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刀笔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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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刀笔吏”
&&&&近年来“大师”这称号狠狠风光了把，不经意就冒出个把，以前流行“老师、军师、法师、太师、国师”什么的只好靠边站。原以为大师只是对出世者的尊称，如驱鬼的道士、念经的和尚什么的，没想到书斋里的先生们也经不起诱惑，对之趋之若骛，不管是别人送的高帽还是自家扯的大旗，大师们一个个欣欣然飘飘然。无论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大师们的作为基本就是“跳大神”，手持木剑，口念咒语，煞有其事地卖力吆喝，就会有迷信鬼神、迷信砖家的愚夫愚妇们跪地膜拜。大师们不是人，大师们半人半神，人民跪拜他绝对是理所当然。大师们也就是好这一口，和伍兹的“性瘾”一样，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对一个两千年来习惯于下跪的民族来说，下跪原就很容易很轻易很随意，所以大师们的存在也是无法避免。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人们愿意跪着看他！钱钟书也被尊为国学大师，这样低调清高的一个学者，死后却被用来装点门面，人们甚至不惜对其精心包装吹捧。经常有人吹嘘钱的博学多闻前无古人，后也不可能有来者，什么精通多少语言、看过多少书有各种版本的传说，一个比一个神奇。钱钟书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学问而自得，反而呼吁自己的崇拜者不必对他这只下蛋的母鸡发生兴趣。我们评价任何一个人最重要标准是他做出了什么，而不是他能够做什么。对于钱钟书，应该根据《围城》、《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来评价。至于博学多闻，即便传说都是事实，博学多闻能比得上GOOGLE吗？我想再怎么喜欢下跪的人，大概也不好意思在GOOGLE面前下跪的！
&&&&不同于那些跑江湖混饭吃的家伙，钱钟书自身学问扎实学养深厚，文人气质浓厚，对于寻章摘句风雅唱和乐此不疲，即使在他最重要的专业论著《管锥编》里，也不改对字词、典故、修辞的来历演变进行痴迷考证。钱在自序里说：“敝帚之享，野芹之享，其资于用也。”《管锥编》就是工具性质的释义书，讨论的不是宇宙人生发生的大学问，我也认为《管锥编》在近代国学专著里是几乎最有价值的书。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管锥编周易正义
系辞五》，钱钟书大谈兼言修辞之例：
&&&&《系辞》上：“吉凶与民同患”；《正义》：“凶虽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按《疏》言殊辩，然实误解之强词。此正如《系辞》上曰：“润之以风雨”，而《说卦》则曰：“风以散之，雨以润之。”孔氏非不晓古人修辞有此法式者，《左传》襄公二年：“以索牛马皆百匹”，孔《正义》：“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兼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孔既知斯理，却不省本处亦因“凶”字而并“吉”曰“患”，千虑一失，足征制立条例者未必能见例而系之条也。《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句，邢丙疏全袭《左传》襄公二年孔氏《正义》。孔平仲《珩璜新义》云“宋玉《赋》‘岂能料天地之高哉’，地言‘高’，不可也；《后汉书杨厚传》‘耳目不明’，耳言‘明’，不可也”；是不知颖达所定“从一省文”之例，数典而忘其祖矣。王木矛木《野客萃集》卷二一言“因其一而并其一，古人省言之体”；徐火勃《笔精》卷一言“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从此而省彼者”；皆举“沽酒市脯不食”、“不可造车马”等句为例，均似不知已早著于《正义》者。《日知录》卷二七《通鉴注》条举古人之词“并及”，如“爱憎、憎也”，“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同异，异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并及”即《正义》之“兼言”耳。王国维《观林堂集》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有云：“古人言‘步降’，不必兼步与降两义。《周颂》：‘念兹皇祖，步降庭止’，‘步降厥土，日监在兹’，以‘降’为主而兼言‘步’者也。《大雅》：‘文王步降，在帝左右’，以‘步’为主而兼言‘降’者也。”实亦不外孔、顾之意。孔说从此而省彼，顾、王说因此而及彼两者每为一事，直所从言之异路耳。譬如不曰“不可造车畜马”，而曰“不可造车马”，谓“造”字为从“车”而省“畜”之文，固可，而谓“马”字乃因“车”而牵引之文，亦未尝不可；不曰“散润之以风雨”，而曰“润之以风雨”，倘着眼“风”字，则“润”自为兼散之省文，而苟着眼“润”字，则“风”为因“雨”而连及之文矣。从一省文之例，古人道者较多。因一兼言之例，于顾、王所拈，复益一二。《礼记学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难易”即“难”，因“难”而兼言“易”也，《正义》分别解释，失之。《左传》昭公四年：“子产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谓虽死不惜，而兼言“生”，实同僖公二十八年：“荣季曰：‘死而利国，尤或为之’”。《史记封禅书》：“则祀蚩尤，衅鼓旗”，因“鼓”而兼言“旗”，又《匈奴列传》：“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观第二、三句，则首句之因“月”而兼言“星”，晓然可见。《太玄经昆》之次六：“文车同轨”，因“车”而兼言“文”。《法言问道篇》：“刀不利，笔不金舌，而独加诸砥，不亦可乎？”；刀钝可砺，笔秃不可砺（《说苑建本篇》：“砺所以致刃也”），此因“刀”而兼“笔”乎？或亦从“砥”而省“削”耶？故承之曰：“人砥则秦尚矣”。左思《吴都赋》：“鱼鸟聱耳”；《文选》李善注：“聱耳，众声也”；李向注：“鱼当无声，此云“鱼鸟聱耳”，文之失也“，正可以因“鸟”兼“鱼”为左氏解嘲，不必引司马相如《上林赋》：“鱼鳖灌声”之句也。参观《毛诗》卷论《击鼓》有关修辞中两字相衔接因而意义同化或吞并之例。
钱论述兼言修辞精妙详尽，批评孔颖达宛转深刻，对修理人和修理文句我不感兴趣。钱说：“《法言问道篇》：“刀不利，笔不金舌，而独加诸砥，不亦可乎？”；刀钝可砺，笔秃不可砺（《说苑建本篇》：“砺所以致刃也”），此因“刀”而兼“笔”乎？或亦从“砥”而省“削”耶？”。这里的“笔”，钱想当然了，“毛笔”和“铅笔”两相矛盾，铅笔不秃，毛笔不削，既秃又可以削的是什么笔？《法言》为西汉扬雄所著，他说的“笔”其实是“刀笔”，当时的“笔”是“刀”的一种，“刀笔”加诸砥以致刃，有何不可？
&&&&人类摆脱蒙昧、发明符号文字至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书写工具也随时代进步而发展演变，品种类繁不及备载，大概需要特别的专著才能完全叙述。熟知的有鹅毛笔、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以及打字机电脑输入等，不熟知的有有色矿石、木炭、动植物的汁液和刀等。刀笔在毛笔被广泛接受前一直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资治通鉴》：“三月，临江王荣，坐侵太庙圩桓为宫，徵诣中尉府对薄。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当时没有毛笔，主要书写器具是刀笔和竹简。为什么临江王刘荣不像狄仁杰一样咬破手指血书鸣冤呢？因为作为废太子这样死亡是最好选择，而刀笔是自杀的理想工具，郅都也看出其中奥妙，所以才禁吏不予，废太子莫名死在自己看管之下，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后来临江王一死，郅都也果然作为替罪羊陪葬。扬雄《法言》里笔就是刀笔，请别抬出蒙恬造笔来反驳我，和女娲补天一样，哥只是个传说，不要迷恋哥。就算蒙将军发明了毛笔，那书写的纸张也要等三百年后的蔡伦出现，更不提油墨了。魏晋石碑常有，两汉的笔帖谁见？
&&&&如果没有学过书法史，至少你也听过甲骨文、金文和碑文，这些都是按书写的器具而命名的文字，简单讲甲骨文就是乌龟壳上的文字；金文是金属器皿上的文字（如司马戊方鼎上的铭文）；碑文当然是石碑上的文字（如秦始皇东巡《琅琊山石刻》的摩崖石刻）；发展到后来就是竹简文。竹简文在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历史里（包括战国、秦、两汉、三国）被长期广泛使用。可惜竹子不象乌龟壳、青铜器、石碑一样能长期保存，但甲骨文、金文、碑文作为中国文明的记忆如今与我们共同见证历史。无论甲骨文、金文、碑文还是竹简文基本都需要篆刻工具，而刀就是篆刻的基本工具，也就是所谓的“刀笔”。为了方便人们篆刻和辨识，由是逐渐发展出一种叫“小篆”的字体。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周鼎铭跋》：“举凡锋矛刀剑，无不有铭。自秦销金洛阳，为段冶改煎，殆不可胜数。世徒惩秦燔《诗》、《书》之祸，不知销金之为祸益烈也！”不单青铜器皿上有铭文，古代的刀剑武器上也大多有铭文，朱彝尊果然好见识！
刀笔影响深远，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又是如此的宛转纠结，即便是已经昌明发达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刀笔遗留的蛛丝马迹，比如现在广泛运用印章和金石篆刻。印章是信物，皇帝的玉玺、发兵的虎符、出使的节杖都属于此。古代没有指纹没有笔迹可以查询，文告文书人们无法断定其真伪，所以必须配以信符或印章，甚至还有皇帝和封疆大吏以暗号约定真伪，高欢和候景就是这样。用刀笔篆刻文书是很繁重累人的工作，而皇帝和朝廷每天有大量的令旨、文告发布，大臣们也有许多奏议、书信来往，自己来篆刻书写那是不可能的，社会需求决定社会生产，一批专业人士就此诞生了，就是“刀笔吏”，这些人地位低下、有些甚至是奴仆。《资治通鉴》：“广谓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汲黯）忿发骂曰：“谓刀笔吏不得为公卿，果然！”李广、汲黯口中的刀笔吏即精通律法文书的小吏，这些人没有爵位地位低下，在国家机器中却是不可或缺，李广、汲黯对之极度蔑视。这与现代意义的刀笔吏含义大相径庭，如今的刀笔吏一般指行文深刻、用心险恶的官僚，这是道德人格而非阶级地位的贬低。《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司马迁这里当然是叙述萧何的地位出身，而非贬斥其道德人格。正因为刀笔吏阶层地位低下，所以往往有很大依附性。汲黯：“御史大夫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为天下正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张汤出身低微，协助汉武帝加强中央和皇帝权力有功做到了三公。自然对汉武帝感激涕零、忠心耿耿，专阿主意、惟命是从，不亦宜乎？由地位出身进而发展到道德人格的贬低实属顺理成章。
&&&&其实，把刀笔吏拆开，我们更容易理解，所谓“刀笔”就是深刻的言辞。网络上这样形容城管：“给我三千城管，明天平定台湾”，“中国外交部对外郑重承诺：‘不首先使用城管！’”。这就是刀笔，有时候“笔”比“刀”更锐利更可怕，面对如此犀利的刀笔，我伟大的人民城管岿然不倒，从侧面也证明了它确实不可战胜。要说刀笔，最为典型的还是公孙弘老先生，《资治通鉴》：“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事实很清楚，按西汉律法郭解应该无罪释放，尽管他确实是钻了法律空子。退一万步，杀人是刑事案，而大逆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古代只有忤逆和谋反才会被判大逆，也只有谋反会被族灭。可怜的郭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黑社会也怕社会黑是至理名言。从郭解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刀笔”的关键就是把事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记忆犹新，泛政治化或什么事情都要分清立场的社会有多么可怕。电影《活着》，葛优的儿子将一碗满是辣椒的面条倒在一恶小孩头上，原本大人不应该插手孩子间的争闹，葛优起初也不以为意，可人家父亲不干了，站起来：“这是破坏社会主义大食堂，小孩子可干不来这样的事！”见识过专政厉害的葛优顿时面如土色，回身就给宝贝儿子一大耳光。时至今日，我们还常常能看到有人会警觉地说“你别上纲上线啊！”，“你别给老子扣帽子！”类似的语句，可见政治挂帅给人民造成的心理阴影之深。两千年专制统治，培养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敏感度，因而刀笔和刀笔吏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刀”和“笔”代表两种基本的力量，“刀”可以消灭肉体，“笔”可以消灭思想，这两者是专制统治必须掌握的东西，靠谁去掌握？答案是“吏”。“刀笔吏”和钱钟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从钱先生《管锥编》里谈兼言看，显然忽略了刀笔的存在，这是个不错缘起。说明历史上我们有过“刀笔”这样一种书写工具，“刀笔吏”之名就是拜这种书写工具所赐，而现代“刀笔吏”的意义慢慢异化成了“刀、笔、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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