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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干才
&&& 我的父亲名叫肖德清，号名清华，生于1908年，卒于1977年，享年69岁。
&&& 父亲出生在松滋市街河市镇平板桥村一户农民家庭，祖父肖文绣做了一生的手工裁缝。父亲幼年丧母，13岁就被祖父送到街河市镇一户大商号当学徒。20多岁成家后，自己筹本做小生意。由于他待人和善，很讲诚信，生意越做越大，30多岁开起了“清华杂货号”。他和母亲忙不过来，请了一位账房先生（会计）带了一位学徒。
&& “清华杂货号”主要经营香烟、火柴、红糖、食盐、豆豉、腐乳、酥食、粉条之类的“京广杂货”，货从湖北沙市和湖南津市经水路船运和陆路驮运而来。他做生意，一是明码实价，二是秤平斗满，三是笑口常开，四是舍得赊欠。因此，街河市周围四里八乡都有许多“老宾主”，常年生意兴隆。尤其是进入腊月，几乎每天都是早开门、晚关门，一直忙到半夜还在算账盘存。
&&& 父亲不吸烟，但喜欢喝酒。除了早餐不喝，中晚餐都要喝。如有客来，或到别人家做客，则经不住人劝，推杯换盏，不醉不休。我有几次随他外出做客，都是他牵着我出门，我扶着他回家。
&&& 父亲极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1954年冬天，我家响应党的号召，从街河市镇下放到位于傅家河的富民农业社当社员，生产和生括上得到了表叔傅义珍一家人的无私帮助。父亲那时已年近半百，从小未做过农活，出的力气多，挣的工分少，只得改行“挑八根系”，即挑着两个箩筐的杂货“圈乡”（后称“送货下乡”）。那时已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粮油指标少，他挑着几十斤重的水果杂货每天都要步行几十里，痔疮病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回家，裤裆里都是血。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只能尽量改善父亲的生活，无法减轻父亲的劳动强度。直到1958年落实政策，父母亲被收回城镇，安排在供销社工作，情况才有好转。
&&& 父亲生性幽默，爱说笑话。1960年，他在街河市区供销社万家分销店当营业员，我去看望他。一位妇女来凭票买盐，父亲按票称给他二两，她说：“这还没得一酒杯。”父亲笑着说：“姑娃，我卯起到你屋里去做菩萨！”（指她家里酒杯大，敬菩萨时酌的酒多）。说得买盐的妇女笑弯了腰。
&&& 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毛笔字写得很好，算盘打得既快又准，这与他近10年严格的学徒和帮工生活密切相关。俗话说，“严父出好子，严师出好徒”，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善良和诚信，学到吃苦和忍耐，他是我人生真正的启蒙老师。
&&& 我的母亲大名吴家珍，小名己姑，生于已酉年（1909年），卒于1996年，享年87岁。旧社会轻视妇女，不喊大名，只喊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被人从己姑喊到己妹、己姐、己妈、己婆。
&&& 母亲自奉俭约，全家人的衣服都由她“补了破，破了补”。她的口头禅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她的一件棉背心，竟然穿了20多年！无论是家里富有还是贫寒，食油总是用筷子缠上布片从油罐里蘸了往锅里刷。饭菜是她亲手做的，但她从不先吃，总是让父亲和我们吃了她才吃。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她舍7、得倒掉，第二餐热了她自己吃。她的另一句口头禅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周一生穷。”
&&&&因为生在清朝末年，母亲的脚被残忍地裹成了“三寸金莲”，给她毕生的劳动和生活带来了许许多多痛苦。尽管如此，她为了协助父亲支撑家庭，俸养祖父、外祖母，哺育两个姐姐和我，长年忍受脚疼，一边帮父亲做生意，一边操持家务。尤其是我们家1954年冬天从街河市镇下放到农村后，为了养活全家，她白天到农业社出工，颠着小脚学着在麦田和棉田锄草、施肥、割麦、拣花，夜晚在豆油灯下棉花、做童帽和涎兜，每天都做到深更半夜。
&&& 因为从小没做过农活，加上脚小体弱，父亲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1956年冬天，母亲斗胆从乡下搬到街上，在自家门前摆起了“镜盒子”，卖针线染料和自己做的童帽涎兜。但市场管理员不许她摆卖，一次次赶她“收生意”。找镇里领导不解决问题，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她带上干粮，迈着碎步，从东方发白走到太阳落土，一步一颠地从街河市步行五十多华里，到县人民委员会信访室上访，申诉自己家庭的困难，要求准许她在自家门前做小生意。信访室同志热情接待了她，耐心听完了她的申诉；当即给街河市镇领导写了一封信，请当地政府妥善处理，对困难群众予以照顾。后来，市场管理员给母亲发了营业执照，办了《进货证》，使她名正言顺地在自家门前做开了小生意。
&&& 1967年夏季，新江口武斗激烈，我先后到武汉避难，到北京上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母亲为我天天担心，夜夜受怕，人都瘦了一大圈。等我从北京回来，她劝我说：“干才，我们家公孙父子没有人做过官，你不要跟别人和（读贺，作乱的意思），还是吃碗本分饭好些。”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此后我便逐渐脱离了派性斗争。
&&& 1970年12月至1971年8月，我被送进“五不准”的卫生系统青峰山学习班，和1000多人一起“深挖‘五，一六’，细查北、决、扬”，但八个多月的深挖细查，一个“五，一六”、“北、决、扬”分子都没查到，只是使众多医务人员失去了人身自由，亲朋好友为他们担惊受怕。我母亲在家里天天哭泣，夜夜流泪，等到我出了学习班，她已哭瞎了左眼！
&&& 学习班虽然没挖到“五，一六”、“北、决、扬”，却挖出了几个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我从母亲哭瞎左眼、自身失去自由中体会到：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生的每一个闪失，都会给自己和亲人带来巨大的痛苦。
&&& 我的大姐名叫吴尚玉，生于1929年，逝于2000年，享年72岁。
&&& 旧社会重男轻女，大姐只念过两年私塾，便辍学在家，帮父母亲料理家务。大姐为人忠厚善良，沉静稳重，平时不苟言笑，但聪明灵慧，烧得一手好茶饭，做得一手好针线。因为出生在城镇商贾之家，青少年时代生活比较优裕，大姐既没干过农活，也没干过繁重的家务劳动。
&&& 1954年冬季，时任街河市镇工商联主任的大姐夫梅勇为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大姐和三个侄儿侄女，下放到我们老家——街河市镇平板桥村当农民。从未干过农活的大姐，一切从头开始，跟着伯娘婶婶、兄弟姊妹学种田，从抛粮撒籽到栽秧锄草，从割谷打场到碾米磨面，只几年功夫，她便成了队里的硬劳力。
&&& 那时没实行计划生育，大姐先后生了八个小孩，存活了三男二女。每天既要干繁重的农活，又要干繁重的家务：寻猪草、剁猪草、喂猪食、挑水、打柴、碾米、磨米、做鞋、做袜，给小孩喂奶、端尿、换伏、洗衣。为了补贴家用，每天忙完家务，大姐便坐在油灯下做儿重的帽子、涎兜，交给在镇上摆“镜盒子”的母亲出售。生育多、休息少、营养差，加上繁重的劳动，拖垮了大姐的身体，但她从不叫苦叫累，及至晚年积劳成疾，重病在身。儿女们要她到宜昌住院治疗，她仍不肯让儿女们花钱，一边在家里治病，一边做家务。
&&&&日，大姐终因病重医治无效，在自家逝世。她时任宜昌港务局副局长的长子梅运龙，含悲忍泪，写成一篇《祭母文》，在其母的追悼会上倾情宣读，催人泪下：
&&& 数日寒风瑟瑟，伴之阴雨绵绵。慈母乘鹤西归，苍天为之动颜。
&&& 儿女肝肠寸断，悲痛化作祭缅。七十有二春秋，终身克勤克俭。
&&& 当年居所变迁，下乡学种农田。身单力簿艺疏，双手难比四拳。
&&& 不甘落于人后，只想奔在人前。春播秋收冬藏，忘记黑夜白天。
&&& 晚年身患疾病，勤劳本色不减。既养猪鸡鹅鸭，又种果菜粮棉。
&&& 为育儿女成人，身心备受熬煎。膝下三男二女，心中时刻挂牵。
&&&&儿女娶亲完备，苦累毫无怨言。父亲中年染病，母亲并无弃嫌。
&&& 终日精心照顾，坚持二十余年。珍惜手足深情，常怀弟妹之念。
&&& 心胸坦荡真诚，处事和蔼恭谦。对人热心快肠，又能仗义执言。
&&& 善待亲友邻里，要求自己甚严。平日节衣缩食，慷慨助人粮钱。
&&& 慈母音容永存，留下楷模无限。儿孙继承遗志，做人正直恭谦。
&&& 勤俭立业兴家，母当含笑九泉。
大& 姐& 夫
&&& 我的大姐夫名叫梅德智，生于1927年，卒于2001年，享年74岁。
&&& 他的老家在松滋市斯家场镇上，兄弟三人，他是老二。他幼年丧父，高小毕业后其兄作主，将他送到我们家当学徒，学做杂货生意。我父母见他相貌英俊，能说会道，且能打一手好算盘，写一手好毛笔字，便将他招为上门女婿。按照古礼，本应改名换姓，因他与我大姐结婚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便废除了老古礼，仍然姓梅，只是随旧俗取号名为“勇为”，取“见义勇为”之意。此后，这个号名取代了大名，家里家外都喊他梅勇为。
&&& 勇为哥是我父亲的好帮手，除了帮我父亲打点门面生意，主要任务是采购货物和清收货款。他经常上宜昌、下沙市、走津市、到汉口，每次都采购回来大批京广杂货，使我们家的“清华杂货号”店中客常满，架上货不空。一次，他从湖南津市购货回来，给我带怛J一个口哨，我兴高采烈地拿到街河市小学球场，见小学教师队和中学教师队正在赛球，裁判一吹VI哨，双方都住了手。我不解其蒽，也学裁判在场上打得火热时吹响了口哨，双方队员不知何故，询问裁判，裁判说自己没有吹。这时有人告发：“是肖干才吹的！”校长肖贤伟先生怒不可遏，找到我狠狠打了我一“刮公”（用两个手指敲脑袋）。从此，我再也不敢乱吹口哨了。
&&& 1954年冬天，大姐夫带着大姐和三个儿女下放到我父亲的老家——街河市镇平板桥村务农。他曾当过“清华杂货号”的小老板，后来又当过街河市镇工商联主任，陡然弃商务农，落差很大。但他勇敢地直面人生，不灰心丧气，农忙时学做农活，农闲时贩卖水果。1956年夏季，县教育局面向全县招考公办教师，他通过笔试和面试，被光荣吸收，分配到纸厂河区青龙小学任教。1957年冬季，全县教师在县城集中搞大鸣大放，许多老师见他的毛笔字写得好，纷纷要他帮忙誊抄大字报。他帮别人写了几百份，一份也没署过自己的姓名。“反右”斗争中，他便得以顺利“过关”。
&&& 后来，领导见他能写会算，便一直安排他从事后勤工作，先后在刘家场中学、县教育局、县委党校、县外贸局当过事务长、出纳和会计，直到1980年退休。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给了他深刻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在政治上谨言，在经济上慎行，20多年没出过差错。
&&& 勇为哥下乡后，他的一手毛笔字被村民们称道。每临春节，上门请他书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无论家里多忙，他总是来者不拒，满脸堆笑地迎接客人，敬烟敬茶之后，一边磨墨展纸，一边询问客人要写什么内容，贴到哪里。一般人家只要一副门联，有些人家除门联之外，还要堂联、房联、厨联、圈联，无论要多少，他总是不厌其烦，有求必书，而且分文不取。为村民们义务书写春联，成了他的春节必修课，从1954年直到他去世的2001年，47年没问断。
二 姐 和 二 姐 夫
&&& 我的二姐名叫肖武玉，比我大三岁。
&&& 二姐欣逢盛世，从小学读到初中，后来又考取了荆州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荆门县机关幼儿园工作。1959年冬季和二姐夫结婚后，被调回松滋，先后在街河市平板桥小学、双龙桥小学、三星小学、街河市小学和松滋县实验小学任教。
&&& 二姐的教学能力很强，无论在哪所学校，她都是尖子教师，常有人听她的公开课，甚至请她外出示范教学。
&&& 二姐对父母很孝顺。她在街河市任教20多年，父母一直和她在一起，有好吃的，她让父母先吃；有好穿的，她让父母先穿。对几个侄儿侄女，她总是尽量照顾，把他们接到自己身边上学，供吃供喝，贴补学费和书本费，大姐的五个小孩都得到过她的接济和照顾。
&&& 二姐对自己的三个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溺爱。一方面在学习上严格要求，鞭策他们好学上进；一方面在生活上严格要求，鞭策他们堂堂正正做人。由于她和二姐夫严格的家庭教育，如今，三个小孩都已成家立业：长子杨杰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次子肖剑是上海华夏证券公司五莲路营业部的副总经理，女儿杨玲是宜昌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
&&& 我的二姐夫名叫杨镇洲，比我大10岁，老家在湖南岳阳农村，1957年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松滋县第二中学任教，一教就是30年。后来，他被调到松滋县第一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 二姐夫是中文系毕业，毕生从事语文教学。他治学严谨，板书恭正，湘式普通话说得很流利，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退休后他仍退而不休，先后应聘到深圳和东莞两所中学任教，一教又是五年，把余热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如今，他和二妇声武汉市居住，一面含饴弄孙，一面颐养天年。
&&&& 2004年国庆节是二姐夫的七十大寿，我和妻子前往武汉祝寿，为他撰写了一首祝寿诗：
岳州骄子到洈滨，
转瞬已届古稀龄。
苦竹丛中育桃李，
甘泉井畔作园丁。
华夏学子三千众，
乐乡姻亲数十人。
向晚安居大武汉，
偕老欢度第二春。
&&& 我是独子。父亲36岁时，我才出生，因此，父母从小把我看得很娇。我爱吃烧饼，半夜醒了就要吃，那时没有电，更没有微波炉，母亲就用屁股把冷烧饼坐热了一块块掰给我吃。
&&&&&为了不致使我夭折，父母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对我精心呵护外，还给我蓄上冲天辫，说是我的“栓命绳”。这还不够，母亲听从老人指点，引我到关帝庙，拜住持老尼佛根为师。母亲抱着我随佛根住持做完一应法事，佛根住持赐我法名为“圣忠和尚”。从此，大人小孩都喊我的法名，直到我上了小学，才用学名取代了法名。
&&& 在我幼年时，街河市佛教和道教盛行。2000多人的小镇上，就有仁威观、关帝庙、文昌宫、禹王宫四处庙观，附近还有多处寺庙道观，庙观里有佛像、有香案、有经堂，有和尚、尼姑和道士。小时我也随大人烧香磕头敬菩萨，相信菩萨能主宰万物。上学后接受了科学教育，才逐渐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仔细一想真可笑：谁见过木雕泥塑的菩萨能显圣呢？谁见过焚完烧尽的香灰能治病呢？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带，奴隶们要想获得自由，全靠我们自己！”
&&& 因此，后来到了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名寺，我只观赏风景，不敬菩萨。我也不反对善男信女烧香磕头，宗教毕竟是一部分人的精神寄托，他们有信仰的自由。
&&& 1949年盛夏的一天中午，街河市家家关门闭户，我家也不例外。父亲和姐夫勇为哥、徒弟伯仁哥听到街上传说“国军”要和“共军”打仗，赶紧收拾货摊，上好门板，栓紧门栓、门杠，躲在门后听动静。7岁的小姐和4岁的我被外祖母护在身边，不敢出大气。妈妈和大姐忙着收拾包裹，准备“跑兵荒”。
&&& 到了下午，忽听街上一阵锣声，一个清亮的声音在锣声之后响起：“乡亲们，解放军来了，我们解放了！解放军不打扰百姓，请大家赶快开门！”锣声和喊话声越来越近，父亲和勇为哥、伯仁哥大着胆子下了门杠，抽了门栓，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看，我也连忙跑过去看稀奇，见是我家斜对门的李吉祥大伯在打锣喊话。他上穿白色对襟大褂，下穿青色紧口长裤，脚蹬圆口布鞋，左手提锣，右手拿槌，走到我家门前，见父亲向外张望，忙对父亲轻声说：“清华哥，不要紧，快些开门做生意！”我父亲和勇为哥、伯仁哥赶快下门板，出货摊。
&&& 不一会，一队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街头走来，大约有100多人，一律黄色军服，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肩扛步枪，身背背包，腰挂水壶和手榴弹，脚打绑腿，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我家门前走过。
&&& 傍晚，吉祥伯引着一位解放军来到我家，跟我父亲商量说：“有一个班的解放军同志打算在你家堂屋开地铺，你看行不行？”我父亲连连点头说：“行，行，行！”当天夜晚，10多名解放军就在我家堂屋里用门板开地铺睡觉。第二天清早，街上响起了军号声和口哨声，战士们立即起床打好行李，还帮我们竖好门板扫好地。走时，班长硬将一块银元塞给我父亲作房租。我父亲不要，班长说：“大伯，这是纪律，您不收下我们就违反纪律了！”推来推去，父亲收下了这块银元。
&&& 后来读1986年版的《松滋县志》才知道，日，我人民解放军荆州军分区独立第五团，随同在应城组建的中共松滋县委、县人民政府机关人员从沙市渡江，次日凌晨到达沙道观。县长饶民太布告安民，宣告松滋县人民政府成立。7月27日，县长饶民太、县委副书记丁野率县委、县人民政府机关人员抵达并定治新江口。7月30日，在街河市中学校长刘明哲的联络下，驻守街河市的国民党湖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少将保安司令周上藩率队向人民政府投诚，街河市获得了解放。8月2日，我军在台山坪、邓家铺一带击溃国民党保安第七旅，俘敌300多人。至此，松滋全境解放。
&&& 我的家乡松滋市街河市镇，坐落在文公山下，洛溪河畔。
&&& 洛溪河是泡水河的主要支流，发源于宜都市的古水坪，全长50公里，流域面积300平方公里，在街河市附近的两河口注入洈水。
&&&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这条小河大半年碧波荡漾，一艘艘乌篷船在河中穿梭往返，上达暖水街，下至洞庭湖，运进食盐、红糖、京广杂货，运出粮食、棉花、油脂、土布。河边人家，大都住着青一色的吊脚楼。
&&& 我的干哥哥邹昌锡家就是吊脚楼。小时候，我常到昌锡哥家里玩，尤其喜欢扒在吊脚楼的窗口看风景。夏天的早晨，河面上飘着白雾，泊在吊脚楼下的乌篷船头升起了炊烟。船夫光着身子用拖把拖擦船头船尾船帮，船嫂边煮早饭边洗衣裳。一忽儿，只见船夫褪下短裤，一个猛子扎进河里。眨眼功夫，高举右手冲出水面，手里牢牢抓着一条鳞光闪闪的鲫鱼。船夫右手使劲一甩，鲫鱼落到了船嫂脚边。船嫂赤脚一抬，将鱼儿踩人脚板。于是，开肠剖肚下油锅，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便成了船家桌上的下饭菜。
&&& 中午是走船的时候。从吊脚楼上看去，南来北往的乌篷船一艘艘从河中经过。下水船顺风扯旗，一飚而过，船老大站在船尾，一边握着舵把抽旱烟，一边与坐在船头的船夫讲古，时不时望着吊脚楼上的姑娘，扯起嗓子唱几句情歌：“小小鱼儿小小腮，上江游刮下江来，上江吃的灵芝草，下江吃的苦芹菜，不为情姐不得来。”上水的船夫只留老大在船上掌舵，其余的一个个脱得精光，弯着腰，弓着背，着背纤绳，一步步从吊脚楼下走过。纤绳嵌进肩膀，汗水滴在地上，真应了一句老话：“下水像公子，上水像猴子。”
&&& 傍晚是吊脚楼下最热闹的时候。新到的船只拉开了乌篷，力夫们扛的扛，抬的抬，把一件件货物搬往货主家中。力夫们“嗨嗬，嗨嗬”的号子声，船主与货主叽叽喳喳的算账声，船上小伢的哭闹声，船嫂的呵斥声响成一片。为了止住小伢的哭闹，船嫂掀起衣襟，露出雪白的奶子，把奶头喂进小伢嘴里，换来了暂时的宁静。
&&& 夜晚，河面上又腾起了白雾。从吊脚楼上望去，天边挂着一弯黄月，月色朦朦胧胧，星光闪闪烁烁。这时，从对岸传来一阵马帮的铜铃声，叮叮当当，打破了吊脚楼的宁静。铃声和马蹄声渐行渐近，赶马人望着吊脚楼灯火下的姑娘，唱起了《赶马调》：“姐儿住在大路旁，相与一个赶脚郎，日里听见铜铃响，夜里听见马脚蹄，情哥哥做的是苦生意。”“姐儿住在黑松林，喂的条狗子像麒麟，别人来了它蹦蹦地咬，情哥哥来了它并不做声，狗子都有两样的心。”
&&&&扒在吊脚楼的窗口，听着这悠扬动人的歌声，我不知不觉进人了梦乡。
人生第一照
&&& 我的人生第一照，拍摄于日，农历正月初二。
&&& 那天，风和日丽。刚满7岁的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松滋县支行街河市营业所的后门沟边玩耍。比我大3岁的小姐姐肖武玉，抱着不到两岁的侄儿梅运龙，在一旁照看着我，怕我被狗咬伤，怕我掉进沟里。和她同龄的邻居女孩孙昌银，逗着运龙玩。我正玩在兴头上，忽见银行的后门打开，一群银行的工作同志谈笑着鱼贯而出，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兼摄影师严雨亭，提着带站架的厢式照相机走在前面。不一会，在严老板的指挥下，7位工作同志在一棵古柳下站定，准备拍摄合影。这时，我和武玉姐、昌银姐好奇地站在近旁，营业所主任万建国同志忙说：“小朋友，来来来，和我们一起照相。”我们向他们靠近，万主任把我抱在他的面前，农金员李丹青同志卧地作射击状，会计李代煜、出纳邹和清、农金员姚永旺、陈万青、王泽钧等同志站在万主任两旁，手拿瓷缸的梅运龙由邹和清同志抱着，我和武玉姐、昌银姐拍下了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 照相的严老板是鄂州人，曾经是武汉显真楼的摄影师，抗日战争中逃难到长沙，长沙大火后又逃难到松滋，定居街河市。解放前后的20多年里，他为街河市人民拍摄了数万张照片，用胶片记录了街问市人民的真实生活。
&&& 50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张照片。2004年国庆前夕，曾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的裴德珍同志告诉我，她在姚永旺同志家里看到讨这张照片。于是，我按德珍姐告诉我的地址，在松滋市中心城反长安路的一条深巷里找到姚永旺同志家中，姚同志夫妇热情地栳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行走不便的姚永旺同志请夫人从书架卜取下相册，不一会就找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借来翻拍后编入这本书中，作为我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
儿时的年味
&&& 儿时的年味真浓。
&&&&记得我五六岁时，跨进腊月大人就开始忙年。跑布店，买布匹，请裁缝，做新衣，自己做鞋做掩底；推粑粑，蒸阴米，杀年猪，摊豆皮，熬糖做酒，“吃伙子”一天比一天丰富，赶街的人一天比一天拥挤。
&&&& 到了腊月二十四，开始过小年。吃过早饭，母亲头戴斗笠，身披桌布，扫帚绑在竹竿上“打堂尘”，把家里的每间房屋天棚上的灰尘、蛛网一帚帚扫下来。乡下的狮子、龙灯、采莲船开始“拖街”，给商家一户户拜年。街上的店铺门前摆开了做灯笼和写春联的摊子。灯笼是纸糊篾扎，一年一发，有方的、有圆的，师傅根据顾客的要求写姓名或吉祥话。街河市有十几家扎灯笼的摊铺，范礼章的生意最好，一是他的灯笼式样多，二是他的毛笔字写得好，我家的灯笼每年都找他买，“肖干才用”四个大字写得正规正矩，粗壮有力。写春联的也有十多处，多数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先生，有楷书、有行书、有草书，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还可以让写字先生现编现写。
&&& 腊月三十，开始过“大年”。商铺只上午做生意，到了中午就收生意，关门闭户吃团年饭。吃团年饭有很多讲究，一是饭前要放一大挂鞭，二是全家人毕恭毕敬站在饭桌旁“教老人家”，即摆好桌席盛好饭，将筷子架在饭碗边上“祭祖”，由母亲把已故的亲人的名字和尊称一个一个念一遍，边念边把一杯杯白酒洒在地上，请磊们过年。祭祖后才能人席，父母上座，大哥大姐下座，我和小姐磊旁座，桌上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大鱼大肉，蒸鱼、煎鱼、炸鱼，蒸肉、炒肉、烧肉，还有用鱼肉和猪肉做成的鱼丸鱼糕。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但一不能说话，二不能打破碗，连饭后扫地都要从外扫到内，以免把福气和财气扫出去。
&&& 吃过团年饭，全家人一个个洗大澡，换上新衣新鞋新袜。母亲和姐姐在家洗衣裳，我则随父亲到乡下给祖父祖母“送灯亮”，在祖父母坟边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每座坟磕三个头，请祖父母保佑我家清吉平安。
&&& 回到街上天已麻麻黑，各家各户门口都点着灯笼，大户人家门口还有“走马灯”，把个小街照得红红火火。各家各户的小孩穿着新衣新鞋，提着灯笼走上街头，成群结队地放炮竹，打鞭仗，我也回家提出自己的灯笼，加入伙伴们的队列，荷包里装着麻糖、米子糖，玩一会儿吃几块，小伙伴们交换着各自的“吃伙子”，饱享口福。
&&&& 玩到半夜，各自回家。父母姐夫在烤火谈家常，两个姐姐在灶屋里“请瓢儿神”。大姐手握水瓢，瓢上盖着甑巾袱子，口中念念有词：“请瓢儿神，问年成，一问年成真和假，二问年成假和真。”小姐在旁边当观众。瓢啄三下，预示来年年成好，否则年成就不好。我对“请瓢儿神”不感兴趣，玩吃了亏，两个眼睛皮子打架，独自上床睡了。父母和哥姐则一直守岁，到天亮才休息。
&&& 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不兴开门，大人们说是怕遇见“红毛煞”，关上大门睡大觉，小孩则睡不着，早早爬起来给大人磕头，讨“压岁钱”。我和小姐姐给父母磕过头，各自得了几块压岁钱，高高兴兴在家里猜谜语、捉迷藏。
&& “初一拜父母，初二拜丈母。”到了正月初二，各家各户开始走动，主要是女婿带着媳妇给岳父岳母拜年。我和小姐姐相约，给街上的各位伯伯、婶婶拜年。“拜年拜年，粑粑米子上前”，每到一户给大人们磕过头，少不了糖果糕点，更少不了压岁钱。一转年拜下地，总有上10元的压岁钱和满满两荷包糖果糕点。
&&& 从正月初三起，狮子、龙灯、采莲船纷纷出动，到街上逐户拜年，还有三棒鼓、莲花闹，“那边打到这边来，这边的老板大发财”。我和小伙伴们前街跑后街，看得连饭都不想吃。过了正月初三，各家各户开始请春客，把亲戚朋友接到家里“喝春酒”。鱼糕鱼丸是“上等菜”，每桌八人，每人两个丸子三片糕，不能多吃，否则就占了别人的指标。小孩跟着大人吃，但不能坐席，只能由大人抱着吃或站在大人旁边吃。有时大人没带小孩去，吃饭时就用烧纸把属于自己的一份糕丸包起来，“带摘食”回去给小孩吃。
&&& 正月十五“过年把”，各家各户蒸粑粑。一般都是上一年腊月就推好了的“腊水粑粑”，用缸盛着，取出来，揉软乎后搓成一个个团团，有的包糖，有的包肉，有的包盐菜，一蒸就是几格，一格有十几个，从正月十五一直吃到正月尾，过了正月十五再吃时用甑子热，也可以用火烤，还可以用灶灰、火坑灰瓮热。
&&& 正月十五闹花灯。。这一天从清早起就有狮子、龙灯、采莲船到街上“玩煞事”，还有花灯游行，锣鼓声、鞭炮声、歌唱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直闹到半夜才平静。
&& “拜年拜到麦子黄”。正月十五以后到没拜过年的人家走动，进门还是要说拜年的话，主人一般会拿出腊鱼腊肉等没吃完的年货招待客人。一直到麦熟时节，“年”才算过完了。
&&& 解放初期的街河市，每逢春节十分热闹。从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二十多天好戏连台，主要是狮子、跷子和采莲船。从杨林市还来过一班跑竹马的，大姑娘骑在一匹竹马上，扮演父亲的是个装成驼子的小丑，说的话句句逗笑，一出场就说：“我前头一个包，后头一个凸（读如‘碰’）。我爹要把我杀了它，我妈要把我留起做种。”十里八乡的数十套班子敲锣打鼓来“拖街”，街上的居民和赶街的农民目不暇接，看得最多的是狮子。
&&& 玩狮子一班八个人，两个跳狮子的，四个打锣、鼓、钩、钹的，一个喊彩的，一个收钱的。有的班子还有“玩柴火”的，主要是大刀、长矛、九指鞭、翻跟头、打拳，这样的班子就要十多人。每到一户门前，户主都要出门放鞭炮迎接。进门跳狮子时，户主为了“试活路”，往往放鞭“烧狮子”，掌头和掌尾的紧密配合，用手揪鞭，用脚踩鞭，用头尾扫鞭，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有的户主还在堂屋半空或在神龛上挂块红布，让狮子显显身手，一般由掌尾的把掌头的举起，三下五除二就把“红”拿到了手。
&&& 跳狮子不容易，喊彩也不简单，跳一场一般只有四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彩官要针对户主的家庭情况想好八句彩词，跳到尾声，手扶狮头，拿腔拖调地喊出来，唱四句，打一次锣鼓。有个笑话说，下街文裁缝的妻子与李木匠相好，文裁缝蒙在鼓里，某年春节狮子跳到文家，彩官见文裁缝夫妻和李木匠都在场，灵机一动喊了八句彩词：“小金狮喜洋洋来到贵府华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要出墙，苦了文裁缝，喜了李木匠啊！”一阵锣鼓过后，彩官又喊道：“文裁缝缝裤子不安扣绊，李木匠做房门不装暗栓，秀儿脚踏两支船，捏到鼻孔唬眼睛假装洋绊哪！”这彩词喊得满屋看客的笑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 每年正月十五是狮子的大聚会，往往要搞一次“狮子爬台”。狮子从第一张大方桌子爬起，一直爬到十几张大方桌高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跳的人心惊胆颤，看的人胆颤心惊。1954年春节，街河市的“狮子爬台”在“排头坟园”草坪进行，狮子爬到第十五张桌子上时，一阵大风刮来，十几张桌子轰然倒地，掌头的当场摔死，掌尾的也身负重伤。我目睹了这场悲剧，再也不想看狮子爬台了。
扮“故事”
&&& 解放前后，街河市盛行正月十五闹花灯。我看过七八次花灯，还扮过一次“故事”。
&&& 大约是1950年春节，从腊月初开始，上街和下街就各自准备正月十五扮“故事”。我家住在上街，刚满五岁的我被推选为《八仙过海》故事中的“何仙姑”扮演者。正月十五吃过晚饭便开始化妆，我的头顶上披着假发，身上穿着绿色仙袍，脸上打了胭脂水粉，嘴上涂了口红，还用黑笔画了眉毛，右手握着用白色马尾做的“文藻”，被大人抱到一张大方桌上。
&&& 入夜，街河市千人空巷，家家檐下挂着灯笼，户户门前站着看灯的人。
&&& 上街和下街的故事队伍按序出行，我被两个大人抬着从大街上缓缓走过，前后一片灯火。走到“左贤坊土地”附近，人群突然大乱，有人高喊着“下街放火了！”，我被大人们抬着往后退，退到我家门前，抬我的人把我交给了父母，这年的“故事”半途而废。
&&& 事后我才从大人们口中知道半途而废的原因：上街和下街各有一个土财主，但出身贫寒，一个靠卖藕起家，一个靠卖豆腐发财。双方为生意场上的利益之争积怨很深，都想借“闹花灯”之机揭一下对方的“老底”。于是，下街扮了个“卖藕”的故事，上街扮了个“卖豆腐”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放在各自队伍的最前头，结果，走到左贤坊土地，两支队伍拐弯时相遇，土财主不服气，一气之下，派人点火烧起了花灯，使得队伍大乱。此后，街河市再也没扮过“故事”。
&&& 没有了“故事”的元宵节，仍然很热闹。除了玩狮子和采莲船，我最喜欢看的是踩高跷。高跷用木料做成，五尺高，拳头粗，踩的人将高跷用布带绑在腿上，站起来就有了一丈多高。演员一般有三个人，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媒人，俗称“蔡家姨妈”。这“蔡家姨妈”是个丑脚，都由男人扮演，他拿一对“恋人”开玩笑，句句都是荤话，一出口便使满场欢笑，有时笑得观众透不过气来。人们在这一场场的欢笑声中忘却了一年的劳累，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一年。
&&& 街河市解放初期有好几家茶馆，就数汪先生的茶馆生意最好，主要原因是汪先生会说书。
&&& 汪先生不是本地人，但娶了个本地女人做老婆。那时节，汪先生大约五十岁上下，中等个子，小平头，身体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他家的茶馆摆在堂屋，有四张大方桌，每桌可坐八人。每到夜晚，他在左上方的上席坐定，四张茶桌便陆续坐满了茶客，每人面前一杯盖碗茶，由他老婆提壶续水，每晚每人茶费五分钱。汪先生则负责说书，手中一把折扇，面前一副惊堂木，就是他的全部道具。
&&& 说书时，汪先生便一直站着，目光扫视听众，声音抑扬顿挫，手势时急时缓，折扇时开时合。说到紧要关头，右手扬起惊堂木，往桌面上一拍，使听众更加聚精会神，说上一两个小时，在最吸引人的地方一声“啊哈！”打住，惊堂木重重一拍，他便坐下来休息。茶各们纷纷往桌子中间丢钱，一般每客五分钱，也有丢一角钱的，多少小限，有些茶客不愿丢钱，汪夫人便亮着嗓子一桌桌说：“客官们，请您们大帮小凑哇！。”等到钱凑得差不多了，汪先生便开始讲下半本。我从五六岁开始听汪先生说书，一直听到十二岁，只间断了随父母下乡的两年。每到天黑，便和一伙小朋友相约到汪先生的茶馆，春夏站在门口听，秋冬站在堂屋墙边听，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从来没有坐过，也没喝过茶，既不出书钱，也不出茶钱，我们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但汪先生和夫人从来没赶过我们。我听过的主要有《三国》、《水浒》、《西游记》、《西厢记》、《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一部书一般要说两三个月。我十分佩服汪先生的记性和口才。无论哪一部书，汪先生都能横流倒背，说书时从没打过顿。
&&& 听汪先生说书，既丰富了我的知识，也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六岁的我便在街河市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上代表非队员讲话。我人小够不着讲台，老师便在我脚下垫了两口土砖。虽然没有讲稿，但仍然面对1000多师生和家长讲了两三分钟。
&&& 我的家乡街河市，解放初期文艺生活十分丰富。
&&& 镇上的关帝庙大殿改成了剧场，每月都有外地剧团驻场演出，有京、汉、楚剧，有花鼓剧、荆河剧，还有话剧，印象最深的是湖南省的“艺工剧团”，人不多，戏不少，演技高超，一出《孔雀东南飞》，唱得台下的观众一片唏嘘，不断为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流泪。还有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连续十多场场场爆满。戏过后，大街小巷传唱着《十八相送》和《化蝶》，使梁祝姻缘深入人心。
&&& 镇上有个业余剧团，几十号人经常聚在一起，唱的唱，拉的拉，每个月都有一两场公开的义务演出，有时在关帝庙的舞台上演，有时在禹王宫河滩上搭台演，不管剧场河滩，观众一律自带板凳。那时一没路灯，二没手电，月黑天观众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向剧场涌去。舞台上点着雪白的煤气灯，有时煤气灯出了毛病，就找来两把男人小便的夜壶，灌进煤油，插进用草纸卷成的灯芯悬挂在舞台上方，人称“夜壶灯”。夜壶灯的火光是红的，而且弥漫着刺鼻的黑烟。即使这样，演员仍演得一丝不苟，观众仍看得津津有味。
&&& 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出戏，一出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的《血泪仇》，恶霸地主与土匪狼狈为奸，淫人妻女，霸人田产，使穷人家破人亡。解放后穷人翻了身，地主被打倒，沉冤得昭雪。许多人看到中间情不自禁高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另一出戏是楚剧《葛麻》，描写地主家的小姐爱上了聪明伶俐的长工葛麻，葛麻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调侃地主，使地主丑态百出。看这出戏，观众不时哈哈大笑，许多人甚至笑出了眼泪。
&&& 设在镇上的松滋二中（解放初期叫“松滋师范”、“松滋一中”，1956年改名二中）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差不多每月都有一场文艺晚会。晚会在学校礼堂进行，用自发电照明，有时学生演，有时老师演，有时师生同台演。这些演出都不卖票，我和镇上的一群小伙伴场场都看，或站在台角，或站在墙角，一直看到“挖台”（闭幕）。我印象最深的也有两出戏，一出是话剧《防空洞》，描写公安人员与特务分子的斗争；另一出是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饰演胡大姐的王珍荣老师（她实习时当过我的班主任）身材高挑，容貌漂亮，动作优美，声音甜响，至今仍刻在我的脑际。
&&& 受到专业和业余剧团的熏陶，我和几位小伙伴也跃跃欲试。那时我们都只有五六岁，记不住词，唱不准调，就自编自演。第一场演出在我家后门口进行。我和小伙伴抬出我家吃饭的竹桌，搭，两把木椅，我扎着冲天小辫，披着家里的花床单，用红纸打湿水，在脸上抹了“胭脂”后粉墨登场，从木椅往竹桌上一站，脑子里没确半句台词，灵机一动，学着花旦嗲声嗲气地唱了句“三郎打鼾哪”，还伸了个“兰花指”，笑得小伙伴们前仰后合。正在大笑时，我外祖母迈着莲花碎步，口里骂着“圣忠和尚，你瞎搞！”手里挥着晾衣竿朝我打来，我们一轰而散，再也不敢在家门口唱戏了。
&&& 我小时候很调皮，尽管是独子，但也不免挨打，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 一次是“玩火”。记得1950年的初夏，比我大15岁的大姐刚招赘结婚，我到她的新房里玩，用火柴点了一支蚊香在空中划圈。正划得兴高采烈，外祖母迈着三寸金莲从房门前过，我怕外祖母骂，赶紧将燃着的蚊香藏到身后，不料蚊香点着了蚊帐，一时新房火起，全家大惊失色，父母和哥姐都来救火，幸好扑灭及时，只烧了被单蚊帐，事过之后问原因，我承认是蚊香点着了蚊帐，不免挨了父亲一顿打。从此我再没玩火。
&&& 另一次是“杀狗”。1949年的夏天，比我大两岁的昌平、文和约我到董家坟园杀狗。他们捉住一只小狗，文和按前腿，要我按后腿，昌平用他父亲的外科手术刀操刀，杀得小狗汪汪叫。杀过之后，剥皮，剁肉，由昌平分配到人，他俩得大头，我得小头，分到一副狗肝。昌平说：“圣忠和尚，你伯伯喜欢喝酒，快拿回去让他当下酒菜！”我高高兴兴提着狗肝回家，进门便说：“伯伯，我给您弄了一碗下酒菜。”父亲问明狗肝来历，勃然大怒，不仅打了我一顿，还罚我在柜台上跪了半天。从此，我再也不敢乱杀生灵了。
&&& 还有一次是“屙尿”。我五六岁时，经常有小商小贩在我家屋檐下摆地摊。一天来了个卖针的，地上放块磁铁，两手握着缝衣针和绣花的钢针，口中念念有词：“大闺女，搭一口”、“小闺女，搭一口”、“大嫂子，搭一口”、“老太太，搭一口”，说一句往磁铁上甩根针，根根粘在磁铁上，不一会就围了一大圈人。我人小力单，挤不进去，情急之下，从家中木梯爬上阁楼打开窗板，朝下面的看客和卖针人屙了一泡尿，人们赶紧四散躲开，抬头一看，见是我在屙尿，将我一阵笑骂。父亲听说后，把我又是一顿好打。从此，我再也不敢恶作剧了。
诗说街河市
&&& 古人有一首吟街河市景物的七言绝句：“远望台山一碧峰，洛溪河水绕文公。苦竹甘泉龙现爪，仁威白鹤显神通。”
&&& 台山在今杨林市镇李家坪境内，距街河市20多里，但孤峰独耸平川，在街河市清晰可见。据传说，这座山本来在武陵山脉之中，玉皇大帝要将它移到湘水之滨，命大郎神和二郎神夜晚乘人静之时抬迁。他俩抬到李家坪，雄鸡高唱，天色渐明，恐人看见，遂放下此山回天宫复命。从此，李家坪中便高耸起了一座“台山”。洛溪河从五峰县古水坪发源，在两河口流人洈水，流到街河市，绕经文公山。这文公山据说因宋代名儒朱熹曾在此讲学而得名，朱熹钦谥“朱文公”，此山便名“文公山”。山顶有一洗墨池，我小时候曾临池掬水，池三米见方，水深尺许，看似墨黑色，掬起很清亮。据说朱熹常在池中洗墨。民国本《松滋县志》有此池照片，并美其名曰“墨池春烟”。
&& 苦竹寺在镇西茅草街附近。解放时，苦竹寺早已改作学校，1949年时称“松滋一中”，1951年至1956年改名“松滋师范学饺”，此后改称“松滋二中”。小时我常在二中玩，校内有两株古柳，三个大人伸开双臂才能将树抱住。古柳下有眼古井，井水清冽甘甜，故名“甘泉”。甘泉旁有几窝苦竹，竹竿细长，叶似龙爪。故有“苦竹甘泉龙现爪”之说。传说宋朝大诗人黄庭坚1095年谪贬四川，舟行虾蟆碚时，他的笔坠人江中。后来苦竹寺僧浚井时得笔一支，笔管上刻有“黄庭坚用”四字，长期插置香炉。1101年黄庭坚出川，次年春来到苦竹寺，见笔后说：“此吾虾蟆碚所坠也。”由此得知苦竹寺的甘泉与宜昌市西50余华里的虾蟆碚有暗河相通。后将此笔插于井旁，即生长出苦竹。黄庭坚1101年秋有《邹松滋寄苦竹泉橙曲莲子汤》诗三首，其一日：“松滋县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漫说虾蟆碚，试裹春芽来就煎。”题中所言“邹松滋”，即当时的松滋县令邹永年，江西抚州人，与黄庭坚是同乡。
&&& 仁威观在街河市后街，解放后改作街河市小学，是我的母校。传说明朝时观内道长有一玻璃茶杯，酌水后杯内可见白鹤起舞。一日来客，道长命道童用玻璃杯敬茶，道童失手将杯掉在地上摔碎，杯内白鹤振翅而飞，故有“仁威白鹤显神通”之说。
&&& 1953年秋季，梅太安老师做了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
&&& 那时，我虽然只有八岁，却是全校出名的调皮生。逃学、骂人、不讲卫生，经常挖些蚯蚓装在衣袋里，吓唬女同学。
&&& 梅老师第一次找我谈话，见我手脏脸黑，便笑眯眯地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他的寝室，给我找来热水，用毛巾和香皂轻轻地替我洗脸洗手。洗完，他一边给我剪指甲，一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于才，手脸不洗净，皮肤会生病。指甲不剪短，里面生细菌。从小讲卫生，长大不生病。你说这几句话对不对？”我点了点头。接看，他又和颜悦色地问我：“听说你喜欢挖蚯蚓玩哪？”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他对我说：“蚯蚓能帮助农民伯伯改良土壤。以后别挖着玩，好吗？”我又点了点头。
&&&& 过了几天，梅老师在课外活动时把我领进他的寝室，问我：”你爱不爱看连环画册呀？”我说：“爱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崭耕的连环画册《马特洛索夫的故事》给我看。第二天，我去还书，他亲切地问我：“干才，你说马特洛索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回答说：“是好人。”“怎么个好法呢？”“打敌人蛮勇敢。”“他小时候调不调皮呀？”“蛮调皮。”“他是怎么变好的呢？”“读了书的”“对，读书能使人变聪明，使调皮佬变成好学生。你也向马特洛索夫学习，不逃学，多读书，好不好？”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 这以后，他经常借给我课外书籍看，我去借书和还书时，他总要拉着我的手，一看手脸脏不脏，二看指甲剪没剪。每还一本书，他就要我讲读书心得，出题目让我写感想。天长日久，不但使我养成了讲卫生和爱看书的好习惯，而且提高了我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还使我从书中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那时候看的卓娅与舒拉、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的故事，至今还在心头萦绕，激励我奋发向上。
&&& 为了帮助我学好功课，他指定班上的优秀学生、少先队大队长罗良玉同学当我的小老师。他在教室里开辟了图书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几十册图书让同学们阅读，并让我当义务管理员。他还经常到我家走访，向父母介绍我在学校的每一点微小进步，说服他们摒弃“棒头下面出好汉”的旧观念，不打不骂，晓以情理。一次，我患疟疾，上课时冷得发抖。他把我背到他的床上，给我盖了两床棉被，又给我请医看病，喂水服药。后来，我烧得黄里黄昏，把尿屙在他的脸盆里，他不声不响地倒洗脸盆。等我好些后，他和同学们一起把我送回家，恩同父母，感人至深。从这以后，我学着他的样，尽力帮助别人，下雨了，我把雨鞋让给家住农村的同学，自己打赤脚回家；一位同学腿跌伤了，我和别的同学轮换着背他上学。
&&& 在梅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耐心教育下，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的品德和学习成绩一天天好起来。1954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并担任了少先队大队墙报委员。
&&& 人的一生中，也许只是被几句话所触动，所温暖，就足以扭转一个人的人生航向。因为，每个人都有做个好人的意愿。梅太安老师正是扭转我人生航向的恩师。
&&&& 1954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几位小朋友在洛河边捉鱼虾，忽听一声惊叫：“快跑，木料发码了！”我回头一看，码在河边的一堆木料散了架，一根根向我们滚来。我连忙往旁边躲，但跑慢了一步，一根碗口粗的松木弹到了我的大腿上，我顿时瘫倒在地。几位同学把我背回了家。母亲请来街河市著名的老中医董奉之。奉之老爹看过我的腿伤，给我开了提伤的中药，又弄来一包草药，要我母亲将药捣碎后和上白酒，敷在伤处，用布片包好，一天一换，连敷两个月。
&&& 我在床上躺了两天，班主任梅太安老师来看望我，我向梅老师提出要去上学。梅老师说，他去组织同学们来背我上学。果然，第二天就来了四五位同学，他们争着要背我。个子最大的马必成同学说：“干才，我的力气最大，让我来背你。”这以后，连续两个多月，除去星期天，天天都是马必成背我上学。我家离学校有一两里路，必成几乎次次都是一口气把我从家里背到教室，放学后又把我一口气背回家。
&&& 必成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我也暗暗效仿。腿伤痊愈后，我一改过去喜欢用蚯蚓吓唬女同学的恶习，不再欺负女同学。当年冬季的一天，上学时天气好，放学时雨雪交加，大姐给我送去雨鞋。我见家住农村的雷元玉同学穿的是布鞋，便把雨鞋借给她穿，自己打着赤脚回家。进了家门，母亲见我双脚冻得通红，问我的雨鞋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借给了同学。母亲心疼地埋怨我，我回答说：“人家马必成背了我几个月，我为同学做这点事算什么！”母亲一听，不再做声了。
&&& 1954年是个寒冬，进入农历腊月，大雪下个不停，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 腊月廿一是我十岁的生日。那一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掠过地面。我在家中的饭桌上做寒假作业，手冻僵了，就到母亲煨脚纺线的火钵上烤一烤。母亲一个劲地摇着纺车，把一根根棉条变成纱线。到了中午，她望着门外越来越深的积雪对我说：“干才，你大姐今天不会来了，我给你打几个荷包蛋做生吧！”我忙说：“好，好，我最爱吃荷包蛋！”
&&& 母亲正和我说话，忽听门外一阵狗叫，我连忙打开掩着的大门，只见一个人用包袱包着头和背，腰里系着草绳，棉裤外套着长袜，脚上穿着草鞋，手里提着一块猪肉，一步一步朝我家走来，快到屋门口，掀起包袱叫了一声“妈”！我和母亲一看是大姐，赶忙跑出大门去接。母亲噢陉地说：“尚玉呀，下这么大的雪你来搞送个呢？，，大姐朝我甜甜地一笑说：“妈，今天是弟弟10岁的生日，我怎么不来呢？”她把猪肉往门边一放，摘下头上的包袱，我和母亲帮她掸掉身上的雪花，让她快进屋里坐。忽然大姐一声惊叫：“哎呀，猪肉被狗子叼跑了！”我一看，隔辟传林么叔的大黄狗叼着猪肉正往稻场外面跑。大姐拖过我家门前的晾衣竿追去。我也跟在后面追。大黄狗见我们穷追不舍，丢下猪肉逃跑了。大姐从雪地上拣起猪肉，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母亲用大姐买来的两斤猪肉，做了几样有肉的菜肴，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生日饭。
&&& 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过了不少生日，而最使我难忘的却是我十岁的生日。那一年，大姐刚满25岁，正是青春好年华，却成了4个孩子的妈妈；风雪交加，步履维艰，她硬是顶风冒雪，从10里之外，从齐膝深的雪地里一步一步走来；到了洛溪河边，无桥无墩，她硬是穿着草鞋，小心翼翼地从结冰的河面上一步一步走来，来给我这小弟弟做生。两斤猪肉，如今算不得稀罕，可在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大洪大涝后的1954年冬季，实在是难得的美食啊！何况大姐当时家大口阔，经济拮据，更显得难能可贵。
&&& 熬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如今物资丰富了，交通便利了，多数人的生活确实美满。我想，有些东西不一定是金钱能够得到的，如果再多一些人间亲情，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满。
&&& 每当我见到城市夜空五彩斑斓的灯光，每当我见到农村夜空明亮闪烁的灯光，我便想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时那如豆的灯光。
&&& 解放初期，我家住在洛溪河畔的富民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无月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为了节省煤油，灯具分为大、中、小三种。大的煤油灯又叫“白盖灯”，灯上有一蒲扇大的白色玻璃盖，用绳子悬挂在堂屋里，平时一般不点，逢年过节才点。中等的灯也一般不点，家里来了客人才点。每天点的都是小煤油灯，灯光如筛，照射范围小，光线暗。母亲每晚把小煤油灯放在纺车边上，吱吱呀呀摇着纺车纺棉花，纺到半夜才休息。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她让我点着中等煤油灯看书、做作业。我在煤油灯光下不仅读完了小学四五年级的课本，做完了平时的作业和寒暑假作业，而且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包括我国的古典名著《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元白诗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现代作家的名著《家》、《春》、《秋》、《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在田野上前进》，外国名著《我的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静静的顿河》等等。我从书籍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试着在煤油灯下写出了处女诗作《烙河边上的歌声》，发表在日的《松滋报》上，那年我11岁。
&&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煤油凭计划供应，每户每月只供应1斤。于是，家家户户都点起了豆油灯。这种灯盏用陶土烧制，大如巴掌小如杯，模样与出土文物无异。灯芯用棉线做成，一般有三股，灯盏内倒进豆油或菜油。来了客人或要看书写字用三股，做饭、洗衣、喂猪只用两股，坐着讲白只用一股。母亲住在平板桥畔的大姐家，我从工作单位回家探亲，也住在大姐家里。每天晚上，母亲和大姐就着如豆的灯光，做着婴儿的帽子、涎兜、绣花鞋等手工艺品，以便拿到小镇上出售。我就着如豆的灯光读书、写日记，不一会儿，就觉得眼睛干涩、生痛，不得不放下书本揉眼睛，休息片刻再写再读。
&& 如今，城镇告别了煤油灯，农村告别了豆油灯，每到夜晚，大街小巷都是亮如白昼的路灯光，商店、酒店是五光十色的彩灯光，还有那忽明忽灭、绚丽多姿的霓虹灯光，看得人眼花缭乱。’连偏僻的山村也家家户户通了电，每到夜晚，电灯光从千家万户的门窗里透出，像千万颗夜明珠撒落在山山岭岭、冲冲畈畈，使生活充满了光明。
&&& 解放初期，街河市镇有一支文艺工作队，简称“文工队”，队长兼编写是当时的合作茶社经理胡竹安，他虽比我大20多岁，因与我的大姐夫是朋友，我只喊他竹安哥，还有两位导演孙平舫和文九钧，队员有10多人。
&&& 我是1956年秋天加入文工队的。那时正是农业合作化初期和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我们文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群众宣传农业合作化和义务兵役制的好处。每天夜晚，我们都要集中在街河市区文化站排练节目，男演员有李成裕、廖明高、张大信、赵业伟和我，女演员有马德凡、刘祖霞、胡仁庆、罗良玉、张大珍等。我们男演员的主要任务是打锣鼓、说快板和唱大鼓，女演员的主要仕务是唱歌跳舞。我和赵业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喊话筒。
&&& 每隔三五天，文工队都要上街搞一次宣传。10多人举着红旗，打着锣鼓，穿着演出服装上街头。街河市的正街长约2000米，我们一般选择人多的四五个地方停下来，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响过，等行人围成一圈，便开始演出。演完两三个节目，便由我和业伟站在相距50多米的两家商店的台阶上喊话筒，进行五分钟左右的“话筒对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的时事。对答稿全由竹安哥撰写，语言简短、通俗，观众一听就懂。对答完毕，继续演出。演的节目主要有民歌独唱、群口快板、湖北大鼓和集体舞蹈。当时在区文化站工作的王洪宽先生有时也参加演出，他最拿手的节目是松滋说鼓子，语言幽默风趣，唱腔优雅动听，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不要乐器伴奏，右手除姆指外四指并拢，有节奏地轻击喉头，口腔便发出“啦啦啦啦”的声音，抑扬顿挫，当作过门。
&&& 1957年冬天，县里组织各区文艺汇演，我们街河市镇文工队代表街河市区出席，由竹安哥编词、平舫哥和九钧哥编曲导演的集体舞蹈《九莲灯》获得了一等奖，马德凡的民歌独唱和赵业伟的湖北大鼓也获了奖，三个节目的演出照都登了《松滋报》。我虽然未能登台表演，但也感到骄傲和自豪。
&&& 日至11日，我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光荣地列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松滋县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
&&& 我当时是南五场街河市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担任少先队大队墙报委员。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刘才汉老师和班主任梅太安老师对我十分赏识，他们推荐我为全县两名少先队代表之一，另一名是北五场沙道观小学五年级的女生毛维菊，我们都只有ll岁。会议通知是梅太安老师从县里打电话让人转告的，我没钱搭车，8月6日大清早，一个人沿着刚修好的新刘公路，从街河市步行到新江口。我肩背挎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和两个烧饼，身上带着母亲给我的一块钱。一上长岭坡，两面都是大松树，一般都要两个小孩才能合抱住，有些松树两个大人都抱不住。山风吹来，松涛呜叫，令人毛骨竦然。中午时分到了王丑铺，我花一分钱买了一碗开水，吃了两个烧饼又出发。从王丑铺有条小路通新江口，我跟着两个卖叶子烟的大人走小路，浓荫如伞，不见天日。大约下午五点多钟，终于走到了新江口。
&&& 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楼房，令我眼目一新。我找到设在现水利局一带的县招待所，食堂正在开晚饭。餐厅只有天盖没有墙，像农村里的“散角凉亭”。餐桌是倒放的鸡蛋篓子。会议代表梅太安老师见到我十分高兴，要我和他同“桌”进餐。没有椅子坐，大家都站着吃。饭是木甑子白米饭，菜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有肉有鱼。会议从头到尾都没拿酒。喜欢喝酒的自己可以掏钱买酒喝。
&&& 第二天上午，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和代表们一起从招待所整队出发，前往大礼堂出席团代会开幕式。县委书记杨致远坐着三轮摩托车来到会场，车厢前插着一面红旗，由他的警卫员开车。我和许多代表都是头一次见到三轮摩托，大家惊诧不已。团县委书记胡方杰同志到台下看望代表，穿着白衬衫，抹着铁皮带。我问梅老师：“铁皮带抹起不重呀？”梅老师说：“那是藤皮带，蛮轻省。”开幕式后，杨致远同志和县长杜治国同志与会议代表合影留念。
&&& 会议每天夜晚都安排了文艺活动，我看了一场京剧《穆桂英挂帅》，一场新江口小学的歌舞和两场电影。会议选举胡方杰同志为团县委书记，张景德同志为副书记。
&&& 1957年春天，我的家乡街河市区文化站办起了图书室。那时的区文化站是县文化馆的派出机构，有两个编制：站长王道中负全面责任，兼管图书室；工作员王宏宽负责群众文艺活动辅导。从图书室开放起，我几乎每个星期天去阅读报纸杂志。那年小升初，由于算术成绩太差，我名落孙山。于是，整个暑假我干脆泡在图书室里。见王站长忙不过来我便帮他扫地、抹桌、夹报纸。他得知我失学在家，问我愿不愿意当文化站的义务图书管理员，我连忙说：“愿意，愿意。”
&&& 从1957年9月起，我担任了义务图书管理员，王站长把藏有200多册图书的书柜钥匙给了我，我每天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中午回家吃午饭。除打扫清洁、报刊上架外，还负责图书借阅工作。虽然分文不取，但我心甘情愿。，一有空闲，我就在图书室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先后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唐宋传奇选》、《楚辞选》、《杜甫诗选》、《鲁迅选集》等20多部中外名著。一部部书像一朵朵芬芳的花蕊，我像蜜蜂一样，拼命吮吸着书中的营养。
&&& 在我担任义务管理员的日子里，图书室里清扫卫生，书报杂志放置有序，没有损坏丢失。这年年底，王站长到县文化馆开完总结会回来，兴匆匆地告诉我说：“小肖，你被评为全县唯一的优秀义务管理员，靳馆长指名要见你。你最近到新江口去一趟。文化馆在石头坡。靳馆长叫靳升浜，你亘摄去找他。”我听后非常激动。
&&& 第二天，我向母亲要了两块钱，向王站长请了三天假，一个人沿公路从街河市步行到新江口，20多公里路，走了一整天，当晚借宿在同学黄显成家里。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县文化馆，见到了温文尔雅的靳开滨馆长。他热情地把我请进他的寝室，一边让我烤炭火，一边给我倒茶喝，并从办公室给我拿来奖状和奖品；一支“关勒铭”金笔、一个硬皮笔记本。我用双手接过，连连表示感谢。他鼓励我继续当好义务图书管理员，并用高尔基和高玉宝的事迹勉励我坚持走自学成才的道路。
&&& 1958年2月，街河市小学办起了戴帽的初级中学，我求学心切，辞去了义务图书管理工作，人读初中。40多年前那段管书的日子虽然短暂，却使我深受其益。书本中丰富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萌芽集》
&&& 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是我13岁的生日。这之前的五天，我把自己1957年2月以来创作的17首诗歌，誊写在骨白纸订成的一本小册子上，封面用绿底红字“装帧”，中间是两片嫩绿的树叶，书名《萌芽集》：把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名叫刘才汉，笔名一梧，我仿效恩师，署名“一枫”。这部处女诗的目录是：
一、洛河边上的歌声（外二首）
二、毕业短歌（二首）
三、农村散诗（二首）
四、爱情的玫瑰（四首）
五、古体诗二首
六、花卉篇（三首）
七、迎春曲
八、编后记摘录其中七首如下：
洛河边上的歌声（外二首）
西山衔着赤红的太阳。
洛河边响起悦耳的歌唱。
是谁唱出这动人的歌声，
使林中小鸟也停止了叫嚷。
啊！是他们
农业社青年突击队队员们，
一整天辛勤劳动后，
唱着歌儿走回村庄。
领头走的是突击队长，
黑黝黝的眼睛闪光芒。
粗壮的手臂握着队旗，
风吹旗帜哗啦啦响。
领唱的是最年轻的小姑娘。
她放开嗓子高声的歌唱：
歌唱着生活的美满，
歌唱着劳动的荣光。
姑娘后面跟着个小伙子，
俱乐部里演员数他最强，
大家都喜欢叫他调皮鬼，
说他满肚子里“花名堂”。
小伙子走到了小姑娘身旁，
学着她来了个女高音独唱，
他那突然发出的“女腔”，
引得大家差点笑断肠。
什么力量使他们不知疲劳？
什么力量他们热情奔放？
只因为他们是青年突击队队员，
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庄。
西山吞没了赤红的太阳，
洛河边上歌声依然嘹亮，
它是劳动的节奏，
它是青春和理想。
初稿于洛河畔富民社
修改于街河市区文化站
暮色渐渐降临，
村口响起了牧牛队的吆喝声。
接二连三的牛群，
涌向农业社的畜牧亭。
领头的牧牛“队长”，
红领巾在胸前随风飘荡；
骑着他那条心爱的小水牛，
啊，小书包还挂在牛角上。
写于洛溪河畔富民社
河边捉鱼郎
六月的阳光烫火照射在大地上，
洛河的洈水哗哗的响。
河边的岩洞旁，
有两个捉鱼的小儿郎。
他们弯着腰，赤裸着上身，
他们屏住呼吸，一声不响。
突然，旁边的小弟大喊——
一条鲜鱼在他手中闪银光。
&&&& 年草成于洛河畔富民社
清晨的阳光照耀着大地，
祖国到处充满了建设的奇迹。
啊，今天——学校举行散学典礼的早晨，
不禁使我回忆起过去。
在这宝贵的六年里，
您对我们无限关切、认真——
是您们撒给了我们文化科学的种子，
是您们使我们懂得了爱和憎。
是您们使我们认识了祖国——
我们伟大的母亲：
她雄伟美丽，挺立在世界的东方，
为了她。我们愿把一切都牺牲！
亲爱的老师，六年来您对我们像妈妈一样。
病了，您像婴儿的保姆，
天冷了，您担心我们没有穿够衣裳。
您像辛勤劳动的园丁——
耐心地修剪，细致地培养，
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花园里，
开放得艳丽，吐露出芬芳。
啊！亲爱的老师，
请您们放心吧！
您们的劳动决不会白费，
我们要让自己的青春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日于街河市小学
花卉篇（3首）
&&& 大叶粗身，挺立在花儿的中心，盖着鸡冠的红头，遮着秋菊的黄心。有人把你认着树，我却把你说成花。不知对否？猜吧。
1957年3月于苦竹寺院内。
&&& 红头，青身，头上还点着黄粉。四周嫩苗丛生，把你放在中心，向着火红的太阳而立，傍晚，院墙上也有你小小的身影。
1957年7月于苦竹寺院内
&&& 她的头儿像莲花，身上有细小的荆棘。黄的白的，但没有红的，我却最需要的是她。
1957年9月于苦竹寺院内
&&&& 1958年2月的一天，我和同学们搞劳动，为一问透风的土砖教室抹泥巴。出发前，班主任对我们说：“今天有个‘右派分子’刘才汉和你们一起搞劳动，他过去是你们的老师，现在成了阶级敌人。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和他讲话。”
&&& 尽管班主任说他是阶级敌人，我却总不能把他同阶级敌人划等号。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师。于是，劳动时我有意挤到他身边抹泥巴，一边抹一边轻声问候道：“刘老师，您好吧？”刘老师朝周围看了一眼，轻轻对我说：“别说话，放学后到我寝室去一下。”
&&& 放学后，我径直来到刘老师的寝室。那时他22岁，还没成家，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里。我一推门，他忙起身给我让坐。我让他坐，自己恭恭敬敬站着。他也不坐，指着桌上一堆书对我说：“干才，我这辈子恐怕教不成书了。这些书都给你，你拿回去好好读吧。”我忙不迭地说：“不，不，刘老师，您还是我们的老师，您还会教书的，还是您自己留着。”刘老师叹了口气，哀伤地说：“孩子，有些事你不懂。听话，快把书拿回去。”他把大堆书往我怀里塞，硬把我推出了门。我走到门外，回转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含着热泪说：”谢谢您，刘老师！”他背过去抹眼睛，随后关上了门。
&&& 我抱着这刻骨铭心的馈赠，心情沉痛地回到家中。放下书一看，有鲁迅、茅盾、巴金、赵树理的著作和《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一大批名著。每天放学回家，在夕阳的余辉下或在微弱的灯光下，我如饥似渴地一行行、一页页、一本本读这些书。这些书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力量，指引我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而赠给我这些书的刘老师，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清洗出教师队伍，上山养路，下湖养猪，遭受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了人民教师的行列。
&&& 近几年，我陆续出版了一些诗歌集和散文集。每出一本书，我都最先给刘才汉老师寄赠一本，并在书的扉页恭恭敬敬写上“请刘老师教正”。这绝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祈盼。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老师。在我的一生中，永远忘不了40多年前他对我刻骨铭心的馈赠。
&&& 1958年8月，新成立的松滋县卫生学校在全县招生。我和胡昌文、胡仁伟、雷体恒、龙厚云等10多位同学在街河市卫生院报考，当场发了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程的综合试卷作答。过了七天，通知我们五人被录取。
&&&&&同年9月初，我和昌文、仁伟、体恒、厚云结伴，挑着行李从街河市出发，沿沙刘公路步行至设在天星市的县卫校报到，从早晨走到傍晚，才走完近70华里路程，肩膀压肿了，两腿走疼了，第二天迈步都很困难。
&&& 学校设在袁姓工商业兼地主的老屋里，校舍简陋，设备很差，但师生情绪都很饱满。学校分设西医、中医、助产、环卫、化验五个班，不仅免费食宿，每月还发给我们1，5元零用钱。化验班开设生理学、解剖学、临床检验学、医用拉丁文等八门课程。每天六节课，处有早晚自习。每周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步行五公里到县城逛街。开学后一个多月，全校师生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八宝、大同两区“除害灭病”。除害主要是除苍蝇、老鼠、跳蚤、蚊子，灭病主要灭寄生虫病。临行前，县卫生局长陈金顺到校作了动员报告，要我们下乡后放开肚皮吃，吃了只管走，后面有人结账。我和七位同学分在白水淌大队，吃一餐打个条子，最后由学校刘会计结了账。夜晚睡觉，六个男生都结好了伴，剩下我和比我大10岁的女生张绍英，她当时已结婚，主动要我这个带垫被褥的“小伢子”给她“煨脚”。那年我才13岁，还没开知识，于是，一个多月中我和她砥足而眠，相安无事。
&&& 到了第二年4月，粮食越来越紧张，陈金顺局长又到学校作了一次动员报告，要我们干稀搭配，勒紧裤带过难关。我们的供应粮票从每月38斤一下子减少到24.5斤，开始了半饥半饱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多。
&&& 回校后上解剖课，见到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同学们悄悄告诉我说，学校为了解决骨骼标本问题，经有关部门同意后，八名身体强壮的学生到新江口，抬回一具枪毙后无人认领的抢劫杀人犯尸体，由教导主任罗志福大夫主持，在校内天井煮尸剔骨，制成了这具标本。用手摸标本，开始有点怕，久而久之，也就无所谓了。
&&& 1959年初夏的一天，我和胡仁伟、雷体恒等同学结伴在天星市河里游泳，中医班的老师王柏仁和雷旭东也在河边学游泳。雷老师与王老师开玩笑，从后面扑向王老师，王老师猝不及防，两人倒向了水深没头的河心，拼命挣扎也浮不起来。我见状连忙一个“汆拱”扎到他俩身旁，从水中顶起两位老师，仁伟、体恒连忙从河边居民家借来两根晾衣服的竹竿，他俩抓着竹竿被仁伟、体恒拉上了岸。
&&&&日至5月18日，我和松滋县卫生学校化验班的刘绍群、刘祖翠同学一道，在松滋磺矿卫生站化验室实习。下面是我的实习日记摘抄：
&&& 4月22日&&& 星期三& 晴
&&& 今天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活。清早，张绍云站长和化验室周厚超同志召集我们三名实习生开了个座谈会，对我们的实习作了安排，提了要求。早饭后，我随周厚超同志一人挑着一担水桶，到离站三华里的杨树沟去挑水回来做蒸溜水。山路很不好走，尽是高坡低坎。走了好一会，才到了臼缝之间流出泉水的杨树沟。用瓢舀水灌了满满两担往回挑，只爬了两个坡，就腿子发软腰酸疼，五步一换肩，十步一歇脚，七歇八歇，总算把水挑回了站。
&&& 上午9点开始做蒸溜水，一直做到夜晚10点钟，才做出了一两斤。蒸馏水——这个被我以前漠不重视的药剂，今天才被我认识。尽管是一滴普普通通的蒸馏水，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换来的。一水一药，当思来之不易啊！
&&&&4月24日&&& 星期五 多云
&&& 上午做了几个血常规。吃过午饭便到刘磺公路(刘家场至磺矿)参加义务劳动。我的任务是用竹筐端土石，从下午l点干到7点才收工。
&&& 夜晚，外科医师刘志禄同志为一位伤员动手术，分给我的任务是掌灯照明。只见伤员躺在手术台上，手上缠着绷带，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往下滴，被子都染红了，伤员不停呻吟。护士李洪英给他打了五支盐酸普鲁卡因，伤员便昏睡过去。刘医师将绷带解开一看，只见手背上裂开了一条两寸多长的血口，肉眼看得见骨头，肌肉弄得稀烂，令人不寒而栗。李护士用盐水将伤口冲洗后，刘医师便开始动手术，将一些断筋碎骨用镊子取了出来，然后进行缝合，整整用了五个钟头手术才结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动手术，虽然只是掌灯照明，但我毕竟为救死扶伤出了一份力。
&&&& 5月4日&& 星期一& 晴
&&&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又是“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日。白天做了几个血常规。夜晚，在工人俱乐部参加磺矿团委组织的纪念会，有一批新团员宣誓。我多么向往也有这么一天，自己站在火红的团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啊！我深信，只要我用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 会后放映电影《女篮5号》，我全神贯注从头看到尾，情节曲折，表演精彩，真是一部好电影！
&&&&5月5日&&& 星期二& 多云
&& 上午做了几个血常规、一个尿常规、一个粪便隐血试验。
&& 下午参加刘磺公路义务劳动，5点才收工。
&&&傍晚，我正在寝室看书，忽然听见“抢火”的呼喊声。我连忙胡着火光的方向跑去，原来是银行营业所楼上着了火。我抱着一个沙包就往火里甩，但风太大，站得远，不起作用。我转身又去抱来四五个沙包，直跑到火边头才甩出去，起到了作用。救火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齐心协力，不一会便将火扑灭了。俗话说，“水火无情”，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 5月7日&&& 星期四& 多云
&&& 早饭后没事干，便到中药房帮小田抓药。昨天夜晚他教我认识了秤，今天他又一个个斗子教我抓药，当归、甘草、白芍、神曲、陈皮、红花等几个斗子都抓熟了，其他斗子还不行。
&&& 吃过午饭，随易同志上山采药。山顶绿树葱葱，山腰泉水叮咚，满山遍野是红的花、绿的草，江山如此多娇，真让人心旷神怡！
&&& 整个下午，采了两三斤金银花，20多个天冬。天冬长在岩缝里，很不好采。开始，我把梗子和叶子一挖，便以为采完了。后来，易同志告诉我，要采它蔸上的几个果才行。“人生处处皆学问”，什么事不学都不行啊！
&&& 5月18日&& 星期一& 晴
&&& 今天是实习生活的最后一天。
&&&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月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0天中(除去路上四天)，学到了什么东西呢？首先肯定一条：全体同学劳动态度好，积极热情主动认真，没有偷懒卖滑现象。劳动是我们的必修课，是通向红专道路的必由之路。其次，除去劳动，剩下的23天中，做了两天蒸馏水、三天粪检、两天康氏反应、半个月的三丈常规，还学了些实习内容之外的知识，如氯化钠试验、粪便潜血试验等。
&&&& 实习收获多，问题也不少。一是对公物爱护不够。我损坏了一个烧瓶，一支注射器、一块盖玻片；刘祖翠损坏了一个灯罩；刘绍群损坏了一支试管。二是个别同学思想不集中，实习中谈恋爱，我作为组长，劝说不力。回校后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继续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领取卫校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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