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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下乡呼市高中知青---我的好友
苦难磨合满载知识青年的火车一路西行，9月9日傍晚停靠在巴彦高勒车站，这里是巴彦淖尔盟政府和磴口县政府所在地，镇子名叫三盛公。县里许多宾馆和招待所里都住满了呼市来的数百名下乡知青，往日冷冷清清的宾馆和招待所的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院子里外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欢迎标语，热烈欢迎这群远道而来安家落户的年轻人。每日食堂免费就餐，伙食花样繁多丰盛可口，还不时地送到房间里熟透的西瓜和河套特产-华莱士瓜。在当时物质供应十分紧缺的条件下，我们简直是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几天衣食无忧的生活暂时冲淡了这些青年的思乡之情。等候知青安置办分配的这段时间，我们要在县里住上几天，白天我们四处走动，抓紧时间结识一些朋友，招待所里气氛友好而热烈。过了几天，分配方案最终敲定，呼和浩特铁路一中的学生分配在两个公社：渡口公社和公地公社。渡口公社毗邻盟政府所在地，黄河在南面流过，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我们则被分配到磴口县的西北角，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公地公社。9月12日上午吃过早点，大批知青收拾行装开拔，奔赴指定的公社，我们一行兴冲冲地坐上县政府的专用汽车，浩浩荡荡地从磴口县宾馆大院出发了。沿途不时有满载知青的汽车拐下公路，沿着土路慢慢地向公社所在地或者靠近公路的生产大队开去。知青队伍如同大渠里的一股水流，源头上浩浩荡荡，一路上支渠不断吸收分流，到了末端变成了涓涓细流。2个小时后到达四坝公社时，我们的团级大部队变成了班级小分队。四坝公社所在地的隆盛合镇又甩下四五辆汽车，向着四个方向的生产队开过去。知青车队只剩下形单影只的我们一辆汽车。稍事休息，这辆汽车孤零零地沿着坑洼不平灰尘飞扬的乡间土路向西北沙漠方向慢慢悠悠地开了过去。就这样从县里出发，开行3个多小时130多里地，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磴口县的西北角-公地公社公地四队。正当中午时分，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三中学的5名女知青站在刚盖起不久的知青住房门前，默默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原来公地公社安排呼和三中的一批知青去黎明五队插队落户，不知什么原因这5名女知青和几个男知青闹意见合不来。公社安置办没有办法调解，只好将男女知青分开以避免闹纠纷，于是呼和三中的5个女学生便单独来到公地四队。正好我们也是5名男知青，公社考虑到知青男女搭配便于互相照顾，于是把我们安排在公地四队。每个知情的安家费是250元，公社将这笔经费下拨到生产队，这笔经费用于为知青购买劳动用具和盖房。我们的住房紧靠俱乐部西侧，3间住房，1间伙房。男女各住一间房屋，东侧房屋放置杂物，西侧房屋夏天当作伙房。从此来自于两所学校的10名知青开始了3年的劳动生活。初到生产队，环境陌生，语言交流、生活自理、生产劳动各个方面都不适应，队长为我们安排了一位大娘做饭，为时半个月，等到生活基本适应了就开始独立生活，知青轮流做饭。下乡那一天开始，个人逐渐学会保管和修理自己的劳动工具，洗衣服，砍柴做饭，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自食其力，逐步适应环境，开始全新的独立生活。我们之间通过长期的生活磨合碰撞而互相了解熟悉起来，彼此之间的性格爱好、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陈××，呼市三中66级初中三年级毕业生，出身中级知识分子家庭，祖籍东北，姊妹6个，没有兄弟。陈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熏陶性格随和，来到四队不久社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猫”。一来性格温和，容易亲近，二来长相圆脸，一团喜气招人喜欢。陈说话娇滴滴的音色悦耳，与人交往和和气气，后来大队培养她成为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招工时去了海渤湾六五四兵工厂，后来调动回到呼和浩特，现在呼和浩特已经退休。郭××，呼市三中66级初中三年级毕业生，身体胖胖的，端庄富态性格沉稳，思考问题反映稍显迟缓，遇到问题轻易不表态，因而不容易得罪人，群众人缘不错。离开生产队之前发展为预备党员，后来和我一起抽调到哈业胡同铁路采石场，分配在食堂做饭，几经周折调回南京。现在南京已退休。黎×，呼市三中67级初中二年级学生，在学校里比其他女生低一届，平时素无往来，属于赌气出走。黎心地单纯、手脚勤快，除了劳动之外不操闲心，人缘不错。后来抽调到海渤湾六五四兵工厂，现在呼和浩特已退休。祝××，呼市三中66级初中三年级毕业生，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性格开朗，外粗内秀，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体育、社交诸方面属于全面发展的活跃分子和佼佼者，来到这里后感到气氛压抑。过了1年的集体生活就单独搬出去住到社员家里去了，一直到抽调之前再没有回到集体中生活。72年抽调回呼和当小学老师，现已退休。王××，呼市三中66级初中三年级毕业生，身体略显消瘦，祖籍山西。生活上精打细算计划有方，个性突出，遇到事情有主见，敢于发表意见，其他几个女知青都听她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和她很少交谈。后来抽调到海渤湾六五四兵工厂，辗转回到呼市当小学老师，现已退休。周×，67级呼和铁路一中高中毕业生，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白洋淀地区当过侦察员，解放初期在太原市当过公安局长，据说后来受到牵连被迫下野。周保身材高大长相英俊，能吃苦耐劳善于心计，但是缺乏修养不善伪装，与人交往时眼珠子不由自主地转动，往往使交往对方不由自主地提高戒备心。此人有点自命不凡，有时还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来。头一年追求祝啸虹失败后，周×心灰意冷，剃了光头准备出家五台山，后经多方劝阻才打消此念头。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天津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医学院当体育教员，后与曾是北京知青的妻子离婚，妻子带走了两个孩子。回到呼和以后与大多数同学断绝了交往，为人处世日趋冷淡。周×心理上多有阴影，分析原因可能受到家庭出身起落冲击的影响，加上初爱受挫、五原车祸、仕途坎坷、婚姻破裂等一系列的事件打击，促使性格发生改变或者心理变态，在生产队后期性格逐渐变得自我封闭，言行表现出宿命论、孤僻症和抑郁报复症。现在内蒙古医学院任体育老师。至今拒绝和我们来往。周×，其弟弟，67级呼和铁路一中初中二年级毕业生，与兄长比较起来就显得逊色多了。周平心地简单喜欢吹牛，不善于耍心眼，心里藏不住事情，多么重要的事情两句话一套就全部说出来了。一些社员说兄弟两个一个太精一个太傻，如果把兄弟两个的智力平均一下就会好多了。程××，67级呼和铁路一中高中毕业生，一个颇有艺术细胞、感情容易冲动的知青，喜欢绘画、吹笛子，男高音嗓子，还喜欢下象棋。云飞多才多艺，富于想象力而缺少适应能力，来到生产队时间不长，个性缺陷便暴露出来。生产队的第一把手、政治队长赵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忙三下”，意思是指干活毛躁、缺乏耐心和持久力，时间一长就不耐烦了。大凡艺术家多半是在超现实的想象中生活，生产队的劳动单调枯燥，与浪漫的创作意境相去甚远，严酷的现实面前程显得很不适应。虽然才华横溢，但有时口风不严锋芒毕露容易得罪领导。平生不受领导重用，心情闷闷不乐。抽调到呼和灯泡厂在灯泡车间当工人，后来曾经在工会帮忙，在锅炉房烧过煤气，恢复高考以后上了大学，80年代分配到呼和16中当老师，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教师工作岗位。唐××，67级呼和铁路一中高中毕业生，个性孤僻，不哼不哈心里有个小算盘，善于保养珍爱生命。从下乡那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置身在贫下中农当中，和他们打成一片，通过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来锻炼自己，培养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而唐××从下乡那天起就随身带着医院的病历，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并多次将医院的病历拿了出来作为逃避劳动的盾牌。劳动分配中挑三拣四拈轻怕重，生产队领导不愿得罪这号人，把唐当作残疾人一样照顾安排。我们都是按壮劳力分配农活，惟独分配唐和妇女儿童一块干活，就这样也不觉得脸红。艰苦的劳动条件下体力消耗很大，我们都显得营养不足面黄肌瘦，而他却是保养有方红光满面。年底开社员大会上讨论评工分，唐××是知青中最低的，劳动天数和挣得工分双双统计是我们队知青中挣的最少的一位，自然唐是高姿态，不会计较工分得失。打鱼、破木料、伺弄自留地、砍柴禾等知青的集体劳动很少参加，但鱼照吃、木料照拿。我们抽调离开生产队后，开始公社安排他在广播站当广播员，后来调到县广播站、巴盟电视台，90年代后活动返回呼市。30年后插队知青聚会，回忆当年的风风雨雨，唐依旧孤僻冷漠，不与大伙儿来往，逐渐在人们的心目和交往中消失了。广阔天地刚来到时由于不会做饭，生产队指定一位大娘为我们做饭。已是9月份了，秋老虎还在发威，每天和社员一同去地里收割糜子、谷子和黍子，整日在太阳下面弯腰劳动，汗流浃背，中午收工回来又累又渴。脱光膀子洗漱完毕一身清爽，为我们做饭的贵林子母亲端上来热气腾腾的大烙饼，屋子里地上堆放着从瓜地刚摘下的熟透了的西瓜，随便挑上一颗瓜，镰刀在上面划一条口子，双手一挤西瓜扑哧一下裂成两半，将烙饼掰成碎块，蘸着甜甜的西瓜瓤吃。吃过午饭躺在炕上美美的睡上一觉，下午再去劳动。这段衣食无忧无忧无虑的生活维持了一个月时间，是我们3年下乡生涯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即使劳动再苦累也不觉得，真是光棍汉一个，吃饱了肚子不想家。有时我们也偷空去生产队的瓜地吃瓜解馋。因为我们在生产队里表现得中规中矩，从未偷鸡摸狗惹是生非，和社员的关系十分融洽，群众印象也比较好，所以到了瓜地总是受到瓜农的热情招待，给我们摘几颗华莱士瓜吃。瓜农都是种地的老把势，挑瓜的经验十分老道，一般情况下把最甜的瓜留下来藏在窝棚里的铺盖底下留着自己慢慢享用。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客人一进入瓜棚香味四溢无形中已经暴露了这个秘密。有时我们趁瓜农去地里摘瓜时翻出来藏起来的瓜吃掉，等瓜农回来时看到瓜棚外面扔的瓜皮，知道我们已经先先斩后奏了，乐呵呵地笑着不说什么，只是让我们留下籽种，等到来年再种。种瓜的地不能淌水，全凭老农精细务育。生产队自己选留种子，瓜苗出土后指定几位有经验的老农在瓜园里天天松土、培土、掐条，用锄板很长的瓜铲伺弄小苗。瓜蔓沿着地面串秧，要及时压秧苗，培土后每条叶柄下都能长出发达的不定根来，汲取土壤里的养分。气候越干燥无雨，阳光越强烈，昼夜温差越大，密瓜糖分积累得越多，以至有些瓜皮上面布满了许多裂纹，有的甚至会爆裂开来，开裂的瓜最甜。熟透了的瓜蒂轻轻一掰就下来了，闻起来一股浓香的气味。切开密瓜里面是青色的瓜瓤，顿时满屋里香味四溢。生产队有一片果树林子，里面生长着杏树，由于树龄太老，结的杏子不多，每年杏子熟了社员各家分到一些。那时商品经济是被禁止的，生产队也不敢卖。还有一片苹果树园子，因为没有嫁接，所以一直没有结苹果。砍柴我们生产队座落在磴口县的西北边陲，和乌兰布和大沙漠接壤。周围都是沙漠植物和柳树、沙枣树林，北面还有成片的林场，生活用柴不用发愁。刚到生产队的时候烧柴禾直接到队房去拿，半个月后开始学习当地社员自己拣柴禾烧。每逢林业队砍树我们都去砍些树梢，晒干以后烧火做饭。冬季天气寒冷，生产队的劳动时间短，业余时间很富裕。社员家里有小孩的可以去树林里拾树枝，我们有10个壮劳力，决定冬闲时多准备一些柴禾，到了夏季农活忙的时候备用，于是决定每天吃过晚饭以后男子到沙窝里面去砍柴禾。冬季天气短农活少，生产队实行一出工。下午收工比较早，回来吃过晚饭以后，我们3个男子（我、周保和程云飞）一人一条绳子、拿把镰刀或者刨锄。刨锄是当地社员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深锄庄稼的一种工具，就是在磨短报废的铁锹装上木柄，木柄上再开孔，横向插入一根木锹把，使用时像锄一样，但比锄头锋利多了。太阳很快落山，月亮升起来了，朦胧的月光照在平滩和沙丘上一片淡淡的灰白，我们朝着西北面的沙窝进发。四周静悄悄，远处的沙包投下黑黝黝的长影，近处已经没有粗壮的白茨，我们绕过小海子的住户继续向西北方向走去。走出去一个多小时大约有五公里的路程，来到很大一片固定沙丘前。这里生长着一簇一簇的多年生白茨，有的覆盖了整座沙丘，枝干有镰刀把粗细，估计至少生长了十几年以上。白茨是一种完全适应沙漠气候条件的多年生匍匐类生长的灌木，只要地下有水分就能够茂盛地生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细长的叶子表面涂着一层蜡质，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蒸发。枝条表面为白色，炎热的夏季能够有效地反射强烈的阳光照射，有效降低温度，枝干上的硬刺可以防止动物啃食，有效地保护自己。白茨枝条多油脂，容易点燃生火做饭，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柴禾。白茨的固沙和再生能力十分强大，流沙掩埋后白茨的枝节不定根就地扎根发育生长，固定住掩埋的流沙，流沙埋多深白茨就能长多高。往往一棵小小的白茨经过数年的生长，发育成为一大片枝叶繁茂的灌木丛，不动声色地征服一座流动的沙丘。沙丘又为白茨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伞，沙丘表面松散阻断了地下水分的蒸发，沙丘里的水分又供给白茨茁壮生长。自然界的植物就是如此造化，为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断地调节和改变着自己的身体构造和生理特性，适应大自然的同时又为自己营造着更合适的生存空间。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生命进化理论的具体体现。本来沙窝里的植物属于保护对象，明令严禁砍伐，正是由于当地社员自觉遵守，这些白茨才能长到这样粗大。我们没有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把这些生长了许多年的粗大的白茨砍了下来。白茨枝条上有硬尖刺，不小心容易扎手。那时我们锻炼得手上满是老糨子，和社员差不多，所以干这些活不觉得劳累疼痛。我们先把白茨踩成扁扁的一片，然后一片一片地落起来，再用绳子勒紧。两个人抬到高一些的土台上，一个人跪下将两个肩头插到绳子里，两个人帮忙扶起来，就这样低头哈腰背了回去。回去背上一百多斤的柴禾自然走得慢了，汗水湿透了棉衣，北风吹来浑身冰凉，砍一次柴禾来回3个多小时。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感到肚子十分饥饿，掀开锅盖，七勺锅里还有半锅面条。我和周保每个人连汤带水吃了七碗面，半锅面条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女同学过来收拾碗筷，一看锅底朝天吃了一惊，两个人简直成了饥不择食的饿狼一般，吃完晚饭转一圈回来又吃掉了半锅面条。第二天晚上继续去沙窝里砍柴，回来一人又吃了六碗面条。按照碗为单位来计算，这是我生平吃的最多的饭。时间不长，我们砍回的柴禾堆在住房西面插起了一堵墙，引起社员的羡慕和嫉妒。因为社员不敢砍伐保护沙丘的白茨，随意破坏沙漠植被要受到惩罚，我们不知情也不为罪。由于知识青年初来乍到，公社和生产队特殊照顾，即使明目张胆地砍了国家明令保护的植被，生产队和林业队也拿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年春天，当我们知道白茨是国家明令禁止砍伐的沙漠植被后，这种破坏自然的做法也就自动停止了。肉粥由于种植习惯和水土问题，我们那里不种蔬菜，一般都是到陕坝镇上去买白菜、蔓菁等冬储蔬菜。1969年的11月份，我和云飞赶着毛驴车去陕坝拉白菜。第一次去不熟悉情况，生产队派了社员名叫“生儿子”的后生跟车一同前往。我们那时很穷，根本没有钱住旅店。从生产队到陕坝距离60里地，为了能够赶到生儿子姐夫家住宿，我们半夜起来套车，天蒙蒙亮已经到了四坝公社，下午赶到陕坝买好白菜后，临近傍晚时分折回到生儿子姐夫家过夜。从生儿子姐夫家里的摆设来看，主人家的生活也不富裕，家中四壁空空，靠北墙放着一只大红柜，里面盛着加工好的米面，靠门口是做饭的锅灶，和土炕连通，冬天做饭火从炕洞里走，饭做熟了炕也烧暖和了。院子里羊圈里养着几头羊，猪圈里喂着一头猪，此外什么也没有。那个时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家家户户限制养羊和猪，院子周围只能栽有限的树。社员靠生产队挣工分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家中壮劳动力多可能稍微富裕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常年超支欠款。日常花销就靠卖鸡蛋、宰自留羊卖肉换些零花钱，因此农民的生活非常清苦。早晨起来我们到外面去喂毛驴、饮水、套车，做好上路前的准备，当我们回到屋里时早饭已经做好了。揭开锅盖，一股扑鼻的香味立刻飘溢到土坯盖的屋子里，是羊肉丁和糜子米和在一起煮的稠粥。那个年代能够吃上一顿有肉的米饭是十分罕见和莫大幸福的事情。我们虽然不像其他生产队的知青那样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但是由于细水长流过紧日子，谁都不敢放开肚子大吃二喝，像今天开怀享受一顿肉粥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主人家把我们当作贵宾一样接待，宰的羊肉自己和孩子们舍不得吃，我们来了以后慷慨大方地给我们煮了一锅，让我们放开肚量吃，夫妻俩和孩子们在一边看着，等到我们吃完后他们再吃。那个时代人们的肚子里没有油水，所以饭量特别大，加上肉粥香气四溢，羊肉丁越嚼越香，钩起肚子里的馋虫来，粥里的羊肉丁特别多，我一连吃了3大碗还想吃。看着主人和孩子们一口没吃，不忍心自己独吞，就说自己吃饱了。主人和孩子们才开始吃，一个个狼吞虎咽，不消两分钟就锅底朝天了。3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不时回想起主人在家里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宰了羊自己舍不得吃，招待我们这些外乡人吃这件事情，眼前还闪现出女主人掀起锅盖给我们盛肉粥的这一幅景象。当年这顿丰盛的羊肉粥表达了憨厚待人的社员一片赤诚的心，不知他们现在是否健在。岁月冉冉斗转星移，往事蒙上厚厚一层灰尘。或许他们已经遗忘，但我仍旧记忆犹新。记忆往往就是这样，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山珍海味珍馐佳肴的宴席，豪华排场醉生梦死的享受，其实平平淡淡转瞬即逝，脑海中没留下什么强烈的刺激和欣喜的回忆；反倒是吃糠咽菜饥寒交迫的岁月，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考验，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磨难，深深植入大脑之中，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今天的物质丰富了，只要花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可以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带给人们的生理需要和物质快乐。以我现在的身份，参加的各种会议应该说不算少了，档次也不算低了，宴席上山珍海味香槟美酒应有尽有，比起当年的羊肉粥来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物质生活应该说是完全满足了，但是当年过穷日子那种吃饭时狼吞虎咽的香甜味觉和有肉吃就十分幸福的满足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就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当年当叫花子时所吃的救命“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已经消失了一样。出民工每年春季4月份河套灌区都要修理旧水渠或者开挖新灌渠，为夏秋季农作物淌水做好准备。这个时节正好小麦已经播种完毕还没有出苗，大地刚刚解冻，相对农活不多，每个生产队按照一定的比例派出男子外出挖渠。由于是重体力劳动，生产队轮流摊派壮劳力外出。1969年周保出外工，1970年轮到我，1971年是程云飞。我们那年的工地是在公社黎明大队的地段，每天公地四队的民工跋涉十里地走到工地，中午时分干完活后再走回来。每天的劳动定额是六立方的土方量，不管是修渠畔还是挖新渠。比较而言，土方计算的比较宽余些，修理旧渠比开挖新渠省一些力气。按照施工验收的要求，所有的工程都要求将土堆放到大渠外一米以外大渠埂子上堆放，留下足够宽的渠肩是为了避免渠土塌方滚落到大渠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担着一副箩筐提着一把铁锹去工地挖渠，工地上施工员为每个民工划分长短不等的一段地段。开始挖渠时首先要尽可能地把土一次性地向远处抛，这时主要使用腰部的力量。等到挖到一定深度时需要往上面抛土，然后再回到地面上向远处堤埂子位置倒一回土。河套地区地下水位比较浅，又是黏土地，下面的土壤粘铁锹，当地老乡使用一种称为西锹的铁锹挖渠。西锹窄而轻，锹面笔直不带弧度，挖土时直插下去比较省力，轮起胳膊挥锹甩土时黏土很容易扔掉，不粘锹头，所以扔的比较远效率还比较高。早晨吃完饭干活有劲，抛的比较远。抛到后来就有些吃力，因为铲土抛土需要使用腰部力量，时间长了，腰部肌肉酸困，经常得挺直腰或者向后面伸懒腰来缓解一下腰疼。有的地段大渠很深，地面以下需要挖深2米左右。当挖深1米以上再向地面上方远处抛土就非常吃力了，尤其是渠底的黏土湿度很大更不好抛投，这时就要使用箩筐挑土。挖渠时事先预留出担土的跳板马道，光脚走下渠底，两只箩筐装满湿的黏土，扁担挑起一二百斤重的箩筐，沉重的脚步踏上马道，从渠底摇摇晃晃地走了上来，箩筐里的泥土倒在远处的渠埂上。再慢吞吞地走下去，虽然效率很低，但是空着箩筐返回下坡能够休息一下。6立方的土全部挖掉，工作量非常大，即使社员也要花费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挖完检查合格就可以回去休息，第二天接着再干，一直干到挖渠任务结束。这时感到身体很疲劳，估计也得掉几斤肉，以后慢慢补吧。淌水5月份是河套地区小麦淌头水的时节。土地旱了一个冬季，开春时分小麦出苗时还不能浇水以免返碱烧死小苗，只有当小麦长到一定高度，又经过锄草和松土以后，根系向土层深部生长，形成大量比较发达的毛根系，具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这时小麦对于水分和养分的需求量加大，因此头水对于小麦的生长发育十分关键。按照河套灌区计划分配的规定，有限的几天淌水时间必须抓紧，否则来不及浇水就要关闸和转移灌区，浇不上水今年的小麦收成就抓瞎了。生产队安排了男子壮劳力昼夜抓紧淌水，一般是两三个人一组，要求责任心强的人员参加，既不能大水漫灌把地淹了，也不能漏下干地没有浇灌。由于田地经过秋翻春播和打埂子，灌区的干支毛渠经过修理改造甚至重新建设，无论是灌渠的渠坂还是田地里的埂子都存在着漫堤、决口、渗漏问题，所以淌头水需要格外小心和负责。新的地埂和大堤培土松紧高低不一，黄河水浸泡以后很容易决口跑水，如果来水量大，夜里淌水根本不敢打盹睡觉。经过一两次的淌水，我们就很快学会了开口子和堵口子的经验。开口子要选择在地势较高和取土方便的地段，一来水从高处进入地里后淌水比较均匀，避免高处旱死低处淹死的现象；二来淌满以后容易取土堵口子。有些地段还必须事先准备好许多土，特别是当水量大水流急时必须一次成功，需要口子两面多准备些土，封口子的一瞬间是水流最急冲击力最大的时候，必须用大量的土快速阻断，否则将前功尽弃。支渠上的堵口子和河道截流一样紧张，充足的准备工作是保证一次成功的必要条件。一些地段沙土含量大，堵口子更要注意，沙土的决口破坏速度比黏土还要快，而且一旦冲开就是一大片。人分三六九等，生产队的社员也有勤快的和懒惰的、心灵手巧的和朽木不可雕的、人品正直的和自私自利的类型之分，接触时间不长便熟悉每一个人的秉性。在我的生产队的日记中至今还记载着当年淌水时的一些事情。比如“私老大”吴金荣夜里分配淌水，开了口子就不管堵口子的事了，自己找地方悄悄睡觉去，连续两次淹得社员王秀兰家的自留地里一片汪洋，致使蔬菜土豆全部腐烂，自留地里颗粒无收，气的王秀兰破口大骂“私老大”。生产队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闪亮登场表演一番。有勤劳致富者；有游手好闲的破落户。有些人是见义勇为的患难知交；有些人是酒席宴上的狐朋狗友；有些人是观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有些人两面三刀、口蜜腹剑。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工作的单位一样，各种类型的人鱼龙混杂五花八门。改良土壤那个年代农村使用的化肥量很少，一般情况下每一亩地也就是四、五斤左右的样子，不像现在动辄几十斤的投入。由于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社员挣工分折算收入，个人农家肥的积肥积极性也不高，生产队肥料的主要来源是依靠集体饲养的牲口（其实是成立人民公社时个人饲养的牲畜折价入社，后来就成为了集体财产了）出的圈肥，再就是按照人头折算每户社员应该缴纳的自家圈肥。这些肥料数量远远无法满足耕地肥料的需要量。60年代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变冬闲为冬忙。冬季农闲没有事干也不能闲着，身体强壮的男社员被组织起来从沙丘上担沙子往地里挑，每个日工规定劳动定额。河套地区属于重度红黏土地，土壤通风透气性极差，不利于植物根系生长发育。我们所在的地区紧靠乌兰布和沙漠边缘，耕地四周有半流动或者固定的沙丘，有取之不尽的细沙。细沙虽然没有养分，但是能够改良土壤的通风透气结构，适当促进植物的根系生长，改善营养吸收的状况，所以河套地区养成了冬闲时往耕地里担沙子的习惯，也能弥补一下肥料不足的缺陷。那时农业机械特别少，生产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两辆马车和八九辆小胶车，一般派妇女拉圈肥，有限地使用毛驴拉车。由于沙子非常重，毛驴车根本拉不动，而且大多数耕地秋翻后土壤疏松、没有道路可走，毛驴车车轮一旦陷进去就麻烦了，所以担沙子往耕地送全靠人力承担。这是一种需要力量和耐力的重活，重活以劳动量计算，完成劳动定额就可以收工回家，比起其它日工来还是自在一些。冬季多数沙丘表面冻结挖不动沙子，需要耐心地寻找一个沙包，刨开表层冻的盖子挖出里面的半湿沙子，如果是干的沙子也不成，装到箩筐里走起来一晃都漏光了。向地里送远一些合算，如果装的少一点就得多送一次，我们都是选用大一些的箩筐好多装一些。一副箩筐装满沙子后大约二百斤左右，光靠蛮力气是很难挑起来的，所以一般是先扛起前面的一只筐子，等到起来后再用后手提起后面的筐子，借助于箩筐的自然晃动身体一扭一扭地挑走。挑沙子的最远距离为一百二十步，大约折合一百五十米，再向远处走也只能按照一百二十步来计算，而且身体很劳累吃不消。好在回来是空担子能够休息一下。倒沙子很有讲究，倒好了两挑四箩筐就是满满一堆，显得沙堆很大。干完以后用铁锨铲土掩埋沙堆，防止风刮跑，记工员还要来查看，沙堆小要求补倒，所以我们都尽可能地一次性堆的高高大大的，顺利的话半前晌就可以完工回家休息了。有时天气特别好，没有风，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沙子好挖，记工员没有来验收就不能马上回家。到快完工时，几个人躲在背风处坐下来歇一下，会抽烟的装上自家种的烟叶子、扯开几条纸条卷上一个纸棒，几口吞烟吐雾、一顿惊天动地的咳嗽之后显示出一副心满意足怡然自得的神气，浑身的酸痛感顿时消除得一干二净了。烟抽过，聊天完了，记工员也来了，再干上一会儿就可以收工了。3年的冬季农闲时都是这样度过的，年年往地里挑沙子。四周围的沙丘逐渐地减少了，庄稼地里多少铺了一些沙子，工分还是一样地挣，但每个工分的价值却是越来越低了。从一开始的七角三分钱/日工降到五角钱，临走那一年成为二角八分钱一个日工。最后一年全生产队只有两户社员分红，其中的一户社员家还扣掉10元钱，原因是上山放驴子丢了一头，最后只分到18元钱。至于知青我和周保劳动工分最多，超过300个工，也没有分到几个钱。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模式强制推行了近30年，农业生产大踏步地倒退，农村缺吃少穿，城市日常用品凭票供应，商品极其短缺，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是当年中国农村集体合作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和缩影。80年代农村改革试验“包产到户”，正式宣告人民公社取消，重新改为乡政府。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强制实行了30年，如今寿终正寝。公社改回为乡，大队则改为村，社员重新分田到户，退回到解放以前的单干生产模式。农村体制改革后的几年，工业战线陷入困境无力自拔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纷纷破产倒闭，私有企业在大陆中国蓬勃发展。70年代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纷纷倒向了资本主义阵营，80年代坚守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顽固维持计划经济、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终于放弃了“国有化”体制，默认了批判了多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羞答答地捧起了刘少奇的治国策略，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坚冰的初步打破，宣告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彻底破产。但政治体制坚冰的打破尚需时日。样板戏演出60年代末是“万岁”红海洋和跳“忠”字舞的狂热年代，文艺舞台上走红的是八个现代革命样板戏。应该说样板戏的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毕竟会聚了多少艺术家的精华。但是万花凋谢一枝独放，意识形态高压下窒息的文化生活实在是太单调枯燥了。那时掀起了全国人民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波及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公社要求有知青的生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利用文艺舞台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压倒一切和无条件执行的政治任务，也是考验人们是否革命的试金石。我们生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排练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紧跟形势步调一致就永远不会犯错误，立场错误则政治生命立即结束，这是千年封建帝国的顺民之道，也是中国现实生活中颠扑不破的真理。时值隆冬季节，早早收工以后回家做饭，晚上在俱乐部集中排练。一般年轻人喜欢热闹，凑在一起又唱又跳，配上简单的乐器拉起二胡吹奏笛子，曲调是当地流行的秦腔唱腔。剧情简单，难度不大，正反面人物的形象模式化，无须艺术加工，只要照猫画虎稍微化装就能够表演。我在剧里扮演男主角李玉和，其他人员各有分工。排练熟练后到公社汇报演出，全公社社员前来观看。社员的艺术欣赏品位不高，看看热闹就算完事了。那时属于义务演出，道具服装是自己准备，没有报酬也不管饭，更没有工分补助，演出往返没有交通工具，演出完毕还要自己走回去。社员能够上台表演已经感到很荣幸了，和公社领导握手更是受宠若惊。大家高高兴兴地演出，不辞辛劳地半夜走回家，第二天接着上工。黎明八队知青人才济济，他们也编排了一些节目，我们邀请来生产队演出，下午八队的知青早早过来。冬季下午收工后天气还早，一些年轻人来到我们住房前看黎明八队的知青准备。我在住房前面挖了一个沙坑，又用柳木制作了单杠和双杠，平时练习单杠、做体育运动。生产队有几名社员壮的像牛犊一样有劲，我就撺掇他们和黎明八队的知青摔跤玩耍。八队的几位知青在学校期间曾经担任过摔跤教练，工夫比较深，社员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还没有过招就稀里糊涂地爬下了。社员不服气，轮流上来，结果还是一样，他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对手不费劲怎么自己就倒在地上。摔跤关键在于巧劲，以四两拨千斤。借助于对方的蛮劲，一个拌一个冲力，对方身体重心不稳自然倒地无疑。八队知青吃过饭后晚上演出开始，全队社员人头攒动挤了个水泄不通。当然压轴内容无例外地是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夹杂一些幽默滑稽的动作表情吸人眼球烘托气氛。农村的信息闭塞见闻很少，第一次看到来自大城市里的高雅文艺表演，风格迥然不同，社员大饱眼福非常满意。愚忠为了表示对领袖的无限忠心，我们每日吃早饭前要早请示，念上两段主席语录，唱“东方红”歌曲；晚饭前要晚汇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仪式庄严隆重，心态虔诚恭敬，请示汇报完毕才能就餐。现在看起来这种愚蠢的仪式多么荒唐可笑，但在那个时代，精神枷锁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麻醉人们的灵魂，我们只能这样做。现在虽然形式已经改变了，从露骨的效忠变成了企业机关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思想控制，从喊万岁、跳忠字舞、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演变到新时期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换汤不换药的专制手段仍旧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我们下乡不久，生产队使用知青的安家费悄悄买来一台台式半导体收音机，由会计保管并锁在会场的柜子里。60年代中期晶体管的技术引进中国，当时是苏联的规格型号，管帽是扁平形状的，我们管它叫做草帽。那个时期半导体收音机算做高档消费品，我们知青中间都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的第一台牧歌牌收音机是70年家里给我买的。一天晚上我们吃过饭后发现几名队干部鬼鬼祟祟地溜到会场了，不由得起了疑心。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等到天黑了下来，我们偷偷地溜了过去，从窗户边上向里张望，里面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几个人脑袋凑在一起，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正在播放外国电台对华广播节目。这几个人聚精会神地收听着，一句话也不说。偷听敌台！保持着灵敏的政治嗅觉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个概念。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扭曲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等历史问题对于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来说是一个包袱。不管干的多么出色，轮到关键时刻一查档案有此类问题，提干、入党、提升工资许多好事就打水飘了。至于现行行为举止更为敏感，言论必须紧跟形势，口号宁左勿右，喊的越激烈调子唱的越高表明思想越进步。人们的思想政治嗅觉极为敏锐，一句牢骚话、给领导提一条意见、发表不同的观点看法、工作上出现一点失误就有可能被前因后果地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弄不好就成为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无产阶级政权专政，遭到批斗、游街、强迫劳动改造、开除公职驱逐回老家。而且株连九族，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深知厉害关系，所以特别敏感，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全然不知他们是在收听敌台，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如果揭发出去，不打成现行反革命也得靠边站。这件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能透露出去，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装成什么也没有看到和听到。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90年代在民主浪潮的强烈呼吁下，从宪法上彻底删除了政治治罪的“反革命”罪行，言论也开放多了，有海外关系反而更加吃香了，除了共产党有意地进行电台干扰外，收听国外对华广播哪里能算什么问题。倒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这种对于电台广播进行干扰和新闻封锁的做法引起不少记者的抗议。偷听敌台的事情先后好几次，随后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大对劲，后来抓“内人党”，内蒙的形势紧张起来，生产队的干部就不敢再收听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件事保密。清理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立于日，30年代初，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该党。初期是由李大钊同志根据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建议，经过中共中央讨论后做出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后来领导机关迁到银川，后迁到乌兰巴托。1968年2月初，中央文革小组掀起了揪斗“内人党”运动，5月，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诬蔑“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乌兰夫的黑线在内蒙古地区又粗又长……”。于是在内蒙古地区迅速掀起了所谓的“挖新内人党”、“揪坏人”的浪潮。成立了专案组，私设公堂、逼供信。1969年2月又扩大到军队里。因“内人党”案件受诬陷、被审查、揪斗、关押的共有34万人。我插队的地区属于农区，汉族居住地区，蒙古族百姓很少，因而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在牧区、尤其是东部牧区，据说连普通牧民群众都受到株连，无中生有地捏造罪名，导致又一场以蒙古民族为对象的人间悲剧发生。初露锋芒在我的3年生产队劳动生活中有这样一段记忆，是向生产队的会计挑战。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年终生产队开社员大会讨论评工分，按照生产队的规定每年年终时要根据社员的劳动表现评出当年工分，每个人工分分值的高低是由全体社员大会提名讨论，采用无记名和简单多数表决决定的。具体要求是根据平时的劳动表现、担任的劳动量大小和身体状况来决定工分高低。男子满分为10分，女子满分为8分。按照以往的传统习惯，生产队的干部男子一律为满分10分。即使社员群众不满意某些干部也不愿意得罪这些人，做个老好人，免得招惹是非。我们来到生产队不久，9月15日发生了部分社员殴打社员杨丽华的事情。虽然当时我们不在场，没有看到殴打场面，但是事情很快传遍了生产队，也传到我们耳朵里，人们普遍反映很大。“九.一五”事件激起普遍的社员民愤，一些和我们关系不错的社员开始和我们接触，透漏公地四队复杂的派性关系以及他们对当前事件的看法，这对于我们后来介入生产队的政治斗争了解事情真相打下良好坚实的群众基础。转眼到了年终开社员大会评工分的时候了。从下乡第一天起，我们就对会计李万富看不顺眼。李嘴里镶着大金牙，这在农村极为少见。岁数挺年轻，成天游手好闲不劳动，专门和年轻妇女挑逗耍笑。这个会计对于我们倒是没有什么歧视克扣，只是我们觉得社员们辛辛苦苦地整天劳累，为什么会计年纪轻轻却什么活都不干，还要给记工分？而且在社员大会上有人提名给满分10分，有不少人还跟着拥护。听到满分的提名以后，我十分生气，这样的人都拿10分，那今后谁还再干活？我想刹一下这种人的嚣张气焰，就站了起来，说道：“我不同意给满分，按照平常的劳动表现给9分就不错了”。只这一句话，会场上炸开了锅，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社员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从来没有人敢对干部说三道四，今天碰上一个敢和生产队干部叫板的知青，看来事情麻烦了。因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和当地的社员身份不同，我们没有帮派之嫌，也没有后顾之忧。平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人缘也不错。开社员大会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在我之后其他知青发表意见支持我，社员有同意的，也有支持给10分工的，弄的政治队长也无可奈何，最后决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会计的工分。可能李平常在队里作威作福惯了，没有人敢于顶撞，社员敢怒不敢言。今天有人出来替他们撑腰和打抱不平，胆子大的纷纷站起来支持我的意见，胆子小一些的也随声附和，最终举手表决的结果是多数社员同意给9分工，这样我们取得了初步胜利，刹了李的威风。虽然李还是生产队的会计，为数不多的党员，但是从此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在社员的心目中地位提高了，和他们的关系拉近了。当时我们的头脑中想法非常天真，认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参加劳动，不管什么人不劳动者不得食。会计也是劳动人民，应与普通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不能成为剥削分子。等到我们走向社会才知道，所有干部职称的人一律不干活，不管是机关科室干部还是基层的股室人员，只要是定职称是干部的人员都可以免除现场劳动。干部不劳动是天经地义的、司空见惯的，和工人一起劳动反而多见少怪了。15年后我在电务大修队当技术干部，现场施工中和工友们一同挖沟放电缆，和其他干部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在电务工程施工中还从来没有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能够与工人一同劳动。别说工程技术人员不干活，就连工长都不干活，只有工人受人支配分工干活，非常辛苦。正是由于干部与工人工作环境的天壤之别，所以人们都采取各种实用手段削尖脑袋钻进干部队伍：六、七十年代成分出身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工农兵最吃香，是组织培养和重点提拔的对象，只要积极表现要求进步就能入党提干。社会关系复杂、剥削阶级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是受批判和被改造的对象；八、九十年代颠倒过来了，社会及海外关系复杂、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有学历的知识分子吃香，工农兵大老粗被排挤到了社会最下层，等待他们的是下岗失业，这时就得想方设法搞到大学文凭，千方百计弄个海外关系。改头换面进入干部行列就用不着干活，不但工作清闲舒服，工资待遇奖金报酬比劳动价值的创造者拿得多。像现在的政府官员冠冕堂皇地喊着“高薪养廉”，耀武扬威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自我调整工资，普遍收入为普通人二倍以上，和今天这些不劳而获的公务员相比，当年生产队的会计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干活拿满分算得了什么。我们被虚伪的宣传蒙蔽的太深了，想法太天真了，真以为共产党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真以为“不劳动者不得食”，结果李万富成了我们初入社会的实验品和牺牲品。1971年整建党时李被“吐故纳新”开除了党籍，以后李看破红尘，反而一身轻松。30年过去了，李还在农村务农，由于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死守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活依旧贫困。但因为当过干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多少见过一些世面，也在江湖上闯荡过几年，还真不把耀武扬威玩小把戏的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尤其与敢在李太岁头上动土的地方小官员较劲，还打赢了几场地方官司，一时名气大振。平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乡镇干部在李的面前也得收敛三分，不敢太专横跋扈。到了县里敢和县政府、法院和公安局的头头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在当地也算威震一方的知名人士了。 2002年和03年李万富两次因打官司陷入困境来到我家，由我通过政协渠道施加压力催促审理。每次都在我家接风，与其他知青聚会见面，大家畅谈过去，感慨万千，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五原车祸1968年的冬季生产队分红挣了一些钱（那年一个工五毛三分，我挣了50多块钱），我和周保打算去乌拉特中后旗五加河公社和呼路斯太公社看望同校的知青。我们在五原的刘召车站下车已经是下午五点钟，通往县城的班车没有了。那时长途公交车每天固定班次、过时不侯，旅客只能住店等候第二天的班车，不像现在这样随时都有，招手就上。虽然年底分了一些钱，住店一宿二毛钱，但是舍不得花钱住店。询问了一下，五原县城距离车站大约有30公里的路程。实际到了五原县城去知青点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合起来将近百十来里，深更半夜根本走不到，即使走到第一次不认识也没法找到，最好还是白天坐长途班车还得沿途打听才能找到。当时年轻血气方刚，决定连夜步行去五原县城。由于是第一次去五原，情况不熟没有带干粮，也舍不得买些吃的充饥，两人甩开膀子顺着大路向县城进发。天色很快黑了下来，附近农户点着油灯生火做饭，炊烟里夹杂着米饭的香味迎风飘来，还有吃过饭以后主妇喂猪的吆喝声和猪快活应答的嗷嗷叫声。肚子饿了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忍住饥饿继续走。晚上7点多钟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时我们听到了熟悉的知青的声音，是从离开公路半里左右的一栋住房发出来的，是一户知青点。点亮的小油灯成了救命稻草，我们赶快朝着小油灯处走去。走近一看，知青正在生火做饭，操着呼和的口音彼此说着话。我们赶快上前自我介绍说明原由。那时城市里的知青发配到天南海北，环境的突然改变、共同的命运使知青间同病相怜。素不相识的知青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赶快加做米饭，又多做了一些菜。我们两人吃的饱饱的，聊了一会儿话后告辞继续赶路。知青一直把我们送上大路，依依不舍的分手告别。我们走了很远还隐约看见他们站在那里。吃过晚饭后身上有了劲，我们拔腿疾走。夜幕降临，农户吃过晚饭息灯睡觉，点点灯亮逐渐熄灭，大地渐渐陷入夜幕包围之中，原来的亮灯处成为一幢幢黝黑的怪兽一动不动的爬在那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的叫声，随后沉寂下去，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路发出的沙沙声和寒风吹动公路两边的杨树梢发出的哗哗声。一路上偶尔开过几辆卡车，卡车过后又是一片寂静。路上除了我们两个人外再没有一个行人，寂静得让人提心吊胆。大约半夜11点钟左右，我们已经走出40余里的路程，这时感到有些累了，步伐逐渐慢下来。正在这时，后面远处传来汽车低沉的马达声。不一会灯光出现了，是汽车从我们后面开了过来，救星到了。如果能够拦住汽车坐车到达五原县城该有多好！于是我们决定拦车，周保站在路边、我站在马路中间。汽车前灯已经照到我们身上，开始慢慢减速，我们心里很高兴。汽车开近了，汽车接近时我本能的纵身一跳，跳到马路边上，汽车嘎然停了下来。这是一辆大客车，透过窗户玻璃看到里面坐着不少人。看来司机心眼不错，停下车来让我们半夜里半路搭车。不像前几辆车假装停车欺骗我们。我转到周保这边的路边，周保不在，是否上车了。车门已经打开，从上面下来几个人。我吆喝着周保的名字，车上没有应答，人到哪里去了？低头一看，周保爬在马路边坡上一动不动。周保平常有个毛病，喜欢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想一鸣惊人，这次是否又想吓唬一下汽车司机呢？我和车上下来的几个人走向周保，翻过周的身体，借着车厢里的昏暗灯光看到周保满脸是血，眼皮翻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赶快摇晃并呼叫周保的名字，周保哼哼唧唧的醒了过来。这时司机也下来了，几个人赶忙七手八脚地把周保抬上车，汽车开足马力直奔县城。车上坐的是五原建丰农场的新职工，刚从火车上下来，准备筹建生产建设兵团。我也把我们拦车的情况介绍了一下，说明我们的去向。到了五原县城医院马上送进病房抢救，我住到县城招待所。虽然我们半夜拦车不对，但是汽车撞伤人员要负主要责任，再加上我们是知青，所以二话没说，周保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建丰农场负担。我的吃住农场不管，只能全部自理，还经常给病人买一些补品。一年的血汗钱半个月的时间全部花的光光的。周保的妹妹周敏在五加河公社迎丰二队，第二天农场的汽车又拉着我找到了在生产队排练节目的周敏去医院探望。趁着接送周敏，路途中观看了五加河公社的自然风貌。看起来这块地方比我们那里更要富裕，大片的生荒地和荒滩长满了枳棘草，野地里常有野兔子跑来跑去。按照我对植物生长特性的认识，枳棘草喜欢土质肥沃的中性土壤。由此判断这里的土地盐碱含量很低，将来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一定很高。不像我们那里到处都是盐碱滩。半个月后周保出院，眼皮上缝了几针，幸亏汽车减速后速度比较慢，身体没有受到其它伤害。这时我已经囊中羞涩，只剩下买车票回家的钱了，一年的辛苦算白干了。年终探亲生产队年底分红，根据年度会计决算的总收入以及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的工分总值计算出来每个工的价值，然后张榜公布每个人的分红金额。生产队的收入来源单一而且金额少得可怜，主要来自交公粮、外出搞副业和卖林木蔬菜所得，粮食作物国家只收购小麦和玉米，按照全队的种植面积摊派缴纳的公粮数量缴到国家粮站，美其名曰“爱国粮”，糜子米等粮食生产队留下分给社员当作口粮，粮站不收购。70年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站不收购葵花、甜菜等经济作物，也不允许市场自由买卖，一旦发现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批判，所以生产队很少种植作为商品出售的经济作物。碰上机会，悄悄地和县里某个国营单位联系挂钩卖掉一些大葱、土豆、胡萝卜等，或卖几十棵椽子，或派出大胶车挣些运费钱，今年的分红就高一些。如果没有这些副业收入补充，光靠卖爱国粮那点可怜的收入，挣的工分怕连口粮都买不回来。分红之前还要扣除生产队逢年过节时杀猪宰羊分的肉、平时社员吃瓜、用车、红白事借款、年终时分口粮和胡麻油以及使用农具损坏赔偿折合的钱，七扣八扣发到手中钱已经所剩无几。有些人家劳动力少或者有病人，一年辛苦劳作下来还超支欠款，一分钱现金也分不上。一般人家大约能够分几块到几十块钱，我们离开的最后一年一个工值二角八分钱，全队只有两户分了红，其余人家全部超支。分到的血汗钱是一个家庭第二年的全部生活费用，每一分钱都得盘算好精打细算地花费。隆冬季节大地一片灰蒙蒙的荒凉景象，海子结了冰，树木光着头，在呼啸的西北风前瑟瑟发抖。冬季除了拉粪、担沙、耙地、打坷垃外，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农活了。由于外面气候寒冷，劳动改成一出工，即晌午出工后晌收工。农活不多不忙，社员和队干部打声招呼就能歇工了。在家里洗洗被褥、去大队加工粮食、串门走亲戚、扯布做衣裳，准备过年用的东西。那时除了生产队和知青有半导体收音机外，社员家里很穷，根本买不起这类家用电器，只有靠近队房的居民点有公社广播站拉的有线广播。其他居民点的人家晚饭吃过后又没有什么事情，抓紧时间用刷锅水拌上些麸皮蔓菁喂猪、鸡，扔一捆草喂自留羊，家里有老人的就着小油灯抽上两袋烟，妇女给孩子丈夫纳一会儿鞋底，晚上七点钟外面的天完全黑下来，人们吹灭油灯躺下来早早地睡觉了，几千年来的农村人们就是这样日落而息的。早晨公鸡打了三遍鸣，太阳已经升到两竿子高了，宁静的大地逐渐苏醒，人们不紧不慢地爬起来。女人抱来柴禾做饭，男人喂牲口，给羊饮水，收拾损坏的农具，打扫一下院子，家家户户房顶上慢慢升起袅袅炊烟，不时传来羊圈里羊群和猪的饥饿叫声。吃罢早饭，队房前的杆子红旗升起来了，出工的社员扛着农具，嘴里叼着自制的卷烟，身上穿着破烂的棉袄，女人包包里装着鞋底鞋面和麻绳，男人装着羊毛和吊葫芦慢腾腾地向地里走去，一天的劳动开始了。冬天农活不忙，过了元旦年终的分红已经算了下来，等钱分到手里以后，我们便向生产队请假准备回家过年。有时我们也和女同学结伴回家，走之前先去各个生产队知青那里串个门，相约回家的时间，被褥洗干净缝好，铺盖卷捆好，屋子里水桶倒光存水，屋门一锁走人。生产队离四坝公社长途汽车站28里路，四坝公社所在地的龙胜和镇是个交通枢纽镇，通往陕坝、磴口、二道桥和公地四个方向，每天只有早晨八点一趟去县里的班车。公地公社到四坝公社是一条岔路，当时不通汽车，所以我们都是半夜起来赶路，怀里揣着分红挣来的钱，肩上背着半口袋当地的特产-糜子米，冒着凌晨的严寒步行走到四坝公社赶班车。从四坝到磴口大约有60公里左右，汽车票价1.2元钱。那时没有柏油马路，大部分地段是就地取材，垫上黏土，表面再铺上一层砂石子就成了。这种路面经不住长期碾压而塌陷，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细土面，汽车开过后面扬起长长一道烟尘来，久久不散。汽车顶棚、玻璃上面挂上一层灰面，好像刚从垃圾坑里挖出来一样。赶上下雨天，公路成了胶皮马路泥泞不堪，路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站在后面脑袋直往车顶上碰。我们赶上了班车，车上拥挤没有座位，人在里面像捆的葱一样互相挤着颠簸着。想着很快要回家了，心里也是痛快的。有时为了省一些钱，我们就买到半路的票，到协成公社下车，票价只有六角钱。协成公社离头道桥车站五里路，没有大路，我们一伙人背着粮食径直穿过田地和结了冰的大渠直奔头道桥。包头到兰州的202次客车大约下午1点钟进站，我们就坐这趟慢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晚上回到呼和温暖的家中。父母亲早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一路上忍饥挨饿舍不得花钱，一顿狼吞虎咽，向父母汇报农村的见闻、劳动的收获，骄傲地掏出来年终分红的钱。除了买车票花费掉，剩下的悉数上缴给母亲。虽然辛苦干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毕竟是自己双手劳动所得。看着自己的孩子辛辛苦苦才挣来区区几个血汗钱，父母亲心里一阵辛酸，但是谁也不敢表示不满。那个年代对最高指示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满，就会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个典型批斗一番。农村的劳动艰苦，副食品营养跟不上，回到家中一个个显得面黄肌瘦。我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变化，父母亲却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平时省吃简用节省下来肉票、油票为我们开小灶，攒下的鸡蛋给我们补养身体。一个月后我们返回生产队，社员看到我们时大吃一惊，原来枯黄消瘦的瓜子脸成为滚瓜溜圆的猪头小队长了。生产队方圆数里没有多少人家，生活单调寂寞，回到城市里每天排满了忙不完的事情：看望留城进了工厂的校友，畅谈彼此的感受和乡下的趣闻；找朋友借阅几本世界名著，拿回家里仔细阅读；购买几本农业和器乐方面的图书，回乡也许用得上；知青间结队相互串门，拜访或者安慰一下遭遇不幸的家庭；上街置办几件木匠工具，到乡下学一门手艺；余下的时间呆在家里看书，家里张罗着扯布做衣服，不知不觉短短的春节假期过去了，又要准备返回生产队了。一般过了正月十五我们返回生产队。多数情况下结伴而行，一路说说笑笑，先到同兴四队的孟庆法同学那里住上一宿，第二天上午赶回生产队。如果呼和的事情没有办完，或者过了正月十五人们还没有返回的打算，只好个人独自返回。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一个人从呼和起程到磴口下车，长途班车到达四坝公社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冬天的白昼时间很短，看着太阳还在南天上斜斜地挂着，懒洋洋地发射出温暖柔和的黄色光芒，没多长时间就滑落到地平面下，气候很快降温，大地一片漆黑，夜里寒气逼人。我在四坝公社犹豫不定，要么在车马大店住一夜，次日上午回生产队，要么连夜赶回生产队。仗着自己胆子大，最后决定徒步走回去。我家是1960年从车站西街搬到呼和西机务段去的，从此上学要走很远的路。那时西货场不通马路，周围都是庄稼地，夏天是青纱帐，冬天一片荒滩。1958年呼钢下马人员解散，机器停止轰鸣设备封存，厂区里高大的厂房、各种管道地沟废弃不用，里面长满了野草，成为动物活动的天堂。我家前面就是庄稼地，里面经常有野兔子出没。一回大白天我在庄稼地里追野兔子还碰到一只狼，灰色的皮毛，尖耸的耳朵，向下耷拉的长尾巴，眼睛射出冷冰冰的目光，看见我以后很快地走开，隐没在谷子地里了。上初中时家里没有买自行车，每天上下学步行抄近道穿越大片的庄稼地，或者顺着呼钢大路走，穿过废弃荒芜的厂区。上高中后买了自行车，每天上学可以骑自行车节省时间，但还是经常骑车走夜路，穿过黑黝黝阴森森的呼钢厂区，日久天长胆量逐渐大了起来。趁着天色未黑，背着装着衣服和日用品的背包，一个人迈开双脚大步流星地沿着大路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朝生产队走去。走到少半段的马米吐渠桥时太阳刚刚沉没到地下，西边天空的晚霞发散出最后的余辉，景物逐渐朦胧，色彩渐渐褪去，黑白轮廓模糊起来，不久大地就会陷入一片漆黑和寒冷包围之中。我离开大路顺着大渠向西北方向走下去。1969年出外工时我们曾经修理过这段大渠，也是沿着这条大渠走去走回的。顺着大路走绕弯，要多走四、五里路，为了少走几里路，凭着感觉一个人顺着马米吐渠走。夜幕降临，天色黑了下来，月亮被乌云遮住，远处黑糊糊的分不清楚，近处依稀分辨出高低不平的大堤。周围异常安静，只听见脚步踩在枯枝败叶上发出的嚓嚓声。渠坂上长着脸盆粗细的大柳树，坡下面是成片的杨柳树林，大渠跟前很少有住户，一片寂静荒凉。夜深人静，一盏灯亮也没有，一个人低一脚高一脚地在大树趟子里摸索前进，不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突然头顶传来一声鸟的怪叫，被脚步惊动的鸟发出劈啪的声音飞了起来，划过漆黑寂静的夜空，吓得我头皮发麻，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虽然我在上中学时经常走夜路，穿过阴森恐怖的呼钢厂区，胆子比一般人大多了，而且从来不信神鬼，但是深夜异乡摸索前进还是提心吊胆，万一碰上麻烦事情只能听天由命了。平素我从来不抽烟，看着其他知青陆续学会了吞烟吐雾，一幅得意小神仙的样子，我也无动于衷不受诱惑。今天走得实在困乏了，背包里取出一盒烟，点着一支品尝一下提提神，破一下惯例。第一口下去，“饭后一袋烟，活赛小神仙”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只是感觉味道太呛，连连咳嗽，看来我没有这种口福，这支烟只抽了一口便被我卡灭了。烟是带回去送给老乡抽的，别瞧平时看着别人抽烟那么香，轮到自己亲自体验一下，又呛又辣嗓子，对我来说抽烟的感觉不是享受而是受罪，不由心中暗自发誓，今生今世永不抽烟。时光冉冉，40年过去了，我信守诺言，甚至在婚礼宴席上的高级名牌香烟也不屑一抽。一同下乡的其他知青诚心诚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言传身教打成一片，半年后一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了地地道道的大烟鬼了。扒车农村劳动的艰辛，年终分红的微薄，使我懂得每一个铜板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用血汗换来的，实在来之不易。由于工分值太低，无法独立维持生活，有时家里补贴一些钱，也分外珍惜，舍不得乱花，平时更是杜绝零花。从小家境朴素，父母亲以身作则，长大后远离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从来不羡慕和与之攀比。下乡后身体力行，所以极少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养成大手大脚、吃零食摆阔气、看到什么买什么的坏习惯。逐渐养成一种实用习惯：可花可不花的尽量不花，没有用的白给也不要，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不管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们每年大约回家一到两次，一次是在春节前，另外一次则是在夏季。冬季大部分是集体搭伴买票坐火车返回。夏季天气炎热，多半免费扒货车，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到哪里，一路上还可以领略一下沿途的自然风光。1970年的夏天,我一个人从呼市返回生产队，计划中途到公庙子车站下车，到邻居茹春生同学那里转一转，然后再回生产队。虽然当时火车票价便宜，花费不多，但是我舍不得花有限的血汗钱，于是我像盲流一样，在呼市西货场扒上了一列货车，开始了扒车西行的旅途。那时扒客车的人挺多，客车经常反复查票，每次都能抓住一大帮扒车者，里面什么人都有：学生、知青、盲流、农民，还有一些铁路员工和家属。这些人如果有钱，除了补齐车票外还要罚款，算下来不合算；如果实在没钱，不管到什么地方，车一停就被撵下车去。小站一天只有一次客车停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实在是可怜；如果到了大的车站，还要交给车站派出所处理，所以扒客车要冒一定的风险。当然也有经验老道的扒车者能够顺利逃脱，但也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保持警觉，一到查票时候就得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溜过去，实在不容易。抓住逃票者，纵有千条理由，坐车不买车票是最大的没理，所以我们一般宁可扒货车走。扒货车没有人检查罚款，列检人员不看、站务人员也不查，车长和司机更不管，还可以选择性地扒车。万一赶上整顿，被纠察队员发现，大不了轰下车厢，等开车时扒上货车，或者等一会儿换列货车照样能走。一路上还很自在，想躺想睡随便，谁也管不着。只有一样不好，下车以后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整个人都成了叫花子了。早晨7点钟左右，机车一声长鸣，随着一声声“咣咣”车钩的撞击响声，从前到后一节节车皮涌动起来，我选择了一辆空敞车，找了几张废报纸铺在地板上坐在里面，外面人看不见里面有人，很安全。列车装载的货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千万不要坐原木车和油轮车，也不要坐煤车，太脏，一路下来成了煤黑子，最好是坐敞车或者平板车，虽然也脏但没有危险。就这样一路顺风到了巴彦高勒车站。四季风光回到生产队已是节后，天气逐渐暖和起来，虽然不时仍有一股寒流吹来，终究阻挡不住春天的来临。白昼时间延长了，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土地慢慢向下消融，大地开始解冻。“一年之际在于春”，生产队又开始了紧张的备耕，修理农具、平整土地、打埂子、磙耙地等各种农活在初春的田野上展开了，短暂喘息的春节过后农村逐渐忙碌起来。3月中旬土地解冻有半尺多深了，土壤温度也在逐渐回升。为了防止土壤水分蒸发，保住墒情，马拉磙子或木耙子磙耙田地，使土地表面形成一层隔绝毛细蒸发的细面。不久小麦春播开始了。70年代除了大面积耕地使用链轨式拖拉机深翻外，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还在沿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原始手工方式。小麦使用古老的木耧播种，除草使用锄，收割使用镰刀，挖渠使用铁锨箩筐。摇耧是生产队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农活，每天能挣12分工，级别相当于工人中的高级技师，由队长专门指定经验丰富的老农从事这项工作，摇木耧播种要恰到好处，籽种不密也不稀，间苗省工，节省籽种，出土后作物长势旺盛，因此播种时这些老农受到年轻人的格外羡慕和尊敬。播种时前面一个孩子牵着毛驴或者骡子帮耧，老农跟在后面双手把着木耧把手，摇起木耧来不紧不慢，抽起烟来斯条慢理，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自豪地享用着威望带来的尊敬。当然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资格和那些摇耧的老农相比，只能去干没有技术的体力活。休息时人们取出随身带来的家庭副业，女人纳鞋底鞋面，年轻男子用吊葫芦搓羊毛线，编织过冬穿的羊毛袜子。老年人掏出烟袋烟锅，装上自家种的烟叶，憋足气抽上几口，随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烟瘾算是过足了。我们生产队的其他几个男知青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当中，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卷烟、抽烟和吐烟圈了。3月下旬小麦播种完毕，接着顺序种胡麻、糜子、黍子、谷子、土豆、玉米、高粱和其它经济作物，虽然气候乍寒乍暖，寒流不时反扑，毕竟春天的脚步挡不住，浓浓春风吹化了冰层，复苏了大地。安排出外工的社员抽空收拾扁担、箩筐、铁锨和行李，抽时间去大队加工粮食，好带到工地上吃。4月中旬来了通知，生产队派车拉上行李工具和粮食，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奔赴工地，开挖新渠，修理旧渠。半个月后工程完成，这些民工各个身体消瘦面目疲乏地坐车回来了。4月下旬天气明显暖和起来，田野里、地埂边的小草成片钻出地面，迎着明媚的阳光快乐地生长，微风吹来轻轻摇曳着柔软的肢体。麦苗陆续成行出土，田地里一天天地返青绿了起来。昆虫从地下冰冷的冬眠窝中钻了出来，饥肠辘辘地寻觅食物。果树园子里桃树、杏树开花了，花香引来十里八村的蜜蜂忙个采蜜不停。熬过寒冷冬季忍饥挨饿的麻雀活跃起来，房前屋后唧唧喳喳地叫着飞来飞去。南飞的候鸟陆续成群结队地飞了回来，在冻冰刚刚消融的故地海子里嬉戏玩耍，尽情捕食海子里冬眠后刚刚苏醒的迟钝的鱼儿。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春的信息扑面而来。5月份天气开始热了起来，柳树吐絮，沙枣树上嫩枝抽条，大地小苗生长旺盛，田地成为一片绿色的海洋。生产队里农活排得满满的，作息时间改成二出工，从早到晚人们忙着锄草、中耕、施肥、淌水，每一样活的劳动量都很大，需要大量的人手。农活随着节气走，一样活还没有干完，下一样活就赶在眼前了，我们和社员一样放下锄头拿起铁锨，放下铁锨拿起箩筐，样样活都得干，生产队全员动员人海战术，这样还经常耽误事情。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完成传统的农业生产，实在是人手拉不开拴。5月下旬海子里水温回升，芦苇长势迅猛，已经有一房高了，野鸭子在芦苇深处搭建起窝，准备在窝里下蛋孵卵。浅水区大片柔软的水草繁殖，饥饿了一个冬天的马连棒子鱼从深水区游到生长着可口水草的浅水区来觅食，鲤鱼则成群结队来到温暖的海子边摆子孵卵。五月下旬是开春后的第一个捕鱼季节，我们每天傍晚收工回来不忘到海子里下网，清晨起来再去收网，捕捉到鱼就能改善一下清贫恬淡的生活。清淡的日子就修理挂网，和渔民一样使用梭子线扎扣，修补破损的网眼。6月份是万物生长的黄金季节，温度、阳光、渠水样样充足，到处有水，遍地长草，大地生机勃勃一片欣欣向荣景象。草丛里蚊虫多了起来，走过掀起一片乌云般翻腾的微型飞艇，直往身上脸上冲过来。田地里水渠边青蛙鼓腹讴歌、蟋蟀谈情说爱，蚂蚱、蝈蝈吃饱后在草丛中振翅高歌，无器乐伴奏的昆虫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汇成一组自然界和谐美妙的生活交响曲，傍晚时忙着衔草筑巢的喜鹊乌鸦喳喳叫着飞回林间休息。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大地逐渐沉静下来，只有青蛙和蟋蟀还在不知疲倦地演奏着催眠曲，大地慢慢进入梦乡。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乡村的宁静。劳累了一天的社员吃过晚饭喂完家畜后坐在院子里，看看慢慢降临的夜幕和满天空眨眼的星星，抽上两袋烟，聊上几句话后早早上炕睡觉了。这时的玉米已经长到半尺多高了，社员都转移到玉米高粱地里劳动，抓紧时间进行中耕锄草和间苗。为了高产要求玉米地深锄半尺以上，还要露出不定根，太阳晒玉米根部刺激不定根生长扎根，中耕一个星期之后还要往根部放农家肥或者少量化肥，再培土掩埋后淌水。为了深锄，我们自己制作刨锄，新疆地区管这种刨锄叫做坎土曼，锄得越深玉米根扎得越深长的就越旺。锄地时人们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双手高高抡起锄头刨了下去，左右脚交替向前迈步，一天下来腰酸胳膊疼。那时人们的思想境界比较高尚，任劳任怨，没有叫喊诉苦，很少投机取巧。即使这样，付出的辛苦很大但得到的回报却很少，人们的生活依旧贫苦。玉米高粱中耕后一个星期就能淌二水了，淌过水的玉米、高粱一天一个样往上窜，深夜安静时能够听到拔节时发出的微弱响声。有时附近的知青来串门，我们和队干部请半天假，陪着同学一同到海子上-我们的世外桃源，尽情潇洒一番，暂时忘却了生活的艰辛和烦恼。经过拔节、孕穗、扬花几个阶段，到了6月底小麦进入灌浆时期。这个时期如果气候温和湿润，隔三差五下一点小雨，能够延长小麦的生长期，对于小麦灌浆后熟和丰产大有益处，麦仓更加饱满，小麦的丰收与否就在这半个多月时间里决定。非常讨厌的是正值7月份初小麦灌浆时期，河套地区进入了酷暑阶段，万里晴空无云，半个多月不下雨，太阳像火炉般尽情地把热量喷射到大地，强光高温使正在灌浆阶段的小麦很快烤焦提前黄熟了，叶脉枯黄，麦仓干瘪，麦杆脆化，生产队只能组织强劳动力抓紧时间抢收。那时没有联合收割机，庄稼收割依靠镰刀和人海战术。7月份的暑期是小麦收获的季节。中午天气干燥酷热，只有早晚麦地里稍微有些凉意湿气，天色麻亮我们就开镰收割起来。清晨凉快好干活，露水潮气一打，麦杆柔软不容易折麦穗。三个人分成一组，打要子的人站在中间，打要子收割三行，负责在前面摆放要子，左右两个人各割四行，收割的麦子压在要子上。人们在麦田里一字排开，挥动手里的镰刀，弯下腰来，麦田里一片刷刷声。手脚麻利者不一会儿工夫就割到地头歇下来了，看着左右奋起直追快要赶了上来，一猫腰的工夫又返回麦地割下一片来。割麦子是农村最苦重的活，一两天下来，许多人包括社员都拉胯了。除了一直弯腰不说，腿站不是站、蹲不是蹲，半蹲不站二难受。三个人一组虽然不展开劳动竞赛，但是也不能太落后，手脚慢的咬着牙跟在后面追，累了停下来舒展一下腰，一天下来腰酸腿困。到了前半晌，太阳升到半空中，露水潮气蒸发了，麦田里面蒸腾起热气，难闻的热气使人们呼吸窒息，可能这就是三国演义书中提到的“瘴气”。麦地里闷热，浑身大汗淋漓，又不能脱光衣服，麦芒无孔不入，钻到身上浑身难受。难受也得咬着牙割，一直干到前晌收工。后晌太阳西斜，热气稍微减低，人们接着下地收割，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做饭。这个时期就怕下雨，因此收割小麦就是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从老天爷那里夺粮食，全队不分男女老幼一起下地收割、小孩子拣麦穗，割倒的麦子捆好要子，两挂大胶车赶进地里，一部分社员抓紧时间装车、抢拉运回场面，人们才能松一口气。有时赶上天公不作美，收割小麦后期突然下起大雨来，已经干熟的小麦在地里发了芽，发芽的小麦粮站不收购，只能分给社员当口粮，生芽的麦子不好吃，而且麦粒撒落在地里，粮食注定减产，今年的收成就要抓瞎了。大部分的小麦割倒后，少数人接着割胡麻，另一部分人陆续装车进场面，转移到场面上打场。由于那时实行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除了上缴公粮外，大多数油料作物也少量种植，半天时间就收割完了。往场面上拉庄稼比收割的快，更比打的快，两三天的工夫场面边的转角地带已经堆起几座高大的麦垛。场面上马不停蹄地摊场、磙压、翻场、扬场、入库、清场，一场打完清理完毕紧接着摊下一场。和收割一样，打场同样怕下雨，最好是小风和凉爽的天气更便于打场和扬场。如果赶上下雨可就惨了，麦粒只要一脱仓落地，有点水分就会发芽，满场面的小麦是社员收入的命根子，所以只能抓紧时间赶快打场。不几天工夫刚垛起来的麦垛底下已经有一窝窝的小耗子出生了。人们追着打大耗子，没睁眼的红红的小耗子喂猫吃。8月份是河套地区的雨季。往往小麦刚刚打完，倾盆大雨接踵而来，一下就是三五天。秋田作物正是大量需要雨水的节气，玉米、高粱长势迅猛，如果肥料充足的话，叶子墨绿肥厚，开始抽穗扬花了。华莱士瓜、西瓜也都成熟了，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一批瓜。夏田收割完了，秋田长势正旺，农活相对松快一些，生产队能够放十天左右假。社员走走亲戚互相串个门，或者去县里买些东西。我们趁机去临队知青那里转一圈，或者知青来我们这里，一块儿到海子里下网捕鱼、游泳、抓鸭子，自由自在地快活一把。大鸭子带着新出生的小野鸭子在宽阔的水面游弋觅食，小鸭子羽毛日见丰满，3个月后就能够随父母迁徙回南方了。赶上连阴雨天气，海子里的鱼跑到浅滩来，我们就冒雨打快网。马莲棒子鱼在水草里尽情享受着美味佳肴，身体长的圆滚滚的，呆头呆脑地撞到丝网上，希里糊涂地送了命，每一条鱼都有一斤多重，下锅一炖就烂，散发出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锅里漂起厚厚一层灰色的鱼油，肉味道鲜美，我们和客人一道大饱口福。有时鱼多得吃不掉，还送到知青处，让他们也解把馋。9月份是秋收的季节，早晚已经有明显的凉意，只是中午仍旧很热。糜子、黍子、谷子陆续黄熟，丰收的庄稼低下颗粒饱满的穗子。谷类庄稼散穗，随风摆动时谷粒容易洒落，所以特别怕刮风。趁着还没有干黄抓紧时间收割，气候凉快一些，常常吹来一阵微风，收割起来速度也快多了，半个月的时间谷类作物已经收割完毕。一部分社员转移阵地上场面打场，另外一些人用铁锨起土豆、萝卜、大葱，大部分分给社员自用，少量联系到买家出售。一般采用现起现分就地过秤，登记上账，各家拉走，秋后统一算账。还有一些社员砍高粱。高粱秆子拉上场面，人工剪下头，脱出来主要是喂牲口。好一些的高粱穗子可以做咸菜缸的刷子。到了9月底玉米熟了，人们到玉米地掰玉米，砍玉米秆子拉回去铡碎过冬喂牲口。10月份庄稼都拉回场面上，大部分已经打完场面，粮食入库、交公粮，清理场面，田地里一片灰黄空荡。准备来年春天种小麦的田地正在犁地、打埂子，一些人跟在犁后面，捡出玉米根，扔在地埂上。整理好的地块等着淌冬水。到了11月份，西北风劲吹，大地一片萧条，气候一天天冷了起来。到了下旬气温继续下降，树叶枯黄了，一阵风刮来纷纷扬扬飘落到地面。一场场寒流袭来，野草枯萎了，大地结了一层薄冰。早晨太阳懒洋洋地升起来，匆匆转了一圈又缩回地下睡懒觉去了，大地进入一年一度寒气袭人的漫漫长夜。羽毛丰满的野鸭子恋恋不舍这片美丽富饶的海子，久久不愿离去。一批批的过路候鸟盘旋着落下来，在海子里歇息几天，补充一下食物，恢复一下体力，又义无返顾地踏上了祖先确定的南飞航线，向着遥远而温暖的南方飞去。海子里度过美好时光繁衍了后代的野鸭子终于架不住天空中过路同类的呼唤，绕着海子低空盘旋几圈后，全家老小互相鸣叫招呼着追随而去。只有大雁对于丰饶的海子不屑一顾，天空中高傲的伸着长长的脖颈，排成长长的人字队形，无形的动力驱使它们日夜兼程奋飞。秋风里芦苇抖动着发出凄凉的呜咽声，海子里一片萧条冷落，往日的喧哗不复存在。白昼时间一天天缩短，上工劳动改回到每日一出工，劳动休息时人们龟缩在背风处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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