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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后，看完这些你关心的问题再买房！
1．多校划片，你的学区房白买了？
教育部：是建议推广，效果怎样，群众感受是标准3月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接受采访时称，多校划片是各地在解决单校划片带来的问题中探索出来的办法，这是目前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举措之一，教育部是建议推广。但各地情况不一，效果怎么样，群众的感受是标准。
2．购房首付能借贷吗？
央行：首付贷违法，首付不能是借来的3月12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商业银行要了解自己的客户，客户的首付不能是借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组织自办的金融事务没有获得相应资质，是违法从事金融事务。
3．北上广深房价会继续涨吗？
住建部：正想方设法稳定房地产市场3月5日，住建部部长陈政高称，目前正在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保持密切沟通，想方设法稳定房地产市场。
3月15日，陈政高再次表示，现在一项重要任务是稳定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价。一线城市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一是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实行严格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而且公布于众，稳定预期；三是增加中小套型的供应数量，特别是搞好保障性供应建设；四是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五是主动发声，引导舆论。
4．中国楼市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崩盘？
住建部：两者不能相提并论3月15日，陈政高表示，中国楼市不会像当时日本一样发生崩盘，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第一，时代不同。日本楼市崩盘的背景条件和今天都大不一样。第二，国情不同。中国和日本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措施不同。
5．房地产税啥时候开征？
财政部：房地产税还在立法阶段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房地产税还在立法的阶段。
6．个税起征点是否提高？财政部：单纯提高征收标准不是个税改革方向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公平，单纯提高征收标准不是个税改革方向，中国将转向综合个人所得税体系。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7．个人二手房交易要缴纳增值税了？
国家税务总局：本次营改增首次涉及自然人3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本次营改增首次涉及自然人缴纳增值税征管，比如个人二手房交易。
购房首付能借贷吗？
央行：首付贷违法，首付不能是借来的
3月12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商业银行要了解自己的客户，客户的首付不能是借的。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组织自办的金融事务没有获得相应资质，是违法从事金融事务。TOP热门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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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语言文学专业论文范文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 ...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语言文学专业论文范文
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 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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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沙寺僧与供春
明弘治正德年间人。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有他与当地制缸瓮的陶工相处、澄练细土、捏制和烧成砂壶的记述。《阳羡名陶录》中所说: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创始篇”称他为紫砂壶的创始人。
供春：又称龚春。生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原为宜兴进士吴颐山的家僮。吴读书于金沙寺中，供春利用侍候主人的空隙时间，仿老僧制壶，制成树瘿壶，寺僧叹服，后以制紫砂壶为业，世称“供春壶”。款式多种不一，受当时爱陶人们的称颂：宜兴妙手数供春。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树瘿壶，是他所制，造型古朴，指螺纹隐现，把内及壶身有篆书“供春”二字，此壶原为吴大澄所藏，于三十年代被储南强先生在苏州一个古玩摊上购得，但缺盖，后由裴石民配壶盖。解放后，献给国家收藏。
目前能确认的最早紫砂壶出土于南京吴经太监墓，墓葬时间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此次考古发掘在一个探方的最下层发现了一批特殊的紫砂壶陶片，其壶嘴的形制和“铆接”制法、高领带鋬罐的口沿形制等不仅与吴经墓紫砂壶如出一辙，而且与金坛明代中晚期井内出土的紫砂壶、罐造型上基本一致，这为紫砂起源于明代中晚期提供了可靠证据。
二、时大彬与诸多弟子
时大彬：壶艺名家时朋之子。他对紫砂的泥色、形制、技法和铭刻，都有较高的造诣，可以说是一比较全面的紫砂技艺专家，因此人们一直把他同供春相提并论。如有些诗中称誉说：“宜兴妙手数供春，后辈还推时大彬”；“陶家虽欲共春，能事终推时大彬”等等。据说，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多模拟供春大壶，以朴雅坚致见长。据说，他的作品达到了“千奇万状信手出，巧夺坡诗百态新”的地步。他曾创制有菱花八角、梅花、六角、提梁、汉铎、僧帽、扁壶和柿形等数十种紫砂壶的款式，但传世者极少，赝品也很多。
到目前为止，刻有大彬款记的出土实物共有六把。
一为大彬款六方壶，明万历，底款：“大彬”
楷书刻款，通高11厘米&&&
口径5.7厘米，1968年江苏省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44年曹氏墓出土。
二为如意纹盖三足壶，1984年出土于无锡甘露乡的大彬壶，墓主人华师伊，其祖父为明代有名的华太师。烩炙人口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就发生在华太师的府上。
三为1987年7月福建漳浦盘陀乡出土鼎足盖圆壶，墓主位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入葬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该壶底部刻款：“时大彬制”。
四为山西晋城出土“大彬壶‘’
紫砂壶通高9厘米,盖径5.8厘米,底径5.2厘米。胎呈紫褐色。壶腹鼓,斗肩,腹以下内收,平底。腹部置管状短曲流,柄作环状,直口,有盖,盖钮扁圆。壶底有阴刻楷书双行直款,为“丁未夏日时大彬制”。
此壶1987年5月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川县大阳镇陡坡村出土。现藏晋城市博物馆。
据同出的墓志记载“墓主人张光奎,仕至山,山西晋城出土“大彬壶“底部刻款东右参政,总二东盐事。生于明万历癸酉(1573)二月初二,卒于崇祯壬申(1632)七月二十三日,谕祭葬,赠光禄寺卿。”张光奎在《明史》中有传。
五为1987年陕西延安柳林乡崇祯十五年墓出土一件“大彬”款提染紫砂壶。壶腹属款：“大彬”
行草刻款，高15.3厘米&&&
口径5.1&6.8厘米&&&
足径5.2&6.8厘米，壶为紫泥胎，紫褐色胎,胎泥比较细腻。通体椭圆造型。盖,子口，与壶身和缝严实，盖面呈弧形，扁圆形盖纽。肩部高耸提梁，提梁轮廓外圆内平，壶的腹部比较扁，三弯嘴，圈足。壶腹部一侧有竖行阴刻铭文
“吟竹养浩然”，属“大彬”款，刻款刀法遒劲，笔画流畅。壶的外壁有类似茶锈黑色斑迹。壶的整体风格古朴典雅精巧。据墓志记载，此墓为杨如桂和他四个妻子的合葬墓。墓主杨如桂，字德磬，号苏庭（明嘉靖36年—明崇祯12年，公元1554年—1639年），曾任职于陕西华亭、凤翔，后又任山西陵川县知县，解任后回到延安。《延安府志》“陵墓”
六为1986年在四川绵阳市城区出土一件莲子壶，腹部刻茶附石鼎屯文火云　品惠泉，大彬仿古。
时大彬诸多徒弟——
李仲芳：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制壶名手李养心之子，时大彬的高足，因家传并师承，造诣很深，所制作品，文巧精工，技艺俱佳，世传“大彬壶”都有李仲芳所作，但由时大彬署款式。当时有“李大瓶、时大名”之说。
徐友泉：明万历年间(公元年)人。
名士衡,他不是陶家出身，但其父深爱当时制壶名家时大彬的壶艺，并与之交往。徐友泉自小拜时大彬为师，他有着造型艺术方面的天才。他对紫砂工艺在泥色品种的丰富多彩方面有杰出的贡献。擅作仿古铜器壶,手工精细,壶盖与壶口能够密不透风。他所制的长爪兽的形态，亦是仿青铜器的形制，所以特别有古拙味道，非同凡响。
欧正春：［明］万历（一五七三至一六二○）间人。擅制宜兴陶器，为时大彬弟子。多规花卉、果物，式度精研。造瓷器曰欧窑，有仿歌窑文片，有仿官、钧窑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盆奁架诸器，颇佳。
三、陈鸣远
陈鸣远，字鸣远，号鹤峰，又号石霞山人，壶隐，清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
陈鸣远是龚春、时大彬之后最有成就的紫砂大师。他上承明代精粹，下开清代格局，影响巨大。清康熙二十五年徐喈凤修《宜兴邑志》时，便将尚在壮年后署名博亦是值的陈鸣远破例录入。称：“鸣远待硬化后，物对紫砂工艺工制壶、杯、瓶、盒诸物，手法在徐士衡、沈士良间，而款识书法独雅健，有晋唐风格。”
陈鸣远技艺精湛，雕镂兼长，是紫砂史上技艺最为全面而精熟的大师。他无穷的创造力为紫砂工艺开拓了更为宽阔的发展道路，其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壶形设计上，陈鸣远跳出明代几何器形和筋纹器形的局限，模拟自然形态塑成壶身。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蔬菜水果、鸟兽鱼虫，无不可以入壶。其造型源于自然，加以取舍并适当夸张，作品生动活泼，富于美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对生活的再创造，开创后代“花货”先河子孙或弟。传世作品有天鸡壶、南瓜壶、松段壶、蚕桑壶、包袱壶、束柴三友壶、梅干壶、瓜果壶等，均是赏心悦目之作，被博物馆及私人爱好者视为珍宝，精心收藏。
第二，陈鸣远扩大了紫砂陶的艺术品类。除壶、杯、瓶、盒以外，他还设计制作了许多
文房雅玩，如笔筒、笔架、笋形水盂、鼎、爵、歇蝉摆件等，造型别致，精巧可人，既是文房用具，又可供艺术欣赏。清人张燕昌写到：“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如梅根、笔架之类。”此外，陈鸣远充分利用紫砂材料独特的质地和颜色，创作了藕、荸荠、蘑菇、胡桃、花生、板栗、菱角、扁豆等仿真果品，栩栩如生，几可乱真，深得人们的喜爱。
第三，陈鸣远与文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给紫砂作品带来幽雅的文化内涵。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晚妍）交尤厚。”文中涉及的张氏（柯）、汪柯庭、曹氏（廉让）、马氏（思赞）及杨中允等人，都是载入史籍的文人学士，有的工诗文，有的善绘画，有的擅书法。他们将陈鸣远邀请至家中，制作茗壶，切磋陶艺。这些文人直接参与壶形的设计、壶款的选择或拟订，甚至亲笔书写壶款，如曹廉让书款的天鸡壶（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这种作品必然体现出浓厚的文人意趣。陈鸣远本是极有天赋之人，在文人学士之间长期的耳濡目染，其文化艺术素养逐步达到很高的境界。这充分体现在陈鸣远的壶款内容、刻款书法及款与壶的配合上。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南瓜壶，款曰：“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引用西汉初年秦东陵侯召平弃官为民，种瓜长安的典故。表达了作者淡泊高远的心志。壶形自然生动，款式内容紧切壶形，寓意深刻，刻款书法亦很精妙。如此紫砂壶，已从民间的日用品，变成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张燕昌在王汐山家看到陈鸣远的一把紫砂壶，其底铭日：“吸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读后感慨地说："鸣远吐属亦不俗，岂隐于壶者与？"（张燕昌《阳羡陶说》）
正是陈鸣远将紫砂艺术带入大雅之堂，而后来备受推崇的曼生壶，则是紫砂艺人与文人合作的又一典范。
四、曼生壶与曼生遗响
陈曼生：号曼生，其名陈鸿寿
，字子恭，浙江钱塘(现杭州)人。陈鸿寿官运似乎并不“亨通”，只做到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但他在艺术上十分成功。从根本上说，陈鸿寿的主要成就不在诗、书、画方面，在文人荟萃的乾嘉时代，大学者、大书画家云集，同他们比起来，陈鸿寿的作品似乎还稍逊一筹。但能够使他在艺坛上暂露头角的，是他的篆刻，他以精湛的技巧和艺术激情，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丁敬、蒋仁、奚冈、黄易等齐名，成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70年代初上海金山县清嘉庆八年（1803年）候补道王玷山墓出土，为竹节形扁壶，胎呈紫红色，遍体呈竹节形雕刻及竹叶纹饰，并有篆画题字。腹部阴刻“单吴生作羊豆享”金文八字四行，后署“曼生”楷书阳文款。据记载在溧阳为官期间，当时文坛名流聚集，他和钱叔美、汪小迂等关系甚密，期间又结识宜兴的制壶名手杨彭年、杨宝年、杨风年兄妹，对紫砂茗壶产生浓厚兴趣，并聚集了郭频伽、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等一批书画名家共同设计，创制茗壶造型十八式，每式都撰拟题铭，分别书写，由杨氏兄妹、邵二泉加制，曼生在壶上题铭书刻，这些加工制作的茗壶正契合了中国文人雅士在美学上追求幽野之趣的理念，在当时极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故称之为“曼生壶”，这就是“曼生十八式”的由来。
半瓢壶也叫曼生壶，以半瓢为器身，流短而直，把成环形，盖上设弧钮，把梢印“彭年”，底印“阿曼陀室”。如上海博物馆所藏曼生壶提，此壶为杨彭年制作，壶身铭：“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曼铭频迦书。”陈曼生撰铭，频迦是曼生的幕僚，姓郭名祥伯，号频迦，其人善书，是陈曼生好友之一。此壶造型简洁、别致，是瓢形和东坡提梁形的结合，经过壶艺家的提练和重铸，即不是形合，而是神合。瓢和提梁皆产生了质变，更加古雅秀美，另有一番风韵。杨彭年与陈曼生配合制壶，大兴文人壶风，使紫砂壶和诗、书、画、印合为一体，将此砂壶艺导入另一境地。诗画与壶艺相结合，共同构成“曼生壶”的意境，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曼生壶”的魅力所在。
陈曼生前无古人的创新举动，对文人参与紫砂壶创作有巨大影响，许多文化人步他后尘，加入到设计、装饰紫砂壶的行列中，也具有相当的成绩，如朱坚、瞿应绍、梅调鼎等人。
：字石梅，一作石楳，又作石眉、石某。擅长人物花卉，工鉴赏，多巧思。沙胎锡壶是其创制。
瞿应绍：字子冶，是继曼生、石梅后又一位与砂艺密切结合的擅长金石书画的文人。他所装饰的紫砂壶，印章及书画镌刻，格调高雅，韵致怡人，时人称为“三绝壶”。
梅调鼎：字友竹，晚号赧翁，晚清慈溪县城人。道光十九年（1839）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去世。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节奏舒和，品格高雅，洒脱沉稳，在虚静中炼气化神，以神使毫。他的壶铭更是俊骨逸气，淳质灵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款用极简练的文句，既点壶型又说茶事，书艺壶铭皆臻绝诣。
五、惠孟臣和水平小壶
惠孟臣：明天启、崇祯年间荆溪人，著名壶艺名家。“孟臣”姓惠，是从听泉山馆珍藏的白砂大壶中得知的，根据是此壶底款有“天启丁卯年荆溪惠孟臣制”楷书十一字。
1975年在广东陆丰明末清初的黄廷霖墓中曾出土过一把惠孟臣手制的紫砂壶。
惠孟臣壶艺出众，独树一帜，作品以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所制茗壶大者浑朴，小者精妙。善于配制多种调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壶式有圆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圆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壶最具影响，十七世纪末外销欧洲各地，对欧洲早期的制壶业影响很大。据说安妮皇后在定制银质茶具时，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壶。孟臣所造小壶大巧若拙，移人心目，以擅制小壶驰名于世，后世称为“孟臣壶”，这种小壶特别适合于饮功夫茶，因而风靡南国。后期专制朱砂几何形小壶，造型奇、体积小、工艺精。这种壶式为后世水平壶的前身。孟臣壶工艺手法极洗炼，富节奏感，尤其是壶的流嘴，不论长或短，均刚直劲拔，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壶体光泽莹润，胎薄轻巧，线条圆转流畅，成为孟臣壶突出的风格特征。清人金武祥在他的《海珠边琐》中说：“潮州人茗饮喜小壶，故粤中伪造孟臣、逸公小壶触目皆是。”迄至今日，紫砂艺人仿造孟臣小壶仍比比皆是。水平壶作为特定的壶型，它符合功夫茶茶人“三山齐”的审美要求。
六、圣思和紫砂桃杯、潘虔荣、杨彭年、王南林、邵旭茂、邵友兰、邵友廷、万泉
圣思和紫砂桃杯
紫砂桃形杯，由杯和座组合而成，通高8.4厘米，杯高7.0厘米，口径10.5厘米。它以连枝切开的交桃作杯，内外壁平整乌润，整个杯将桃的枝、叶、果有机相联。桃子丰硕肥大；与杯柄相连的枝干，古老苍劲，盘屈连叉，蕴含“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之意。参差扶疏的大小桃叶，紧贴杯壁，显得意气风发。枝端上的小桃，为老桩增添了活力。而稍稍伸出的叶端、小桃和枝干，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正好三足鼎立，成了杯底的三个支撑点，使桃形杯稳定在底座上，桃杯外沿下，还刻有“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诗句，署名“圣思”，并钤“圣思所作”阴文小印一枚。
“圣思”，其人不详。不过，储南强先生曾于1924年请裴石民(公元年)为桃形杯配置底座，内有题记，曰:
“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廿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壶底叶小损微跛，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托，中虚而涵纳之，趾乃足。遂为之记略，兼扬其艺绝，以光于陶史为二美”。
潘姓，字菊轩，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76岁还有作品问世，是长寿之人，《宜兴
县志》把他列在长寿耄耋之列，为当地砂艺老前辈推崇。高熙在《茗壶说&赠邵大亨君》一文中，曾提及“菊轩”：“
……近得菊轩掇，亦苍老可玩，然不免岛瘦郊寒……”高熙把虔荣的作品与邵大亨相比，标准无疑是相当高的，一句“亦苍老可玩”足证技艺不凡。虔荣有“莲子壶”传世，其风韵可追明末传器，流之圆润，把之曲巧，丰满流转，实属佳器。
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清嘉庆年间制砂壶名艺人。生卒不详。荆溪人，一说浙江桐乡人，弟宝年、妹凤年，均为当时制壶名艺人，善于配泥，所制茗壶，玉色晶莹，气韵温雅，浑朴玲珑，具天然之趣，艺林视为珍品，当时常为溧阳知县陈鸿寿制作《曼生壶》，历来为鉴赏家所珍爱，现有《钟式壶》藏于上海博物馆。他善制茗壶，浑朴雅致，首创捏嘴不用模子和掇暗嘴之工艺，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
王南林：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制壶名家，善制彩釉紫砂器，闻名于世，有《素身圆清壶》传世。
邵旭茂：清康熙、雍正年间宜兴上袁村人。制壶学明末陈三呆子。其壶，质坚如玉，造工精细。壶底有二印，一为“荆溪”篆书椭圆印，一为“邵旭茂制”篆书方印。其款式记载于“阳羡砂壶图考”。有《鼓腹提梁壶》传世。
邵友兰：生于清乾隆末年，殁于同治初年（1795），为清中期紫砂名家。道光年间曾为清宫制作过贡品，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收藏他的传器。邵氏与“符生邓奎”、“邵二泉”等名家同时，常有印记留在制器上。所用印章有：椭圆式带边纹的“阳羡邵友兰制”、带边框“友兰秘制”，盖内钤“友兰”、“真记”楷书小章。铭刻一般署“二泉”。
邵友廷：邵友廷，清朝道光至同治年间宜兴上袁村人，他精工壶艺，尤其善于制作鹅蛋壶和掇球壶。邵友廷成名于邵大亨之后的一位制壶名家，形制尚朴，技艺腴丽。并传继子程寿珍，为其造就紫砂艺品的坚实基础，成为屡摘国际金奖的名手。是近代制壶名家程寿珍的养父。
：姓蒋名德林，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据光绪《宜兴县志》记载：德休“百艺极精，凡茗壶、花盆、杯盘及一切书案陈设器具，色色工致，为一时之冠”。
七、邵大亨和黄玉麟
邵大亨：川埠乡上袁村人,清嘉庆间（）制壶大家。他在少年时就享有盛名，是继陈鸣远以后的一代宗匠。他的制壶以挥扑见长，尤其在制简练形体，如掇球、仿古等壶，朴实庄重，气势不凡，更突出紫砂艺术质朴典雅的大度气息，他的壶“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也”。其鱼化龙壶，伸缩吐注，灵妙天然。他的作品在清代时已被嗜茶者及收藏家视为珍宝，有“一壶千金，几不可得”之说。可见当时他的壶艺声誉之高。现有《鱼化龙壶》、《掇球壶》、《风卷葵壶》、《一捆竹壶》藏于南京博物馆。
：生于清末（）的制壶名家，为邵大亨之后又一重要的制壶大家，他所制的壶选泥讲究，作品莹洁圆润，精巧而不失古意，灵妙天然。有说他“每制一壶，必精心构选，积日月而成，非其重价弗予，虽屡空而不改其度”。曾经被吴大澄和顾茶林先后请到家制壶。吴大澄是当时的金石收藏家，黄玉麟在吴家时能看到很多古代的铜器和陶器，他把这些古器物的艺术特色融化到紫砂壶的创作中，使他的壶艺更加精进，名气大增，给后人留下不少佳作，如“鱼化龙壶”、“供春树瘿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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