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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影视音乐】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唯有朴实的歌曲容易传唱
网-甘肃日报
　　【艺术?影视音乐】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唯有朴实的歌曲容易传唱
　　――访《天耀中华》作者何沐阳
　　□杨 光
　　何沐阳创作的歌曲《天耀中华》实际上在2007年就完成了，当时他并没有急着录音，而是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修改。2010年，他请徐千雅参与声音的创作，当时也没有进行混音，直到2013年徐千雅演唱版本才面世。马年春晚，冯小刚问何沐阳是否有合适的歌上春晚，何沐阳就把《天耀中华》拿给他听，冯小刚被深深触动，但是他认为姚贝娜的嗓音更适合表达这首歌，于是姚贝娜版本的《天耀中华》最终得以在春晚亮相，非常轰动。
　　采访何沐阳，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爱与期待。他说，创作《天耀中华》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写一首关于祖国的作品，并且要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
　　《天耀中华》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爱。何沐阳介绍说，他搞创作这么多年，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什么？何沐阳认为，中国能一步步坚定地走向繁荣，是因为信念。于是，他决定要写《天耀中华》这首歌，并把歌曲的旋律定位在朴实的感觉上。很多人都知道最初这首歌的名字是“天佑”，后来改为“天耀”，之所以这么改，他解释说，尽管信仰可以支撑人的生命，佑护人的心灵，但“佑”还是一种被动，而“耀”是闪光，是照耀，是引领。
　　何沐阳说他最初创作的时候翻阅了大量的爱国歌曲，甚至是国外的国歌，他把所有找来的作品反复听，进行细致分析，希望能突破人们惯用的“大歌儿”的创作方式。何沐阳说：“从内心发出的声音，才能唤醒人民的民族热情。仅仅是‘长江’‘黄河’，并不能代表56个民族的伟大，如何让56个民族都有共鸣，我认为落实到人的情感，朴素的情感反而会形成共鸣。唯有朴实才能博大精深。”
　　“我就将这首歌定位在朴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写作时，我也想了许多很实在的问题，比如我们改革开放了几十年，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信仰却是缺失的，这是我想表达的，想要找寻的东西，我想呼唤出埋藏在人们心底的信仰。歌曲中那句‘天耀中华，苦难中开花！’就是要表达中华民族的信念是坚韧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信仰的升华。”
　　为了让作品接地气，何沐阳以五声调为基础，融合西方的流行旋律，他说，内心的表达不需要高大上式的澎湃，只需要朴实入心。无论词或曲，入心很重要，入心才可以感动人，才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进而达到引领的效果。何沐阳说：“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为了爱进行创作，我爱音乐是我的小信念，我爱国家和民族是我的大信念，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何沐阳：湖南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音乐创作，1997年到深圳，为凤凰传奇、徐千雅、中国力量、黄英等歌手及组合制作专辑。何沐阳常以“中国风”作为创作理念。近年来，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创作的《月亮之上》红遍了全国。近日，他又创作了城市民谣风格的单曲《城市客栈》和抒情歌曲《大太阳》，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好评。)为民生 抒民意 解民忧 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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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民歌：传唱流行八百载
来源：烟台晚报&&&编辑：&&&&&&作者：
&&&&&&&&&&&&&&&&&&&&&&&&&&&&&&&&&&&&&&&&&&&&&&&&&&&&&&&& 102岁的栖霞民歌传承人姜玉民
　　■它体现了栖霞置县后800多年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不同的生活、理想、观念、劳作方式。
　　■它是烟台市公示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列为栖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栖霞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民间广泛流传，目前其传承人中年龄最高者已有102岁高龄。
　　&&&&&&&&&&&&&&&&&&&&&&&&&&&&&&&&&&&&&&&&&&&&&&&&&& 歌王的徒弟，演唱《后老婆打孩子》
　　栖霞民歌
　　传唱800多年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最熟悉、最喜爱、最简单、最容易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久远的年代和各个不同的时期，民歌都伴随着人民的生活从未间断过，而且，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优秀篇章。据栖霞杨家圈出土文物考证，远在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聚居。栖霞于公元1131年置县，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栖霞民歌便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栖霞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近日，记者来到栖霞，对栖霞民歌进行了采访。
　　“6000年前，栖霞民歌是否已经开始传唱已无从考证。”栖霞市文化馆馆长林炳义告诉记者，能考证到的已有800多年。
　　栖霞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自元以来，文人骚客不乏史载。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栖霞民歌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使其在历经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而成为胶东半岛特色独具的民歌表演形式。
　　林炳义馆长介绍，栖霞境内有大小山峰2500余座，秀山丽水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是栖霞民歌取之不尽的资源。
　　林炳义介绍，明末清初，栖霞爆发了著名的于七起义，后来人们把于七抗清的事写成《于七抗清十二月》等民歌，在百姓中广泛传唱；民国期间，以栖霞为中心的抗捐抗税的“无极道”组织曾经盛行一时，围绕这一事件，在百姓中流传的《无极道歌》非常盛行；栖霞是革命老区，留下了许多抗日歌曲，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将军曾驻扎牙山地区，组织领导了牙山战役。在牙山留下了许多抗日歌曲，诸如：《打牙山》、《战斗英雄任常伦》等。
　　“百岁歌王”
　　领唱栖霞民歌
　　“栖霞民歌传承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姜玉民老人了”，在林炳义馆长的引见下，记者采访了已经102岁高龄、被称为“百岁歌王”的姜玉民老人，听老人道出了他与栖霞民歌的百年之缘。
　　姜玉民生于栖霞市黑陡硼村，小时候因家里穷，12岁时姜玉民就被送到黑陡硼村不远的上庄头村给人家当长工扛活。与他一起扛活的还有五六个长工。晚上收工以后，或闲下来的时候，这些长工们便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唱，形式大多是一人独自表白，有《叹五更》、《探病郎》、《六月热》、《思郎》等，也有欢快的《叨叨花》、《车工调》等。姜玉民老人说：“那时根本不识字，就是脑子特别好，嗓子又特别响亮，听别人唱几遍就学会了，还不到20岁，我就把长工们平日里唱的民歌都学会了。”从那以后，姜玉民就爱上了唱民歌。
　　姜玉民老人一生幽默乐观，唱歌是他的生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唱。年轻的时候，站在耙犁上，“嗨、哎……”喊上几嗓子，满山人都能听到。上了年纪后，村里人耙地，他站在地头唱。休息的时候，年轻人就会把他团团围住，听他唱歌。在他的影响下，仅有几百人的黑陡硼村，几乎人人都会唱民歌，村民们唱着山歌去打柴，哼着小调去放牛，吼着号子去耕地……唱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年72岁的民歌手高喜进是姜玉民最得意的高徒，他说：“我从小就喜好唱，一有时间就和俺师傅在一起磨，那时在集体生产队里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在地头上或是草丛里一躺就唱起来了。”高喜进说，等到庄稼收完了，农闲的时候，姜玉民一出门就会被村里的人围住，有时一唱就是一上午，吃过了饭接着再唱，有时能一直唱到月亮升上了天。“五更天放白，继母把门开，叫她不放声……”说着，高喜进给记者唱了一段《后老婆打孩子》，里面的唱词真实地反映出旧社会的场景。
　　姜玉民唱歌还真唱出了名堂。1962年2月，经过层层选拔，年近6旬的姜玉民参加了在济南举办的山东省民间歌手交流演唱会，当时他是岁数最大的一个歌手，并不被看好。可是当头扎着白毛巾，穿一身土布衣服的姜玉民往台上一站，一嗓子“牙山高……”还没喊完的时候，全场便响起了掌声一片，他所演唱的《叨叨花》凭借那高亢辽阔，朴实浑厚，富有感染力的演唱震动了全场每一位观众。当年2月17日，《大众日报》以《老歌篓子姜玉民》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山东民歌选集》还刊登了他演出时的剧照。
　　姜玉民老人只是栖霞民歌传承人的代表，家住栖霞市松山街道邹家村，今年90岁高龄的徐相亭老人，不但会唱民歌，曾经读过6年私塾的他还编出了很多朗朗上口的小调。“这两三年，生活好了，村里变化很大，我编了个《邹家新貌》唱给你们听听吧。”说着，徐相亭老人把自己编的20段、每段4句的《邹家新貌》唱给记者听：“说邹家、道邹家，邹家如今不一般，西挨栖霞市、北连大海滩……”
　　形式多样
　　的栖霞民歌
　　“栖霞民歌是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它题材广泛，体裁丰富，风格独特。”研究栖霞民歌多年的林炳义馆长介绍，栖霞是一个不靠海的山区县，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况地貌，决定了栖霞民歌的与众不同，它与胶东和沿海其它的县市区相比，有着独特风格和丰富体裁。由于山区交通和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交流的机遇相对较少，这就形成了栖霞民歌独特的风格和鲜明地方传统的地域文化。旋律、歌词、风格、体裁都比较独特，没有似是而非的感觉。林炳义介绍，栖霞民歌丰富多彩，从种类来分，可分为：山歌、革命历史民歌、小调、劳动号子、情歌、秧歌、习俗歌、无极道歌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栖霞山歌和小调。
　　“栖霞民歌中最典型的是山歌，它的题材多为谈情说爱和描写自然风光的，真实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林炳义介绍，栖霞山歌里最为典型的就是牙山山歌《旱车调》，从最早的“这女子她实可夸呀，樱桃小口糯米牙，小金莲三寸多，两道额眉弯如月，白面红腮似桃花，巧丹青一见难描画，不是车工夸海口，月里的嫦娥不如她。”到几百年后演变成：“牙山高，山青青，桃花开了杏花红……”再后来的：“十八盘弯又弯，好像金龙落牙山，龙尾搭在彩云里，龙头摆动绕山转……”描写了牙山绵延百里的十八盘自然风光，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水平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调是栖霞民歌中流行最广的。”林炳义介绍，栖霞小调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道真理的，有讲科学的。小调的体裁多为完整的民歌体裁，词曲都比较固定，多为一段完整的音乐，多段歌词，同时表达一个中心内容，歌词多为三三四句体结构和七字句结构，调式以宫调式和调式的五声调式较多，同时也偶有五声调式加变宫或清角的六声调式出现。林炳义说：“姜玉民老人所唱的《叨叨花》，就是运用了调式和宫调式的强烈对比，同时运用了大量衬词的小调。”栖霞小调还有《放春蚕》、《小放牛》、《杀狗劝夫》、《后老婆打孩子》、《十二月》、《五更》等等。
　　林炳义馆长介绍，栖霞民歌还有很多种形式，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诞生的《端起刺刀来，不挂免战牌》、《造反小唱》、《地雷阵》、《参加民兵》、《鬼子心似狼》等一系列抗日民歌；有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中喊的劳动号子；一人独自表白，独自伤感时所唱的如《送情郎》、《绣荷包》、《探病郎》、《茉莉花》、《思郎》、《小二姐做梦》、《小媳妇》等情歌；流行至今的《句句双》、《秧歌调》、《小油匠》等秧歌；反映栖霞民间习俗的《放风筝》、《骑驴上寿》、《小上坟》、《铺地中》、《问弟待父怎么样》等习俗歌和反映1928年，栖霞人民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自发地加入无极道组织后所唱的《无极道歌》等等。
　　栖霞民歌
　　永远唱下去
　　栖霞民歌是栖霞劳动人民在生活劳动中，集体创作代代流传，不断发展与人们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具有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价值，它以民间音乐的表现形式，充分反映了世世代代栖霞人民勤劳朴实、热爱生活、崇尚幸福的美好愿望，是栖霞民俗民风的产物，是栖霞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栖霞民歌是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的，与它的古老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保护和研究栖霞民歌，同时对研究远古以来栖霞民俗、民风、民情和地域文化更具有重要的价值。
　　800多年来，栖霞民歌在栖霞人民口头传唱形式下得到传承和发展。“现在，传唱了800多年的栖霞民歌能保存下来的不多了。”林炳义介绍，栖霞民歌的传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大批老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先后辞世；一些掌握不少民歌的老艺人，年事颇高，记忆、气力减退，对民歌的传承力不从心；中青年人尤其是青年人，对现代文化的青睐，对古老的民间文化不感兴趣；全社会对保护民间音乐的认识缺陷；农村文化人才设施的相对贫乏等等原因都是栖霞民歌濒危的原因。
　　“好在几十年来，广大音乐工作者也作了一些收集、抢救、挖掘、整理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较完整的民歌资料已很少，收集记谱的民歌也只有100多首。”林炳义说，这些民歌中有许多已被收录进了《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山东民歌》、《山东民歌选》、《胶东民歌》、《栖霞民歌》等民歌选集。
　　目前，栖霞民歌成为烟台市公示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被栖霞市列为栖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挖掘、整理、保护栖霞民歌和培养、鼓励、支持、保护栖霞民歌的传承人迫在眉睫。
初审编辑：责任编辑：纪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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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受到国内文学与人类学界的共同关注。在文学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和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研究方法,使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得以在“人类整体经验”的视野中进行。同时,中国人类学研究受到欧美人类学学界“实验民族志”潮流的影响,也开始关注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学转向”：即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把民族志书写视为经由文学修辞而塑造的“虚构”文本,进而反思文化表述中的诗学和政治问题。 由文学和人类学学科的交叉,激活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开拓了新的论述空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对古代文学典籍的“文化破译”;其二是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其三是对文学表述与族群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论述。这三方面的具体研究不同,但也有共通的视角和论域,即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获得对地方文化的认知,试图：1、达到对多元的、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的“还原”,2、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还原”,重新勾勒“中国文学/文化”乃至“人类文学/文化”的知识谱系。 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本文选择“刘三姐文化”作为论说对象,尝试以这个勾连起(主要是)两广(广西、广东)的民间歌唱文化、牵连着400多年来的文化书写、文化运动的传说形象为例,讨论一种“地方性文化”如何被民间、文人、学界、官方的不同话语呈现,以及这些不同的呈现体现了人们如何想像“异地/当地文化”和“中国文化”。 “刘三姐”(最初称为“刘三妹”)传说是流传在中国南部的著名民间传说。最初见于明清之际的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在“五四”时期歌谣学大潮中被再次从民间收集。20世纪50—60年代,彩调剧《刘三姐》造成了席卷整个广西的“刘三姐会演”运动,电影《刘三姐》进一步使“壮族歌仙”风靡全中国甚至东南亚。改革开放以来,“刘三姐”作为最具地方象征的文化符号,出现在广西诸多领域的生活中：直到今天仍在广西长盛不衰。这表明,“刘三姐文化”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少见的一个延续400余年、贯穿一个世纪中国民间文化运动的重要现象。就国家空间、族群地理方面而言,“刘三姐”是分布于中国南部、联系着古代“百越”、近代“两粤”/岭南的当代的“广西”、“壮族”的民间事象。就族群文化、民间文化的境遇而言,“刘三姐”经历了明清时期中原士人对蛮地民风的书写,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现代民俗学运动,还经历了1949年以后以民众文化的名义来改造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涌现的旅游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以至到了21世纪,“刘三姐”又加入了新兴的国际性的文化运动——进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可以说,在数百年来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沉浮的浪潮中,“刘三姐”始终是纠缠于中原与边地、汉族和南方民族关系,纠缠于国家、文人、民众行为的文化符号。 “刘三姐文化”涉及的范围虽然既广且杂,但本文不作面面俱到的描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表征”,在总体梳理的基础上选取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关键事件来加以分析。在“文化表征”的层面,“刘三姐”不当视为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直接呈现。因为在试图从“刘三姐”进入某种民族民间文化之前,要审视的是这种被提取的“民族”和“民间”经过了怎样的规范体系和权力阶序的制约?在“刘三姐”被表述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现实情境在主导其话语的展开?文化表征背后的“本相”为何? 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中原对岭南的认识历史和近现代南方政治地理以及民族的变迁过程,去查看作为南方民族文化代表的“刘三姐”是如何在历史的动态结构中呈现的。本文第一章交待岭南和百越族群的历史,以及在中原汉语书写中,“刘三姐”关联着中原文化的文人对“岭南”“两粤”和“百越”怎样的想象传统。第二章结合民国时期歌谣学和民俗学运动的背景,讨论在新的西学范式下,学人从“民间歌谣”和“民间传说”的角度对“刘三妹”加以把握,并在新涌现的地理区分和种族区分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个传说人物的属性。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研究了20世纪中期以来,“刘三姐”如何配合着广西壮族形象塑造和地方文化建设,成为壮族和广西的文化表征;并以发生在21世纪的民间文化建设个案为例,说明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运动”如何反馈和影响了民间的“刘三姐叙述”。 通过笔者的梳理发现,“刘三姐”作为中原与岭南族群交往历史中被发现和持续塑造的一个少数族群文化符号,在几百年来的呈现中,经历了从岭南的表征,收缩到广西表征的过程。“刘三姐”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是岭南民间文化被翻译、被纳入汉语世界的产物。自一开始被发现,“她”就是中原帝国辖内“蛮荒之地”的代表。自20世纪中期,广东逐渐成功地将自身的文化“去蛮夷化”,成为国内的汉族地区和经济发达之地以后,代表着岭南异族歌俗文化的“刘三姐”,则不再适宜作为广东文化的表征。相反,广西作为壮族自治区亟需树立具有壮族特性的文化表征,昔日中原人心目中“蛮荒”的岭南风俗表征就顺理成章嫁接到今日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之上。这就是“刘三姐”从岭南文化表征“收缩”为广西文化表征背后的现实情境。 在“刘三姐”被表述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形象既象征着岭南异族的文化,又是被汉语所叙述和表征的传统。这使其区别于其他基本流传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文化,因此更快、更早地被汉语文化吸收、被汉人欣赏。种种“刘三姐文化”,均是由这种跨越族际、加入汉语文化的逻辑而衍生出来的变体：显示了不同的表述者利用“刘三姐”来区分中原和岭南、汉族和壮族,乃至在广西内部以争夺文化表征来进行社会发展资源争夺。这个符号的历史演变,就是岭南地理和族群变动的历史折射。 为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个案的研究,反思当下民族文化研究的范式。“刘三姐研究”表面上看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个案,但并没有跟随既有的以本质主义思维来研究民族文化的方式——借用少数民族的历史证据和文化证据,去考证“刘三姐”的“真身”为何,或搜集其蛛丝马迹汇集成“刘三姐”大观;而是通过梳理“刘三姐表征”的关键性文本的形成,希望揭示这种表面上的“少数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岭南/少数民族在四百余年来被中原/汉族文化不断识别和接纳的产物,也是前者内部的地理和文化不断变迁的反映。进一步地,笔者还希望藉由该案例的研究,提供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由中国历史上族群互动和文化交往的动态视野,来考察和论述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生成”的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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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博士论文
[文献出处]：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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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新民歌”传唱四方——解放初期黎族民歌的发展来源：
作者： 时间： 11:17:37 星期一
王妚大（右）和谢文经（中）在一起
1950年以后，海南岛上不断诞生黎族“新民歌”，如《叫侬唱歌侬就唱》《久久不见久久见》《五指山上五条河》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曲目，它们在传承黎族民歌传统经典曲韵的同时，也反映了黎族人民对新生活的赞美，王妚大、谢文经等黎族歌手或黎族歌曲音乐人，也深深地烙在音乐爱好者的记忆深处。
“叫侬唱歌侬就唱……”站在一片喝彩声中，久负“黎族歌后”盛名的王妚大眉眼之间荡起一缕秋波，百灵鸟一般清甜的嗓音便流淌出新社会、新生活带来的无尽欢欣，“要唱什么歌？侬要唱，社会主义好；侬要唱，共产党的领导好；侬要唱，毛主席的恩情长……”
这是1959年3月，王妚大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运村的妇女姐妹，赴县城参加全县妇女大会时，演唱《叫侬唱歌侬就唱》的场景。
海南岛解放初期，类似的黎族“新民歌”不断涌现，传承着黎族民歌的老经典，也歌颂了黎族人民的新生活。
叫侬唱歌侬就唱
可以说，那首新编的《叫侬唱歌侬就唱》是王妚大带给海南黎族民歌的惊喜与新生。
在去县城前，什运村的妇女主任曾提醒她，“你是黎族的著名歌手，到了会上大家肯定会叫你唱歌。今时不同往日，你不能再唱那些老腔调，要准备几首新歌献给大家。”
王妚大没有应声，但心里早已有了打算。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幸目睹那一幕的人们仍然记得，会场上霎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那曲打破常规的赞歌飘向了遥远的北京。
原来，旧社会黎族人民生活贫困，只有民歌属于自己，无论红白喜事、喜怒哀乐都用歌声来传情达意。虽然目不识丁，但极有天赋的王妚大9岁即能歌唱，13岁便名扬黎寨，熟识的黎族民歌歌调多达30余种，种种顺手拈来。
“王妚大虽然出类拔萃，可并不形单影只。当时，几乎每个黎村都有一批能歌善舞的阿哥、阿妹，应该说，歌唱就是黎族人民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是，要说黎族新民歌创作和演唱，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深受王妚大影响，走上少数民族民歌采撷、创作道路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何丕杰说，彼时，黎族民歌多以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情感倾诉为主题。以解放后的新社会、新生活为主题创作和演唱黎族民歌，王妚大确是那个“吃螃蟹的人”。
海南省舞蹈家协会原副主席吴名辉这样评价王妚大：“她不但能缘事而发，娴熟地依曲填词，还能将不合节拍、不合韵律的长短句巧妙地安上衬词衬字、双声叠韵等方法配曲而唱，已然超越了传统黎族民歌单一既定的表达方式。”
据悉，早在1953年，海榆中线修筑开通之际，曾日日目睹解放军为农民开山铺路的她，就触景生情创作了一首《解放大军真是好》，号召黎族民众去歌颂那群“最可爱的人”。
许是词曲发自肺腑，王妚大新编的《叫侬唱歌侬就唱》博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从此在黎族地区口口相传，“每逢集会必然有人演唱”。尤其在1960年，此曲被原海南歌舞团搬上舞台之后，更是广为人知，堪称上个世纪的海南经典民歌之一。
久久不见久久见
同为什运村人，何丕杰与王妚大颇为熟识。可以说，是自小听着她的民歌和故事长大。他记得，王妚大的名声渐起之时，就开始有各地文化馆邀她去当民歌老师，教授当地青年创作和演唱。
尽管数十年来，能唤王妚大一声“老师”的人已是数不胜数，但称得上“用一辈子跟她学唱歌”的不过寥寥数人，其中，又以被誉为海南本土音乐泰斗的谢文经最为专注。
“谢老其实是临高人，在他不懂得黎族方言，而临高有哩哩美渔歌这样优美的本土音乐的情况下，仍然甘愿一生追随王妚大，以海南黎族民歌的收集、整理和创作为己任，实在难能可贵。”何丕杰告诉记者，谢文经与王妚大年龄差距不大，却终生尊其为师，每来琼中采风、演出，总要提早一日或逗留一日，专程到王妚大家中拜访。俩人见了面，搬来两个板凳坐下，以歌会友一唱就是一整天。
在其他黎族地区采风时，每到一个村子，谢文经也总是刚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村民学歌。就这样日积月累，他学成了黎族民歌的“活字典”，改编、创作的《久久不见久久见》、《舂米谣》、《黎家姑娘》等经典歌曲婉转、深情，数十年过去仍然萦绕于琼州大地。其中，又以他在1987年去五指山地区采风时改编的《久久不见久久见》流传最广。
谢文经生前接受采访时透露，这首歌真正走红，是在1989年。当时，有位商人要出版海南话歌曲磁带，看中了《久久不见久久见》。于是，他把歌词进行了修改补充，并交给原海南民族歌舞团歌手陈忠演唱，结果出人意料：不仅磁带大卖，这首歌还被改编成好几个版本，有独唱、有对唱、还有合唱等。再后来，为了方便传唱，普通话版本也应运而生了。
那几年，海南各地每逢节庆或晚会，《久久不见久久见》是必唱曲目。接待岛外宾客时，导游都会在大巴车上为他们演唱这首歌曲。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介绍海南音乐文化的窗口之一。
“我省文化事业不断发展，但《久久不见久久见》不仅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被不断继承发扬，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何丕杰举例，在我省多个获得国家级荣誉的舞台项目，如原创人偶剧《鹿回头》、大型歌舞诗《海南岛》等，均有《久久不见久久见》的曲调穿插其中。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天涯海角鹿回头，回头一笑留绝恋……”原创人偶剧《鹿回头》中的插曲《天涯鹿回头》，就用这似曾相识的曲调“唤醒”了观众的耳朵，也让这首古老的黎族民歌，重新焕发了迷人的光彩。
传播方能彰显音乐魅力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曹量研究发现，黎族民歌几乎和黎族人的历史一样悠久，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黎语方言生成的语汇乐调。但自汉代以来，随着黎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词”（海南话）对黎族民歌开始初显端倪；到了唐宋以后，“汉词黎调”就已经被大量使用在黎族民歌当中。尤其是汉化程度较高的黎族地区，民歌用“汉词”来演绎更是屡见不鲜。
到了近代，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黎族民歌又有新的发展。以革命的内容和昂扬的格调，取代了常见的如泣如诉的吟叹和抒情，“华丽转身”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五指山上五条河》等歌曲，就洋溢着坚定乐观的革命热情，表达了黎族人民坚强的革命信念。”何丕杰说。
曹量接着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都有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新民歌”涌现，其中不乏传世经典，“这不仅是受文化大背景影响，也是当时的创作者们的真情流露。”这些歌曲之所以传唱至今，除了歌曲自身底蕴深厚、朗朗上口且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之外，还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优秀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孤芳自赏，只有在传播过程中才能彰显其魅力和价值。”
他举例，耳熟能详的《万泉河水清又清》作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个经典的段落，就是取材借鉴于在五指山地区杞方言的黎族民歌“五指山歌”，其音乐语言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这是在大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民歌”。随着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的长演不衰，加上各种现代媒介的驱动，曲调渐已深入人心，成为了海南，尤其是黎族音乐文化的一张名片。
“民歌的原有生态其实是很脆弱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说到这里，曹量透露几分担忧，“当越来越多黎族年轻人涌入城市务工、定居，愿意潜心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音乐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谁都不愿看到，黎族民歌——这朵带给中国乐坛诸多惊喜的民族艺术的奇葩，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曾经灿烂的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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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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