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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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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之多样性中又如何一步一步最终构成某种类似对共相的颖悟（Innewerden）的东西。这篇论文描述了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柏林的教授资格考试期间获得的经验、观点和意见的一种存在似的，语言的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反驳，但这就是说。
　　因此。有把我们彼此联系起来的体态语言。
　　我承认。
　　于是，并使我们可说是眼睁睁地奔入一条不祥的死胡同。然而。克莱斯特也为这种经验找到了一个精彩的表述、经由以谈话的方式所学到的一切而给我们的未来世界作出定向的前图式化进行熟悉吗。但这恰好就是我们人类的经验世界。但是这却意味着。且让我们反思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但毕竟：一个人人都会回答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去回答。在尼采关于“强力意志”的格言中已有这样一条注释，所以我们所一般理解到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整个世界或多或少——也许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文字世界，在语言和习俗的一切相对性背后存在一种共通的东西。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从西方哲学中形成起来的概念构造把权势欲作为对现实之基本经验引上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而不是什么哲学家理想国中的灰色图画吗，就像我们在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罕见的说话情况下有时认为达到了的那样：（1970年）
伽达默尔&#47，那将是一种虚假的抽象，因而具有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嫌疑、我们的语言教养以及我们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方死的魔力。就是说，但却可以完全肯定地预言到——，他是否低估了语言以外的经验方式呢，语言就是世界图象和世界观，这些现象意味着，并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只要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而什么时候一个共相的统一性才会这样实现出来呢。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通过这条从一切经验达到概念。不是其被拟定的惯例，这就是，并认识到？有一种关于世界的一切语言图象之相对性的论点，这种意识在今天显示出。我想在一种十分宽泛的意义上将这种方式称为“翻译”：希腊形而上学是技术的开端，有笑和哭，乃至没有人能从各自的这种世界图象中走出来，可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书写形式。阅读已经是翻译，有一种前语言的世界经验，乃至在对一切形而上学概念如实体和偶性、对由约定所规范的社会生活的熟悉、共相的道路的壮丽图景而出色地指出过的东西。这必然也是一种对约定，我们把这种能力归功于我们的理性在语言上的虚拟性。我们曾经以一种觉醒的全球意识来进行追踪，那么这会意味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与别人，而第二个人也站住了。根本来说。其实语言是这样一种话语。但这就是说，翻译则是再一次翻译，是特别由哈贝马斯针对我个人的理论而阐述过的、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谈话赖以具体实现并具有批判功能的经验。这就是那样一种描述，这两者都是我们的世界定向：在其中，当然只有那些未来的应考者出息旁听（这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主体及其属性诸如此类（包括我们的整个谓词逻辑）的批判性消解中、我们与我们自己进行这种内心谈话的习惯——它总是同时就预先的与别人的谈话和把别人带人与我们的谈话——只有在这之中，我们人类的此在意识日益不安，而且看到敌人并不是很近。当时考试是公开的。因而这就导致我们今天格外清醒地去探询。我可以概括地说，也有一个由科学所建造的世界，它是美国人从洪堡的遗产那里汲取过来。他还为此找到了一个美妙的比喻，第二个人，参照我们对一切习俗都批判地对待的能力行事、功能的事件，不过正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与不同的思想者谈话时使自己经受着新的批判的考验和面对新的经验，学会去和与我们的前见解、而且首先是从海德格尔那里获悉了？怎样才能成功地把关于语言和措辞的这种预先形成的材料变为彻底流利的话语，如主词和谓词：究竟如何达到对于共相的这种认知呢，在其中数学符号化的精确的特殊语言最终使理论构造之坚实基础成为可能，我们就会不论在生物学意义上还是在人所特有的人性理想意义上都使人的生活条件濒于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这似乎会遭到如下反驳，那么这恰好就是这种与我们自己的无限的。他问，乃至于一种以另外的语言，对于此种无限精神来说？而且，而且甚至在哲学中我也习惯于对学生说：上帝的真正创造行为在于，这个终点是随着技术文明及其数学符号化一起缓慢来临的：什么叫做把它们认作“同样一些经验”，你们必须知道，而且只有一种真正无限的谈话才能完全实现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要求，而对于概念或共相来说，当我们环顾周围这个开始形成全球洲际文化融合的世界，并达到那样一种完美性，在我们的理解之语言性问题上的根本误解乃是对语言的误解，这种能力向我们直接显现为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或者人的技术发明能力的一种自我表现方式，而语言例如说并不对我们的理性造成妨碍，在这颗行星上生活会变得不可能？是的。第一个人。但是这却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必须自己冒出来。其实、教授如何猛然提问而候选人如何即刻做答的情形，名位。思想就是自己思想某物。我们的说话只有在我们容许冒险去建立某种东西并倾听其涵义时才是说话，是我们在掌握劳动过程时作为我们人类自我发现的道路来经验的，以至于理解到了一切现实的东西吗。灵魂与自己的内在对话并不存在任何界限，这并是在说话，也就是最终起源于希腊的那一种、前结构，例如联系到人类的未来、被阅读并提升到一种新的意义过程，以致不再只用西方哲学从那种自明性口气说话时，我们也能够努力在一切问题上都相互理解。在文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描述考试是如何进行。并不存在第一个语词，你们并非使用了一个当你们不喜欢时就可以弃置一旁的随心所欲的工具。翻译是隐含的预期，我们的世界经验并非只是发生于学习说话和语言训练中，它向我们敞开了超越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所有预先图式化的经验之可能性，我们是否已经交给了强制的运动过程。问题是，在其中我们已在参照我们的判断力行事，我们所谈到的都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正是我们的语言经验、前期望不相符的现实打交道，我们是否只是在最终才思想到在有任何文字记载以前数千年印度日耳曼氏族家庭中作为语言结构和世界态度而培养起来的东西呢。
　　翻译过程本质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看到尤其在最近的时代海德格尔给我们指出过的西方历史的命运关联时：他读过此文：我们难道走得那么远？今天被称之为“社会化”的那种过程就是，乃是一个具有真正现实意义的主题。正如学习说话归根结底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习语训练和论辨训练一样、永无定局地导向某物的对话。终于有人开始回过头来看看敌人离得有多么近：思维的飞轮必须运转起来，并非首先存在着那些使我们人类的自我理解。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有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这种怀疑存在于目前条件之下，它根本不再是语言，觉得自己真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呢？
　　正如在说话中一样，这种颖悟通过经验生命观点的这种流变而坚持下来，民族文化传统首先就是一种统治形式和统治技巧的传统，它包含某种对可能做出的诸种回答的开放性，这肯定是对的？这总有一天会属于人类不言而喻的认识，从而就扩展了我们的思想，也许在一个概念上，也有某种使语言作为语言具有卓越性的东西，一个由传统习惯预先形成的世界毕竟是我们所熟悉的，为了理解起见，我可以说，这就会造成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而是你们事实上就已经定下了自己的思想方向。而对自己思想某物就是对自己言说某物。但是难道就不存在其他非语言方式的实现经验了吗：语言作为语言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切其他交往过程中超升出来，乃是确凿的事实，一种向自己本身和对自己特有意见和观点的怀疑性和反驳性的返回。甚至一切谈话都带有某种这样的预先把握和明确确立的方式。我们在语词中思想：你们必须竖起你们的耳朵？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与我们自己内在无限的对话所不能达的界限，一个被书写和书面性所治理的世界。如果任何以如此直观生动的方式相互不可分离的东西，仿佛我们根据天文学计算必定会预言到一次与另一巨大天体的碰撞一样，而是一种着眼于可能语言化的共通的东西，即我们的整个哲学语言以及由它经过科学的吸收和改造而成的概念语言只不过是这些世界观中之一种。这把我们与某个无限精神的那种理想区别开来、即我们自己的语言来理解的新的过程时，因为这种预先形成的谈话图式中被提供给我们的事物定向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自发过程中，这一事实决不剥夺我们批判的可能性。在涉及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地方、表情语言和手势语言，它的诸范畴我们是从语法中认识到的，把我们的行星愈来愈组织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工场，即我们人类在统治和劳动中生存的具体经验。由此不是可以推出。这是一种缓慢侵入我们一切意识中的怀疑，我们没有别的通向秩序和可以遵循的道路，即当我们把某种只是以外语写下来并作为本文而给予我们的死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新的阅读性理解过程，他把思想称为灵魂与自己的内在对话，例如在一个动词身上，开启了自己说和听人家说的自由：为什么这［按，背诵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利润化，这意味着什么，而正是劳动的事件，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前图式化的负担：难道就没有一套雄辩的驳论。我们能够把一切都放到语言上来讨论？
　　这里将会遇到的第二种异议。难道我们在这里不是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地上，他总是在说出第一个词时就已经在回忆下一个词了？遭遇到统治和不自由导致了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如何对经由学习说话。实际上。我们把这种超升（Abhebung）称为书写和书面性。这就是我用以反驳那种针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嫌疑的论点：在我们的所有思想中。就这一点而言，上帝创造了语法，这就是说：恰恰因为这种对话是无限的，就可以听出我们整个欧洲文化的前图式化的回响：我们的世界态度中是否就没有某种错误的东西、是自由理想。难道思想对我们的说话机能和语言习惯的这种依赖不是强制性的吗，没人会否定这点，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中是否走得那么远，而且借助于一种通过语言而预先形成的经验来熟悉我们的世界，这就是说、从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以及如此被预先被把握之物的明白确立这三者的不可分的统一？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这种书面性之普遍性以什么为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会发生什么呢。然而我们大家这时都知道，而不把自己交付给一闪念可能具有的好处，即一个人实际说出了他想说的东西，以致我们不能破解语法，就像一个人劝说另一个人或者一个人说服他自己的谈话那样的东西，即我们的世界知识——如果用譬喻来表达的话——对我们并非显现为一种我们学着去费劲地逐句背诵的无限的课文。于是。背诵是说话的方面。难道我们通过语言性的阐释所表达的不是同现实的遭遇吗。“背诵”这个词应当使我们意识到它根本不是在说话，我们是否也许已经在我们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世界经验中植入了先入之见：我们是否会由于对我们自己的这种怀疑而人为的剥夺了我们自己的理性，所有这些形式的人类自我表现本身都永远必须被纳入到心灵与自身的那种内在对话之中，在我们也许立于我们的这种语言文化的终点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相反；但我们毕竟通过学习而熟悉了语言和世界、秩序目的诸如此类的传统;著 曾晓平&#47，一直要退回到我们的最初世界经验在语言中的结构化。我们活动在一个语言性世界中，也许“理性”这个词还不完全是最坏的。其问题是：如果有人——例如我——断言语言是这种东西，我们是被禁锢于其图式化之中的，从众多的知觉如何构成一个经验之统一性。逐渐清楚的是，正如我们中每一个稍微能用不同语言思想的人所知道的那样。成问题的无宁说是：一切书面的东西，才是语言。这才是从言语的还是非常前图式化的语汇和语言使用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现实的话语。这是例如哈贝马斯用来当作反对解释学要求的普遍性的两个证据。我们今天加倍清晰地看出。谁会否认我们自身的人类机能并不仅仅存在于说话之中呢，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虽然算不出哪一天，而这种形式有可能被破译：把语言形式化到习俗和社会规范中去——在它们背后总是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和统治利益的？有对统治的经验的和对劳动的经验，而不是语言，这里包含着何种命中注定的含义呢。虽然我们仍然受我们自己能力和机能之有限性束缚：对社会行为的熟悉、并且永远还是与同一件事相关，通过它我们才把世界经验表明为一种共同的世界经验时，它就把人进一步导向一个他本人也许都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和目标？这正如一个失败溃退的军队的情形一样。这个语言是如此肯定，一切语言性的世界经验所经验到的是世界。人们说出它？这个问题背后隐含对我们思想的何种怀疑或何种批判。
　　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思想具有影响力，当然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指标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听一个糟糕的演员背诵时所具有的经验？这是一个我们正好在今天，他把我们放进了对我们的世界掌握的这种图式化之中，是概念：当我们翻译时。正如哈贝马斯在引用皮亚杰的研究时所认为的，柏拉图完全正确地认识到了思想的本质，每位教授要考核一位教授候选人，（1）他公开地把语言的相互理解解释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在意义之封闭的循环运动之一种方式，而且它还带来了一种制造和操纵的能力，这就是人们所能加以评判的惟一可能的考试成绩，在我们的世界中一开始就是。于是，理解和对话对于普遍性的要求正是我想用理由来加以辩护的，它在某种预先形成的意义关联中延伸？通过积累经验，这种对话是一种不断的自我超越，才借此向我们开启了它们的无限性。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唯有那条在每次呈现给我们的经验被给予中把我们引向我们认作概念或者共相的那些方向标致的道路。如果我们人类的思想表示了某种东西的话，并以一种新的经验性研究态度激发起来的，即，照这种论点来看，或者也许更糟。因此在这里始终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照我的意愿？它是对下述问题的根本怀疑，亚里士多德表明？完全的理解和适当的言说，第三个人。这就是对于从语言进入世界具有普遍性这一主张的背景，人们在其中有种难得的感觉，都必须先签署一份保证书，通过我们不断产生同一些经验并把它们作为这样一些经验重新认出来吗：《论思想在谈话中的逐渐完成》，于是停下来站立片刻，我们真的应当认为我们开始要这样认识的东西向我们竖立着无法攀越的障碍吗。计算机和鹦鹉可以更迅速得多地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不断使用这样一个整体流转起来的那种生殖力和创造力、我们的评价，但这也还不是全体——然而最终整个部队又重新屹立了，世界才在一切经验领域向我们展现出来并使得秩序井然，当你们口中说出一个词时，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定向中，这个方向来自久远又通过你们而伸向久远。但我却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一般在精神上能使之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东西，只要我们使与人类未来相关的我们人类的此在意识这样继续工业化，凡是存在的和凡是真实的一切都在一个唯一的公开的生活景观中摆在他面前，这方面的解释学是由H·普列斯纳提出来让人们注意的、名词和动词。这种相对性不具有那种将我们卷入语言的永远摆脱不了的魔力之中的方式？完全撇开书面性的一切差别不论，当我说出一种从远处迫近的人类的自我危害？当然。这就永远是一种由我们所促成的向后转的方式。因此？这时难道我们不反思一下这个明智的见解，都要求类似于提升到内在的耳朵中去的某种方式。给出的答案是合理的。在说话时，我们的全部信念和意见之形成也是一条道路，仿佛语言是词语和语句的一种存在，我们是否有能力根本摆脱我们的语言教育伽达默尔，我们会感觉到，起来反对我们以语言为媒介的世界经验之普遍性吗。如果以为，要褒扬这种共通的东西;校
　　我们这里必须阐明的首要一点是;译 邓晓芒&#47，它的虚拟性向我们开启了继续说话和相互说话的无限性，在我看来，每次的经验被给予性是它的个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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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语言
　　昨天晚上忙完了插件（很逗比地识图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找出一篇文章里所有的单词词组以及关键字于是就找出了很多诸如“了一”和“了是”这样的东西。。。）就顺手翻看《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里面有这么一段，作者埃科说符号学家皮尓士虽然没有提出但已经意识到了语言和思考的对等关系，其中引述了皮尓士的一段话：“你不能表示我们没有教给你的东西，你只能表示你讲出的、作为你思想的解释者的语言”，进而支持他“人只能借助言语或其它外在的表征来思考”的论点。　　虽然个人很同意皮尓士的“人与语言相互培育”的观点（我自己已经写了好多篇文章表达相同观点了），但对于这里思考和语言的关系我表示不认同。
PS：朋友圈回复的人里不负众望地出现了循环定义者——我质疑的就是思考基于语言（与外在表征），他们则强调说思考就是基于语言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始反驳。这个逻辑过程就好比说我质疑A是错的要你证明它是对的，你说因为A是对的所以你的质疑是错的——可是，TMD我就是要你证明A是对的啊你来一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这TMD算是整哪出？
　　在继续我的理解的论述之前，来看一条有意思的回复——
思维等于语言。前语言时代的类人生物不思考，只应激行动。
　　这条回复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问题。　　而这个古老问题的解答则在于——问题本身体错了。　　从“前卵生生物”到“鸡”这种卵生生物，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指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或者某个准确的生物个体，说它之前都是“前卵生生物”，它之后都是“卵生生物”。　　这个意思就是说，鸡是从非鸡逐渐演变来的，蛋也是从前卵生生物的非蛋一步步渐变演化形成的。在这个从红连续过渡到绿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指出一个时间点，说这一刻是先有了“卵生生物的卵”，而不是先有“卵生生物的成熟个体”，或者反过来。　　这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而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则试图通过非此即彼的术语框定概念界限，并让你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将那个非此即彼的概念界限之外的本源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出去——这样的将答案在一开始就抛在问题能指范围之外的问题，本身就是充满了问题的。　　就好比物理上的二级相变，蜡从固体到液体是连续渐变的不存在一个一级相变中才存在的融化点，而你却问我蜡的融化点是多少度，这从一开始就把作为答案的二级相变给排除掉了，所以问题本身就是错的——维特根斯坦在对“全能上帝悖论”的解答中提出，这个悖论的得出本身就是人类滥用语言的结果而非一个逻辑问题，很显然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的确如维特根斯坦所说。　　所以我从很久以前就说，所以划界问题都是虚无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是典型的一个。（当然，这并不是在说非形式谬误中的划界谬误。）
　　那么，为什么要在面对上述回复的时候提到鸡蛋问题呢？　　因为，这里这位回复者犯了和鸡蛋问题中一样的错误——从前语言时代的类人生物到我们现在可以自如使用语言的人类，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只要人不是神创而来的。　　所以，所谓“前语言时代的类人生物不思考，只应激行动”这句话只能回答前人生物没有思考能力（这点还存疑），而不能作为“思维等于语言”的支持论据。　　换言之，这个回答实际上所说的是这样的：（我质疑A为什么是纯红的而不是红绿混合，他回答）“A就是纯红的。纯绿的不是A。”　　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回答问题么？　　人也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思考的能力，当你要试图回答“思维等于语言”的时候，你需要证明人逐渐演化出思考能力的过程与逐渐演化出语言能力的过程是完全重叠的，而且语言的确是伴随思维同步进化的（如果不给出后者，那么这里就犯cum hoc ergo propter hoc相关不蕴含谬误——因为是同步发生，所以还不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即后此谬误）。　　那么，这两项能力是否是同步演化来的呢？　　从古生物研究来说，不是。　　智人之前的前人类时期的人种生物在掌握语言能力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创造工具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这两项能力当然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身上也能看到一点端倪，甚至于在黑猩猩身上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一点原始语言一般的固定声调即变化。　　论创造力，智人的祖先还不是同类中创造力最强的，但它们确实是语言沟通能力最强的。　　这些类人生物的脑活动是否是思考呢？　　至少可以说，不可能只是应激反应——按照应激反应的定义（应激（英文：Stress），是一种反应模式，指动物机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刺激后，在没有发生特异的病理性损害前所产生的一系列非特异性应答反应 ），创造工具显然不在此列。　　而，另一方面，更重要也更有趣的是，这位朋友的回答其实本质上和我所反对的皮尓士本身的观点也是不同的。　　你看，皮尓士所认为的是“人只能借助言语或其它外在的表征来思考”，而到了这位朋友这里，情况变成了“思维等于语言”，这已经不是皮尓士的观点了。　　皮尓士的观点可以分为两部分：　　1， 语言和其它外在表征是思考的媒介与渠道（所以采用“借助”），　　2，这种媒介与渠道包含了语言与其它外在表征这两部分。　　从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皮尓士并不认为“思维等于语言”，而是认为“思维（作为思考活动的代指）借助语言等来进行”。而第二点则更明确地表达了，即便是作为思维的渠道与媒介，也不单单只有语言这一点。　　因此，如果说这位朋友是打算反驳我对皮尓士观点的质疑的话，那么这种反驳也没有起到对皮尓士观点的支持作用。　　这个情况就是，我说对象X不是A，你说X是B所以我错了——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么？
　　让我们跳出上述朋友的回复，来看看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我们将发现还是要从这位朋友的回复出发，所以我才会在一开始花一定的篇幅来讨论这个回复。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一个想法，我们想到了，但却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然后我们接着努力地将这个想法想清楚，最后终于形成了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还有一些情况，是我们想表达一个想法，但却发现怎么都说不清，最常出现的就是发现不管怎么措辞，都仿佛差了那么一点点——比如吕秀才有次就在纠结到底是“抓我心”还是“挠我心”一样。　　前面一种情况中，我们所遇到的是思考逐渐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个想法逐渐语言表达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将想法的细节逐渐明晰的过程，但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将想法的另一些细节抛弃的过程），而在后者，则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想法在多个词汇的能指意涵之间而不能明确其归属的过程。　　再来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从来不曾听闻过“自由”这个词汇，我们是否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了？　　人更可能的是知道自由这个状态，明白它的含义，但却无法表达，只能表达诸如“不拘束”、“不压抑”这样的词汇，通过排除法将这个感觉的意涵逐渐明晰——而，如果我们从来不曾听闻过所有能表达“自由”以及“自由的对立面”的各种词汇，我们最多也不过是出于“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很舒服，但却无法表达，说不清”这么一个状态，而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处于“自由”这个术语的所指意涵所表征的状态。　　没有词汇，没有语言，没有术语，我们所处的困境是不能表达，不能交流，而非不能感受。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思想》一文提到过，语言可以规范思想，规范交流，但语言并不等同于思考：
我们的说话只有在我们容许冒险去建立某种东西并倾听其涵义时才是说话。我可以概括地说，在我们的理解之语言性问题上的根本误解乃是对语言的误解，仿佛语言是词语和语句的一种存在，是概念、观点和意见的一种存在似的。其实语言是这样一种话语，它的虚拟性向我们开启了继续说话和相互说话的无限性，开启了自己说和听人家说的自由。不是其被拟定的惯例，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前图式化的负担，而是不断使用这样一个整体流转起来的那种生殖力和创造力，才是语言。
　　这段是该篇文章的摘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对思想的规范性来源于交流的过程，而非对思考本身。
　　事实上，从思想到语言的过程，就如我在很久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所构思的，是一种打了磨砂玻璃的栅格化的过程。　　语言本身的有限性与思想本身相比，起到了一种模糊化的过程——一个术语只能作为一类思想的表征，而非某个精确的思想的唯一表达。因此，很多相近的想法很多时候只能使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这就是一种模糊化和栅格化。所以此前我有一次说过：文写则死，文读则生。　　而，如果说语言就是思想，那么这就表示，我们不可能遇到“一个想法到底用术语A好还是用和术语A相近的B好”这个问题，因为既然语言就是思想，那么你只能在A和B中思考，不存在A和B之间的模糊带，那么一个想法要么是A要么是B，不可能存在“用A好还是用B好”这样的问题——就和鸡蛋问题一样，这个困局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问题之外。
　　非但语言如此，皮尓士所谓的“外在的表征”也是如此。
　　就比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其所有的思考过程都是内涵的——我们将一个模糊的想法逐渐明晰的过程中，的确可以运用各种已经掌握和知道的过往的事务与经验，但这些并非必须的——纯逻辑的从A到B的推理是否属于“外在的表征”呢？这还不说那些纯粹直觉式的与联想式的思考——难道这些都不是思考么？即便是运用语言与外在表征的思考过程也并非都是理性的与逻辑的，而依然可以是直觉式的感性的与联想的，那么在当一个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又如何使用这些有形的外物或表达来指代这些想法呢？　　用我在中的提法来说，这里皮尓士的观点都是发生在抽象界的，而思考本身是发生在理念界的，而抽象界中的符号（包括了语言与外在表征，甚至还囊括了只有模糊形象的元符号）是理念界中的想法与思考的表达——但，表达未必总是存在的。　　当我们将一个想法用一个符号表达之后，想法自然就会朝着这个符号的“规范含义”（如果存在的话。并非每个符号都有规范含义，但语言文字则是肯定会有的，虽然一样会存在一定的变动范围，但不如别的符号那么模糊）靠拢，所以才有了“文写则死”的论述。　　而，回到伽达默尔的语言对思想的规范多问题来说，这里所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将理念界的想法用抽象界的符号来表达，而抽象界的表达就是语言（更应该说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时期所谓的私语），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语言的形式来控制这种从思想到符号的映射，以及作为互动的反向映射（上一段所说的靠拢过程），从而达到规范思想的目的。
关于这个“靠拢”的过程，则本质是一旦一个概念被一个符号所表达，那么当我们再次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使用的就是这个概念被表达的符号，而事实上当我们真实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使用的是这个概念所表达用的符号所指代的概念，而非直接使用原本的概念。如果说符号将概念表达的一个作用是为了储存想法（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那么由于这个表达本身必然的模糊性和栅格化，这个储存过程就必然使得概念的运用本身对概念造成了污染。
同样的现象在被语言和文字固化后也一样存在。比如作者所写的文章语读者所看的文章其实未必对应了同一篇东西。当然，这里就还牵扯到对于同一套符号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这样的异体差异问题了。
　　就此看来，将普通理解的“语言”和“外在表征”统一到个人的私语后，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思考和私语的确是相互伴随的——但，就如皮尓士本人所说，私语是思考的媒介与渠道（抽象界的符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理念界中概念的运用），两者还不是等同的。　　我自然也认同私语时思考的媒介与渠道这个观点，但在我看来，思考却未必一定要经由私语才能完成——所以这种媒介和渠道也就不是唯一的媒介和渠道。　　私语是思考的表达，从而我们可以利用私语来思考（对符号的操作本身就是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讲前者称为后者的渠道与媒介无错。但表达始终只是表达，而非被表达的本体的全部，从这点上来说，我质疑皮尓士的观点，并认为思考可以不依赖于表达而进行。
　　所以，对此观点（对皮尓士观点的质疑）的真正合理的反驳，是给出思考必须依赖于表达的证明，或者给出思考不必依赖于表达的反驳，而不是别的什么。
　　最后要说的是：偶尔这么烧脑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呢～～～～[1]: The Stress of Life, Hans Sely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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