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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里的音乐家――史掌元
　　窑洞里的音乐家――史掌元
　　编导：杨凤山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
　　田坡林坡果树坡，绿草青青牛满坡；
　　南山坡上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
　　这是一首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歌。在几个时代里，它曾唱红了大江南北，并被翻译传唱到许多国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40年后，这首优美的旋律伴随着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再次响遍神州大地。这优美旋律的编织者是谁呢？
　　日星期二，我作完《走进大寨，走近郭凤莲》的片子后，栏目组又让我返回山西省昔阳县，采访的是一位农民作曲家，而且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惟一的农民作曲家。
　　一提起作曲家，人们脑海中就会产生一个定位的模式：蓄着长发，穿着前卫，满口吐着所谓有思想、有创意的词儿，身边还有一位形影不离、打扮时尚、浓妆艳抹、连做梦都想当名歌手的妖滴滴的小姐。我想，不管是专业作曲家，还是农民作曲家，大体上都是这个样子吧。因为在当今的社会，这些人有随心所欲的空间，有一群“有朝一日一定能成为令人追捧的歌坛名星”的期盼者。也许，我要接触的这位作曲家，就是这样的人吧！
　　11月14日，我从济南踏上了去太原的列车，再次挺进太行山。在火车上，我拨通了昔阳县委宣传部一副部长的手机，向他简单地说明来意，要求给予配合，并希望部里能派车到阳泉火车站接我到昔阳，对方的答复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列车驶入了阳泉火车站。我随着客流走出车站，四处张望，希望在视线内能出现昔阳县委宣传部来接我的车。张望了半天，等了半天，车没来，我只好乘出租车赶赴昔阳。
　　来到昔阳县委宣传部，办公室内有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在无聊地翻阅桌子上的几张报纸。我走过去，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出要见那位副部长。小伙子问我：你提前给副部长打招呼了吗？我说：上午我与他通过电话。小伙子毫无激情地给副部长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在开会，然后，一动不动地继续做他的事情，并摆出一副完全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深沉的脸。我无奈，只好点燃一支香烟，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慢慢地等待。
　　突然，刚才那间办公室里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笑得是那样的开心。我走进去一看，原来，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可能是隔壁办公室的。在姑娘面前，那位小伙子显得是那样的年青，那样的天真，笑得是那样的投入，刚才那副深沉的脸早已无影无踪了。见此状，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退两难。干脆进去吧。我顺手摸起桌上的报纸，一目十行地浏览着。
　　“哎呀，太忙了，会还没有开完我就出来了，你不是说明天到吗？”
　　我转过身来一看，就是他：一位身高不足一米七，身宽体胖的汉子，长着一副蛮实在的脸。他就是那位分管宣传的副部长。我们是在拍摄《走进大寨，走近郭凤莲》时认识的，农民作曲家的线索也是他提供的。
　　我说，上午不是给你通电话了吗，我下午到。他说：好，好。我马上跟史掌元联系。他打完电话后，便带我去昔阳宾馆。走出县委大楼，他指着旁边的一辆车说：“上这个车。”我一看就笑了：老式的北京吉普车，可有多年没有见过了，坐上去感觉肯定不一样。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身份、有职位的人，才能坐上吉普车。在那个年代，如果谁家门口能停上一辆吉普车，哪怕能停上十分钟也行，就连周围的邻居们也感到脸上很光彩。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句“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广告语，在至尊位置风光了几十年的北京吉普车，没有几夜的工夫就销声匿迹了，大街上再看不到它的影子了。今天能坐上这样的吉普车既感到新鲜，又觉得不可思议。“这辆车是你个人的吗？”我问副部长。他说：“不是，是部里的，有事我就自己开着。”
　　到了昔阳宾馆，把我安排在二楼。这时，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副部长陪我吃了一顿饭。饭菜倒很丰盛：四菜一汤，都是油菜、土豆、炒不烂、假豆腐之类的。饭后，副部长对我说：快到年终了部里的事情很多，还要弄总结，订阅报刊等等，明天上午，我通知史掌元到房间找你，我就不陪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分左右，我的房间门被人叩开了，一位中年妇女扶着一位穿着朴素、右手拄着拐杖的高个老人进来了。我想，他俩是不是走错房间了？中年妇女见我有些疑惑，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县文化馆的干部，老人的学生，这位就是史掌元老师。”我一听，作曲家来了，赶紧让座，并寒喧了几句。
　　我眼前的这位作曲家，足有一米八的个儿，由于岁月的侵蚀，使得整个身躯变得弯曲，驼背，两腿站不直，行动缓慢；头戴一顶农村常见的老头帽，一件深色的又肥又大的已变旧的马甲也难撑起他那削瘦的身体；鼻梁上那副老花镜虽然帮助他解决了视力衰退的问题，但，反过来，我又通过老花镜看到了史老那副欢乐与苦涩交织、知足与无奈相溶的神态。这就是中国惟一的农民作曲家史掌元。
　　我问：“老爷子，高寿啊？”
　　史老：“旧历1920年11月初九出生，属猴的，今年八十四了，再过几天就八十五岁了”
　　我又问：“你搞创作搞了多少年了？”
　　史老：“那有五十多年了。”
　　“你过去创作的歌现在还会唱吗？”
　　史老：“会唱，就是有的歌词我记不得了。”
　　随后，我让老爷子唱了几首，嗯，蛮不错。其中的一首曲子，我一听太熟了：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
　　田坡林坡果树坡，绿草青青牛满坡；
　　南山坡上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
　　这不是《唱得幸福落满坡》吗？没想到这优美旋律的编织者，竟然是眼这位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史掌元。
　　我的顾虑也随着这短时间的交流而打消了。在接受这个选题时，我对史掌元的人生背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就因为是“八十多岁”，当时我有些犯难：一般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往往都是老糊涂了，神志不清，记忆模糊，语音表达能力下降，而且常常是语无伦次，再加上大冬天的淌鼻涕、流口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期访谈节目就无法做了。
　　史掌元，在八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都给他留下了不同的印记。我就以时代为脉络开始了对史老的采访――
　　1920年，史掌元出生于太行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山西省昔阳县界都乡里安阳沟村。在这个石头比土还要多的土地上，史掌元的父辈们总想能多收获一些粮食，来安抚整天叽里咕噜地叫屈喊冤的肚子，他们把自己的汗水毫不吝啬地洒进了土地，可土地产出来的粮食还没有洒进的汗水多。于是他的父辈拿起锣钗唢呐，给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吹吹打打，造造气氛，以换取二斤高粱、苞谷等糊口的食物。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演奏民间乐器的乡村艺人。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史掌元就参加了村里业余剧团，与一群庄稼汉用旧曲新词宣传革命政策。这是史掌元艺术生涯的第一个起点。
　　在互助组时，大家白天劳动，晚上积肥。有的青年农民怕苦怕累，不时地抱怨，劳动热情不高。年方三十的史掌元看在眼里，气在心中，咱们积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多打粮食，过去就是因为劳力不足，粮食产量低，村里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团结起来搞互助生产，你又怕苦怕累？尽管如此，史掌元没有直接去说服这样的青年人，而是躺在炕上构思起来。第二天，一曲《积肥小调》在他口中一哼而出，很快在全村人中传唱。
　　谈到这，史老的激情上来了，随口唱了一曲《积肥小调》――
　　一轮明月当头照，全体劳动把肥搞；
　　镢头铁锨叮当响，担的挑的如穿梭。
　　淡淡月儿落山腰，肥料积得比山高；
　　大家看看肥堆笑，今年定要超指标。
　　哈哈哈，史老唱完告诉我说，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从此以后，他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
　　还是在互助组时，有的农民不爱惜集体的牲畜，有时把耕地的老黄牛打得遍体鳞伤。史掌元心疼了，连夜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大黄犍》，要用歌声启发乡亲们爱护集体财产，爱护牲畜。
　　谈到这时，史老情不自禁地打着节拍唱了起来：
　　大黄犍，你嘴头馋，墙根耕地你跪到边；
　　恨不得一棒打死你，耕地全靠你出力；
　　我实在舍不得；哞――来来来来来”
　　史老唱完后，递给我一支烟，说：“那些年我写的生产方面的歌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一个石匠，干着干着活，一首歌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我站起来给史老点烟时，突然发现，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上至今还留有往日的老茧。我怀着敬仰之情，与这位农作曲家继续往下聊――
　　史掌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石匠，扶犁种地、攻山凿石、砌窑洞是他的拿手好活儿。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却用那结满老茧的双手，握起了灵秀之笔；他不但能打出千万块石头垒梯田和窑洞，而且也能写出比石头还要多的音符；他虽然过尽了艰辛苦涩的生活，但是总能从艰辛和苦涩中提炼出欢乐。他怀着童稚之心，真纯之眼，到处张望着，把各种各样始料不及的美妙镜头展现在你眼前。1959年史掌元的成名之作《唱得幸福落满坡》诞生了――
　　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
　　田坡林坡果树坡，绿草青青牛满坡；
　　南山坡上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
　　史老放开歌喉，给我唱他这首《唱得幸福落满坡》。当我问及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时，史老做了这番描述：
　　1959年国家文化部举办了一个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根据参赛要求，歌词必须在《红旗歌谣》上选歌词。《红旗歌谣》是郭沫若，周扬二人合编的。这些歌词质量很高，都是好歌词。这是挺厚的一本书， 我翻来覆去地选了很多很多遍，最后我选上了《唱得幸福落满坡》。
　　我问：“这么厚的一本书，怎么偏偏选上了《唱得幸福落满坡》呐？”
　　史掌元回答说，我是一个农民，《唱得幸福落满坡》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当时，我村里正在搞植树造林，绿化，种果树。在这个时间，《唱得幸福落满坡》这首歌词，恰恰反映了农村的面貌。我选了这首歌就把它背了下来。背下来之后，我心里想，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好，我们的家乡能够变成这花果满山，牛羊遍地的盛景，这有多美啊。我下地劳动，他们在一边休息，我在一边构思，用什么乐器奏，用什么旋律起，一边哼着歌词，一边哼一个旋律。最后想出了这个旋律，就是：
　　“南山岭上南山坡。”
　　想出了这么一句，我晚上回家后，就把它记下来，第二句又：
　　“南山坡上唱山歌。”
　　又随手写下来了。用了五天时间这首歌就写完了。我先拿给我们俱乐部歌诵队的人，让她们来唱。大家说，很好，很好。不久，省里边下来征集全国业余歌手比赛的作品，我就把这首歌拿出来，让他们唱了唱，听了听，他们就带回去了。他们拿回去，在省歌舞团找了一个刘甘瑜，她是唱山西民歌的，她唱了唱，就送到中央去了。送到中央后，评奖时间很长，用了半年时间。评了半年多时间，最后评出来一个全国一等奖的歌曲。当时参赛歌曲是很多很多的。第一首是毛主席诗词《长征》，第二首就是《唱得幸福落满坡》。获得一等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播放这首歌曲，全国的各种报刊都在发表这首歌。获了一等奖，当时给了一把二胡，一张奖状。
　　越谈史老的兴致越浓，往日的困顿与苦涩，旧日的艰辛与欢乐，昔日的酸楚与冷漠，还有那伴随他一生唱不完的歌，都娓娓道来，说不尽，唱不完。
　　史掌元毕竟是八十多高龄的老人了，尽管此时，他话未尽，意正浓，但我担心：别一采访把他“采”过去了。我的同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他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民间老艺人，结果老人一激动，心脏病突发，没几分钟的工夫，我那个伙计就把一个老艺人活生生地“采”死了。片子没做成，还搭上了一条人命。
　　此时，已到中午十一点多了。我对史老和陪同他来的学生说：“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下午让史老休息一下，明天上午我们继续聊。今天的午餐宣传部已安排好了，一会儿呐，咱们仨一起吃饭。”我们三人闲聊了一阵后，便进入了餐厅。
　　在一张大圆桌子上的一角，放着一盘炒油菜，一盘土豆丝，一碗面条，两张小饼。我明白了：宣传部只安排了我一个人的饭，可是来了三个人。这样，我少吃点，让客人特别是让史老多吃点。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便对史老说：“史老，明天中午，我请你到饭店吃饭。”这时，史老的学生看不过去了，站起来冲着刚刚走出门外的服务员嚷嚷起来：“县里就这样对待上面来的记者吗？”我向她摆摆手，示意不要这样说，坐下吃饭。
　　下午，我打开电脑，开始起草采访提纲。我两眼盯着电脑显示屏，用自己独有的“一指禅”输入法，很快将史掌元的人生轨迹清晰地标出来了。
　　写民歌，唱民歌，演大戏，做导演，以至当村里业余剧团的团长，史掌元样样玩得爽，最让他上瘾的就是写歌曲。孰不知，在全国众多作曲家中，史掌元是唯一用简谱写曲子的作曲家，因为他至今还不会玩“五线谱”。尽管如此，只要能搞创作，无论怎样劳累，他总有坐下来写作的闲情逸致；无论怎样困惑，他总能静下来，构思的悠游洒脱；无论怎样沮丧，他总能面前对大山，引吭高歌。
　　然而，史掌元的前半生走过的是一段艰辛又苦涩的生活之路，前妻病故后，再娶，又故，再娶。先后三个妻子共为他生了八男四女十二个孩子，全家十四口人就靠四亩贫瘠土地为生。夜晚来临，十几个孩子横七竖八地睡在狭小的炕上，哪个没有回来，数数那些又破又脏的鞋就知道了。尽管如此，史掌元生活得依然潇洒自如，不为别的，只为了他能创作，能谱写出更加优美的曲子。五十年来，共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其中，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的就有70多首。
　　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带领着乡亲们在村里唱，在田间唱，在乡亲们的炕头上唱，在会场上唱，唱得都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儿，唱出了对共产党的情，唱出了对新社会的爱，唱出了太行山区人民的胸怀。
　　家乡的山水草木，禽鸟禾木，风霜雨雪，亲情友爱，时代变迁等都有可能成为史掌元创作的题材和艺术灵感的源泉。他创作的歌曲形式多样，喜闻乐见，脍炙人口，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乡亲们的喜爱。史掌元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诞生在这个小小窑洞里，而后飞出这个山沟沟，唱遍全中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史掌元一生中最辉煌、最值得纪念的“黄金时期”。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唱得幸福满山坡》，仍是一个值得传唱的艺术珍品：在风靡60年代的五首农村歌曲中，《社员都是向阳花》、《采茶舞曲》、《一条大道在眼前》、《毛主席来到咱农庄》都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只有《唱得幸福满山坡》是一个长年与土地、与石头打交道的农民、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创作出来的。但身份的高低并没有影响《唱得幸福满山坡》在当代音乐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唱得幸福满坡》这一首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歌，在几个时代里唱红了大江南北，并被翻译传唱到许多国家。40年后，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这首优美旋律再次响遍神州大地。
　　史掌元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化成了一串串的音符，化成了一串串优美的旋律，奉献给了社会，美化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一指禅”随着思路在键盘上跳跃着，渐渐地觉得身体某个部位有种异样的感觉，我用手慢慢地寻找，按抚，是肚子。原来，中午的饭菜本来就少，我又省给史掌元和他的学生吃了。我一看表，已是晚上六点多了，到吃晚餐的时间了。
　　我来到宾馆餐厅一看，一个摆有几十张大圆桌的大餐厅，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吃饭。七、八个女服务员身子靠在墙上，仰着脸，看着天花板，各想各的事儿。上饭很简单：第一道菜是一壶山西老醋，第二道菜是肉不多花生却不少的宫爆鸡丁，第三道菜是清炒土豆丝，接着就是一小碗米饭和一小碗面条。我狼吞虎咽一阵，离开了这清冷的大餐厅。
　　在回房间的走廊里，我看到，宾馆的一层楼和三层楼基本上看不到前来住宿的客人，只有二楼住着两个人，一个是正要回房间的我，还有一位正好与我迎面走来。哎――，正朝我走来的那个人走路的姿势怎么跟我差不多呢？不会是我弟弟吧？当我俩相差五、六米远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原来，这个走廊头上是一面大镜子。
　　“服务员，请开下房间门！服务员……”我喊了三声，服务员才懒洋洋地从值班室里出来。我想：这儿的人怎么都这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服务行业老大的作风依旧附着在她们身上。别管那么多了，起草采访提纲是正事儿。
　　我的“一指禅”随着思路在键盘上跳跃到子夜十二点。上床，关灯，睡觉。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第二天早饭刚过，史掌元在学生的陪同下准时来到我的房间里。一回生，两回熟。史老一落座，先是烟茶来往，接着我俩围绕着昔阳历史和现在的话题侃起来，我看史老的激情上来了，话题一转进入了正常采访
　　1960年，在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史掌元被授予“农民作曲家”的称号。这之后的两年内，史掌元两次进京，先后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扩大理事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见。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史掌元还登台演唱了自己刚刚创作的新歌《请到我们山庄来》。史掌元回忆说：当他的歌声刚落，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站带头起来为史掌元鼓掌。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怀念追思”成为史掌元创中的一大特色。他先后创作了《手捧清泉忆亲人》、《毛主席恩情说不完》、《太行人民怀念总司令》、《我为总理扎花圈》、《看到太阳想恩人》等，其中《我为总理扎花圈》是在毛泽东纪念堂落成典礼仪式上，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两首歌中的一首。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铺天盖地涌来，这无形中给史掌元的民歌创作带来强大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史掌元为自己制订了一个方针：你写你的流行歌曲，我写我的民族旋律，咱各走各的道路。
　　史掌元是一位音乐家，却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小山村，没有离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窑洞，却担任了25年的国家音乐家协会理事、28年的山西省音乐家协会的理事，至今仍担任着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在采访中，史掌元老人向我透露出自己的一个心愿，就是想把自己用五十年精心谱写的2000多首谱稿整理成书，留给后人，但苦于自己掏不出这笔费用。他曾请求山西人民出版社为自己刊印谱稿，可出版社要他支付三万元的费用，老人无钱，就不敢多想了。
　　此时已到中午，为了兑现我要请史老到外面吃饭的承诺，我带着他师徒俩绕过那冷冷清清的大餐厅，到宾馆外面找酒店。在路上史老的学生刘女士与我争执了起来，中午非要她请。我强调，请客要有先后，因为请客之事是我先说的。这时，史老也为刘女士辩护，说：“到我们这儿哪能让你请客，如果你请客，我就回家啦。”
　　最后，中午还是刘女士做东。但是，我发现，刘女士在入座前频频地给她在县农行当行长哥哥打电话说她要请客的事儿，看来，刘女士也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呐。
　　午饭后，我让史老和刘女士先回去休息，并约定，下午两点，我到史老居住的村里看看（为了采访方便，史掌元老人这几天暂时住在城里的儿子家）。我回到宾馆后，一面继续耍我的“一指禅”，一面给昔阳宣传部打电话找那位副部长要车。
　　下午三时许，一辆北京牌吉普车离开县城朝东北方向驶去。驾驶员依然是那位宣传部副部长，车里有史掌元和自己的老伴，坐在驾驶员一侧的是我。吉普车沿着弯延的公路行驶，车窗外的山峰缓缓地向后移动。这时我才发现，每座山峰都是那样的高耸、巍峨，山峰相连，山外有山。假若你立于高山之巅，放眼眺望山下那宛延的公路，那公路就宛若一条缠绕于山脚间的灰色绸带，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就如同沿着绸带爬行的绿色甲壳虫。山峰巍峨，高耸入云，这也许是太行山的本来面目吧！
　　吉普车在公路上放开腿地跑了十几分钟后，便离开了公路，沿着高低不平的砂石路向一条大山沟缓缓地驶去。这条砂石路不足四米宽，左侧是悬崖峭壁，右侧是十几米深的大山沟，沟的对岸散落着几华里长的青石窑洞。史掌元告诉我说：“这个村叫安阳沟村。我住的那个村是里安阳沟村，在这条沟的里面，从这算起，还有十来里路吧。”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时而爬上了半山腰，时而又驶进了沟底，心里真有点荡秋千的感觉。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销声匿迹的吉普车能在这里出现，是因为路况不好。如果是开着轿车来，那就寸步难行了。
　　“这就是我住的村子”史掌元在后面说了一句。我隔着车窗向外张望了一下，满眼的大山、石头、窑洞。车停稳后，我跳下车，先把史老从车里抱出来，接着又把史老太太抱下车来。两位老人一人拄着一根拐杖，沿着石头路，艰难地往山坡上走。我跑上前去，一边搀扶着老太太，一边嘱咐说：“别着急，咱慢慢地走。”老太太说，她有关节炎，这腿脚也不当家了。老太太还时不时地仰起脸看着我说：“我一看，你这个人长得就很面善，是有好心肠的人啊，菩萨会保佑你的，哈哈哈！”
　　史掌元家是一排座西朝东的窑洞，共有七间青石窑洞，窑洞前用篱笆扎起的小院里摆着一大垛没脱粒的玉米，玉米垛旁边栽着几棵果树。走进史掌元的窑洞，靠窗子是火炕，旁边一张老式双人沙发和一个老式的大衣柜，另外还有一对旧木箱和一张桌子。这就是著名作曲家的全部家当了。
　　史掌元要带我到村里转转，那就转转吧。里安阳沟村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两面山之间夹着东西散落着的窑洞，窑洞是石头的，路是石头的，就连厕所、猪圈也是石头的。村头有一座由石头水泥砌成的大舞台，舞台两侧镌刻着：“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主席诗词里的两句话。足以看出这座舞台是建于上个世纪七十代末期，同时也能看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文化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在村中间，有一座看上好像是大礼堂的建筑，尽管整个建筑体已被风雨剥蚀的很不像样了，但从其建筑规模上看，绝非是村民投资能建起来的。身边的史掌元向我介绍说，1960年，这个村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文艺活动模范村，县里派人建了这座农民文化宫，当时他就带领大家在这里唱歌演出。现在这里已成了放杂物的仓库了。
　　顺着石路往山坡上走，是一所音乐学校，是史掌元创办的。前两年，上海一家文艺单位出于对史掌元这位老作曲家的尊敬和关怀，资助史掌元五万元的生活费，然而，史掌元用这笔钱创办了这所音乐学校，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将来能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可是，由于这里偏僻，条件又差，很多音乐教师都不愿意到这里任教。上海一家单位赠送给学校的一架“雅玛哈”电子琴，至今无人会用。
　　走在这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上，看着这满眼的石头与石头构成的小山村，看着在寒风中摇拽的枯树，渐渐在我脑海中也形成了一首歌词――
　　把酸楚咀嚼成甜蜜，把困顿酿成欢乐，冷漠中提取热情，艰辛中兑换愉悦。而后把从中汲取的美妙旋律再洒给大地，重新倾吐给人们的生活。他历尽了艰辛，尝尽了苦涩，却不期待着回报与取索，这就是史掌元老人的性格。
　　傍晚，我们回到了昔阳县。进入宾馆后，我的“一指禅”随着思路继续在键盘上跳跃着。
　　又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想，餐厅里大概还是给准备的炒油菜和土豆丝吧，光吃那东西也不行，得改善改善，弄点猪头肉吃。于是，我跑到街上，四处寻找卖猪头肉的店铺，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闻到了猪头肉的香味，也没问价钱，上去就要了一块猪头肉，上称一称，二斤六两，然后，又买了一瓶衡水老白干。回到房间，我一只手敲电脑键盘，一只手端酒抓肉。一瓶酒喝得差不多了，8000多字的采访提纲也写完了。
　　第三天一大早，史掌元拄着拐杖来到房间。我一边吸烟喝茶，一边印证采访提纲。别看史老八十多岁了，但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发生于几十年的小事儿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讲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我问及他晚年的生活情况时，老人沉默了。过了许久，老人才说，头些年自己还能以种地为生，可这几年，人老了，地里的活也干不动了，收入也没有了。出作品还能挣几十元的稿费，但这解决不了他与老伴的生活问题。幸亏社会上还有一些好心人，每到逢年过节都资助他点生活费。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来了。
　　我问他，你是中国惟一的农民作曲家，是为昔阳县做出过贡献，争得过荣誉的，当地政府不给你点生活补助吗？老人摇摇头，没有回答。
　　其实，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山西省一家省级文艺单位向昔阳县提出要把史掌元调到省城做专业作曲家，并答应解决史掌元的户口问题，可当时的昔阳县主要负责人，为了突出昔阳县有一名农民作曲家的政绩，就是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
　　我的前期采访任务结束了，下午要坐两点多的火车返回北京。
　　临走前，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承诺：就是请史老吃顿饭。不到上午十一点，我就搀扶着史老来到一家涮羊肉店。可史老说自己的牙口不行，吃涮羊肉恐怕咬不动。好，咱就找一个你老能咬动的！我们俩又来到一家排骨店。那排骨热腾腾、香喷喷，油汪汪，又是离骨儿。我问史老：咱吃这行吧？史老频频点头说：“行，行。”我点了一大盆排骨，几个小菜，一瓶酒。史老说，他不喝酒。好，不喝酒，你吃。我一边一杯酒一块肉地喝，一边不住地往史老盘子里夹排骨。史老吃得很香。这一盆排骨差不多被史老吃了一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次能吃这么多的肉，看来，他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肉了。
　　我要走了。史老握着我的手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过几天，我就八十五岁了。”
　　我明白史老这句话的含义，向他点点头说：“很快。”
　　告别了史掌元，我一个人提着包赶往汽车站，离开了昔阳县。
　　我说是很快就会返回昔阳，实际上，中间相隔了一个多月。
　　日，我带着摄制组的王凡、焦峰重返昔阳，开始实拍。在离开北京前，我给昔阳县宣传部的那位副部长打电话，说我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到达昔阳，请他在昔阳宾馆预留两个房间。副部长答应的依然是令人满意。24日早上4点我们在阳泉下车后，一群“的哥”热情地拉我们上车。这回可比上次去大寨时有经验多了，先问他的车买过桥费没有，然后再问价钱，弄准了才上车。这位“的哥”说他有过桥费，可快到收费站时，却要绕道而行。哈哈，前面设有栏杆，此路不通，只好原路返回。别说，山西的“的哥”就是“刁”，他紧跟在一辆大货车的后面，等前面大货车交完费过去了，他的车紧随着大货车了“溜”过去。不到五点，我们就来到了昔阳宾馆。我喊起来总服务台的值班人员，问宣传部给我们预留的是哪两个房间。这个值班员查了查登记册说，宣传部没有预留房间。我只好登记，开两个房间休息一下。
　　上午八点，我打通了那位副部长的电话，要他派车把我们送到史掌元所在的村里。到了九点，副部长带着车来了，一见我面就说：“哎呀，你不说是明天来吗。今天我有事，让我们的司机送你吧。”我说：“史掌元家住得离县城比较远，我们住在史老家里，走的时候让司机帮我们找一个菜市场，买点肉和大米什么的。”
　　我们装好设备，开车先来到一家菜市场，买了六斤猪肉，一袋大米和一些白菜之后，就上路了。来到史掌元家快十一点了。王凡和焦峰两人下车后，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到了小片的拍摄中。我则进厨房开始炖肉，焖大米饭，因为我们三个人连早饭还没有吃呢。我精通厨艺，一寸见方的连刀肉嚓嚓一切，淘好的大米往炉子上一放，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饭菜就做好了。到了十二点半，王凡、焦峰扛着摄像机累得歪歪扭扭地回来了。马上开饭！我们三个，再加上史掌元和他老伴，五个人在院里一围就吃开了。还是老人为先，我先给两位老一人夹了一块肉。刚才说了，我切的是连刀肉，夹一块能带出了一大串儿。史老吃完了一串，我又给夹了一串。他老伴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块的猪肉呢”。我说：“你们平常吃肉都切多大块？”“我俩平常很少吃肉，没有钱。”我一听，马上又给老太太夹了一串肉，让她好好地饱饱口福。老太太笑了，说：“我家过年吃肉的时候，都是切成像苞谷粒似那么大的片，炒，再放些青菜。一点肉能炒一大盘子。”我问她：“这大米饭怎么样？”她说：“你这样做不好吃，为啥呢？不粘糊，都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们五个人连吃带唠，两位老人很开心。
　　放下饭碗后，我们三人扛着设备，气喘吁吁地爬上对面的大山开始拍摄一位农民扛着镢头行走在山梁上唱歌的镜头。太行山区的确比北京冷得多，一个月前下的雪至今还能在山脚看到。山顶上的风呼呼地响，吹的人都有些站立不稳，手脚冻得受不了。王凡、焦峰还是不住的换机位，寻找最佳角度，坚持把所有的镜头拍完。
　　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村里。一进史掌元的窑洞，哇――热闹了。村里的十几位青年妇女听说，中央电视台的要给她们的史老师拍电视，都高兴得不得了，一起挤进史掌元家的窑洞里，坐在炕头上要为我们演唱史老的歌。好哇，你们就唱吧，你们唱多少，我就拍多少。她们唱得很带劲，很投入，一首歌有时唱好几遍。我们拍得也是顺手。我突然发现，在这些唱歌的人当中还有两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俩与这些年青人一样放开歌喉，尽情地歌唱。这歌声飞出窑洞，飞越山村，传遍夜空，在大山深处久久回荡。
　　在歌声中，史掌元的老伴忙碌着为我们烧炕，并铺好了三床被褥，因为这两天我们要住在史掌元家，这样可以缩短拍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晚饭是史掌元的老伴做的，她说，我做的大米饭比你做的好吃。好，那就吃一顿好吃的大米饭。她把大米饭端上来一看，是蒸大米，上面还有一汪米汤儿呢。这种做法倒麻烦，就是先把大米煮一下，捞出来放在盆里，然后，把装有米的盆放在锅上蒸。这样做法，不但养分丢失，而且口感也不好。她说，这种做法还是从外面学来的，自己平时很少吃大米。
　　晚上，我与王凡、焦峰睡在另一间窑洞里的火炕上。到了下半夜，忽听山风大作，刮得屋门吱吱作响，一阵阵冷风顺着门缝挤进屋内，冻得我们三个人都萎缩成了“团长”。我知道，一群膘悍的西伯利亚“寒牛”从蒙古国境内，闯进了我国，开始影响北方地区，大风降温的天气出现了。
　　一大早，王凡、焦峰在凛冽的寒风中继续拍摄户外镜头。这真是：手麻脚凉耳朵冻，掀衣掩面侧身行，屋里屋外一样冷，浑身四处尽寒风。
　　由于这里吃水困难，大家都节约用水。像我这种半会儿离不开茶的人，到这儿也关起小阀门，控制流量了。中午，我们三个人用一盆水洗脸，到吃完午饭的时候，这盆水已经结成冰了。
　　除了天气寒冷外，这里还是信号盲区，无论是移动，还是联通，手机都收不到信号。这下可急坏王凡和焦峰两个小伙子。因为手机打不出去，就无法与远方的女友倾吐思情。不过这两个小伙子还是有办法的，先把各自的短信内容编辑好，然后通过剪子、包袱、锤来定输赢。输的一方拿着两部手机跑到村边的高山顶上去发短信。这回是王凡输了，他一手握着自己的手机，一手拿着焦峰的手机，顶着寒风爬到南边高山上发短信，爬到山顶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又从南山爬到东山，才把短信发出去。当王凡跑回来向焦峰报喜时，焦峰却怒了。为什么呢？焦峰说：“王凡在山顶上把我的手机给冻坏了。”哈哈！
　　按照拍摄计划，制片人兼主持人肖东坡和另外一名摄影师王成明天天亮前抵达昔阳，并在昔阳宾馆与我会合。今晚我得住在昔阳。于是，我用史掌元家里的电话与那位副部长联系，要他下午四点派车来接我，他的答复依然是令人满意。我从三点半就开始等，等到五点半，车还没有来。我不时地走到村口眺望，眺望。这时，我真正感受到了电影中，那位年迈的老母亲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在村头，等待着久去未归的儿子那种焦虑的心情了。到了六点，车才来。到了宾馆后，那位副部长来了，说：“明天接送你们的车辆都安排好了，明天我还要开会，就不陪了。”之后他就走了。
　　我临从北京来时，一位同事要我给捎几瓶山西产的一种保健醋。因为明天拍完后，接着就返回北京。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办保健醋的事儿。我跑了两家超市和几家卖醋的小店，都没有这种产品。最后，买了一个大火腿回来了，因为晚上我还没有吃饭呐。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坐在一辆急速行驶的大货车上，突然，另一辆运煤的大货车从交叉路口驶来，把我所坐的大货车拦腰撞断。
　　我被吓醒了，看看表，正好是早上四点半。这时，肖东坡打来电话，问我住在几号房间。我回答是住在208。过了一会儿，他又打来电话问我住在哪个宾馆，我说在昔阳宾馆。原来他和王成下了火车，就直奔阳泉宾馆了。哈哈，哥们儿，搞错了，你还有四十公里的路没走呢！
　　到了五点半，这俩个老伙计才赶到昔阳宾馆，我们说了一会话后，都休息了。
　　吃早饭的时候，肖东坡说：“睡了这一会儿，做了一个恶梦，梦到一伙人拿着刀追我。”他说做了一个恶梦，我联想起昨晚自己的梦。我对他说：“今天咱得小心点。”心里想，我临来时刚买了一份海陆空的人身保险，难道一出门这保险就用上了吗？
　　吃完饭，我们一行三人乘坐那辆吉普车奔赴里安阳村。我与肖东坡一人做了一个恶梦，心里有些打怵：今天是不是要发生一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哇？如果是这样，那将是“一代名记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了”。路上，我和肖制片不时地提醒司机：“慢点，慢点，咱慢慢地走”。哈哈，心里害怕，一旦谁出点事儿，“阵亡了”，世上又会多了一个寡妇。不是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吗？俺俩一上车就开始“忧”起来了。
　　今天的实拍比较顺利。史掌元一会说，一会唱，气氛也很热闹。拍完时，已是中午十点半了。大家顾不得吃午饭，收拾好设备，登上宣传部派来的面包车，直奔阳泉火车站。从昔阳到北京，我和肖东坡嘛事儿没有。多虑了。哈哈，老儿子结婚――大事完毕。
　　在的床铺上，放着几张纸，打开一看是焦健写的《小焦书记》文稿，但在文稿背后发现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亲爱的，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坦荡、专一的好男人，我不会让你背负不义之名，你有了好的归宿，我从内心倍感欣慰。我爱你，但我不自私，当初我不愿意让你选择我，就是不愿让你选择艰难，我衷心祝你幸福。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中是一个爱情神话。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我所以在最无助、最苦难的时刻向你倾诉，是因为在这个世界观上，你是惟一知道我痛的男人。亲爱的，我们曾一起哭过，一起笑过，一志起相互支撑走过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曾经痛着你的痛，曾经苦着我的苦！亲爱的，我何幸遇你，又何不幸与你擦肩而过！你带给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亲爱的，你可知道，因为你，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有希望，因为你，我在最无奈的时候仍坚信人生的美好，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我永不磨灭的记忆！你为我书写的诗词，我早已按时间先后整理在一起，并写了序和后记，你和这一切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序言：遇上你，是我的缘，让那日月星辰为我编。后记：问雁儿你因何流浪？问雁儿你因何飞翔？我愿用柔情万丈，为你你筑起爱的宫墙，却怕这小小的雁巢，成不了你爱的天堂！问雁儿你可愿归来？问雁儿你可愿成双？我愿用爱心无限，为你医治心的创伤，又怕你飘然离去，让孤独笑我痴狂。
　　亲爱的，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坦荡、专一的好男人，我不会让你背负不义之名，你有了好的归宿，我从内心倍感欣慰
　　我想焦健要离开原单位是不是与这有关呢？可是没几天，焦健收拾铺盖走了。
　　几天后，我在收拾床铺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纸条：是你的嘴唇粘信了一切，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丈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民季节。
责编：肖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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