水田西边还发现有开凿于原生地表的圆形水坑，直径近 2 米，深 1.5 米，构筑非常规整，西侧还有多道不深的小水沟。田埂之间为表面平整、厚约 30 厘米的纯净灰色土，显现出水田所特有的龟裂纹，单位面积所含水稻硅质体数量也与现代稻田十分接近。水田剖面清晰可见的植物根系与现代稻田完全一致，推测当时采用的是撒播种植技术 （５１）。
　　虽说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些水沟、水坑还具有排水功能的可能性，但上述发现也当能说明小块田间管理和较大面积的系统灌溉技术可能已经出现。草鞋山遗址大水塘和小水井（或蓄水坑）及水沟的同时存在，还说明灌溉技术可能已经有了集约式大规模灌溉和分散式小规模灌溉的区别。集约式与分散式灌溉相间，可以较为合理地分配利用劳动时间及劳动力资源，使灌溉和田间管理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联系到河姆渡文化晚期以来，长江下游的马家浜、崧泽文化中不断发现水井遗迹，这些水井的性质及先于黄河流域大量出现的原因就值得思考。过去，我们曾根据长江下游地区降雨量及地表水资源非常丰富，认为开凿水井以利用地下水的社会需要并不十分迫切，并根据河姆渡遗址第 2 层“水井”的建造特点等提出可能属于蓄水坑 （５２）。现在看来，尽管当时分析得不够全面，但还有一些合理之处。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水井先于黄河流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基于农业灌溉的需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具有蓄水功能，很难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水井。不过，即便是蓄水坑，也不能完全排除挖出地下水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水井或蓄水坑的出现与存在，说明稻作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可能已被普遍采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工具方面，河姆渡遗址比较集中地出土了大量的骨耜、木耜等挖掘翻土工具，应主要用于挖沟修渠、松土整田等农业生产活动。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自有一定道理。不过，从草鞋山、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大水塘、水井（蓄水坑？）、水沟及成片的水田田块来看，已具相当规模的田间管理、耕作和灌溉系统，耜耕农业似乎已经达到较为发达的程度。养殖业中，以猪、狗较为常见，可能还饲养了水牛。纺织业中的桑蚕饲养可能也已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发现有可能属于家养的蚕纹图案 （５３）。
　　铜石并用时代亦即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中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史前农业发展水平的资料相对比较零散，不过在许多方面还是有所反映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遗存在良渚、屈家岭――石家河诸文化遗址中发现更为普遍。良渚文化遗址中水井常有发现，数量较多，所以灌溉技术不会比前一时期逊色。虽说尚无水田遗迹直接反映当时的耕作和田间管理技术，但这可能仅是田野考古发现的时间问题。从良渚文化发现有三角形石犁等工具以及水牛的驯养，出现犁耕甚至牛耕技术的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作为这一推断的间接证据，就是 1998 年在三峡库区的万州区小周镇中坝子遗址发现有夏商（不晚于西周）时期的水田遗迹，其中包括犁耕和可能为植株痕迹的重要遗迹现象 （５４）。至于育秧植株技术有无可能在早于夏商的石家河文化中出现，尚不便推断。养殖业也继续有所发
展，仍以猪、狗最为常见。纺织业及桑蚕缫丝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有良渚文化的丝织品实物 （５５）。
　　2. 史前粟作农业发展历程考察
　　关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粟作农业起源问题，目前虽无重大进展，但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有公元前 8000 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包括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盘、磨棒及可能属于家畜的猪、狗骨骸 （５６）。这一发现无疑为探索黄河流域种植和养殖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及至新石器时代中期 , 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似乎也已超越了最初的起源阶段，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这一时期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往往都能农业遗存。在黄河流域及辽宁西部地区的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北辛文化、兴隆洼文化中，常常发现有粟作农业遗存的证据或线索，尤其前三者。已知旱地作物种类并不单一，包括粟（磁山）、黍（大地湾、裴李岗、新乐下层）和油菜籽（大地湾）等，其中种植油菜的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获取蔬菜 （５７）。而且在农作物种类较为丰富的基础上，收获量似乎也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有 345 座长方形窖穴，其中 80 余座有粮食（粟）朽痕。这些粮食朽痕换算成新鲜粟米，重量可达 10 余万斤。虽分属两期，但如果储存粮食的窖穴不至这 80 座，其数量也相当惊人。又假如这些粮食朽痕不是在收获季节刚刚结束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费之后埋藏的，那么情况就更会有所不同。
　　另外，工具中除石铲等可能用于开垦翻土外，在磁山遗址一些窖穴壁上还发现有可能属于“耒”的工具使用痕迹 （５８）。同时，收割用石刀、石镰及加工用磨盘、磨棒等工具也很常见。在裴李岗文化中，磨盘、磨棒往往成套出于女性墓葬 （５９），可能在反映因男女性别而有所分工外，似乎还揭示出加工谷物的工具已经成为各个家庭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具。进而说明谷类食物在当时人们的日常食物来源中已占有相当比例。而从磁山等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结果来看，养殖业中以猪最为常见，狗的数量相对较少，鸡可能已是驯养的家禽，还可能驯养了小型黄牛；裴李岗文化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可能为家畜的羊骨。唯羊和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而一般认为，养殖业的发生发展往往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关，这也一定程度地说明当时的种植农业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似也没有停滞在以往的水平上，同样有所发展。迄今虽不像长江流域有耕作的田地发现，但有关农业遗存的发现也可谓屡见不鲜，分别涉及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甚至出现了以粟随葬的现象，如柳湾马厂期的 17 座墓葬随葬有以罐或瓮盛放的粟 （６０）。作物种类除粟、黍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还发现有大麻籽 （６１），西安半坡遗址则出土有芥菜或白菜籽 （６２）。林家遗址 H17 中发现的黍还为认识当时的储藏方式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不少是未脱粒的谷穗，若干谷穗捆成小把放置储存。
　　在工具方面也较前一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仰韶文化中可用于松土翻地的石铲有梯形、舌形、心形和有肩长方形等多种形式，在一些遗址（如姜寨）的灰坑壁上还发现有挖掘时留下来的长条形工具使用痕迹，或为古代所谓的“耒”。收割用的石刀、陶刀数量甚多。虽说前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磨盘、磨棒发现不多，但也只能说明加工粮食的工具和方法发生了一定变化，而非其他。
　　此外，碳 13 方法测定的古代食谱结果也可为认识粟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古代食谱测定结果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食物结构中， C 4 植物接近 50% ，而粟、黍为 C 4 植物 （６３）。这一情况不仅说明仅种植农业已占人们食物来源的一半左右，而且还说明农业生产已成为决定性经济部门。在养殖业中，仍以猪、狗最为常见，北方还有鸡和黄牛。纺织业中桑蚕缫丝业的发生似乎不晚于稻作农业文化区，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的 W164 人骨上即发现有纱、罗残迹 （６４），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标本。
　　龙山时代即铜石并用时代，北方地区的粟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除农作物遗存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
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中都有所发现外，用于松土翻地的石铲等工具更加规范化，形态几乎和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还发现有三角形大石犁 （６５）。农业工具的改进和新
种类的增加，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且，在龙山时代文化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有水井，其意义也不能低估。水井的主要用途可能与长江流域稍有区别，长江流域相当一部分水井可能用于灌溉，而黄河流域水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灌溉无关，主要用于解决生活及部分生产（如制陶等）用水。即便如此，水井的发明与普及也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保证。具体体现在人们从此可以一定程度地摆脱地表水资源的束缚，向地下水不深而远离河流的纵深地带发展，使生存空间得以扩展。碳 13 测定结果表明，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 70% 为 C 4 植物，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之仰韶文化时期又有了较大增加。
　　同时，养殖业也继续有所发展。猪、狗、鸡仍是主要家畜家禽，尤其猪的数量似乎有了明显增加。据统计，庙底沟遗址龙山文化早期 26 个灰坑比同遗址 168 个仰韶文化灰坑中出土的猪骨数量还要多 （６６）。而且，这一时期用猪骨随葬现象相当普遍，数量往往也较多。如果说羊（包括山羊和绵羊）、牛在以前饲养与否还不能完全肯定，此时为家畜似无太大分歧。而龙山时代养殖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种植业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
　　二、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特点
　　在考察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史前农业经历了起源与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前农业具有或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似乎可以将其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第一，中国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基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系统。它们不仅拥有各自的起源地即长江和黄河流域，而且分别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过程和道路。这一事实充分表现在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各自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种类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等文化因素上。虽然以往有关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认识存在着云贵高原说（包括印度）、华南说（包括东南亚）和长江中下游说等观点，但最新考古发现却极大地支持了长江中下游起源说。进而，还有学者提出了稻作农业起源的沼泽说和边缘说理论 （６７），这种认识已经得到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道县玉蟾崖遗址考古证据的支持验证。而粟作农业起源地虽有山地说和平原说的分歧，但人们的研究视野始终都在黄河流域，即人们普遍承认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第二，中国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相互毗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互影响、交流和共同发展的特点，而且相互影响作用愈来愈明显。其中目前人们关注较多且颇有进展的是稻作农业文化的影响和传播。虽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与粟作农业文化的面貌及相互关系迄今尚不十分清楚，但中期以降则已有较多地反映。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李家村、何家湾等李家村文化遗址及豫中边缘地带淮河流域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稻谷遗存 （６８）。这几处遗址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或属于长江水系，但整体上属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稻作遗存在这些地区的发现，说明南北文化交流的帷幕已经拉开。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以南的黄淮平原等一些地方，可能也已种植了水稻，如河南郑州大河村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稻谷遗存 （６９），水稻的种植范围明显比此前向北推移了许多。而史前稻作农业的传播和影响似乎在龙山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稻作农业遗存的分布范围向南波及东南沿海、向北及于山东半岛、西北至陕西关中西部等地，十分广泛。
　　这种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现象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有效利用土地及增加食物来源方面的意义当不容忽视。因为交流影响的直接结果不仅是农作物种类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可供开发利用的耕地范围有所扩大，原来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低湿地便可用来种植水稻。这样，就使得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在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方面都拥有了更强的能动性，人们可以根据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或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或扩大旱地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小了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水热条件）波动对农业经济生产的影响作用。所以，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因素影响与传播，更主要的是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相互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客观结果，使中国史前农业文化具备了非常可靠的发展基础。
　　第三，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农业经济文化区相互毗邻，涉及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这就为中国史前农业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生命力，形成了以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经济文化为主导的发展格局与特点。虽然在农业文化区周围广泛存在着采集狩猎或游牧经济文化，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史前文化的这一发展格局与特点。而正是这一原因又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连续发展特点，即无论各个区域及各种经济文化类型间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如何，都没有造成较大范围内文化发展的断层现象，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其内在活力和发展机制的作用下，始终没有陷入“失落的文明”之中。
　　第四，史前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生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并奠定了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点。有学者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把史前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划分为发轫
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兴盛期等四个阶段 （７０），这实际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包括粟作农业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历程。在我们看来，所谓发轫期或曰萌芽期（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实际应是指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只是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影响作用有限。而所谓确立期（约当新石器时代中期）则应指农业生产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对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发展期（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是在确立期的基础上，史前农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极大地推动了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兴盛期（约当铜石并用时代或曰龙山时代）即是说史前农业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综合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史前农业不断得到迅速发展。虽说不同时期史前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尽一致，但自新石器时代中期或其偏晚阶段开始，以种植和养殖为内容的农业生产已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部门，并继续得到发展。在龙山时代，史前农业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似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史前农业的起源与发展而逐渐发生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
　　（１） [ 英 ] 柴尔德著、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第五章，中华书局， 1958 年。
　　（２）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 2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３） [ 英 ] 柴尔德：《 Man makeshimself 》 1936 年，转引自日知《关于新石器时代革
命》，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三联书店 1982 年 5 月。
　　（４）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1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５）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198 页～ 1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６）参见 [ 美 ]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 332 页～ 33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７）参阅 [ 美 ] 费根著、云南民族学历史系民族学教室译：《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
论》第 264 页，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9 月。
　　（８）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960 。
　　（９）《耶利哥及其在近东历史中的背景》＜ Jericho and Its Setting in Near Eastern History ＞，《古代》＜ Antiquity ＞卷 31,1957 年。
　　（１０）日知：《关于新石器革命》，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辑，三联书店， 1982 年 5 月。
　　（１１）参见《中华文明史》第 96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１２）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第 42 页～ 52 页，
　　（１３）黄其煦：《裴李岗、耶利哥与特瓦坎――农业起源问题探索之二》，《农业考古》 1983 年 1 期。
　　（１４）参阅 [ 美 ] 费根：《地球上的人们》第 320 页～ 322 页，文物出版社，
　　（１５）参阅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１６）参阅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 》，《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１７）《中华文明史》第 101 页～ 102 页，
　　（１８）《中华文明史》第 102 页，
　　（１９）董光忠：《本校与山西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发掘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之经过》，《师大月刊》 1933 年 3 期第 107 页。
　　（２０）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 1949 年 36 期，据苏秉琦介绍。
　　（２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 年。
　　（２２）青海省文管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的主要问题》，《考古》 1976 年 6 期。
　　（２３）吴诗池：《山东新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２４）郑乃武：《小谈裴李岗文化的农业》，《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２５）薛文灿：《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 1982 年 2 期。
　　（２６）参阅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稻作科学论文选集》，农业出版社， 1959 年。
　　（２７）参阅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２８）安特生：《中国五千年前陶器上稻米遗迹之发现》，《中国地质学会志》第 8 卷第 4 号， 1929 年。
　　（２９）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出土古稻考察报告》，《云南农业科技》 1981 年 6 期。
　　（３０）参阅任式楠：《我国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农作物和其他食用植物遗存》，《史前研究》 1986 年 3 、 4 期。
　　（３１） a. 《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 1989 年 2 月 24 日；《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 1989 年 10 期。b. 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 1990 年 3 期。
　　（３２） a.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 1988 年 2 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 1989 年 1 期；b. 张居中、孔昭宸等：
《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 1994 年 1 期。
　　（３３）陈文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文物》 1989 年 10 期。
　　（３４）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农业考古》 1981 年 2 期。
　　（３５）广东农林学院农学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遗传学报》 1975 年 2
　　（３６）渡部世忠：《日本稻の源流》，《稻――その源流への道》第 20 页～ 22 页，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 1990 年 5 月。
　　（３７） a. 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云南文物》第 15 期， 1984 年；《云南在亚
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 1981 年 1 期。b. 汪宁生：《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 1977 年 1 期。c. 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业论文集》第 1 辑， 1985 年。
　　（３８）参阅张德慈：《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农业考古》 1983 年 2 期。
　　（３９）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 1975 年第 2 卷第 1 期。
　　（４０）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第 7 号， 1949 年。
　　（４１）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第 8 卷第 3 期， 1957 年。
　　（４２）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４３）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4 年 2 期。
　　（４４）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 1979 年 1 期。
　　（４５）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 1 期。
　　（４６）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 1990 年 3 期。
　　（４７） a. 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6 ）》，文物出版
社， 1998 年。b. 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
　　（４８）关于中国稻作遗存的发现情况，严文明先生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1 、 2 期）、《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9 年 2 期）、《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等几篇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统计。故文中涉及稻作农业遗存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４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78 年 1 期。
　　（５０）李民昌：《苏州市唯亭草鞋山新石器时代水田遗迹》，《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6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５１） a. 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古城址》，《中国文物报》 1997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b.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 县城头山古城址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 1999 年 6 期。
　　（５２）钱耀鹏：《原井》，《青海师专学报》 1988 年 4 期。
　　（５３） a. 唐云明：《我国育蚕丝绸起源初探》，《农业考古》 1985 年 2 期。b. 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考古》 1993 年 6 期。
　　（５４）张宏彦、钱耀鹏等： a. 《万县中坝子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 1998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 b. 《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载《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7 年
卷）》，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
　　（５５）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 1972 年 2 期。
　　（５６） a. 徐浩生、金家广：《突破万年的南庄头新石器早期遗址》，《文物春秋》 1991 年 2 期。b.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 1992 年第 11 期。
　　（５７） a.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 1982 年 2 期、 1983 年 1 ～ 2 期。b.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 1984 年 1 期。c.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 1988 年 4 期。d. 严文明：《中国农业和养畜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 1989 年 2 期，又载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５８） a.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 1977 年 6 期； b.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 1981 年 3 期。
　　（５９）杨育彬、袁广阔主编：《 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第 120 ～ 128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
　　（６０）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６１）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等；《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 1984 年 7 期。
　　（６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 年。
　　（６３）蔡莲珍等：《碳 13 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 1984 年 10 期。
　　（６４） a.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 1999 年 3 期。b. 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 1999 年 3 期。　　
　　（６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81 年 1 期。
　　（６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６７）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
　　（６８） a. 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 1986 年 1 期； b. 陈报章：《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碳化稻米与初步研究》，《农业考古》 1995 年 3 期。
　　（６９）据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 1982 年 1 、 2 期；又载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７０）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 1997 年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