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红这三个字的成语有哪些有多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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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红的城乡互助试验田
马永红两次回乡竞聘村主任受挫之后,他接连出手三招:考研究生、成立草根公益机构、在白鹿原南桑村实验有机农业。
“种啥一亩地能收入23000?又不是种金子?!”这是村民心头的疑问。
一年后,村民不再观望,他们成立了合作社,加入到马永红的新农村试验中来。
南桑村,马永红的试验田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南桑村已经承包了20亩地,原先预计吸纳市民150名,完成了三分之二。”马永红继续说“春节前,我们还给有机菜园的主人送了一批菜。”
这批菜还是合作社理事长王慎言带人在下雪前抢收回来的。年前,“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了。这可以看作是马永红担任南桑村村主任助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马永红2010年在南桑村的有机农业实验有了收效。
从单枪匹马地做,到有农户主动要求加入,马永红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2008年12月,对马永红而言,又经历了一次搓败。他在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第二次落败了。
“与前一次参加选举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注重结果,过程在上一次体验过了。”注重结果的马永红,收获的却是再一次的挫败,仅仅从结果看。
马永红在博客中写道:我失去了合兴村,自我感觉就像科学家失去了实验室,革命者失去了根据地,献血者找不到采血车,那种悲壮和失落远非新长征三个字可以形容。
离开合兴村的马永红,想必有点感伤,有点落寞,但他来不及仔细咂摸这些,再有6天就是研究生考试了,他必须全力以赴。这次,马永红收获了成功,他考上了延安大学的研究生。
在到学校报名这一段空档期,他萌生了成立一家专业服务三农的公益组织的想法。以前几年的支农服务,都是以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眼看就要毕业了,支农活动应当走向正规化。
2009年5月1日,西安市进步青年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了。为免去注册的一系列麻烦,他是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在工商所注册的,营业执照上多了“大学生支农以及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指导”几个字。
马永红对这个新组织的定位是:“尽管我们是在工商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但我们是草根性的公益组织,我们给志愿者搭建一个平台,给志愿者、农民提供咨询、培训,利用寒暑假组织志愿者到农村去支农支教”。
为成立这个机构,马永红发动11名创始会员捐款,少的50元,多的上万元,终于筹集到3万元的活动资金,这是成立一个社会团体的最低资金要求。最后是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只好另辟蹊径,注册了一个个体户,以个体户的名义做公益。
“最重要的是有了名分”马永红说。
2009年9月,马永红通过省委组织部的选拔考试,下派到西安市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任村主任助理。
南桑村是长安区最偏远的一个村,到这里来是马永红主动向组织申请的。马永红第一次到南桑村,是从韦曲南火车站坐公交4—05直到终点下车,费时1个小时。
“无论怎么说,终于有一个村子可以让自己名正言顺地介入农村基层建设了”马永红感到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像战士终于上了战场一般的兴奋。
就算有了村主任助理的名头,真正干起工作来,还是困难重重。
马永红在南桑村的一间土屋临时栖身。有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他,盯着从窗子射进来的月光,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在南桑村为西安市民办一个有机菜园,一举双赢,村民可以从土地上得到较高的收入,市民可以吃到健康的蔬菜。
抑制不住兴奋,他给同样是村官的李元仓打电话讨论了起来,不顾已是深夜的1点。
尽管马永红为自己设计激动和充满想象,但南桑村的村民却不为所动,甚至也得不到村支书和主任的支持。
南桑村支书曾有过一次教训,所以,对冒风险的事情唯恐避之不及。他的说法是:种了一辈子地,我这会也没有摸准到底咱这能种啥?
以前几个年轻人折腾着种西瓜,却面临着卖难的困扰。马永红觉得能理解,也不要求支持我,只要不反对,风险他一个人来承担。
“会有人来这么远来村上买菜吗?人家在超市买多方便?”村主任高斌孝不积极有他的道理:咱农民是要见效的,最起码这个效益我要能看得见。
口头描画的有机农业的效益,农民难以信服。于是,马永红决定自己先干起来再说。
5亩菜园,50个会员
经过一番协调,马永红租了村民5亩地。他把这些地隔成五十个小块,每块以一年一千五百块钱的价格吸纳市民当有机菜园的会员,每个会员可以得到300斤的有机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发给每位会员八张亲友卡,如果会员没时间来收菜,可以叫其亲戚朋友来,帮你浇水、施肥,还准许偷菜。
马永红要在南桑村做一个现实版的QQ农场。他打出的口号就是“走,白鹿原上‘偷’菜去!”
“我们9个志愿者骑着自行车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西安城,宣传有机菜种植”陈星,现接替马永红成为进步青年中心的总干事说道。
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也有。在马永红大张旗鼓地进行实验之前,他还专程抽时间去了“小毛驴”农场去观摩学习。博士的石媽,在北京的一个村租了13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创造了100多万的年销售收入。
学习归来后,马永红将自己在南桑村的实验,定位为“市民得到安全的食品,农民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这就叫做城乡互助。”
马永红设想的是,拥有了自己的小菜园的市民,周末可以过把田园生活的瘾,如果实在没时间,就交由专人打理,保证每周能收到一次菜,不少于20次,一次不少于15斤。
5月的一天,60多位市民来到南桑村实地体验。呼吸着新鲜空气,在菜地间间苗,除除草,活动一下筋骨,全身舒泰。总是困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的市民,认购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经两个多月的努力,所有菜地全部有了主人,预留的6块菜地是为了预防灾害所用。
外公、舅舅,马永红背后的支持者
马永红的实验,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是找不到人给他种菜。南桑村的青壮劳力大部分进城务工了,一个月600多元的价钱,留在村上的农民也看不上,小工一天的收入都要三、四十呢。
第一次平整土地是马永红和他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这些没怎么干过农活的学生,体验了一把农人工作的疲累与辛苦。
“我心里清楚,其实今年参与我们基地建设试验的许多人,更多地是出于对我个人在新农村道路上探索的支持。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想着我能够种出有机菜。吃到菜更好,吃不到就当是对我的工作的支持,这反而使我更有精神压力。”马永红说。
无论如何,第一年试验不能失败。为稳妥起见,马永红就托父母在洛南找靠得住的人来帮自己种菜。外公听说后,就主动要求来西安为他种菜。
对外公的到来,马永红是不太十分情愿的。外公年纪大了,尽管在老家一直未停止过重体力劳动,但毕竟是77岁的高龄,听力还不好。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地又不等人,就答应了。
马永红的外公,以前在老家,只是给自己种点菜吃,没种过大菜园子。但只要大致说了怎么种,余下的事他就自己会想办法。
在马永红看来,作为专供部分市民的菜园,完全可以错开成熟期,慢慢种,但外公干起活来很性急,非一口气干完不可。明明是大太阳天,他还在地里干活,除非你发现后强制不让他干;明明是阴雨天,进不了地,但他就站在田垄上,除手可以够得着的杂草;明明将地大概整平就可以了,但他非要将地里稍微大点的土块都敲碎;明明可以用水管浇水,但他总是一桶一桶地挑水,还说用瓢浇,对苗好……由于外公的精耕细作,第一次种植的有机菜长势不错。
村上人到外公住处的很多,马永红觉得外公和村民的关系比他自己还走的近。外公会磨刀,村民就把家里的剪子、斧头、切面刀拿来让给磨快,外公来者一概不拒,免费服务。外公有绑条帚的手艺。村民拿着高粱杆,让外公绑着绑条帚。不到一个下午,就能绑五六个。作为感谢,村民就给外公管一两顿饭。
马永红有时间就给外公讲生态有机农业的操作技术,讲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的区别,外公听了后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有机农业不就是恢复古时候那种种地方法吗”一句话就说中了有机农业的核心特征。
外公给马永红打电话说:青菜地里有虫了。马永红赶回去,看见外公蹲在地里,用手抓菜青虫。经过请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后,他们自制辣椒水、大蒜水杀虫,效果不错。
最让马永红感动的是,外公常对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给你把菜种好,我知道你是在搞试验,咱要尽力把试验搞成功,不叫别人笑,爷要是把菜种坏了,怕丢自己的人,丢你的人!”
外公后来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回老家看病,他不愿意在西安看,说回来家看病,有合作医疗,可以报销。
经过县医院检查确认,是高血压和脑梗塞。医生建议住院,外公怕给家人添麻烦,坚持回家吃药治疗。
外公还说服小舅跟马永红去西安帮他种菜。小舅不会做饭,为图省事,常常煮方便面凑合。外甥放暑假后,妗子和外甥从洛南老家赶到西安。妗子的到来,除了让小舅吃上了热乎饭,还帮着种菜。
相信,所以支持
萌生办有机菜园之初,马永红就向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廉高波(他同时是进步青年中心的顾问)征求过意见。
廉高波认为,这是一个农业的新的经营模式,可以获得市民、农民以及生态效应的多赢。廉高波自己认购一份菜地外,还积极发动身边的朋友认购。
董先生是有机菜园的一个会员,他说起自己加入的原因说:“我相信马永红的人品,他说不用化肥,不打农药,我信!”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种新奇的态度,后来成了等待,等待一种蔬菜,等待一种信息的传递。我们吃有机蔬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一旦概念成为一种具体的模式以后,人们对生活的境界和期待值也就发生了改变,在我们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合力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周典俊的说法很平实
周典俊是积极支持马永红支农的一位朋友,用马永红的话说,他几乎参与讨了马永红个人的很多重大事件,如大学期间结婚、再次回村竞选、创建进步中心以及白鹿原上种菜等等。
的确,很多加入的会员是出于对马永红个人的信任才加入的。有人甚至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马永红的办法,和传销有类似之处,启动的是熟人资源”。
马永红认为,国内试行的有机农业,第一年试点期间的消费者几乎都是通过熟人关系建立的,毕竟这种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并与种植者共同承担风险的经营模式需要有一个被接受和熟悉的过程。
不排除有参与不久的市民又退了出来的。有人就对马永红反映说,看着菜叶上有虫眼,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尽管他知道这是不打农药的结果。
在中国,有机农业几乎还等同于一个概念,成本高,产品卖相又不好,内在品质看不出来,你说是有机的,让消费者怎么相信,尤其是在这个缺乏诚信的时代。为了让会员及时得知菜园的情况,马永红给他们送菜时,会附送一份打印成册的《信息简报》。
在厚厚一摞简报中,能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们的有机菜种植正是第一年的试验阶段,因此并没有细致考虑到倒茬和其它因素,菜园里的叶菜(小青菜和小白菜)均已经在上周因到生长期而发黄,对此,我们进行了改进,即由原来的大片一次性种植,改为分三四块,每十天种植一块轮作,以保证大家的菜园里每周都有刚好适量的新鲜青菜,此外,由原来散播改为分行点播,行间距和苗间距约为5到8厘米,这样,可保证菜园里的青菜不会因过于稠密而出现间苗困难、养分不足等问题。”
“本周我们已经将大家菜园里的青菜地进行了老苗清理和新菜种植作业,而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还尚未成熟,将会留下一个空档期,对此深表歉意,以后会以其他方式加以补偿。”
有会员建议在菜的品种上进行调整,简报就加以回应:除土豆等已经过了时节无法再补种外,其他的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现在大家的菜园里有22-40株西红柿,22-40株黄瓜,20株菜辣椒,20株茄子,8株向日葵……
“趁最近有雨,我们组织人力给大家的菜园里各移栽了约10苗茄子和15苗辣椒,其中多数辣椒已经开花结果(很小),同时我们已经开始给大家的菜园旱种植第二轮青菜和本地豆角(不是豇豆)。”
“机菜园新承包的约7地,已用旋耕机翻过,待平整后即全部种植彩色大自菜,届时除免费赠送给大家一部分外,其余,向市场销售。”
因为会员住的分散,送菜要一家一家地走,通常路线是从从南郊开始,而后依次是西郊一中一北郊,所以,到最后一家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蔬菜水分丢失严重,于是,从第三次就多送一筐以示补偿。
有人打电话反映说送的西葫芦太老、黄瓜太粗。马永红立即群发信息向大家致歉,并说明菜园种的黄瓜是农村本土的可以长大的品种;西葫芦过老,是因为小舅为了装满一箱菜,将准备留种的也一并摘了,很快,就决定以后配送蔬菜不再非要装够—整箱,要注重蔬菜的品质。……
一个耕作季过去了,马永红会向会员公布一份账目明细表。5个月时间,平均为会员配送300斤有机蔬菜,平均一斤5元钱,比超市的普通蔬菜贵些,但比超市的有机蔬菜最少便宜了一半,而且是配送上门的。
认购的市民的行为,也叫马永红很感动。
“我们每一次送菜,总有人到楼下接,省了我们很多力气,还请我们进家里喝水,很热情。他们简单的一声问候,都叫我们很温暖。”马永红认为,他们送的不仅仅是菜,更重要的是附加在有机菜背后的新的生活方式。
从实验到市场化
看着一车车的蔬菜被送到市区,看着村里时常会有市民的身影,村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村民主动找马永红,希望入股。
送完最后一批菜,马永红给南桑村的乡亲们公布了有机菜园的投入和产出明细账,经过一番仔细计算,预计扩大规模后,可实现每亩15000到23000的收入。这引发了村民参与的热情。
马永红和李元仓,后者也是一个大学生村官,讨论的结果是,有机菜园应该从试验阶段正式步入市场运作阶段。以村民为主体注册成立生产合作社,以市民为主体成立消费者合作社,以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成立一个连接市民消费者和农民生产者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即城乡互助中心。
南桑村8户农民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长安区白鹿人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2010年认购南桑村菜地的市民发起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去年,干旱是制约蔬菜生长的一个因素,所以,要扩大规模就必须打井。在白鹿原上打一口井,需要9万多元,再加上大水泵、变压器等配套设施总共花费大约为14万元。这让马永红觉得压力巨大。
有几家想投资的来谈,看中的多是秦岭环山线一带,不愿意在南桑村投资,嫌远。只有一个愿意到村上投资,但马永红又有顾虑,怕受投资方的控制,品牌、所有权都归了别人,村民得不到多少实惠。
2010年年底,马永红召开了首届西安城乡互助论坛会,亦即南桑村购菜包地签约会。在这次会上,合作社理事长王慎言庄严承诺说:“我们保证种的菜是有机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保障土壤的活力和农作物的健康。……每个加入城乡互助的消费者都有权对农场的生产实行参与式的监督。”
周典俊作为消费者合作社的理事,也表示要善待农民以及其生产的成果,推进有机生产,主张文明消费
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省律师协会“三农”法律事务委员会承认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在法律人士介入下,规范了合作化团体组织运营管理,市民和农民双方协议签订、履行都是在第三方的约束监督下完成的,保证互助模式的规范化和长期化。”三农委秘书长徐松柳说。
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处处长董顺利认为,西安城乡互助的模式借有机农业形式,重建市场公平诚信,倡导新的生活理念,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次试验,让市民和农民之间充分信任,让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结合起来。”
“希望通过联合购买的形式,进一步降低城乡互助的交易成本,最终实现农民和市民的无障碍沟通。”省农业厅农经处副处长张旭峰说。
全省有1万家农业合作社,普遍缺乏经营人才。让农民决策可以,搞营销就不如大学生,如果合作社引进大学生进入经营管理层,合作社缺乏人才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这也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了一条就业出路。现在大学生村官出路似乎就是靠公务员,原来还有加分的优惠政策,现在也取消了。合作社或许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场所。
春节前,城乡互助中心的志愿者到富力城等几个小区做宣传。那天,风特别大,把大家冻得够呛,但似乎效果没有预想的好。
令马永红感到安慰的是,山东一位销售大米的温先生,专程来南桑村,一来表示每月资助城乡互助中心500元,按月支付,直到中心消亡;二来有更大的合作意愿,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他慷慨地表示,就算市场化运作失败也无悔,就当支持马永红的事业了。
“发展经济只是在南桑村主要工作的一项,事实上我们正在以城乡互助的形式将在全省可以接触的资源往南桑村聚拢,试图在白鹿原上打造一个‘神话’。”这是马永红对他这一年南桑村实验的总结与期待。
&来源:《新西部》2011年2-3月号&&记者:陈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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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廉花睿老师转马永红(邮编710122)
任职公益机构网站:www.zgjbqn.org&& (百度搜索:中国进步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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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分享:【大中心十周年庆典:人物访谈】马永红:和大中心在一起的十年里
编者按:原文见华商报日B1版,原文标题为《志愿者马永红:现在的我已经学会了妥协》,值大中心十周年庆典时段予以编发,文中有部分表述不准确的地方在转载时已经做了简单的修改。无论是益路人(内部俗称“大中心”)的发展,还是个体的点滴成长,都得益于团队里面每一个人的真诚付出,再次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样还要感谢西北政法大学的廉高波和廉花睿老师,感谢人生路上遇到许多善良的人们,正是他们给予我们在事业或生活上的帮助和关心,才让我们不畏艰险而一路走来。时光水逝,不忘初心。理想犹在,尚需前行。曾被人评价为“有严重思想洁癖”的马永红,喜欢读红色经典、唱革命歌曲《切格瓦拉》。2005年,在西北政法大学读大二的马永红,休学回到洛南老家“支农”。之后几年,他先后参加了两次村委会主任竞选,虽然败北却引发广泛关注。他被称为“陕西大学生支农第一人”。如今,他是否依旧特立独行?“过去的10年,我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学会了妥协和包容。”马永红说。今年10月,他将度过自己的30岁生日。2005年,西北政法大学学生马永红,休学回到自己位于洛南麻坪镇的老家“支农”,并竞选村委会主任,虽然败北,却轰轰烈烈,引起广泛关注。  2008年3月,大学还没毕业的马永红和自己曾经的辅导员老师、“精神上最大的支持者”廉女士举行了婚礼。在家乡那破旧的土屋前,十多名“支农”志愿者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修成正果”。那天,固执的他死活不肯穿西装,最后还是穿了一身蓝色牛仔服,给新娘唱了一首“革命歌曲”《切格瓦拉》。时光改变了马永红  如今的他,还是那么瘦削,可已学会了穿西服、打领带,拎着皮包“上班”。“再让我穿牛仔,又不习惯了。”他笑着说。  那个尖锐的、仿佛始终在和周遭环境抗争的马永红,如今“长大了”。从“陕西大学生支农第一人”到今天的“益路人”公益组织负责人,马永红走过了10年的成长之路,他不再只会唱《切格瓦拉》,也不再只读“红色经典”。他曾经因为激烈的休学支农行为,而和辛苦劳作的父母发生激烈的对抗,但现在他开始觉得:“小爱”应该是一切“大爱”的基础,个人的幸福也有价值,不应该理所当然地为宏大理想牺牲。这个过去的无神论者,甚至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在马永红身上,当年外界加诸他的“红色大学生”印记正在渐渐消退。不过,按照他的说法,“理想依旧在,但现在的我,懂得了要在迂回曲折中前行”。  “马不停蹄”地折腾  7月4日晚上,在曲江一处高档写字楼里,马永红给自己的“龙途调查公司”团队开完会,已经是夜里11点多,回到家,泡碗方便面,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  团队刚搬到“曲江”,大家还有些不习惯。多年来,马永红和他的“战友”们,最大的特点是身上的草根色彩。此前,他们的活动场所,多在工厂周边或大学城的城中村里,不仅条件简陋,还不得不随着城中村的拆迁四处搬家。如今,能有这样好的办公条件,虽然是免费借用,但已经算是“鸟枪换炮”,值得庆贺了。在“龙途调查”的书架上,放着一溜儿厚厚的书,都是打印本,从题目里依然能看到马永红式的战斗色彩。《土地的呐喊》、《业主的战斗》、《业主的武器》等等。其中《土地的呐喊》是“百村土地问题调查”的合订本,大部分内容是2009年马永红带领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从延安到吴起徒步20多天,沿线在村庄里进行“三农”调查的报告。 在那次徒步中,马永红和他的队友们,身穿印着格瓦拉头像的T恤,走乡过县,和农民对谈,一路辛苦,甚至曾让马永红产生放弃的念头,好在,最后他们把300多公里的徒步坚持了下来。这次徒步调查启发了马永红,他认为,调查是“了解现实”并寻求解决的重要方式,汇聚到他身边的大学生志愿者,其后大多都参加过他组织的访谈活动。今年25岁的柴宝刚是马永红的“战友”,也是西北政法大学毕业,早在上大二时就“受到了马永红的感召”,2011年时,他曾和马永红召集的志愿者一起,参与了“新工人访谈”系列。  “新工人”是指新生代的进城打工者。其时,正值“富士康”发生多起工人自杀事件。马永红带领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位于西安南郊的比亚迪工厂附近,访问了数百名在比亚迪工厂打工的年轻工人。他们甚至隐瞒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应聘进工厂,以深入了解新一代产业工人的境遇。这些,后来汇聚成了厚厚的几大本《流水线上的青春》。2012年,马永红捐出了自己在一个公益创业大赛中得到的4万元奖金,成立了“西安工友汇法律服务中心”。他们在西安长里村租了房子,工人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喝水、读书读报,也可以接受义务的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到周末,还可以参加集体的爬山活动。一开始,工人们不相信他们的好意,慢慢的,来这里度过他们工余生活的工友们越来越多。“服务工友、奉献社会”的公益行动,体现了马永红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工友提供维权服务。2012年8月,在一家印务厂上班的王军昌手被机器夹伤,公司不给赔偿,后来经过工友会的沟通磋商,最终获得了20万元赔偿……  这些,都是马永红多年来“折腾”的脚印。实际上,过去的10年,这位身上颇具道德感召力的青年人,跌跌撞撞,屡受挫折,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理想主义道路”。如今,他正在筹划出版自己的一本新书,讲多年心路,题目就是《马不停蹄》。向公益转身  今年5月,马永红在陕西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公益组织“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结果出乎意料地顺利,不到5分钟就办完了手续。”这让他非常兴奋。  此前几年,他在基层民政局连续申请注册都遭到拒绝。而这也是公益组织在中国曾有的普遍境遇:获得“名分”要经层层审批,往往无疾而终。马永红觉得,“益路人”最终能获得顺利注册,得益于一个背景,就是2013年习近平关于“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的讲话。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是民政厅对他们比较“放心”。“我们很注重和政府沟通。”马永红说。他身上过去多的是对抗色彩,如今则开始“放下身段”。“但我的坚持不会变,我会换个办法,反正得把事情做成。”他说。  此次为了顺利注册,在申请之前,他已经把志愿者们做的《“益路同行”—西北民间公益领袖访谈》送到了省民政厅相关人士的案头,这本书详尽地访问了陕西、甘肃等多个省的民间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这让他们很感兴趣,这些东西政府机构很难做出来。”马永红说。或许因为这本书,或许因为此前的多次沟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最终成功注册,也使得马永红完成了从“支农人”到“公益人”的转身。  “益路人下辖十余个子机构,现有专职人员34人,兼职人员55人,服务范围涉及志愿者培训、乡村建设、思想启蒙、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生态农业等诸多领域”。这是马永红对“益路人”的介绍。  不久前,马永红团队刚刚整理出关于业主委员会培训的一系列“教材”,虽然粗糙,但内容却非常丰富,题目的“战斗性”很吸引人注意,如《业主的战斗》、《业主的武器》、《业主的声音》等。培训同时,马永红也将完成一个西安市法学会的课题,即“城市业主自治制度研究—以西安市业主委员会为样本”。  “我不知道在社区具体能做什么,但本能地觉得这是基层,需要志愿者们来做工作。”马永红说。除了是“益路人”的负责人,他本身还是西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一个大学生的“自我救赎”和成长  前不久,马永红受邀到西安财经学院,给学生们作了一场题目很“正能量”的演讲《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回顾自己从最早“支农”到今天做公益的经历。2004年,大一新生马永红正处在迷惘的阶段。刚离开农村到城市上大学的他,突然感觉人生失去了方向。他反感宿舍同学抽烟喝酒,看不惯大学生们“没有理想”。一直到后来参加一次下乡活动,在蓝田一个贫困的山村,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从农村出来,应该为贫穷的家乡做点什么。他和自己的同学联系,打起“大学生支农”的旗帜,在漫天大雪中回到自己的家乡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他们在乡村搭起简易舞台,办“大学生志愿者与村民联谊”及支农支教表彰大会。那次联谊会,是马永红回到自己家乡后组织的第一次活动。他还记得在村子里,用指甲花给表演节目的孩子们涂脸。也记得在村子里“办夜校”,但一开始并不懂得说什么,就和农民们天南地北地神侃。一直到后来,总结了经验,开始讲“村务公开”,“三农政策”,但最终,因为涉及村务公开等问题,被来逛的村干部老婆掀了桌子。  重回家乡的马永红,通过“支农”的形式和自己的家乡重新发生联系,并且介入越来越深。2005年,马永红回乡参加村干部竞选,他的坚持和倔强,在那时候发挥到极致。这期间,他状告合兴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为了争取被选举人资格,把自己的父老乡亲告上法庭。  竞选村主任时,马永红充满激情地表达自己愿意为家乡做事的愿望,但那年冬天,他最终选举失利。站在自己家破旧的房子前,他身后的对联是自己写的:“一颗红心满腔热血枉费尽,两种准备独立寒冬再创业”。  彼时,在北京,温铁军等关注“三农”的学者,正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并关注到了马永红。选举失利的马永红,得到了参加“乡村发展人才培训计划”的机会,并有机会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正如他后来自己回顾道:“在信仰破灭的年代,无路可走的大学生需要进行自我救赎。在三农问题正愈演愈烈的时候,支农便进入了大学生自我救赎的视野。十年支农走过了许多乡村的山山水水,见识了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也参与了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短期行为的大学生支农,于农村的改变几乎没有,唯一成长起来的是自己。”  2006年,马永红休学结束后返回了学校。一直到2008年毕业。这次,他又卷土重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第二次竞选。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举报当时的竞争对手等,但最终失利。  一直希望自己能回到乡村,改造乡村的马永红,心有不甘。曾经,他在博客中写道:“我失去了合兴村,自我感觉就像科学家失去了实验室,革命者失去了根据地,献血者找不到采血车。那种悲壮和失落远非新长征三个字可以形容。”  2007年,马永红成立“洛南县大学生支农创业中心”,也就是后来的西安进步青年中心。尽管是在工商所注册的个体户,但其实是草根的公益组织,定位是:“给志愿者搭建一个平台,给志愿者、农民提供咨询、培训,利用寒暑假组织志愿者到农村支农支教。”2008年,马永红大学毕业。2009年,他考上了延安大学的研究生,也考上了大学生助理村官,到了白鹿原上的南桑村,做了一名助理村官。在这里,他萌生了做生态农业的想法。租下20亩地,做“QQ农场”,希望搭建一个有机农业的城乡互助平台,但最终因为自然条件、经验缺乏、资金有限等原因,没有做起来。两年后,马永红和志愿者们黯然“撤离”南桑村。没有放弃“乌托邦”梦想  6月的一个傍晚,马永红和“战友们”聚会,他和小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一直追随马永红做志愿工作多年的小强认为,现在团队里做的事情,已经在渐渐偏离最初的理想。但马永红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学会妥协不一定意味着“理想主义的黯淡”。  “2005年刚起步时,我没想到后面会做10年,或许还要做一辈子。”马永红说。从“支农”到公益,他如今不再只考虑个人的愿望,还要考虑整个公益机构的运转。  为了使“公益”能持续进展,2012年,他的团队参与了一个做苦荞茶的农业公司,但因为缺乏经验,到现在还没有理顺业务,马永红为此忧心忡忡。  他其实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只不过,经历这么多年的磨砺,他的梦想范围开始缩小。如果有可能,他希望自己的公益机构能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2012年,在做完“新工人访谈”系列之后,他和志愿者曾举办了一个成果汇报,他们在城中村的三楼租了一块地方,摆上小凳子,自以为“挺像样子”,结果请来的嘉宾中,有一个嫌会场太寒酸,竟然拂袖而去。这让马永红很受刺激。  “为什么做公益一定要那么苦?”在他的构想里,有一天,“益路人”公益联盟能做到“内循环”:各个公益性质的子机构在一起,大家一起和谐共处。能过一种理想生活:简单、朴素、和谐、无争,又幸福得可以触摸。10年前,刚上大学时,宿舍里的男生逼他抽了一口烟,他连着刷了三次牙,觉得脏。如今,为了“事业”的发展,他也学会了应酬,偶尔也会抽支烟。  10年前,在贫寒的家里,因为母亲要挑选一件志愿者捐献的衣物,他曾经和母亲大吵一架,认为母亲“庸俗”。那时,他一心只想做“高尚”的事情,觉得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现在,他改变了许多。“我不再认为只有振臂一呼翻天覆地者才是英雄,认识到在平凡生活中帮助更多的身边人,可能也是一种成功。”(马永红电子邮箱:
来信交流一起做朋友吧)附:【从支农人到益路人——陕西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十周年庆典】自2004年底开始,陕西大学生支农从洛南县起步,目前已有30所高校建立了与支农相关的实践类或思想类社团,带动了全省5000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实践地域涉及陕西洛南、镇安、丹凤、商南、白水、宝鸡、山西孝义、永济、宁夏银川、河北邯郸、甘肃平凉等地,并在省内衍生出十余个公益或创业机构。2014年正值陕西大学生支农十周年,也恰值中国乡村建设百年,为了集中展示陕西支农人群体的发展历程与奋斗成果,促进陕西支农人群体和外界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特此举办包括文图征集、人物评选、论坛、集体婚礼等十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十周年庆典将于日(周日)在西安举行。微信号:yiluren029(微信公众号,名称:益路人)QQ群号:(益路人-志愿者群)网 站:座 机:联系人:马永红(陕西益路人)张 锋(支农人网络)张 利(陕西支农队)武明明(西安进步中心)附:陕西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简称益路人)于2013年6月成立,后在省民政厅注册登记。其前身为西安进步中心和陕西支农人等公益机构(内部俗称“大中心”),该机构下辖十余个子机构,服务范围涉及志愿者培训、乡村建设、思想启蒙、留守儿童、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公益创业、社区建设等诸多领域。益路人志愿者QQ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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