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为打印预览页
选择字号：
“再建三十年”高峰论坛
“再建三十年”高峰论坛
时间：日13：30-16：30
地点：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中国经营报社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活动―“再建三十年”高峰论坛活动现场。我是中国经营报社的康璐，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和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优秀企业家以及来自各界的朋友共聚一堂，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推动力。
伟大的时代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
中国的经济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而巨变，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又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我们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与内省的问题是，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今天的成功？这些因素中有哪些在未来依然有效？有哪些因素不仅无效甚至会阻碍经济的成长？还有哪些新的因素是未来成功的必须？
今天我们请来了激荡三十年中的璀璨明星，他们成为我们这个大国复兴的理性力量，他们忠实记录着国家的每一次变迁，也见证着中国经济的巨大跨越。
让我荣幸的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贵宾，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魏杰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洪银兴先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佩德先生，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公关部代总监孟庆如先生，宝马汽车部客户服务总监马静华女士，以及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先生，中国经营报社总编辑李佩钰女士。
我们热烈的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同时感谢华晨宝马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先生致辞。
金碚：各位的吴佩德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有幸中国经营报社举办了这样一个高峰论坛，我们请到了国内的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30年的问题进行交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年以前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到今天的中国可以变成现在的样子。
今天我们高峰论坛的主题是“再建三十年”。现在我们在这里试图设想一下再过30年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再过三十年的过程中间，中国的经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回望过去的30年，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前瞻今后的30年。
中国经营报是一家国内市场化运作最早，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长起来的一张财经类报纸。中国经营报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关注着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中国企业的成长，中国经济的成长，同时中国经营报自身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间，成长起来。现在成为一个国内最重要的财经类报纸之一。
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办这样一个高峰会，也是想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机会和中国最顶尖级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交流。
中国经营报在今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关的活动。4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召开了一个思想推动中国的大型的活动，6月份我们和韩国和上海也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的中韩论坛，这次的高峰会是中国经营报在今年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之一。
我们这次论坛受到了华晨宝马的大力的支持，他们全程的赞助我们这样一个活动。
我相信在今天的无论是演讲嘉宾，还是我们从企业界，从各方面来的嘉宾们，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面，能够展现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思考。对未来30年的一个展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30年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有人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30年叫做一个压缩式的发展的过程。就把其他国家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中间经过的过程，在中国的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就要经历。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的研讨会的时间，也是短暂的。我们5位经济学家来发言，总共的时间每个人也只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们也试图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展现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以及他们对中国“再建三十年”的前瞻，我相信他们的演讲一定能受到广泛的欢迎！
最后我预祝这次高层峰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还是再次谢谢参加这次高峰会的各位来宾，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金碚先生的致辞。
那么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世人侧目，中国经营报作为有着23年历史的财经大报，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忠实的记录着中国经济的变迁与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提升而摇旗呐喊，此次盛会就是中国经营报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活动中的一场，希望和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搭建更多更好的沟通平台下面，我们有请本次活动的企业合作方，华晨宝马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佩德先生为我们做开幕
吴佩德：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在这里，与来自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各位朋友共同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
2008年对于中国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奥运会一个月后要开幕，而且今年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30年。过去的30年，因为有中国政府的杰出领导，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2008年因为中国遭受的巨大的灾难，而让历史铭记。中国的政府高效决策和领导的措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超高速的增长，进出口贸易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未来的30年同样值得期待，不仅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基础，更因为中国拥有一大批历史的推动者，他们来自经济的不同区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复兴的理性力量，守望并见证着中国下一个繁荣的30年。
2008年对于华晨宝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今年是华晨宝马成立5周年，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我想我也不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心得。从华晨宝马成立的第一年，包括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满怀成长，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今天有幸和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中国经营报合作，和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合作，我相信今天的峰会会卓有成效，并启发我们今后的发展，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先生进行演讲。
刘教授一直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
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研究
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刘伟教授。
刘伟：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我想20分钟的时间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30年，第二个问题中国未来30年，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三个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出现了哪些失衡，最后第四个问题实现未来高速增长需要创造的基本经济条件。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30年。
有人讲30年或30年左右的这个数字，和中国当代的历史有着极其的关系。年，中国是一个大的发展，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建立。1979到现在算上今年的话，第三个30年，毫无疑问这个30年，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明进步历史上空前的30年。那经过这30年，我们如果说GDP的水平，还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社会进步的话，那么从GDP的水平上看我们现在总量已经超过了23万亿人民币，即使按照关汇1：7.4折算的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1%。相当于世界总量的接近6%。相当于日本的63%，相当于德国的79%。我们现在排在世界的第四位，我这个按照关汇。1978年到现在，将近30年，中国按不变价格的GDP的总量增长了14倍，现在的中国人，20天生产的GDP的量，相当于1978年的时候，中国一年生产的GDP的量，就是这么大的变化。
从人均水平来说，我们是从1978年温饱没有解决的社会，当时按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2亿5千万人左右，我们对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温饱，是1984年，而且基本解决。真正解决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粮票作为标志，是90年代初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初步小康的社会，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在不到30年时间里，发生这样的经济变化，应当说非常深刻，这个变化最根本的动因，我想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活力。
这是我们30年的经济生活的深刻的这种变化。那么对于这种变化如何认识，如何评价。这里首先有一个坏问题，我们看经济史享受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似乎不仅仅是中国，我查过经济史，在历史上，英国人在产业革命前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保持了70年，美国人在进入工业化加速时候，它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46年，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保持了29年，韩国保持了有25年左右。新加坡和我们的香港已经台湾地区，也有二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他们大部分收获一个果实，他们都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造，我们中国同样是经过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虽然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巨大成就，我们回头来看，跟国际社会对比来看，突然发现我们发现工业化，城市化，还有很遥远的距离，由此人们提出质疑，是不是我们国家30年的发展成长，历史上由此二次大战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过高速的增长之后，完成工业化之后，进入一个持续的衰退，长时间的经济停滞这样的时期，我们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我们没有必要怀疑进入工业化加速的时代，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此长期停滞和放慢。因此这个坏问题背后潜在的好问题就是经过了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样打破西方所说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20几年的极限论这个假说。在中国有可能冲破，所以这样我们有理由期待今后的30年，取得了进一步辉煌。
那么今后30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更多的更细致的无论我们现在的人的想象力多么的丰富，你很难想象未来30年之后，中国人是怎么生活，这如同刚才金碚社长讲30年前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今天我们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如果在未来不发生战争，没有政治动乱，没有大的瘟疫，没有连续多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的话，再加上人口比例，大体上可以得到合理控制的话，人口的增长速度能够得以协调的话，未来我们算过一笔帐，在新世纪来的时候，如果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不低于7.16%，我们讲大数不低于2%，如果不低于这个速度的话，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是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属于公元2000年，初步小康，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到2020年我们翻二番，增长四倍，比公元2000年，达到当代世界的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把它叫做全面小康的社会。到2030年，比公元2000年将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又加入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五个方面的历史内容，在中国总体上我们2030年实现这个目标。
有的地方快一些，我记得2003年上海代表团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称2015年大概完成这个目标，北京当时讲的是2018年，全国我们总体上大概是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从发展水平上看。
从总量上看，我们算了一下，按照这个速度考虑世界其他国家的速度，我们有可能即使按关汇折算，我们在202几年前后追上日本，在204几年前后追上美国，大致是这样的前景。大家知道年五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每一年10.6%这个速度，改革开放到去年29年，29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7%以上，那么最近五年显然更高于平均速度，这样就缩短我们实现刚才说的一系列发展目标的时间表。如果时间表不变的话，等于降低了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我们现在算了一下，大概从现在开始算上今年，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是不低于6.8%，我们刚才讲的到2010年比公元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比公元2000翻二番，到2030年比公元2000年增长10倍―这样的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可以如期实现。
所以我们说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但是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的一个社会经济，在它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常规来看，不可能长期衰退，持续地放缓。马上要开奥运会了，很多朋友怀着各种考虑的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尤其奥运会之后，会不会出现曾经发生过的后奥运会现象，或者东亚经济，30年以后的持续衰落等等。我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不可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同样经过30年，但是我们距离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因此它的需求动力还是非常旺盛，无论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还是出口需求。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经济增长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政策有哪些新的复杂性和特点。
我们知道从30年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发展的背景，还是体制背景，都使得我们现在经济失衡和过去比较起来更加复杂。我想这个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从总需求来看，结构性的失衡矛盾突出。投资需求增长显然过快，消费需求的增长显然相对不足。投资需求我们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已经连续60多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年增长率都在24%以上，客观上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会快一些。但是如果过快的话，会导致一系列的严重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失衡和冲击。这些年我们的重要的投资品、价格上升，需求扩张，由此导致的煤电运油的整个产业链全面紧张的局面，的确反映出我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在当前不仅是统计数据的显示，也是现实生活的印证。那么和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构成对应的是消费需求增长不足，消费需求虽然增长，但是和我们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幅度相比的话，表现出严重的不相称。原因很多，包括投资增长过快，挤占了消费的增长空间，也包括收费分配差距扩大，使得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偏低的高收入群体，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占有的过多，提升的过快，使得消费需求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不相称等等，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构成中国现在消费需求方面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扭曲。这是一个方面的失衡。
第二个方面的失衡，就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特点来看，我们现在既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通胀的压力不用多讲，最近公布的数据我们有四个重要的价格指数，都是开创了97年以来历史的新高，或者97年以来最为令人关注的和担心的一个水平，一个就是所谓CPI，消费品价值指数，第一个季度达到8.3%，另外一个工业品出厂价我们达到6.9%，还有一个是上游投入品的价格，我们达到9.8%，商品零售价达到7.3%，这四个价格的指数都是97年以来少有的新高，带来了非常大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压力。
但是和它形成一个对应的是我们的通货紧缩在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困扰，实际上没有解除的，通缩要害的失业率居高临下，产能过剩。我们98-02年中国平均增长速度是7.3%，当时城市登记的实业人口500多万，登记的失业率5.3%左右，我们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几乎是成倍的提高，去年我们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人口一千多万，城市登记失业率超过4%，今年我们控制的政策目标也是力争不超过5%，即使这样前些年的2.3%，几乎是提高了一倍，中国经济现在很特殊的情况，既有通胀的压力，还有严重的失业的威胁，这是我们宏观失衡的第二方面的特点。
第三方面的特点，就是内外经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的失衡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由于中国的开放，包括进出口贸易，还有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作用的结果我们国际收支这个地方，长期以来显著收大于支，资本流入长期大于资本流出，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应当是已经超过1万7千多亿美元，汇率不变的情况下，结汇的时候，付出的外汇帐量越来越大，加剧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这是当前宏观失衡的比较突出的三个方面的复杂性，我们采取的政策跟过去有所不同，首先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现在的调控淡化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政策。对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一块，没有说是扩张，也没有说紧缩。不像97年召开十五大的时候，对第九个五年计划，我们讲的很清楚九五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不像召开十六大的时候，讲的十五期间扩大内需，保持不变。我们现在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但是通货膨胀怎么办。如果是紧缩的话，对解决通胀有帮助，但是失业怎么办。说老实话，进退两难。所以我们现在既不说扩张，也不说紧缩。我们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是歧视性调控，是市场调控，权宜之计可以。但是长久是有问题的。新财经杂志的记者年底找我谈，全年的经济势态，我看回去写的专访，叫做刘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终于到了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时候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我是说宏观调控比以前复杂的多，不是单纯的紧缩和扩张，是我们很大的变化。宏观政策第二大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我们采取松紧搭配的方式，不是双紧双松，财政继续扩张，财政赤字没有取消，货币政策从2003年9月份以来，所以采取这种松紧搭配的格局，在我们过去的宏观调配政策发展的历史上很少见的。
第三方面我们这次宏观调控的政策的特点，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面临着压力。在和过去相比的话，是空前大。过去的人民币升值主要来自国外的压力，这次人民币升值不仅来自国外的压力，同时来自国内治理通货膨胀的要求。所以情况就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讲当前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到目前的这个发展背景和组织背景下，它的失衡的特点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治理它的宏观政策和过去也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复杂性所在。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
最后讲一下实现中国高速增长需要创造的基本的经济条件。现在很多人都在祈祷中国未来30年，有一个更良好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人也疑虑。就是中国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我讲一组数据大家可能有一个感觉，如果按照关汇算，中国的GDP占全球的GDP的比重5.5%，但是现在消耗的石油占世界年消耗量8%，我们在不断地扩大进口，中国消耗的电力占全世界消耗的10%，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亿，世界排第二，中国消耗的铜材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19%，中国消耗的铝材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22%左右，中国消耗的钢材相当于世界年消耗量的37%左右，中国整个的能源消耗，各种能源大体上相当于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别的不去讲了。你的经济增长一倍，增长十倍，在未来30年，你的消耗等比例的增长一倍，增长十倍，很简单的算术题，不要说中国的资源支持不了中国持续高速增长，根本就是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是什么呢，提高效率，的确使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包括克鲁德曼等等关注中国未来30年高速增长的学者，他们怀疑中国未来30年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他们觉得中国改善效率的程度不大，他们推论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扩大，不是依靠要素效率的改善，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再维持三十年。但是毫无疑问人家提出一个警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的确确要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就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以此推动效率，推动发展。相信未来的30年，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市场化的深入，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使我们的未来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可能变成现实。
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估计不出意外的话，再活30年以后，问题不大。能够和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一道来体验和享受我们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文明以后的幸福。
祝大家今后更加幸福成长的更加健康，谢谢各位！
主持人：衷心的感谢刘教授的精彩演讲。
我荣幸地介绍刚刚到来的一位嘉宾，国务院参事，原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司长陈泉生先生。欢迎您！
刚才刘教授的演讲让我们对下一个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住房问题一直是被大家关注的一个热门经济学、社会学话题，下面有请这个方面的专家，住房和乡市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先生为我们解读下一个三十年的“全程”建房。
陈淮：谢谢主持人。
让我讲三十年的“全程”建房。大家看到看到中国经济报给这个30年已经搭满了脚手架。
在过去30年，中国已经建了世界上最多的房子，我们的人民群众和城市居民，在过去30年，住房是改善的最快。
从1980年中国城镇人均不足7平方米的住宅水平，我们不到20年的时间人均住宅面积超过28平方米，我们从1999年到2007年这7年时间里面，每年中国城镇住房竣工总面积都相当于1949年到1979年居民住房总面积之和，这个9年中我们给老百姓盖的房子，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量，2007年中国城镇商品房竣工面积总量5.8亿平方米，相当于城镇居民每人人均提高一平方米，还不算城镇居民自建改建住房，还有厂矿盖房的数量。城镇的人口从1.9亿人，提高到5.9亿人，提高了200%还多，我们在过去30年建房的成绩不大。刘伟教授讲到的很多国家，持续增长多少年，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他提到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建过这么多的房子，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数亿居民这么大规模的住房条件改善，但是还不够，远远还不够。所以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办方，就给我们未来30年的都搭满了脚手架了。
刚才我们说2007年城镇商品房竣工面积总量5.8亿平方米，只不过能满足600万家庭改善住房的需要。不算二手房。仅仅是600百万。我刚才说的当前城镇居民5.9亿人，大约涉及两亿个家庭。我们99年到现在，大跃进的盖房速度，每年我们现有城镇居民中，我们也只能满足百分之二点几的家庭添置新房的需要。还不算中国还将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镇迁徙，还不算我们在前30年，包括解放前，建国之前，包括在前30年，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建的那些战备房，在先生产后生活，先致富后支我的指导下，建议的简易房的改造，1979年到1999年，我们建的脱困房的改造面积，仅仅新房大家很容易算，我们50%-60%的人未来改造住房的话，我们还得建多少住房。中国现在5.9亿城镇居民，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大约在15亿人，15亿人，70%的人住在城里的话，那个时候城镇人口可能要达10亿，我们保守一点估计，也要在9亿以上。9亿人口可能涉及到3亿个家庭。我们刚才说仅仅新增的一亿家庭，每年大家很容易算，一亿一千万人要盖三百万新房，不算现有城镇居民改善。我们还需要多少房子呢，我想已经不需要我们具体给大家做很复杂的学术分析。
我们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国情特点，在住房问题上，一个我们的城镇化方兴未艾，刚刚拉开帷幕，大家喜欢用美国的房价收入比，欧洲的房价收入比，跟中国比较，眼下的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不要忽视的前提是，你们列举的发达国家，它的城镇化已经基本完成，完成的标志是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城市规模相对稳定，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布结构已经相对稳定。而中国正相反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人口向城镇集中、集约居住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特点。我们刚才说到在过去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增长了200%还多，这仅仅是在城镇当中居住三年以上，还不包括没报户口的流动人口，未来20年，我们保守推算的话，还将有将近3亿农村人口要迁移到城市，即便现在13亿人，不算预期的15亿，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达到8.5亿。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住房，还需要大型的公共建筑，还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的住房和以及相关的建设，还有多大的前景，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城镇化远没有问题。
第二跟发达国家相比的是我们现在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都对住房提出需求。这是和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中国的富人，现在买房最冲动，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买得起房和要买房的人，占的群体最大。中国的低端收入老百姓和穷人，改善住房的要求最迫切，是这样一个特点。中国的富人买房最冲动表现为，假定今天比尔盖茨把今天的房子拍卖了，我相信前十位举牌的一半有中国的企业家，买最贵的，包括我们汽车和房子，珠宝、化妆品。第二我们中等收入的阶层假定在城镇家庭中占40%，我们大约的算，就是家庭总数的10%的家庭中等收入的阶层需要买房。我们过去9年里住房建设是大跃进，每年只能满足2.5%-2.6%的家庭购置新房。光这一个部分，就足够大。我们现在还有15%-20%，各个城市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分布不均衡，低端老百姓，包括特困群体，困难群体，就是最低收入和低收入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大约占15%-20%，就是说还有万地家庭迫切需要改善住房，他们是真正住房极端困难的群体。所以去年国务院才有24号文件，24号文件的名字叫做《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我们提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廉租房，应保尽保，而且要扩大廉租房，就是不要钱，或者基本不要钱的群体。廉租房的覆盖范围，要改进经济适用房的援助性保障的办法和实施规则。比如说5年才可以进入商品市场交易，5年交易之后，要补交当地土地出让金，而且按照当年的价格补交，而且按照当地的政府规定，政府有权优先回购、收购。我们中国当前的市场上，我们一个方面建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但是仍然和老百姓需求差距非常巨大。我们未来3-5年，在完善商品房市场的同时，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为低端老百姓改善住房上，这就是我们当前实行的土地出让中，要有70%用于四位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两禁两限房，还有小户型住房，优先改善那些在过去30年中没有改善，或者改善甚少的群体，在未来2-3年，或者略长一段时间，让他们优先得到改善。
我们大约可以预计，未来5-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小城镇住房建设将是中国住房建设的主题部分。
我刚才说占城镇居民40%的中等收入的阶层中，有1/4的家庭现在想买房的，但是十个百分点的家庭，我刚才说我们每年可以提供600万套新房，这十个百分点家庭就是2000万，2000万的家庭每年住房可供六百万的一半，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主要居住的对象是6百万套住房当中的3百万套，严重的供求失衡形势，对于大多数中等收入的阶层来说，需要5-8年才能有比较明显的缓解。
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叙述了我们目前资源可供量的基本情况。不大可能设想，我们在二三年，三五年，住房建设供应量能够比现在翻番，甚至翻二番。无论是土地、能源、钢铁、灰沙石，还有我们的投资规模和银行的风险能力，都不可能达到。进一步来说，从沿海大城市的住房建设为主，向中小城镇发展，将是未来5-8年的时间。在未来更长一段时间的时候，10-20年周期的时候，我们的住房建设将进入新一轮以改造、更新、优化配置、老百姓拥有资产的要求，将更为迫切。我们现有的住房中，尽管已经有了总规模不小的190亿左右平方米的城镇住房总量，但是我们的住房当中，能够满足我们国家资源约束要求的，能够节能技术进步水平的，占的比重非常小。在未来20到30年我们住房改造的任务，节约资源的任务，将极为迫切。如同刚才刘伟教授说的，如果我们到2020，或者2030年或者将近2040年左右，能盖起我们指望的那么多房子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一次能源，全部给大家住房，所引起的能源消费需求，都不够。
因此中央也明确提出，向人民向社会向大家发出号召，要建立引导健康文明的住房消费模式。要节制奢侈性的住房要求，对奢侈性住房需求严格控制和抑制，对享受性的住房需求，采取不鼓励或者适当控制。比如说大户型，我们将来在税收政策上将体现它的控制要求，对奢侈性的大别墅，可能以后在中国的城市住房建设中，将处于严格严控和基本不建，或者甚少建的过程。因为我们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我们的能源都很难满足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从刘教授和我说的数字当中体会到中国的住房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同身受，可以到北京、上海、广州，我们看到省会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经济远不到值得夸耀的地步。包括我们刚才的尊敬的宝马集团的总裁先生，CEO先生和刘教授讲到的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前列的时候，我们北京人均GDP才不过是东京的1/8。纽约的1/7。我们不能指望住房消费水平脱离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脱离中国资源的限制，脱离老百姓经济的增长过渡超前，这是我们未来30年住房建设和住房政策中格外注重的部分。
因此我刚才说到的，30年建房，不仅是要给低端老百姓改善住房，给中等收入的阶层拥有住房，但是我们仍然对未来30年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还有城市化中住房建设的发展充满信心和乐观，是因为如下的因素推动。一个是我们存在的老百姓在中国过去15年，中国的城镇居民，在过去10年里面，是全世界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我们远不是最阔的群体，但是我们纯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在这个阶段人民的收入增长10%，引起的住房消费能力的增长，可能不止10%，可能达到30%或50%，这个叫做消费需求弹性。这只是随口举例，不是一个准确的研究数据。第二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社会消费结构正在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从最初的衣食温饱，我们解决了温饱有余的问题，前20年我们基本解决了，今后我们不仅要温饱有余，老百姓从衣食的改善，走向住行的改善。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关注的焦点，怎样已经落脚在住和行上，消费结构的升级。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取向的变化，勿请大家注意，有哪些变化呢，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可以称为天翻地覆，第一个有产成为社会鼓励的目标。我们讨论30年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回想30年中国的社会几乎99.9%的家庭都是无产阶级，我们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造就的前景是要再有20-30年，社会成员社会家庭大多数成为有产者，这个有产者不仅有存款、国库券，而且要有不动产，如若不信，请查阅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文件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老百姓不仅要有房子住，而且我们要实现所有人都有房子住，而且要实现大多数人有自己的房子。大多数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包括你出租房子获得房租，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更多的是你的房子的升值可以分享我们的这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扩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后，带来的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价值观。我们鼓励人们有产。
第二我们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幸福。20或者30年前，或者再早一点时间，你表达你想住大房子，好房子的时候，你一定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一定是应当受到社会秉性和批判的思想。现在我们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幸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大的变化都将给我们未来20年的住房改善和市场发展，带来很好的支撑。消费结构的客观需求和人们社会价值观变化的主观取向两个因素，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30年，中国的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还将保持兴旺发达的标志。
刘伟教授未来一段时间，未来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前程和前景。我希望未来15-20年，在座的这个年龄层的，目前的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我要加两个附加条件，第一个要艰苦奋斗才可能实现。绝无天上掉馅儿饼的事，绝无现成的事情，绝无凭空获得的事情。全世界一样。第二绝不要把这个理想建立在不切实际，超出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资源匮乏国家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的前景上。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教授的精彩演讲。相信我们听的陈教授的话，每个人都要有房子住，要拥有自己的财产。大家非常高兴。刚才提到的关键词就是城市化，专家估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据专家估计，在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36%提到50%。城市经营的命题摆在了每位领导者的面前，城市经营到底该经营什么？如何经营？下面我们有请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究中心主任洪银兴先生进行精彩
洪银兴：谢谢中国经营报社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选的题目主要讲一下关于城市化的问题。特别是我们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最密切的一个课题。刚才陈淮讲到要建多少房子，我想建房子的客观条件，就是看我们城市化的进程。
我选择城市化的题目，总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一大成就就是城市化，还有所推动的现代化。过去的30您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起到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未来的30年，我们的城市化要向更大的范围扩展，要有更高水平的提升。所以我们想未来的城市化有一个预见，我想我们下一步的推动发展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研究的中间感觉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定义，现在通常讲到城市化，实际上用的是经济定义，总是强调农村人口，还有城市人口的定义。城市化一般按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我认为这个定义在初级阶段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进一步的发展中间，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有一个现代的定义，我这里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要从增加城市供给意义的城市化。第二是要强化城市功能意义上的城市化。第三城乡一体化意义上的城市化。
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定义对我们未来的城市化的发展能够提供它的理论的基础。
首先讲我们已有人口的城市化。一般从人口转移意义上来谈城市化。因为现代工业在城市，经济中心在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在城市。因此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要到现代部门就业，为现代部门服务，要享受城市生活方式，有一个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我们过去的30年，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快的。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为代表，在农村启动工业化同时发展小城镇，创造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解决的农民不仅城市而是进入城镇就能达到城市化的要求的问题。农民自己转移自己，城镇化不仅提高城市发展水平，也大大提升了当地的农村发展水平。我们苏南地区正在解决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一个内容就是对苏南模式的研究，通过研究关注城镇化所起的作用，当然这个城镇化，是以城市城镇的发展作为中心的，因此城市比农村的发展更加快，城乡差距也是在扩大。
刚才谈到城市化率，我这里的数据，因为我没有时间查更细的，这个05年的数字来看，我们全国的城市化达到43%，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78%，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
刚才主持人讲可能要到50%，我想根据我们在未来的30年，我想可能会更高。因为从达到中等国家收入的水平的话，60%左右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化率，未来30年我想还是应该有的。
我想指出一个问题，我们城市化，不能单纯的追求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能反映我们整个的城市化的道路。
增加城市供给意义上的城市化，怎么样实现城市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地区差距我认为主要在城市化率地地区差距上，东部地区达到53%，中部地区达到37%，西部地区达到35%，意味着我们目前城市化的区域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地区差距的根本原因。我想跟我们地区的城市化是相关的。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城市化率的差别，主要是城市供给的差别。我拿这个城镇的分布密度，每万平方公里有多少城市，目前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市供给严重不足。我们讲城市化的时候，这些地区严重缺少城市。怎么样这个地方来城市化，很难在本地区城市化。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研究城市供给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讨论城市关键是要注意到城市干什么，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聚集地。为什么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活水平放大，原因是城市多，城市大，城市功能强，因此具有西南和集聚要素的能力。地区落后的原因，是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没有力量吸纳和集聚要素。
我们现在解决所谓的西部大开发的问题，振兴东北的问题等等，我认为关键是这个地区要增加城市供给，在这样一些地区很难城市化，城市供给不足，因此吸引生产要素，吸引经济能量就没有有效的载体，聚集不起经济能量，也就缺乏区域发展的中心。
因此我们这个地区要增加城市供给，要建设新的城市，做大现有城市。
因此我们可能未来的城市增加，主要在哪里，我认为未来的30年当中，中西部地区增加城市的潜力会更大。
那么在这些地区怎么增加城市。我认为关键是要增加城市要素。首先是一个科学规划。我认为在中西部地区不一定走东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另外东部地区它的城镇比较集中，但是它有条件，产业的支持，还有农民的支持。中西部地区要增加经济供给，我认为这些地方应该以工业化为主的，非农化带动它的城市化。
第二是投资，一个是政府的投入，同时我们感觉到进入外地就业的民工中的相当部分将会回乡创业投资，东部地区的企业走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办企业的道路。现在关键问题，要因势利导，根据增加城市供给的规划，来鼓励和引导各个方面在集中的区域创业投资。现在应该科学规划，新增加城市的问题。
增加城市供给，或者我们现在讲城市化的含义，就是强化城市功能。我主要是对东部地区来讲，另外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应该说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城镇化本身要解决城市功能的问题。我认为城市功能本身有一个建设的问题，城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心，要成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发源地，要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的载体。在区域经济中的城市功能，要在区域经济其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要有集聚和扩散功能。可以集聚生产要素，特别是先进的生产要素，要集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另外还需要扩散功能，把现代要素向周围辐射，城市辐射的范围越广，第一是城市的现代化，第二是城镇的城市化。
我们先看城镇城市化。沿海发达地区一开始的城镇化走的是分散型道路，我们开使用城城联合，村村贸易来形容它。现在的把工业区，开发区搬到农村，但是开发区搬进去以后基本上不具有城市功能。未来30年我们要研究东部地区的城镇，怎么样提升为城市的一个问题。城镇城市化要求的是城镇的集中，一个方面需要合并城镇，把这些分散的城镇集聚。所以现代城市要集聚人气，所以有一个城镇的合并问题。还有我们的服务业怎么样能够向中心城镇集中的问题。我们现在城镇的城市化，要使我们的城镇要成为一个城市，必须解决它要比过去能够承载更高的产业。能够具有市场的功能，能够建设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服务设施，这是我们苏南地区的城镇要解决它的城市化的问题。
还有现有的城市如何城市现代化。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具有了所有过去的城市功能，特别是我们在苏南发现有一个现象，叫弱市强县，就是原来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不如县市，原因是我们现有的许多中心城市和县城一样都是在发展制造业，因此城市现代化的一个内容，就是它的许多原来的功能，特别是制造业中心的功能，实际上可以转到城镇，这个时候城市应该及时转型。城市的转型就是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先有的城市如何强化它的科技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何强化它的区域中心的功能，如何强化它的现代化的功能，这样一来我们要考虑中心城市应该集聚什么。刚才陈淮教授讲的要住房等等。
我想今后中心城市的现代化，不应该住房聚集在中心城市的问题。我们的中心城市应该聚集先进的生产要素，聚集先进产业，聚集一些先进的研发中心，聚集公司总部和营销中心。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一个是城市产业结构的重组，把城市工业，甚至住宅区要向城市转移，城市周边发展贸易、信息服务，文化教育等等，我们的城市企业结构要调整，我们城市要适应国际的生产要素，包括适应外资银行、保险、贸易等等。能够使外部的服务业进入我们的城市。这是我们城市的现代化问题。
现在我们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单向的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发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转向，就是要推进城市的现代要素向农村扩散，农村成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点，过去的城市化“化”是化城市，下一步的城市化“化”是化农村，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城乡一体化。在城市化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的一个重要走向是农村和农民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城乡生活的基础条件和环境趋向一致，就是这个城市化的内容。
现在我们如果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就是要克服城乡二元结构。
第一我认为真正解决城乡一体化，需要解决村庄过于分散的问题。中国农村的特点就是村庄大分散。现在农村要集中供水、供电、供气、通路、通电话、通电视、通网络等公共设施建设有个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问题，科可行的途经就是村庄集中化。
第二就是克服城乡二元体制。一个是需要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使它尽快赶上城市的市场经济水平。第二是要打破城市和城乡的体制分治，最根本的问题要解决农民市民化。城市化向农村推进，就是解决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的本质，是使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市民权利。城乡的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地位上平等，城乡的生活方式趋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权利平等。这就是农民的市民化。为了推进农民的市民化，我们需要取消城乡分布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在城市和农村的居住，都不受户籍的限制。我们要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使他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政策和机会。比如说就业来说，农民进城就业和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权利，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享受平等的权利，农民及其子弟入学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平等。我们还是要推进农民市民化更重要的是政府导向，而政府导向关键要克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别。要把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因此我总结一下，在未来30年，我们的城市化会有什么样的走向，根据以上的分析主要是这几点：
第一未来的30年是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的30年。
第二未来的30年是增加城市供给的30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潜力更大。
第三，未来的30年是城市现代化的30年。
第四，城镇向城市提升的30年。
第五，农民市民化的30年。
主持人：感谢洪主任的演讲。我们在座嘉宾关注的还有企业经营的问题，我们未来30年中，中国企业将面临什么样的竞争环境，他们又要做好什么准备，来面对这样的竞争环境呢？
下面我们有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魏杰先生演讲。
魏杰：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企业改革的问题。企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在纪念30年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研究中国过去的企业的30年，也在预测中国企业未来的30年。
那么我所在的就业的机构，清华大学企业与政策系，对过去的30年和未来30年进行讨论和研究。
我们最近研究的结果，对未来30年有一个判断。未来中国企业30年这个判断提了三个结论。
我估计这个结论可能在座的不一定都认同。就是中国未来企业的30年将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企业将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这是我们对未来企业30年的第一个判断。为什么得出这个判断呢。1999年，我们建立一个中国企业成本分析系统，跟踪我们中国企业成本的变化，其中分析到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对中国企业成本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也就是它竞争的主要优势就是低成本的成本优势。但是根据我们的检测系统到了2004年开始，中国低成本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在转向高成本时期，所以企业成本优势在不断丧失。按照我们现在的分析，估计在2010年，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那就是未来中国企业竞争不可能再靠成本优势。那么企业的竞争就是靠两条，要么是成本优势，要么是技术优势。当成本优势丧失之后，中国企业只有转向技术优势，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看到2010年中国所谓的成本优势基本丧失殆尽，要求中国的企业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
怎么样技术创新？我们有一个关于中国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报告，这个报告有三个要点，中国企业要获得技术优势，应该有三个条件，第一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国家应该大幅度的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予强大的支持。这个要点中间，我们研究国家的许多发达国家，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对企业干预很少，基本不干预。但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植帮助很大。比如美国，竟然有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如果符合国外的战略要求地话，这个技术战略的投资可以抵税甚至可以退税，我们国家为了推动国家的技术创新，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过去为了推动企业出口，搞了出口退税，就可以考虑技术创新退税的问题。所以要推动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国家在战略思想上，必须有很大的推动才行。就是怎么样实现技术优势的第一条。
怎么样实现技术优势的第二条，就是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规模调整。因为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企业进入技术创新加速期的时候，它的整个产业战略，跟依靠成本优势的结构差距非常大，产业结构必须适合于这种企业的技术创新，我们的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呢，我们发现结构调整有三个产业需要我们关注。
第一是制造业中的装备制造。因为装备制造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
另外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企业的技术创新。
第三就是实验性经济。
那么结构调整的这三个要点极其重要，如果三个方面可以加以调整的话，中国企业会实现技术创新获得技术优势。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企业体制必须发生根本变化。体制创新更多的是人为资本的问题。所以要完成技术创新，企业体制必须加速调整。这就是中国企业要实现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
那么这三个条件如果能够完成的话，在未来30年中，中国企业会顺利地从成本优势将转向技术优势。
这是对未来中国企业30年的第一个判断。
对未来中国企业30年的第二个判断，要从非规范竞争转向有效竞争。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最近我们搞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主要分析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在分析资本回报率的时候，有一个分析影响中国企业的要素，哪些要素涉及到影响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我们竟然发现一个问题，80%的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三个要素有关。一个垄断，垄断型企业利润最高。第二市场准入的优惠条件。别人不能干这个事你能干，所以利润很高。第三要素获取上的优惠。比如说房地产。那么发现这三者非企业竞争力的要素和企业的利润回报率的关联度最高。那就说明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企业虽然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非规范竞争的状况，可能情况也很复杂。所以才分析竟然80%的企业，跟这种非内部竞争力的因素来决定它的回报率，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们分析发现，也可能以中国改革的路径有关。中国叫渐进式的改革。这个意思就是给企业并没有一开始提供非常完善的外部环境，而是不断一点点地放开这个环境。所以每次改革企业虽然获得巨大的进步，但是每一次见证改革给企业带来的环境，都有很多体制和政策的漏洞，这样一来就导致人们喜欢从体制的弊端和漏洞中寻找自己的经营方向，导致利润不一定和竞争力有直接联系的结果。很显然随着发展这个状况将会得到进一步改革。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的企业可能更多的关注有效竞争的问题。有效竞争主要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竞争。那就告诉大家，未来30年，中国企业必然会获得一种有核心竞争力才行。怎么样获得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研究发现，和企业的三大核心问题有关。
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企业制度问题。那就是企业制度必须再度创新，涉及到企业制度的四个内容，一个是企业产权制度，一个是公司治理，一个是企业组织结构，一个是企业管理制度。那么企业制度的四个方面，如果不再度提升的话，中国企业很难获得核心竞争力。
第二个内容就是企业战略问题。企业战略的创新在未来很重要。涉及到所谓的产业战略问题，市场战略问题，要素战略问题和国际化战略问题。如果中国的企业战略不调整的话，最终的结果，中国企业很难获得这种核心竞争力，这是所谓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第三个核心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就是我们整个企业价值理念不转向现代企业的话，很难获得核心竞争力。涉及到企业的体制性企业文化，管理性企业文化，经营性企业文化。要求企业进行企业文化的再造和创新。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走向有效竞争，关键是获得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获得，涉及到企业的制度问题，企业战略问题和企业文化问题。这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这是我们对未来企业30年的第二个结论。
对中国企业未来30年的第三个结论，就是从单纯的利润型企业要转向责任企业。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结论呢。因为我们围绕纪念30年，做了一个庞大的调查，调查当中，有公众对企业的评价。其中我们发现未来的企业评价当中，对责任企业的期望是最高的。那么就是过去人们可能更希望中国企业是利润的增长，可能对企业评价的更多的是利润和指标的增长，现在对企业的评价更全面的要求中国企业能够进一步提升和发展。我感觉到消费者主权很厉害，我讨厌这个企业就不买这个东西，你就可怕了。像我们“王老吉”这次地震表现不错，一下拿一个亿。所以要求企业的未来要转向责任型企业才行。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企业的重要的领导策略，就是企业家的问题，要求中国企业家，必须在未来30年不断提升，才能保证中国企业转型。怎么样不断提升，我们发现一个主要问题，企业要正确对待财富，它是运作和拥有财富的阶层，正确对待财富是这种企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怎么样正确对待财富，我们的报告提出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干什么事首先考虑法律底线，不能琢磨把谁摆平的问题，这个恐怕会出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阶层倒在法律问题上。所以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法律。
第二条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人权。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一定要注意人权的问题。
实际上财富多了，对每个人都是考验。能不能承受财富之重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有人似乎什么都不在乎，最终可能抵触人权底线，最后的结果很难使企业转型。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责任，财富来了，责任就来了。企业责任分两类，一类叫社会责任，就是强制性要完成的，那就是四条。第一为政府提供税收，第二为市场提供优良产品，第三为社会责任提供机会，第四为环保贡献力量。那么捐赠的这个责任没有强制性，但是也要注意，该捐赠的还要捐赠。所谓的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责任。
第四条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学习。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任何人都要学习，千万不要无视学习的问题。
第五标准，拥有财富千万不要无视使命。要牢记企业家的使命问题。拥有财富之后，使命都跟着来了。那么这种使命是不同于常人的使命。对中国企业家来讲，恐怕要转型社会责任型企业，一定要牢记它的使命才行。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中国企业的转型，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从这种单纯的利润型企业转向责任企业。这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而要转向责任型企业，关键问题使企业家能力提升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正确对待财富，我们提出五条标准，如果五条标准我们可以做到的话，那么中国企业会在未来30年，从原有的单纯的利润型企业将转向责任企业。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企业未来30年的三个判断。一个是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一个是从非规范竞争转向有效竞争。第三条是从单纯的利润型企业要转向责任企业。
我想如果这三条如果我们可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在未来的30年，还会像已经过去的30年一样，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福音，我们也祝福中国企业在未来可以正确对待三个挑战，完成自己的真正转型，最后造福于中国的社会发展。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企业的转型，因为只有这种转型，我估计前面的三位教授提出的任务，可能才能实现。无论是竞争力增长，还是建房，或者城市化，最后实际上还要集中在企业的发展上，没有中国的企业发展，将没有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中国企业的转型，期待着中国企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推动和发展。
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每位企业家可以对照魏教授开出的企业管理清单，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温故而知新。我们期待梳理30年成功迈步的同时，找到新的发展智慧。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为我们解读下一个三十年的改革路径。
樊纲：我们六位都是30年前上大学，随着改革开放开始，大家是见证和参与了这30年的改革和发展。
而且今天的题目非常好，向前看的30年，不简单是总结。刚才刘伟说在座的80后、90后他们活30年容易，我们活得了活不了30年是问题。我们能不能见证今后30年中国的繁荣。
我们也是为了研究30年的发展，为今后30年的改革提供一些理论的依据，我们最近从去年以来还正在做这项研究，这项研究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一直等一些新的数据，但是我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向大家介绍一下。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哪些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用一个现代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加以分析，着重分析了前面刘伟教授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国际上也有争论，国际上也有若干的研究，我们想利用最新的数据，利用现在的一些新的方法，来对这个问题再做一些分析，这样也是在30年的交界的过程当中，我们对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更定量的认识。
应该说这个研究迄今为止看到的结果还是有新意的。
最主要的解释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多少增长是由于要素的投入，是因为积累的资本，是因为我们投入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等等。那么我们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结论，就是当然要素投入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在我们人均GDP9%-9.5%的增长中，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中，百分之五点几，确实还是由投入带来的。那么这里大家注意，这个投入一个资本一个劳动，一个劳动包含了教育因素的人力资本。这是最新的现代经济理论，已经把人力资本的概念，把教育的概念，已经纳入了作为一个要素投入的因素来加以分析，这样一个新的方法。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过去30年，有生产力的重大的提高。要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有技术进步，效率改进，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有关提高生产力的因素。
那我们看看在80年代就已经有3点几的贡献，这是在9点几，10点几，就是说30%、40%是效率改进的贡献。90年代最高达到4.4，99年以来也将近4%，在9%里面有4%，40%的增长由效率的改进加以解释。当然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剩余，后面想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前面第一步的工作，按照标准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这个TFT的方法来做的，是要素投入解释不了的剩余部分。第二步再解释剩余部分有哪些因素决定的，剩余部分就是生产力的提高。
那么这个研究当然跟前面刘教授提到的克鲁德曼还有其他的研究小组的结论不太一样。最近还有一个研究成果佐证了这件事情。比如说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两个研究者，他们做了另外一个研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GDP的增长要素的分析。他们研究的是中国和印度，制造业增长的因素的分析。
此页面为打印预览页
选择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