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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唱片业-历史、现状与未来(2)
发信站:&BBS&水木清华站&(Tue&Jan&16&01:50:35&2001)
中国唱片业-历史、现状与未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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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改革开放至今(全面进步并向产业化发展时期)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唱片行业也是如此。中国唱片社本部
的编录机构很快恢复了工作，1978年广州分社恢复工作，1979年上海编辑部也恢复了工
作，并改为上海分社。与当时文艺界的气氛相呼和应，中国唱片社首先做了大量的工作
，将“文革”之前出版的优秀唱片大量重版，或重新编辑、重新录音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稳定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政策方针指引下，文艺界出现了一大批反思过往十年、憧憬未来生活的优秀文学作
品。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带动了新时期影视作品的繁荣，而许多电影电视中的插曲，如《
小花》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甜蜜的生活》中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雁
南飞》中的“雁南飞”、《伤痕》中的“心中的玫瑰”等等，都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形
成了一个影视歌曲的热潮。
　　除此之外，新时期的创作歌曲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乔羽、施光南、王酩、王立
平、刘诗召、付林、谷建芬等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了一大批健康向上、反映当时时代风貌
的优秀作品，如“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军港
之夜”、“大海啊故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等。这些歌
曲与以上提到的影视歌曲一起，成为新时期的第一指出流行歌曲，虽然与目前意义上的
流行歌曲相比，它们在写法上和唱法上都与后者有着质的区别，但是在流行性和社会影
响力上，它们相比于后来的流行歌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时期歌坛的代表人物是李谷一和朱逢博，因她俩的主要发展基地一个在北京一
个在上海，历史也称“南朱北李”时代。“南朱北李”时代还涌现了一大批至今让人记
忆犹新的青年歌手：唱“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唱非洲民歌的朱明瑛、吉他弹唱的成方
圆、有“小邓丽君”谑称的小程琳等等，尽管他们那各具特色的演唱与李谷一的气声一
样在当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但是他们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并无可争议地成为新
中国第一代的流行歌星，影响力至今不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唱片体系已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全国仅有一家唱片公司的局
面被打破。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随后各类音像出版单位相继大量涌现。
特别是日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以后，各省
市、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厅（局）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广播电影电视部
直属单位以及中央的文化、旅游、侨务、农牧、科技等部门都先后成立了各自的音像出
版机构。1984年左右，全国约有100家左右的音乐像出版单位，每个单位都将眼光盯住了
当时还未开发的国内磁带市场。
　　70年代末，盒式录音磁带传入我国。1979年5月，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了国内第一批
“云雀”牌盒式音带，成为我国使用现代化设备录制并出版盒式音带的第一家。1979年
10月，中唱上海公司生产“乐声”牌磁带并投入市场。1980年开始批量生产“中国”牌
盒式音带，使用天安门商标。
　　与此同时，唱片的技术也迅速得到了改进。1980年，中国唱片公司出版第一批立体
声大密纹唱片，填补了国内空白，1982年立体声唱片开始正式批量生产并通过国家鉴定
。国内第一家出版立体声磁带的音像单位还是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的唱片业在短短的
一、两年间就在技术上取得了如此长足的进步，飞速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从此，中国的唱片业进入了薄膜唱片、大密纹唱片与盒式录音带并存的时代。但是这
种局面面仅仅维持了几年的时间，随着四喇叭录音机成为青年们向往的电器产品，盒式
录音带便成为80年代中国音像市场的绝对主力，甚至在年代走向末期的现在还未见其退
出历史舞台的迹像。
　　录音机、盒式音带的普及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载体，然而长期紧闭
的国门使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依然缺乏对流行音乐的全面认识与创作经验。当80年代初期
那一大批过渡阶段的“流行歌曲”过去之后，已约略知道流行歌曲是怎么回事的听众们
却发现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流行歌曲可听，而刚刚开始立志献身流行歌坛的歌手们也发现
自己其实不知道怎样演唱流行歌曲。当时对于海外流行音乐的资讯与声音资料的引进几
乎就是一片空白。　　
　　当然这样的情绪都是潜在而又下意识的。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的邓丽君、徐小凤、刘
文正的歌曲已经在内地悄悄流行，并且通过空白录音带的复制形式四处传播。虽然随着
香港电视剧在内地一部又一部的播映，通过为数不多的引进版唱片和从1984年起一年一
度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露面的港台歌星，人们也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得一些有限的资
讯，但是求歌若渴的内地歌手还是本着“好歌大家欣赏”的原则，将自己喜欢的海外或
港台流行歌曲唱给了同样求歌若渴的内地歌迷。比较早期的有成方圆翻唱的英语歌曲、
苏小明的台湾校园歌曲、程琳的台湾电影《搭错车》系列插曲和王洁实、谢莉斯的台湾
校园歌曲等。后期随着娱乐场所的发达，在“走穴”演出或音乐茶座、歌舞厅中直接模
仿舶来歌曲的更不计其数。
　　台湾校园歌曲曾经在内地流行了好几年，从苏小明到成方圆到王洁实、谢莉斯，都
喜欢演唱这些旋律简单上口、歌词清新质朴的歌曲。成方圆怀抱吉他自弹自唱的一首“
童年”那样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吉他热潮。
　　吉他，这种过去从未出现的乐器在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中被称为“六弦琴”
，它在当时是时髦青年和文艺积极分子的标志。吉他热潮是卡拉OK之前唯一一次将高深
的音乐推向民众的自娱自乐风潮，而它的作用除了丰富青年朋友的业余生活之外，更重
要的它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流行音乐的知识普及，是全日制学校少得可怜的音乐教育的
必要补充。当时社会上开办的无数吉他学校均门庭若市，吉他比赛举办了一次又一次，
从中脱颖而出的张行、庄鲁迅等人是个中的翘楚，张行当时的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
一条》推出后销量竟高达300万盒！直接和间接地，吉他热潮为与此同时的“扒带运动”
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培养。
　　“扒带”，就是将通过各种渠道（总之不是引进发行的渠道）流入内地的港台歌曲
进行解剖和分析，还原式改进它的配器，然后召集一批歌手进行模仿、演唱，最后由音
像公司投放市场的一种特殊时代的特殊制作方式。它来源于不发达的资讯和不完善的版
权意识，在这个漫长的、由无意识到有意识、最后在80年代末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扒
带时期”中，内地的歌手完成了从模仿到寻找自己声音的这个摸索阶段，内地的创作者
和乐手完成了最初的技术准备；而内地的唱片业，则在录音设备、录音技术、销售网络
等各方面做好了准备，以一种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了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之中去。
　　1986年这一年的意义，首先在于流行音乐确立了它的地位。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二
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开始设立通俗唱法类别，这说明流行音乐不但受到社会上上下
下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官方和传媒的一致认可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苏红获得一等奖，韦
唯获得二等奖，毛阿敏和王虹并列第三名。同一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年首
届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中，成方圆、刘欣茹、时延燕获得金孔雀杯，毛阿敏、张燕妮等
获得了银孔雀杯。这两个赛事当时在歌手和老百姓中间轰动一时。
　　然而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来说，1986年最令人激动的则是日在北京工人体
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1986年1月，当联合国秘书长德奎里亚尔
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的呼声从大洋彼岸的纽约城发出后，深深地震动了中国的
音乐界人士。因为，在这之前，约翰.里奇和迈克.杰克逊等世界大牌歌手为非洲灾民举
行募捐义演演唱的歌曲“We&are&the&world”以及张艾嘉、罗大佑等人献给世界和平年
举办的大型演唱会《明天会更好》的同名主题曲都曾是那样挑动了内地歌迷和音乐人的
心弦。其时，广州、北京方面已有一大批音乐人聚集。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作品，但是还
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他们和大量只靠“走穴”生活、在磁带中顶着别人的名字唱歌的
歌手一样，急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于是，当1986年的某一天，中国录音录像总社
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张丹丽向郭峰提起：“他们孱做60名歌星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
以做一个百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时，大家的心都沸腾了！
日，百名流行歌星荟萃北京工人体育馆，在上万名观众的注视和聆听中，由郭峰作曲、
陈哲、小林、王健、孙铭、郭峰作词的“让世界充满爱”终于“曝光”了！几天之后，
全国各地都在哼着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的盒式音带共发行了180万，美国、英国、
新加坡等国纷纷洽购了此歌的音乐版权，联合国在随后的特别节目中向50亿世界人民播
出了这首代表了10亿中国人民心声的杰作。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
唱会上，崔健唱出了一曲“一无所有”，虽然这首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西
北风”的开始，但它确确实实标志了中国摇滚的开端。
　　与国外的情况不同的是，内地摇滚的发展差不多与流行音乐同步。从1979年开始，
北京就有人开始琢磨起“甲壳虫”等乐队的作品，又过了几年，受到当时活跃在北京的
外国乐手埃迪、布拉什、霍夫曼等的影响，北京许多青年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那时候
的乐队有“白天使”、“万里马王”、“不倒翁”、“七合板”、“ADO等”，重要人物
有王迪、崔健、曹平、丁武、刘元、梁和平、张永光、程进等。一批又一批玩乐队出身
的年轻人中有不少形成了日后录音乐手的班底。
　　1986年的辉煌引发了随后几年的流行歌坛原创歌曲创作高峰，1987年--1988年间，
“西北风”席卷了全国。“西北风”是具有西北地方色彩的流行歌曲，在风格式上与民
歌、地方戏曲一脉相承，在音乐内容和编配手法上却运用了不白菜不扣的现代流行音乐
元素。它的出现和走红，在一片“只有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的呼声中，因摆脱了软
绵绵的港台歌曲的影响而成为了内地流行音乐的骄傲，令这一代音乐人和歌手扬眉吐气
。它那粗犷的唱腔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女歌的样板。
　　王斯首唱的“信天游”由于是粤语的关系，在传播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后来程琳
用国语再唱“信天游”，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此时陈哲、苏越的“黄土高坡”，徐沛东
的“我热的故乡”等已相继问世。1988年初，电视剧《便衣警察》和《雪城》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刘欢的名字和声音一炮打响，“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使她一
举成名。不久，电影《红高梁》中姜文吼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风靡一时，“西
北风”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当时“西北风”的重要人物还有：那英演唱的“山沟沟
”、韦唯演唱的“西部摇滚”、范琳琳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田震演唱的“最
后时刻”等等。
　　强劲的“西北风”刮了两年，终因其单一的风格而退出了流行市场，其实，这也是
流行音乐的自然规律。“西北风”是中国唱片史上的一个辉煌点，但它同时也暴露了内
地唱片业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严格的著作权保护、没有合理的利益分配等等。
　　80年代中期到此为止90年代初，是我国盒带销售的一个高峰期。在那个年代，无论
是演唱自己的歌还是演唱别人的歌，盒带的惊人销量均给唱片业带来了高额利润。张行
的1张专辑销量高达300万盒；张蔷在2年内推出16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了2000万；费翔的
5年专辑累计销量超过百万；少女歌手朱晓琳的《妈妈的吻》卖到200万张；……不用再
往下举例了！当时制作一盘盒&带的成本大约在两万元到三万元之间，一盒磁带制作方和
发行方各自可以得到一元左右的利润。而当年任何盒带的销售量几乎都在几十万盒，由
此就可以看到当时唱片业可以获得多么巨大的利润！
　　无论是“扒带”、“西北风”，还是“西北风”之后短暂的“囚歌”风潮，甚至于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港台歌曲热，都给唱片业带来了巨大的销量和高额的利润。然而
进入90年代以来，1992年中唱上海公司《红太阳》700万盒的销售神话似乎象“回光返照
”一般，为这一段中国唱片史上的盒带销售高峰划上了句号。
&&&&1987年，CD唱片在太平洋影音公司问世，它使中国的唱片业在录音载体上与世界先
进水平同步发展。90年代中期，随着组合音响在家庭中的普及，CD唱片以越来越不可阻
挡之势成为音像制品的主要消费品之一。在录像制品的载体上，LD、VCD、DVD都相继进
入了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音像部的努力，开始从国外引进古典音乐盒
带。这给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喜讯。最初一批的古典音乐盒带买到二十多一
盘的高价，也出现了排长队抢购的现象。从那时开始，国内音像市场被流行音乐全面包
揽的格局逐渐打破。再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正版和盗版CD开始普及，古典音乐备受大
学生的青睐。流行音乐在国内日益衰退的今天，古典音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
　　“西北风”消亡之后，内地的流行歌曲创作进入了相对冷寂的状态，只有电视剧插
曲一枝独秀，毛阿敏、刘欢、李娜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电视剧插曲演唱者。80年代中后期
到90年代初，电视大奖赛和电视综艺晚会处于急矛升温态势，而通过电视走红则成为歌
手们走红最快捷有效的方式。毛阿敏、韦唯、那英、杭天琪、王虹、胡月、陈汝佳、解
晓东、江涛、陈红等莫不是得益电视良多的歌手，连民歌手彭丽媛、董文华、阎维文等
也当在此行列。电视晚会促成了歌手的走红，但是大量速朽的晚会歌曲却使大量靠电视
走红的歌手产生了无代表作的恐慌。大牌歌手的专辑中，除了几首电视剧插曲外便是翻
唱的港台歌曲已成为歌坛令人尴尬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港台歌曲却在内地急剧升温
。从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到齐秦、童安格式、赵传、潘美辰、陈淑桦、姜育
恒、小虎队等，吸引了无数内地的青少年，一时“追星族”成为最时髦的景观，港台歌
星在内地的演唱会异常火爆！这场异乎寻常的“追星热潮”在某种角度来讲也发达了内
地的资讯，进一步规范了引进版市场，使音像待业在靠引进版发财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
身商业机制的反思。　
　　首先开始动作的是一直走在唱片待业前列的广州唱片公司。多年成功的经验和率先
与海外唱片交流合作的优势，使他们设想出一种更市场化、更接近海外先进做法的模式
，即先与歌手签约，再根据歌手本身条件与市场需要由制作人度身订做，然后进行企划
宣传的定位，最后在精心包装下推向市场并大力宣传推广。由于这一套做法更接近当时
港台唱片业和海外唱片公司制造偶像歌手的做法，因此当时也把这次唱片待业自发的集
体行动称之为“造星运动”。
　　南方歌坛众多出色的音乐人、在第三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为世界杯保日而办）上出
尽风头的原“新空气”成员张全复、毕晓世、解承强和经常与他们合作的陈小奇、李海
鹰，以及后来涌现的陈珞、许建强、苏拉、李广平、朱德荣、刘克、杨虹、捞仔、王钢
、陈梓秋、王文光、李汉颖、杨湘粤等，已为这一场“造星运动”作好了创作与技术上
的准备；广州发达的歌舞厅和娱乐场所为“造星运动”提供了南来北往的坚实的歌手基
础；而动作和效益一向不错的广州唱片公司则为“造星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唱片公
司至此更是对流行音乐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白天鹅”、“太
平洋”和广州中唱成为广东唱片业的四大领头企业。
　　1992年，第一个市场化的歌手杨钰莹在广州出现。新时代影音公司以“甜妹子”形
象包装了杨钰莹，她那充满民族风情和韵味的恋歌甜如“轻轻地告诉你”等迅即走红。
同年，外形俊朗的毛宁挟着“涛声依旧”横扫歌坛。可以说“新时代”1992年制作出的
一对“金童玉女”--毛宁和杨钰莹就是南方唱片业商业机制改革中成功的典范，同时也
拉开了新生代歌手潮流的序幕。
　　北京方面当然也不甘示弱，苏越、王晓京、王迪、三宝、陈劲、程进、张卫宁、黄
小茂、赵小源、洛兵、曹钧、曹曼、金少刚、宫进生等人构成了京城实力坚强的音乐制
作阵营。1992年大地唱片公司以海外资金和经验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艾敬神话，被包装定
位成“城市民谣”的先锋之作的《我的1997》成为市场的大热点，而由黄小茂、黄燎原
、张蕾等人策划操作的“地毯式宣传”则成为新兴职业“企划宣传”的样板学习教材。
　　1993年王晓京成功推出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冷冷的风格与甜甜的南方
风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中唱广州公司成立了企划部，陈小奇带着旗下的歌手
甘苹、李春波、张萌萌、陈明北上上海、北京大规模宣传，这一切拉开了1994年辉煌歌
坛的帷幕。
　　媒体在这一年里担任了异常活跃的角色。1990年之后为顺应“追星热”而开设的各
家报纸的娱乐版面纷纷调转枪头为原创音乐摇旗呐喊；1987年10月，祖国内地第一本全
面系统地介绍流行音乐的大型刊物《音像世界》创刊之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
直保持了“只此一家”的地位。但是在1994年前后，其它同行业杂志《歌迷大世界》、
《当代歌坛》、《中国百老汇》、《演艺圈》、《歌迷》等都相继问世了；各省、市的
各家电台都纷纷创办了原创歌曲榜，一时间打榜、领奖成为歌坛最热闹的风景之一……
这一年中，“包装”、“签约”、“度身订做”这三个词成为娱乐媒体中用得最为频繁
的词语。而这些年中每一个歌手都在忙于四处为自己寻找一个唱片公司作为自己的后盾
，新生代每一个歌手的背后都有一个公司在支撑，因此1994年前后也称之为“签约时代
　　在1994年这一年大领风骚的公司和歌手还有：“新时代”的林依轮，“白天鹅”的
高林生，“太平洋”的甘苹、张萌萌、李进，广州中唱的李春波、陈明，广东音像的童
杰，广州“银碟’的王韫、周艳泓，“大地”的老狼、丁薇，北京影音的黄格式选、谢
东，“天星”的戴娆、白雪，“红星”的郑钧、“正大国际”的潘劲东、朱桦，“汉唐
”的曹崴、黄群、黄众，“星碟”的罗琦，上海中唱的王焱……等等等等；’94歌坛同
时还诞生了“爱情鸟”、“牵挂你的人是我”、“一封家书”、“小芳”、“笑脸”、
“中华民谣”、“大哥你好吗”、“纤夫的爱”、“同桌的你”、“春水流”等等一大
批脍炙人口的原创歌曲，这是我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另一高峰。
&&&&而在年连续成功推出过内地摇滚乐专辑《唐朝》、《黑豹》的台湾魔岩
也在这一年的年中通过上海声像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窦唯-黑梦》、《张楚-孤独的人
是可耻的》、《何勇-垃圾场》三张专辑，这三张专辑的总称是--“新音乐的春天”。
　　1995年是中国唱片业的多事之秋。盗版的猖獗、购买力的低下和唱片业本身的问题
使唱片公司前几年在签约歌手身上投下的大量人力物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待业规
范、歌手契约方面的不完全使得歌手与唱片公司之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解约、跳槽风
波，欲打官司和已打官司的此类案件层出不穷，年初由一大批唱片公司的经营者与音乐
制作人共同签约的待业条约《杭州公约》并没有起到力挽澜的作用。
　　1995年以及之后几年的原创作品也难以维持1994年的高峰状况，这几年中在作品上
可以立得住脚的也只有陈明、高枫、孙悦、陈少华、韩晓、戴军、王子鸣这几位有限的
新人。而“大中国”、“九月九的酒”、“纤夫的爱”、“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
阳”等一些“俗歌”的走红一致遭受了流行歌坛专业人士的不屑，唱片销量和音乐人品
味之间的距离使流行歌坛和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199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10周年的生辰（从1986年“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算起），
田震、屠洪刚、火风、吴涤青、苏红等一批老将的“重出江湖”并没有给沉寂的歌坛注
入一针强心剂，虽然田震、屠洪纲藉着新作品重新杀入了一流歌手的行列。倒是1995年
上海音像公司出版的何训田、朱哲琴西藏题材的作品《阿姐鼓》成为内地第一张真正走
向世界的唱片，在国际上轰动一时。
　　1996年初，广州唱片业的三大公司“新时代”、“白天鹅”、“太平洋”盛极其而
衰，经营状况与运转机制均难以为继，给一直处于内地唱片业领先地位的广州唱片业抹
上了一笔浓重的悲凉色彩。原本身名赫赫的广州四大公司中只有中唱广州公司的经营状
况良好，公司包装和制作的歌手陈明、火鸟、方芳、周亮、军营三人组等在广州目前为
数不多的“公费歌手”中占据了很大份额。
　　1996年唱片业另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是制作与发行的逐渐脱钩和重新组合。由于流
行音乐发展的多元化，许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人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制作室（制作公司），
录制出音乐作品，然后再交由大唱片公司负责发行与宣传。这些独立制作室（公司）由
于更为自由，保留了音乐的独特性，成为整修唱片工业中不可或缺的色彩。
　　内地音乐制作室的概念最初诞生于上海。上海中唱“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从1993年
起制作了王焱的3张专辑；新星座音乐制作公司刚开始制作了不少轻音乐作品，而后于1
995年签下了高林生、石云岚、甄凌三位歌手，目前已推出了高林生和石云岚的个人专辑
及甄凌的多首单曲。广州方面较早出现的制作室是在1994年由成功包装出杨钰莹的制作
人陈珞和音乐人许建强、李海鹰一起成立的“天地人”音乐工作室。该工作室1995年包
装推出了“伤心王子”王子鸣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是目前广东制作室中推出的比较
成功的歌手。此外，“卜通100“作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制作公司，它旗下的歌手金学峰、
韩晓，目前也是广州乃至全国影响较大的歌手。北京的制作公司数量就更多一些了，而
且颇有一些外资加入的成份。比如成功推出过潘劲东、朱桦等人的“正大国际”，在推
介另类音乐方面不遗余力的“红星”，旗下少女歌手众多的“天星”等等，严格地说都
应属于制作公司。其它比较著名的音乐制作室（公司）还有北京的“星碟”、“风行”
、“三雄”、“麦田”、“领先”、“天蝎”、“方大”、“东东艺”、“字母”，广
州的“船夫”、“西蒙”、“唱将”、“比格式”、“颂今”，上海的“大峡谷”等等
&&&&第四个时期音像业和音像市场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音像业的规模迅速
扩大，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现在，全国共有音像出版单位290多家，音像复制单位250多
家，音像批发单位1000多家，音像零售、出租和放映单位10多万个。音像业初步形成了
包括制作、出版、复制、进出口、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等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
。第二，音像制品的功能全面发挥，市场需求急剧增长。从功能上看，音像制品日益成
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传播介质，人们的需求快速增长。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收录机1亿
多台，录像机3000多万台，CD机上千万台，LD机300多万台，VCD机、超级VCD机2500多万
台，多媒体电脑1000多万台的硬件市场。庞大的硬件市场必然带来对音像制品的旺盛需
求。第三，音像业的产业化趋势逐渐加快。音像制品经营单位从一开始就按照企业的模
式运转，按照市场规则经营并接受市场规律的调节，以市场为导向，制作、出版、发行
、出租、放映、销售各部门，环环相扣，分工合作。特别是近年来，音像制品生产经营
的规模化、商品化和集约化程度提高很快。第四，音像市场经营主体趋于多元化。音像
市场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营者，国家、集体和个人纷纷跻身其中。经营
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在广东，正是由于大量社会资金的介入，使
得这里成为我国音像业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第五，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执法
管理队伍初步建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音像制品管理
条例》等为主干，一系列中央、国务院文件、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配套的比较完备的法
律法规体系。执法管理上，全国形成了中央、省、地、县四级音像制品行政管理网络，
绝大多数地区还建立了包括音像市场在内的稽查队伍。
2.5&&目前中国唱片业的危机
&&&&我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正版音像制品的销售额呈逐年下降趋势，音像市场正版占
有率也越来越小。据统计，1997年的市场销售额为18.4亿，1998年为12亿多，刚刚公布
的199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正版音像市场销售基本维持在1998年的水平，为12.37亿元。
当然，正式公布的市场销售额，只是我们能统计到的部分，这部分大概也是我们能控制
住的那一部分。而不能有效控制的那部分市场销售额，自然也就无从统计。面对如此不
利的经营环境，音像出版社的境况自然十分艰难。1999年，我国音像业除了屈指可数的
几家，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1999年有1400万的盈利）、中唱上海公司（1999年音像
市场的畅销引进版几乎都出自该公司之手）、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
心（国内原创音乐最后的几个据点）以及中录德加拉、广州俏佳人、北京喜洋洋等出版
社和制作公司，都在为支撑最后的正版音像市场而浴血奋争。其他的音像出版社，要么
，苦苦挣扎，小本经营，为温饱而斗争；要么，偏居一隅，利用手中的版号资源，做起
无本经营（当然，也无大利可图）。80年代音像界涌现的英雄豪杰，西北风的领军人物
、签约时代的旗手们，如过眼烟云，一哄而散。倒是非法音像制品的新“品牌”，新“
包装”，新“创意”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张狂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我国音像业在新世
纪到来之际，主要面临的是三大难题：盗版、入世和网上音乐。哪个难题解决不好，都
将致音像业于困难重重之境地。国际唱片公司的并购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
应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否有可借鉴之处。他们在合并，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尽管
我国音像业的体制与国外大不相同，但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资本运作、经营管理、
乃至市场法则还是类同的。近300家小型音像出版社既多又乱，为什么不能合并为30家或
10几家稍大些的公司？经营效益好，管理较完善，又有经销网络的硬件厂商，为什么不
能兼并既有品牌又有制作能力的音像公司？音像业为什么不能与高新技术的网络公司合
作，去开发新市场？外国人在合并，在想办法突出重围走出困境，我们在干什么？难道
束手待毙或等待天上掉下馅饼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吗？困难很大，但前途更光明，“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问题是我们怎样迈出艰难的一步。
&&&&从1995年起，唱片业的不景气似乎成为公论。而今年7月12日国内外12家较有影响的
唱片公司汇聚一堂，公开反盗版的同时，也自报家丑，大揭疮伤。许多唱片公司已到了
揭不开锅的程度，大公司物伤其类，愤而疾呼，要求社会予以重视。各公司项细的经济
情况无从了解，但有的公司只有一名签约歌手，更有的公司帐中无人已久是不争的事实
。与90年代中初风风火火的歌手“造星运动”与“签约时代”相比，不知新生的唱片业
的病因何在？盗版是几乎所有的老板矛头指向。眼下我们什么情况呢？唱片店里摆着众
多美国产品，也摆着不少我们的古琴曲、《梁祝》、《黄河》等―都是以前的老本，这
就是所谓的“国产”。那么，我们国产唱片公司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全选，复制，粘贴
。《梁祝》有五十多个版本，《二泉映月》二百多个版本，然后地方戏曲几千个版本，
不用生产，反来覆去加工就行了。还干什么？做引进版。买一个张学友新出的版本过来
，拷贝复制，降低一点售价―实际上是“合法”盗版。
&&&&国内294&家唱片公司，一家都发不出工资了，这就是今年的事情。如果音乐是一种
生产力，也就是说今年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今年是一个没有歌声的年份。据说《工业
化时代的诗与歌》是今年唯一的一张国产唱片。欧美的、港台代理商的引进带先是充斥
市场，现在老百姓觉得上当了，也不怎么买。去年某国际大公司在大陆发行的最佳成绩
是800张CD,而《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仅在北京地区的销售情况就好得令人吃惊，目前
已经突破2000张大关―真正的排行榜第一！各个媒体都被外面的大小唱片代理机构蒙在
鼓里，什么“火爆发行”，“今年最时尚”都是吹牛。你们不信去各家唱片公司调查一
下。有老板说，今年亏了，亏五百万，还不算亏，有比这更惨的。
下面这句话是错的
上面这句话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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