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一生省吃俭用，倾其全部积蓄，藏书30万卷，并以一己之力校勘、刻印古籍约250种，被誉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 陶湘喜藏书和刻书，所收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主，30岁前开始收书，几十年得书30万卷。藏书处名“涉园”。不专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为搜求之目标，尤嗜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凡开花纸所印，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花”之称。讲究书籍形式及外表装潢，每得书，遇残本则整修之，遇珍本则函以红木匣。数十年共得明版1000部，毛刻540种，并据以编成《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至1931年，得闵氏套印本110部137种，中有五色套印《文心雕龙》及《墨苑》等。晚年藏书渐散。殿本及开花纸本售于北京文来、直隶两书店；丛书574种共计27000册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购去，中有宋刊《百川学海》、明钞《儒学警语》等珍秘之籍。最后一批明版80余种，先在盐业银行作押款，后归南京中央图书馆。闵、凌刻本后归荣禄。方志部分售与中山大学图书馆。也曾致力于刻书，刊刻书籍共约二百五十种，主要有《宋元明本词》四十种，《百川学海》一百种，《喜咏轩丛书》三十九种，《陶氏书目丛刊》十五种，还有《儒学语》、《程雪楼集》、《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目录学方面的著述除有《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外，尚有《涉园所藏宋版书影》、《涉园鉴藏明版目录》、《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均已行世。 陶湘（）江苏武进人。字兰泉，号渉园，室名“涉园”、“百嘉室”、“喜咏轩”等称。诸生，清末官至道员。后进入实业界及金融界。曾协助盛宣怀办实业，在京汉铁路、上海三新纱厂任职。辛亥革命后，历任招商局、汉冶萍煤矿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和天津裕元纱厂经理等职。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聘任故官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晚年移居上海。 祖父陶世赞，官至候选州同；陶湘之父陶恩泽，为世赞之第三子，陶湘的大伯陶锡番无子，以二伯陶锡祺长子陶泗为嗣，因而陶湘又入嗣二伯锡祺，10岁时即随锡祺至山东恩县任所读书，对锡祺在任内作为及经历耳濡目染，深受教诲，故为其后创业为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又从师在锡祺处寄居的族兄陶钧考览六经，通明好古，博闻强识，剖谬判疑，为以后校勘刻印古籍打下坚实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年）20岁，陶湘补大兴籍博士弟子员生，次年又以大兴县学生员资格保送至鸿胪寺序班，并保准咨寺到官，从此走上仕途。光绪十八年（1892年）23岁，由鸿胪寺班改官同知，捐五品职衔，投效山东黄河河工，因治河成绩突出，经山东巡抚福润保奏，并经光绪谕准，被分发浙江候补知府，荐升道员，并加三品衔，在浙江、直隶两省候补。历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处总办，京汉铁路行车副监督。查办江西、安徽铁路委员等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京汉路黄河桥竣工，十二月，京汉铁路全线告成，经盛宣怀、袁世凯、张之洞合奏保奖励二品衔。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邮传部成立。陶湘因与同乡、尚书兼商约大臣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署止叟）为“忘年交”故，被调到邮传部任京汉铁路全路副监督。 宣统元年（1909年）40岁，诰封资政大夫。鉴于外强人侵，国事日衰，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陶湘想退出官场，后经盛宣怀委任为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从此退出政界。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时，希望陶湘出山相助，虽然袁对陶有多次举荐之谊，但陶湘仍婉辞未就。 辛亥革命后，实业、金融界逐渐为世所重，陶湘以“精覈廉能”先后被公推为招商轮船局及汉冶萍煤铁矿等处董事、财政部荐任上海中国银行监理官、公举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纱厂经理、山东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天津中国银行、重庆中国银行、上海交通银行、北京交通银行总行代总经理等职。 民国十五年（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园居士）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9位著名学者。而陶湘是10位委员中唯一来自金融界的委员。当时陶公已年近花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3岁，陶湘谢职家居，致力纂述工作。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开始担当故宫图书馆编订之任，编纂殿版书库存目，历时7年。 陶湘于民国初年赴北京，民国十一年（1922年）迁居天津。他的藏书、校刻书活动大都在京、津两地展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天津迁居上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夏历乙卯十二月三十日除夕病逝，享年70岁。 陶湘此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读书、藏书、校勘、刻书、著书痴迷成癖，缘于自幼家庭环境的熏陶。陶湘天赋聪明，笃厚温恭，上孝下悌，对兄弟姐妹关爱备至。幼随亲生父亲陶恩泽在德清尉任所读书，渉目成诵，颖悟过人。十岁过继给二伯父陶锡祺，随任之山东恩县读书，受在此寄居的业师族兄陶钧教授和影响，考览六经，探综群讳，剖谬判疑，即斐然有纂述之志。 陶湘21岁走上仕途。其父陶锡祺因清廉为官，政绩卓著，百姓为之建生祠，立碑记述功德。陶湘耳濡目染，深受教诲，亦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为准绳，“一日在官，则一日为民。”陶湘23岁在山东治理黄河时，因堵筑济阳县灰坝及惠民县白茅坟等处漫口合龙异常出力，被山东巡抚奏保，以知府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可谓少年得志。33岁时被派往京汉铁路修路，曾任京汉铁路全路行车副监督等职，其间，因成绩突出被奏保奖二品衔。40岁时正值宣统元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陶湘不愿同流合污，转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从此退出政界。 民国后，实业、金融渐为世重，因陶湘做事精明干练，运筹帷幄，精益求精，且清廉耿介，以大局为重，在实业、金融界被交相推荐，曾任多家企业的董事及天津中国银行经理，上海、北京交通银行经理等职务，最多时本、兼职共有七个差事，收入颇丰，为其藏书、刻书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藏书家傅增湘之聘，主持故宫殿本图书编订工作，1929年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1932年，年过六旬的陶湘谢职闭户家居，专理刻书之事。 陶湘于1889年19岁时始购殿版书，常与有共同爱好的兄弟共同展卷摩挲，享受其中之乐趣。在结交了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及藏书家傅增湘等人后受益匪浅，尤其是缪荃孙对陶湘说：“方今文运否蹇，稗贩新学说者，动言：凡百古籍皆当拉杂烧之，而海外人士通晓中国文学者，则又不惜重金以求，捆载而去，殊可痛也。”一席话在陶湘内心引起很大震动，民族感和责任心油然而生，陶湘决心此生致力于藏书，然心有余而力不足。40岁时事业有成，生活无柴薪之忧，为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将藏书室取名为“渉园”，工作之余奔走于京津等地的书市，以锲而不舍的恒心和敬业精神搜寻明代、清代之绝版古籍和精品图书，十数年即藏书30万卷，跻身于藏书届名流。 陶湘在民国初期的藏书界享有“陶开化”、“陶装”之雅号。由于开化纸纸洁如玉，陶湘对其情有独钟，凡用开化纸所印的各类书籍，一律购藏，故被书市的商人赐以“陶开化”之名。陶湘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傅增湘曾赞美陶湘说：“其收书之法，一书辄兼数本，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摩印之清朗，以及序目、题跋必选其完善无缺，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往往一书而再易三易，以蕲惬意而后快。入库之前，复躬自检理，重付装潢，被以瓷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钉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 陶湘此生不仅热衷于藏书，校勘、刻印亦为其所嗜。宣统元年退出官场转入实业界后，生活相对稳定，开始校勘、刻印古籍。他校勘的古籍几乎被红色铅笔圈遍，遇有疑义和谬误之处，认真剖析判别，或与缪荃孙、傅增湘等人互出所藏，商讨雠校，邮书往复无虚日。陶湘为保存和传承“国粹”，决心“欲尽鬻所有，从事刻书，期之十年，可成百卷，流布他日，籍以不朽”。果真，十几年后成为以一己之力刊布古籍最多的藏书家。杭州吴昌绶创办影刻历代名人全集中之词40种，刻至17种时因资金不足而终止，将已刻木板、未刻稿本及署名权售予陶湘，陶湘“不忍将吴氏成绩淹没”，前17种仍署吴昌绶之名。陶湘不为名利的高尚品德，一时在书林中被传为佳话。陶湘校勘、刻印的经典古籍有250种之多，其中陶本《营造法式》于1925年刊行后引起国外汉学家、建筑家注意，纷纷来信来访，与陶湘联系探讨，为此，我国于1930年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研究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他教诲后代说：“非敬无举世之体，非恒无以集事之成，吾生平于刻书略有成就者，赖此二字之力耳。”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国桢著录略云：《百川书屋丛书》六种十九卷附录一卷续编六卷（民国年涉园影印本）。陶湘编。目次：古今注三卷；郑世子瑟谱十卷（明朱载堉撰）；明周端孝先先生血疏贴黄一卷附录一卷（明周茂兰撰）；晓笑堂画传三卷（清上官周绘）；杨椒山家训一卷（明杨继盛撰）；瓶笙馆修箫谱一卷（清舒位撰）；程氏心法三种三卷（明程宗猷撰，陶湘编）；褚河南阴符经墨迹一卷（唐褚遂良写）；乾隆宝谱二卷（清陶湘编）。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国桢著录略云：“《记跋廛丛刻》十种二十一卷附录五卷（民国十四年武进陶氏涉园刊本）。陶湘编。是书汇辑佳名钞，惜多非要籍。惟明黄大成《髤饰录》二卷。目次：童蒙训三卷（宋吕本中专）；元城语录三卷（宋马永卿编）；会稽三赋注意卷（宋王十朋撰、史铸注）；草莽私乗意卷（明陶宗仪辑）；髤饰录二卷（明黄成撰、杨明注）附日本寿禄堂主人原本髤饰录笺证一卷；丰渓存稿一卷（唐吕凑庆撰）；春卿遗稿已卷（宋蒋堂撰）；兰雪集二卷附录一卷（宋张玉嬢撰）；陈刚中集三卷附录一卷（元陈孚撰）；虑得集四卷附录二卷（明华悰韡撰）。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国桢著录略云：“《喜咏轩丛书》五编六十三卷（民国间武进陶氏影印本）。陶湘编。是书共分甲乙丙丁戊五编。甲编为艺术谱录之书；乙丙编为传奇小说之书；丁戊编为图像子部之书。编者多取于刊刻之工，舆图像之美，书之内容，则未甚注意。附目（略）。”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国桢著录略云：“《涉园墨萃》十二种二十五卷（民国年影印本）。陶湘编。……以玻璃版印行，以存其真云。目次：墨谱法式三卷（宋李孝美）；墨经一卷（宋罗贯之）；墨史一卷（明陆友仁）；墨法辑一卷（明沈继孙）；中山狼图一卷（明程大钧）；利玛窦题宝像图一卷（明程大钧）；墨海十卷附录一卷（明方瑞生）；墨表一卷（明万寿祺）；监古斋墨薮四卷附一卷（清汪近圣）；中舟识墨录三卷（袁励准）；内务府墨作则例一卷；南学制墨剳记一卷（谢菘岱）。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谢国桢著录略云：“《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初刻十七种续刊二十三种叙录一卷》（民国间仁和吴氏武进陶氏递刊）。初刻吴昌绶编，续刊陶湘编。”《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五十种，民国间吴昌绶、陶湘辑。1981年中国书店修补旧版重刊，玉扣纸四函三十二册。启功题写书名：“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五十种”，篆书牌记：“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前有启功1981年序，序文手书、红印，略述刷印事宜，次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总目，亦启功手书。《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初刊于民国，其中，吴昌绶刊17种，陶湘续刊23种补编3种。此后，陶湘又得汲古阁钞本7种并付梓，都50种。《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收录词家虽不足《彊村丛书》百十二家之半，然选工精刻，摹写逼真，存宋元旧本原来面目，可无愧乾嘉前贤，直接汲古遗绪。《影刊宋金元明本词》问世之初，正值群雄争锋，外夷虎视，天灾人祸，斯文扫地。数十年间，刊本涤荡殆尽，刻版凋零不堪。至今拍卖场中多见零本，全套仅现身两次。中国书店剧怜前人剞劂艰辛，心忧典籍毁失散亡，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理旧版，重新刷印。所缺版片，补以原刊本影印，遂成全轶。当年盛举，悉载启功序中。正所谓世事难料，中国书店苦心孤诣重刷《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五十种，冀宋元风采藉此不坠。岂意忽忽三十年后，重刷本亦已稀如星凤，普通士子，非特一书难求，即书影也不能常见。余生亦晚，常以不能得《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初印本为恨，拍卖场中虽数次谋面，而终为大力者所得。所幸数年前于东北书友斋中得此中国书店重刷本，虽纸墨与当年陶装不可同日而语，而刷印精雅如《酒边集》者，仅下初印本一等。其偶有断版补字处，正可见世事沧桑。遂发宏愿，辑录全部序跋文字，搜采相关版本资料，并摄制书影，藉网络流布士林，倘能嘉惠学人，泽被寒门，岂非功德一件！ 启功序：“《影刊宋金元明本词》五十种，乃北京市中国书店合辑吴陶两家四次所刻原板而成。初仁和吴昌绶氏双照楼于一九一七年刻成十七种，其后板归武进陶湘涉园。陶氏复续刻二十三种及补编三种，其后陶氏又得毛氏汲古阁钞本七种付梓。合而计之，都五十种。其板尚存，虽经劫乱，残缺幸不太多。略加补刻，合辑重刷，纸墨一律，精彩焕然，转有胜于当年次第刷印之要。且历次所刷，为数不同，如补编三种，刻成后只有印样，并未流传。欲求全轶，贵等球琳。今此编辑成，入手莫非完璧，信可谓书林快事也。一九八一年八月，启功识于北京师范大学。”（钤印）“启功”、（朱文）“元白”（白文） 启功序后，为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叙录”，详述刻书缘起、版本源流：“词集之汇刻者，南宋长沙《百家词》，见《直斋书录解题》，《六十家词》，见张玉田《词源》。余如《典雅词》仅传残本，《琴趣外篇》祗见数家，明吴讷西《四朝名贤词》，孙星远《唐宋百家词》，皆未刊行。前人称李中麓家词山曲海，亦侈言其多而未闻专刻也。汲古毛氏初刻《六十一家词》，其时犹未备诸精本，讐勘尤疏，后复辑《宋词百家》、《元词二十家》，今所见有斧季手校之本，有写样待刊之本，有依旧式摹存之本，佳墨良楮靡不精好，于斯事致力最深。宋元人词，篇叶无多，大率附见集中，故毛氏已剏裁篇别出之例，名家词有专集者传世亦寥寥可数。明清以还，钞校则梅禹金、陆敕先、劳顨(注：同巽)卿，刊本则侯氏亦园、秦氏石研斋、鲍氏知不足斋，著录则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丁氏善本书室，类称赅洽。荛圃雅好收词，多获旧本，后归汪氏艺芸精舍，今世所传，多有两家印记。道光间，休宁戴延衸竹友校定汲古阁《六十一家词》，重刊只十之二，经乱毁失。彭文勤获旧钞宋元词三种凡九十余家，惟汲古未刻词二十二家长沙张氏刊行。近代王给谏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海丰吴侍郎重熹刻《山左宋金元词》，蒐采特为精寀，朱侍郎祖谋《彊村丛书》已刻之，词至百十二家，网罗坠遗，极校讐之能事。吾友吴子伯宛于三君为交，旧与吾邑董授经大理同在京师，撢揅尤富，迺剏意嫥探宋元旧本，景写刻之，使后来获见原书面目，所辑皆善本足本，藉证向时一切钞本之陋，旧有阕误者亦存其真，不失乾嘉前辈景刻诸书家法。始成十有七种，戊午岁以刊版归湘。数载以来，湘复踵其义例，选工精刻，又得二十三种，海内藏弆之家名编珍帙可据以传摹者，大致备于是矣。昔胡氏《秘册汇函》归于子晋，广为《津逮秘书》，昭文张氏、金山钱氏之书亦后先赓续。倚声小道，孤绪垂绝，三十年来迺得博闻好事相为蒐孴(ni)，凡《历代诗余》与竹垞《词综》、凫芗《续词综》，发凡所举宋元别集、总集校其部目，咸有增益，而前人目为罕觏秘册者复令家有其书，虽镌椠之工远惭曩代，模形写范，庶几似之。汇次既竣，因为叙录一卷，略著梗概，俾后来譔词目者有所考焉。壬戌春仲武进陶湘记。” 陶湘除了在藏、校、刻书方面享有盛誉，还是一位资深版本目录学家。他从1926年起到故宫编订殿版图书，历时七年，完成《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3卷，收录1290部，另外考订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还潜心研究了清内府刻书的历史，撰成《清代殿本始末记》，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清代殿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武进陶湘编次，所收书目，自顺治至宣统朝，凡三百六十六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内府写本书目》一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武进陶湘编次。共三百二十六种。……往往为一代大典，而外间复补易得见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按乾隆御制诗有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前有序云。是此次武英殿聚珍版，乃为四库书之印刷而设也。是书编次者，凡一百三十八种。又光绪乙未年，广雅书局刻殿聚珍版书，凡一百四十八种。本书所多出十种，证明其非真依据聚珍所刻。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刷印工价等例》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乃武英殿造办处所需物品及各项工资之估价单而成为定案者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闵版书目》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所集者，乃明末闵齐伋、凌溕初两家所刻套印本书目也。所集此种版本之书，凡经类十五部，十七种；子类二十四部，四十三种；史类七步，七种；集类六十四部，六十九种，总计一百十一部，一百三十七种，外又有非朱墨本，或闻其名而未见其书者，共六部八种……可识途径，便咏习，最便初学，非徒为美观而已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刘白村著录略云：“《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不分卷（民国丙子陶氏印本）。陶湘编次。此乃常熟毛晋所刻书目也。” 据上海图书馆藏有陶湘撰《（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1933年《陶氏书目丛刊》排印本）。 陶湘为著名藏书家，藏书以明本、清初精本为主，所藏阂氏套印本、武英殿本等均为一时之冠。他认为汲古阁毛氏刻书精校细雕，装式宏雅，康熙以后，板片流散，扫叶山房等剑补翻刻，遂至错误百出，蒙冤后世。于是刻意搜求，积三十年之力，得五百四十余种，较之道光时顾湘《汲古阁校刻书目》已十得其九，于是编成此目。 书目前有郑德懋所著《汲古阁主人小传》，三位曾整理汲古阁刻书者郑德懋、顾湘、陶湘的序和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书目略依四库分类，书名、卷数之后，详注著者、校订者、序跋、凡例、附录等，间有按语，丛书详列子目。因陶氏此目全依藏书著录，所以详细可靠。后有知而未得者之目七十五种，大多是《汲古阁校刻书目》、《汲古阁校刻书目补遗》、《常昭合志》已有著录，而陶氏未得者，可惜没有注明出处、卷数，而且混入了若干抄本，如《宗谱先贤》、《永思录》、《隐湖小识》等，《校刻书目》认为是：“汲古阁主人自著未刻，邑中好事者间有藏本，因附著之。”陶氏据此著录而未注明。和顾氏所印《校刻书目》一样，此目漏收很多，如毛晋主持的经坊刊刻了《径山藏》二百多种，就未曾著录。 陶湘63岁时辞去一切职务，从天津迁居上海，专门从事刻印古籍。因不为谋利，不从事经营，故入不敷出，69岁时不得不自行“告一段落”。他在写遗嘱交代后事时，字里行间透着懊悔和无奈，他说：“我生平不是生产，虽曾为银行经理，对于贸易既非所长，亦多不利，故决意不问，专喜书籍。宋版不敢问津，明版、殿版以及精本十余年购集几及二十万元，中外颇有藏书家之虚名。后又专嗜刻书，且讲影宋刻，所费又复累万。壬戊以后，闲居无事，日用浩繁，不必说，银行透支，利息滚计，愈拖愈重，猛醒已迟，追悔不及。幸其时书价尚优，赶紧出售，尚不至亏折。七八年间，好书罄尽，利债已复还清。今幸无债一身轻，产虽无，而债亦无，尤幸年虽老，而精神尚健，近年尚能以笔耕略有收入，得以今日尚能独撑门户，计尚存余书精本不止万余册，又加碑帖若干，共装12大橱，寄存天津交通银行。上年闻交通欲设图书馆，与行中至交谈论，拟将12橱书籍碑帖赠送交通银行。……又所刻木板，亦费五、六万，……仿古木板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适逢世变而中缀。……倘事平之后，如尚能继续进行，则有两万元以上之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 翌年除夕之夜，陶湘摆好一桌饭菜等待儿子们回家过年，然而迟迟不见归来，经询问，说三子、五子接待朋友，六子去跳舞了，于是心存不悦，想自己年届古稀，虽说儿子众多，但无一人侍侧，且已逝之二子孤儿寡母五人来沪合居，不但不能享清闲之福，还需兼负开门七件事之责任，一旦收入短缺，立即搁浅。自己曾有财产，现消耗已尽，不能留与子孙，才遭到儿子们的冷落……陶湘越想越觉凄凉、孤苦、无助，一气之下痰涌气逆，溘然长逝。享年70岁。 陶湘去世后，遗存在天津交通银行之12橱精本、碑帖及仿宋木板等有日本人准备通过书商收购，被陶湘的儿子们拒绝。陶湘有八子，有的因生活困难，欲将其父的存书卖掉，于是通过一种称为“扶鸾”的迷信活动征求父亲的意见，结果被“陶湘”痛骂一顿，此后再无人敢提此事。全国解放以后，按照陶湘“公藏世守”之遗愿，由其长子牵头，众弟兄签名、盖章同意，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介绍与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联系，将存于天津交通银行的藏书和40箱书版捐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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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
（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
陶湘（） 民国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江苏武进人。字兰泉，号涉园。清末以县学生保送鸿胪寺序班，后累擢至道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铁路大臣盛宣怀、直隶总督袁世凯保荐，任京汉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上海三新纱厂总办。
陶湘个人经历
陶湘（），民国18年（1929年）应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晚年居上海。30岁前开始收书，几十年得书30万卷。与罗振玉、徐乃昌、刘承干等人，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刊印古籍最多的藏书家。不专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为搜求之目标，尤嗜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凡开花纸所印，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花”之称。讲究书籍形式及外表装潢，每得书，遇残本则整修之，遇珍本则函以红木匣。数十年共得明版1000部，毛刻540种，并据以编成《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至1931年，得闵氏套印本110部137种，中有五色套印《文心雕龙》及《墨苑》等。因藏宋版《百川学海》，又名藏书处为“百川书屋”、“涉园”、“百嘉室”、“喜咏轩”等处，讲求版本精良，装璜美观，经其整修古书被称为“陶装”。晚年藏书渐散。书贾“文友堂”得百余种；殿本及开花纸本售于北京文来、直隶两书店；毛氏刻本和闵刻本售于荣厚，现多归于辽宁省图书馆藏；丛书574种共计27000册为日本京都研究所购去，现在仅日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涉园”图书达到了27 900余册。中有宋刊《百川学海》、明钞《儒学警语》等珍秘之籍。最后一批明版80余种，先在作，后归南京中央图书馆。闵、凌刻本后归荣禄。方志部分售与中山大学图书馆。
陶湘个人成就
编辑和刊刻目录之书有《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涉园所藏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明内府经厂书口》、《涉园明本书志》等；考订有《清代殿本书目》、《武英殿聚珍板书目》、《武英殿袖珍板书目》、《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遗》等多种。[1]
致力于刻书，刻有《儒学语》、《百川学海》、《程雪楼集》、《喜咏轩丛书》、《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计250种左右。目录学著作除《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外，尚有《涉园鉴藏明版目录》、《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均已行世。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页
企业信用信息清朝万年历（咸丰十年庚申——光绪四十六年庚申）品相自鉴作&&&&&&者：不详出 版 人：不详年&&&&&&代：不详纸&&&&&&张：刻印方式：装&&&&&&帧：线装尺&&&&&&寸：册&&&&&&数：品&&&&&&相：八五品售&&&&&&价：110.00(已售)出售日期：详细描述：开本：64开Copyrig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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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分局备案编号[转载]陶湘、董康及其造假的黑窝点文楷斋
陶湘罪恶历史钩沉之五
陶湘、董康及其造假的黑窝点文楷斋
“红学”诈骗元凶陶湘、陶洙兄弟跟董康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彻底清算陶氏兄弟的罪孽时，不可避免地要深究董康的历史角色。董康跟陶氏兄弟是同乡，都是江苏武进（今常州）青果巷人；董康比陶湘大三岁，生于1867年，董康和陶湘还是“亲家”，即有姻亲关系。
陈林此前在博文中曾披露，陶湘是盛宣怀的心腹走狗，为盛升任清末邮传部尚书立下了“汗马功劳”。盛宣怀也是青果巷人，而董康则是盛原配夫人董婉贞的本家堂弟（参见宋路霞著：《盛宣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8页）。由此可见，董康和陶氏兄弟之所以长期狼狈为奸，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的。
据沈宁编著之《常州名人与故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陶湘故居在青果巷54号（参见第45页）。陈林查了常州市规划局在网上发布的青果巷名人故居分布图等有关资料，发现陶湘故宅跟盛家、董家故宅紧紧相邻。
青果巷坐落于常州老城区古运河北岸，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全长不到1000米。巷南多为普通民居，而巷北则多为旧时大户人家。大户唐氏家族世居青果巷，在巷内建有八桂、贞和、易书、筠星、四井、复始、松健、礼和等八堂，合并称为“唐氏八宅”，现仍存八桂、贞和、筠星、松健以及礼和等五宅（参见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江苏老街与历史街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61～63页）。八桂、贞和、筠星、礼和四宅在巷西，其中八桂、贞和、筠星三宅位于巷北，礼和则在对面的巷南。
唐家参与反清复明，老宅被清政府抄没并发卖，一部分被大户庄氏家族所购得。盛宣怀的继配夫人、盛氏家族后期的主管庄德华夫人出自庄氏家族。董康故宅与唐家是真正的“门当户对”，既是大户，又是对门而居，并且是世代姻亲。两家“裙带”之多，自家人也数不清（参见宋路霞著：《盛宣怀》。第7页）。
盛宣怀故宅位于青果巷西首、大马元巷18号，坐北朝南，占地约10亩（参见《江苏老街与历史街区》，第65页）。盛宅东边紧邻唐宅的筠星堂，因此盛宅与董宅也是“门当户对”。
购买唐宅贞和堂前六进的是国子监司业庄楷，晚清时，八桂堂和贞和堂前六进又被湖北布政使瞿赓甫（按，瞿秋白的叔祖父）购置，瞿秋白于日诞生在八桂堂的天香楼（参见《江苏老街与历史街区》，第64页）。
贞和堂被一分为二后，后宅和半园曾为晚清萍乡煤矿、汉阳铁厂总办张赞辰购得，张的堂兄弟是张太雷的父亲。民国时，实业家刘国均租借瞿氏八桂堂为私寓，又买下贞和堂和半园，将八桂堂和贞和堂连片成宅合为一体（参见同上）。
八桂堂现存门屋、大厅、客堂、经楼（即天香楼）共四进，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桂堂“东首有陶氏涉园遗址，晚清学者、藏书家陶兰泉、陶希泉兄弟世居于此”（参见戴伯元：《漫话古运河风光带》。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111辑附录《常州文史杂谈》。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出版。第228页）。
从常州市规划局发布的青果巷地图来看，八桂堂东边隔雪洞巷的一处大宅为清书画家恽鸿仪故宅，既然上文称八桂堂“东首有陶氏涉园遗址”，故陶湘故宅与恽鸿仪故宅也是紧邻。
据陶湘自撰的《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光绪十七年（按，1891年），陶湘娶同里恽氏为妻”。看来陶湘与恽鸿仪家族也是搞的“门当户对”的亲事。
总的来说，青果巷巷北巷南攀亲带故的盛家、唐家、陶家和董家，几乎占据了巷西的一大片地方，颇有点像《红楼梦》里所写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四大家族”。陶湘陶洙兄弟好“红学”造假这一口，董康跟进帮衬，这是自然之理；董康投敌附逆，陶洙也跟着出任华北伪政权司法委员会秘书长，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据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1930年留学中国的日记，当年6月29日夜，仓石赴胡适在上海的家中夜宴，宴中看到了胡适“重金”购买的“甲戌本”：
夜赴董（康）、胡（适）两先生招宴于胡宅。同坐者张菊生、李□□、陆侃如、冯沅君、陈乃乾、□□□、□□□。宴间大雨沛然至，颇觉凉爽。看《红楼梦》旧抄本。
（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麟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4月第1版。第184页。）
试问：此时的胡适记不记得究竟是谁卖“甲戌本”给他的呢？陈乃乾知道不知道“甲戌本”是老哥们陶洙的手笔？最尖锐的一问——董康不知道、也看不出来“甲戌本”上整本陶洙的笔迹？
对此一问，陈林的回答：这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董康知道“甲戌本”是陶洙伪造，那么董康的好朋友胡适知道不知道呢？从胡适的记述来判断，董康显然是把胡适蒙在了鼓里。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追叙了当年他“发现”“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情况：
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按，即王克敏）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按，即徐星署）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443页。）
胡适写这番话时，董康、陶湘、王克敏早已经烂得没渣了，死无对证，胡适爱怎么说，我们也只好姑妄听之信之。如果事实诚如胡适所说的那样，董康、陶湘、王克敏这几个超级大人渣显然就是把胡适当傻猴在耍。但是，胡适也不是一个超级傻猴，“甲戌本”让他上了一次当，“重金”买下，而对篇幅更大也似乎很重要的“庚辰本”，胡适再也不肯掏腰包了。
后人记叙董康和陶湘，多关注于他们精美的刻书和对中国文化所谓的“贡献”等方面，鲜有揭发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伤害。陈林认为，历史地看，董康、陶湘之流就是属于没有道义原则的败类，这类货色不可能对国家民族的文化有什么真诚的热爱，他们心目中只有“惟利是图”四字而已。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吴文祺写道：
另外有一些人，名为藏书家，实际上是唯利是图的书贾。尤其是号称藏书家的武进董康，更为突出。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在遗老缪荃孙前，假装成遗老的模样，缪氏是驰名沪滨的目录版本专家，故董康自居遗老，痛骂民国，借此以博取缪氏的信任。目的在于把他在日本买到的古书，要缪氏替他吹捧，得以高价出售而已。他写给缪氏的信说：“连日阅此间新闻，惊悉隆裕皇太后上仙之信。吾辈旧属臣僚，丁兹厄运，想悲痛之情，彼此同之。今晨接津郡传教士函，述西人言确系中毒所致。煌煌民国，举动如此，诚夷狄不如也。……”后来他曾任民国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三十年代又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教授，可见他的遗老是假的。他的品格，和罗振玉相似，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这块招牌来图自己的名利，董康也是如此。
尤其可恶的，他在国内收买到的珍贵书籍，大量地卖给外国人。例如他从书坊以九百元买得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立即以五千元卖给日本人，一转手间，获利四五倍。至于他所刊印的书，定价极昂，但是随便改字，极不可靠。例如他所翻刻的阮大铖四种曲（《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近代曲学专家吴梅曾得到原刻本，吴曾对振铎说：“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后来吴梅在抗战时期死于昆明，揭发董某的事，终于没有做到。振铎购得原刊本《春灯谜》以后，很想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以竟吴梅未竟之志，而振铎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又逝世了。国内不乏词曲专家，我希望他们能够揭露这个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剥去他的画皮，摘掉他的版本专家的桂冠！
此外，也还有一些所谓藏书家，如武进陶湘（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执政时，曾任江苏沙田局总办），专收开花纸的书，重加装订，务求整齐华焕。“缘其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悦心，为有清一代所擅美。”这种人买书等于玩古董。至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于酒醉饭饱之余，买书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者，更卑不足道了！
振铎对于上述这些所谓藏书家，是深恶痛绝的，尤其对于为了获取暴利，将珍贵的文献卖给外国人的那种人，他常常怒斥之曰：民族败类！
（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王莲芬、王锡荣主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88～389页。）
有趣的是，吴文祺似乎不知道，董康买卖的那个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恰恰是从陶湘手里买来的。陶湘“晚年藏书尽出，曾有一部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卖掉，当时陶氏曾挥泪向友人说：‘可惜南方没有人能识这书的。’这并不是惜书，盖惜不能得善价耳”（参见庾持：《四库琐话》。周黎庵著：《蠹鱼篇》。中国科学公司，1942年12月出版。第124页）。看看，陶湘900元卖出这个书，竟然哭说南方无人能识此书，董康得手后立即以5000元卖给日本人，董康能不识此书价值么？如果陶湘知道董康有这么一手，不知会做何感想。董康连“亲家”都能这么欺负，那可真不是“利欲熏心”四个字能了得了。
陈林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既然“程乙本”及“东观阁系列刻本”是陶湘、陶洙兄弟联手伪造的，如此大的动作，与陶氏兄弟亲密接触的董康能毫不知情吗？在追究相关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当年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书坊“文楷斋”进入了陈林的视野。陈林相信，与董康和陶氏兄弟有着密切关系的“文楷斋”就是伪造“程乙本”及“东观阁系列刻本”的黑窝点。
天津《今晚报》的编辑杜鱼曾在其新浪博客上撰文称，。这个书店究竟名号如何，杜鱼语焉不详。经深入细致地考察，陈林认为，该书店就是“文楷斋”。
据魏隐儒编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
文楷斋主人刘春生，原为北京杨梅竹斜街龙光斋刻字铺的徒工，学满后即摆脱龙光斋而独立经营。最初是徐世昌“承办公府刻书处”，专给大总统刻书。文楷斋则创立于民国八年（1919年）正月十六日，先开始刻书营业，至五月十六日字号确定正式开张。改用文楷斋字号以后，才接受其他个人刻书。文楷斋除在北京刻书外，还派人到山东堂邑承刻民间读物。刻书的主要主顾是董康、陶湘、傅增湘等。文楷斋最盛时期拥有三、四百工人，写手有三十多人，以写宋体字为主。其中汪敏斋写的最好。他们的秘诀是掌握“六笔法”。六笔法是指横、竖、钩、撇、点、捺。文楷斋所刻书为世人所称道。特别是为董康诵芬室所刻《中州集》，是由几个人书写，从中择优刻版。所刻传奇小说，字体秀丽，插图精雅，犹有明人遗意。
（魏隐儒编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第202页。）
魏隐儒又写道：
民国以来，刻书最精的应推董康和陶湘。董康字绶经，清末光绪进士。所刻各书，无论是选择内容，选纸用墨，刊工艺书方面都极可取。平生致力于藏书、刻书，斋室名曰“诵芬室”。刻有《诵芬室丛刊》、《读曲丛刊》和《盛明杂剧》初集、二集和《杂剧新编》等。董氏刻书重视质量，纸用上等棉连或六吉料半，墨选上等黄山松烟或五百斤油。选择底本也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为藏家所称誉。他还代天津徐世昌（菊人）校刊《明清八大家文选》等书多种。
陶湘字兰泉，室名“涉园”。江苏武进人。嗜藏书而酷爱宋元旧本，对晚明闵凌两家朱墨套印本、武英殿开化纸印本各书极感兴趣，购藏尤富。一生喜好刻书。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是据宋咸淳本影刻，其中缺卷依明弘治年间华氏覆宋本摹补。还覆刻宋本《儒学警悟》六种；又刻《涉园墨萃》十二种，三十四卷。代人刻书最大的一部是代张宗昌皕忍堂刻的《开成石经》。董康、陶湘两家所刻书都由北京文楷斋工人雕印，精致漂亮，为书林、藏家所称赏。
（同上，第201页。）
这个文楷斋究竟在哪儿呢？中国书店总经理马建农著《琉璃厂》一书对文楷斋有简要介绍，原来文楷斋的店铺在琉璃厂东街。马建农写道：
文楷斋：东琉璃厂路北，光绪年后期有益堂书肆倒闭后将店铺转给文楷斋。文楷斋自同光时期在琉璃厂经营，将有益堂书肆的店铺盘下后，经营规模日渐增长，到民国后更是极为活跃，成为京城最为著名的刻书坊。……。文楷斋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初歇业，所留存的木版存放于京城寺院之中。当时店主家中已经十分困难，其遗孀常用遗存的木版劈柴烧火，被群众发现后报告给政府管理部门。当时由北京市文化局派人予以劝诫，并由北京市文化局的名义将所留存的木版作价收购，交由中国书店管理，曾经一度辉煌的著名的琉璃厂刻书铺终于消亡。
（马建农著：《琉璃厂》。北京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第151～152页。）
文楷斋这家书店不但卖书，而且刻印书籍，店面虽在琉璃厂东街，刻字铺却远在法源寺。马建农未说明文楷斋歇业后所留存的木版究竟存放于京城哪座寺院之中，可是刘乃和说得很清楚：
法源寺西配殿当时已成为文楷斋倒闭后存放杂物的库房，其中有木刻书板，包括徐世昌、董康等人所刻的书板。还存放着文楷斋未卖完的各种宣纸，有库腊宣、洒金宣、冰雪宣、珊瑚宣等，并有极为精美的水墨画彩色套版信笺。
（刘乃和著：《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124页。）
刘乃和又说：
（法源寺）正殿与西配殿衔接处有一小耳房，房门外有一小院，过小院则可见大殿庭院，院极宽敞。耳房的北墙上开一小门，门就在法源寺后街，在后街进去，出入方便，刻不必从寺正门要穿过几层院子才能到达。
（参见第124页。）
那么，法源寺又是个什么地方呢？陈林查段柄仁主编之《北京胡同志》，介绍得很清楚，陈林由此震惊地发现——董康当年就住在法源寺！
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实际建于武则天当政期间，初名悯忠寺。寺内环境幽静，以丁香著名。1949年后国家投资对寺进行全部整修，作为中国佛学院院址，现寺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而法源寺后街“平行于广安门内大街，东西走向。西起教子胡同，东至西砖胡同，南侧与龙凤里、法源里相交，长228米，宽3.6米。该街因位于法源寺之后而得名”。西砖胡同“位于宣武区中部，牛街街道办事处辖域东部，广安门内大街南侧，南北走向。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与七井胡同相接，长585米，宽4.1米。清时北段称史儿胡同，南段称西砖儿胡同。清末依旧。民国后统称西砖胡同，巷名沿用至今”。“胡同南段临法源寺处的平房院落均为寺之庙产，多为停灵所用，解放后改作民居。其中一处院落，为法源寺跨院，曾是民国初年法律专家董康的寓所。”（参见段柄仁主编：《北京胡同志》（下）。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681页。）
综合刘乃和与段柄仁的描述来看，董康当年就住在紧邻法源寺西配殿的跨院中，由那里耳房北墙上开的小门出入。
文楷斋的书版为什么存放在法源寺西配殿中呢？文楷斋与董康究竟是什么关系？陈林认为，正确的答案是——文楷斋就是董康、陶湘和傅增湘合资开设的书店，这三个有钱人是“股东”，文楷斋主人刘春生不过是总经理罢了。这一点，看看隆福寺的修绠堂就更明白了——修绠堂是陶湘出资创办的，孙锡龄、孙诚俭父子不过是陶湘先后聘用的总经理而已（参见王清源：《武进陶氏藏闵凌刻套版书源流考》。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陈建华主编：《历史文献》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94页）。
董康、陶湘合资开书店，在经营上形成了自产自销的流水线，自然可以大大缩减造假售假的成本，从而榨取最大限度的暴利。上文引吴文祺称董康“所刊印的书，定价极昂”，就是这一论断的明证。
上文又称董康从陶湘手里得到《诸臣奏议》，高价倒卖给日本人牟取暴利，类似的事情董康是一贯做得出来的，我们看看文楷斋为前大总统徐世昌出资的《清儒学案》刻书的事实就很清楚了。
民国十八年（1929），徐世昌“意欲仿黄梨洲、全谢山《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例，编纂《清儒学案》。于是邀聘旧友数人共为之，而徐仅任其名，负担经费，并未曾亲自执笔”。夏孙桐、王式通、金兆蕃、闵尔昌、沈兆奎任编撰，傅增湘任提调，曹秉章任总务，陶洙任采书、刻书。“学案编纂经费，全由徐负担，每月致送编纂诸人车马费。盖此数人除一二人生活较裕外，多半皆赖卖文鬻字为活”。“至民国廿七年戊寅春粗毕，一面清稿，一面付刻，经陶心如交法源寺内文楷斋刻成”。（参见慧远：《〈清儒学案〉编纂经过记略》。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43、244页。）
看看，负责采书刻书的陶洙把完稿的《清儒学案》交给了法源寺内文楷斋刻成！董康、陶洙从老朋友手中捞钱，是多么轻而易举！
文楷斋刻印书籍的市场价格究竟多少呢？陈林掌握的资料不全，但是两则小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一是吴承仕致同学潘景郑的信札，一是吴虞的日记。
大学者吴承仕曾是董康的下属，他在致同学潘景郑的一封信中谈及为老师（章太炎？）刻书一事，其中就列出了文楷斋的印刷标价：
据文楷斋所开印刷费（装订费在内），“粉连六开每部二元四角，毛边每部二元一角，次毛边每部一元七角，如蓝色印，每部加四角。”
（吴承仕著：《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62页。）
不要小看这“每部二元四角”的价格，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容庚于1925年11月自叙“曾费六角钱在地摊上买了一部与各本不同的旧钞本《红楼梦》”（参见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1页）。这个“旧钞本”就是陶洙亲笔抄写的“程乙本”手写本，是活字“程乙本”据以付印的底本，现藏首都图书馆。诸位以为这“六角钱”很便宜么？
又雷梦水之《书林琐记》记叙，琉璃厂荣华堂店主孙华卿“1947年曾于西小市打鼓担上以三元购得一部传本稀见之乾隆壬子（五十七年）程伟元第二次活字印本《红楼梦》计一百廿回，售于来薰阁”（参见雷梦水：《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49页）。诸位以为这“三元钱”很便宜么？
也许因为吴承仕与董康曾有同僚之谊，文楷斋给他开的价还不算高的，对照吴虞1925年的日记来看，文楷斋对吴虞的开价简直就是“宰你没商量”：
（1925年）五月初二日 星期一
六月二十二号阴
宣外西砖胡同法源寺后门文楷斋送娇寓诗来。
诗共二千三百三十三字，每百字洋一元二角，共合洋二十七元九角九仙六厘。红印夹连纸五十本，磁青色皮，装订成册，每本二角八仙，共合洋十四元。二共合洋四十一元九角九分六厘正。
前用定洋五元，今补洋三十六元九角九分，清账。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近代历史资料专刊》之《吴虞日记》（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266～267页。）
据慧远之《〈清儒学案〉编纂经过记略》，《清儒学案》完稿付印，共208卷，计100册，当时印行白纸、黄纸各100部（参见同前，第244、245页）。我们可以粗略估计一下，董康因为这一笔生意，从老朋友手里起码赚了好几万元！
了解了上述人和事，我们现在可以来回答一下几个问题：
1、陶湘、陶洙兄弟伪造“程乙本”，究竟交给那个书坊来印刷？
答：文楷斋。
2、董康知不知道陶湘、陶洙兄弟伪造“程乙本”？
答：当然知道。
“程乙本”是活字本，成本自然要低，印量也不必大。事实上，现存的“程乙本”很少，且多拼凑了从其他藏书家那里得来的程甲本书页。“东观阁系列本”则多雕版印本，成本高，必须要大量印刷销售才能盈利。事实上也是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程乙本”的活字和“东观阁系列本”的雕版，极有可能藏于董康、陶湘和陶洙造假的黑窝点文楷斋库存中。只要找到这些活字和雕版，董康、陶湘和陶洙联手造假售假的骗局就彻底大白于天下了。
如前所引，文楷斋的木版都已交由中国书店管理了。那好，现在就轮到我神勇的公安机关操家伙上中国书店抄家查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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