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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旅途必经之地_荷兰县令_新浪博客
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旅途必经之地
国立故宫博物院(英语:National Palace
Museum,简称故宫、故宫博物院或台北故宫,又名中山博物院[4]),座落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地区,为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同时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与汉学研究的重镇,所拥有的69.6万余件册文物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古代中国艺术品珍藏。一年可接待超过500万名参访者,名列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博物馆第7位。
国立故宫博物院是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二级机关,故宫院长视同部会首长为特任官。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日在内廷另外组织了故宫博物院,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移至南京和四川等地,古物陈列所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裁撤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爆发再度导致局势动荡,日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6个机构于是决定迁往台湾,几经改组易名,最终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合并为现行的组织,日在台北现址复院开幕。21世纪以后,故宫除了在既有的典藏维护、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和教育推广等面向持续精进,以及加强与国际重要博物馆间的交流合作之外,致力于打造数位化博物馆和文化创意产业应用的重镇,也正积极推动台北主院区的扩建计划,而位于嘉义县太保市的分院——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则预计在2015年12月对外营运。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永久性典藏,主要是继承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和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的精华,这批始于10世纪中期帝国统治者的珍藏,不仅流传有绪,反映了帝王们的审美品味,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此外,还有部分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文物、后来的征集,以及配合嘉义分院规划所拓展的亚洲文物收藏。藏量因为透过各界捐赠和购藏而逐年增加,时间跨度则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收藏最具影响力。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年代序列系统性地陈设约3,000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两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每3个月定期更换。
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和清廷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协议,允许用外国君主礼节对待退位后的清朝末代皇帝,并供给岁用400万银圆,皇族和他们的下属可以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内廷,溥仪于是宣布退位。后来金绍城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内提议筹备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便指派杨乃庚和治格等人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行宫内3,150箱约234,100余件文物分十三批移至紫禁城外廷。日颁布《古物陈列所章程》;隔年2月4日在武英殿和文华殿成立古物陈列所[注
7],用来展示皇帝的私人收藏,并于10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向公众开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博物馆。
溥仪在铺盖内夹带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离宫,遭驻卫步兵查获扣留。溥仪虽居于内廷,却常以赏赐其弟溥杰、旧臣借观等名义,挑选内务府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珍藏,利用溥杰、溥佳放学时机夹带出宫,辗转存放在天津和长春的私宅;期间造成1,353件书画(其中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及502函、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清室小朝廷和共和体制并行,况且岁币虚耗国库,与现实多所抵触。黄郛摄政内阁于是和溥仪商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奉命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11月20日,以委员长李煜瀛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由10名政府代表、5名清室代表,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和北京教育会各派1名监察员,共同议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分组会同专家及事务员严加执行点查和登录宫内文物的工作。
孙中山辞世后,清室遗老复辟势力亟欲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为了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外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于是在日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中决议尽速成立故宫博物院。同时拟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古物馆和图书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和理事会管理制度;据此又拟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遴选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并主持院务。最终择定故宫博物院在当年国庆日揭幕,以示双重纪念;开幕当天下午2点,在干清门内举行典礼,随后开放民众参观;内部至乾清宫以神武门作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外廷部分仍是古物陈列所。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北京后,国民政府派易培基在日接收故宫博物院,并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随即于隔日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筹备中央逆产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拍卖或移置故宫文物和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后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驳斥抗议,国民政府后于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10月8日又任命37名理事,并推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首任院长,易培基、张继和李宗侗为常务委员。至此,经亨颐的前两项提案终究未能实现。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东北后,国民政府着手文物南迁计划。隔年,关东军攻陷热河且进逼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古物南运,将院藏文物精华立即装箱、捆扎停当。随后李宗侗先行至南京筹备,经请示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决定文物落脚上海。但反对南迁者以周肇祥为首的部分北平人士,则在太和门聚众演讲、示威阻挠,后遭到北平当局制止。
日夜间,华北情势告急,北平于是宣布戒严,装箱文物连夜被几十辆板车轮流运上火车,于隔天黎明启运。沿途有100名军政部宪兵和若干名院内警卫荷枪实弹戒备,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回津浦铁路南下,首批文物在吴瀛等人押运停靠下关,后转招商局江大轮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一座钢筋水泥建造的七层楼仓库内。随后马衡、袁守和、沈兼士和俞星枢等人各押一批运抵,至5月15日止,共有五批文物抵沪,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13,491箱(其中古物馆2,631箱、图书馆1,415箱、文献馆3,773箱、秘书处5,672箱)、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和国子监11箱,合计19,557箱。同时又另外在英租界四川路租了一层仓库,南迁各单位人员则在两处仓库附近承租数栋公寓作为宿舍和办事处,并持续对南迁文物清点和重新审定编目的工作。
中华民国教育部也定于1933年4月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由傅斯年担任筹备主任,翁文灏、李济和周仁分别为自然、人文和工艺三馆主任。李济在隔年7月接替筹备处主任,随后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由9名委员推选翁文灏出任委员长;7月26日又推傅斯年、张道藩和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并在8月4日致函南京市政府,拟征收土地作为博物院。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隔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继又在4月4日在南京召开理事会,蔡元培任理事长,马衡实际授任院长;12月,理事会通过了沈兼士和王世杰在朝天宫成立南京分院和修建库房的议案。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1935年4月收到南京市政府函复后,主体建筑6月初便动工兴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组织规程》则于11月1日施行。同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着手筹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展事宜。朝天宫库房新建工程也在1936年3月展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稍后在4月15日成立理事会,会中拟定通过《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议事细则》和《国立中央博物院各馆组织暂行通则》,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聘请13名理事,推定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同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所属南迁文物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放上海文物也在12月17日全数迁入朝天宫地库,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北京和上海两办事处随即撤销。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工程于是在8月底停工。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南路80箱文物是5月17日才刚结束伦敦展览会运抵南京的精品,加上未提选赴展的〈散氏盘〉和〈快雪时晴帖〉等诸多传世孤品要件,随即登上由庄尚严、那志良和曾湛瑶等人押运的招商局建国轮,经南昌至汉口,在武昌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隔年11月运往桂林;日迁至贵阳六广门一处花园内;隔年2月又移至安顺华严洞存放,由庄严出任安顺办事处主任,期间并拣选了100件贮于洞中的文物,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1944年冬再迁往四川巴县。
中路9,369箱文物,由杭立武和杨师庚等人押运招商局江安轮和英商黄埔轮沿长江水路,先后在日和12月2日运抵汉口;后仓促从宜昌运至重庆,先存放在四川禁烟局仓库,后又不断更换位置;1939年春再迁往宜宾,9月中旬才到达乐山安谷乡,由欧阳道达出任乐山办事处主任,因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常遭白蚁和仓库渗漏危害。1939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贮放重庆的143箱文物也先后三批分别迁往昆明和乐山;隔年8月再分别迁贵州安顺和四川南溪李庄镇。
北路7,286箱文物,由吴玉璋[54]
等人分三批设法在大屠杀5天前押离南京,沿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铁路经西安运至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暂存,后改汽车载运,历时48天才在日分别运达汉中文庙与褒城;5月26日起,又经四川广元蜀道翻越秦岭,历时10个月才全数运抵成都大慈寺;同年7月随即迁往峨眉大佛寺和武庙安置,由那志良出任峨眉办事处主任。总计三路西迁抢运出16,735箱文物,2,953箱文物因长江下游已封锁而滞留南京;日军占领南京后将文物库房强行占用,连同朝天宫一起改为伤兵医院。
行政院后来在1939年7月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调查须知》,展开被劫文物的调查蒐证作业。教育部则在日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杭立武,副主任委员李济和梁思成等18名政府和学界代表组成,负责二战后公私文物封存和清理等归还物主的工作。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成远东委员会,主导轴心国归还掠夺文物政策。李济和张凤举等人隔年初便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本追查、交涉并索回部分珍贵古物,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西迁文物则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后又在日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隔年3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古物陈列所的商周铜器、汉朝文物、历朝帝王像和边疆民族标本等古物,随后邀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历朝名画和名窑珍瓷共同于5月29日在刚落成的馆舍举行为期10天的两院联合展览会。
徐蚌会战爆发后,随即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在11月10日召开理事会,会中杭立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和王世杰等理事均同意由各机关拣选精品运往台湾。会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华民国外交部等机构共同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由杭立武统筹文物运台事宜;杨师庚和芮逸夫则先行至台湾筹备。
第一批772箱文物由李济、庄尚严等9名人员从南京下关押运中鼎舰在日抵基隆港,隔天清晨改装火车运至杨梅通运公司的杨梅仓库存放。随后第二批3,502箱文物由李霖灿、昌彼得、那志良等13名人员押运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港。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独立贮放杨梅外,其余连同首批存放杨梅的文物均于1月9日转运到台中糖厂两栋仓库内。第三批原定搬运2,000箱文物,但昆仑舰一到海军眷属就抢先上船,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于是下令开放官兵卧舱、甲板、餐厅和医务室等空间容纳箱件,终究只能装载1,248箱文物,后由索予明等4名人员在2月22日押抵基隆港,转运至台中糖厂;外交部档案则于稍后再从台中运往台北归还外交部。迁台期间,杭立武也曾令在北平的马衡,将留置文物精华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托,致使一箱也未运出。最终战争形势突变只运了三批,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597,556件册)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852箱;11,865件册)在内6个机构的文物,计有5,522箱。
8月31日,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由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联管处也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今台中市雾峰区吉峰里)北沟山麓觅地筹建3座库房,并在隔年4月12日迁入(今仅存北沟故宫文物典藏山洞)。5月10日公布《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组织规程》,理事会稍后在7月17日成立,21名理事推定李敬斋为理事长,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丘念台、余井塘和程天放等人为常务理事,杭立武理事兼任秘书。日,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成立,由共同理事成员会同专家分批进行简目性质的文物帐籍,直到1954年才告完成;这次清点编制的《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点查两院存台文物点查清册》也成为日后盘点的原始清册。联管处同时也着手集结两院珍藏出版图书,后续又向亚洲基金会请得补助款成立出版部门。
之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恢复建制并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物,联管处于是在1955年1月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同年11月撤销教育电影组后,又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1956年5月,亚洲基金会拨款补助设立北沟文物陈列室,于隔年3月对外开放。之后受亨利·鲁斯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间接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也奠定日后这批展品在国际间的影响力。随后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
北沟文物陈列室受限于展示空间狭隘且所处地点偏僻,社教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加上简陋馆舍难敌雨水渗入库房的危害,两院共同理事会于是在日常务理事会提议另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从美援项下拨款兴建后,隔年9月便设立两院迁建小组展开新馆筹备工作。日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规程》,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人员和其文物编入国立故宫博物院,并恢复建制隶属于行政院,管理委员会稍后则召开会议,通过了蒋复璁为院长等人事案。蒋中正总统也亲题“中山博物院”门额,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外双溪现址正式开幕,院内大厅并设置铜像作为纪念。
此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相继颁布施行,另外又制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和《国立故宫博物院接受外界捐赠处理要点》来扩大典藏范畴,以弥补皇家收藏的局限;至今透过其他机关移交者有22,950件册,受赠46,883件册,收购17,041件册,合计86,874件册。加上承自历朝宫廷的收藏,两者数量计有696,295件册。管理委员会于是延揽聘请45名学者和专家组成委员小组,对院藏文物做全面的详载登录尺寸、重量和状况,并附编号标签,拍照建档以利日后辨识,至1991年5月《民国79年度清点清册》才告完成;同年也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设置要点》。第三次全面盘点则结合数位化建档于日完成,结果发现有5件清朝文物的附件受损或遗失。
该博物院在台北复院以来,“中国瓷器讨论会”、“中国古画讨论会”和“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等各项国际研讨会和讲座持续展开,也发行了《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众多出版品,逐步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地位。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之后在杜正胜院长任内通过《国立故宫博物院专业人员新进及升等审议作业要点》等规章,导入企业化管理模式经营博物院,并将收藏视野扩及亚洲区域内的各个文明。从2001年的数位先导计划开始,国立故宫博物院陆续参与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今中华民国科技部)多项专题研究计划以及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透过数位艺术的呈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应用,得以突破实体展览场域限制,使教育资源更贴近大众。同时也参考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在2006年援用文化资产保存法第69条制定收费规定。又于2004年推出“Old
时尚故宫”概念行销典藏,并拍摄电影《经过》和《盛世里的工匠技艺》、《透视内幕: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多部纪录片,教育推广之余也借此重塑新的形象。
博物院从2007年7月起,搭配故宫周末夜活动于夜间开放参观,后来整体开放时间随着参观人数逐年攀升而拉长,2014年总共迎来了5,402,325人次造访达到历年新高。除了有提供导览人员讲解,另有9种语言的语音导览、视障和手语导览,以及“带着故宫走”和“故宫常设展”行动应用程序(APP)服务等。历来举办过“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溯源与拓展——岭南画派特展”、“
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以及和北京故宫首度携手联展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等当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艺术展览。也于1970年代挑选文物赴日本和韩国参展,华府国家艺廊则率先在1991年以《豁免司法扣押法》保证借展文物于当地展出期间不受司法扣押或追诉影响来提出邀约,后续的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国家主要博物馆也在取得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保障后,进而展开双方的合作计划。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外双溪的院址是由故宫院区和故宫艺文园区所组成,占地约206,000平方米。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兼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王世杰在1961年指定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的方案胜出;但中央高层并不满意无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设计,最终改委托评审之一的黄宝瑜重新设计并执行此案。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式建筑,配上米黄色钢砖外墻,后方半山腰并开挖钢筋水泥壁山洞库房,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启用。两翼和护龙建筑大致沿用相同形式,分别在1967年和1971年完工,使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
行政大楼在1984年启用,除了瓷器品项仍贮于山洞库房外,其余藏品陆续都移置行政大楼地下室自动化的库房内,正馆展厅也全面建立起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防盗等保护措施。1996年4月,图书文献大楼启用开放,大宗善本古籍和档案文献改贮藏于此。一楼约1,300平方米的场域规划为第二展览区,用于举办各项特别展览;二楼至四楼的图书文献馆则采取开架陈列方式,供各界提阅古籍和文献的副本,以及阅览参考有关中国艺术文化、文物维护和博物馆学等类别的中、外文图书期刊。日完成动线改善和建物耐震补强工程,使正馆空间达到24,123.58平方米。但馆舍空间仍不足以因应日益增加的典藏和访客量,国立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于是在第3届第2次会议提议大故宫计划,并由召集人林百里和院长周功鑫等人自日起着手推动;同年3月24日设置《大故宫计划筹建会成立要点》办理相关业务,待第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且经行政院核准,才会招开国际竞图作业。
此外,也于1983年,在张大千遗赠的台北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隔年又仿效养心殿西室书房于正馆四楼规划三希堂来提供游客茶点和热食。1985年和1994年于馆舍两侧再仿效中国园林分别设置至善园和至德园。正馆右前方由姚仁喜设计的帷幕墙建筑,是以BOT模式兴建运转的故宫晶华餐厅,自日开幕营运以来,除了结合博物院藏品推出故宫国宝宴,也提供各式中华料理和台湾小吃。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2000年中央政府政党轮替,陈水扁政府主导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3年1月,行政院直接选定以嘉义县太保市为故宫分院院址,并配合邻近的高铁嘉义站特定区开发计划共同进行。
2008年11月,建筑师Antoine Predock与故宫方面因沟通不良,导致Antoine
Predock退出本案求偿。
2009年3月,院长周功鑫提出增建六座花园。
2011年3月底,依据故宫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划书,与设计团队完成博物馆区主体建筑及相关工程签约。
日,依据中华民国中央行政机关组织调整,增设南院处。
2013年2月,故宫南院博物馆主体建筑工程动工。预计2015年12月对外试营运。
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
类别& 数量& 比例
绘画& 6,532&
书法 5,030 & 0.72%
成扇 1,880& &
铜器 13,172 & 1.89%
陶瓷器 & &
25,5513.67%
13,4761.94%
珐琅器 & &
2,5200.36%
& 3080.04%
1,5360.22%
& 6630.10%
& 2,3790.34%
杂项 & 12,9781.86%
善本书籍 & &
211,19030.33%
清宫档案文献386,86255.56%
满蒙藏文文献11,5011.65%
范宽〈谿山行旅图〉描写万物生息不灭,人如同山中过客般的宇宙观。
郭熙〈早春图〉呈现初春大地复苏景象,十字章法的稳定结构也寓意君臣伦理的规律。
李唐〈万壑松风图〉融和范宽画风与深受皇室喜爱的青绿重彩,对南宋院体山水画有着关键性影响。
继承自中国历朝皇室收藏的巨幅绘画立轴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画一大特色,且9世纪中期至17世纪的名家作品和18世纪的宫廷绘画多为齐全,当中又以10世纪至14世纪中期的画作为典藏核心,像是被誉为“故宫三宝”的范宽〈谿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3件限展绘画,对于散点透视法的运用和全景式山水画风格的确立,有着划不同时代的重要意义。
李唐后来在〈江山小景图〉不仅延续北宋画院的小青绿风格,同时也掀起了南宋近景山水的新页;马远运用墨色变化烘托皇宫在元宵节夜宴景致的〈华灯侍宴图〉,属于古代山水画描绘灯光罕见的例子,也是“马一角”山水的典型;夏圭长篇的〈溪山清远图〉则以客观写实手法呈现了“夏一边”江南景色的淋漓壮阔;元朝艺坛领袖赵孟頫表现文人画青绿山水意境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被誉为“画中兰亭”却经历火劫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明四家之首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特地绘制的〈庐山高图〉;宋徽宗取法唐朝装饰风格而创作的〈池塘秋晚图〉,以粗放笔法将汀渚水鸟画于宫廷专用的粉笺纸上,粉笺经久已剥落,呈现出古代花鸟画审美的趣味;崔白〈双喜图〉则摆脱装饰遗意,强调观察写生,开创细腻兼有写意的风尚;[34]
文同运用充满力道和速度感的飞白笔法描绘〈墨竹图〉,树立文人墨竹画形神兼备的艺术形式;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集各家所长完成了最华丽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其中加入明清时代的风俗,以及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
又像是影响日本禅宗画深远的梁楷,其减笔写意绘成的〈泼墨仙人图〉;刘松年工笔重彩,泥金装饰袈裟纹样的〈罗汉〉;马麟据宋理宗爱松形象描绘的高士〈静听松风图〉。此外,张胜温被誉为“南天瑰宝”的大理国传世唯一画卷〈画梵像〉,则是研究南诏和大理国历史、宗教和艺术的重要资料。旧藏于南薰殿的历朝159幅帝王像、59幅皇后像和202幅先圣名臣像,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元、明三朝皇室衣冠妆饰和礼制等方面的依据。
作为传统书写工具和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书法自然是受到权贵和文人们喜爱与重视,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来自宫廷的书法、法帖和拓片,对于历来书风发展的演进和皇室鉴别收藏的品味都有一个脉络可循,其中又以7世纪至14世纪中期的大师作品珍藏著称,像是备受唐太宗推崇的王羲之,即使现今已无真迹传世,仍可透过唐朝人用双钩廓填法复制的〈快雪时晴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和〈远宦帖〉5件限展书法,以及传唐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目前仅存完整的原石拓本〈定武兰亭真本〉,来探究王羲之楷书、行书和草书三种字体的风貌;孙过庭的〈书谱〉则延续了王羲之章草的精神,是一件骈文辞藻、理论和书法艺术兼具的长篇论作;摘录部分当时名流评价而写成的〈自叙帖〉,则展现了怀素狂草恣意挥洒、不拘形式的艺术风格;颜真卿在祭文草稿记录了侄儿颜季明奋勇抵抗安史之乱叛军却壮烈牺牲遭遇的〈祭侄文稿〉,行笔虽然首尾一气呵成,但不同程度的字迹变化仍透露出书写时悲恸和愤慨的情绪起伏。
而〈黄州寒食诗帖〉则抒发了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穷愁困顿的心境;黄庭坚歌咏景物并感念于师友深厚情谊而写下的〈松风阁诗帖〉;米芾在珍贵蜀素绢上创作数首记游和送行诗作的〈蜀素帖〉,行气丝毫不受乌丝栏界影响;吴琚行书〈七言绝句〉则是存世最早以立轴形式表现的中国书法作品;赵孟頫厚实的大字楷书〈趵突泉诗〉和唯美风格的行书〈赤壁二赋〉,册页起首并绘有苏轼白描画像,是赵孟頫将书法融入绘画的精采力作;和赵孟頫并称“二妙”的鲜于枢,因为藏有一面稀有透光镜,便以大字行楷书写下〈透光古镜歌〉;祝允明自认媲美张芝狂草境界的〈杂书诗帖〉;文征明追求王羲之“冰姿玉质”笔法所写的小楷书〈醉翁亭记〉。此外,唐玄宗忆旧时兄弟相聚时光所写的传世唯一墨迹〈鹡鸰颂〉、宋徽宗传世瘦金书字体最大的〈诗帖〉和宋高宗赋予岳飞边关军务全权而写下的〈赐岳飞手敕〉,均展现了帝王们各自的艺术造诣。
宗庙礼器在青铜时代被视为至高王权合法性的依据和贵族阶级身分的象征,故备受皇室尊崇,国立故宫博物院因此藏有1,900余件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期的传世宗邦彝器,体系完备而全面。加上古代藏家会将青铜器表面做除锈上蜡处理,使得该院典藏多为这类熟坑青铜器。又历来金石学兴盛,提供人们研究上古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先秦铭文青铜器也成了院藏的另一项特色,像是〈毛公鼎〉腹内的500字册命书即显示出西周晚期宣王中兴的企图,古奥艰深的训诰散文不仅抵得一篇《尚书》,也是大篆书法的成就;〈散氏盘〉则是中国土地契约最早的实物,腹内357字大篆,横势奔放风格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实际上是开启了草篆书风的先河,在碑学体系中极具分量;周厉王亲征使南方27国臣服而下令铸造的〈宗周钟〉,钟面饰有夔龙纹和36枚华丽的乳突,所铸122字大篆为商、周两朝甬钟“钟王”;形制深具代表的〈颂壶〉,盖和器口沿部各有151字相同册命仪式和慎终追远观念等纪录,详尽的细节除了印证《尚书》、三《礼》和《左传》等文献说法,也补阙漏部分。
商朝则在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变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布满夔龙纹和鸟鱼纹,腹内有龙纹浮面居中的殷商大型水器〈蟠龙纹盘〉;而该院所藏17件铸有“亚丑”族徽的青铜器,其中9件为方形器,特征在合范处都有突出的双钩棱脊装饰,且配合器形外观改以方形雷纹衬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亚丑方觚〉;器身各处饰有雷纹、夔纹、鸟纹和饕餮纹的〈亚丑方簋〉,双耳则以兽首衔鸟附垂珥做为装饰;大口折肩〈亚丑方尊〉,活动式的8个兽首是利用榫卯结构独立铸造;腹底有“作宝簋”铭文的〈双龙纹簋〉,各异的双龙首盖、菱格纹器身和夔纹圈足,加上双半环耳附垂珥,罕见于商、周两朝簋器;新莽传世10进位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铭文说明全器5个量体的尺寸和容积计算方法,间接也得知所采用的圆周率为3.1547。此外,该院尚有购藏和受赠自彭楷栋旧藏的438件亚洲各地金铜佛像,像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镀金厚且与铜胎紧密,两层台座铸有55字铭文,背光外圈的倒U形火焰纹形制是金铜佛像首见。
相较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枭罐〉和龙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现初民对窑烧技术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异,陪葬品形式存在于古代丧葬文化中的西汉〈黑陶茧式壶〉和唐三彩陶器,以及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和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青瓷洗〉等10世纪中期之前的瓷器典藏,宋朝五大名窑瓷器、明朝官窑瓷器、盛清画珐琅和洋彩瓷器等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堪称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瓷最大特点,像是该院所藏21件以玛瑙入釉的汝窑瓷器,温酒具〈青瓷莲花式温碗〉和未开片的〈青瓷无纹水仙盆〉等孤品;织锦缎背心有刻划缠枝牡丹纹饰和印花的〈白瓷婴儿枕〉等近800件定窑瓷器收藏;器形仿自青铜礼器的南宋官窑〈青瓷贯耳壶〉;颈部饰有一对凤凰附耳的粉青釉龙泉窑〈青瓷凤耳瓶〉;葡萄紫泛蓝釉彩的〈丁香紫尊〉等100余件钧窑瓷器藏品;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窑〈米色高足碗〉;成套的景德镇窑〈霁青单把杯〉和〈霁青盘〉元朝酒器,釉面金银描绘痕迹显示受到伊斯兰艺术的影响。
壶身用钴料彩绘转枝莲花和海涛纹的明成祖永乐〈青花花卉纹大扁壶〉,以及瓶腹绘有回首三爪蟠龙,瓶颈和口沿有枝莲等花卉纹饰的〈青花龙纹天球瓶〉;因壶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宝石红釉僧帽壶〉;藏有传世90%以上数量的明宪宗成化瓷器[148],像是结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黄、绿、红三色,呈现两组子母鸡觅食于野地享天伦乐的〈斗彩鸡缸杯〉10件,以及绘有象鼻夔龙舌吐莲花和如意云的〈天字款青花斗彩夔龙盖罐〉;罐身绘满麋鹿、花卉、桃实和云朵的明神宗万历〈五彩瓷百鹿尊〉;烧造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坊的清圣祖康熙〈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方壶〉和〈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盖碗〉;集文人诗、书、画、印于一器的〈珐琅彩山水碗〉和〈珐琅彩瓷孔雀图碗〉等186件清世宗雍正珐琅彩瓷;所藏500余件清高宗乾隆珐琅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珐琅彩瓷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技法的又一创新,像是〈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游春水瓶〉、〈磁胎洋彩红地团花山水汤碗〉和〈磁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尊〉等“乾清宫头等瓷器”,也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经验并超越的企图心。
东亚新石器时代的初民相信玉石所蕴含的能量可以通灵,因此巫师透过玉石制作的祭器施法来沟通人神,使得敬天法祖的伦理和玉殓葬的风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像是兴隆洼文化的〈玉耳饰玦〉和〈玉弯条形器〉;红山文化有玄鸟意象的〈玉勾云形佩〉和卷曲浑圆的〈玉猪龙〉;龙山-齐家系外径38.7至39.4厘米宽的〈玉璧〉;良渚文化47.2厘米高、有17节68个小眼面纹的〈玉琮〉;龙山文化双翼牛角抽象面纹和狰狞具象面纹一体两面的〈玉人面纹圭〉等象征史前权力的礼器。伴随人文主义兴起,玉器自前20世纪开始淡化通灵色彩,逐步形成以圭璧组配为玉礼制的核心,像是夏朝发兵或调遣军队信物的〈牙璋〉;商朝祭典中用来招降、依附神灵的〈龙冠凤纹玉饰〉;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带璜组玉佩〉和缝缀著26片玉饰的丧葬面罩〈覆面玉石饰件〉;单柄似a字形,用来承接露水调和玉屑服食的汉朝〈单把杯〉;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龙纹角杯〉和带翼神兽〈玉辟邪〉等象征阶级身分的墓葬品。
唐玄宗开元13年(725年)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举行封禅典礼祭地各自使用的祝祷文〈禅地祇玉册〉和附有玉匮嵌片的〈禅地玉册〉,两者都是补足、刊正史籍阙漏和错植的珍贵资料。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趋于写实、多元样貌的玉器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玉大宗,像是北宋或辽朝或金朝皇室所属的〈玉镂空龙纹盘〉;南宋仿三代玉壁双螭纹和如意云纹形制的〈螭纹璧〉;逼真枯萎荷叶形体的〈玉荷叶杯〉;鳌鱼跃出水面波涛,寓意鱼跃龙门的明朝〈玉鳌鱼花插〉;清高宗为庆祝70岁和80岁生日而下令制作的〈古稀天子之宝〉玺和〈八征耄念之宝〉玺;利用翡翠颜色分布巧雕而成的清德宗瑾妃嫁妆〈翠玉白菜〉,绿叶白梗象征清白,叶上各雕有一只螽斯和蝗虫寓意子孙绵延;汪精卫1941年6月访问大日本帝国时,献给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风〉、香淳皇后的一对〈翡翠雕花鸟瓶〉和贞明皇太后的〈白玉花鸟瓶〉。来自南亚、中亚和西亚的290余件伊斯兰玉器收藏,像是蒙兀儿帝国融合瓠瓜和莲花外形、欧洲莨苕叶纹装饰柄端和器缘的〈玉瓜瓣杯〉,受伊斯兰艺术影响而呈现规整对称花叶纹的〈白玉嵌红、绿宝石盘〉和〈碧玉金丝盘〉,以及将每瓣花叶纹浅浮雕成圆形或椭圆形凹窝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雕花盖罐〉等17世纪至19世纪早期贡品。
馆区 开放时间票价(新台币)
正馆(展览区一)每天 8:30-18:30 全年开放,周五、周六增夜间延长开放时段
18:30-21:00。售票时间:8:20-18:00,周五、周六售票至20:30止。
1、一般观众普通参观券250元。
2、中华民国国民、持国际学生证者、持青年旅游卡者优惠参观券150元。
3、10人以上团体参观券230元(另加收语音导览系统租金20元),每天售票至18:00止。
图书文献馆(二至四楼)周一至周六 9:00-17:00,周日和国定假日休馆。
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周二至周日,每天4个时段:9:30、10:30、14:00、15:00,每次40分钟。周一、4月2日(张大千忌日)和国定假日休馆。于一周前至国立故宫博物院网站线上预约,并于参观前3天网络查询是否成行。每天以60名为原则,每梯次以15名为限。
至善园周二至周日
8:30-18:30(四至十月),8:30-17:30(十一月至三月)。20元,投币入园,凭参观券者免费。
至德园免费参观。
儿童学艺中心每天 8:30-18:30 全年开放,周五、周六夜间延长开放至
21:00,每周一下午休馆。团体参观需申请预约,以5至12岁学童为主。
中华民国国民凭身分证件于夜间开放时段免门票。本国学生持学生证明者、65岁以上国人、学龄前儿童、低收入户(凭证)、身心障碍者和其陪同者1名(不分国籍),皆免门票。游客不分国籍于1月1日元旦、元宵节、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9月27日世界观光日、10月10日国庆日,皆可免费参观。
台湾文化,或简称台湾文化,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过去两千年的移民社会,由多样化的人种族群所组成,且不同时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现。从最早期的南岛文化、古闽越文化,到中期的海盗文化,地理大发现后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文化,郑氏时期以后东南沿海汉人开始大规模开垦,儒家道家等宗教开始对本区域发生影响。到后来又混合日本统治时代的文化与接受日本皇民化文化教育,最后是承受战后欧美文化的影响,以及本地与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觉醒,具有传统与现代的面向,以台湾为文化主体范畴逐渐确立。
依族群分类,可大致分为:原住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族群文化、南洋移民文化。
依时代分类,可大致分为:史前文化、荷西殖民文化、明清闽南移民文化、日治时期文化、大陆移民(1949年移民)文化等等。
旧石器时代:台湾东部与恒春半岛的长滨文化与西海岸中北部的网形文化。
新石器时代:
早期:大坌坑文化
中期:北部的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讯塘埔文化。中部的牛骂头文化。南部:牛稠子文化。东部:绳纹红陶文化。
晚期:北部的植物园文化。中部的营埔文化。南部的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东部的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花冈山文化
金属器时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中部的番仔园文化、崁顶文化、大丘园文化。南部的茑松文化、龟山文化。东部的北叶文化、静浦文化。
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民族,目前约五十多万人。依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原住民的屋架建筑、火垦、食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的维系仍然保留着。亲族制度中,泰雅族、布农族为父系社会;阿美族、卑南族则为母系社会。部落组织中,鲁凯族与排湾族为贵族社会;赛夏族、布农族则为氏族社会。
原住民重视祖灵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几乎各个原住民族都有丰年祭,各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射耳祭(以箭射兽耳祷求猎获丰收)与小米祭;赛夏族每二年举办一次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排湾族人的五年祭。此外,卑南族重要的祭仪有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锄草祭等。南邹族相信祖灵依附在收藏的贝珠中,因而有子贝祭;邹族则有战祭、收获祭。
另外,原住民的音乐和工艺也具有相当特色。鲁凯族的陶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邹族的揉皮技术。布农族的多音部合唱、阿美族的无半音五声音阶则是其音乐特色。
客家族群强调的文化,是以刻苦耐劳、坚韧刚强、开拓创业、团结奋进的“硬颈”精神而著称的。客家族群从中原迁徙往南发展并保持了强大凝聚力,在语言、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都留存著丰富的中原古风,守礼重义、好学问、讲伦理的风气,是客家民系的特质。客家人自迁台之后,形成的客家庄,是强而有力的家庭组织,在昔时农业社会中,维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不但谋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是对外共同抵御及扶养老弱孤寡的依据。
在建筑上,台湾客家有“宗祠”、“公厅”等客家特殊建筑类型。在建筑材料运用上都是因地制宜,用泥土、火砖、木、竹,都以在地资源优先考量。在建筑色彩上吸收了闽南“红砖红瓦”的风格而非“白墙乌瓦”。在空间格局的设计上坚持着公厅的家族性公共空间的规矩,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形成在地化客家建筑风格。例如著名的新竹县北埔天水堂姜屋、屏东县佳冬萧屋、六堆伙房与美浓烟楼等等客家传统建筑,都可以看到台湾客家建筑落地生根的具体轨迹。在服装上,过去客家人有自己的日常服饰“蓝衫”,但现已成为表演的象征性穿着,近来北部地区也有“客家花布”的服装设计以及新创造的“客家衫”,期待成为新的客家服饰。台湾在2001年成立客家委员会,并举办“台湾客家文化艺术节”、“客家桐花祭”,创设“客家电视台”,使得台湾客家文化得以充分展现,台湾客家语得以复兴。
台湾的闽南人也涵盖闽南化的平埔族群与近四百年来由福建渡海来台之移民的后代。昔时移民主要分成漳州人和泉州人两大支,属汉族,一说以汉化的百越民族为主。漳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平原地带、北部沿海地区及兰阳平原,故漳州腔被称为内埔腔;泉州移民主要居住在中部沿海地区、台北盆地,故“泉州人居住在海滨,漳州人居住在内陆平原”的说法,仅在台湾中部地区符合此一分布。在移民初期,泉州、漳州之间时有泉漳械斗,今皆自称为“台湾人”,不再区分泉漳。住宅元以闽式建筑为主,后空间设计融入日式塌塌米和室。
大致有海鲜丰富、酱菜入菜、节令食补等特色;倾向自然原味,调味不求繁复,“清、淡、鲜、醇”是台湾菜烹调的重点,不论燉、炒、蒸或水煮,都趋于清淡,且喜以沾料调味。台湾菜的清鲜美味也在所有以调味浓厚(如台湾客家菜或粤菜)取胜的地方菜中独树一帜。炎热天候同时也使一些带有酸甜味且开味的菜肴出现在台湾菜中。
台湾因为四面环海,海资源丰富,又在日治时期受到日本菜的影响,出现了不少海鲜开胃菜(冷食或生吃),所以生鲜凉菜也是台菜中的一大重点。海鲜滋味本来就很鲜美,因此不需要使用太多繁复的佐料或用复杂的方法来烹调海鲜。也正因为烹调方式容易,海鲜料理如虾、鱼、蟹等攻占了台湾菜的席面。如拉面、寿司、味噌汤亦是常见料理。台湾菜素有“汤汤水水”之称。早期能移民来台的汉人(又其以闽南人占多数)只限男性。
因为要忙于农耕开垦,同时当年的物质也不如今日充裕,为了方便,他们常常煮一锅可为汤又可为菜的羹菜,既营养又方便。闽南式羹汤至今在台湾民间依然受各族群喜爱,其中西卤白菜和生炒花枝均为代表。又有香菇肉羹汤等。
重要的台湾料理有牛肉面、担仔面、大肠(蚵仔)面线、滷肉饭、臭豆腐、蚵嗲、肉圆、鸡肉饭、肉羹、淡水阿给、肉松、麻荖、贡丸汤、蚵仔煎、棺材板、油饭、甜不辣、滷味、鸡排、碗粿、车轮饼、大肠包小肠、药燉排骨、猪血糕、珍珠奶茶、木瓜牛奶、豆花等。早餐则有台式早餐店贩卖各式汉堡、火腿蛋(吐司)。另外,台湾各城镇均有以贩售杂货、饮食、游戏等商贩聚集的夜市,是庶民生活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台湾百年前即有许多中国闽粤移民,生活方式深受汉人文化的影响。台湾是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的区域。但现在多以外来移民所引入的民间信仰作为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文化的主体。就信仰人口而言,大部分台湾人同时信仰佛教与道教,融合佛、道的民间宗教对社会生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各地也有各地盛行的神明祭典。但也有近10%的天主教与基督教徒。
民间信仰庙宇
早期台湾移民多数乃由闽、粤渡海来台,海神天后妈祖是台湾最盛行的信仰之一。仅台湾一地,“就有妈祖庙510座,其中有庙史可考者39座,内建于明代的3座,建于清代37座”。著名的有北港朝天宫、白沙屯拱天宫、大甲镇澜宫、彰化南瑶宫、鹿港天后宫、台南大天后宫、澎湖天后宫、北投关渡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开基天后宫。
主祀关公的台湾民间信仰庙宇。台北行天宫是北台湾参访香客最多的庙宇之一;历史最悠久的行天宫是北投分宫,次之是三峡的分宫,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台南县盐水镇的盐水蜂炮就是关圣帝君出巡显圣祈求平安演变成的民间习俗。著名的有
台北行天宫、高雄关帝庙、高雄文武圣殿、台南祀典武庙、高雄大义宫。
保生大帝为台湾早期泉州同安籍移民信仰中心,至今已不分原籍畛域,成为重要的台湾民间信仰之一。台湾奉祀保生大帝庙宇以学甲慈济宫、大龙峒保安宫、台中元保宫最为著名。
义民祭典是台湾客家移民独有的信仰。以全台规模最大的新竹县新埔镇褒忠义民庙为例,其中供奉的便是死于战争的客家先民。清乾隆51年(西元1786年)发生林爽文事件,新埔附近的客家人,自动筹组了“义民军”。次年清廷率军登陆鹿港,会合义民军围剿林爽文。平乱后阵亡的义民军葬于新埔,在路旁山坡地建造墓冢,次年又在墓前建了一座“义民庙”。清廷有感于义民军协助平乱之功,先后颁赐了“义勇”、“怀忠”、“褒忠”三块匾额褒扬;因此义民庙又称为“褒忠亭”。新埔的义民庙每年农历七月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除了传统的普渡孤魂之外,最重要的是尊祭义民先烈为保卫乡土而牺牲生命的忠义精神。义民庙中元祭典,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开始,迄今已一百五十余年。
三山国王庙
三山指的广东潮州附近的巾山、明山、独山这三座山,三山国王代表这三座山的山神,显示潮州地区客家人及潮州人对自然的景仰与敬畏,潮州籍移民来台,三山国王成为潮州籍移民的守护神。
其主祀为千岁,亦可另称代天府或其他相似之名称,表示为代天巡狩,是台湾最盛行的道教信仰之一,也是台湾民间信仰,会有著名的迎王祭典。“王爷信仰”尤其盛于南台湾,与中台湾的妈祖信仰并称。著名的有南鲲鯓代天府、新竹池和宫、龙井福顺宫、佳里金唐殿、南雄代天府、麻豆代天府、马鸣山镇安宫、西港庆安宫、东港东隆宫。
为明朝镇邦护国之神,由明郑时期的官兵移民渡海来台时传入台湾,是台湾最盛行的信仰之一。著名庙宇有北极殿、下营北极殿玄天上帝庙、受天宫、梧栖真武宫、竹崎真武庙等。
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则将中坛元帅奉为神祇,俗称为三太子。随移民进入台湾,成为台湾民间信仰中重要的一环,并发展出艺阵电音三太子。著名庙宇有台南新营太子宫、高雄市三凤宫。
新营太子宫,历史最悠久,兴建于1728年,全国所祭拜的太子爷几乎由此分灵而出。
原住民庙宇
阿立祖(西拉雅语:litu、anitu、ngitu)为台湾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的祖灵信仰。原本不立塑像、神位,主要以祭祀壶瓮等物(如:瓶、矸、罐、缸、瓮等)为祖灵崇祀象征之所托,谓之“拜壶”。阿立祖的祭日是三月二十九日,目前台南县白河、大内(有8处公廨)、左镇、头社(阿立祖庙)等地,西拉雅族后裔仍保有此信仰。
以下为分支:
临济护国禅寺
慈济功德会
长老教会台湾分部
农历正月初六三峡祖师庙清水祖师诞辰祭典、三月廿三的妈祖诞辰全台庆典、四月廿六的先啬宫神农大帝生日“三重大拜拜”、五月初一的新庄大众庙大众爷生日“新庄大拜拜”,五月初六的淡水祖师庙清水祖师得道祭典“淡水大拜拜”、八月二十九的东港东隆宫迎王祭典,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和十月廿二的艋舺青山王馆青山王诞辰“艋舺大拜拜”等等。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是台湾的三大节日,而每逢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等传统节日,在台湾民间也有相同或带有特色的庆祝礼俗。此外,尚有多项深具台湾特色的民俗庆典,如迎妈祖、盐水蜂炮、东港烧王船、头城抢孤等等。
台湾妈祖信仰
多数渡海来台的移民多以妈祖为信仰神祇之一。其具有汉人世界中最知名的海神,被尊称为天后、天上圣母、天妃、湄洲娘妈。在台湾,几乎每个县市都有知名的妈祖庙;最著名的几处妈祖庙如白沙屯拱天宫(白沙屯妈)、北港朝天宫(北港妈)、大甲镇澜宫(大甲妈)、鹿港天后宫(鹿港妈)与北投关渡宫(关渡妈)等,各地的信徒众多。每年的“迎妈祖”活动,妈祖绕境出巡进香,可说是在台湾仅见的大规模宗教活动。
苗栗 𪹚 龙
苗栗𪹚龙
台湾早期以渔业为主的港口,常有王爷信仰的寺庙及祈福祭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外埔合兴宫-带的文兴七府王船、富美七府王船、文兴四府王船,云林嘉义一带的五年千岁、台南一带的五府千岁、屏东一带的温府千岁。而王船祭典中,最著名的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东港东隆宫平安祭典。东隆宫建于清圣祖康熙年间,主祀温府千岁,平安祭典的活动每三年一科,是将奉上天旨意代天巡狩的千岁爷接上岸来(称为“请王”)。平安祭典过程重点在于千岁爷绕境仪式,经过数日的祭典绕境(称为“出巡”)后,千岁爷必须回天庭缴旨,而“烧王船”则是送走千岁爷的仪式(称为“宴王”、“送王”),也是整个祭典的高潮,近年来常以“迎王平安祭典”称之。烧王船的平安祭典代表着地方百姓对千岁爷的感激,并祈求神明赐福东港百姓。
台湾有些地方在中元节普渡的盂兰盆会后,会将祭祀的供品提供民众抢夺,称为“抢孤”。一种说法是为了与孤魂野鬼抢夺祭品,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吓退流连忘返的鬼魂。台湾最负盛名的“抢孤”是宜兰头城镇的抢孤活动。抢孤是先搭设数十米高的“孤棚”,上层再搭“孤栈”,并在上头摆放供品以及旗帜,而棚柱上涂满牛油,想要凭己力爬上孤棚并不容易,往年常有意外发生,因此在清朝时期刘铭传曾经下令禁止抢孤活动。在1991年宜兰头城恢复举办抢孤,并且改善了活动抢夺的方式。以往为了账济贫苦亡徒争抢祭品的掠夺活动变成了目前具有竞赛性的民俗活动,能够首先取得栈顶的“顺风旗”就算夺标。而民间相信抢得顺风旗的人,可以获神鬼的庇护。
阴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台湾又称‘灯节’,也是俗称的“小过年”。在此节日,适逢多种民间民俗庆典举行,为了吸引国外观光人潮,中华民国政府于1978年将元宵节定为“观光节”。1992年元宵节,台北将举行两年的台北灯会扩大为‘台北国际灯会’,以当年生肖‘猴’为主灯,在中正纪念堂及其附近的信义路、杭州南路等四周道路展示各式传统与大型花灯。因为特殊且华丽,吸引不少国外观光客前来。后来,这项活动扩大延伸为‘台湾灯会’(全国性灯会),固定于元宵节举办。这项活动虽每年举行,但因颇有特色,总会引人注目。尤其每年不同的‘生肖’主灯,配合雷射、声音、灯光等科技,常使参观旅客留下深刻印象。2001年起,新上台的民进党政府基于“区域平衡”,将此灯会移师高雄市,亦同样引起瞩目。之后,各县市轮流举办灯会之常规就此建立。
中秋节习俗
中秋节 (华人)
在台湾,阴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是个重要民俗节日,一般民众普遍有吃月饼、柚子、烤肉的习惯。因此,习惯逢年过节送礼联络感情的台湾民众,不论长官下属间、亲朋好友间、厂商客户间,也常会馈赠月饼柚子等礼品;假使为登门拜访时所携,河洛话称为“伴手礼”。1980年代中期,台湾开始兴起中秋烤肉的习惯,这习惯咸信是于此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生活西化,台湾的中秋节烤肉的新节日民俗应该是洋化烤肉习惯的延伸(台湾常民文化学会理事长刘还月,自由时报,日)。1990年代初,台湾两家相当知名酱油厂商,于中秋前夕推出以“一家烤肉万家香”及“巴比Q”为主题的密集广告,于是中秋烤肉成为台湾如今最普遍的活动之一。2000年以后,台湾各地方政府陆续于中秋节晚上在大型空地举办大型烤肉活动。但近年环保意识高涨似有改变的趋势。
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台湾初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以灌输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和对领袖的崇拜。戒严时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动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文化呈现反共、传统、一元的特质。1987年,台湾解严后,多元文化思想受国内外许多因素推波助澜下逐渐兴起,开始出现台湾本土化运动或去中国化浪潮,以及台湾正名运动。
台湾文学方面,战后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怀乡文学,著名反共文学作家有王蓝(代表作《蓝与黑》)、姜贵(代表作《旋风》)和司马中原(代表作《狂风沙》)。同时,西方现代文学也是当时台湾文坛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王文兴为其代表,而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则有《台北人》、《家变》等。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本土作家以《台湾文艺》、《笠诗刊》为阵地,重拾乡土素材,关注农民与劳工等底层阶级的命运,作品隐含批判精神,终致在1977年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解严后,文学更加多元化。近几年,伴随网络兴起,网络文学成为新的风潮。1950年代,台湾的画坛主流以大陆来台的水墨画家与日治时期的本土西画家为主,绘画技巧比较传统。1960年代开始,新生代画家引入西方的抽象画等风格,美术风格走向西化。
1970年代台湾本土意识抬头后,绘画题材再趋本土化。解严之后,美术界生态多元自由,风格也日益前卫。二战后,一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国剧(京剧)等大陆剧种在台湾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歌仔戏、布袋戏等本土艺术则仍是庶民大众的重要娱乐方式。随着电视的出现,布袋戏、歌仔戏开始讲求声光效果,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而国剧与国语话剧则融入创新元素,经常以小剧场等形式表演,舞台剧表演成为台湾极具活力的艺术活动。战后初期,台语歌曲一度流行,音乐界也创作了大量反共爱国歌曲。在民间,由香港传入的国语流行歌曲和美国音乐风行一时。1970年代,知识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园民歌因此风行。1970年代以后受日本演歌文化影响,那卡西和夜总会等秀场文化在台湾也十分盛行,猪哥亮、高凌风、张菲、倪敏然、检场、胡瓜、郑进一等大牌艺人即崛起于此时,台语歌后江蕙及黄乙玲等人即是出身秀场的代表人物。1980年代讲究“字正腔圆”的国语老歌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有亚洲歌后之称的邓丽君,另外,凤飞飞、刘文正、欧阳菲菲、翁倩玉,更走红歌坛许久。受到西方摇滚乐的影响,在民歌时期结束后,罗大佑等人将社会百态、政府等当时受到压榨的百姓生活写成歌曲,造成知识份子一时引起的共鸣。另外,1988年叶启田的台语歌《爱拼才会赢》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发行,为台湾奋斗勇敢做梦的性格作上注解。
近几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华语乐坛的中心,五月天、罗志祥、杨丞琳、黄鸿升、Lollipop-F、JPM、周华健、张惠妹、周杰伦、蔡依林、S.H.E.等歌手红遍两岸三地及新马地区,成为华语乐坛的重要力量,因此吸引不少来自亚洲各地的新秀来至台湾大放异彩,例如;梁静茹、光良、品冠、孙燕姿、林俊杰、谢安琪等人。
台湾电影在官营制片厂的经营下,拍摄大量国语剧情片,其中不少都带有反共色彩。同时,台语片也悄然兴起,题材以民间故事等为主。19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主流,代表作有《蚵女》、《养鸭人家》等。同时,香港制作的电影也在台湾广受欢迎,也影响到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路线,爱情片、武侠片和功夫片成为一时的主流。1970年代,伴随着外交困境,中影制作了大量的爱国政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条船》等。1980年代起,《儿子的大玩偶》等影片开始了“台湾新电影”风潮。解严之后,后新浪潮电影兴起,李安、侯孝贤与蔡明亮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导演。同时,伴随着美国好莱坞等洋片的大举进入,国片的环境与市场日益萎缩低迷。2008年,《海角七号》创下超过新台币五亿元的空前票房并赢得第45届金马奖六个奖项,并带动《囧男孩》、《九降风》、《一八九五》、《艋舺》等台湾自制电影票房。继《听说》、《翻滚吧!男孩》、《带我去远方》之后,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翻滚吧!阿信》、《杀手欧阳盆栽》、《命运化妆师》、《阵头》,又掀起一波台湾人对电影热潮。
文化影响来源
日本文化的影响
日本曾经统治台湾五十年,对台湾的治理从初期的镇压逐渐转为同化,战时并经由总督府推动皇民化运动,要求台湾人说日语、穿和服、改日本姓名、废弃民间信仰等等。这种文化移植强烈的冲击习惯于中国传统的汉人,更使得当时知识份子所组织的文化活动或集会中往往带有反抗的政治色彩。但随着统治时间的推移,不论接受与否,日本文化仍对于台湾仍有影响,除了在当时的硬件建设可以感受到外,许多层次的影响或习惯都是深入庶民文化的。
日治时期所留下的公共建筑多具有日本风格,最具代表性建筑的就是总统府;而台湾的“纵贯铁道”仍延用日式的右驾左行系统;地名方面:高雄、清水、松山也都是日治时代移植自日本本土的一些地名;而在饮食习惯与娱乐生活中所出现的日本语文常常转化为台湾话来使用,例如便当/弁当(饭盒)、刺身(生鱼片)、看板(招牌)、注文(预定)还有气持(音
kimochi,指情绪或心情)等甚至有些已经内化到台湾庶民文化,台语的黑轮是日本的关东煮(发音接近),甜不辣是日本的天妇罗(也是发音接近),等等在台湾语言中不胜枚举。而二战前后台湾的歌曲受到日本歌谣的创作模式所影响,多带有浓厚的东洋风格。
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曾经禁止日本出版品的输入,并试图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然而日本式的建筑虽能拆除,文教虽能禁止,但是这些做法并不能完全禁绝台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1990年代以后,政府逐渐开放管制,日剧《东京爱情故事》首度引进,日本通俗文化在台湾重新活耀普及。目前台湾有十几个电视频道播放日本节目,许多年轻人喜欢日本偶像明星、搜集日本的流行资讯,成了“哈日族”。但这样的文化现象只是物质上的流行,往往不被认为是精神层面的;而另一方面,常在日本文化中所提到、信义忠勇、牺牲小我而略带的悲剧的性格“武士道精神”、奖崇专业的达人工匠精神,并未成为台湾民众所普遍崇尚的信仰(不过武士道精神倒是普遍受到台湾人崇拜)。
也有人指出,日本文化对于台湾老一辈的影响是一种“错置的乡愁”。国民党过去对于河洛文化有一定的限制及破坏,例如电视节目很少有真正的河洛连续剧,最多只是河洛语发音、由外人想像的河洛连续剧(只有语言模仿到,文化及生活却与实际相差很多)。老一辈的台湾人却能由日本连续剧找到更多相近的生活、文化经验;使得老一辈的台湾人只能依赖日剧来解“乡愁”。
欧美文化的影响
欧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有两个方面较为有特色,第一是宗教方面,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台湾地方文化中的角色,如台语诗歌的改编,偏远地区地方教堂的贡献等。
此外是教育方面,欧美教育在台湾教育界中往往被引为典范,近年来台湾的教育改革就是基于欧美教育的精神而制定的,此外台湾的森林小学、以及小留学生文化、也是深受欧美教育的影响。至于其他的影响,在很多亚洲地区国家文化中都看得到,例如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文化已经强势的将台湾本土电影文化逐渐压缩空间,而欧美的现代建筑思想,如玻璃帷幕的摩天大楼,集合式的社区公寓,河滨公园等,也影响了台湾的建筑文化。
台湾小吃是台湾生活与文化街头特色食物的总称。台湾小吃的特色是就地取材。因为台湾四面环海且渔产丰富,因此海鲜是街头常见的料理之一。
要对台湾小吃下一个准确性的定义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许可以尝试做以下区分:狭义而言,仅指发源于台湾的小吃,如:珍珠奶茶;而由于小吃的变化性极高,易于随地域、时间有突破性的发展,因此广义的来说,亦可以包括那些于台湾兴盛、创新,而于台湾随处可见甚至发扬光大的庶民美食,如:姜汁番茄、烤肉、生煎包、蚵仔煎、肉粽、担仔面、滷肉饭、炸鸡排、烤玉米、烤番薯、烤香肠、葱油饼、红豆饼、臭豆腐、肉圆、蚵仔面线、麻糬等;饮料方面,如:闻名世界的珍珠奶茶、爱玉冰、木瓜牛奶等。至于最广义的定义,甚至可以包括任何在台湾十分普及的小吃或甜品。
台湾小吃之所以发达,有其历史悠久典故:台湾是自清代起,汉人农业民族自福建(清雍正(1720年左右)时开放广东移民来台)开垦山林台湾,非常耗费劳力于耕耘,小吃生意者便以挑夫姿态,挑各样冷、热小吃到田边、山边供应开垦者食用,典故如此。
在初民垦荒时期,皆在信仰中心庙举办迎神赛会,人群聚集小吃生意者也随至行商,所以台湾许多小吃市集都在庙旁;近数十年,随着台湾经济起飞,都市大型百货公司亦多规划楼层为小吃街,又可享受冷气免日晒雨淋,小吃也被赋与现代化的意义。
有些小吃因地域区别的关系而会以地域名称在前称呼之,如万峦猪脚中的万峦两字,就是地名;然而,在台湾一些地名招牌纯粹只是噱头,不代表起源地,例如蒙古烤肉并非出自蒙古[4],温州大馄饨不是来自温州,天津葱抓饼不是出自天津(大陆称之为台湾手抓饼),四川牛肉面非源自四川(在中国大陆著名的是兰州牛肉面),有时候最好还是将其视为专有名词使用。尚未成名的街头小吃经常都是没有店面的,而仅有一个摊位,不少店家使用免洗餐具、塑胶袋,而且不会开发票给消费者,大多数小吃的单价都相当低廉。另外,闽浙地区咸中带甜的烹调习惯,台湾小吃亦有继承,南部尤其明显,台南小吃即为代表。
台北的小吃可分为市集摊贩小吃与老店小吃二类。除了卖早点类的小吃摊可能限于早上营业外,夜市小吃集中在夜市里,由于都市化程度较高,民众活动时间相对较长的关系,许多小吃摊会经营到相当晚,以配合台北“不夜城”的性格,因此超过午夜12点甚至彻夜经营也是常有的事情。这类摊贩小吃因机动化之故多以免洗餐具为容器。至于历史较久的老店小吃则集中于发展较早的台北西区一带,如:艋舺(今万华)与建成圆环周围,和台湾多数发展较早的古城一样,这些老店多集中于寺庙周围,又因多有店面方便餐具清洁,故餐具的使用上以非免洗餐具为大宗。
台湾最早开发的台南市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小吃文化重镇,小吃与历史古迹搭配的主题旅游已成该市重要的观光资源。台南市的著名小吃除了种类众多物美价廉以外,通常不会集中于夜市,而是在具有历史发展渊源的庙口庙埕,或是日治时期因卫生或都市计划下迁徙集中的市集(如石精臼或沙卡里巴)这些市集虽可能因为都市发展而消灭或没落,但四散的摊贩为了注明自己的来源出身,有些会在所卖的产品前加注来历,如“石精臼海产粥”或“大菜市意面”等。
在台湾,从事小吃业者往往是家族经营,一般而言,入门虽不困难,然而想要积极创业的人亦有先做学徒学习的情形。近年来在台湾也发展出小吃补习班,让想要经营小吃摊的人可以一起上课,并学习特殊的酱味等制作方法。此外,不少食品制造商也研发出一些如方便面般快速食用的小吃包,例如在台湾各大超市都买得到羊肉炉的调理包,某些地方也买得到即溶烧仙草,甚至是面线也有自己方便煮的调理包等。
深坑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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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姜汁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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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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