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开时，我通知你来看花”
初秋的一个傍晚，桂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家的昙花就要开了：“你怕是要赶快来，才守得到花时呢！”——五年前，我第一次上她家采访时，泻满阳光的阳台上那株她养了十多年的昙花，已经从一片拇指大小的叶子长到了两米来高，绿意盎然。当时，花季尚未来临，桂老师一边从冰箱里端出自己亲手做的、储存了整个夏季丰沛阳光的金色哈密瓜汁和“妈妈累”果酱让我品尝，一边对我说：“上帝爱我，让我在九十岁时还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昙花开时，我通知你来看花。”
接到电话，我立即前往。快到她家时，她碰巧正在离门厅较远的阳台上侍弄花草，远远望见我走近公寓楼，就在六楼的窗口朝我挥了挥手中的一个绿色小布包。城市里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太玩“丢沙包”的游戏了，94岁的桂老师却常常有兴致借鉴一下这个小游戏中的智慧，以克服腿脚的不便。她像个顽皮的孩子丢沙包一样，“噌”地把装有房间钥匙的小布包丢给我，让我“自助”进屋。
她那简洁明亮的家里，恰到好处地点缀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礼物，温馨环绕。有比利时学生送的童话小屋式晴雨表，不同的天气会有不同的小人出来报信，有意大利学生自己画的小油画、日本学生亲手做的木刻钥匙，上面可以悬挂各种小玩意儿，还有学生的女儿送的镶嵌在镜框里的干花拼图、学生的妈妈用彩色的《纽约时报》编织的杯垫……瓷杯里，清雅的茶香早已溢开。阳台上，昙花宽大的绿叶如瀑布般垂泻，顺着叶子的经脉已向外伸长出几个由浅绿色须状花萼包裹的小花苞。黄昏的斜阳下，桂老师满头银发，穿着金色大理菊底纹的明艳长袍，站在墨绿的昙花树边，正精心为花儿修剪枝桠。人、花相映，在我眼中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图画。
那晚，我们就在阳台上手捧香茗，对坐闲聊，守侯花开。晚上八点左右，小花苞果然悄悄张开了一半，最外层的须状花萼渐渐变成了淡淡的绛紫色。又经过差不多两个小时，黑暗中发出一声扇面轻轻打开般的“扑”的声音，一朵纯若出水芙蓉的昙花从夜色中跃然而出。娇黄的花蕊如高低错落的金色音符般自在跳跃，洁白的花瓣簇拥着它，仿佛在如水月光下洒落了点点星光，又像一只灵动的蝴蝶在夜风中轻颤翅膀。在它的上方、后侧，两个绛紫色的喇叭状花苞正从纤韧的绿色叶脉一端渐渐仰起头，几秒钟后，便也如星月齐辉般迅速绽放在枝头，它们素雅却也饱满，轻灵而不失庄重，恣意舒展又与世无争，清淡的花香似远实近，在一阵风里被吹散了，不一会儿又重新聚拢回来，给人无穷的回味……
这样的夜晚是适合讲故事、听故事的。我就在那昙花的清香中，静静地听桂老师讲她的故事。昙花树下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像传奇，但却使我更多地了解了这美好背后真实的困境和积极的面对。在我看来，这样的美好才值得让更多的人分享——作为一种和岁月一样可以触摸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传奇。
穿越法国公园的历史之约
桂老师全名桂碧清，今年93岁，没有过非凡的事业，没有过婚姻。她从1940年起，教一些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学习中文，第一个学生是莫斯科银行的总经理，她至今能清楚地记起他的名字。收了那个高大、英俊的俄国人和他那位娇小可爱、昵称为“鱼”的太太之后，她前前后后已经收过上百名学生，国籍随着“睦邻友好”的政治风向而更替。他们跟她学习语言，和她一起做全球风味的美食，甚至从她家里迎娶父母远在异国的新娘。72岁那年，她买了一张周游世界的机票，曾经是她学生的各国友人在欧洲的每一道边境线上等候她，说：“我的老师要来了。”在香港作家董桥的散文《没有童谣的年代》里，她开满昙花的阳台是与她素未谋面的董桥心向往之的地方。
绕过她的弟弟——著名学者王元化的名字，历史也许不会注意到她，而我想为她做一些记录，因为她开朗的心态、乐观的精神、从容的气度。中国最典范的文化世家的熏染造就了她，而在她的气质中，没有一点文化常常伴随的滞重的忧愁和感伤；近一个世纪里大江南北的时局动荡一次次像狂风暴雨一样冲击着她和她的家庭，但在她回望往事的视线里，那些曾经汹涌的波浪似乎都已汇入一片宁静的大海，“怨”或“恨”的感情于之都显得太强烈了。她信上帝，每天都做祷告，但不看《圣经》，不上礼拜堂。她的脖子上常年挂着一个刻成“爱”字的小金饰，那是身为西屋电器总裁的美国学生送给她的礼物。
如果不是听她亲口告诉，你绝不会想到，她的右眼在“文革”后不久后就已经失明。她的一位外国学生曾向我比划着形容：“桂老师眼睛和嘴角的线条都是微微朝上弯的，所以永远有一张慈祥的笑脸。”
《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曾经刊登她笑意盈盈的“baby face”像，下有一行小字：“Gui Biqing,a passage to
Shanghai.”。在我眼里，桂老师与其说是代表了一条通向遍布传奇人生的老上海的幽径，不如说更像身为传教士女儿的《大地》作者那样，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历史上的典雅开始与西洋的活泼相遇时，所影响的一代人精神的独特成长。
自从在王元化先生的夫人张可女士的追悼会上，偶然认识桂老师起，就像米奇·阿尔博姆那本广为人知的书的名字——《相约星期五》，许多个周末的傍晚，我下了班，穿过空气中飘荡着悠扬琴声的法式园林——复兴公园，去往老人的家。人行道上弥漫着从园中央的喷泉飘洒过来的清新气息，梧桐树金黄的枝干把头顶的天空划成一格格的，不远处，东正教堂靛蓝的穹顶在街角眺望着这座夕阳下的几何式花园。这片由过去“香榭丽舍大街”的支路延伸开来的街区，在如今车水马龙的都市中心，有一种让人的心灵不知不觉沉静下来的氛围。晚清时期曾在此居住的著名小说家曾朴的一段描述，或许颇能凸显这个街区的韵味：
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Le Roi de
Lahore和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中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高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ffe或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辣斐德路在我的前方展开……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
四年里，每一次穿过这片文化芬芳的土地，我都仿佛接受着一场精神的洗礼，从中获得一种远离浮世喧嚣的心境，去迎接小路另一头那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我越来越在老人和脚下这片至今保存了奇妙异域感的土地之间发现了一种隐秘的关联。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她联系了这座城市、甚至我们整个国度近百年来的历史。
路尽头、花开处，余香袅袅
七十几年前，还在上初中的她对一位即将离开她去南京求学，问她：“我们以后能不能通信？”的高年级学校球队队友说：“没有必要写信，会记得的自然记得，要遗忘的自然遗忘。”欢送会上，才14岁、心灵还轻快得像只小鸟的的她扮演了一个黑人，和大家一起跳着快乐的舞蹈为男孩饯行。他们在新开路上的男生宿舍前道别，之后她就径直回了位于弓弦胡同的家。
那时的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想像不到生活会有什么变故。乐天、骄傲的她，甚至不屑于像其他多愁善感的女同学那样，去火车站送别昔日的伙伴。男孩要去的就是她曾经告诉他“我最喜欢”的金陵大学，那里有她向往的农学院。她几乎是顺理成章地相信，四年以后，他们就会在那座美丽的校园里重逢。在她轻灵的心里，还没有萌生出那种沉重的感情，她也从来没有听男孩表达过那样的感情，她只记得他们并肩走过人山人海的颐和园回廊，欢呼雀跃地在西太后更衣室的大院里拿馒头当排球打着玩，一起在春天的北海公园划船，那都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她记下那些快乐的作文，甚至被老师当作范文，向高中部的同学朗读。
高三毕业那年，她患了被医生判决会双目失明的眼疾，躺在床上，收到那个男孩打听到她二姐的地址转寄给她的信，懂得了自己一直被人以自己所能接受的方式爱着，开始爱人时，却决定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不要让得病的自己连累他。没有给这个心里惦记着的人回信，但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地址，她做了一本纪念刚去世的表妹的纪念册给男孩寄去，希望将来彼此还能通消息。就在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桂老师一家从当时住的北京小麻线胡同1号的荣禄府花园逃难到上海，那封信在烽火中也不知碾落何方，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最近，桂老师凭着她唯一还能看到东西的左眼，用蝇头小字亲笔写下一千多字的回忆录——《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时，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他们所在的校排球队名为“飞燕”，在男孩离校前的最后一场校际排球赛中，他们的表现出奇地好，甚至打败了当时北京城里最强的“未名”队。《晨报》上刊登这则消息时，用的标题就叫“凌空长鸣，飞燕战胜未名”。年轻的人们，怎么会想到不可预知的命运力量正将他们从咫尺拉向天涯，侧耳可闻、清脆响亮的“再见”，终将杳渺成只能在心头反复回味的思量，就像男孩在最后一封来信里说：“没想到新开路上的一声‘再见’，竟成了我们远别的尾音。”
79年后的今天，老太太告诉我，那个男孩是广东侨乡台州人，后来估计是去了海外。“现在，应该已经过世了。我都九十多岁了。我觉得我们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好，真的在一起，也许以后遇到什么风波，反而不一定有这么好了。我没有伤感，也没有遗憾，和他一起划船、打球、在颐和园回廊散步的情景现在都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人回忆的时候会蛮开心，甚至比当时更开心，这些回忆带给了我很多快活。因为现在我懂了。就算在年轻的时候遇见他，我也只会鼓励他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妻儿；最好是大家都老了的时候碰上了，这时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而我也终于可以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坏。其实无论什么时候碰上他，我都只想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的那么坏、那么无情无义的。”
爱，是需要能力的，对一段遥远的、曾经的爱情的信仰尤其如此。普通人的感情依赖积累，常常一天天积累着，却未尝能逃脱怀疑和猜忌。她的爱也许除了彼此心底里的认同之外，从来没有更多可以用来怀念的凭据，而隔着七十多年的岁月烟云，她回望如昙花一现的往昔爱情时，依然看见它灿烂如昨昔。说这段回忆对她的一生是一种信仰，也许还不完全恰当，如果她仅仅是凭借它来支撑自己的一生，那么这种凭借的依据会随着不再有任何积累的消耗而日渐稀薄。我想事实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恰恰相反：她很好地看顾了自己的一生，也用一颗未经磨砺的光洁心灵完好地贮藏、保存了这段远年的爱情——没有凭据，不需怀疑。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达观，也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我和世界各地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吸引到桂老师身边。现在，就让我在迢迢星汉下，做一回穿越时空的投递员，手持桂老师的信，去叩响她身后那个诗意而壮阔世界的小木门。我总相信，那门后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苦苦寻找的关于心灵喜悦和满足的密码。
华人牧师家的Bertrice
1917年元旦，即将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安徽青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破除旧的文学规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面貌。1月底，由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报发表了署名“守常”的李大钊社论，反对将尊孔写入宪法。2月
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挥起大旗声援胡适。长期因处于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交汇地带而成为近现代思潮和革命活动云集之所的湖北，新文化运动此刻也正方兴未艾。恽代英与黄负生等人正筹备着着取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新进化论思想，在武昌发起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
而在距离武昌几百里的荆州江陵县，女人们还没有进商店买东西的习惯，那些从家门口经过的挑担货郎成为她们期待的瓷器、布料来源。在当地一座教堂旁的洋房里，住着武昌来的牧师桂美鹏一家。
桂美鹏是基督教圣公会鄂西片区的第一位华人牧师。他曾就读于约翰书院，旧学根底很深，但又像当时许多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士人一样，对西方有着着朦胧的向往。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他资助在沙市教堂旁开办的美鹏学堂，是江汉平原上第一所将私塾中的学生按年级釆用西方分班制授课的新式学校。这所至今还能在沙市的新沙路小学看到昔日旧影的学校里后来还走出了几位早期的中国留学生。
和许多中国传统乡绅不同，桂美鹏让太太放开女儿的缠脚布，把闺阁中的大女儿桂月华送到了上海，在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女校接受新式教育。这个女孩从小记性好，会背古弹词《天雨花》，特别喜欢里面聪明的女主角左义珍。1916年的一个午后，已毕业回乡的桂月华和往常一样到自家的花厅门前买东西。那是一幢从前将军住的老式大房子，雕梁画柱，有好几进，最外面的一进靠着马路，房前开了个裁缝铺。桂月华特别喜欢货郎担子里那些漂亮的进口瓷器，尤其是英国来的，大都印有精美的玫瑰图案。这时，走过一位算命先生，对她说：“今年有喜空欢喜，不是男喜是女喜。”不信迷信的桂月华朝他摆摆手，说：“你走吧，我不听你这些。”
果然，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桂月华的第四个女儿急着要从妈妈肚子里钻出来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了。那时的江陵县城里还没有医院，只好请接生婆来接生。因为是难产，接生婆一个劲地把头发往产妇嘴里塞，让她觉得恶心了好使劲，后来甚至拿粗大的门闩往她肚子上压。婴儿好不容易从娘胎里出来后，浑身上下都是青的，起先也不哭，接生婆一手把她托着，用另一只手拍着她，她才哭了。接生婆有些遗憾地说：“又是一个丫头。”桂月华却不在乎，高兴地说：“姑娘我喜欢，你们快点给她收拾，别让她着凉了。”这个属蛇的孩子后来由她留洋的三姨母起名“碧清”，英文名叫Bertrice。因为过继给姨母，她的姓也改随母姓——“桂”。一年后的一天，照看她的邓婆抱着她在家门口看街时，这个女孩才第一眼见到她远渡重洋归来的爸爸。
桂月华的丈夫王芳荃是江陵沙市人，从小好学，但因为家境贫寒，幼年的王芳荃只能每天提着一个小藤篮子，装上一些瓜子、花生、米籽糖等零食，去街上卖，一天下来，赚得上十个铜钱交给母亲贴补家用。美鹏学堂上课时，他就站在学校教室外面的窗边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时间一长，担任校长的桂美鹏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情况，和颜悦色地找他谈话。一谈，发现这孩子的学识比一般在校的学生还强，且聪慧异常。碰巧王芳荃的母亲也是圣公会的一名教友，桂美鹏于是决定免费让王芳荃进校读书。
在安定的环境中，王芳荃发奋努力，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桂美鹏亲自送年方12岁的王芳荃去宜昌，进入由美国牧师柯林斯（H.C.Collins）主持的英文学堂念书。5年后，王芳荃作为基督教圣公会宜昌教区的尖子学生，被选送到上海圣约翰学院就读，于1903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成为该校首届毕业生。
毕业后的最初几年，学有所成的王芳荃先后在江苏如皋、湖北宜昌等地教书。1906年，由桂美鹏作主，这个小伙子与他在做礼拜时就已悄悄爱上的桂家长女桂月华结为夫妻。他的岳父、妻子和妻妹，都曾参加过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王芳荃也冒着枪林弹雨，一连十多天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并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在夫妇俩于1916年东渡日本后拍摄的照片里，两人都换上了洋装，几乎所有照片的背景里都有花：从月季到山茶，从盆栽到艺术插花……如今我每次步入桂老师家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温暖雅致生活气息的延续。哪怕是插在盥洗台上空浴盐瓶里的小小一丛“勿忘我”，也足以使那个原本不起眼的角落散发出“岁月静好”的启示。而照片里父亲的刚正清矍和母亲的雍容沉潜在日后桂碧清与王元化姐弟俩的面容、气度中，也可以看到清晰的融合显现。经常帮助丈夫润色中文函牍的桂月华也许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儿媳张可也自然地做着类似的事情。她和王元化一起翻译莎士比亚剧评的日子，使逆境中的王元化“颓丧的心重新显发出光来”，那是他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4年后，王芳荃结束了在日本的教职，回到国内，任教于武昌文华大学。后又担任清华注册部主任兼授英语，由清华公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他用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画的著作，至今被保存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晚年在儿子政治蒙难的时期，他甚至陪伴儿子专心致志地翻译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熟悉的英人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玫瑰葡萄、留声机和PARTY里的童年
桂碧清四岁，也就是她的弟弟一岁大的时候，在清华当教授的王芳荃终于说服了他那“怕死了北京城里羊拉的车”（其实是“洋车”）的太太，举家迁入中西文化交汇的清华园，住在南院12号的教职员宿舍，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和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毗邻。清华园里的中、外教授们常常一起开Party，外国的教授太太们教中国的教授夫人们做西餐，中国的教授夫人们教外国的教授太太们做中餐。在教师夫妇互换舞伴的晚会上，传教士的女儿桂月华起初还害羞地只敢挽起一位年迈的老校医的胳膊，童年的桂碧清却无拘无束地结识了许多同龄的小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到清华的大礼堂排戏，用野花、野草把梅贻琦漂亮的女儿梅彬彬装扮成戏里的葡萄仙子。清华园里中国人、西方人相处愉快的空气，成为她后来漫长岁月里生活的底色。这个从小像男孩一样好动的女孩，在尊重天性的开明家教下，夏天和伙伴们一起去清华园公子厅对面的山上挖蚯蚓、钓鱼，上北海滑船，冬天去那儿溜冰，在当时比颐和园还漂亮的圆明园里捡很久以前的松针嵌入、化成了石纹的化石。
在整个中国还没有完全步入现代的岁月里，桂家族系里已经没有一个孩子再穿开裆裤，他们中后来走出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金钥匙奖”的获得者和中国关注艾滋病村的第一人。
童年的桂碧清常常听卖萝卜的人在街上叫：“萝卜赛梨哎——”。有的萝卜红皮白心，肉嫩水份多，特别好吃。逢人要买时，小生意人就先把萝卜皮像花瓣儿一样一瓣瓣削下来，底部连着心子，再用刀把白心子切成一条条的，整个萝卜捧在手里就像一朵花；有的萝卜皮是深绿色的，里头是浅绿的瓤，最是清火。冬天的时候，一家人围着温暖的炉火，吃着这种清凉爽口的萝卜，这场景给桂碧清的一生留下了关于老北京的美好记忆。但那些在鹅毛大雪天里，穿着棉絮已经袒露在外的破棉衣，提着一个小竹篮，在街上叫卖：“空壳儿（指果实很小的花生），多给”的老人，也像《城南旧事》里善良而苦命的宋妈对小英子的触动一样，在小碧清心头投下难以言说的怅惘。她还记得六姨家一个专门照顾弟弟的保姆，冬天的时候常常把砖在火上烤热了，用毛巾包好，捂在被窝里给弟弟取暖。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辛苦，给姐弟俩从小留下了深刻印象。
6岁那年，桂碧清到城里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上小学。那是所出了名的好学校，清华不少教职工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学。学校规定学生们天天要洗澡，哪怕外室外结着冰葫芦，屋子里也没火炉。寒冷的冬天早晨，学生们也被要求一人拿块小抹布、拎个小铅桶去教室里擦课桌和椅子。吃饭的时候，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同学搭桌坐。到了晚上，不用上复习课的低年级孩子按规定到了八点得准时上床睡觉，高跟鞋在长长的走廊里发出“笃，笃，笃”声响的英国老太太会举着手电筒一间间宿舍地检查他们睡前有没有换好睡衣。
这纪律严格的校园生活可把从未受过拘束的Bertrice给憋坏了，她在笃志最盼望的事就是舅爷爷来看她。那个胖胖的、脑袋光光、留着八字胡须、总穿一件长大褂的舅爷爷，在江边开着一家家传的嫁货铺，因为忠厚老实、不会做生意，买卖在他手里亏了空，被他凶悍的太太骂作“败家子”，但却深得小碧清的喜爱。他见到小碧清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和善。每次去看她的时候，他宽大的袖筒里要不揣着两只橘子，要不揣着点糖或者饼干什么的零食。饼干上有一朵浇成五角星形的糖，那可爱诱人的样子，当年的小姑娘变成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后，还是忘不了。通常等Bertrice吃完了橘子，舅爷爷就用大袖筒把橘子皮悄悄地揣走，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魔法一样，发生得神奇又平静。这个童年记忆里像圣诞老爷爷似的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如同性命。他的儿子人极聪明，在美国留过学，回国后在天津的一所大学当法律学教授。Bertrice印象中这个个子不高的舅舅总是穿西装，戴一顶洋绒的法式帽子，小时候因为在野地里拉屎，被来吃屎的狗吓着，摔成了跛子。他每次去天津上课要坐火车，舅爷爷就去替他买票抢位置。有一次不幸摔到车下送了命。这个比朱自清的《背影》更伤感的命运故事，九十多岁的桂老师讲起来，除了同情，更有一种让闻者也会在心头融化开来的暖意。
其余的日子，Bertrice常常趴在宿舍的阳台上张望，希望能找到机会从学校里逃出去。这样的光景持续了一年，直到梅贻琦的太太和当时清华教务长的太太在清华园的一幢小洋房里合办了一所幼儿园。
刚开始的时候，幼儿园生源不够，桂月华就把7岁的女儿送去带动人气。在那里，Bertrice和一个叫Smith的美国教授的大女儿Mary成了好朋友。Mary常常从北院骑一辆三轮脚踏车上南院的小朋友家，每次到了Bertrice家，就让Bertrice给她妈妈打电话，说王家人想留她吃中国饭；Bertrice上她家玩，她家人也请中国的小客人吃西餐。Mary家养了两头大羊，全家人都喝羊奶，还跟着留声机光碟里流转的音乐起舞。这是一出生就有外国名字的小碧清对“外国人”最初的具体印象。
那时她还有一个好朋友是清华图书馆戴馆长的三女儿戴士琛。戴家常年种葡萄和草莓，葡萄是玫瑰葡萄，吃到嘴里满嘴都是玫瑰香，戴士琛每天上学都会带几颗给要好的同学分享。她挪威籍的后妈待她很好，冬天给她准备春天的衣服，到了夏天就给她准备秋天的衣服，她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家里也比一般同学家气派：铺着富丽的地毯，家具很多是从国外进口的，还有穿白大褂的炊事员专门给他们一家开饭。同学们都羡慕她，可她却总是不怎么高兴，有一回还悄悄地向Bertrice抱怨说：“你们都有自由，我却没有，连衣服都是妈妈给准备的，吃饭的时候都不能随便，还得穿得整整齐齐。”小碧清这才知道，原来洋人也有不好玩的规矩。倒是聪明能干的桂月华每次看到戴士琛穿得漂亮，就照着她衣服的式样给自己的孩子们做。
童年的这些经历常常在成年后桂碧清的脑海里浮现，从事儿童教育的她，后来一生保持着不老的童心和爱心，我猜想，这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她拥有一个快乐、甜蜜的童年。她学养深厚的父母几乎倾其所能地满足着孩子对自己未来的一切设计，哪怕在今天的许多父母看来，那些设想近乎天马行空。
中学时代的Bertrice很爱打球，但当时全国只有上海的两江体院是女校，Bertrice在北京举办的球赛中见到飒爽的“两江”球员，心里很是羡慕。念完高二后，她对妈妈说想去上“两江”，爸爸妈妈爽快地答应了她。这是Bertrice一生中又一次与正规的“文凭”擦肩而过。第一次是在她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得了黄疸病，她没能参加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而这些，居然没有对她后来漫长的人生产生过任何不利的影响。她很长时间里拿着比大学教授还高的工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这在今天听来如同奇迹，但也许正因为此，桂老师至今的记忆里没有任何关于辍学的遗憾，却清晰地记得到“两江”报到那天，五姨母给她带了两罐铁盒子上有麦穗图案的英国苏打饼干和沙丁鱼去学校——这也许代表了那份多少年来未曾褪色的满足和快乐，即使两天后，她就接到了一个足以让许多人心灰意冷的坏消息。
上帝在她身上显奇迹
那天，Bertrice发现自己的眼睛朝空中看时，眼前有黑乎乎的东西在飘。经检查，医生说是洄血管出血，不能再作剧烈运动，得平躺在床上休养。不得不退了学的她，整天只好躺在床上，脑袋一刻也不能离开枕头，耳边用两个缎子做的硬梆梆的小猫架着，进食全靠一盘玻璃管输送营养液。等到稍微好点可以坐火车了，妈妈带她到北京，请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也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眼科医生毕华德给她看病。毕医生告诉桂月华，洄血管出血无法控制，Bertrice的眼睛就像根橡皮管，会这儿破完那儿破。很少有人得这个病，他之前总共只看到过两个这样的病人，后来全瞎了。当时的医学还无法解释病因，只能称其为“TB
eye”，也就是“眼结核”。毕医生遗憾地表示：“我没有能力看好它。Bertrice如果幸运的话，靠好营养来调养，也许能增强一些抵抗力，不然就只能等着变瞎。你们信上帝，就只好去求上帝了。”
Bertrice在燕京大学上化学系的大姐立刻开了个营养单子，桂月华就照着这个单子教炊事员：炖蛋用鸡汤，煮稀饭用白脱油、蛋黄、蔬菜泥和鸡汤，一天两磅牛奶，每个礼拜都去当时唯一的一家外国店里买花旗橘子。“面包上面白脱油涂得比面包还厚，进口‘太阳’牌麦精鱼肝油的空瓶子积起来装满了一个柜子。爸爸妈妈每天为我祈祷上帝。妹妹和表妹经常念书给我听。那时，二姐有个中学好友的男朋友笔名叫曹禺，也是湖北人，在清华念书，常常到我家来吃湖北菜。我们常开玩笑说：‘万家宝，你就是万家的宝贝。’他写了一本叫《雷雨》的书，刚出版的时候在中国并没有很大的反响，我也把书扔在一边。后来二姐告诉我这本书在日本轰动了，我们才开始重视这本书，我也让大家念这本书给我听了。”说起这些，Bertrice对悉心爱护她的家人充满感激，虽然这些并没能阻止她的右眼在一年后变瞎。
毕医生往已经失明的右眼眼球上打了十多针，好让里面的淤血散掉。有一天，针打得偏近神经，Bertrice疼得受不了，家里人只好去找冰块来帮她压着。可慢慢地，这只眼睛竟又能看见东西了，血管出血也渐渐停止了。桂月华去谢毕大夫，大夫说：“不用谢我，应该去谢上帝。”
就在Bertrice生眼病一年多时，弟弟也得了同样的病，只是比姐姐稍轻一些。照顾他的护工孙老头长得像个鸦片鬼，弟弟却很喜欢，因为老孙头会念书给他听。一天，家里的女佣黄姨妈忍不住对Bertrice说：“你弟弟念的什么书啊？一天到晚听他念‘他妈的，他妈的’，这老孙肯定不是个好人。”
从卖草帽到“抢帽子”
曾经在桂碧清眼里“净写文章，也不挣钱”的弟弟，就是后来沪上的文化名人王元化。弟弟在写着那些她所不知道的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一名秘密的地下党员。而Bertrice幼师毕业后在中西幼儿园工作时，面对一位同事要她入党的建议，却直说：“我不行，我胆小，回头我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把你供出去了怎么办啊？你怎么还敢在这里跟我说这样的话？而且我还得挣钱养家。”——抗战时期，王家在银行里的钱因为通货膨胀都贬了值。正好妹妹要念大学，弟弟做地下工作也没有收入，一家人的经济开始变得困难，光靠桂碧清在中西幼儿园教书的收入远不够用。
一年暑假，看到一个朋友骑车戴了顶草帽，Bertrice拉住他问：“这草帽是在哪儿买的？”朋友告诉她，有一家山东人开的小店，专卖各式各样的帽子。Bertrice想：上海正流行脚踏车，天又热得要命，人们肯定很需要草帽，可这帽子光秃秃的不好看，我给它加上些装饰，应该能够卖得贵一些。于是，她让朋友带她到江苏路上的帽子店去参观。一看，店里卖的大多是平顶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上海有印度巡捕和安南巡捕）式样的光帽子，很简单。Bertrice选了其中一种式样的帽子泡在浴缸里浸湿了，拧成美国西部电影里COWBOY帽的样子，在太阳下晒干后，两边的帽檐卷出来了，她再用花布做装饰用的带子；斗笠状、尖顶的“安南帽”上，她用防水的彩色油漆画上米老鼠、唐老鸭、花卉等卡通图案，或者用各色绒线绣上五线谱。一般是妈妈桂月华负责订帽子的系带，Bertrice和弟弟、妹妹有空就画，进货、卖货的任务则由Bertrice全包了。那阵子，家里的房梁上挂满了晾帽子的大竹竿。Bertrice还建议卖帽子的店家兼做和帽子配套的草编包，她给这些包配上里子，画上面子，和帽子一起卖。那几个暑假，她和母亲总是工作到夜深，靠加工草帽补贴家用。
当时上海有两家北方人开的绸缎店外国人特别喜欢。一家位于成都路南京路口，叫华北绸缎商店；另一家在江宁路上，叫兴中绸缎商店，两家的店员都说普通话。桂碧清看中了这两家店，就每种帽子各带上一顶，骑车到这两家店，用一口字正腔圆的京味普通话对店员说：“我们都是北方人，我也很喜欢你们的店，我有种帽子，想在你们这儿卖，卖出后给你们分成，找你们老板谈谈这事儿行不？”店里的伙计听她这口亲切的乡音，马上爽快地答应：“行！”，一边把老板找来，不一会儿，代销帽子的生意就谈成了。
Bertrice自己当起了送货员。因为怕货物太重，骑车摔跤，她特地选了一辆26寸的小矮车，两个车把手上各挂一撂帽子，车兜里放一撂，车尾也搭两撂，整辆车子前前后后都挂满了帽子，只剩下她的脑袋露在外面。送完帽子后，每过两个星期，Bertrice就烧一大锅咖喱鸡之类的菜，两家商店各送一锅，给伙计们吃。伙计们一高兴，卖起帽子来更积极了。眼看帽子的销路很好，一家人更加大批量地做。弟弟、妹妹和那时还没过门的张可，有空都来帮着做。
中西幼儿园有个孩子的爷爷是当时上海最好的被单厂——大统被单厂的老板，四大百货公司都卖他厂里的产品。孩子的妈妈和Bertrice关系很好，在这家人的帮助下，四大百货公司的玻璃柜台里也都卖起了Bertrice的帽子。到这时，光靠一辆小脚踏车送就远远不够了。正巧Bertrice有个表姐在儿童医院做护士长，Bertrice留意到医院里打杂的服务员形象都挺亲切，衣服上还印了“儿童”两个字，赶紧问表姐可否请他们帮忙送帽子。那之后，南京路上就经常可以看到穿着有“儿童”字样工作服的骑车人，带着满满几袋用铜锁锁在草绿色圆柱形帆布旅行袋里的帽子，在路人好奇的目光中去往四大百货公司送货。
大概过了两个夏天，草帽似乎不怎么时兴了。看到很多大学教授业余时间炒股，Bertrice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之前，她可是对股票一无所知。她拿了妈妈的一对金镯子找到爸爸的朋友——金城银行主管抵押贷款的时任行长，换来本金。幼儿园一放暑假，她就天天像上班一样准时地赶到位于静安寺百乐门里的股票市场，从股市开门一直呆到停业。她做的是“抢帽子”，即短线的股票买卖。结果鬼使神差地天天都赚钱，一下子赚了好多钱，连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把钱拿来请她代炒股票。
那样的日子里，Bertrice一家也从来没有上饭店吃过饭。一天，Bertrice央求：“妈妈，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就去饭店吃一顿吧。”到了饭店，妈妈还是只许她点了一些便宜的家常菜。
在Bertrice差不多已经赚了十几根金条的时候，桂月华告诫女儿说：“你该收兵了吧？”“我运气这么好，怎么能收呢？”桂碧清踌躇满志地说出这句话后不久，抗战就胜利了，股价一落千丈到了跌停板，她之前挣的十几根金条，全都赔给了银行。她的妈妈为此接连三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可每次被问及“你晚上睡得好不好？”时，Bertrice都坦承自己睡得很好。妈妈觉得奇怪：“钱都赔光了你还睡得着！”“这些钱是不义而来，所以也应该不义而去。你还连一顿好的都没让我吃！”Bertrice对妈妈撒娇道。
后来，弟弟对她说：“当时我没有想到抗战会那么快胜利，不然一定拦住你，让你不要继续做下去了。”
洋人电台里的中国第一套儿童节目
在上海作为“孤岛”的日子里，Bertrice只知道自己的弟弟是很爱国的，写文章爱打抱不平，净得罪人。弟弟的一个朋友黄明是四川一个大财主的儿子，家境富有。他和太太同情王家人生活辛苦，常常在周末拎上一篮子菜到王家，烧给大伙儿吃。一天，黄明问：“碧清姐，苏联电台的儿童节目你愿不愿意做？”Bertrice犹豫道：“不知道自己行不行。”黄明安慰她：“肯定没问题！”当时，Bertrice还不知道，黄明是地下党的文委书记，而弟弟也早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那还是淮海路上有许多白俄的年代。苏联电台在上海分设了一个中文台和一个俄语台，总体上都归属于塔斯社。电台位于南京路茂名路口“凯司令”面包房对面的一个小公寓里，后来搬到了四川路桥下外国青年会隔壁的大楼里。房子的墙壁材料用的是隔音的软木塞，在当时所有中外在沪电台中属于设备最好的，而且也是唯一敢说真话的。
约好了见电台领导那天，天下着大雨，Bertrice一出古柏公寓的门，就看到地上漫着大水，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按时出发了。因为当时上海的房价很贵，房子都要用美金、金条去顶，而且只出售居住权，产权一律不出售，所以塔斯社电台的公寓不够大，中文台主管克里明柯的办公室另置在当时福煦路（今延安路）的金城别墅。办公室里只有两张书桌，除了正中央克里明柯自己的书桌，靠窗口的那张书桌上坐着一个戴眼睛，看模样约三十多岁的清瘦男子。Bertrice后来才知道，他叫圣草婴，她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翻译日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童话——《匹诺曹奇遇记》。
克里明柯告诉Bertrice，每天的播音时间从下午5点到5点半，但事实上，前期选择节目素材的工作也要由Bertrice自己来完成。又因为是下午的第一档节目，所以连设备也要播音员自己开。Bertrice答应试试。她就这样几乎没有准备地成了集采、编、播于一身的中国第一套儿童节目的制作者。在塔斯社电台，她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中西幼儿园半年。
起初，Bertrice找不到任何可以参考、学习的内容。她根据在儿童教育中得到的经验，提醒自己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接受能力，采用不同的形象化动物作故事的主角。她也机智地在节目中穿插了一批左翼作家的作品来宣传共产党的思想。
“我希望能让孩子们听到正确的普通话和有意义的内容，为孩子们增加一些知识，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对音乐、文学的兴趣，教他们热爱科学，懂得破除迷信，培养高尚的品德，也让他们了解历史和现代社会中对他们有益的一些内容……”至今，她仍能对自己当初的节目设想娓娓道来。为了实现这个心愿，每次找素材，她都非常用心，挑选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张天翼儿童作品》等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故事，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类富有教育意义的诗歌。写完播音稿后，她每天都先自己试讲好几次，用各种颜色的笔在稿件上做下形形色色的记号，比如：什么地方要停顿，什么地方要说得快，什么时候要放慢语速，什么时候要用重音……她说：“每个字母都要让孩子听清楚，语言要用儿童易懂的词汇，带自然的感情，生动、活泼，还要有表情，绝不能拖音、娇气、做作。”她讲述黑人的孩子看到白人商店橱窗里的红皮鞋很喜欢，却不能进去买的《一双红皮鞋》的故事，启发孩子们思考种族歧视的问题；她自己也写了一些谜语和儿歌，发表在当时的儿童杂志《小朋友》上。其中有一首说：“喝了羊奶养身体，穿了羊毛暖暖的，小羊小羊谢谢你。”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节奏感和音乐欣赏能力，她还常常在讲完故事后给孩子们播放相应的音乐，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在还没有钢丝录音，也没有录音带的1940年代，这一切只能用直播，所以播音员绝对不能“吃螺丝”。当时也还没有空调，担心风扇转起来的声音会被录进节目，所以播音时连风扇也不能开。为了阻隔户外的杂音，还要紧闭门窗。Bertrice用来播音的机器就在播音台上方，她一边播音，一边还要留意管着机器。炎热的夏天，她浑身出汗，只好在脚下放了一大块冰，来帮助降温。尽管如此，每天播完半小时节目后，Bertrice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播音台上也总是汗流成河。
渐渐地，Bertrice每天播两次新闻、一次儿童节目、一次评论，电台的主要节目都由她包了。许多听众写信向电台打听她的名字和照片，电台怕她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只得保密。那是她的工作不经意间与中国大地上的革命形势发生关联的开始。不久后，她亲历了国民党的破坏导致苏联电台被迫解散，而她的人生，也开始随着一场场革命的风波，变得越来越跌宕多彩。
她把《白毛女》传到了苏联
电台解散后，Bertrice受邀去位于外白渡桥旁的苏联领事馆教苏联领事学中文。学儿童教育的她教外国人有一套类似启发儿童思维的方法。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前夕，她连续教了好几个国家的总领事，也因此受邀参加所有这些国家在上海的国庆活动。苏联国庆日是第一场这样的活动。“桌上是大块大块的cheese、白脱，大水杯里我以为装的是Juice，人家说‘干杯’，我就端起杯子一下子全喝了，结果整个房子都转了起来。”她回忆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通常是年轻人才有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光芒。
有一天Bertrice病了，苏联副领事让他的中国职员陪着他一起去看望老师。Bertrice端出爸爸用白干泡的陈年佛手酒、陈皮酒和杨梅酒请他们喝。苏联人的酒量特别大，喝着喝着，副领事和Bertrice聊起自己在卫国战争时期好几天没有水喝，看到泥塘就把泥挤干了取水喝的经历。“他虽然是个副领事，但生活还是很朴素，他小儿子的鞋子还是破的。”Bertrice说。事情往往这样奇怪：一个公民的战争记忆、一个孩子球鞋上的一个破洞，会和一个国家的盛大庆典一起，形成一个外国人对于那个国家的深刻印象。后来，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苏联领事馆下请柬邀请Bertrice去参加典礼。站在金碧辉煌、高大雄伟的展厅里，Bertrice回想她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展览馆的地基上还是哈同花园，大红的矮围墙连成很大的一片，快要延伸到威海路。因为一般人不能随便入内，花园里面是什么样的很少有人知道，而当那幢斯大林式的革命英雄主义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神秘的哈同花园里曾经用过的器物已经被卖到了市场上，Bertrice和她的朋友都买过哈同家里的旧家具，她的大姐从内地买来两张床，也有人说是哈同家的。
捷克留给Bertrice的关键词，则是“点心”——一位捷克科学家的太太曾经教她做过两种点心。一种是用一勺面粉加上十个鸡蛋一起烤，底下是结实的鸡蛋糕，上面是一层膨膨的鸡蛋白。当时Bertrice家里还没有电烤箱，她用铁皮烤箱在煤炉上试着做，效果总也好不了。另一种是用酵母糕发面后，在里面和上鸡蛋和切成小丁状的罗宋面包皮。等面饼发成一个大馒头了，把它放到一大锅开水里去煮，到适当的时候拿出来，还是像个大馒头，但口味比馒头好多了。据说捷克人把它们切成一长条一长条的，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作主食。
解放前夕，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也托王元化的朋友——当时上海俄文译得最好的地下党员姜春芳找到Bertrice——其实早在Bertrice到苏联电台工作的第三天，罗果夫就发现这个播音员的普通话特别标准、悦耳，这一次，他点名希望由她来教自己和塔斯社副社长叶夏明学中文。姜春芳私下里提醒Bertrice：罗果夫很苛刻，之前的一个汉语老师只给他上了一天课，就被辞退了。Bertrice印象中的罗果夫是个矮胖子，肚子大得在上面放得稳一杯啤酒，一般的椅子他都坐不下。但这个苏联人很幽默，也非常用功，能讲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是个中国通。中国酒席上的每一道菜，他都叫得出名字，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阵子下来，罗果夫对Bertrice的教学很满意。
那时候，国民党禁止解放区的书进上海。Bertrice有本弟弟的地下党朋友送的《白毛女》，每次去外滩的塔斯社办公室给罗果夫上课时，她都把这本书带着当教材，有时也教学生念鲁迅的作品。曾经有朋友提醒她：万一有人偷拍到她和外国人罗果夫在一起的照片，或者，“抄把子”（就是“搜身”的意思）的国民党查到她随身携带着解放区的书，她就会有生命危险。但罗果夫很喜欢《白毛女》，他回国后，把这本书译成了俄文出版，后来苏联人还用俄语演出了这部中国戏。
罗果夫有一次和叶夏明一起请Bertrice到襄阳公园对面一家苏联人开的乌克兰餐馆吃饭，那里的伏特加Bertrice只用嘴唇咪了一小口，就像有根火线烧到了心里。她从此再也不敢碰这种俄国烈酒。但那些用多年陈酒泡制的新鲜水果，她到九十多岁的时候还记得那纯正的风味。每次尝着她从冰箱冷藏室里取出来的红通通又晶莹的美味冻柿子，我都会猜测，这种稀奇的食物是否是童年北京的冰糖葫芦和年轻时上海的乌克兰大餐融合在一起，在她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教罗果夫的同时，Bertrice也教美国合众社、联合社的社长以及一位美国女记者学汉语，当时，他们和罗果夫都住在外白渡桥边的上海大厦，大厦由美国兵看门，外面的人进楼要签接待者的名字。为了避免麻烦，&
Bertrice总是一律签上美国人的名字。那时的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将要目睹飘着苏联人国旗的船，成队地从黄浦江上远去——虽然，在1955年的时候，她还被推荐去衡山宾馆教上海船舶局的苏联专家学汉语。一句俄语都不会说的她，从苏联专家上衣口袋里别的“钢笔”教起，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完全不要翻译地给一句英文都不懂的苏联专家们讲课，连弟弟王元化都惊讶得仿佛要重新认识这个姐姐一般，问她：“你也敢进那个教室？”
事实是：她进去了，而且很快用手势加现教现学的俄语和自己编的汉语拼音儿歌教会了三四十个苏联专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一些常用的中文。
对于Bertrice来说，学生们的脸上从来没有贴过“老大哥”或“帝国主义”的标签。一天，她得了急症住在医院里，她的一位学生——美国儿童救济基金会的年轻负责人威廉·白给她送来了一箱子救济蛋奶，而那位美国女记者听说Bertrice需要输血，立刻主动提出由同一血型的自己为老师献血。Bertrice脸色苍白而依然语调温和地说：“谢谢你，不用这样，我可以买血。”美国女记者着急地当场追问：“是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你不想要我的血？”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微笑着告诉她：“不是因为你是外国人，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愿意用你的血来治我的病而影响了你的健康。”——她说这些话让我回想起她高中毕业那年躺在病床上，收到那封从金陵大学寄来的信时的心情，只是这一次，她顾念的人换成了一个外国朋友。
因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牵线，Bertrice也教过中文《大美晚报》的总编窦勒氏夫妇学汉语。窦勒氏的办公室在福煦路靠近外滩的一个红房子里。Bertrice与夫妇俩亦师亦友，常去他们位于茂名路上的家里玩。那是一套很朴实的房子，窦勒氏喜欢拍照，家里有许多关于外滩、苏州河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一个小孩蹲在苏州河的一艘敞蓬船上，穿着一身很厚的大棉袄，但棉裤是开裆的，屁股露在外面。窦勒氏好奇地问：“天这么冷，为什么他的裤子要开个窗户？”Bertrice告诉他：“中国人觉得这样方便，孩子不会把尿撒在裤子上。这个小孩家里很穷，苏州河上的舢板船就是他们的家。很多人就在船上烧饭、洗衣服，一年到头都生活在船上。他们也做点小生意，有的船上还有帆。到刮大风时，船就可以随着风行走。”也是在那些照片里，Bertrice第一次看到周扬的照片。当时的她一定不会预感到，在几年后的胡风事件中，她九十多岁的老妈妈将亲笔给照片上的这个人写信，为儿子鸣冤。
上海解放前一天，窦勒氏和Bertrice一起站在他家房顶的平台上，看到下面对马路一个房子里的国民党兵正在准备逃跑。看到那个场景，窦勒氏和Bertrice一样高兴，还专门在阳台上为Bertrice照了张相。据说，那是Bertrice一生中笑得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花开在眼前
自从得了那场急病，Bertrice留下了一种肠子粘连的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能参加有严格作息规定的工作，只能根据身体情况，适当地带一些对外汉语课。今天看来，某种程度上，这却因祸得福般地为她晚年独居生活的多彩和热闹奠定了基础。“我妈妈说，我是和尚无儿孝子多。”她这样评价自己的福气。现在，这些学生隔三岔五会从世界各地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各自的新动态和各国的新气象。有时，几十年前的学生到了北京，还会特地转机到上海看望她。因此，这位腿脚已不再利落的老人，即便足不出户，也如同置身联合国。
1956年后，她将没有付于自己孩子的爱投入到位于淮海大楼底层的康健幼儿园的孩子们身上。每当看到孩子们在自己弹奏的乐曲中蹦蹦跳跳地进教室，她总是特别高兴。如今，她常常在走过自家楼下的幼儿园时向我感慨：“房子修得这么漂亮，草坪和墙都铺得这么好，可都是装样子给家长看的，从来没见到老师带孩子们到室外来玩。听说现在的幼儿园都这样，和我们那时大不相同了。”——她当年的学生来看望她，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怀念小时候全班同学跟着桂老师到校园草坪上做游戏的时光。
她的一生中有过在战火中逃亡的时光，有过在日占区“挤户口米”的时光，有过为从事地下工作的弟弟挡住国民党枪杆的时光，也有过被当作“国际间谍”批斗、关禁闭的时光，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光里，她也以“园子里的杂草太多，我们可以帮着去锄一锄”为由，使自己和难友们得以在那个人性迷茫的时代走出阴冷的禁闭室，走向风和日丽的草地。她和母亲桂月华、弟媳张可一起，被后来的中国知识界比作“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的女性”，呵护了当代重要知识人王元化的一生，用亲情的阳光，融化了那曾经一片狼籍的精神世界里的裂痕，使那个一度破碎的理想国重归圆整。
她开朗、温情、幽默、又富有生活的智慧，是一个那样容易让人感到快乐的人，她的侄子说：“孃孃（上海话里“姑姑”的意思），你不结婚太可惜了。”我有时候也觉得，太可惜了。可她不以为然，问：“只有结了婚才能幸福吗？”对于她，最大的财富来自内心所拥有的通达、平和。“我有个朋友，也没有结婚，一直觉得很难过，不高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高兴?觉得自己生病时很痛苦、很可怜?可你想过没有。别人得到丈夫、儿女的照顾，曾经为家庭付出了多少，投入了多少精力?’我没有付出过什么，就不期待回报，这很公平。我一生都很满足，所以也很快乐。”她这么告诉我的时候，我相信。
也许，她就像那星空下绽放的昙花，独自灿烂，即使在芳华即将落尽之前，沉重的花苞依然垂直向上、朝着太阳。这又让我觉得，在旁人看来只是“一现”的生命中，她们其实都活得何其热烈，生气勃勃啊！
设想自己身后的归宿，桂老师说：“我从前是园丁，以后就把骨灰洒到花丛里吧。春天来时，伴随着阳光雨露的滋润，吸收了我的养料的土地上又开出芬芳的花朵，随风飞扬……”
在这样的诗情画意和幽幽昙花香里，我不知不觉沉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沐浴在朝阳里的昙花已经谢了。前晚洁白硕大的花朵闭合在绛紫色的须状花瓣里，收缩成几个长椭圆形的花苞，温柔地垂向花泥，仿佛在向那片泥土倾诉着什么。我出神地望着它。
车来车往、人群熙攘的市中心公寓楼下，不知谁家的收音机里依稀传来一位歌手沙哑却深情的歌声：花开在眼前/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
桂老师曾说：“昙花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盛开，又在晨星寥落的时候静悄悄地凋谢，我们能够见证它匆匆却美丽的生命，也算不负花期了。”对于我，能够有机会了解桂老师的一生，并走进她晚年的岁月，也算是另一种不负花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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