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绍嘉拍卖值的红色收藏拍卖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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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绍嘉。图片来源网络
& 段绍嘉书法作品。图片来源网络
段绍嘉(;1981),名泮森,字绍嘉,以字行,西安人。1933年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1951年任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终生从事文物考古与书法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屡有考古论文刊于《文物》、《人文杂志》。其楷书书出于北魏,融合百家,自成面目,个性鲜明,人誉之为“段家魏”;其篆书习钟鼎彝器,入古能化,凝重古朴。生前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有《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段绍嘉先生书画作品集》行世。
长安访古首碑林,翰墨家风四世存;
时尚空传新魏体,先生金石重周秦。
这首诗,是刘自椟先生评价前辈段绍嘉的一首七言绝句。
段绍嘉出生于累世经营碑石、碑帖的商贾之家。其祖上于明代中页在西安城内府学门口开设了“翰墨堂碑帖局”,经营高档碑帖。“翰墨堂”传至段绍嘉之父段仲嘉时,已历经6代,声名甚隆。除店铺外,另有一幢二层楼的“藏石处”,下层存放段家历代收藏的碑石、墓志,并将一些碑石按年代顺序镶嵌于墙,以便捶拓出售。上层存放已经拓好的拓片、制作好的碑帖,也兼作装裱室。其时与北京琉璃厂的“庆云堂”互通有无,将北京没有的碑帖拓片运往“庆云堂”,再将西安没有的碑帖从“庆云堂”运回西安。店门高悬张裕钊所书的匾牌,店内多为碑帖精品。慕名造访的不乏官宦与书画名家,如光绪皇帝、康有为、张大千等等。1923年秋,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到西安后,曾专门造访“翰墨堂”,有儒商之名的段仲嘉热情接待,并让14岁的段绍嘉当场写字,向康有为请教,康有为看后大加鼓励,并为段家书一联:“金石如林富,云霞绚晚春。&#年,张大千到西安后造访“翰墨唐”,和对碑石研究甚深的段仲嘉相谈甚为投机,为段绘一扇面。扇面上所画石榴花果茂盛,并题诗曰:“海榴自是神仙物,种托君家有异根;不独长生堪服食,更期多子应儿孙。”段绍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所受金石书画熏陶,自是非常人可比。段绍嘉4岁时在父母指导下临习欧书,7岁入学,始学北魏。自此,段绍嘉写了一辈子的北魏。
段绍嘉对金石的研究,得益于党晴梵的指导。1933年,段绍嘉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时35岁,是比较年轻的会员。党晴梵是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集革命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金石学家于一身。在党晴梵的指导下,段绍嘉博览群书,致力于对古文字学的研究,收藏青铜彝器、秦砖汉瓦,为日后的文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段绍嘉被任命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碑林是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从此,段绍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碑林。碑林当时的馆藏文物比较混乱,段绍嘉对碑林文物的清理、分类、鉴定、保护、展示、复制、起草审定解释文稿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将碑林所有展示文物说明牌一一用楷书书写这一项,其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在从事金石书画鉴定、研究过程中,段绍嘉撰写了《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师克盨盖考释》等论文,刊于《文物》《人文杂志》。一些论文引起国内外学界注目,郭沫若、容庚等人撰文参与讨论。在文博工作中,段绍嘉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容庚、唐兰、商承祚、沙孟海、费心我等专家、学者,眼界更加开阔,研究日益精深,书法风格臻于成熟。段绍嘉搜求古碑足迹遍陕西,常常赴周原、昭陵、乾陵、茂陵、渭北、汉中等地探访,不放过每一条线索。1964年薛铸从西安美院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在与段绍嘉闲聊时,告诉老先生自己记得白水县有一个古碑,放在少时一个同学村子的小学里边。段绍嘉十分重视,让薛铸与拓工张万坤到白水将碑拓片拓回,一看拓片,惊喜万分,这就是离奇而神秘失而复得的《广武将军碑》。杨震方在《碑帖叙录》评此碑曰:“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于右任曾作《广武将军歌》以赞之。博物馆当即派人与当地交涉,将此碑从白水县运回,存放于西安碑林第三室。段家世代收藏碑石文物,藏量颇丰。解放后,段绍嘉将众多的藏品捐献国家。如载于《陕西金石志》、刻于武周元年(697年)的《杨基墓志》,就是段绍嘉于1952年捐藏碑林的。1970年春,西安市成立文物清理鉴定小组,段绍嘉与版本文献专家高峰等同为小组成员,为西安文物的清理鉴定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多年之后,曹伯庸题段绍嘉遗墨曰:“铁画银钩迥出尘,事功岂但作书人;金石考订名关右,心折先生毕世勤。”
段绍嘉与笔墨结缘甚深,一辈子都在把笔中生活。步入社会即在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操起草文稿的文书之业;抗战时期,在中国军事委员会驻陕抚恤处,书写文稿和阵亡将士名册、事迹;抗战胜利后,转潼关煤矿理事会(驻西安)仍以起草文稿为职;进入碑林后,起草论文、书写展示文物碑石说明牌直到晚年。这些文稿、名册、说明牌等,对书写的要求都比较高,要求功力扎实且规范化。一般人在这种长期的实用文字书写中,很容易沦为工匠。但段绍嘉不同,他曾说:“如果没有严格的家学、家传,我入不了书法之道,而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与文博生涯,我的字则缺少内涵与个性。”①由此可知,段绍嘉的书法之所以毫无匠气,实得益于家学与从事文博工作积淀的深厚的学养、以及对书法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字画是高雅文人的艺术结晶,每幅字画除了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外,还蕴藏着作者的品德,因而是圣洁的,不能沾染俗气,只能相赠不能买卖。”②事实上段绍嘉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的作品都是赠送于人的,就是一些店家因他写了匾牌给他送来润金,他都一概婉拒。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诱惑的抵制和漠视,使他的人格与精神在书法中闪烁着人文优雅的辉光。段绍嘉闲笔画梅,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陈泽秦题其遗作曰:“春风桃李满长安,艺苑蜚声五十年;画得芳姿亲持赠,一枝冷艳伴青毡。”
段绍嘉览碑无数,只对北魏情有独钟,自少至老以一贯之。但对北魏书体段绍嘉并不取斜画紧结、气势开张一路,而是取平画宽结、平稳端凝一路。在近代,写碑的大家都是以一个或数个碑、帖为根据地而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的,如康有为之于《石门铭》,沈曾植之于《二爨》,于右任之于《龙门》《怀素草书千字文》等。段绍嘉以《马鸣寺碑》为容纳自己的智慧、情感和心灵的根据地,旁涉大量的北碑精品,笔耕不辍,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面目。他的楷书横细竖粗,撇捺丰腴,转折处棱角森然;结体因字立形,错落有致,紧守中宫,左右舒展;用笔露锋入纸,尖而不刻板,反显细腻,行笔提按交错运行,顿挫沉着,力透纸背,轻中见灵秀,重中得安稳,既刚健遒劲又含蓄柔美。由于将行书笔势化入北碑,借助自然性书写,以笔墨韵味冲淡了北碑的刀痕,故段绍嘉的楷书既凝重又灵动洒脱。楷书在唐已法度森严,出新极难,而段绍嘉却问鼎壶奥,集古精华,自成一体,人誉之为“段家魏”。段绍嘉的楷书大小由之,大到擘窼,小到蝇头,大者气势雄强,小者用笔精到。写匾牌大字时,将红土用水和成稀泥浆,以大盆盛之,铺黄纸于地,用抓笔书写。写就晾干,以墨笔勾边,以免工匠制作走形。1980年以前,西安城里段绍嘉的榜书牌匾随处可见,如“西安市体育场”、“西安市文物商店”等等,现在已经不多了。我国先后有包括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37座建筑,因其特殊的风格和影响力,而被列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中。其中西安的人民剧场(院),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首都剧场被列为37座著名建筑中的“三场之一”。位于西安北大街的人民剧院建成于1954年,楼门顶端的“人民剧院”四个金色大字,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见到的段绍嘉榜书大字。1957年,段绍嘉撰写考古论文《眉县出土青铜器之初步研究》,以蝇头小楷书之,投往《人文杂志》。明人袁中道云:“书家小字得大字法,如画家咫尺之间,具千里万里之势。”盖言小楷字径虽小,而精神格局不可小也。段绍嘉这篇2600多字的手稿,字虽比蝇头还小,但笔画长短合宜,揖让有别,各守内部空间之适当位置,通篇秀骨清相,凝重灵动。从这篇手稿可以看出段绍嘉扎实的功力,可以领略到他用笔的精妙与从容有数。《人文杂志》编辑部阅稿后准备以铅字发排,但觉得段绍嘉的小楷文稿精密且毫无舛误,经研究决定直接影印。于是,这篇小楷文稿影印在1957年《人文杂志》第2期上,一时传为佳话。罗振玉跋《孔宙碑》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卅年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段绍嘉在文博生涯摩挲钟鼎彝器多多,且有考释铭文论文多篇,浸淫日久,亦“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者,深得钟鼎文字之理法,故其所书大篆安雅圆润,气度古致沉静。亦可知时人修养不足而又啖名立异,所书大篆于字形上出奇,以求与众不同;用笔以佻荡颤抖炫人眼目,遂坠入野狐禅。当今世风浮躁,虽号为全国名家者亦不免此弊。段绍嘉的行书以孙过庭《书谱》为圭臬,以碑化帖,师古不泥古。尤其以蝇头小行书所书之文稿、信札,融入帖的用笔与节奏,笔笔不闲,接上续下,气脉贯通,遒劲秀逸,气息雅正。用笔掌控多于放纵,指腕灵活如琴瑟和鸣,在不急不徐的运笔过程中,露出一派理性的优雅。段绍嘉一生徜徉于碑志之林,始终以自己的性情汲取古贤菁华,学而不厌,写而不怠,就是在年过古稀、行走不便时,还让小外孙搀扶着去碑林读碑。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段绍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美食家。在旧时的西安,几乎所有有名的菜馆饭店他无一不进,好些大厨他都熟悉,甚至还和南京总统府的一位大厨通信研究如何做菜。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个冬天,段绍嘉领着十几岁的女儿段瑾上街,看见一家饭馆橱窗挂着3条鲜嫰的黄瓜,颇为稀奇,就入内问店主一条黄瓜多少钱,店主说一条一块现大洋。段绍嘉当即掏出3块银元,店主见段绍嘉真的要买,赶紧拱手连连道歉说这3条黄瓜是饭馆的“望子”,用来招徕食客,不能卖的。段绍嘉望着那三条黄瓜,领着女儿怏怏离去。当时平常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两、三块银元。上个世纪20年代初,段绍嘉供职陕西省民政厅时,听说西大街新开的一家西安饭庄菜味不错就去品尝。吃完后觉得确实不错,就问店主冯克昌说菜肴颇佳,为何门面这么小?冯答曰没有资金。段绍嘉回到单位找了9个关系好且好美食的同事,让一人拿出50块银元,共500块银元。段绍嘉把钱送给冯克昌说:把生意做大了再还。西安饭庄扩大店面后,段绍嘉为之书写了匾牌。解放后周恩来有次来西安,到西安饭庄吃饭时说:这么多年过去,地方还这么小?因为“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西安饭庄宴请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的话,引起了陕西省政府的重视。 1958年西安饭庄迁往东大街,扩建成大楼,饭庄的匾牌大字为郭沫若书写。冯克昌每年一到端午节就派人用两、三层的食盒给段家送泡泡油糕,一直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之时。冯只给两家人每年送泡泡油糕,一家是段家,还有一家是饭庄的房东任阁臣家。在碑林,年轻人想吃什么小吃就去问段绍嘉,因为西安的小吃那一家是什么风味、在那个地段,段绍嘉了如指掌。
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友容庚来西安,段绍嘉这位美食家也只能在家里给老友荷包两个鸡蛋。
段绍嘉热情好客、为人坦诚,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陈之中、陈泽秦、程克刚、蔡鹤汀、蔡鹤洲、李滋煊、林金绣、区丽庄等书画名家都是他家的常客。对于登门求教的后学,段绍嘉都予以热情、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对于他的学生,如朱西定、陈建中、焦点、王友怀、王治喜、薛铸等人,也不以自己的字立门户,而是根据各人的性情、喜好,指导他们或颜或柳、或欧或赵进行临帖。陕西社会科学院原古籍所所长王友怀,20多岁时在西安北柳巷照相器材乐器专业商店当美工,喜爱书法,经傅嘉义介绍登门请教段绍嘉,段绍嘉详加指导。王友怀常给单位写标语,段绍嘉对他说:“你现在学字,一是应事,二是要立志。应事,你可以随便一些,比如你给单位写的那些大标语,就可以随便写。可你要立志,就得认真,就得下苦功,一点也不能像写标语那样敷衍,这才能把字写好。”在文革时期,说这样的话是容易招祸的,但段绍嘉居然就这样说了。王友怀学的是“段家魏”,段绍嘉却问他喜欢唐代那一家,王友怀说喜欢颜书,段绍嘉说:“那你就从学颜开始。”此后有一天,王友怀正在单位忙活,段绍嘉忽然柱着拐杖来了,送给王友怀一本颜真卿《勤礼碑》,这样的字帖在当时的市面上是根本买不到的。这本字帖,伴随王友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段绍嘉关爱后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197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段绍嘉书写的楷体字帖《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那个书法艺术荒芜的年月,现实生活也需要书法的美感,也需要这种美感对生活的实用性落到实处。这本字帖有出世的情怀,有入世的美感,将古典传统与时代风尚、实用与审美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一起,新理异态,法遒理整;再者,相对于石花斑驳的碑帖拓本,学书者也易于理解结体和用笔。当时市面上的字帖非常少见,所以这本字帖在两年之中印刷2次,发行了52000册,犹如种子一般撒落三秦大地,书法之花在艺术凋零的原野上悄然怒放。段绍嘉是陕西书坛承前启后的人物,当今的陕西书法名家中如薛铸、赵熊、魏良等人,在年代都学过段绍嘉的楷书。当今陕西书坛六十岁左右的名家,多是北碑的底子,这或与段绍嘉当年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段绍嘉在陕西书法的传承与普及上,功不可没。
文革开始后,碑林瘫痪,段绍嘉等一批专家学者被说成是“只专不红,给帝王将相歌功颂德”,遭到批斗。连给年轻人传授文博知识,也成了“毒害革命青年”的罪状。段绍嘉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蹲进了牛棚。家藏文物、书籍、碑帖,或被抄,或被毁,损失殆尽。1970年代初碑林开放,段绍嘉重新工作,勤勤恳恳,依然给碑林的年轻人讲课,讲碑石,讲青铜器,并出版了楷体字帖《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碑林展出文物的说明牌子都是段绍嘉写的,文革中毁了一些。由于段绍嘉年纪大了,写不动了,写大一些的牌子,他的学生魏勇娥把牌子平放在地上,再给牌子上铺上被子,段绍嘉就爬到被子上面写,外面的人见了,开玩笑说:咋把老汉这样儿整呢!大家笑,段绍嘉也笑。文革结束,已77岁高龄的段绍嘉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由于当时百废待兴,上级没有让他退休,每日在外孙女的搀扶下到碑林上班。1980年3月,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前身)成立,段绍嘉当选为副主席。1981年,段绍嘉逝于西安,终年82岁。在段绍嘉去世前抱病卧床时,碑林的同志、他的学生到他家里请教、咨询,他都一一详加解答。
泮,本义为学宫的宫殿。泮森,是段绍嘉的字。段绍嘉终生在碑石与书法的宫殿里孜孜不倦,在他的身后,他昔日浇灌的文博、书法幼苗,已成森林。
①见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第61页
②见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第60页
主要参考文献:
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载《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
韩望愈撰《书坛常留“段家魏”》 见《段绍嘉书画作品集》序言
倪文东编《20世纪陕西书法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罗坤学撰《我心目中的段绍嘉先生》& 载《碑林集刊》2005年第11期
段瑾撰《段绍嘉先生的做人与治学》载《三秦都市报》日第3版
魏勇娥撰《墨痕依旧& 艳丽如初——谈段绍嘉(泮森)的书法艺术》载《三秦文史》2004年第1期
笔者采访段瑾、段实、魏勇娥、王友怀的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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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段绍嘉对金石的研究,得益于党晴梵的指导。1933年,段绍嘉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时35岁,是比较年轻的会员。党晴梵是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集革命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金石学家于一身。在党晴梵的指导下,段绍嘉博览群书,致力于对古文字学的研究,收藏青铜彝器、秦砖汉瓦,为日后的文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段绍嘉被任命为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碑林是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从此,段绍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碑林。碑林当时的馆藏文物比较混乱,段绍嘉对碑林文物的清理、分类、鉴定、保护、展示、复制、起草审定解释文稿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将碑林所有展示文物说明牌一一用楷书书写这一项,其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在从事金石书画鉴定、研究过程中,段绍嘉撰写了《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师克盨盖考释》等论文,刊于《文物》《人文杂志》。一些论文引起国内外学界注目,郭沫若、容庚等人撰文参与讨论。在文博工作中,段绍嘉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容庚、唐兰、商承祚、沙孟海、费心我等专家、学者,眼界更加开阔,研究日益精深,书法风格臻于成熟。段绍嘉搜求古碑足迹遍陕西,常常赴周原、昭陵、乾陵、茂陵、渭北、汉中等地探访,不放过每一条线索。1964年薛铸从西安美院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在与段绍嘉闲聊时,告诉老先生自己记得白水县有一个古碑,放在少时一个同学村子的小学里边。段绍嘉十分重视,让薛铸与拓工张万坤到白水将碑拓片拓回,一看拓片,惊喜万分,这就是离奇而神秘失而复得的《广武将军碑》。杨震方在《碑帖叙录》评此碑曰:“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于右任曾作《广武将军歌》以赞之。博物馆当即派人与当地交涉,将此碑从白水县运回,存放于西安碑林第三室。段家世代收藏碑石文物,藏量颇丰。解放后,段绍嘉将众多的藏品捐献国家。如载于《陕西金石志》、刻于武周元年(697年)的《杨基墓志》,就是段绍嘉于1952年捐藏碑林的。1970年春,西安市成立文物清理鉴定小组,段绍嘉与版本文献专家高峰等同为小组成员,为西安文物的清理鉴定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多年之后,曹伯庸题段绍嘉遗墨曰:“铁画银钩迥出尘,事功岂但作书人;金石考订名关右,心折先生毕世勤。”&/p&
&p&段绍嘉与笔墨结缘甚深,一辈子都在把笔中生活。步入社会即在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操起草文稿的文书之业;抗战时期,在中国军事委员会驻陕抚恤处,书写文稿和阵亡将士名册、事迹;抗战胜利后,转潼关煤矿理事会(驻西安)仍以起草文稿为职;进入碑林后,起草论文、书写展示文物碑石说明牌直到晚年。这些文稿、名册、说明牌等,对书写的要求都比较高,要求功力扎实且规范化。一般人在这种长期的实用文字书写中,很容易沦为工匠。但段绍嘉不同,他曾说:“如果没有严格的家学、家传,我入不了书法之道,而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与文博生涯,我的字则缺少内涵与个性。”①由此可知,段绍嘉的书法之所以毫无匠气,实得益于家学与从事文博工作积淀的深厚的学养、以及对书法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字画是高雅文人的艺术结晶,每幅字画除了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外,还蕴藏着作者的品德,因而是圣洁的,不能沾染俗气,只能相赠不能买卖。”②事实上段绍嘉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的作品都是赠送于人的,就是一些店家因他写了匾牌给他送来润金,他都一概婉拒。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诱惑的抵制和漠视,使他的人格与精神在书法中闪烁着人文优雅的辉光。段绍嘉闲笔画梅,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陈泽秦题其遗作曰:“春风桃李满长安,艺苑蜚声五十年;画得芳姿亲持赠,一枝冷艳伴青毡。”&/p&
&p&段绍嘉览碑无数,只对北魏情有独钟,自少至老以一贯之。但对北魏书体段绍嘉并不取斜画紧结、气势开张一路,而是取平画宽结、平稳端凝一路。在近代,写碑的大家都是以一个或数个碑、帖为根据地而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的,如康有为之于《石门铭》,沈曾植之于《二爨》,于右任之于《龙门》《怀素草书千字文》等。段绍嘉以《马鸣寺碑》为容纳自己的智慧、情感和心灵的根据地,旁涉大量的北碑精品,笔耕不辍,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面目。他的楷书横细竖粗,撇捺丰腴,转折处棱角森然;结体因字立形,错落有致,紧守中宫,左右舒展;用笔露锋入纸,尖而不刻板,反显细腻,行笔提按交错运行,顿挫沉着,力透纸背,轻中见灵秀,重中得安稳,既刚健遒劲又含蓄柔美。由于将行书笔势化入北碑,借助自然性书写,以笔墨韵味冲淡了北碑的刀痕,故段绍嘉的楷书既凝重又灵动洒脱。楷书在唐已法度森严,出新极难,而段绍嘉却问鼎壶奥,集古精华,自成一体,人誉之为“段家魏”。段绍嘉的楷书大小由之,大到擘窼,小到蝇头,大者气势雄强,小者用笔精到。写匾牌大字时,将红土用水和成稀泥浆,以大盆盛之,铺黄纸于地,用抓笔书写。写就晾干,以墨笔勾边,以免工匠制作走形。1980年以前,西安城里段绍嘉的榜书牌匾随处可见,如“西安市体育场”、“西安市文物商店”等等,现在已经不多了。我国先后有包括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37座建筑,因其特殊的风格和影响力,而被列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中。其中西安的人民剧场(院),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首都剧场被列为37座著名建筑中的“三场之一”。位于西安北大街的人民剧院建成于1954年,楼门顶端的“人民剧院”四个金色大字,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见到的段绍嘉榜书大字。1957年,段绍嘉撰写考古论文《眉县出土青铜器之初步研究》,以蝇头小楷书之,投往《人文杂志》。明人袁中道云:“书家小字得大字法,如画家咫尺之间,具千里万里之势。”盖言小楷字径虽小,而精神格局不可小也。段绍嘉这篇2600多字的手稿,字虽比蝇头还小,但笔画长短合宜,揖让有别,各守内部空间之适当位置,通篇秀骨清相,凝重灵动。从这篇手稿可以看出段绍嘉扎实的功力,可以领略到他用笔的精妙与从容有数。《人文杂志》编辑部阅稿后准备以铅字发排,但觉得段绍嘉的小楷文稿精密且毫无舛误,经研究决定直接影印。于是,这篇小楷文稿影印在1957年《人文杂志》第2期上,一时传为佳话。罗振玉跋《孔宙碑》云:“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卅年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段绍嘉在文博生涯摩挲钟鼎彝器多多,且有考释铭文论文多篇,浸淫日久,亦“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者,深得钟鼎文字之理法,故其所书大篆安雅圆润,气度古致沉静。亦可知时人修养不足而又啖名立异,所书大篆于字形上出奇,以求与众不同;用笔以佻荡颤抖炫人眼目,遂坠入野狐禅。当今世风浮躁,虽号为全国名家者亦不免此弊。段绍嘉的行书以孙过庭《书谱》为圭臬,以碑化帖,师古不泥古。尤其以蝇头小行书所书之文稿、信札,融入帖的用笔与节奏,笔笔不闲,接上续下,气脉贯通,遒劲秀逸,气息雅正。用笔掌控多于放纵,指腕灵活如琴瑟和鸣,在不急不徐的运笔过程中,露出一派理性的优雅。段绍嘉一生徜徉于碑志之林,始终以自己的性情汲取古贤菁华,学而不厌,写而不怠,就是在年过古稀、行走不便时,还让小外孙搀扶着去碑林读碑。&/p&
&p&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段绍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美食家。在旧时的西安,几乎所有有名的菜馆饭店他无一不进,好些大厨他都熟悉,甚至还和南京总统府的一位大厨通信研究如何做菜。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个冬天,段绍嘉领着十几岁的女儿段瑾上街,看见一家饭馆橱窗挂着3条鲜嫰的黄瓜,颇为稀奇,就入内问店主一条黄瓜多少钱,店主说一条一块现大洋。段绍嘉当即掏出3块银元,店主见段绍嘉真的要买,赶紧拱手连连道歉说这3条黄瓜是饭馆的“望子”,用来招徕食客,不能卖的。段绍嘉望着那三条黄瓜,领着女儿怏怏离去。当时平常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两、三块银元。上个世纪20年代初,段绍嘉供职陕西省民政厅时,听说西大街新开的一家西安饭庄菜味不错就去品尝。吃完后觉得确实不错,就问店主冯克昌说菜肴颇佳,为何门面这么小?冯答曰没有资金。段绍嘉回到单位找了9个关系好且好美食的同事,让一人拿出50块银元,共500块银元。段绍嘉把钱送给冯克昌说:把生意做大了再还。西安饭庄扩大店面后,段绍嘉为之书写了匾牌。解放后周恩来有次来西安,到西安饭庄吃饭时说:这么多年过去,地方还这么小?因为“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西安饭庄宴请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的话,引起了陕西省政府的重视。 1958年西安饭庄迁往东大街,扩建成大楼,饭庄的匾牌大字为郭沫若书写。冯克昌每年一到端午节就派人用两、三层的食盒给段家送泡泡油糕,一直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之时。冯只给两家人每年送泡泡油糕,一家是段家,还有一家是饭庄的房东任阁臣家。在碑林,年轻人想吃什么小吃就去问段绍嘉,因为西安的小吃那一家是什么风味、在那个地段,段绍嘉了如指掌。&/p&
&p&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友容庚来西安,段绍嘉这位美食家也只能在家里给老友荷包两个鸡蛋。&/p&
&p&段绍嘉热情好客、为人坦诚,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陈之中、陈泽秦、程克刚、蔡鹤汀、蔡鹤洲、李滋煊、林金绣、区丽庄等书画名家都是他家的常客。对于登门求教的后学,段绍嘉都予以热情、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对于他的学生,如朱西定、陈建中、焦点、王友怀、王治喜、薛铸等人,也不以自己的字立门户,而是根据各人的性情、喜好,指导他们或颜或柳、或欧或赵进行临帖。陕西社会科学院原古籍所所长王友怀,20多岁时在西安北柳巷照相器材乐器专业商店当美工,喜爱书法,经傅嘉义介绍登门请教段绍嘉,段绍嘉详加指导。王友怀常给单位写标语,段绍嘉对他说:“你现在学字,一是应事,二是要立志。应事,你可以随便一些,比如你给单位写的那些大标语,就可以随便写。可你要立志,就得认真,就得下苦功,一点也不能像写标语那样敷衍,这才能把字写好。”在文革时期,说这样的话是容易招祸的,但段绍嘉居然就这样说了。王友怀学的是“段家魏”,段绍嘉却问他喜欢唐代那一家,王友怀说喜欢颜书,段绍嘉说:“那你就从学颜开始。”此后有一天,王友怀正在单位忙活,段绍嘉忽然柱着拐杖来了,送给王友怀一本颜真卿《勤礼碑》,这样的字帖在当时的市面上是根本买不到的。这本字帖,伴随王友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段绍嘉关爱后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197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a href=&/u/?zw=collection& target=&_blank&&(微博)&/a&出版了段绍嘉书写的楷体字帖《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那个书法艺术荒芜的年月,现实生活也需要书法的美感,也需要这种美感对生活的实用性落到实处。这本字帖有出世的情怀,有入世的美感,将古典传统与时代风尚、实用与审美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一起,新理异态,法遒理整;再者,相对于石花斑驳的碑帖拓本,学书者也易于理解结体和用笔。当时市面上的字帖非常少见,所以这本字帖在两年之中印刷2次,发行了52000册,犹如种子一般撒落三秦大地,书法之花在艺术凋零的原野上悄然怒放。段绍嘉是陕西书坛承前启后的人物,当今的陕西书法名家中如薛铸、赵熊、魏良等人,在年代都学过段绍嘉的楷书。当今陕西书坛六十岁左右的名家,多是北碑的底子,这或与段绍嘉当年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段绍嘉在陕西书法的传承与普及上,功不可没。&/p&
&p&文革开始后,碑林瘫痪,段绍嘉等一批专家学者被说成是“只专不红,给帝王将相歌功颂德”,遭到批斗。连给年轻人传授文博知识,也成了“毒害革命青年”的罪状。段绍嘉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蹲进了牛棚。家藏文物、书籍、碑帖,或被抄,或被毁,损失殆尽。1970年代初碑林开放,段绍嘉重新工作,勤勤恳恳,依然给碑林的年轻人讲课,讲碑石,讲青铜器,并出版了楷体字帖《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碑林展出文物的说明牌子都是段绍嘉写的,文革中毁了一些。由于段绍嘉年纪大了,写不动了,写大一些的牌子,他的学生魏勇娥把牌子平放在地上,再给牌子上铺上被子,段绍嘉就爬到被子上面写,外面的人见了,开玩笑说:咋把老汉这样儿整呢!大家笑,段绍嘉也笑。文革结束,已77岁高龄的段绍嘉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由于当时百废待兴,上级没有让他退休,每日在外孙女的搀扶下到碑林上班。1980年3月,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前身)成立,段绍嘉当选为副主席。1981年,段绍嘉逝于西安,终年82岁。在段绍嘉去世前抱病卧床时,碑林的同志、他的学生到他家里请教、咨询,他都一一详加解答。&/p&
&p&泮,本义为学宫的宫殿。泮森,是段绍嘉的字。段绍嘉终生在碑石与书法的宫殿里孜孜不倦,在他的身后,他昔日浇灌的文博、书法幼苗,已成森林。&/p&
&p&注释:&/p&
&p&①见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第61页&/p&
&p&②见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第60页&/p&
&p&主要参考文献:&/p&
&p&段瑾撰《段绍嘉先生事略》载《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p&
&p&韩望愈撰《书坛常留“段家魏”》 见《段绍嘉书画作品集》序言&/p&
&p&倪文东编《20世纪陕西书法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p&
&p&罗坤学撰《我心目中的段绍嘉先生》& 载《碑林集刊》2005年第11期&/p&
&p&段瑾撰《段绍嘉先生的做人与治学》载《三秦都市报》日第3版&/p&
&p&魏勇娥撰《墨痕依旧& 艳丽如初——谈段绍嘉(泮森)的书法艺术》载《三秦文史》2004年第1期&/p&
&p&笔者采访段瑾、段实、魏勇娥、王友怀的采访记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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