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争片有多少不是垃圾？发表时间: 16:38:23此文章已被阅读:次文章来源:南风窗
腾讯深度按：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士兵突击》、《集结号》、《投名状》等，成为街谈巷议和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相比较于《地雷战》、《南征北战》而言，这些片子英雄们不再高大全，也开始犯错误了，甚至还“迷恋”女色。但是，大多还是没有走出“国家战争观”的思维，只不过加了点“人性化”的佐料。以美国导演西米诺“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战争片有多少不是垃圾？现代战争也很少有正义与非正义区别，很多不过是政治家的游戏。国威不是打出来的。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反战才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
马鼎盛：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愤青”整天叫嚣要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这纯粹是不了解中国的军情所致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正常！
军事题材影片战争观仍在重复着沿袭：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
政治家: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需要；经济学家: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中国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
《集结号》宣扬的也是一种国家战争观，最有可能突破的是九连的指导员，但他最终没有摆脱国家战争观的命运，而九连连长谷子地一切努力也就是“解放勋章”和“九连执行任务坚决，完成任务出色”的评价。
《南风窗》记者 赵灵敏 宁二 田磊 钟岷源 谢奕秋等
《兵临城下》其实不是战争片，因为他超脱了正义与非正义
战争观的中国样本
《南风窗》记者 赵灵敏
第四波的变与不变
其实，这并不是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一次“井喷”。以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为发轫，军事题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期。由于当时的观众刚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挣扎出来，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对这类影片自然有着同步的欣赏体验。而此时的导演、编剧、演员等创作者，大都亲历战争年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带着那个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纯朴与真挚的东西。这种高度的契合和响应，造就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的辉煌往事。
到了1980年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背景下，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今夜星光灿烂》等一批军事题材影片。在当时倡导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下，这些影片突破了以往英雄必定“高、大、全”的范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另类英雄形象：痛苦、徘徊的抗联战士魏德胜、胆小怯懦的赵蒙生、牢骚大王靳开来等。《今夜星光灿烂》让5个年仅18岁的战士，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全部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八女投江》结尾时主人公红军女战士的牺牲。这些在以往的军事题材影片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血战台儿庄》是第一部承认和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所作贡献的影片。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则出现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系列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表现内容的影片。创作者的笔触从百姓士兵一直延伸进最高统帅部，重点表现最高决策者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之外的气魄和英明。
目前可谓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四波”。在当下这个人性中的欲望层面百花齐放、精神层面却惶惶不安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流传已久的人类拥有过的美好特质来抚慰心灵，重燃内心的激情和壮志(不论是去追求什么)，以勉力前行；需要有人实践那些久被遗忘的道德信条(如世界毕竟是公平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甚至是傻人有傻福等等)并获得成功，让大家从社会现实中看到希望。于是，《士兵突击》和许三多风靡一时。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这些影视剧也有所突破。在影视剧“第二波”里出现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现在可以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这样的大毛病；以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现在是毛病自始至终；以前有“缺点”是为了消灭“缺点”，现在则缺点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的特质，就是可爱的表现。这样做在收视率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因为在迅速商业化、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军事题材影片的表现方式早已出现了变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影片的战争观上，人们仍在重复着沿袭已久的东西：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敌人是愚蠢虚弱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军人只能成为战争的从属物，没有个体存在，不允许被俘，不允许投降，不成功则成仁；按阶级立场划线的价值原则：爱屋及乌，恨乌亦及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但归根到底，它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而不允许出现宽容、妥协的精神；它塑造的只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不是独立思考、眼界开阔的现代公民。
这样的影片战争观，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并没有直面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失误和劣根性，挖掘“中国何以落后”的内部原因，从而达到对文化因袭、历史演进、民族兴衰的沉思和反省；从小的方面讲，战争影片中呈现的所谓人性被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讲卫生、不守纪律等“可爱”的缺点，外加一点儿女情长和情感纠葛。至于严肃的人性反思，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自由、民主等主题，基本不去涉及。创作者回避对死亡、牺牲问题更深的思考与责问，以浮华肤浅的煽情来代替直指生命尊严的反省。
显然，这种战争观并不仅仅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自我想象，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内心深处并折射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它表现为爱国主义、支持正义战争、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反对恃强凌弱等政治正确。同样，在一些时候，它也表现为“他人就是地狱”式的恶质人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动辄“杀到××国家”去的暴戾。如果加以甄别和分析，人们就很难对战争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谁是“正义”的父亲
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对战争最耳熟能详的分类是将一部分战争认定为“正义的”，而另一部分定义为“非正义的”。学生们从小就被告知：正义战争是指一切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支持与维护正义战争，是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正义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这样爱憎分明的二元分际，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马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很多战争的性质并不能通过“正义”或“非正义”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在更多的时候，“正义有多个父亲，非正义则是一个孤儿”，每一方都认定自己是正义的，是受到侵害的一方，而指责对方不正义，如以巴战争、以黎战争、印巴战争等。
此时我们发现，有多少利益主体，就会有多少“正义”的旗帜在战场堆积如山的尸体上空飞扬。人们对正义各有说法，背后始终是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集团的利益。在西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交战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各自的盟友无不以正义之名自辩。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
战争胜利者只要建立新政权，也就同时掌握了战争的解释权，往往用 “海内一统”、“黎民安居乐业”的既成事实，来证明当初战争主观动机的合理，即用“无敌”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正义和非正义之争演变成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这时，战前对“正义”的宣示，就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壮大实力。
而要让人民相信己方的正义性，在今天的通讯环境下并非难事。除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外，更根本的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常常是由领导人来决定的。连纳粹头子赫尔曼·戈林也认为：为什么农场的某个贫穷的工人希望冒风险参加一场战争，而他从战争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他能够全身回到农场呢？显然，让人民顺从领导人的意志是一件相当容易做到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告诉人民他们受到了袭击，使国家暴露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会同样奏效。
当拿破仑大军横扫腐朽的德意志时，德国知识界先进人物普遍表示欢迎。歌德就是拿破仑的赞扬者，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献给他，黑格尔称他为踞于马上的“世界精神”。这些人显然也认为，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倾向于牢记过往的辉煌和屈辱，同时忘记自己丑陋或羞耻的往事。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地履行这一思维潜规则：对外伤大声说话，念念不忘，而对内伤则保持沉默和轻描淡写。
这一套思维到了国际关系上，就变成：把独裁者制造的万马齐喑的死寂称之为“和平”，从而指责外部势力破坏了和平；对美国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义愤填膺，却对萨达姆政权的暴行和屠杀视而不见；每每总能理解专制独裁者的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人们往往过度强调单边主义自私与霸权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过程中夹带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现代价值色彩。
另一方面，许多人还习惯用“弱者”和“强者”来分别代表“正义”和“非正义”，流行的表达是保护弱者的利益，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道德制高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维的混乱：难道拉丹、萨达姆、塔利班是弱者? 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人，即便他们曾经是弱者，后来也早已站到了弱者的对立面,就如同塔利班、萨达姆不能代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一样，拉丹更不能成为伊斯兰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和所谓弱者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就是愚昧和极端。此时，所谓“弱者的利益”便成了一种伪道德,从而和独裁统治者们一起站在了自由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
牺牲的背后
在中国，人民战争被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一直是我军指导战争的神圣法则。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关于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是否还适用的问题，国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人民战争确实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但人民战争能够打起来的前提是要有人民。如果没有拥护自己的人民，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去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的战争奇观，是因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给予了人们梦想已久的利益：在农村，平分土地，减租减息，千百万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许诺给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从而争取到人民中的大多数。
后来无论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还是文艺作品，谈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思想动员和献身精神，而对此避而不谈。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要再次发挥作用，除了技术和环境的制约外，最根本的依然是人民利益和民心向背的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战争方式与平民的死伤数量的关系。经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即便如此，任何战争都同样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在以巴冲突中，我们看到兵民相混的情况造成了平民的伤亡悲剧。
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在很多人的心里，为胜利，为国家强大，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忘记了他们只是达至“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这样一种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轻视，却往往被标榜为“豪迈”和“爱国”。如果当年这种做法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的个体，深具道德理想甚至个人牺牲情怀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仰。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知先人这种牺牲的价值，正是为了后人不再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牺牲。轻言牺牲者既挥霍了先人牺牲的意义，同时使自己成为摆脱了思考的责任的懦夫，只是犬儒地服从和亦步亦趋。这样的爱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了无遗憾。柏杨先生说过，千万不要结交声称做大事不怕牺牲的朋友，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了人和“大事”牺牲你。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人民战争”：尽管萨达姆一再呼吁人们抵御外敌，但大多数人民却自发选择了不抵抗，并自发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而这枚苦果恰恰早在战争之前就种下了，和平时期的内政方针如果置民众利益于罔顾，拒绝建立公开公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谈判机制，钳民之口，结果往往“因为一场战争而丢失了一个国家”。
为何有反战
美国影片《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有句名言：“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很少有好的战争片——它们不是迫使我们思考战争，而是用来激励我们奋不顾身地投身战场。我们有的是战的喜悦，和无战的沉痛。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杀戮，这在人类历史是很罕见的。奇怪的是，苦难和牺牲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反战思潮和运动，相反，许多人依然迷信暴力，骨子里相信战争能解决任何的利益纷争。实际上，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并不反对采用战争形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起义、武装斗争都是必要的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对反战的呼吁则要冒被指为“政治幼稚”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主人公亨利厌战和逃离部队的事实，更不能理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非暴力代表了甘地的幼稚和怯懦，远不如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来得痛快实际；少部分人的所谓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非暴力”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层面，而想不到那会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实际上，甘地的做法最终之所以能奏效，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对手造就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了很多错误做了很多坏事，但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人权思想之上，行事有一定的规则底线，这与封建王朝帝制视万民如彘狗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甘地虽然屡次被拘捕，一次次坐牢，但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找律师为他辩护，进行公开审判。这样，甘地就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斗争手段来保护自己。
但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完全剥夺他们通过合法手法表达愿望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法就是王法，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统治的方式决定了反抗的方式，暴力反抗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又激起了统治者更加残暴的镇压，于是杀人放火、食肉寝皮等极端惨烈的事件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道奇惨痛心的景观。
延续几千年的残酷斗争，不仅仅消耗了财力，滞后了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使生命成为最没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出去奉献。这与珍视生命、慎言牺牲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久而久之在人们心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嗜血因子。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一有意见不合人们就恶言相向，大打出手。如果哪一天中国人也能自由地毫不犹豫地去谴责一切暴力时，我们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和平”。
当然，历史上无数次灾难性的战争，很少被人们善良的和平主义运动有效地制止。这也是一个无情的现实。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你一生所追求的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能不能成功？”“不能。”爱因斯坦如此回答。“那你为什么又要继续这项事业呢？”“必须。”他同样肯定地回答。
我们不一定能有如此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和普世情怀，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反战首先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当打杀声甚嚣尘上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制衡和反诘；其次，反战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从暴戾、对抗、粗陋的社会氛围中解放出来，过上平和、诗意、有美感生活的必由之路。
人性是战争片的基础问题
本刊记者 宁二
生于1956年的邓一光是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
自述为“读了5年小学，4年中学，除去‘文革’学工学农学军，正经读了7年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回城后在工厂当机修钳工，和工友打赌业余读了两年电大”的邓一光，现在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外表冷漠，内心激烈”。
邓一光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有评论认为他描写的是“中国式的巴顿”。事实上，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巴顿”式的英雄主义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甚至2007年《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邓一光的“巴顿”创作于1997年——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独立旅长关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邓一光说：“我看巴顿和别人看巴顿不一样，我喜欢他在北非战场落日下那些怎么都遮掩不住的伤感，而不是他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后对美利坚政府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这种喜欢和喜欢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有相同之处，是对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的兴趣。”
邓一光发表于1995年的《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单项奖，而1997年的《我是太阳》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7年《我是太阳》由《亮剑》的原作者都梁改编拍摄为电视剧，将于今年播出。
战争中的人性
《南风窗》：你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代表作都是围绕军人展开，但你并没有军人的履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邓一光：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力量的狂热肯定，一种反抗外来强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引发了以掠夺、扩张、反掠夺、反扩张为基本目的的战争。人类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战争，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必然会以牺牲自我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惨重的代价。这些战争的特性，让我在写作中关注战争。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残酷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邓一光：“子之于室，修我戈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是战争中的人性。毫无疑问，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满怀赞叹地描述了拿破仑、柏拉图、斯维登堡、蒙田、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英雄人物。他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普鲁塔克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上述两个视角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战争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领域，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学。
《南风窗》：表达“战争中的人性”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爱情线索的增加、军人家庭生活开始占据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一光：你说的小说和影视应该指的是当代国内小说和影视剧，这类小说和影视剧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标准是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而不是别的。
国家战争观
《南风窗》：有学者评论认为《集结号》过于强调战争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并且试图塑造一种“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监制陈国富接受采访时曾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邓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吗？人性的强调不正是个体生命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追问吗？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善过，当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深刻质询。
中国电影远不到令受众满意的时候，但它的确在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的难关。《集结号》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讲述好了一个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战争故事，而是讲述了战争中人的恐惧、失控、变异以及与恐惧、失控和变异不肯妥协的抗争，这比研究和争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有意义，更符合电影这种形式。
《南风窗》：那么，你如何看待战争体裁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战争，它们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开，问题是作家和剧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它们。以战争为例，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
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无法在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中得到真实的抚慰，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
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剧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让人不可思议。
《南风窗》：和这十几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军事题材小说一样，你的创作是围绕国共内战和建国前后(譬如反敌特)展开的作品，针对这段历史，是否存在创作的“禁区”？近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和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和解，是否也影响到你审视历史？
邓一光：那段历史应该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乎国家统一的权力斗争的斗争史。事实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困难的，有大量的“禁区”，大量的盲点。我不太清楚政党关系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别的作家的写作，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我写的影视剧本有两部是1970年代以后的军队题材，一部是《归途如虹》，几年前给朋友帮忙写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开机。我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这个题材，而是人。
西方与市场
《南风窗》：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剧的编剧工作后，会不会更受到市场的左右？
邓一光：我喜欢剧本创作这种工作，它让我离这个世界近了一些，同时它是一种相对不错的谋生手段。到目前为止，小说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小说是写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困惑或焦虑的叙事反映，与其说是谋略，不如说是内心困惑的外显形式。而影视创作则是工业生产，它是谋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谋略，这个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虑拍摄方和所谓市场的糟糕意见。
具体到电视剧《我是太阳》的改编，我和都梁(《亮剑》作者)不是合作关系，编剧是他，导演是安建，还有演员出品方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做。所以说，电视剧《我是太阳》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风窗》：那么你怎么看待近些年军事题材剧的兴起，并且广受欢迎？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
《南风窗》：作为中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国外的同类作品？
邓一光：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我喜欢的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的吃惊在于她那么平静地叙说着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静的文字中让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细碎的人性之光。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让我感受到战争和战争中人的张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细节之下，以及铁与血如何在他的笔下活过来、活跃起来。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他的小说让我看到苦难和难以宽恕之后的人类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悯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南风窗》：国外的战争电影和国内战争电影相比，是否也是在处理“战争中的人性”这个问题？
邓一光：让我记忆深刻的电影大多不是战争大片，而是一些投资规模并不大的艺术片，比如《索菲的选择》《钢琴家》这样的片子。战争中的人性不是战争片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对国内战争片而言，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我是军事评论员，我厌恶战争
我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较深入地研究战争问题，1992年开始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大量军事类文章。200 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凤凰卫视开办《军情观察室》，做了22天，反响不错；2003年10月，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也成为常备节目，反响不错，收视率一直是第一。
以前，凤凰收视第一的都是韩剧或外面引进的综艺类节目，《军情观察室》作为第一个自己制作的节目拿到收视率第一，算是个突破。2007年初，我的一篇300多字的博客文章获得了18万的点击率，当时在台里非常轰动，但这个数字很快就不稀奇了，后来我的其他文章又创造了160万的点击率。
坚守民间立场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军事节目不是小众节目，它的观众面非常广泛。有时出去做演讲我也发现，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而且有时候女多于男。关心军事问题背后的社会心理有“居安思危”的原因，其它因素可以留待专业人士研究。但显然，人们对军事和战略是有需求的，而且需要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声音和解读。
内地一些电视台也陆续开设一些军事类节目，目前大体可以分为讲武器装备的和讲战略战术的。我的节目偏重的是战略战术，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从战争史角度出发也比较有把握。另外，内地大部分节目都以正面报道为主，我则偏重对负面教训的总结，因为我认为，对一支军队的长远发展而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做军事节目坚持的原则是，坚持民间立场，说真话。我不代表任何人或团体的价值观和利益，我只说自己内心的看法，禁忌少很多，这是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
事实上，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允许不同的声音自由表达，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源和标志。人们不应该一有不同的声音就斥之为“卖国”，美国的传媒天天骂政府，没人说他们不爱国，美国也没有因此就亡了。中国国防的发展也需要民间的军事智慧，政府应该多让人民了解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参与讨论，提高军事透明度。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器物层面的变革迟早会投射到精神领域。不能想象，物质上我们与国际接轨了，而精神领域却能长期维持现状。
不要轻言战争
虽然是一个军事评论员，但我对战争极其厌恶，认为那是非常幼稚、愚昧和偏激的行为。国家间应该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好合好散，不一定要兵戎相见、你死我活，要解决争端有很多方法，战争是下下策。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美苏对峙了几十年，但每每在即将迎头相撞时急踩刹车；英国、挪威曾经为鳕鱼的问题、为北海油田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没有升级为战争，而是通过谈判解决；俄罗斯的整个国防观念也已经彻底改变了，从和美国全球争霸改到能自保就可以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是世界的主流。
中国在南沙、东海的主权也多次遇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但都没有诉诸战争。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胸襟。治国不是儿戏，为逞一时之能而倾千万人之力，是大错特错。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社会繁荣和经济成就，全赖和平所赐。从鸦片战争到1970年代末，中国所经历的大小战争就没断过，现在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胡锦涛主席讲要备战、敢战、慎战，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但我发现，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愤青”整天叫嚣要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仿佛手到擒来，这纯粹是不了解中国的军情所致。还有人整天嚷着要造航母，因为拥有航母据说是一个强国、强军的象征。但我认为许多中国人谈建造航母是不明智的，纯属没有明确军事目的的一种情绪宣泄。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母是海军里面的顶尖，海军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性军种，没有防守，防守的海军是一支注定要失败的海军。如果中国真是要用航母，就要放在假想敌重要城市外500公里处，但目前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航母如果只是放在天津或者青岛，那是没用的。况且，没有舰载机航母形同废铁，现在中国的舰载机和水平又如何呢？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其根源是对长期积怨的一个发泄。中国的贫富分化显而易见。国内有报纸报道，有性工作者为10元、20元而卖淫，人的尊严丧失到这种程度，实在让人心寒。这时候，骂骂陈水扁和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廉价又解气的宣泄渠道。
国威不是打出来的
国内一些人一直认为，中国有今天的国家地位是打仗打出来的。但我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和打过什么仗没有关系，国威不是打出来的。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但在今天仍然获得了世界的尊敬，那是因为它肯认错，经济也发展得好。
今天，中美之间的利益远远大于矛盾，我们不应总把美国当作假想敌。退一万步，即使我们要和美国翻脸，那也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正是美国军事力量最顶峰的时期，和美国对抗对我们不利。
再如台湾问题。台湾地区现在已经有50多年和祖国大陆分治的客观现实，这也没有阻碍大陆有一套自己的发展路径，大陆无论倒退也好，徘徊也好，发展也好，都不是因为受台湾政体变化的影响。所以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非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马上解决台湾问题不可。台独是不可能成气候的，再怎么样你也是中国人，要说中国话。台湾独立不了。
况且，时间对祖国大陆有利。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祖国大陆沿海的生活水平和台湾已经差不太多。再过10年，大陆就有经济上的优势了。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当大陆在经济上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也不断推进的时候，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自然会增加。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到有一天大家彼此已经没有太大的隔阂，台湾方面那种不理解和抗拒就会慢慢消失。统一就很自然提上日程了。
许多人经常提到血肉长城，提到人海战术，认为这是解放军制胜的法宝。我个人以为这是对人民战争的误解。人民战争的核心是全民一心，是打人民要打的战争，而不是驱策人民为少数人的野心和虚荣服务。其中，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
事实上，军事技术发展到今天，不读书是没有办法带现代化部队的，但读什么则更为重要。我个人认为，了解失败比了解成功重要。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确实一度把美军从陆地赶到了军舰上，但美军打了败仗却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名将刘伯承也承认这很了不起的。兵凶战危，不了解失败，不知道如何撤退，你就不是真正的强军。我们总以失败为耻，但美军的战史上，讲的全是失败。像珍珠港事件，哪怕一个少尉都能头头是道地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败得这么惨。从失败中学习和总结经验，这是美军的成功之处。
《集结号》：“去政治化”的战争
本刊记者 李北方
拍战争电影，必然要涉及主创人员对战争和历史的看法，因为但凡表现战争，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刘恒编剧、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以淡化战争观为主要特色，不问战争的对错，只表现战争的惨烈。这种一反以往 “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常规的表现形式，加上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集结号》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先后上了非常“主旋律”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
战争是没有是非的吗
战争是暴力的集中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有流血，都有伤亡。如果仅从表象来观察，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场战争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惨烈的程度。人道主义者的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但这并不能解释不同战争之间、一场战争中对峙两方之间的差异。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最著名也得到最多认同的论断是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做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为了某种目的或某种理念服务的，从这个视角，就可以看出在战场上厮杀的双方虽然在表象上行为是一致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在《水浒传》中，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个细微改动的背后是方向的巨大调整，从此梁山好汉从一个“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专业技术性组织”变成了一只政治性武装，后来的“被招安”和征方腊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武装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恐怕只有土匪和民国年间参与地方割据的一些小军阀了。
政治是人的活动，而一旦把视野降低，任何一场战争都变成了抢骨头的“狗咬狗”，《集结号》秉承的就是这种战争观。在电影中，内战战场上的战士不再是为了某种特定政治理念而流血牺牲的人，而是稀里糊涂被推向火海的“炮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语)。用这种视角解读黑社会火拼也许是适合的，但用来解读中国内战，则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历史观和战争观使得历史变得不可理解：如果国共双方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那么弱的一方为何最终会战胜强的一方？为何小米加步能打败飞机加大炮？为何老百姓会用手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军队抓来的壮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者干脆躲得远远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政治性最强的军事组织。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比枪杆子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武装斗争的全部任务是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服务，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为之流血牺牲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概括：“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任何试图理解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解放战争期间，两支军队厮杀的背后，是两条道路、两种理念之间的较量。而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是理想和意志的胜利，是一个在进步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弱者对强者的胜利。借用崔卫平的一句话：“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毕竟，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所能证明的是，理想只有存在于蓝图之中，才不会有在现实中变质的危险。
影片“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总体上抽离了观察战争的政治视角，而且在细节刻画上将政治理念传递的纽带切断。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化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都设指导员，负责向战士们阐释 “为了谁打仗”的问题。电视剧《亮剑》虽然突出了军事长官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其中的政委角色仍然是一个有大局观、有知识、沉稳且勇敢的军人。在《集结号》中，指导员的形象彻底改变了。第一个指导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家伙，指责连长谷子地 “畏战”，结果被炸弹炸死。第二个指导员王金存就显得荒诞了，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子。他没有起到任何指导员该起的作用，虽然最后也拉响了引信，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孬兵”的形象。指导员如此，也就难怪从连长到士兵各个都是操着南腔北调的 “匪兵甲”、“匪兵乙”了。
苍白的“人性”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性”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任何丑恶和阴暗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人性”的烙印，因为下半身的快感而背弃一切是“人性”，为求荣华出卖弟兄也是“人性”。《集结号》也不能免俗，冯小刚宣称他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即人对战争的恐惧，任何人都是怕死的，上战场的战士都是被迫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和平的年代，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但这不表示我们有权利把老兵们想象成跟我们一样贪生怕死，历史会因此变得不可理解。今人不该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强加给前人。
“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还应该包括舍生取义的壮举，而后者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性。中国的革命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的反抗史。弱者要想获胜，只有“组织起来”。牺牲可以不是狭隘的，可以不是被迫的，视死如归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样不能以共同利益后来被僭越而否定其曾经的真实存在。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所有的死都是一个样的，是不得不死，与任何理想和价值观毫无关系，死亡又有什么荣誉可言？“烈士”和“失踪”的又有什么差异？谷子地为什么要为他的47个弟兄讨个说法？
在电影《集结号》中，导演没有明确交代谷子地的动机，唯有一处可以提示的情节：在谷子地寻找老部队的过程中，一个青年对他抱怨：“都是一个村里出去打仗的，凭什么那两个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 斤？”
烈士和失踪的差别是500斤小米，这就落回现实层面牺牲的价值！
《集结号》最令人费解之处就在于对九连几乎全体阵亡的原因所给出的解释。团长命令九连打阻击，约定以集结号为令，不吹号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随着谷子地追寻的深入，最后得知团长带着部队自顾自地撤了，根本就没打算吹号。这就是被广泛传播的说法，“组织靠不住”。
有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个情节不符合历史真实，解放军没有集结号，而且阻击战的撤退也不可能以号声为令。且不谈这些具体细节，问题是，如此安排会是一个指挥官正常的行为吗？
如果不是团长和谷子地有私人恩怨，想要借敌人的刀杀掉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当谷子地知道真相后，发疯一般地冲向团长的墓碑，怒吼道：“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头一紧：全局上“ 国军”和“共军”是“狗咬狗”，“共军”的上下级军官之间也在“狗咬狗”。幸好导演安排了谷子地在短暂的爆发之后原谅了早已死去的团长，这才没有把革命战争彻底沦为一场所谓“人性”的扯皮。
主旋律被重新定义了吗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混乱，《集结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拙劣的。除了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拍得比以往的国产电影有所进步，其他可称道之处甚少。情节安排和故事的展开有些莫明其妙，解放战争之后是抗美援朝，两段故事没有联系，其主要作用好像只是要引出邓超扮演的赵二斗，安排赵二斗这样一个人物是要帮助谷子地找老部队。唯一的女角色，尿裤子的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谷子地把她和赵二斗撮合成一对。据报道，冯小刚在拍摄时还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段三角恋，但在正式放映的版本中剪掉了。“戏不够，感情凑”，“划时代”的大片并没有脱开老掉牙的俗套。
只要稍稍观察主创人员和媒体对电影的宣传，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电影里面的解放军士兵是一群贪生怕死而又稀里糊涂送了死的人，他们却被称为“英雄”；电影表现出来的47个人的死明明是不值得的，可有关报道却说《集结号》表明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里上战场是被动的，可是冯小刚非要说电影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胜利来之不易”。
要理解这些矛盾之处，就必须跳脱开一部电影本身，在当今中国社会形势和大众文化的格局之下建立我们的批评视野。
当今的大众文化，2007年上映的若干电影，让人们总结出一系列的“靠不住”，每个电影表现“人性”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指向一点：他人是不可信任的，为任何形式的集体利益奉献都是不值得的。虽然也有不少积极向上的影视作品获得了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的推崇，如《士兵突击》和《闯关东》，但这些作品歌颂的都是个人的坚持和奋斗，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种消解的努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享受摆脱体制束缚的快感，享受不被规定的个性张扬。然而瞬间的快感过后，人们却发现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社会现实景观已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持续向少部分人集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受挫感增长，劳资关系紧张，社会上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强，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2005年，已达8.7万起。2007年初，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撰文指出，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触发仍以“因偶发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为主要特点，而这类事件真正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参与者在某种明确的诉求之下组织起来。
社会正在进行一轮新的整合，新的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要想更有效且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需要人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如果一种文化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高扬“人性”、贬低群体合作，那么将从最根本上打消掉组织起来的基础，不利于让处于弱势的群体尽快脱离原子化的状态。
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主旋律”的调整，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那种革命的文化，而是“去革命化”的文化。非如此，就无法解释涉及敏感题材的《集结号》能在剧本和影片审查等环节顺利过关，一边收获高票房，一边占领了CCTV 的制高点。
战争背景下的当代精神饥渴
本刊记者钟岷源发自福建莆田
“虽然电视上的故事只有几分钟，但军号和老兵，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福建作家杨金远对记者谈起了他创作小说《官司》的灵感，源自一档电视节目。
6年前的一天，杨金远在家里吃晚饭时，看到中央电视台《百姓故事》里讲述一个幸存的老战士，长久寻找战友的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而是烈士。这位老战士的战友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役中全部阵亡，为了缅怀战友，他住到军营附近，每当军号吹响，他总是出现在军营门口。
这些触动杨金远写出了《官司》，而被《官司》触动的冯小刚，将其改编并最终拍成电影《集结号》。
至于自己的小说为何会被冯小刚看中，杨金远的解释是，他所表现的军事题材有其独到之处，“是从人的本性回眸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叙述是其创作的主题，战争反而显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
颠覆原有的战争美学
尽管《集结号》与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一脉相承，但与国内习以为常的“战争”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它并不符合中国战争电影固有的思维习惯，更不是当年的经典战争美学。
杨金远说，冯小刚“颠覆了中国几十年的战争电影”。而明眼人可以看出，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仅仅是一个噱头，《集结号》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中隐藏着的现实意义，它摸到了当代人的某些痒处，折射出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引发观众的共鸣。
对此，杨金远解释说：“早期的战争片，比如《英雄儿女》、《南征北战》，都是描写军人顶天立地，形象完美，大声呼喊‘向我开炮’这样的口号。现在想来，我觉得其中不真实的成分很多。但在一个需要英雄和偶像的年代，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构筑了中国战争片的基座，离开这个基座几乎不可能构筑什么战争故事和战斗英雄。”
“后来，军事题材开始向描写人物内心方向转变，比如近年的《亮剑》、《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也脱离不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语境，主角都有性格的缺陷，喜欢打仗，一天不打，手就痒痒的，最后，这些小人物都成长为大人物。而《官司》自始至终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要说我有什么不同，就在于我探讨的是战争中人的本性问题，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战争与人性的解读，导演冯小刚、编剧刘恒和原著者杨金远三人可谓“息息相通”。《集结号》中那个经历了战争噩梦、但又对战争本身、对自己和战友们在战争中的玩命付出难以释怀的“小人物”，引起当下观众的惺惺相惜。
在早先获得金鸡奖的《张思德》一片中，作为编剧的刘恒已经把通常意义的“英雄”拽下神坛，开始从平凡小事、鸡毛蒜皮中重新塑造一个平民化的英雄。他曾对记者表述他的编剧理念：无论战争还是非战争，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都会显露自己的勇敢、卑微、痛苦、无奈甚至阴暗，只要把这种平凡讲好，就不愁打不动观众。
而对于杨金远而言，其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成为他创作的主脉。就在《集结号》全国公映前夕，杨金远的《突围》横空出世。
他告知本刊记者，导演黄健中已有意向将这部新著改拍成电影。这部同样以战争作背景，重点叙述个体命运的战争题材，说的是主人公木匠陈池龙，新婚之夜发现妻子曾被恶霸强暴失贞，他怀着仇恨和逃避参军打仗，但内心对于爱人的处女情结却始终耿耿于怀。从木匠到士兵、红军副营长、团长，再到一个县的县长，陈池龙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以及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但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奄奄一息，他依然不改对于女人的贞操情结。
“我想写这种人性深处不可告人的鬼，这也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克服的。陈池龙不是个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和《亮剑》完全不同，李云龙是个完美的军人，战场上很勇敢，看到女人很害羞。我就是想写这种复杂的人性。 ”
杨说，两部著作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人生的探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物，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情澎湃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保持着质朴的想法，从没有奢望革命和胜利能给他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富和利益，而是去做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战争带来了过多的“人性”变异，或者说，人性创造了最残酷无情的战争。经历了虚无缥缈的“《无极》故事”和虚假的“《英雄》传奇”后，人们想要被真实所感动。
暗合当代的精神饥渴
《集结号》用甚至很血腥的场面却让生活在当下似乎有代沟的几代人同时震撼于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同时感受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诸多精神的不朽。
事实上，杨金远对于谷子地的身份安排，有其深意。老谷生来实则无名，被弃之谷子地，遂被人以“谷子地”随便给个称号而已，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将宿命般与正名纠结在一起。
在孔子看来，君王治国平天下都要先正名，否则就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对于百姓来说，活得好不好，正名自然也很重要，有个受之父母的名字，再有个获得社会承认的身份，便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失去这个基础，自然就可能如身无所托，心无所寄，“无所措其手足”了。
谷子地的困惑也在于此。谷子地似乎活下来了，但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活下来的理由，却比对付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更加艰难。因为他突然之间成了“孤家寡人”，他甚至连组织也找不到了，他和47个兄弟浴血奋战的历史，也就随着他自身身份的可疑——他凭什么一个人活了下来？是投降？是被俘？还是逃兵？——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
于是，47个兄弟被宣布为“失踪”，而不是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荣誉——“烈士”。失踪，意味着“失名”，意味着47名殉难者将成为孤魂野鬼，他们生前流过的血不被承认，他们死后也将在荣誉的名册中被永远删除。
在一个宽松多元的时代，我们应该追溯微小个体在战争中的价值吗？战争必然有牺牲，普通战士往往不可能被历史铭记，但他们也在创造历史。
其实观众的感动和共鸣，还蕴藏着我们这个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对于一个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5000年古国而言，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新秩序仍在建设之中，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整个中国。
普通人无以正名的尴尬依然存在，大城市里疯长的高楼大厦，那些无名民工的血汗被掩盖在富丽堂皇的装修材料下；制造工场里那些彻夜通明的灯火，是无名的打工者不眠之夜的见证。即便是那些行色匆匆的所谓白领，在为属于自己的车子房子而奔波劳碌的时候，总是难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扪心自问：我还是我自己吗？
在这样的语境里，谷子地对牺牲战友烈士“身份”的执著，以及穿越生死不能撼动的兄弟情意，成为一种精神世界的甘霖。那种为了战友、为了尊严执著寻找的崇高情怀，都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在寡情薄义的逐利世界，在信任危机重重的社会氛围里，“情义”这个词成为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
冯小刚同样为这份“情义”所动。“我当时看刘恒的剧本，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我敢说，《集结号》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冯小刚说，尝试战争片题材还在其次，关键是它是一种久违了的、你觉得已经没有了的情怀，但你一旦被它拨动，才发现原来你身上还有那么真诚的东西，那么有血性。
作为对中国战争电影的探索，《集结号》的出现表明了经过国家主义电影制度的养育，又在市场与票房的拉扯中分道扬镳的冯导们，开始与观众的精神期待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呼唤和解。在几年的大片歧途之后，导演敏锐地把握住中国当下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冯小刚们终于接过了精神价值的叙事，用流畅的商业技巧和故事结构，进行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话语叙述，并以“每一个牺牲都值得尊重”的个体尊严，增添了自己的注解。
杨金远对此的理解是，“战争片一向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题材之一，之间这短短一代人时间内发生的各种战争，仍将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的源泉。很多人喜欢看美国军事大片，其实我们的战争片，应该更惊心动魄，只是还没有人去写，还远远表现得不够，因为禁锢太多。”
“战争电影的新潮流即将到来，通过战争折射人性，反思历史将成为今后国产战争大片的新趋势，这个方向，既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社会相通。”杨如此预言。
欧美战争片的没落与转型
本刊记者 谢奕秋
由于二战和越战等传统题材电影在电视可以“直播”当下战争的时代不再吃香，当今欧美战争片开始在两个方向上作新的探索：一是从更远的历史中找素材或转而以人物形象、社会氛围塑造为主，回避或淡化现代战争中炮火纷飞的场面；二是从冷战结束后新的地区战争重燃并连接到如今充满争议的反恐战争这一现实出发，“赶制”贴近当代消费人群心理的小成本战争片。这两类探索中，前一类因历史底蕴深厚暂居领先地位，后一类则潜力不可限量。
战争片的衰落以二战片最为典型。二战虽然塑造了沿用至今的国际体系，但毕竟已结束大半个世纪，新一代制片、编导和演员都对二战缺乏相应的阅历和兴趣，这一趋势在美国表现得比欧洲更为明显，近几年欧洲拍的二战片声望已盖过同期的美国片。
无论是2001年锁定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兵临城下》，重现太平洋战争缘起的《珍珠港》，2002年放大印第安人纳瓦霍密码对扭转美日战局作用的《风语者》，还是2004年震动欧洲影坛的《帝国的毁灭》，抑或2006年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姊妹篇”，这些志在“冲奥”的大片最终都没能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至多收获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技术类奖项。
越战片的命运更不济，虽然越战只过去30几年，但吃惯了“反战饭”的越战片很难再端出像样的新东西来。在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奥利佛·斯通的《野战排》(1986年)以及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1987) 等经典的光芒映照下，2002年的《越战忠魂》因为主打美式英雄主义而备受冷落；2007年的《重见天日》干脆主打“ 越狱”牌，战争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曾经为20世纪的经典片如《光荣战役》、《与狼共舞》和《乱世佳人》提供布景，但同样设定在此背景下的《冷山》纵然由三大明星出演，还是失意于2004年奥斯卡。
既然19~20世纪耗时经年的大型战争都被前辈们诠释过多次了，后来者的不少作品干脆就把战场设定在相对遥远的古代或近代。只是1995年《勇敢的心》和2000年《角斗士》在票房和奥斯卡上的大获成功，并不意味着“史诗气质 ”就是战争片今后突围的护身符。2003年底推出的反映1812年英法海战的《怒海争锋》同样由《角斗士》主演、奥斯卡影帝拉塞尔·克劳领衔，也只拿到一项奥斯卡摄影奖。接下来的2004年，《特洛伊》、《亚瑟王》和《亚历山大大帝》等战争史诗片扎堆上映的结果，是它们的票房一部不如一部。2005年取材于十字军东征的《天朝王国》，更是乏人观瞻。
战争史诗片这一波颓势直到2006年才被扭转。这一年，梅尔·吉布森拍了部由墨西哥土著居民主演、完全以玛雅语对白的《启示》，这部标榜反思玛雅文明衰落的电影以血淋淋的杀戮场面招徕观众，毫无悬念地跃居当月北美票房冠军。同年，西班牙导演以17世纪尼德兰独立战争为背景推出了该国影史上投资最大的《佣兵传奇》，此片开始和结尾的两段战争群戏极为惨烈和感人，一度成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热门候选。而到2007年，丑化波斯人的《斯巴达300勇士》以疯狂残暴的血腥味和华丽奇幻的英雄主义征服了西方观众，上映短短3个月即斩获2亿多美元的票房。紧接着，取材于英国爱情史诗的《王者之心》以1.3亿美元打造的宏大战争场面和崔斯坦与依索德之间的旷世悲情再次感动四座。至此，战争史诗片的复兴已经蔚为气候，离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卷土重来又近了一步。
然而“史诗气质”对战争片的过度入侵却给军事迷们带来这样一个疑问：如此包罗万象、生造剧情、极度依赖电脑特效的战争片还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片？放弃了对现代战争介入的战争史诗片如果再把历史背景虚化，与近几年奥斯卡的宠儿如《魔戒》、《加勒比海盗》等有何区别？
英雄主义的传统战争片和政治味过浓的反战片都不招人喜欢，场面浩大、细节失真的史诗片又与当代观众有距离感，这时候，渲染异域风情和人物命运的影片就有了稳定的市场空间。这里的异域风情，指的是颠覆了对传统战场想象的当地民俗风情画卷，这一画卷在影片中所占比重之大，甚至使战斗场面变成了一道简单的布景或一段插曲。
如以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为背景的《无主之地》(2001)，该片极具象征性地将各为其主的一名波斯尼亚人士兵、两名塞尔维亚人士兵和一名联合国维和士兵置于同生共死的境地；战争与和平、幽默与憎恨、被俘与投降、生与死都发生在这个“三不管地带”中。该片获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殊荣，非一般战争片，带有不少搞笑元素。
再如2002年上映的《沉静的美国人》，讲述1952年法越战争时期、纠缠在三国男女三角关系间的一个谋杀案，隐喻了美国人开始用暴力取代法国殖民势力的历程。该片没有通常战争片那种紧张动荡的气氛，而是显得慵懒凝重，内敛风格更接近欧洲电影。
还有2003年的《最后的武士》，描写美国内战退伍上校受命为日本天皇训练该国第一支现代火器军队，却在被叛变武士俘获后迷上了武士道。
再往后说，则不能不提到意在颂扬“非洲辛德勒”的《卢旺达饭店》(2004)，片中没有对恐怖血腥的屠杀场面作刻意的描写，而是着力刻画主角饭店经理铤而走险的心态和住客们紧绷的心弦，达到了展现人性光辉的效果。
2005年的法国片《漫长的婚约》则以1920年如诗如画的巴黎和吞噬生命的索姆前线为背景，描绘了一个瘸腿女人执著寻找爱人的经历。
上述所列举影片对幽默、谋杀、爱情、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非洲暴力元素的娴熟应用，都可以归结为异域风情和剧情戏的胜利，战争或内战本身的输赢并不占有突出的位置。
作为欧美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身上集中了5次中东战争的伤痕，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将中东战争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却很少。《喔，耶路撒冷》算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该片的带动下，2007年，以2000年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退为背景的《波弗特》成功上映。该片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讲述22岁的前哨指挥官里瑞兹无奈应对手下士兵的反战质疑声的过程，反映了以色列士兵脆弱的一面和用来掩饰这种脆弱的表面的勇敢。
尽管形式上并非典型的欧美电影，以色列战争片却在内容上较多地继承了欧美战争片的特点。传统题材战争片在欧美固然已不时兴，但在以色列，却方兴未艾。
自从美国2001年发动的反恐战争陷入泥潭，越来越多的战争片导演闻腥而至。尤其像在伊拉克、阿富汗这些西方导演一度不得其门而入的地方，战后的对外开放煞是难得。而来凑热闹的不光有传统的欧美国家，连土耳其这样的反战国家也趁机推出了新片。
其实最早开始这类尝试的该算是2001年的《黑鹰坠落》，该片根据1993年美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被军阀艾迪德的支持者伏击的实录改编而成，在摩洛哥完成取景。须指出的是，该片为了取得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曾三易其剧本，以尽量美化其实在索马里不得民心的美军。这之后，2003年的《拯救女兵林奇》更不幸沦为五角大楼的宣传工具。
随着伊拉克局势趋于恶化，以2005年《前进巴格达》为标志，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就连原本没多少争议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也在这一年被山姆·门德斯的《锅盖头》大加挖苦。而在2006年，土耳其花巨资拍摄了一部严重丑化美军的《伊拉克恶狼谷》，该片编入了美军婚礼现场屠杀伊拉克村民及把平民抓去后摘取人体器官等等恶行，渲染了土民众的强烈反美情绪。2007年之后，更多反战作品问世，例如开头有一段美军把伊拉克少年从桥上扔下去特写的《混乱时局》，以及讲述美军迫害无辜伊拉克女孩一家的《节选修订》。另外，2008年的好莱坞新片《止损》，也揭露了美军强迫士兵延长在伊服役期的丑闻。
相比以新反战面目出现的影片，在当下不甚景气的战争片市场上，搭反恐顺风车的其实更多。反恐电影成本小，跟一般的警匪片差别不大，战场又不局限于伊拉克或阿富汗，在该地区别的国家拍起来更具异域风情，这些特点预示着近期内该类型影片将呈现一个勃发的状态。单举最近的几例：2007年5月上映的《坚强的心》，以5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在珀尔失踪的5周时间里，同样身为记者、且怀有身孕的玛丽安千方百计寻找丈夫的经历，影片数在贫民窟拍的那段抓捕戏最出彩。稍后上映的《染血王国》，则讲述美国FBI反恐小组对发生在沙特首都一处西方住宅区的爆炸案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伙宗教疯子抓获的故事。这一典型的乌托邦式自我疗伤故事，主角恰恰是两年前参演过反战片《锅盖头》的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而去年底上映的《北约反击战》，则虚构了恐怖组织拟在北约会议上大开杀戒的情节，给厌烦了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核攻击之类老套情节的观众一个不换药但换汤的选择。预计2008年可上映的《拆弹部队》，则讲述了一支驻守伊拉克、深受炸弹和狙击兵困扰的美军的痛苦和无奈。
不过总的说来，战地反恐影片还是很不成熟的片种，也主要还是依赖动作片明星在支撑，其所占优势的跨文化协调部分其实就是加强版的特工片，而赖以运作的低成本也使得寥寥可数的几处实战场面显得跟传统战争大片不在一个档次。另外，尽管兵民混居的住宅区有别于传统战场，可增加袭击的猝然性和超限性，但这也对摄影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21世纪西方影坛的流行色是黑帮片、间谍片、恐怖片、魔幻片、动作片等等，20世纪曾显赫一时的战争片已经退居一隅。而在和平风气日长、好男不当兵的社会氛围中，欧美传统战争片的没落和转型不可避免。
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