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黑幕

中央顾问委员会撤消内情(图)
中央顾问委员会撤消内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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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
  在1986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要求“全退”。据薄一波说,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1987年11月10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次换届,退出31人,增补59人,共200人。中顾委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  从十三大以后,薄老就吩咐秘书长李力安同志,要逐步减少中顾委的活动。1989年9月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之后,基本上停止了委员们的参观考察活动。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要丕显同志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同志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薄老、宋老听了陈云同志意见后共同商量,一致意见是他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老、宋老的意见也得到中顾委常委会的一致赞同。  十四大前夕,薄老要中顾委办公厅起草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报告除总结五年来的工作外,还根据薄老指示,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预期的进展;鉴于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1992年10月7日下午,薄老在中顾委会议室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到会144人。大家对中顾委五年来的工作没有提出异议,但对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则反应强烈。多数委员主张中顾委再保留一段时间。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意见仍不统一。10月8日中午,薄老即请宋老、李力安同志和我到他办公室。他说:10月12日十四大就要开幕了,时间只有三天,不能再这样讨论下去了。今天下午就开大会,请宋老主持,我讲话。于是,在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薄老作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讲话。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问题,薄老说:这是我要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两年前。当时,他从北戴河回来,请尚昆同志通知我:一波,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我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我估计,尚昆同志不只对我,也对中央常委讲过小平同志的意见,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接着,薄老叙述了陈云同志托陈丕显同志带话给他和宋老以及他们的表态等情况之后说:“小平同志讲了话,陈云同志讲了话,他们两位先后是十二届、十三届的中顾委主任,中央又作了决定。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和任穷同志只有执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薄老提出:“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体面一些,我们还是主动提出撤销中顾委为好。”对薄老的讲话,大家鼓掌表示赞同。薄老接着说:“听到大家的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会场又一次响起掌声。这充分显示了薄老讲话所起的作用,和老同志们讲党性、顾大局的崇高精神。  1992年10月9日,薄老主持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顾委全体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中顾委向十四大的工作报告。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至此,由邓小平、陈云同志领导,薄一波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高层决策选拔年轻干部内幕
责任编辑:金组新文章来源:湘潮 作者:熊亮华发布时间:
1983年8月4日,陈云和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出席少先队夏令营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缓解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中央开始成千上万地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在选举产生的348名十二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兆国、田纪云、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其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干部队伍“青黄不接”
书记处平均年龄达到60多岁
&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3岁。在奋力工作的同时,他和叶剑英、邓小平等老同志,都对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当时,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陈云注意到,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是大革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
&另一方面,陈云也感到,“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他说:“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一旦老家伙们去见马克思去了,就会出来兴风作浪……”
&为此,陈云从回到中央领导核心的那一天起,就极力主张抓紧解决接班人问题,推动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进程。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设立了书记处,以便让中央政治局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但是,当时书记处平均年龄也达到60多岁,不算年轻。
&于是,陈云郑重地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同时,他强调:“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
&这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陈云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要求组织部门在知识分子中多选拔培养一些中青年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当专家,但也有不少人是可以当领导干部的。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
&此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四化”方针。
&提拔中青年干部遇到阻力
陈云建议培养“第三梯队”
&虽然选择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的战略方针已定,但是,老干部退居二线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有件事情给陈云很大的触动。1981年初,时任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过了一个月,李鹏才得到组织部门的任命,随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陈云后来讲到这件事说“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面对这种状况,陈云坐不住了。
&1981年5月,陈云写了一份建议,分送邓小平、胡耀邦。他在建议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我们所要提拔培养的干部,不仅是年龄在50岁左右的人,而且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让他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经过几年以至十来年的锻炼,就可以成为大量提拔高级领导干部的后备力量。”
&这里所说的后备力量,就是后来提出的“第三梯队”。
&此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云主持中组部、总政治部几位干部,召开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并同中组部的领导谈话,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要求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由李锐担任局长。省、地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
&随着上述机构的建立,1981年底至1982年初,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各级领导班子结构改革的工作逐步展开。1982年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同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政策终身制向退休制的必要过渡。
&新一届青年干部最年轻的是胡锦涛
&在新一届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王兆国、田纪云、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其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13日下午,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集体接见了在十二大上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批人都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的专业。
&当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组部的干部回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同志们仔细地端详着这位年轻干部,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
&正像当时一篇报道评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十二大结束不久,根据中央的安排,由宋任穷担任组长的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旋即挂牌并开展工作。
&让一大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的“老干部”退出领导班子并非易事,为了保证调整干部工作顺利进行,领导小组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这个标准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
&1983年5月,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邀请各方面人士举行座谈会。在此次会议上,胡耀邦正式提出组建“第三梯队”。他说:我们党对各级领导班子有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第三梯队”建设。胡耀邦要求中组部建立1000名省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
&在6月25日至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陈云专门讲到了“第三梯队”的问题。陈云在会上说:“现在,我们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第三梯队’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今后全党要努力把‘第三梯队’建设好。”
&会议正式作出了建立第三梯队的战略决策。
&据统计,从1982年底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9万多人。1982年2月,中央作出老干部退休的决定,至1985年12月,有126.8万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朱穆之逝世|朱穆之逝世_新浪新闻
朱穆之(资料图)
  原标题:朱穆之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朱穆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朱穆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朱穆之1916年12月出生,江苏江阴人。1933年起在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参加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起,任南京《金陵日报》编辑,山东聊城、临清专署秘书。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统战部副部长,太行分局宣传部科长,北方局宣传部秘书,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科科长,新华通讯社特派记者、临时总社蒋管区组组长、解放区部主编、编辑部副主任、社委会成员、编辑委员会成员、第二副总编辑。1949年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编委会党组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劳动。1972年9月后,任新华社社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2004年3月离休。
  朱穆之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
  穆之同志“以新华社为家”——深切缅怀朱穆之同志
  田聪明
  穆之同志是新华社的老社长,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因病逝世了,心里十分悲痛,非常惋惜。几天来,同穆之同志的接触、对穆之同志做人做事的印记,真如“过电影”,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且循环往复。特别是他以“新华社为家”的情怀一直令我深深感动。
  日上午,新华社建社70周年纪念大会在刚刚维修加固的礼堂举行。会议结束后穆之同志和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一起,望着礼堂上下一 边看、一边交谈、一边向前门走。我在礼堂后门送走中央领导后,赶过来向他介绍礼堂已成危房,是头年秋后开始按文物部门的要求,赶着维修加固的,就是要在礼 堂开纪念会。出门后穆之同志站住了,他指着礼堂向我们说,国会街这个社址是他选定的;说新华社跟随党中央进了北京,工作安顿下来后,就要选一个长远的办公 地点。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几个地方,新华社就责成他来选,就定在这里了。还说他原在解放日报,1946年报纸与新华社合并后就一直在新华社工作,直至 1978年调离,共32年。他感慨在人生中能有几个32年啊!我和在场的同志都感受到他对新华社的深厚情感。
  在前些年,同穆之同志每年至少见面两次,一次是新华社领导班子新老同志每年春节吃“团圆饭”,一次是中国记协老新闻工作者新春联谊会。每次见面总是为老人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欣慰,并有说不完的话。
  我任新华社社长后首先安排拜访了穆之等三位老社长。之后更是经常见面交谈,对工作中的一些重要事情总觉得听听他们的意见更踏实些。2002、 2003年,冷西、穆青两位老社长先后逝世,就更觉得穆之是宝贵财富。我曾向穆之同志说:“您现在能听到我听不到的意见,您能看出我看不出来的一些问题。 不管这些‘意见’和‘问题’是否全面,我知道了都有好处”。穆之同志相信我这是真话,所以有什么话总是敞开来谈。
  2006年是新华社建社75周年。这年初,卫广益等老同志写信给我,建议恢复新华社在西柏坡中央办公驻地的旧址。我深知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重 要性,就请社史办了解新华社西柏坡旧址的老同志。社史办很快回话说,在那个办公室工作过的同志没找到,曾去过的同志仅有6人,穆之同志去得次数最多,我就 去请教穆之同志。老人大概也听到了这个建议,脱口就说:能恢复当然最好,但是恐怕很难。1948年5月,新华社由廖承志率领的主体和范长江率领的跟随毛主 席转战陕北的小分队,跟随着党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岭会合。中央为便于工作,决定胡乔木任新华社总编辑兼编委会主任,从编委和有关部门抽调了范长江、陈 克寒、韬奋、吴冷西等20多人组成精干的小编辑部。72平方米的办公室就在少奇旧居的前院,朱老总曾住过。所以,那不是一般文物,是中共中央驻地,而且不 是原址,是易地整体复建的。因此,能否恢复要看有没有空地?与其他文物是否协调?而且不仅要国家文物部门审批,还需要报中央批准。
  至此,我对复建新华社西柏坡旧址的必要性了解了。那么可行性如何?特别是穆之担心的问题如何?就同社史办的同志一道去西柏坡实地考察。西柏坡纪念馆的同志拿着老照片说,当时新华社和军委作战室是紧靠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的机构。我听着、听着鼓舞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经过实地考察,复建新华社旧址放在现纪念馆各建筑物中看,一是有空间,二是不影响其他建筑物的布局和整体形象。经与纪念馆、平山县、石家庄市及河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商量,大家都同意复建并决定以新华社党组和河北省委名义向中央办公厅写报告。
  很快,关于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恢复新华社旧址的报告获中央批准,并于10月初建成了;经党组织批准对室内的陈设和展品也布置完了,要我去“验收” “审定”。我与办公厅、社史办同志说,我只能“收”但“验”不了;只能“定”但“审”不了。于是经商量,全权委托穆之同志去“审定”“验收”。我特别强调 了一句,穆之同志“审定”了,就定了。
  年已9旬的穆之同志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委托,在秘书长张锦的陪同下与夫人一起到了西柏坡。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和纪念馆同志的支持下顺利“审定”了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并在建社75周年前夕,在纪念馆内统一展出了。
  穆之同志在与河北省委书记吃饭时,感慨地说:我从1946年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了32年。我虽然调走了,但新华社仍然是我的家,聪明同志每年春节都请我回去吃“团圆饭”。在75周年座谈会上,穆之同志再次讲了新华社是他的家。
  张锦给我讲述了穆之同志“以新华社为家”的谈话后,我先是感动接着就陷入沉思。我曾讲过自己的“新华社情结”,也多次强调“人人了解新华社,人人热 爱新华社,人人为新华社做贡献”的话,此时则完全认同了穆之同志“以新华社为家”的情怀。由此联想到穆之同志作为新华社的“当家人”,始终坚持团结带领全 社同志忠实履行新华社的职能。特别在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
  一件是月间,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会议,江青莫名其妙地也去参加,且散布了一些完全背离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记者就报 到穆之同志那里。怎么办?按新华社的职能,当然应该向中央报送,可江青身份特殊,而且张春桥、姚文元还把持着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央新闻宣传阵地。所以,报 送不仅有风险,而且如何报送也很费思量。穆之同志首先是认为要报,同时反复研究如何才能报送到小平和毛主席手里。可在报送件送出不久,“批邓反右”开始 了,因小人举报被“四人帮”立为“朱(穆之)穆(青)李(琴)”案遭迫害。这件事至今使新华人引以为荣、对穆之同志的敬重,也博得社会各界的赞誉。
  另一件是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普天哀痛,而“四人帮”却竭力阻挠全国干部群众的悼念活动,特别是下发了一道道“不得报道”的禁令。而穆之同志 则“巧妙运作”新华社的资源,通过“内部参考”大量刊登国内各族各界人士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利用“参考资料”大量刊登各国政要、国际友人和境外媒体缅 怀、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利用“参考消息”大量刊登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反应。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周总理逝世后,见了熟人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 可“四人帮”三番五次不准这、不准那,心里有很大压抑感。没过几天,就从“内部参考”“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上看到了报道,真是如获至宝,缅怀崇敬周 总理的心情得到了些满足。于是,常常是一边看、一边流泪、一边摘抄。
  穆之同志逝世了,但他“以新华社为家”的精神将是永存的,我已经从新华社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尊崇“以新华社为家”的精神、热爱新华社的“情结”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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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的领导记性肯定很好,但我总怀疑,万一哪天工作一忙、家事一烦,24个字突然忘了两个,是否就不具备价值观了?是否也要胸前挂块牌子,自我检讨呢?
吸引更多游客到港,只需打造良好的、法治的旅游环境。而这个问题,港府应反求诸己,无需各界支招。如果内地人认为人身安全无保障,遭欺诈很难维权,这种印象不能改变的话,任何的“招”都未必管用。
自由是个好东西。要点脸面的中国高等学府,都羞答答地标榜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习。当自由的内容越是狭窄与低级,张扬自由的形式或凸显自由的外表,就越发重要、越被追捧。假民主,最讲究“民主作风”;伪自由,特需要自由牌坊。
做人要有两条底线,即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治国更要有底线,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就是国家的底线。学院治理同样要有底线,公平正义、依法依规就是治院的底线。但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也有极强的底线意识,会努力捍卫学者和学院的底线。中共十三大“三老半退,四老全退”内幕【2】
&&&&还在十三大前夕,为推进党的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中央内部就曾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推进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面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老龄化的状况,要尽快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的迫切愿望。
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下降至63.6岁
事实上,还在十三大前夕,为推进党的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中央内部就曾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推进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面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老龄化的状况,要尽快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的迫切愿望。
由于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意义重大,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对此很是慎重,王震在此前就曾为此专门咨询过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沉思半晌后,回答王震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中央对此进行了研究。不久,王震向聂荣臻传来话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对此正式作出决定,党的“十三大”上要“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则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11月2日下午,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有学者曾说,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平均年龄,由十二届一中全会时的73.8岁下降到63.6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干部年轻化的有序推行。这其中有着邓小平的巨大功劳。
(责任编辑:董倩超、肖静)
翻译打开纸条,读出来:"温斯顿您裤子拉链开了。"接下来是丘吉尔的手笔:"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斯大林听后乐坏了
蒋经国视察龟山后,自豪地对随行人员说:“我已走遍台湾每一个角落。” 张祖诒冒失地说:“还有一处您尚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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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潮导语:对于这两个问题,邓心中已有腹案:胡耀邦接替他,总书记从胡启立、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据《胡耀邦传》透露,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
&&& 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具重大意义的事。邓小平以身作则,毅然做出“全退”决定,堪称伟大之举。但“全退”虽只二字,背后的过程却是曲折和艰难的。实际上,邓小平1984年夏季在北戴河自己的80岁寿宴上,就宣布自己将在中共十三大彻底退休,但结果直到1990年才真正退下来。
&&& 让老同志退休要得罪很多人
&&& “文革”结束,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筹划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多次在军队系统强调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性。比如,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道:“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选拔年轻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变得更为急迫。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重申:“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
&&& 但“想不通”是自然的,有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刚刚复出工作,又要退位让贤,很难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乘此机会重新起来翻腾。况且,领导干部职务还等同于名誉、地位、待遇等切实利益。在没有形成制度的前提下,让所有老同志自觉退位,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而这些老干部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省市,推行起来势必要得罪很多人。
&&& 实际是个接班人问题
&&& 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本人多次表达带头退休的愿望。1981年7月,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他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之所以“现在还不行”,关键在于“退了之后谁上”还未确定,不把权力交接到恰当的人手中,谁也不会放心。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以此为目的建立的。
&&&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邓小平放风自己将在十三大全退,给全党做出表率。但邓小平退休,势必牵出两个问题:谁接总书记的班?谁填补邓小平、陈云留下的权力空白?
&&& 对于这两个问题,邓心中已有腹案:胡耀邦接替他,总书记从胡启立、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据《胡耀邦传》透露,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 “全退”变“半退”的背后
&&& 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1987年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但变数丛生,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临时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此时十三大召开在即,邓若全退,包括军委主席在内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势必落到赵紫阳肩上。
&&& 由于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意义重大,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对此很是慎重,王震在此前就曾为此专门咨询过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沉思半晌后,回答王震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 十三大召开前夕,劝留邓小平的元老们集结起来,纷纷劝说邓小平。终于,邓小平收回“全退”的决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则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小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军委主席,直到1990年初正式辞去这一职务。(摘编自《新闻午报》《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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