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第3次作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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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第3次作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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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概览
　来源：光明日报　古远清
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赞之者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攻之者曰“呈现瓦解状态”，“真正的批评家缺席”、“失语”。其实，应该承认，90年代的文学批评比起80年代来，“学院派批评家”与“专业批评家”营造的“贞观之治”的盛景虽已不复存在，但它舍弃了80年代那种对多元文化的盲目乐观态度，而对现代化批评在人文的意义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90年代的批评家们不像过去那样浮躁和焦虑，只满足于把西方文论一次次搬进来囫囵吞枣，而是开始重返家园、重建家园，寻找自己的话语。在处理西方与中国传统、自我与他者关系上，也不再搞二元对立，而是在更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寻求建立有东方特色的话语体系。如有人所倡导的“圆型批评”，就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圆的思想的合理内核。”“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企图建设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使它越来越成为与社会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90年代的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有以下六个特点：一，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的研究，而面对现实，跟踪当前的创作现象，及时作出自己的反应。对贾平凹、王朔作品的评论，对《九月寓言》、《曾国藩》的艺术分析，对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的评论，均说明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改善了，贴近了。在文体研究中，散文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可近年来对散文创作新现象的研究、对余秋雨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讨，也显示了散文评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甘居下游。但评论家们爱走极端。当他们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建设的时候，又有人去效仿思想家做宏观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如写得好，的确却能给人高屋建瓴之感，但显得大而空的，却很常见。这种批评的一大特征是爱用大词，诸如“全球性”人类。这种“全球性”的滥用，使80年代风行过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相形见绌。这便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疏离。这就难怪有新的创作现象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作扎实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对此缺乏热情乃至不屑一顾。对“新写实”小说的分析算是例外。到了1996年，又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问题。这种提法表明了评论家对创作倾向的关注。但这种“冲击波”的“旗号”能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则还待推敲。一方面说评论与创作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又说“疏离”，乍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评特征：批评家对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复杂文学现象把握不透，时而紧跟，时而疏离。疏离的原因，除有些批评家改变写作的路线外，还因为90年代的创作不如80年代那样，能激发批评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二，评论家队伍有新的分流和调整。像下海经商、改行写小说、改写文化评论等等，确有一些实例，但这些，似也不足以证明有些人所说的在“胜利大逃亡”。至于说学院派评论家都忙于“去码理论学术‘砖著’”，造成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离，这是典型的情绪化评论，带有主观随意性。以北京的评论家而论，他们仍写了许多即时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并没有消弱他们对“文本”的感受能力和锐敏的洞察力。何况，90年代还涌现了新一代批评家。三，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从前“十七年”时期就开始了。但那时的研究，清一色是当时文学运动的注脚，拒排个人化的审美意识。新时期以来出版的30多种当代文学史，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些文学史，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定位，使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但这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其缺陷也异常明显：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论的叠加，且忽略了台港澳文学。进入9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了改变。突出的标志是首次出现了私家治史（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全是集体编写），这就是洪子诚根据他在年在东京大学访问期间整理的讲稿《中国当代文学概况》（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此书和他参与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书名几乎相同。但体系、内容和研究视角大相径庭。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处理、“重建”40年来的文学材料、现象时，不受流行的观点束缚，敢对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新的阐释。具体来说，在论述50—70年代文学时，描述了从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下编则揭示了这一文学规范在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热情的肯定。在框架处理上，该书没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组合方式，而着重描述文学现象的出现、变迁的过程，但又不像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那样以论代史，而是史论结合，在同类教材中显得一枝独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书是目前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最有独创性的一种。目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但相信很快会“出口转内销”，促使祖国大陆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变革。在台港文学研究方面，90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业业写出一批有一定质量的专史，为整合分流的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四，有关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前者，由学术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自发掀起，不少作家积极参与。在长达3年之久的讨论中，正视了世纪末人文精神危机问题，反思了知识分子在精英神话受挫后重新定位的时代课题。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王晓明，曾把讨论者的一些看法概括为：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危机之中；二、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从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地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这场讨论总的说来是在学术民主、自由的气氛下进行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但讨论时由于各人对人文精神的内涵理解不一样，论证不够严密，有大而不当的毛病，且思想交锋不够，因而这场讨论陷入了形式主义，与人们的生活世界相脱节，收获不甚明显。五，媚俗倾向严重，标“新”立“后”之风劲吹。一些批评家热衷于抛出诸如新生代、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新市民和私人写作等旗号，还有后现代、后批评、后殖民、后崛起、后朦胧之类的新术语。树这些旗号和术语，多半是为了一本杂志的畅销或某个作家群的推出。在商业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时代，文学在走向商品化，文学批评适当用一些营销手段，似乎无可厚非，但提口号和术语总要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要能符合文学发展实际和作家创作实际。但上述口号和术语，除少数外，大都缺乏理论的建树，经不起推敲。和这种文学包装化的倾向相联系的是作家作品研讨会的流行和泛滥。对优秀的或有特点的作品开个研讨会，请有水平的评论家来会诊，对提高作家的创作水平无疑有一定的帮助。但当这种形式被无限地使用，尤其是搞“有偿评论”，使批评家成为作品的广告商时，这种作家与评论家的合谋（而不是合作）就不值得赞扬了。六，不断出现“文学事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神圣的文学再也神圣不起来，作家感到了困扰，批评家们陷入了困惑。为了对抗这种商品大潮，更好地推销自己的精神产品，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先是有王一川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茅盾被除名，金庸等人取而代之的“事件”。到了1997年，则有所谓“马桥之争”事件，作家与评论家、评论家与评论家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对簿公堂。其实，作为文艺评论，求诸法律判决谁是谁非，不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我们提倡通过正常的文学批评解决问题。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听了后可以反批评，另方面也要相信时间、相信读者，不必慌忙采用法律手段裁决。在90年代，还有对谢冕等人主编的两部《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争论或曰“事件”。这几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一些选家（编选也是一种批评）操起了剪刀和浆糊，编了名目不同的各种“作品选”、“精品选”。而这两部由名牌大学教授出面编的“百年文学经典”，将这种“编选热”推上了顶峰。由于是近距离观察，且编选标准不统一，更重要的是编者以文学史的名义给一批作家作品打上“经典”的纹印，因而引起读者以至入选者的质疑。由于批评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干扰，也由于评论刊物纷纷关门，批评文章只好寄生在报刊上，因而90年代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显得灵动、轻盈，不如80年代厚实、凝重。这除了上面说的和商业营销术入侵了文学批评领域外，还受了缺乏理论意义的无谓论争的骚扰。这种骚扰有时还发展为伤害性批评。以上论述的90年代文学批评其实只是年间的文学批评。但受市场化、商品化的制约估计今后仍不会变。总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求得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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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湖南省张家界市委书记：杨光荣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唐洲雁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 何亚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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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于11月22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新一届主席团。主席：王安忆；副主席：孙、赵长天、叶辛、赵丽宏、王纪人、陈思和、秦文君、任仲伦、陈村、王晓明；秘书长：臧建民。
叶辛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叶辛的名字和《蹉跎岁月》《孽债》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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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观感：2006年度的上海文学
　　2005年10月巴金病逝后，上海乃至中国文学的后巴金时代开始了。　　　　2006年对上海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让我们听听2006年上海的文学脉动吧。　　　　（一）　　　　2006年上海文学的年度事件与以往相比，值得诉说的标志性事件减少了很多。从作家作品到批评话题，好像都陷入一种疲软的虚弱状态。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最近上海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吗？有什么文学话题吗？言下之意，上海没有什么有分量的文学值得谈论。对上海的文学编辑而言，上海作家稿源不多并不会影响到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他们完全可以从全国四面八方组稿。上海一些文学期刊和文学类图书的销售，也不完全依赖上海一地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上海的文学读者的选择范围，大概在中国应该算是条件最好的。除了北京，上海是新书流通最快的空间。在文学阅读上，上海的速度和文学气氛实在并不在其他城市之下。我们不妨到上海书城、上海图书馆、地铁季风书苑，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大附近大大小小的书店去看看，文学类新书始终是书店重要的支柱之一。还有各类文学讲座和文学活动，对普通读者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只要愿意，那些最著名的作家、批评家，乃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书店或图书馆的文学讲座中都还能见到。至于上海的文学写作者，大都也没有放弃文学写作。一年中忙忙碌碌，大多数时间还是放在与文学相关的事业上。至于作品的多少，假如与北京、广州这些城市中的专业作家相比，大概也不在别人之下。　　　　可这并不意味着上海的文学没有问题。问题之一是上海文学在硬件上不再有任何优势。很多谈及上海文学的人最愿意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当时国内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同时拥有那么多重要的作家，和那么多有影响的出版机构、文学杂志。鲁迅、茅盾、巴金、郑振铎、钱钟书、施蛰存、傅雷；《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北斗》、《现代》、《文学杂志》、《论语》、《申报?自由谈》等。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例，当时中国出版业80%集中在上海，单单有案可查的出版公司就有200多家，如果再加上一些皮包公司，数量就更多。这些出版机构的存在，是上海文学空间得以繁荣的硬件建设。每一个出版公司都有自己的编辑、印刷和发行人马，这些机构要运转，一需要有精通文字的行家；二需要大量文字稿件。单这两项，为上海创造了多少文学发展的机遇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到上海来讨生活，形成了书局报馆林立，亭子间作家风靡的文学壮观景象。廓大的文学空间，众多的发展机会，大运动量的写作训练，无限度的切磋磨合和便捷的信息沟通，造就了很多大师和准大师级的文学人物。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1928年初到上海时，与一般的文学青年并无差异，但当他一年后离开上海时，整个文学气象就完全改观。可以说，大上海造就了沈从文的大师视野和文学气象。后来他尽管长期居住北京，但京海对照，他怀念的还是上海的文学氛围。那种别样的跳动着燃烧着的上海之心，是驱使很多中国现代作家不断创作的动力，也是很多人在上海时不觉得，一旦离开上海，便会恋恋不舍的。对照之下，今天的上海失去的不是具体的哪位作家，或具体的哪部作品，而是出版的中心地位没有了。现在上海只有一家文艺出版社。如果是巴黎、纽约、伦敦，都只有一家文艺出版社，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局面？还会有文学巴黎、文学纽约、文学伦敦？还会有萨特、罗伯?格里耶、奥尼尔、凯鲁亚克或是T?S?艾略特？同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如果不是因为有众多书局报馆，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还愿意来上海定居吗？对文学而言，失去了出版这一文学生产基地的有力支持，就意味着硬件方面的优势不再。多少年来，有多少上海的文人雅士梦想重振上海的文学辉煌，但似乎都没有想到文学的振兴是需要自发的社会凝聚力，对文学而言，刻意的培植，只会产生一批附庸风雅吹嘘拍马的玩家和策士，决不能诞生有风骨的文学。而那只将作家、批评家拉拢在一起的无形的手，正是众多出版社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良性竞争。历史上，上海的每一家杂志社、出版公司周围，都有自己的文人集团。鲁迅之于北新书局，郭沫若、郁达夫之于泰东书局，茅盾、郑振铎之于商务印书馆，巴金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朱自清、朱光潜之于开明书店，施蛰存之于现代书局，等等。而现在，有那么多的文学青年和各种艺术家“北漂”，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海漂”。敢为天下先的海派文化特性，在今天似乎也只是广东人、温州人的概括，而不是上海文化的指代。　　　　（二）　　　　上海文学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也是上海文学非议最多的时候。像周作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上海文学的“上海味”、“流氓气”的批评，上世纪三十年代“京派”作家对“海派”的鄙视，从今天的立场看，这些被批评的对象并不见得艺术上全都是不堪的。倒是有些批评是批评者站在过于严正的文学立场上，对多样和成长之中的上海文学的不理解、不接受。　　　　上海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海”，所谓“海”，一言以蔽之，即无所不可，无所不能。中国之大，难得有地方可以像上海这样包容各种文学样式和各种艺术实验。记得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论述上海一地小说繁荣的原因时，归结的第一条原因就是上海的大小报纸十分活跃。这些大小报纸，有不少品位并不怎么高洁，但对文学空间的建构而言，水太清则无鱼，对上海文学的“海味”，可以批评，但不能全面抹煞。以那些严正的批评为例，“京派”的纯正立场纯正是纯正了，但艺术类型变化多姿、生动活泼的一面却没有了。所以，“京派”作品脱不掉故都的暮气和单一。“海派”有俗的地方，优势是大家参与，从通俗文学到革命文学，终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各方神仙，各显神通，硬是创造出文学的繁荣局面。“海派”在发展过程中，有“海派”，也有对“海派”的批评，“海派”是需要批评的，“海派”是在批评中成长得更加健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上海文学的最新发展，我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文学争议虽多，但值得关注。　　　　对上海的城市记忆和身分认同，文化上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有人概括为怀旧。“怀旧”最早在西方是作为一种精神病理现象引起精神病医生的关注，从19世纪开始，被当作某种文化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今天在很多文化研究中，怀旧被当作对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一种文化反抗和拒斥力量。　　　　当今上海的文化怀旧得力于这样的基础：一是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上自我认同的需求。从1949年以来，上海大概从没有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那样渴望在文化上确认自己，而且确认的对象是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石库门、上海的里弄公寓。上海文化的寻根热就像世人眼中的上海人。大概年轻的文化都有这种胎里病，就如欧洲人眼中的美国文化，说美国人没文化是一种偏见，说有文化实在是太抬举了他们。不到200年的上海文化，在悠久的中华文化眼中，再怎么表现，总还是幼稚年轻。二是文学上，张爱玲成为上海的名片，当代作家有意无意都在与张爱玲对话。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程乃珊在《蓝屋》中无意间表达对昔日上海生活的怀恋，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上海一些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新旧上海的声光化电和声色犬马。三是上海的期刊、出版和研究者共同打造上海文化意识。《上海文学》率先举起“新市民小说”，随后有《小说界》的“70年代生作家”、《萌芽》杂志的“80后作家”；文学批评中有“文化中心南移”说，学术研究中对城市化进程的强调，这些都促进了上海城市文化意识的快速增长。　　　　新世纪以来，上海文学中增长最快的大概是一群进了文坛但不被文坛元老接纳的“80后作家”。精神气质上，他们最接近历史上的文学“海派”。他们从“新概念作文”起家，作品大量流传于各网站，文字接近，口味相似，混杂在一起，有时难以辨认，但“作文味”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多都是靠卖文为生，除了一支笔，没有其他胜业。如果时光倒流80年，他们很可能扮演的就是海上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这样的角色。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兴起，包天笑们被斥为“文丐”，从此处于进入文坛却不被新文学家接纳的尴尬状态。但到了新世纪，尽管新海派作家们也被文坛一些人视为进了文坛却还不是作家，但新海派根本鄙视这个文坛。韩寒认为文坛是个屁，而自己创作的才是“纯文学”。一些网络粉丝扎硬寨、打死仗，群起而攻之，硬是逼得评论家白烨将自己的博客关闭。新文学在新海派面前好像只有退却的份。要不新海派就是21世纪的新文学。仔细寻味新海派，“慧眼”发现他们的，都是一些文坛中人。“新概念作文”的初评和终评委大都是全国各地请来的教授、知名评论家和作家，也应该算得上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级别的人物，经这些人士鉴别出来的文学人才，当他们登台授奖时，似乎没有什么批评意见，但一轮到这些年轻朋友自己发表作品或出场发言时，好像异议就多了。新海派的策略是借助网络，呼朋引友，结成战线。总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现象方面，海上文坛有很多热闹的景观，如果在不少人眼中这算不得繁荣，那就算文坛喧嚣吧。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活泼。在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气氛的世界中，毕竟，这些新海派人士还没有世故。他们不会想到要代表上海文学，就算他们蓬蓬勃勃地发表作品，也没有评论家指出他们是上海文学中的一支。至于这些新海派作家也没有想要在自己的创作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建立起什么联系。他们只知道《萌芽》杂志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如此而已。　　　　（三）　　　　看官，你可能会暗暗发笑，笑我讲上海文学讲了半天，还是对这些新海派人物寄予很多希望。我想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给上海文学算命，而是在谈自己的观感。我是从文学宏观发展角度来谈问题的，一路讲下来，旧的新的，老的少的，难免都会讲到。网上公布了余秋雨先生在2006年11月在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嘉宾智库”创立仪式上对上海文化的批评，余秋雨认为上海不要再对海派文化执迷不悟了。我的感觉是余秋雨对地域文化的批评不一定有道理，但聪明的余秋雨先生此时此刻奉劝海派文化的痴迷者悬崖勒马，颇有既往不咎的弦外之音。　　　　我确实不相信文化奇迹会在今天的一个城市产生。但一个城市的文学也不会全线萧条。从国家着力打造的文化产业看，上海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基地。据日《文汇报》消息，2005年度上海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为13.2%，占上海生产总产值的5.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在这其中新闻出版产业提供的产值占据诸多文化产业项目的第二位，其他像文艺演出服务等，也有自己的贡献。这些都直接间接与上海的文学发展有关。如果没有上海文学工作者的贡献，上海的报刊、上海的出版、上海的戏剧、上海的演出市场，都不会像今天这样活跃。所以，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考虑，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文学都将会纳入执政者的政策范围。理论上，一定会将繁荣上海的文化、文学作为长期政策。再退一步讲，上海的文学其实还有更多更广的存在。上海的文学爱好者不计其数，中间不乏佼佼者。别的不说，单单那些门户网站中开博客的上海写作者就当以万来计数。这些潜在的写作大军，造就了上海文学这个深不可测的浩瀚大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文学世界翻腾起滔天巨浪。记得有位研究者说过，今天的中国有两个文化世界，一个是公开出版的文字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世界。相对于已经出版的文学作品，可能网络之中的文学鱼龙混杂，水分比较多。假如我们将10年前中国网络上传播的文学，与今天的网络文学相比较，那种长进大概是不用多说的。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汇聚到网络世界，不仅文学创作，还有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总之，一个活跃的网络家园对发展之中的文学将是一种帮助。说不定，几年以后，更多的文学年度景观会从网络世界跳跃出来，我想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选稿:芦村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杨扬
上海作家协会与东方新闻网联合主办
文学会馆网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02月15日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