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祖籍祥考
习仲勋的祖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在早的祖籍是江西省，地处赣江交汇处，原属临江府，1952年9月划入吉安地区。这里人才辈出，历史上出现过陶母湛氏剪发待客的感人故事。为建立新中国奋斗一生的习仲勋祖籍就在新干县。2003年4月21日，习仲勋夫人齐心率女儿、女婿等十多人，遵循习仲勋生前所说：“有空带子女回江西新干老家看看”的嘱托，曾来新干县塘头门习家寻根问祖，看望父老乡亲。1998年陕西文集传记革命生涯编辑委员会《习仲勋传》写作小组也给新干县党史办来函称：我们征集到《习氏宗族家谱》，序中记有“习氏太高祖思敬公生于江西省临江府新淦县华城门村。”
　　据查新干《塘头华城门习氏十一修族谱》载：习氏六世公舜生有二子：南池、天池。南池生有纹杰、纹伟，一直都在新干世居；天池则有四子：思新、思淦、思乡、思敬。因兵荒马乱，年成不好，无以为生，二子思淦迁徙湖北均州城东习家店；四子思敬迁徙邓县（今邓州市）十里营。后来邻近习姓子孙尊思敬公为当地始祖。习仲勋为思敬公第十七代孙。据《富平县志》载，光绪六年（1880）陕西富平遭受大灾，全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地广人稀，知县决定招募齐鲁川鄂客户，计口授田。光绪八年（1882）习仲勋祖父习永生从河南邓县十林镇习营村迁徙陕西富平县丹乡。习永生育三子：宗仁、、豹子。宗仁得四子：中法、中耀、中杰、中辉；宗长得二子：中凯、中勋；豹子无后。中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参加革命后改名仲勋。两地族谱衔接无误，详细记载了习氏家族迁徙的历史，谱写了江西新干与陕西富平的亲情佳话。
　　1926年习仲勋13岁在富平立城学校加入共青团，1928年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认识了习仲勋就一直对他关心爱护信任支持。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奉命调往东北工作，习仲勋便负责西北地区工作。1952年任西北局书记，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诬告“利用小说反党”，受到停职审查。
　　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他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转折时期，是他提出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的建设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了一步。1980年10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当选七届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终年89岁。习仲勋陵园被陕西省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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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3岁参加革命，15岁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出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年，习仲勋32岁，任中组部副部长。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居住着汉、回、藏、维吾尔、蒙古等10多个民族，经济落后，政治复杂，要当好这个地区的领导十分不易。习仲勋在西北局书记的位子上一干就是7年，且干得很好。特别是在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归顺一事上，力排众议，数擒数纵，终于促其投降，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当面夸他：“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中央决定将各大局撤销，调习仲勋、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进京，习仲勋出任中宣部部长。在习仲勋未被任命之前，毛泽东碰到了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的林默涵和胡乔木，一脸兴奋地说道：“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3年9月，习仲勋改任政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一向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的周恩来，对习仲勋的工作也甚为满意。
　　然而，功勋卓著的习仲勋仍未逃脱险恶之人的攻击陷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作者之所以敢这么写，就因为幕后有个习仲勋”。自此习仲勋被审查、关押长达16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于1978年12月至1980年11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到任不久，即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大胆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说：“当年的陕甘宁就是特区……你们要杀开一条血路。”
　　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习仲勋平反。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调中央工作。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月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习仲勋自1926年投身革命，至2002年去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提及习仲勋，人们只知道他是从陕西富平走出来的，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祖居地在南阳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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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全国人口锐减，特别是中原一带，情况尤甚。是时的南阳，总人口才两万多人。邓州更惨，仅剩下四五百人，致使大片土地荒芜。为改变这一现状，明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迁山西、江西、太湖一带的百姓入中原。这其中，有一个叫习思敬的，来自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今新干县)，迁到河南邓州的堰子里(今十林镇习营村)开荒种地。经过600多年的繁衍生息，习姓现已发展为数千人的望族。且不说迁居淅川、桐柏两县，以及湖北、四川、青海、山西、陕西、北京、甘肃、新疆等省、市的习思敬后人，单就留居邓州十林、张村二镇的就达2600多人，其中居住在十林镇习营村的最多，达1300人。这些习思敬的后人，均尊习思敬为一世始尊。习思敬之墓，今仍坐落在习营村的西南隅。在习思敬墓的南边20米处，建有习氏祠堂。每当清明节，不断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习姓后裔到习思敬墓前烧香祭祖，追思先人。
　　习仲勋，就是习思敬的后人。习思敬生汝华，汝华生希诚，希诚生元闻，元闻生钦俊，七传至国科，生子四人，第四子名玉策。玉策生永盛，永盛生老虎(小名，是否还有其他名字，已无人知晓)、宗德(即习仲勋父亲)和宗仁。
　　清光绪二年(1876年)，南阳大旱，庄稼绝收，赤地千里。在此后的几年内，加之又闹土匪，乡民纷纷远逃。习永盛便夹在这些难民之中，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附近的南堡子暂居下来。
习永盛来到淡村乡后，先是做小买卖，聊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习永盛真正在陕西站稳脚跟，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时在甘肃提督董福祥部下当兵的习仲勋的大伯习老虎，因护驾有功，在慈禧太后返京之时，受赏得到一些银两。习老虎顺道回了一次家乡，并留下60两银子，再走以后便音讯全无了。习永盛便用这60两银子买了一些地，在中和村正式定居下来。
　　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习宗德喜得一子，根据谱系所列“国玉永宗、中正明通、继述承显、尊守从荣”辈分，取名中勋。1926年，习仲勋就读于立诚公学高小部时，级任老师严木三先生认为“中勋”含有“中国的元勋”之意，遂给“中”字加了个“人”字旁，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
　　习仲勋出生于陕西富平，终其一生未曾涉足过南阳，但他对家乡十分关注。早在1939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兼关中专员公署专员时，听说邓州十林有个族叔叫习宗斌，在内乡民团当副团长，便写信邀他去关中。但由于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习宗斌未能成行。
　　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休息时谈到了河南。他说：“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1988年改为邓州市)。是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
　　1986年5月15日，邓县县委书记殷文欣赴京参加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习仲勋想起这次有“老家人”出席会议，便问道：“河南邓县谁来了？”
　　殷文欣站起来答道：“我。”
　　习仲勋问：“你担任什么职务？”
　　殷文欣答：“县委书记。”
　　习仲勋赞扬道：“你们的信访工作做得不错。”
　　殷文欣答：“做好信访工作是我们的责任。”
　　习仲勋满意地点了点头。
　　习仲勋关注着家乡，家乡人也在关注、思念着他。习永盛离开邓县时，把长女留在习营，后嫁于贾楼赵姓人家，生子三人：天勤、天俭、天省。20世纪40年代初，日寇大举侵犯南阳。正在中学读书的赵天俭，不得已辞学北上，到延安参加革命。他之所以选择去延安，习仲勋当时在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巧的是，那时正赶上延安整风，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大搞什么“肃奸”、“反特”和“抢救失足者”运动。赵天俭亦未能幸免，死在狱中。直到42年后，习仲勋与赵天俭的堂侄赵清理谈起此事时，还唏嘘长叹。
　　1930年，由村治派首领彭禹廷发起，成立了宛西四县(镇平、内乡、淅川、邓县)联防司令部，由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出任联防司令部司令。自此，别廷芳势力扩张到邓县。邓县民团连长习相斋起而反抗，欲暗杀别廷芳。事泄，习相斋逃奔延安，由此参加了革命，曾一度与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共事。
　　1953年9月，在河北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的习相斋，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习仲勋同志任政务院秘书长”，激动不已，当即给习仲勋去了一封信。习仲勋马上回了信，邀他到家一叙。第一次见面，两人一谈便是5个小时。自此，两家常来常往，就连习仲勋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也没有断绝来往。习相斋去世后，孙子习良钦一直与习家保持联系。
　　与习仲勋联系较多的还有习营的习中铭(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傅作义部队，后随傅作义起义)、贾楼的赵清理。赵清理是习仲勋姑父的侄孙，按辈分应该叫习仲勋表叔。赵清理娶妻习清芬。习清芬属于“正”字辈，比习仲勋低一辈。
　　1958年，赵清理去北京中医教研班进修，通过习中铭的引荐，第一次见到了习仲勋，自此常到习仲勋家走动。是年，习清芬去北京探亲，一住便是3个月。那时干部的口粮一月才发29斤粮票，硬生生添了一张嘴，粮票如何够用？于是赵清理由习中铭带着去见习仲勋，开口便道：“侄女在这住，不够吃，你给点粮票吧！”习仲勋笑着答应了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逐渐走上正轨。学医的赵清理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利用医圣张仲景家居南阳这块得天独厚的“金字招牌”，在南阳创办一所国医大学，一来弘扬中医事业，二来为中医界培养一批高级人才。此时的赵清理，已在河南中医学院任副教授，在河南中医界享有很高声誉。
　　赵清理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供职于河南日报社的江涛，也是邓州人，一次乘工作之便回到南阳，见到了南阳地委书记宋国臣，谈了赵的想法。
　　后来，南阳地委纪委书记韩天经去郑州开会，赵清理当面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韩极表赞成。回到南阳后，韩天经向宋国臣和南阳行署专员张洪华作了汇报，南阳地委、南阳行署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大得民心的好事，欣然同意，并邀赵清理回南阳一谈。
1984年10月，赵清理回到南阳，就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之事，与宋国臣进行了详细商谈。稍事休息，赵清理直奔北京，向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邓州人)作了汇报，杨蕴玉表示赞同。从杨蕴玉家中出来，赵清理直奔习仲勋家，受到了习仲勋秘书曹志斌和幼子习远平的接见。赵清理就南阳地委创办张仲景国医大学的设想，以及杨蕴玉副部长的意见，向曹志斌和习远平如实作了汇报。
　　赵清理回到南阳后，就北京之行向南阳地委、南阳行署作了汇报。地委、行署的领导听了之后十分振奋，为使筹备工作加速进行，于1985年1月8日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李金明(地委副书记)、赵清理、孙兰卿(原县级南阳市市长)负责，即日开始办公。与此同时，他们就成立张仲景国医大学一事，以南阳地区行政公署的名义向河南省人民政府打了报告。
　　报告发出的第三日，赵清理再一次赶往北京，面见习仲勋。习仲勋说：这事志斌、远平已经给我说了，我一定支持。具体事你和远平、志斌说，该跑的腿让他们跑。从习家客厅出来后，习远平、曹志斌、赵清理又聚在一处，就名誉校长一事进行商议。后经习仲勋出面，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为张仲景国医大学的名誉校长。后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时，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亦受邀出任名誉校长。
　　1985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南阳地区行政公署，同意建立张仲景国医大学。
　　接到批复，赵清理很快致电习远平，请他出面邀请北京相关部门派人前来南阳出席会议。习远平于2月3日抵达郑州，并在电话中向河南省委书记刘杰作了汇报。刘杰对此事也很重视，指示届时派省委宣传部部长侯志英、副省长胡廷积代表省委、省政府赴南阳参加成立大会。同时，他以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名义，邀请国家教委、卫生部派人参加会议。2月6日，张仲景国医大学成立大会在南阳地委小礼堂隆重举行。翌日的《南阳日报》是这样报道的：“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朱学范的代表白羽，全国政协副主席、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校长董其武的代表董都祥……”这里所说的白羽，便是习远平。习远平还受邀担任了张仲景国医大学的顾问，同时担任顾问的还有郭长宇(国家教委组织部部长)、杜永斌(中联部七处处长)、崔光华(河南省副省长)、邵文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
　　这样，在习仲勋的关心、支持下，张仲景国医大学得以顺利创建，并于当年9月16日正式开学，共招学生280名。由于时间仓促，当时这一届学生未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包括学历也未得到国家承认。要使这所学校长久地创办下去，必须解决招生计划和学历问题。为此，河南省教委于1985年10月给国家教委写了一个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白羽，以习仲勋办公室的名义送到了国家教委；另一份交刘向三(全国政协常委、原水利部副部长)，通过刘向三转呈给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国家教委收到报告后十分重视，于11月7日派高教司副司长王镭赴南阳考察。翌年3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把张仲景国医大学正式列入国家招生计划。这样一来，等于给张仲景国医大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此后几年，学校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学生遍布全国。遗憾的是，张仲景国医大学创办不到8年，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办了。
　　1996年，闻知习仲勋身体欠佳，邓州市委书记王英杰、副书记贺国祥去深圳探望，受到习仲勋家人的热情接待。闲谈中，他们聊到了习氏族谱，习仲勋家人对此颇感兴趣。王英杰、贺国祥回到邓州后，立即派人去习营村抄写习氏族谱。习营人说，族谱正在修改中，并直到2000年才修改完毕。拿到习氏族谱后，时任邓州市市长的方瑜垠刚好要到厦门参加一个会议，便将族谱带到了福州，呈交给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两年后的5月24日，习仲勋走了。遵照习仲勋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发电通知了南阳和邓州。南阳市委委派副书记高德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云生，邓州市委委派市委书记崔振亭、副书记孙天朝，赴京参加了习仲勋的追悼会。
　　习仲勋虽然走了，但习仲勋的夫人和子女们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家乡，关注着家乡人。2004年，再度修改后的邓州习氏族谱，通过邓州市市长刘树华和政协主席杨德堂之手，呈达到习仲勋的夫人齐心面前。齐心欣然为族谱题写了书名——《邓州习氏》，并一再表示，在有生之年一定会抽空回家乡看看。
　　习仲勋系念的关中三人
　　5月24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逝世7周年忌日。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陕西省旬邑一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关中特委和关中分区书记，在旬邑战斗和生活了6年(1936年至1942年)，在当地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值此习仲勋逝世7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8年7月19日晚，西班牙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和萨苏埃拉艺术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演出，我当时是该团访华演出的联络人兼翻译。演出休息期间，在贵宾室里，我有幸见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从小时候起，我就常听家乡的亲戚、邻居们谈论习仲勋当年在我们当地开展革命工作的故事，今天亲眼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老一辈革命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遂向习老自我介绍道：“我是陕西旬邑县人，我叫……”习老大概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能碰到一个来自他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一时颇感意外，但很快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开始和我聊了起来。当我说到我的老家是青村时，习老说：“我知道你们那个村子，你们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和我很熟。”幕间休息只有20分钟，下半场开演的铃声响了，习老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遂把我介绍给他的秘书曹志斌，并邀请我：“有时间到家里坐坐。”
　　习老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那个小村子呢？为什么和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很熟呢？事情还得从70多年前说起。
1936年9月间，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我的家乡当时属于关中特区的一部分。这是习仲勋第二次来到关中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扩大统一战线。行前，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找他谈话，特意嘱咐道：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民团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势力，土地革命时期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仗，结怨很深。现在要和他们搞统战、交朋友，党内有的人一时很难接受，转不过这个弯子。其实，习仲勋在和刘志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初期，就意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33年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中第四条就是专门讲对民团的政策，其中写道：“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见《习仲勋传》上卷186页)。现在，党中央提出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习仲勋心领神会，他一到任，便把统战工作列在了首位，我们村姚春桂、穆振江就是他当时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其中姚春桂是国民党民团团长。
　　当时关中特委所在地在马家堡，离我的老家青村只有二三里地。习仲勋在马家堡的办公地在一户临近沟畔的住家里，站在沟畔瞭望，对面就是青村，不仅房屋、窑洞尽收眼底，连人影也清晰可见。很快，习仲勋把青村纳入了他的工作视线。王常泰是青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又是村党支部书记，习仲勋首先通过他来了解村情，并要他介绍一些统战对象。王常泰首先介绍了穆振江。穆振江是青村首富，却善待乡邻。习仲勋很快和穆振江见了面，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穆振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点头，当即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办事。当他获知特委机关急需办公用的复写纸而因国民党封锁难以买到时，穆振江冒着风险到国民党统治区彬县托他的朋友想法购买，然后将复写纸缝在棉袄里，躲过国民党的哨卡，安全送到马家堡。经过考验，穆振江被习仲勋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姚春桂当时是国民党把持的职田镇民团团长。职田镇长期以来是国民党的反共堡垒，镇内不仅驻有民团，还有国民党正规军、特务。关中特委所在地马家堡离职田镇不到一里地。经过习仲勋细致的工作，姚春桂终于被争取过来。白天，他以民团团长的身份在职田镇履行公务，晚上，让亲信把他从城墙上吊下来，悄悄地到马家堡找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特委负责人“打麻将”，借机向共产党传送情报。因为有姚春桂这样一个内线，关中特委对职田镇城内国民党人员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姚春桂还通过穆振江向习仲勋输送子弹等军事物资。关中分区(1937年夏季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1939年撤离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习仲勋依然保持联系，习仲勋曾委托姚春桂将我党一名重要干部从旬邑县土桥镇护送到照金。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尤其是在“红”“白”交界地区，有些担任特殊使命的统战对象是不能公开身份的，他们所从事的秘密工作往往是单线联系。姚春桂秘密为共产党做事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为共产党和老百姓所痛恨的国民党的民团团长。正因为这样，他险些两次被我们的人错杀，而这两次都是因为习仲勋过问而脱险。第一次发生在习仲勋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兼专员时期，那时分区驻地在职田镇以北20多里地的阳坡头。一天夜里，姚春桂被我们的民兵抓获，被押解到阳坡头，当民兵们正等着立功受奖的时候，不料，习仲勋下令：“把人给我放了。”第二次是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姚春桂又一次被逮捕并差点被枪决，连公审的布告都已经写好。他的夫人张凤英赶忙跑到西安找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亲自过问，姚春桂又一次被释放。因为两次保护了姚春桂，这成为习仲勋后来挨整时的一条罪状。
　　从此，姚春桂的人生命运和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问题被康生一伙诬为“反党分子”而受审查。1964年，当时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陕西开始大整在历史上和习仲勋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人。那一年，陕西省一个科级干部来到青村穆振江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调查他和习仲勋的关系。穆振江是个老实人，他实事求是地讲了他和习仲勋的关系。来人还算客气，没有搞逼供信，穆振江口述，由他的儿子穆相民笔录，科长带着由穆振江按了手印的材料交差了。姚春桂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初六，中午，一辆少见的吉普车神秘地向青村方向开来，车子没有进村，而是悄悄地停在了村口。一位省里来的干部下了车直奔大队部，找村支书姚占魁，姚书记赶忙派人把正在地里干活的姚春桂找回来。姚春桂就这样被秘密逮捕了。姚春桂这一去，杳无音信。1974年，他的儿子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砖厂”的信，这是坐落在西安市郊区的一个劳改工厂，姚春桂被关押在这里整整10年。在他被宣布释放时，陕西省劳改局给他做了这样一个结论：“因受习仲勋问题牵连，姚春桂接受审查，审查期间未发现问题，现予以释放。”
　　姚春桂又回到了老家青村，不过，头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姚春桂识字、喜欢看报，经常溜达到大队部翻看旧报纸。1978年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习仲勋到广东任职的消息，于是把大队部的两个年轻人叫到家里，对他们说：“年轻娃娃，你们有文化，帮我写一封信，我手颤得写不了。”“给谁写？”那两个年轻人问。“我来说，你们写。”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展开纸，拿起了笔，姚春桂开始口述起来：“仲勋：你好！我现在家里，身体还算好。你身体怎么样？家里好吗？……”这是一封极为平常的问候信。信写完以后，姚春桂用他那颤抖的手在末尾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仲勋的署名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姚春桂读着、读着，眼眶有点儿湿润了，他回想起40多年前和习仲勋的交往，觉得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他的回信一样。
　　不久，青村大队给姚春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30年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又过了些时候，习仲勋通过他的弟弟、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恺给姚春桂寄去200元钱、一件大衣、一封信。然而，姚春桂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他于1980年逝世，享年70岁。
　　去年，我拜访了原旬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老干部姚俊民。说起姚春桂的事，我问他：“这姚春桂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反问我：“他给习仲勋干事，给共产党送情报和枪支弹药，你说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我一时语塞。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使我再次想起姚春桂。剧中的国民党军统天津站副站长余则成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但他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员，而党组织安排在他身边的助手翠平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勇敢的游击队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翠平这位标准的共产党员还要接受非党员余则成的领导。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身边也有类似翠平这么一个女人，这就是他的妻子张凤英。张凤英的娘家就是当年关中特区所在地马家堡，她受共产党的影响，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当迎娶的花轿抬到她家门口时，她竟敢躲藏起来，拒不出嫁，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后来她进入共产党开办、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学习。这样一个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进步女青年嫁给了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这中间是否也有“组织上安排”的因素？可惜张凤英于1954年因病逝世，我们无从知道。而张凤英能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习仲勋、习仲勋不仅接见而且发话放人，说明她绝非普通农村妇女。
　　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总是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这样一些人，很难找出一个政治标签给他们贴上。也许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2008年5月24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逝世6周年的日子。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习仲勋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更是值得我们怀念。
　　1997年底，我在南方某开放城市的一幢小楼里，见到了一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的八旬老人。据工作人员讲，他的起居生活十分有规律，无论寒暑，每天坚持几次散步，无论劳逸都坚持读书、读报、听新闻。他就是在历经“文革”等磨难之后，70年代末，受命出山，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面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丰硕成果，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一提起广东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会谈到，70年代末，被人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的习仲勋，倾力向中央要政策，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的那段往事。“改革开放”4个字说起来，很是轻松，然而在70年代末，对于还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来说，绝非一件易事……
　　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习仲勋率队考察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得出的结论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7个月后，习仲勋便向中央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
　　1978年，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二个年头，同时也是中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十一年。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当人们直面世界，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一度被国人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还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甚至于停滞。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前，人民寄予中国共产党以厚望，历史与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局面。
　　1978年4月6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时逢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一个直白的亮相，习仲勋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一席话表明了这位中共元老誓将与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到任之后，习仲勋没有被文山会海所淹没，在听取了广东省基本情况的汇报之后不久，他便展开了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
　　1978年7月至8月，习仲勋先是到了宝安县城深圳，然后又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老百姓、地方干部攀谈，以求掌握一手资料。高温下的考察结束后，习仲勋概括出8个字：“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形势很好”指的是3个地区的粮食获得了丰收，因此人心比较稳定。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广东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还是从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广东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基础，这都是广东的优势。但是，广东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是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广东的外部环境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捆住了手脚，使得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就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另外，“文革”中，广东省可算是一个重灾区，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便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团结奋斗。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经济调整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的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习仲勋的脑海里打转。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这一次，对于身经百战的习仲勋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战场。热浪一阵强似一阵地向他袭来，望着近在咫尺的繁华香港，想起那次到深圳遇到农民外流冲击边防线时的情景，习仲勋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一段时间里，被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的习仲勋，经常彻夜难眠。跟随父亲到广东的大女儿齐桥桥，很为爸爸曾受过太多折磨的身体而担心，经常劝说父亲要注意休息，保持身体健康。但此刻，习仲勋早已顾不上女儿的担忧了。“对！关键是政策。”一番思考之后，习仲勋认定，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机动余地，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啊！”一切再也耽误不起了，想到这，他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在设想付诸实施之时，特别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魄力。当习仲勋听了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有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
　　回到省委后，他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具有深远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全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其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因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
　　这份汇报材料是习仲勋在到广东工作了7个月之后形成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的工作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与一同在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一起急急赶回广东。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会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便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思考广东加快“四化”建设进程的出路。习仲勋对同去调研的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不久，他和当时的省委领导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海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汇报时，习仲勋再次将他的建议向中央作了陈述，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赞许与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这次一直扩大到省、地、县三级。会间，习仲勋向到会同志传达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做了简要说明：“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当然是借用语），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尖锐、直率、坦诚，这就是习仲勋的性格。
　　5月中旬，谷牧就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两省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率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为此，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对中央“50号文件”批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坦言道：“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广东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在实现‘四化’中先行一步，为全国摸索点经验，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办好，就一定能使广东在实现‘四化’中先走一步做出贡献。”他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要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同志们团结起来，振作起来，为搞好试点而努力。
　　历史对于这位新长征路上的“老兵”，有着这样一段“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记录：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与许世杰等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地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
　　3月12日，他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号召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绿化工作；
　　4月4日，习仲勋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就在此半年之前，习仲勋已指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与港方在1978年10月11日达成增加供水的协议；10月12日，正式开通了广州至香港的客运班机。10月17日，香港至广州的飞翔船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港报的一篇题为《习仲勋拂晓探市场》的文章，披露了1979年12月，习仲勋率团访问澳洲后途经香港访问时，考察香港市场时的情况；
　　1980年4月，习仲勋到了南海县，几天的调研之后，他问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他鼓励县委领导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先走一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9月2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便赶赴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并作如下纪要：“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两省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10月20日，港督麦理浩再度到广州访问，就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合作等问题，与习仲勋等省委领导会谈，3天后，双方圆满达成协议。
　　1980年11月，习仲勋奉调到中央工作。此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外经贸发展已初见成效，一些大的合资项目：核电站、广深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洲公路桥等，都在共同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京广铁路衡广复线准备复工，广梅汕铁路正在勘探规划，广深公路正在改造，黄埔电厂正在建设，沙角电厂即将动工……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习仲勋及所有同行者们的心血。
　　今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那么，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为先。而习仲勋作为“文革”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刻，不计个人得失，带领广东人民率先投身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他和广东人民所共同谱写的壮阔篇章，将被载入史册，留存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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