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之争
今年3月，有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近日，教育部就《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欲为“琴”、“亲”、“魅”等44个汉字“整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至今已52年了。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繁简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到底简体字好还是繁体字好？也许我们只有通过重温历史才能找到答案……
首批《简体字表》颁布
早在1920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汉字。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专家们的建议与主张，引起蒋介石的关注。
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说：“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
蒋介石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并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
王世杰于是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黎锦熙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简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认为简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锦熙重新挑选三四百个迫切需要简化的字报教育部审批。1935年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
因戴季陶反对 而“不必推行”
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
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没办法，蒋介石只得让步，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又促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文字改革未果
大约在1952年秋的一次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 “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 上来讨论。”为取得大众的支持，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造舆论。同时，台湾当局的“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 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
就在蒋介石又一次推动简化汉字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突然站出来极力反对。他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
胡秋原的主张得到台湾界和史学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一面写文章向台湾民众阐述为什么不能简化汉字。此后一个时期，胡秋原联络一帮人在党内党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
蒋介石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时难以施行，便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
All Right Reserved： Learn Chinese in Shanghai, Study Mandarin20世纪汉字简化之路
　　香港艺人黄秋生在微博上语出惊人：“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他所说的“正体字”即繁体汉字。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微博很快引爆了网上的持续论战，有“挺繁派”的网友说，“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關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当然，“挺简派”们也毫不示弱，“简化后护用手，爱有友，灶生火，显明明，龟有甲，笔有毛，宝有玉，众有人，网像形，灭无需水，呼吁有口，号非虎啸，体制为人也是为本，战为占有不宜单人，昼乃日出一尺高，虫不是越来越多是越少越好，而佛仍为佛，神还为神，信还为信，仁还为仁，善还为善，美还为美，福还为福，喜还为喜。”双方针锋相对，口水仗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其实，只要细数历史，就会发现关于繁体字和简化字的纷争自20世纪以来就从未中断过。近年来，“国学热”大潮冲击又让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繁体字的价值和独特内涵。早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就曾提议分批废除简体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他的理由很简单——简化汉字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当然，更多的“挺繁派”是站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立场。“挺简派”则一再强调汉字简化是历史规律，并非隔断传统；简体字的推行和普及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文盲率；更有甚者搬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本溯源，要想解开双方的死结，还是有必要从汉字改革说起。&
　　百废待兴中“钻”出简化字&
　　简体字古已有之，但仅限于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手头俗字中，从来没有获得过正统地位。简体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还是20世纪的事情。早在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以陆费逵、钱玄同为首的一批激进人士就呼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笔画的繁复程度已经阻碍了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乃“亡国灭种”的根源。“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了”。蒋介石曾是简化汉字的拥护者，他特意颁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试图在全国强行推广。可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戴季陶、何健等国民党内部元老誓死反对，甚至上演下跪请命运动，以捍卫汉字的纯洁。地方上的非议之声也不绝于耳。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作罢。就这样，汉字改革一事在民国年间仅仅昙花一现，而真正长成参天大树还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了。&
　　20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汉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而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是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进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斯大林的话曾给中国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在毛泽东“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精神指引下，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围绕三项工作进行：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正式成立。在《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汉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很快，文改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有资料显示，当时参与讨论的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约有20万人。在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后，正式修正为《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核，并于1956年正式实施。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于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后，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收录共计2238个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规范。&
　　汉字简化后，笔画减少，结构清晰，便于识字教学。诚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体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简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又说：“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对简体字表示热烈欢迎，冰心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
　　从简化字中受益最大的，应该属占当时全国80%人口的文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家住江西赣州的肖老先生曾是50年代的扫盲工作的亲历者，1957年之前大队问他指标完成情况时，他往往会弄虚作假，“简体字推出来后，扫盲效果确实不错”。&
　　仓促出台遭非议
　　伴随着简化汉字的研制与推行，反对意见从未停息过。在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很多文化学术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对简化字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牵连。&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章伯钧在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中的讲话，“……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章罗联盟”的另一位代表罗隆基曾责问：“应该讨论汉字要不要简化，应怎样简化？而不是一上来就讨论具体的汉字方案，宣布毛主席支持简化字。”&
“文革”时自缢而死的著名学人陈梦家也曾说过：“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到1958年初，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与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二简”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为“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简化字的扩张之路&
　　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64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成规范汉字的标准。《简化字总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350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为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简化偏旁14个，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共1753个，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文字学家叶籁士、傅永和曾做过统计，现行的简化字中，始见于先秦的有49字，占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代的有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有一字，占0.26%。&
　　简化字初创之时，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布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502个简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已经使用和中国大陆完全一致的简化字。泰国原本严令禁止华文学校教授简体字，但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禁令也逐步取消，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授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
　　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日本称之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略字中，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53个，如“体（體）、会（會）、学（學）、礼（禮）”；相似的有9个，如“変（變）、辺（邊）、桟（棧）、斉（齊）”；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図（圖）”等。&
　　在欧美国家中，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联合国也在2008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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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汉字简化之路(下)
■丰子恺漫画《今非昔比》◆蒋波
　　到1958年初，对简化字的反对与批评就成了政治问题。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即使在“文革”大潮的冲击下，汉字的简化之路也没有止步。1972年，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与6名同事被周恩来亲点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继续从事汉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二简”）开始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在《人民日报》上试用。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二简”在制定过程中过于仓促、急于求成，又加之简化数量太多，一时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使用困难。同时，汉字随意简化的思想在民众中间迅速蔓延开，民间自造、乱造简体字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用字一度混乱不堪。到1986年6月，国务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并决定“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至此，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终归告一段落。
　　然而，“二简”字却没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笔下仍不时可以看到它们的残迹，如“x（餐）、（建）、{（算）、午（舞）”等。更多的“二简”字被保留在中国人的姓氏中，如“闫（阎）、肖（萧）、付（傅）、代（戴）”等。
　　时至今日，简化字最大的优点――“易认好记”、“简便好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德籍华人学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学发现，人脑是通过并行过程处理文字的整体图像，而非一笔一笔地记录。汉字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同时处理的，简化字并不比繁体字好记。而简化字的推行，是以对那些未被收入的历史常见行草简字的禁绝为前提的。强调正楷，批判知识分子书写行草化、艺术化为不规范、为“打击和迫害劳动人民”、“迫害工农子弟”的行为，反而影响了书写效率。
　　简化字的扩张之路
　　拨乱反正后，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前身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在1964版基础上作了个别调整，收录简化字2235个，成规范汉字的标准。《简化字总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350个不可用做简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为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简化偏旁14个，第三部分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类推产生的简化字，共1753个，第四部分收录部分异体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简化汉字并非信手拈来，而是采取“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即广泛借鉴采纳历史用字和民间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数量少之又少。文字学家叶籁士、傅永和曾做过统计，现行的简化字中，始见于先秦的有49字，占12.63%；始见于秦汉的共62字，占15.98%；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见于隋唐的31字，占7.99%；始见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见于元代的有72字，占18.56%；始见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见于民国的共46字，占11.86%；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有一字，占0.26%。
　　简化字初创之时，在海外一度引起轩然大波。1971年，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合法席位，简化字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官方使用文字之一，并由此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布了与中国大陆相同的502个简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已经使用和中国大陆完全一致的简化字。泰国原本严令禁止华文学校教授简体字，但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禁令也逐步取消，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授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
　　日本使用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日本称之为“略字”），其余为传统汉字。略字中，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有53个，如“体（w）、会（⒀ВW）、礼（Y）”；相似的有9个，如“洌ㄗ）、x（）、C（＃牛R）”；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如“恚D）”等。
　　在欧美国家中，简化字的实力由小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简体字和繁体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给外国人学习汉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的大陆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加之孔子学院的推广，简体字的传播领域越来越广，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学机构甚至放弃繁体字教学。联合国也在2008年宣布所有中文资料采用简化汉字书写，而不再使用繁体汉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7期
　　（原标题：20世纪汉字简化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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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是历史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收藏
其一、从文字的本质和功能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字——包括汉字——它本身就是一种记录，传播交流思想感情的书面符号。人类与动物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具有思想感情。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不同地域、族群的语言。人们开始用语言互相交流思想情感，随之就产生了记录语言的文字，进行书面传播和交流。从本质上讲，单纯的文字只是一种人类交流的工具，是一种记录的书面符号。文字既然是一种工具，一种符号，那么它越简单、越明确、越科学、越统一，就越利于人们学习、掌握文字（辨认、理解、书写）文字的传播、交流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能发挥。事实雄辩地证明：除了社会制度变更外，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推广简体字、普通话、拼音字母）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原因。这就象越来越简单、明确、统一、科学的、输入法一样，极大地普及了计算机的运用，极广地沟通了人类的交流，使整个地球——将来可能还有其它星球——变成了一个全覆盖的信息化的社会。文字符号繁琐冗杂，仅为少数精英贵族所掌握，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人们难以进行文字交流、沟通——文字也就丧失了它最基本的传播、交流的功能了。号称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它的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如此。汉唐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思想文化封闭、科学技术落后的状态，与以往的汉字的笔画复杂、辨认、发音、书写困难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其二、从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的，是模拟事物形状的甲骨文。这是一种古老的“”，也是最早的汉字繁体字。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再由篆书变为、楷书，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今天的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碑刻上，就已经有简体字的出现。及至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那时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根据考证，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3０多个。 由此可见，简体字早已流传于人们的文字交流之中了。只是没有进行统一的整理和立法推广。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历届政府和学者就开始了的探讨和推广立法工作。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俗体字”就是简体字。这是学者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在1922年8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提出的削减汉字笔划的提案。当时赞成并且连署的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人。1932年中华民国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确定现代中国国语标准音系的《国音常用字汇》的刊行，提高了人们对国语统一的关心，也促进了汉字字体修正工作的发展。另外，《国音常用字汇》还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1935年1月，国语统一准备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和钱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日，教育部公布了“简体字表（第一批）”，“在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324字在小学教科书和初等教育中被一齐采用。1936年以后，由于当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极力反对，简体字运动遭到夭折，直到抗日战争后在解放区又开始推行。可见，汉字的简化，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偶然行动，而是根据文字的功能特性，汉字自身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汉字的简化，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新字，而是在保留汉字特点，统一异体字、俗体字、简化汉字的边旁部首基础上的简化。是科学的简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今天，汉字简体字不仅已经成为大陆十几亿人各族人民普遍使用的法定文字，而且推动了世界汉字文化圈的简体字改革。据有关资料统计（1）：新加坡：１９６９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５０２个，除了６７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１９７４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２２４８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１０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１９７６年５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１０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１９７２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１９４６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１８５０个，其中有１３１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５３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９个。 南朝鲜：１９８３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９０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２９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４个。由此可见，无论从发挥语言文字的功能、有利于人们的沟通交流，还是从汉字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现实状况看，使用简体字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某些出自各种目的鼓吹恢复繁体字，攻击简体字的谬论，可以休矣！
1楼 20:00&|
3楼 06:10&|来自
4楼 00:04&|来自
我认为正体字和简体字并存是最好的方案，两者用在不同的领域
12楼 17:20&|
繁体字是美好的
但是简体字也不赖，借着夸繁体字贬低简体甚至大陆人，这是居心险恶的
18楼 17:42&|
历史已经证明一切
22楼 08:26&|
简体字一样难写难学，浪费大量精力！不如直接学英文吧，现在的台湾香港同胞汉字习的不一定好，英文说得可棒了
25楼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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