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五代导演及其影片的“文革”叙事--《文艺争鸣》2011年10期
论第五代导演及其影片的“文革”叙事
【摘要】："文革"是第五代导演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第五代导演"文革"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五代着重从民族历史文化,和人、人性及国民性的视角去叙述"文革",由于这种思考是从历史的远处审视我们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创痛,其镜头影像就表现为一种对于生活的远距离审视,一种客观冷静的艺术呈现,一种纪实中寓含表意、象征的艺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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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J905【正文快照】：
“文革”是第五代导演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五代导演“文革”叙事的影片虽然不多——主要有张泽鸣的《绝响》(1985)、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与《霸王别姬》(1993)、田壮壮的《蓝风筝》(1992)、张艺谋的《活着》(1993)等,但被称为第五代“三驾马车”的陈凯歌、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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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 第五代导演指以北京电影学院82届毕业生为主体的一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吴子牛、黄建新、田壮壮等。他们的作品有:《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日》、《荆轲刺秦王》等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这批导演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当他们一旦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名词解释第五代导演——张艺谋&&&& 第五代是对中国1980年代崛起的一个导演群体的总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中国电影的新面貌，并在国际上获得声誉。第五代导演的成员包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张军钊、吴子牛等。&&&& 中国电影导演按辈分划分“代”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郑洞天回忆，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一个国产新片研讨会上，《黄土地》第一次亮相，有人撰文指出“师承关系”成为分代的开端。黄建新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代际”解说，他提出七十年代末国外出现一本经济学著作《第五代》，国外有人发现这个词用于描绘中国电影界也很确切，于是代际划分逐渐流传开来。 按照较为公认的说法，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中国电影早期开拓人是第一代导演，第二代则包括蔡楚生、郑君里、费穆、吴永刚、张骏祥、桑弧、汤晓丹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导演，第三代是1949 年后开始活跃的水华、谢晋、成荫、谢铁骊、崔嵬、凌子风等导演，第四代主要是196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包括谢飞、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丁荫楠等。而第五代之后，还有更新的第六代，这包括贾樟柯、张元、王小帅、路学长等90年代崭露头角的导演。&&&& 但对于代际划分的必要性存在争议却是没有疑问的，许多导演并不承认自己属于某一代，也有许多导演根本无法安插到某一代中，还有观点认为这种划分简单、粗暴，对中国电影史的梳理，对重要电影人关系的厘清并无裨益。成长经历&&&& 第五代”年轻电影人因为历经文革浩劫，在动乱底层顽强搏击，重返校园后系统学习电影专业知识，接受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形成新的价值观、美学观——这些反规范的精神品格，与当时整个文艺领域的强烈主体意识、反思思潮相适应。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他们的影片才如寒冬后嫩草，新鲜独特。正如陈凯歌所说：“所有的一切，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感于先而后工于形，今古佳作无别”（陈凯歌《秦国人》《当代电影》1985年第4期）　　 与大陆第五代一样，香港新浪潮没有宣言和纲领，也没有共同组织，正如许鞍华所说，新浪潮导演并没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影片中找出一种把现代香港的浮华表面撕去，将真相赤裸裸呈现出来的视界。这种现实视界在以往是找不到的。这批战后出生的影视人面对都市文化的勃兴，勇于表达着本土传统与外来冲击下的诸般感受。第五代导演影片的特点&&&& “第五代”对中国乡土的关注和解读，对社会底层的注视和同情以及在他们艺术作品中透漏出来的对民族的深切热爱、忧患意识，对生存状态的拷问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我们不能否定，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简单的，不完全的对现实、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也是相当有力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影业也必须去适应改革大潮，也必须遵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则，电影业在市场经济中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一方面要争取电影的制作资金，另一方面它们也必须为自己的电影产品找到市场。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欧洲电影、美国大片、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日本韩国影视剧等都大量涌入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要想在巨大的竞争中生存，就必须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作模式以及影视创作风格。到了20世纪初，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走上了高投入、大剧作的商业化路线。张艺谋的《英雄》在海外市场的票房累计超过11亿人民币，而《十面埋伏》在海外市场的票房仅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人民币。陈凯歌也有《和你在一起》、《无极》这样的商业电影，其中《无极》的资本投入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记录，并且动用了亚洲极为强大的名演员阵容加以包装。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制作、票房收入以及电影市场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分析一下他们近年来的影视主题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在主题方面和创作初期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不再是对中国乡土进行关注和解读，同样也不再注视和同情中国社会的底层，只能说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中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对社会底层的关怀。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陈凯歌《霸王别姬》海报&&&& 陈凯歌(1952- ) 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1984年至今，他导演了《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等作品，大多作品入围重要国际电影节，有的在戛纳等重要电影节获大奖。陈凯歌的成就，首先在于其高度的人文精神，对人的本体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他善于剖析历史和传统的重负对人精神的制约与影响，展现人的复杂性，同时，针砭不合理的非人道的人性弱点。他的影片充满了对更和谐、更明智的人类生存状态的关切与响往。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表达强烈的人文意识和美学追求，并调动多种电影手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重而犀利、平和而激越的电影风格。陈凯歌导演的影片&&&& 1. 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讲述抗战期间，八路军的文艺工作者顾青从延安到山区采风，寄宿一贫苦的农家。其女儿翠巧因葬母和为弟弟订婚，收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的彩礼，订了娃娃亲。顾青带来的新生活信息，使翠巧萌发了新的憧憬。这种憧憬，使她最终逃出夫家，夜渡黄河，投奔八路军。《黄土地》的成功在于它仅仅把故事当作外壳，它通过超时空的开拓，抒发了作者对土地、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影片中许多非情节非人物的造型因素，如广阔天垠、气势磅礴的黄土地，安详博大、气象万千的黄河形象，甚至许多风俗民风的描写，例如鼓乐齐鸣的迎亲队伍，150人组成的腰鼓阵，烈日炎炎下的求雨场面，都和人物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整个银幕形象的重要构成。影片在摄影、色彩、造型、构图等方面也出了大格，然又无不内蕴深意。《黄土地》以土地、民俗文化与人物的三者统一，以叙事因素、隐喻因素、抒情和哲理的三者统一，表现了陕西高原古朴、苍凉、深厚的民风，表达了创作者对民族特性、农民命运的思考。影片获1985年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获1985年瑞士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等6项国际奖。&&&& 2. 这时期被称为"探索电影"的还有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盗马贼》等。&&&& 3.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家的艺术探索更趋多元化。陈凯歌拍出大异于以往风格的《霸王别姬》。影片借助于几位京剧演员人生、命运的曲折展现对人的生存理想与现实存在着的永恒矛盾做了哲理的探索与阐释。影片因其娴熟的艺术技巧及内蕴的丰厚的东方化的人文主题获法国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等8项国际奖。张艺谋&&&& 张艺谋(1950- ) 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最初担任摄影。他在《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中的摄影，以追求画面造型的力度和象征性，而广受赞誉。 1981年独立执导《红高梁》，之后连续导演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等作品。几乎所有作品都入围国际重要电影节，有的获大奖。张艺谋的作品的突出特点，是那种对中国传统封建意识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内蕴其中的浓烈的历史感和生命意识，是古朴民俗的奇特景观。张艺谋电影在风格和语言上不断探索、创新，代表了新的电影潮流的崛起。张艺谋导演的影片&&&& 1. 八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电影市场的急剧变化，使得曲高和寡的"探索片"难以为继。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在艺术追求上走向分化。部分导演拍出了探索性与观赏性相结合的影片。其中，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红高粱》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影片的剧情构成极具戏剧性，通过人物塑造赞美生命的自由。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情节曲折跌宕，出人意料之外，但其电影语言又是"探索片"所固有的。明快、紧凑、张驰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视觉形象，生动，浓烈。&&&& 影片获1988年第8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获1988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获1988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等8项国际奖。&&&& 2.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家的艺术探索更趋多元化。张艺谋拍出了完整纪实风格的《秋菊打官司》。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赞颂了小人物的自尊、自强、自信，赞颂了法制观念的觉醒。影片获1993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94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获意大利第1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3项国际奖。吴子牛&&&& 吴子牛(1953- ) 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喋血黑谷》、《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南京大屠杀》。吴子牛创作的一个重大特色，便是对战争的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消洱战争，呼唤和平，是他创作的母题。在《喋血黑谷》中展现的是战争氛围中面临生死的心灵搏斗；《晚钟》则以人性的真诚，抚摸着战争给一切人留下的累累伤痕；《南京大屠杀》也不单纯的去写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而是贯注了在这场战争中，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从人性高度俯瞰战争的立意。&&&& 吴子牛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在外观的严峻、粗犷中，蕴含情感的绵绵细流，深沉、凝重，充溢真诚与诗情。他的大多数影片均获得国际、国内的奖项。吴子牛导演的影片&&&& 军事题材巨片有1995年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和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这两部影片都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它们的共同点是将战争作为背景，着力于写战争中人的命运，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与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田壮壮&&&& 田壮壮(1952- ) 于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先后执导影片《九月》、《猎场扎撒》、《盗马贼》。田壮壮创作的突出特点是影片对人的心灵，对大自然的关注。《猎场扎撒》中对朴素淳厚的蒙古族习俗的歌颂，对辽阔壮美的大自然景观的展现，表现了创作者心目中天、地、人之间和谐、平衡的理想境界。《盗马贼》从人类生存和心理的需要探求了人与宗教、人与自然的关系。田壮壮影片叙事的模糊、哲理的饱满，情感描写的细腻流畅，形成创作上的别具一格，同时也造成与多数观众的疏离。田壮壮后来拍摄的《鼓书艺人》、《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在影片风格上有较大改变。黄建新&&&& 黄建新(1954- ) 于198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1985年以处女作《黑炮事件》震动影坛。其后，陆续执导《错位》、《轮回》、《五魁》、《站直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多部影片在国际国内评奖中获奖。黄建新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创作特点是，他的目光几乎都注目于城市，关注现实，关注青年；影片的主题总是直面人生，表现出对社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影片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普通人，致力于对他们性格、心理的剖析。黄建新的艺术手法朴素、平实、自然、沉稳，注重生活化、写实性，以小见大，以平见奇。自《黑炮事件》开始便有的冷静的幽默与戏谑，一直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在"第五代导演"中间自成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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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要求有一种与它相对应的电影观念，即以市场话语为主导的商业观念。在这种背景下电影的商业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第五代导演作为中国电影的生力军，也开始了由艺术电影向商业电影的探索与转型。本文通过对第五代导演商业化转型道路的探讨，以期对未来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关键词】：第五代导演&艺术电影&商业化转型　　第五代导演用自己的实践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树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掀开电影史崭新一页的同时,也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随着电影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效益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了对个性追求和票房效应的探索与思考，开始了由艺术电影向商业化电影的转型。　　一　新时期第五代导演艺术电影的探索运动　　“第五代”导演是指20世纪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吴子牛、田壮壮、谢小晶、顾长卫、侯咏以及后来的张军钊、李少红、胡玫、周晓文、冯小宁、宁瀛、刘苗苗等。这批导演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旋涡中，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当他们一旦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赋予过中国电影以活跃的精神面貌和开阔的认识空间。作为当时的政治生态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电影创作在中国影坛上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的“反思电影”。诸如《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黑炮事件》等等，他们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作。80年代中期，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电影新人，第五代导演开始登上影坛，在这一时期，电影艺术的独立性和本位意识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了得到了确认。与第四代导演相比第五代导演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他们运用自己所接触、所接受的艺术理论，结合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电影本体的思考，在审美趣味、叙事形态、画面语言、风格意蕴等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反叛性的探索。　　第五代导演的视角大幅度的跨越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文革”，并以更为纵深的历史向度，瞩目与文化寻根及其人文精神，以及致力于电影表现的美学意义。他们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在题材和内容上不以迎合普通百姓观赏趣味为出发点，而是力求从现实中寻找到能表达精英理念和社会理想的题材，以高度的严肃性，高屋建瓴地敏锐审视历史和人生，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历史思辨色彩。代表作有《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黑炮事件》、《猎场扎撒》《孩子王》。这些作品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是艺术电影的代表。寓言化、象征化(造型、定格、反复出现、音乐的强化、色彩渲染和写意)的追求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化标识，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探索精神，掀起了一场新时期的艺术电影探索运动。但这些电影只是在知识界、文化界、和艺术届获得了回应，来自大众的回应是相当的冷漠。越是受到各界知识分子好评的电影《孩子王》，或者受到广泛争论的电影《盗马贼》越是没有观众市场。第五代导演艺术电影的精英文化显然没有被大众文化所认同。　　二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商业化初探　　1988年张艺谋传奇野性而轻松娱乐的《红高粱》的面世，意味着第五代整体上作为一次电影运动的终结，也启示了一个多元文化时代的降临。自《红高粱》始，第五代的变化实际上就已拉开帷幕。张艺谋作别了经典第五代，成为艺术电影新观念的代表。《红高粱》开头对贫瘠荒凉、尘土漫天飞扬的黄土坡的张扬，象征了生存环境的艰难，同时也映衬了生命力的强悍。“我爷爷”、“我奶奶”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故事和抗战的传奇经历相结合，正是吸引大众的兴趣焦点之所在。可以说，尽管《红高粱》显示了深切的人文素养和生命关怀，但是当时的市场压力和商业片创作的要求已经初露端倪。《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群体转型乃至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电影之“娱乐化”的兴起也有重要的先导性意义。从此之后，长期在特殊的计划体制护佑下进行艺术电影探索的第五代导演也将脱离庇护，独自上路，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飘摇沉浮。　　80年代后期“，第五代”已强烈感受到电影体制改革、电影票房急剧下滑等因素给他们带来的阵痛，他们不得不与时俱进，开始商业化的小尝试，拍摄出《弧光》(张军钊1988)、《代号美洲豹》(张艺谋1988)、《摇滚青年》(田壮壮1988)《轮回》(黄建新1988)《欢乐英雄》(吴子牛1989)等一批作品试探要适应时代要求和迎合观众趣味。但这些作品都不是很成功。以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虎》为例，《代号美洲虎》显然是张艺谋一次对市场化敏锐感应后的一次商业片创作的冲动。影片首先选取了惊险刺激、动作感很强的商业片表现模式，同时它的故事内容涉及到了两岸政治隔阂、反恐合作和人员交流的敏感议题下。如果两者能够在平衡状态中实现一种高位结合，那么也许会创造另一个惊喜。然而结果确是两者相互制肘以至是两败俱伤。因为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商业片还处在一个相对的认识盲区；又加之某种内在的紧张，自然导致了创作者在事件逻辑上的相当谨慎和谨慎。而在这种重心偏向下，张艺谋影片中的人物则不知不觉从一贯的主体位置转移到了客体位置，从而从某种程度上只是成为围绕事件发展而赶场走位的附庸。另一方面预定的事涉两岸关系，因而即敏感又“宏大”的叙事压力，也进一步削弱了人物刻画的空间。于是影片最后陷入了一种两边都不着落的尴尬境地。在这里，张艺谋可能是犯了一个许多中国导演都会犯的对于商业电影掉以轻心的错误。　　三　9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化转型之路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转型加速度进行的过程中，电影迅速趋向于市场主导。电影的市场化演进，对于如日中天的第五代电影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契机。他们有着良好的口碑、丰富的资源和纯熟的电影技巧，在商业电影这块处女地，理应大有作为。可能也是抱着这种想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五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还半遮半掩，在艺术的旗号下，也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商业电影。　　第五代导演的代表陈凯歌继《黄土地》，《边走边唱》后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创作调整，这个调整造就了常规形态的，也就是叙事性的影片《霸王别姬》的诞生。在《霸王别姬》中的商业化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其“金棕榈大奖为世界瞩目。影片其实仍然保持了对于人生和人性的深邃的审视，但是很显然，陈凯歌以往诸如《黄土地》，《边走边唱》中注重的“写意”（即非叙述性结构及其思想意念的贯穿逻辑）已经服从于叙述，而他的意念已经产生于情节。《霸王别姬》这部影片借重人物人生的波澜与悲情，性格的特质与光彩，以及情到深处的迷失和撕裂完成了电影艺术的叙事中。是一部具有人性深度而不需要解说就能打动人的电影。“这部影片的创作风格与我以往作品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拍片时当然会考虑到市场问题，因为这是一部耗资巨大的影片，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我都不能对投资人不负责任。但这部影片创作风格的转变，并不是迫于压力的无奈，而是一种主动的追求。”　　90年代的转型期，第五代导演商业化转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出现了群体的创作转向和裂变。　　①&主旋律电影商业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主旋律电影积极吸纳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来增强叙事能力。主旋律进行意识形态生产时借用商业化策略，是娱乐深入其文本肌理的内部改写。第五代导演冯小宁的作品《红河谷》、《红樱桃》、《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紫日》等影片不仅自觉的弘扬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同时很好的实现了商业化的突围。《红河谷》将复杂的人性、人情与风光旖旎的西藏自然风景、场面宏大的战争景观融合，《黄河绝恋》对壶口瀑布滚滚黄河的记录，都具备典型的商业电影叙事特征；《红樱桃》将反法西斯主题与中国少女的个人际遇结合，赤裸文身的重头戏无疑是最大的商业卖点。&&　　②&艺术电影大众化　　艺术电影创作则采用传奇化、平面化、传统化等商业电影叙事策略，反映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融合的事实。　　东方文化加民俗奇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炮打双灯》、《红粉》、《二嫫》《秦颂》等一大批第五代导演倾力打造的民俗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影片有着海外资金背景，又试图以国际电影节为突破口走向世界。民俗电影通过展示秦腔、爆竹、烟花、民间年画和大家族严酷的家规等一系列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盛宴，结合乱伦、窥探、偷情等情节，刻画执拗不逊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性、专横跋扈的长者，呈现了商业片所特有的类型现象。这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化策略保证了影片在海外市场上的成功，同时借助于国际认同，民俗电影又成功地完成了向国内市场的返销。&
（责任编辑：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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