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国企民企都有混蛋 夜总会里有坏人也有处女
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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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仑。
　　不要惊诧，他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不再是个企业家了。他穿梭于一系列公益组织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参与行动，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些的事业中，获得不同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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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冯仑？且慢。你该更新对冯仑的印象了。看看过去的9月里他都做了些什么：
　　9月的第一周，他带着一帮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台湾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益考察。
　　9月7日傍晚，他在长江商学院“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与几十位中国民间基金会秘书长分享“基金会的治理”议题。
　　9月22日上午，他现身在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展示会，参加阿拉善生态协会主办的“跨界交流，给绿中国”论坛，谈中国环保公益组织未来发展趋势(他是阿拉善生态协会现任会长)；下午他又出现在壹基金和招商银行联合主办的“打造可持续的企业公益”论坛，为招商银行当天上午上线的公益平台造势(他是壹基金理事).
　　10月初，他又要奔赴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主持阿拉善生态协会的换届工作。
　　“我现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与公益相关的事情上。”9月7日夜，在长江商学院为“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作完演讲后，顾不上吃晚饭的冯仑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当时，他脸上露出明显的倦色。这一天，他是在北京郊区主持召开完万通公司的董事会后，赶到长江商学院的，迟到了近一个小时。“以前基本上就两件事，挣钱和花钱，现在多了一件事，每天得研究捐钱做公益。”
　　在公众的视野里，讲话风趣的冯仑曾经是“地产界的思想家”，但近几年中，他讲得更多的是公益话题，变成了一个“公益布道者”。
　　“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此外，公益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好的联系。因为公益，我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冯仑告诉《中国慈善家》，“过两天，亨利?保尔森又要来了。”
　　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野蛮生长》，描写了近30年来民营企业生长的痛苦状态；2011年，他又出版了《理想丰满》，这次书中以生命价值、人民幸福这样的话题作为主线索，体现出这位企业家思维与视野的转变。尽管现实很“骨感”，但显然，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理想国。
　　理想主义之于冯仑，并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1992年，啸聚海南的“万通六君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通过买卖别墅挖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曾闭门反思，讨论出以下深具理想主义气质的共同价值观―“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但直到找到公益这条道路，他似乎才真正体会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过程中“完善自我”的那种乐趣。
　　至今，冯仑共参与和发起了八个公益慈善机构，体现了他对社会多个领域事务的兴趣。
　　从爱佑到阿拉善：弯路与启蒙
　　如果给冯仑的公益路线画一条时间轴，2004年就是这条轴的起点。
　　那年，相识于海南时期的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找到冯仑，提出要建立一家“运用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引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重视组织的竞争力、战略模式的确定及流程的管理设置，实行闭环控制、建立财务报表制度等环节”的公益慈善机构。面对这个创新味十足的公益计划，好奇心十足的冯仑有些心动。
　　随后，王兵又找到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四个人聚在一起，每人拿出100万，建立了一个新型公益组织。2004年12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前身―华夏慈善基金会注册成立，成为《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除了捐出部分注册资金，冯仑还捐出北京万通中心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华夏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场所。
　　由于经验不足、过于理想化、缺乏制度规范，在爱佑基金会成立之初，冯仑及他的公益伙伴曾几度遭遇挫折。比如起初没有明确的救助领域，他们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艾滋病孤儿，就发动身边的一些朋友，每个家庭从河南带一两个艾滋病孤儿回北京，陪孤儿们过暑假。结果，城市生活只是助长了这些孤儿的不良习性。这个项目被叫停。
　　他们还尝试过人工耳蜗项目，通过进口耳蜗加康复训练，帮助失聪儿童恢复听力。每套耳蜗约20万元，再加上海关扣税及不菲的康复训练费，做了几例，效果不理想，再次宣告放弃。
　　通过一段曲折的探索，爱佑慈善基金会最后找到了自己专注的核心业务：救助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几乎与参与发起爱佑基金会同时，日，冯仑参与发起了阿拉善生态协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中国近百位企业家发起的荒漠化防治民间组织。这个组织也经历了从“治沙”到“与自然共存”的观念转变。现在，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会员达近300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每100元的环保投入，阿拉善就占其中的5060元。自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起，冯仑相继做过两届执行理事和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现在正在履行作为第四任会长的最后职责和义务。
　　作为阿拉善第四任会长，冯仑致力于推动阿拉善生态协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并花了很多精力完善它的法律框架，让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能够各司其职。“我觉得他不但是身体力行去推动社会的转型进步，还在机构治理层面有很多更高的思考。他的制度观念非常强，认为任何事情根子都在制度上。”现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刘小钢对《中国慈善家》说。
　　但冯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即便是在2008年，在万通基金会内部，是发挥老板意志还是信奉专业化，也经历过一段曲折。
　　万通基金会变革：从老板意志到信奉专业化
　　2008年1月，在冯仑的带领下，万通地产与控股股东万通实业一起发起成立万通公益基金会。注册资金来源于万通地产、万通实业及冯仑的个人捐赠共计400万元。彼时，万通董事会将对基金会的捐赠规模定为：“万通地产税后利润的0.5%，加上万通实业税后利润的1%。”
　　万通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成立几个月以后，万通基金会才通过召开战略讨论会最终确定，只专注于生态社区建设。身兼多重社会职务的第一任秘书长高中卸任，冯仑开始寻觅一位专职的基金会秘书长。
　　冯仑参与公益慈善，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帮助一些关键项目和重点的人，从而推动中国民间公益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特别需要一些领军人物，“像20年、30年前创办民营企业一样，像当年柳传志、王石、任正非这样的人。”
　　通过猎头，冯仑找到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担任项目官员的李劲。二人在中国大饭店聊了约一小时。冯仑告诉李劲，万通基金会希望以公益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希望未来会成为一个规模不大但非常“专”“精”的标杆性基金会。他希望找到一位长期伙伴。
　　被冯仑的描述所打动的李劲于日正式担任万通基金会秘书长。但他很快发现，无论人员配置、组织架构还是机构治理，万通基金会都差强人意，冯仑直接插手基金会管理事务，亲自审批很多项目。“我基本上就是他个人意志的执行者。”李劲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李劲觉得不靠谱的计划，最终也付诸实施，比如冯仑拿出100万开发他想要的高科技新型垃圾资源回收箱，最终做出来的其实是“新概念、低科技”产品。
　　李劲认为战略之于一家基金会极其重要，并设法带领团队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大纲和管理制度。冯仑却认为没有必要，并反驳李劲：“没有理念就不做事了吗？正如马云所说，你们这些人可以用，你们这些经理人的精神不能用。”
　　真正的转机始于2009年国庆节。在苏州度假的李劲给冯仑手书一封长达十页的《关于万通基金会发展方略的陈情书》，阐明当时基金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基金会发展的建言，“如何有效治理基金会”被李劲作为重点拎了出来。很快，冯仑回复了李劲，提出见面详聊。见面详聊的结果是，冯仑同意了李劲提出的很多建议，并对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达成共识。
　　由此，李劲从治理层面入手，开始着手让万通基金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万通基金会调整了理事会成员，引进各界专业人士，改进项目审核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审核委员会会议，组建更权威的监事团队，邀请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等人加入，组建起一支独立、专业、有效的工作团队。
　　此后，正如冯仑所言，万通基金会与万通公司是“貌离神合”的关系，除了核心价值观一致外，具体业务层面，二者已无太多联系。
　　万通基金会在全国建设的50余个生态社区中，万通公司开发的小区仅占两个。
　　现在，万通基金会十个理事席位中，万通公司只占三席。今年4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结束，冯仑卸去了“万通基金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五年来，他总计为万通基金会捐赠近1500万元。
　　“我们研究过福特基金会的模式。虽然它带有‘福特’二字，其实跟创始人福特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独立、专业、公益的基金会。”冯仑说。
　　“未来，我预计他会完全不参与。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他会提供意见，保证生态社区、资助型、独立和专业等方向和理念不变。”李劲说，“他相信制度，认为做好事情的前提是搞好制度。”
　　制度理性
　　日，冯仑当选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阿拉善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
　　冯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唯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小钢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一个社团，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是一个基金会。二者适用的法律法规完全不同。”刘小钢说。
　　袁天鹏对与冯仑的第一次相遇印象深刻，那是2008年阿拉善的一次理事会上，袁天鹏提交了《阿拉善生态协会议事规则》草案，并作现场解读。“冯仑主动递上名片，似乎对规则挺感兴趣。”
　　“他多次提到基金会跟协会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要走不同的法律程序。”袁天鹏回忆道。
　　在冯仑的一再敦促下，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在冯仑担任会长之前，阿拉善生态协会每个季度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上任没多久就发现，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冯仑开始主导改革阿拉善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冯仑把三者的边界弄清楚后，理事会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以前决策一件事，开三四个小时会都未必能完成。现在两个小时的会议能够解决多件事情。”刘小钢说。
　　冯仑在阿拉善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道。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家长在说话，老婆、孩子都得听着。如果丫鬟、司机都在那里吵闹，这日子还能过吗？”冯仑说。
　　“在冯仑的主导下，阿拉善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刘小钢告诉《中国慈善家》。
　　除此之外，冯仑还初步建立了规范的会员发展制度。之前，阿拉善发展新会员时，朋友介绍朋友加入的情况居多，有些人并非真正认同阿拉善的理念，因此入会一两年后就退出的情况时有发生。冯仑想出了一个点子：通过路演的方式推介阿拉善的理念，让潜在会员加深对阿拉善的认同，“企业家参与公益的价值何在”“企业家参与公益背后的逻辑”等都是冯仑经常演讲的主题。仅2013年一年，冯仑为阿拉善外出路演发展会员已达十余次。
　　“在商业上，冯仑尊重规则，坚持‘守正’。在做公益时，体现出强烈的制度理性热情。这与他经历过中国商业生态从无序到规则建立的过程有关。此外，他还是法学博士，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慈善研究专家分析道。
　　冯仑的制度理性也有不灵的时候。他曾与刘长乐、陈东升、马化腾、王石、万捷等人参与了一家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保护基金会。“这个公家部门特别认真，把基金会当成它的一个部门。我们也不好意思多说，结果做得很沉闷。治理层面上，它就像一个新媳妇穿着一件旧衣服，慢慢地，新媳妇的心也变旧了。”冯仑说。
　　走向世界
　　冯仑个人在公益方面的成长反映出来的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成长。他认为，近十年，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实际推动力，已经超过了台湾。他们在向国际同行学习公益经验方面的热情，也丝毫不让台湾企业家。
　　日至19日，由阿拉善时任会长王石带队，王石、冯仑、杨鹏等16人组成美国考察团，前往美国考察学习公益机构的运作。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首次组团去美国学习公益机构运营之道。在美国，他们考察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美国著名基金会及公益机构，从中学到了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专业的公益组织运营知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专门抽出了一上午的时间，在财政部接见了他们。
　　在那次考察学习中，“永久性公益基金会”“设定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专业词汇，第一次进入冯仑的脑海。“我对美国公益的两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当公益组织不可度量的时候，捐赠人就会有疑虑。”冯仑告诉《中国慈善家》。
　　冯仑也是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等会议上的常客。“我这人好奇心重，我老想扒开门缝看有啥事没看明白，门缝扒完了扒窗户看，实在不行就进去看。”冯仑说。
　　在阿拉善，冯仑也在加快学习国际先进公益机构的步伐，借鉴他们的方法推动中国环保进程。“我们给了生物学家吕植2000万，她致力于保护因滥采滥伐惨遭破坏的三江源。未来，我们可能会借鉴TNC(即大自然保护协会，是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织之一)的模式，租赁一些土地加以保护。”冯仑透露。
　　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时，冯仑与牛根生、张欣一道受到邀请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听了比尔?盖茨讲他在中国雇佣科学家研制疫苗，然后到非洲发放后，冯仑深受启发。“这事有意思，中国的科学家佣金相对较低。此外，比起直接资助病人去医院看病，研发疫苗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公益要讲效率和注重资金的杠杆作用。”冯仑说。
　　他也开始借助外力，实现他的国际化公益与研究梦想。
　　日，由冯仑一人投资的世界未来基金会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于日获得新加坡政府批准，成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现在，冯仑已向这个机构投入数百万元，打造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博士论文奖”及“亚洲垂直城市国际设计竞赛”两个品牌项目。
　　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是这样考虑的，“新加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环境，加上强大的科研体系和教育，可以从更高层面上科学地对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城市发展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能惠及整个亚太区甚至全世界。”
　　目前，除公益外，立体城市是另一个让冯仑兴奋、投入激情和时间的项目。
　　日晚，在哥本哈根“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上，冯仑首次正式向外界阐述了他的“立体城市”梦想，其主要内容是：在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6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至20万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王石第一次听到这个构想时，对冯仑说，“这像童话。”
　　今年，由冯仑联合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王兵等投资人成立的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土地开发规模，已经超过万通地产。“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收支平衡，明年肯定能赚很多钱。”冯仑对此信心十足。
　　“我永远都站在未来看现在。刚开始提出‘立体城市’时，很多人说我瞎掰。我一点都不生气，如果觉得不爽，我就到历史里找，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二百五多得去了。”冯仑笑着说。
　　(责任编辑：DF010)
　　冯仑三论
　　公益改变了我什么；我们改变了公益什么；公益的未来是什么
　　冯仑一论
　　公益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好的对话，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否则我一个地产商，跟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并没有什么交集
　　公益改变了我和世界的交往方式
　　《中国慈善家》：距离你2004年大规模、系统性地介入公益慈善，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了。请你总结下近十年来，你给中国的公益慈善带来了哪些改变？
　　冯：我觉得，做公益其实最主要的改变是自己，不是别人。
　　从你产生把口袋里剩下的两块钱捐给别人起，你就在改变自己了，因为你开始懂得帮助别人。十年的公益历程，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做营利事业，更多的是从社会、市场中去索取。而公益，更多的是给予，它让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更正确、更丰富。在给予的过程中，你也会对索取有新的认识。比如说你在村里取水，你老是把大部分的水取走，长此以往，村里人都应该恨你了。如果你是一边取，一边给别人分一点，剩下的自己喝，大家都会说你好。
　　第二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改变了公司治理，让公司的价值观更加正确。万通本来就有“守正出奇”的核心价值观，行事合规合法，因此20余年来没出过事。但是现在发现，合规合法具有局限性，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好处。因此，我们拓展了“正”的外延，让公司跟股东、员工、上下游供应链及社会，都保持良好的利益分享关系。这样，公司在道义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我发现，近十年来，秉承利益分享的理念后，万通公司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扩大。
　　第三是意识到治理、效率之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以前认为做公益做了就完了，做多了发现做公益的学问挺大，比如说做公益要讲求资金的杠杆作用。阿拉善生态协会，第一年就几千万支出，怎样才能让这笔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效应，这是我们当时关注的重点。推动政策变革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向。我们拿出50万，资助一个课题组，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推动了某个法规中的一项条款的修正。这就是做公益中花钱很少、影响很大的绝佳案例。这就是良好的资金使用产生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改变社会，让社会逐渐往向好向善的方向发展。
　　《中国慈善家》：作为两家百亿级大型民营企业的掌门人，按照你的说法，你投入到公益上的时间、精力多于商业经营。那么，你如何在公益和商业中间取得一种平衡？
　　冯：现在，我不仅要继续把企业做好，还要把公益做好。其实，现在万通的事我不大管了，只是立体城市这块新业务还在管。做公益，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社会的积极面，交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做公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阳光，这让人特别开心。否则，在网络中生活久了，看到的都是闹心的人和事。
　　前几天在台湾，看到台积电CEO张忠谋的夫人在做义工，不拿一分钱，组织义工建设特别人性化的工业厂房。做公益，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快乐且充满建设性的世界里。可能我比较乐观，因此我一直说“丧事当喜事办，喜事当甜蜜事办。”
　　《中国慈善家》：我们在7月份采访过王石先生，我发现你们二位有类似之处，都积极地向西方学习现代公益慈善。同时，都希望引领中国民营企业家到海外做公益。在你看来，在你与西方世界产生联系的过程中，公益起到了什么作用？
　　冯：公益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好的对话，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否则我一个地产商，跟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并没有什么交集。
　　公益还改变了我和世界的交往方式。通过公益这件事，我跟世界上的很多公益组织都产生了联系。我去了三次世界地球大会，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里约，在这些场合感受国际社会对环境的看法、对地球命运的关心。在哥本哈根，我提出了打造立体城市的想法，回来就开始折腾。
　　所以，公益让我改变了很多。原来你不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公益引导你往稍微靠纯洁的方向走，当然，你不可能纯洁到婴儿状态，但是，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人活着还是很有意思的。
　　冯仑二论
　　像爱佑慈善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壹基金等，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
　　民营企业家把公益变成了社会建设的主流
　　《中国慈善家》：你在著作《野蛮生长》中，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在万通公司的发展史上，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也是万通公司多次讨论过的议题。迄今，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发展了30多年。那么，它们身上还流淌着“原罪”的血液吗？
　　冯：中国的民营企业，到今天已经没有原罪了。如果20年前、30年前的民营企业有一点原罪，那也是制度性原罪。所谓制度性原罪，是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而不是企业家个人的原因导致的。制度性原罪就好比一个地方天天流着污水，弄脏了别人的脚，你应该去批评排放污水的人，而不是去指责脚被弄脏的人。
　　其实国企也有一些原罪，有些国企也是通过抽来抽去的资本金注册成立的。这些事，最好现罪现治，逮住了就处理，没逮住就没有。如果有个别民营企业没有做好，那就要按现罪处理。
　　前段时间出了中石化蒋洁敏的事情，虽然民营企业里也有徐明这样的败类，但至少现在大家都心里平衡了。国企民企都有混蛋，夜总会里有坏人，也有处女，大家都是劳动妇女，这事说开了就完了，就没有那么多歧视性的事情发生了。因此，民营企业要更好地做，除了做好营利事业，打造伟大的公司，还要做令人尊敬的公益组织。
　　《中国慈善家》：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发展企业，与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你怎么看？
　　冯：现在大家批评权钱勾结，其实那不是钱的问题。权不干坏事，钱怎么会去找它？权钱勾结，权在前，因为权力行使不当，钱才跟着犯错误。前几年，大家都在说富人吝啬不捐钱，这两年都不说了，曹德旺、牛根生捐了那么多。但是这还不够，只有当不仅企业家积极参与，“人人公益”的理念深入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时，社会才会更和谐。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评价当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
　　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用30年的时间，把企业做成社会经济总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十年的时间把公益事业变成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主流。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中国慈善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你参与发起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基本上都是由一批民营企业家参与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在你看来，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基金会，有哪些优势？
　　冯：企业家的特质要求企业家在做公益时，要把打造治理良好、高效运作且公开透明的公益组织作为目标。这是企业家与其他群体在做公益时表现出来的不同点。
　　我发现，企业家做的公益组织效率相对较高，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在研究公司的运作效率，企业家就是寻求有限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一群人。此外，他们很注重公益事业的品牌和质量，所以像爱佑慈善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壹基金等，都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行业的标杆。这种现象是中国大陆特有的。我很推崇台湾的社会建设，但在这点上，台湾并不如大陆。台湾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准及公益心都很好，但从公益组织的效率层面来看，并非很尽如人意。新加坡的情况也大抵相似。
　　《中国慈善家》：现在，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这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乃至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冯：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参与公益事业，这也是转型时期中国独有的现象。企业家参与公益，不再是简单地把它局限在个体生命的延续，而是从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度来考量。
　　今天，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公益事业中重要的一股力量，其实是社会、政府、企业家自身三者的共同需求。公益组织越多，发展得越好，呈几十倍地发展，社会就会和谐很多，政府的很多工作就可以交给公益组织去做，真正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
　　好多年前，我就跟马云讨论过如何做一家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民营企业不被人尊敬，它就不可能成为经济的主流组成部分，大家就会怀疑市场经济。身为民营企业家，我还是比较自豪的。想想看，如果没有马云、李彦宏、马化腾，今天这日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过了。的确，这些民营企业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现在，房地产行业也要打造令人尊敬的公司，因此万通要做公益事业、做绿色建筑和立体城市。以后，当大家都觉得到国企、民企上班都一样，没准儿民企还更好玩一点的时候，社会就正常了，改革就成功了。
　　《中国慈善家》：与已经轻车熟路的商业相比，公益慈善对于企业家而言还是一块新领域。民营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冯：企业家在做公益时不要公知化，企业家比较从容，但在做公益时难免遭遇挫折，要怀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改变它。公知就是生活在媒体里，天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作为企业家，我们要生活在具体的事情里，要尽力把事情做好，做有效的公益，从中找到企业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定位。
　　其实改革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拆，一部分是建。以前我们比较注重拆，现在建就比较难。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我们在公益领域做一些正面的事，那我们就能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冯仑三论
　　社会转型以后，出现了道德真空，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空洞化，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
　　打造智库是未来公益的一个方向
　　《中国慈善家》：我注意到，你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你是“站在未来看现在”。那么，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冯：未来，企业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比如说打造智库。现在我觉得，常规的公益捐款已越来越多，接下来，从公益本身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从而参与社会建设，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公益这件事，至少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向善，推动国民道德重建和自我重建。
　　四年前，我联合一些企业家在新加坡成立了世界未来基金会，这是中国公民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公益组织，我是唯一的捐款人，每年大概捐赠三五百万。迄今为止，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推动环境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另一件事是资助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总之，我们资助的是可持续发展，未来，新加坡的经验或许能够为大陆的公益提供一个发展路径。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选择在新加坡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呢？
　　冯：为什么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我就是在想，在不同制度的华人地区做公益，应该有不一样的经验收获。我们现在做公益，经验不足是其中很大的一块缺憾，我参与了八个基金会，但都是不同类型的，积累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做法各异，因此必须向国外的公益组织学习。
　　新加坡的公益组织，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治理和监管上非常严格。这与大陆很不一样。对于新加坡的公益组织来说，财务透明、独立审计等都是必须的。这些层面，大陆的公益组织做得还不够好。
　　当然，世界未来基金会主要着力于回馈新加坡社会。世界未来基金会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移民的基金会，我没有移民新加坡，但是很多华人在那边是新移民。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形象很模糊，甚至是负面的。我们建立世界未来基金会，一些华人新移民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虽然目前他们还没有捐款。
　　《中国慈善家》：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定位是什么样子的，你在这个基金会上寄托了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冯：世界未来基金会的未来定位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一直在摸索。也有可能把它完全本地化，更多地回馈给本地社会。当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这部分，实际上对整个华人社会都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也许，世界未来基金会今后会成为一个智库。实际上，我认为未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捐赠会投入到发展智库上，因为智库可以对社会建设、国民价值观的重建起到很大的帮助。现在，说实话，大家的灵魂都是乱的，需要形成新的公民文化和道德伦理。我们现在有8000万党员，2亿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其余的8亿多人都没信仰，灵魂都是飘着的。睡觉的时候一个灵魂，醒来后又换一个灵魂，导致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是不可预期的。假定我们把公民社会建设好，把公益慈善做好，至少大家都是向善的，向善之后价值观就会趋近，价值观趋近之后，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可以预期。
　　另外，道德重建很重要。社会转型以后，出现了道德真空，现在是意识形态碎片化、空洞化，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精神世界。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自我重建，通过建立信仰和学习传统文化获得；二是国家重建，国家要推广法制观念，让公众都相信法律。不相信政治家，不相信某个人，只相信法律。总统是靠不住的，但法律靠得住。
　　《中国慈善家》：在公益慈善领域打造智库型机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想法。这是否是受到了商业思维的启发？
　　冯：在商业上，企业家习惯去开发新领域，在公益上，同样需要去拓展新领域。现在整个公益领域还缺少一个智库，做一个公益智库以完善公益组织的构成，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今年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任期届满后，在阿拉善我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可能会更偏重推动智库发展，争取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打造一家中国最好的智库。
　　智库的类型可以有多种，比如说专门研究如何帮助公益组织成长的智库，以及专门研究社会微观层面建设的智库。
　　《中国慈善家》：对于今后的公益慈善事业，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冯：未来，公益的事情我还会继续做，且会把精力花在对社会、个人有价值增量的地方，做到每一天的生命都有新的增量。我们去美国、台湾投资，这是生意上的增量。在公益上，开拓一些新领域，即是一种增量。这样的话，你在一生中就开了很多好头，生命自然在社会层面能够得到延续。参加公益组织，这玩意儿能延续，死了之后还能被写入公益史。做好事得留名，为什么？好让别人能够借鉴学习。不是学我，而是学这个时代，学这批投身公益的民营企业家群体。
张枭翔】 （责任编辑：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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