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翠湖留下的心影》阅读答案
翠湖留下的心影
①翠湖，这个昆明市中心的公园，园内楼台亭阁，曲水回廊，树影婆裟，波光潋滟，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中突现这样一个好去处，实为难得。汪曾祺先生在《翠湖心影》②中曾说：&城市有湖，这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不多的。&
②翠湖原名&九龙池&。据清人倪蜕《滇云历年传》载：&九泉所出，汇而成池，故名九龙池。&翠湖还有一个老名字：&菜海子&，想是当年&清回透彻，蔬圃居其半&。再早，翠湖只是昆明城外一片沼泽，出水成河，名&洗马河&。明初，沐英带兵入云南，曾在这里&种柳牧马&。1919年政府在此地修建公园，因其&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拂楼台&的湖光山色而改名&翠湖&。
③翠湖一年四季都是绿的。尤以雨季。草木繁茂，翠湖的绿树几乎覆盖了全部楼台亭阁。高处望去，只是一片绿树碧水，此时，就只剩一个字&&&翠&。引得汪曾祺又一次赞叹：&翠湖这名字取得真好!&汪曾祺海写道：&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往这里穿过。&(汪曾祺《翠湖心影》)可以想见当时地处西郊的翠湖有多么静谧。
④随着城市的急剧膨胀，昆明城区较以往扩大许多，翠湖早已置身城市中心，成了一个大大的街心花园。闹市中能有这样一个好去处，自然会成为路人、游客抄近道、游览、休闲、健身的首选。我家住翠湖边，以往是好福气，现在却是好无奈。
⑤每日里尚未破晓，必有一中年壮汉在湖边仰天作狮子吼，道：&欧&&吼!&此公中气十足，声音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闻此一声，心头一颤，整个人都要随他痛惜良久。随即，这类吼叫声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一时间翠湖中百家争鸣。
⑥稍后歌舞健身大军正式入园。 &水月轩& 面积不足一亩，却有五六群唱歌跳舞晨练的人，他们自带音响，各踞一方。五六种风格各异的音乐轰轰然混成一片，旁人早已分不清楚，舞者却能安之若素，互不见怪，依旧踩着自己的节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⑦也有占据一个小亭子，一角小回栏，在一支笛子或一把二胡的伴奏下的独唱，哪怕声音沙哑，尖锐刺耳，歌者也自得其乐。还有郑重地穿上演出服，化了妆的大妈们，三五成群，开足音响，边跳边唱，其乐陶陶。最有气势当数彝族的左脚舞，一来便几十上百人围成个大圈子，弹着十几把月琴、三弦，一跳几个小时，中间不停不歇，通宵达旦也不成问题。
⑧临窗而望，如今的翠湖被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团团围住，已成了一个小小的盆景，昔日那一片&柳林洗马&田园风光早已没了寻处。
⑨&逝者如斯夫&，吾梦寐以求之。我一直试图找回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翠湖心影&。《翠湖心影》的那份静谧。一日傍晚，小雨淅沥，翠湖不再人头攒动，歌舞欢腾。我当即决定独自漫步翠湖，寻找一丝逝去的静谧。穿行于园中，听听细雨中沙沙作响的树语，看看影影绰绰的楼阁，品品这些百年前留下的风景&&&细雨鱼儿出&，& 泼喇&一声，湖里果真跃起了一条大鱼。刹那间，我仿佛回到了《翠湖心影》里，心头一阵惊喜。然而当鱼儿落入水中，湖面却荡起了五颜六色的霓虹。那种变幻使我明白：鱼，早已不是汪曾祺的那条大红鱼了，翠湖留下的只是心影罢了。
⑩明天，又将是这个小盆景歌舞喧嚣的一天。(选自日《光明日报》，有改动)
【注】 ①张长　 白族，原名赵培中,1938年出生于澜沧江畔云龙县一个叫漕涧的白族村庄里。曾做过乡村医生。1957年开始创作，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国家一级作家。②汪曾祺先生就读西南联大时，常常穿过翠湖去图书馆看书，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回忆往事，写下《翠湖心影》一文。
17.联系上下文，说说第⑤段中加点的词&百家争鸣&的含义。(2分)
18.作者住在翠湖边，对翠湖的感受有怎样的变化?(2分)
19.文中多处引用汪曾祺先生《翠湖心影》中的句子，有何用意?(2分)
20.请展开想象，描绘选文第⑧段中作者想寻找的当年翠湖&柳林洗吗&的田园风光。(60字左右，至少使用一种修辞手法，3分)
21.阅读下面两则材料，谈谈你对选文主旨的理解。(3分)
【链接材料】
【材料一】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变幻莫测的霓虹灯已经把萋萋的荒草、幽幽的土路永远留给了昨天的记忆。都市原来也如人一样在不断的发育，等我们倏然领悟到它的变迁时，往昔的一切已如深入泥土中的老酒&&田园风光早已没了寻处 (杜卫东《明天不封阳台》)
【材料二】无论这世界多么大，无论去过多少地方，总有一个地点，让我刻骨铭心，它收藏着我的童年，我的成长。我是它的人，我仍在寻找和它的精神联系。(王开岭《人出生的地方》)
【参考答案】
17.原指说法很多，文中指早晨翠湖里吼叫的人多。在此作者委婉地表达了清晨&扰人清梦&的吼叫声的厌恶与不满。
18.先前的翠湖是一个好去处，实在难得;随着城市的急剧膨胀，昆明城区不断扩张，翠湖成了街心花园，&我&感到好无奈。如今，翠湖留下的只是一个心影而已
19.多处引用汪曾祺先生《翠湖心影》中的句子，体现出文章厚重的文化底蕴;优美的语句进一步表现了翠湖的美丽;引用的语句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翠湖的喜爱之情。
20.当年的翠湖&清回透彻，蔬圃居其半&，周围种菜的人家很多。再往远古追思，那么它就只是昆明城外&赤旱不竭，土人于中种千叶莲&的一片沼泽了。
21.选文对留在&心影&里的翠湖的回忆以及对现实中的翠湖景象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田园风光的怀念与向往之情，对嘈杂喧嚣的都市生活的厌恶与无奈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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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这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毛泽东对其堪称手不释卷，阅读之刻苦，阅读遍数之多，批注文字、圈点符号之多，思考之深，理解之透，都让人叹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它是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阅读中国古籍的实际需要，于1952年添置的。毛泽东特别喜爱它，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史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无论在住地的办公室里、在外出的火车上，不分白天黑夜，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他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这部《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毛泽东对其堪称手不释卷，阅读之刻苦，阅读遍数之多，批注文字、圈点符号之多，思考之深，理解之透，都让人叹服。&&&&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至少有以下八大特点：&&&&一是连续时间长。从年，前后系统连续读了24年。24年读而不倦，24年学而不厌。最让人们难忘的是，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眼睛患有白内障，渐渐看不清东西了，每天还坚持读《二十四史》。眼睛实在不能看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1975年8月上旬，毛泽东有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个星期后，视力稍有好转，他又自己读《二十四史》了。一边读，一边用颤抖的手提笔在《晋书》三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在五个分册的封面上分别写了“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此时，他已重病在身，话已说不大清楚，两腿也不能自如走动了，几乎每天在床上或者半躺着，或者臂靠在床头上，静静地读着，默默地想着。&&&&二是批注文字多。写有批注文字的一共有15种史，198条，3583个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2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大部分批注都是十来个字到三四十个字左右。批注内容主要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历史人物治国、治军的“政论”“政见”和“政纲”等的，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的，关于对史书本身内容评论的，关于对史实、史迹等表示鲜明个人意见、个人看法的，还有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批注，关于注释性、说明性的批注，等等。这些批注文字，都是他当年读书时头脑里的所思所想，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三是批画、圈点符号多。这部史书的人物志、纪、传部分几乎都作了批画、圈点，竖线、横线、波浪线、问号、圈、点、勾、三角、叉、二条横线、一个圈、二个圈、三个圈等多种符号画得密密麻麻、比比皆是。例如，《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七十五《袁安传》，《晋书》卷五十《郭象传》《庚纯传》、卷八十《王羲之传》，《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卷六《梁高祖本纪》、卷十八《臧质传》等等篇章都批画、圈点满书。批画、圈点有时用黑铅笔，有时用红铅笔，有时用蓝铅笔。因为他读书的地方不固定，读书时身边放什么颜色的铅笔，他随手就用什么颜色的铅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不同的符号，是当年读书时他不同的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从这些不同的符号中，我们能约略看出毛泽东当年读《二十四史》时是下了很多很多功夫的，头脑里的想法也是很多很多的。&&&&四是批注联系实际多。许多长一些的批注都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有的是联系古今具体人物的实际，有的是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工作的实际和生产生活的实际。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很多时候仿佛是在与古人面对面地交流、交谈。对古人的话、过去的事、史书的记载，字字句句，他都入心入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例如，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三《徐有功传》第7页“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文字时，在书的天头上用黑铅笔写的批语是：“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条批注中提到的历史人物，时空跨越2000多年，从唐朝的徐有功谈生死，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们死得其所。类似这样的联系实际的批注很多。&&&&五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重点部分反反复复读。这部史书，毛泽东是通读过的。但书中的人物志、纪、传部分是他阅读的重点。许多纪、传他是读过多遍的，读得多、批注得多、批画得多。许多人物传记至少读过5遍以上，例如，《南史》韦睿传、《新唐书》徐有功传和马周传、《后汉书》光武帝纪等等，这些传记、帝纪部分，毛泽东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六是阅读的视角多。这是毛泽东读书的一大特点。《二十四史》是史书，但毛泽东能从政治的视角去读，从政策和策略的视角去读，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读，从外交的视角去读，从组织工作选人用人的视角去读，从生产生活的视角去读，从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视角去读，等等。因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视角多，所以，他越读越有兴趣，常读常新。&&&&七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对比、对照着读。《前汉书》和《后汉书》、《旧唐书》和《新唐书》、《南史》和《北史》等，他都经常对比着读，从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述、评价中考察历史的真相，考察哪种史书写得更真实些、更好些。例如，他读了《前汉书》和《后汉书》之后写下批注文字：“《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认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八是人到哪里，就把《二十四史》带到哪里。在火车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甚至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都要带上《二十四史》，有空就读，书随人走，人不离书。&&&&毛泽东的读书精神和学习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今，他在书上写下的批注文字，留下的种种批画符号已经成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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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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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毛泽东品国学》 卢志丹 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请教道：“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离开秀才啊！”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抗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文章来源: 网易读书
责任编辑: 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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