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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子的逻辑
&&& 某歌手唱了一支很风靡的歌，歌手的名字和歌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有一句作为主题的歌词我却记得真：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一听，摇头如拨浪鼓，连呼废话废话，弱智弱智。何以故？因为这句“只要……将（就）”不构成条件关系，因果关系，而是同意重复。前提和结论，因与果在内涵上是一致的，甚至前提（或因）在内涵上比结论（或果）还要丰富。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倒过来说：
　　只要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
　　细心辨析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世界变成了美好的人间，并不能保证人人都会献出一点爱。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作为前提与条件（或因）的内涵竟然比作为结论与目的（或果）的内涵还要丰富。你能说这两句歌词不是废话吗？
　　可是，说这种废话已经成了我们思维与语言上的痼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大堆。比如：“只要人人像雷锋，社会风气就会变好”，等等。
　　可这毛病的病根从什么时候种下的呢？至少从孔子。我们来看看。
　　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软件。到了齐国，齐景公问他：“听说您有很伟大的治国方略，请问，什么是施政的关键？”
　　孔子答：“要使君主像君主的样儿，臣子尽臣子的职责；父亲要仁慈，子女要孝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得好啊，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粮食，我又怎能吃到嘴？”
　　可是，景公晚上回去一琢磨，就回过劲来了：“奶奶的，俺今天又上了孔家老二的当了。他说的不是废话吗？我问他如何施政，他倒拿大话来哄我。我问他手段，他答我结果。真狡猾！”
　　第二天，齐景公把孔子叫来，对孔子说：“你老人家昨天教导我的我记下了。但我还要问，如何才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下孔子没法滑头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那就从节约财用开始吧。”
　　后来齐景公见到孔子，就很恭敬，敬而远之，再也不问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暗示孔子滚蛋。
　　孔子离开齐国，转了几个圈，转到叶地去了。叶地也有一个自己跑来的人，叫诸梁，诸梁一来，便圈地为王，自称叶公，宣布这儿是他的了，老百姓都归他管。但老百姓还不认识他呢，就不太服他。于是诸梁就问孔子怎么办。孔子知道诸梁的心思是急于收附人心，便答：“让远方的人来投奔你，近处的人依附你。”这叶公的脑子比齐景公的好使，他马上便觉得孔子脑子有问题：这谁不知道？我问的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叶公见到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子路；“你老师的脑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子路早就觉得老师迂腐，好象是脑子有问题。但这怎能对外人说呢。于是便不搭话。
　　孔子听说了，就埋怨子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的为人是学道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一发疯便忘了吃，一撒癫便笑呵呵，忘了自己是老头，觉得自己是玩童——还真是有点不正常。
　　鲁国的权臣季肥要讨伐颛臾。孔子的两个弟子冉求和子路在季肥手下做官，也暗中支持。但他们怕老师骂，便事先去孔子那里探探虚实。孔子果然把他俩狠狠地批评了一番，然后又讲了一番治国齐家的大道理。这大道理后来一直是我们的圭臬。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孔子的均，当然不是绝对平均），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那么，“均”与“贫”两者既为不相及之风马，简单地以为解决了“均”的问题，便能解决“贫”的问题，便是神经搭错通道。
　　因此，简单地说：“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韩非子在《五蠹》中就讲到了，正是人多财少，才引发了争，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人心的险恶。司马迁《货殖列传》也写到他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南方富裕，物产丰富，家给人足，偏偏没有豪富，因为人们不觉得有聚敛的必要；北方贫穷，物产缺乏，人人不足，却偏多聚敛千万之家，穷怕了，当然聚敛无度。一个馒头两人均分，固可收一时心理平衡之效，然长期饥肠辘辘，最终必使强者恃强而凌弱，全占而为快。可见，贫，正是不均的根源，也是不安的根源。孔子立论，而至于如此胡说，至少思维不够缜密吧。
　　逻辑：不患贫而患不均——以全称肯定判断来以偏概全。
　　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孔子这种把两类不同范畴不同类属的概念搅到一起，然后乱说一气的毛病，还多着哩。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中“学而”，“阳货”章两见）
　　巧妙的言辞，美丽的容貌，一属于智力上的，技巧上的，一属于天赋上的，肉体的，它们与一个人道德上的仁与不仁，没有关系。孔子把它们扯到一起了。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刚”与“毅”还说得通，“木”与“讷”，与人的天资、智力有关，与人的道德无关。一个智力上有缺陷的人，比如弱智，他当然不会奸诈，但那能说是近于仁德？难道说仁德——推而及人的一切道德行为，能离开人的自由选择而存在？
　　那我们往极端里推，倒不如说蠢猪才最仁。它肉让我们吃，皮让我们做鞋，连毛都让我们做了刷子。
　　这是孔子的语言。我们再看他的一些行为。
　　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
　　名叫“盗泉”的水，不饮。
　　肉切得不方正，他不吃，他把肉块的方正与品行的端正联系起来。滑溜肉片，肯定会吃出一个滑头的家伙。
　　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他把坐席的方向与人心的正派联系起来。躺椅，能坐出一个人格匍匐的人，转椅呢？那就一定坐着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转椅上坐着的大多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我信。但我以为他们之见风使舵不是因为坐了转椅。恰恰相反，大多倒是他先会见风使舵，然后才能坐上标志身分与地位的转椅。
　　名叫“盗泉”的水，他不喝。类似的例子，是他的学生，大孝子曾参。曾参路过一个叫“胜母”的地方，赶紧避开。喝了“盗泉”水便成盗贼；住在“胜母”的地方，便会虐待母亲。若是这样，“农夫山泉”必不为城里的小姐少爷所好，不然把他们的潇洒人生喝成一个苦难农夫怎办？“娃哈哈”一定在养老院畅销，他们都想返老还童。出访外国，一定不去危地马拉。大家争着去美国与德国——一个有色，一个有德。一个美，一个善。
　　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予，字子我，所以在称字不称名的时代，人一般称他宰我。——我的天！多么可怕的名字！我若叫他一声，便是喊人来宰了我，他自称一声，便是让人去宰了他。最后他作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一族尽灭，还真让人宰了。
　　这是说个笑话。实际上，这“宰”字，在那时，乃“宰相”之“宰”；“使尔多财，我为尔宰”之“宰”，“主宰”之意也。这样看，宰我，便是主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宰我先生，还颇有现代精神呢！
　　孔子不喜欢“宰我”。这人白天睡了一个懒觉，被孔子抓住了，大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汉代的王充都认为孔子待宰我太刻薄了，睡了一个懒觉，不算太大的罪过，何至于被骂为“朽木”“粪土”？其实，孔子对宰我有成见。他俩之间，有过一次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
　　宰我说：三年的守丧期，太长了。君子守丧三年，什么也不能干，必然礼也坏了，乐也崩了。况且，一年过去，四季轮了一回，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年也就够了。
　　孔子一听，怒发冲冠：“在服丧期你吃细粮，穿锦衣，心安吗？”
　　宰我老实回答：心安。
　　孔子一听，火气更大：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哼！君子居丧时，食美味也不甘甜，听音乐也不快乐，住在家里也不安适，所以不做。现在你倒感到心安！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
　　宰我一看形势不好，不知道雷霆过后还有什么，赶紧溜走。宰我一走，孔子破口大骂：宰予太不仁了！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要为父母服丧三年，这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呀！为什么他就偏偏觉得太长了？难道他就没在父母的怀抱中得过三年抚爱吗？！
　　孔子太情绪化了。宰予本来是心平气和地来与老师讨论问题的，但孔子显然是觉得这三年丧期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讨论。事实上呢，关于守丧三年的礼制，那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就不少，比如据说也曾是孔子学生的墨子，就对这三年之丧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且，真实行的人也不多，据《孟子》载，连孔子的父母之国，礼乐文化最昌盛的鲁国也没有实行（见《孟子·滕文公上》）。事实上既行不通，在理论上对之进行一些探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孔子先是拒绝把这个问题作为礼制问题来从学理上进行讨论，他把它变成情感问题，而且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这一转换，很厉害，其逻辑是：
　　守三年丧是对父母情感的表现，反对三年之丧便是对父母没有情感。
　　可怜的宰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不仁不孝的家伙，他只好赶紧避开孔子的雷霆之怒。
　　孔子的这种把观点与立场（包括所谓阶级感情）搅为一谈，然后大扣政治帽子、道德帽子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贻害千年。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孔子除了道德上“正确”外，他对宰予没有别的优势，他的立论并没有多少事理依据与逻辑支持。三年之丧的根据，据他所说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三年是指三周岁还是指三虚岁？如指三周岁，则孩子定不需要三周岁才能独立行走；如指三虚岁，那么年首生的孩子与年尾生的孩子定不一样，并且最后一年算一整年呢，还是只要跨跨年度？如果这“免于父母之怀”不是指独立行走，而是指独立生活，那就决不是三岁所能做到。宰予是孔子的学生，当然不敢面驳先生，但孔子的谬误，也就一直没人敢于指出。
　　早在东汉，就有王充发现孔子说话往往缺乏根据且前后矛盾。他的大著《论衡》中，就专有一章《问孔》，胪列了孔子言行中的十六点疑问，来与孔子较真。我们选一则来与大家一同分析。这一则是由孔子与人的一则对话引起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翻译一下，便是：
　　孔子要离开中原去东部沿海九夷居住的地方去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野蛮落后啊，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去住那里，还会落后吗？”
　　王充就从中找到了孔子的麻烦。
　　他说，孔子为什么要去九夷？因为他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原推行不下去，所以要去九夷。那么，他的理论在中原文明地区尚且行不通，又怎能在野蛮而落后的九夷地区行得通？孔子自己说过：“夷狄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论语·八佾》）可见，事情还是在华夏好办，在夷狄不好办。
　　问题不止到这。因为我们可以把孔子欲居九夷看成是他的一句感慨，与他在另一个场合感慨过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样，是倦于世事，遁世隐居情怀的流露。所以，欲居九夷，没错，错在下面。
　　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落后啊。
　　如果孔子说：落后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去隐居。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他的回答是：&&&&& 君子去住在那里，（就会影响教化那里的风俗），还会落后吗？
　　这就有了问题。君子既然不能教化诸夏，还能教化夷狄吗？
　　如果他能教化夷狄，他也应该能教化诸夏。能教化诸夏，他就不需要落魄到夷狄去。王充的结论是，孔子是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已说出口的话，拒绝别人对他的劝告。
　　这里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
　　君子所呆的地方必定不落后。（这是孔子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它作为前提）
　　孔子是君子；
　　所以孔子呆的地方不落后。
　　孔子要去九夷居住，九夷就会因此不落后。
　　孔子就是这样想的，但他忘了：
　　诸夏是孔子呆了很久的地方。
　　所以诸夏更不落后。
　　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对诸夏那么失望呢？
　　还有更让孔子难堪的：
　　凡事能行于难，必能行于易。
　　孔子能教化夷狄（难）
　　孔子必能教化诸夏（易）
　　可孔子没把诸夏教化好。逻辑于孔子不利。
　　中国人的文章，往往写得文采飞扬，让我们糊里糊涂地就点了头，认了可。但用逻辑一分析，必会张口结舌。我们的思维是诗性的，感悟的，联想的，类比（推）的。而不是因果的。这种诗性思维，不讲逻辑，没有因果，所以往往不合科学。这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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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林片思——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 & 十天前我刚从山东考察回来。在山东考察了沂蒙山区，了解山区发展的情况是我此行的目的。另外附带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又到泰安登泰山，靠缆车上了南天门，遥望十八盘，自叹年高难攀，衰老由不得人。我想了很多，从登山我想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想到了建设一门学科的艰巨性。哪里谈得到从心所欲。& &&&十年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就是跟上中国农村变革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子，认识它，认识这种变革和发展，并将它们记录下来。应该说，这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十年。我利用一切给我的机会，每年都出去跑，出去看。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去以外，其它的省区几乎都跑遍了。西藏是医生不让去，怕我身体吃不消，台湾是时机还不成熟。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跑，越跑越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 &&&一九八九年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中对珠江三角洲城乡发展模式曾作了初步分析，现在看来已经很不够，太简单了。于是今年三月初，我又抽出十天时间，到这地区的顺德县作重点访问。返程中顺便还在东莞和番禺停留了一下。这样，对珠江模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四月下旬。我又到了浦东。& && &龙是中国的象征。“龙的传人”已经进入歌曲。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变成一条龙？我看只有把经济全面发展起来才能成为个名符其实的大国。这需要一个总体战略设想。这条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大龙得有个龙头，龙身和龙尾。我看形势，或者可以说龙头就是上海。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内地发展的脊梁骨。龙尾有两端，长得很。一端在西南，以攀枝花和西昌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端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西出阳关的亚欧大陆桥。这是一个中华大龙的总格局。只能有了一个总格局，才能讲各地区的发展怎样配合，才能讲一个个中国人应当怎么办，才能讲每个人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在那里。& &&&前两年许多外国朋友为了庆祝我八十岁生日，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我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我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叫“人的研究在中国”，主要讲我一生研究中国农村中应用的比较方法，发表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年第八期上。至于人的研究，内容很广，可以从人们的身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所接触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说不到有多大分量。& &&&这次到了孔庙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孔子的家族现在已经到了七十六代了，这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多么长的持续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坏孔庙，群众不让，被保护了下来。为什么老百姓要保护它？说明它代表着一个东西，代表着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如何共处的问题。& &&&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本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 &&&到泰安之前，我去了邹平县，邹平是梁漱溟先生当年搞乡村建设的基地。我去给梁先生的墓上坟，明年是梁先生一百岁纪念。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实如其人。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永远纪念他。梁先生在邹平七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梁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强调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造就了三种人生态度：西方人注重物质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中国人不尚争斗，力谋人与人之间友爱共处，遂生乐业；印度人则纠缠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永远调协不了的矛盾里。西方人讲了科学，促进了生产，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好的，但还有一面就是这种态度既可活人又可杀人。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 &&&我们中国人??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现在南北关系是很不合理的。第三世界中的中国，人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发达国家的世界上同样占五分之一的人口却占有了五分之四的资源。这样的世界上人与人怎么能和平相处下去呢？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这一点应当引起重视，如何进一步研究它，也值得考虑。& &&&三十年代开始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属于人同地的关系，我称之为生态的层次。劳动力对于财富的占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个人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跨出这个层次。现在走到小康的路子是已经清楚了，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人们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怎样上升到科学化？弗洛伊德作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我们需要从正面来研究，谁来研究？过去是孔夫子。他从正面入手研究心态，落入了封建人伦关系而拔不出来，从实际出发而没有能超越现实。他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我们这个时代，冲突倍出，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都在发生民族斗争，炮火不断。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个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这使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出现。看来我自己是见不到这个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这个孔子需要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要创造一个环境、一种气氛。这个时代在思想上理论上必然会有很大的争论，在争论中才能筛洗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在这种共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各国都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中国人口这么多，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在宜兴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中国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土地养育了五十个世纪的人，五十个世纪一共养活了多少人？现在活着的有十一亿，还要盼望它再养活五十个世纪的人。这不是值得研究的奇迹么？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二十一世纪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我坐在车上穿行孔林时的飘忽的片片思绪。我想到我对人的研究花费一生的岁月。现在才认识到对人的研究看来已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但在这方面，我还能做出什么成就呢？泰山十八盘，我只能望而兴叹了。& &&&北大社会学系的同志认为社会学的发展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这都很对，但要落实，必须具体化，要善于研究发生在周围的变化。许多东西在我们的周围正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往往没有感觉到。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 &&&北大社会学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园地中做了许多工作，我希望经过努力，在我们的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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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很多角度；从“物质文化”入手，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颇有新意。所谓“文学”的“物质性”，不外乎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最近二十年，做文学史研究，多有从新闻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阅读报刊，得以返回历史现场；借考稽书局，从中辨析文学思潮；还有借报刊书局谈论“公共空间”或“文学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对于古旧书籍的沉潜把玩中，增长见识，提升品味，进而养成学问的兴趣。
　　经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新文学也有珍本、善本，这个观念，已经得到学界乃至市场的认同；若初版《域外小说集》等堂而皇之地进入拍卖场，已充分证明这一点。现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逛旧书店或上“孔夫子”旧书网抢购“现代文学珍本”，已经成为一种小小的时尚。年长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陈子善，固然有让人歆羡的“宝贝”；年轻一辈，也多能从自家书柜里，掏出几册像模像样的“旧藏”。至于各图书馆，更是在传统的宋椠元刊外，另辟展室专门收藏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新善本”。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珍本”之作为藏品，并不担忧；我关注的是，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教学与研究。为了保护藏品，很多图书馆都采取这么一种策略，同一种书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旧的；只要有缩微，就不让看原刊。一般读者无所谓，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新刊、旧刊就是不一样。除了版本学的意义，更有其中隐含的历史气息。让大学生、研究生直接面对甚至亲手摩挲那些储存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旧书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至于专家学者，更是希望通过解读具体的书刊，将“文学”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合而为一。
　　办一个专题展览，让诸多同好，得以从容地观赏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我看来，功莫大焉。至于排除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五大书局这么一种展览策略，更是明显带有拾遗补阙的史家眼光。因为，即便前者占有民国年间全部出版物的百分之六十，依旧有很多精致的小书局值得表彰。以文学图书的出版而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等，都有可圈可点处。本次展览重点推介的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此前学界多有谈论，对我来说不算稀奇；倒是像刘以鬯创办于上海的怀正文化社、黄新波等创办于香港的人间书屋，还有老舍与赵家璧合办的晨光出版公司等，其出品让我大长见识。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关注家大业大的商务、中华等；可实际上，小书局因其同人性质，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创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今夜星空灿烂”，离不开这些遍地开花、转瞬即逝的小书局。
　　既坚持文学品味，又不至于赔钱，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可举出吴朗西、巴金合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出版的“文学丛刊”（巴金主持），15年间共推出10集160本，其中很多日后成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名著。因职业关系，我更关注那些名家的“非名作”，比如曹禺的《艳阳天》、茅盾的《少女之心》、老舍的《开市大吉》、巴金的《龙虎狗》等。这些书，如果不是出现在如此特定场合，一般不会被提及，更不要说被认真阅读欣赏了。
　　声名显赫的良友图书公司，曾以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被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记忆。除了皇皇巨著，该社还有两册奇妙的小书，值得一读。一是胡蝶女士刊行于1936年的《欧游杂记》，一是《人间世》杂志社编的《二十今人志》（1935），这两本小书，从装帧到内容，都很有味道。
　　说到对书籍的鉴赏把玩，开本、纸张以及装帧设计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人之刻意经营“书衣”，是晚清以降才开始的。依我的观察，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兴的书籍装帧事业。如鲁迅、丰子恺、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孙福熙、叶灵凤、倪贻德、闻一多、等，其封面以及整体设计虽各显神通，仍大致呈东西合璧趋势。抗战军兴，图书出版困难，装帧自是尽量从简。此次展览的书籍，因大都刊行于抗战爆发后，“书衣之美”没能很好呈现，实在有点可惜。举个例子，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文季丛书”等，都是一套书一种设计，每册略为调整一下颜色，说是为了追求“整体感”，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就是“偷懒”。如此素面朝天，与二三十年代的绚丽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比如，同是良友出版物，抗战前后，封面之精粗，也都差别很大。不完全是图书价格方面的考量，关键是，无论作家、画家、读者还是出版社，都不那么“穷讲究”了。
　　十五年前，春节前夕，我到香港逛旧书店，在一家叫做“实用书局”的，买了一批周作人、刘西渭、钱锺书等人的书。其中周著为影印，其他的则是原刊。我所拥有的第三版《围城》，刊行于1949年，封面改用英国印象派画家锡尼特的《烦恼》，画的是一男一女正在赌气。此前三年，老舍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刊行的好书，包括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师陀的《结婚》、钱锺书的《围城》等。在《编辑忆旧》（北京：三联书店，1984）中，赵家璧曾提及作为文学编辑的最大喜悦，莫过于从作家手中接过一大叠手稿，将其编印成书，而日后此书竟成为“传世之作”；赵文举的例子，恰好正是上述四书（487页）。如此看来，这些今日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珍本”，当初凝聚着多少作家、编辑、读者以及批评家的心血与厚爱。念及此，你我能不仔细端详、好好把玩？
　　（本文乃作者2007年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珍本展”开幕典礼上的演说）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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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丽塔”号飓风席卷全美的那一年，众人皆知“洛丽塔的创造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由于此前寂寂无名，许多人以为56岁的纳博科夫是个大器晚成的异国作家；又因题材出位的《洛丽塔》被误认作“色情文学”，在另外许多人看来，他必然是个老不正经的色情狂。 　　两年后，他借《普宁》向美国读者重新介绍了自己：一位有着流亡伤痛的俄罗斯老作家。《微暗之火》横空出世，一众专家学者大呼头痛，作家、批评家纷纷致以崇高敬意，“色情作家”的误认就此平息。让人扼腕的是，这个倔老头投入了一桩令众多粉丝百思不得其解的浩大工程——耗时14年，将薄薄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注成四卷本英文巨作——因为这个堂吉诃德式的疯狂举动，他与挚友埃德蒙•威尔逊分道扬镳，一段文坛佳话就此终止。 　　回过头来看看流亡欧洲的纳博科夫：侨居柏林15年，声称不曾读过卡夫卡，德语水平只限于在超市买香肠。对一个能够用俄英法三种语言自由写作的语言天才来说，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到底，就是纳博科夫对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的身份的坚持。他在《说吧，记忆》里说，为了保证自己从俄国抢救出来的最后财富——俄语——不流失，在剑桥，他如教徒抄经一般每天抄写俄语词典；在柏林，他拒绝学习德语——那种“难听的语言”。 　　60年代，旅居瑞士的纳博科夫陆续将前半生的俄语作品译成英文，将后半生的英文作品译成俄语。直到他辞世后，俄罗斯才首次出版了他的作品，那些指责他“毫无俄罗斯骨血”的批评家们开始用“浸透着俄罗斯骨血的一生”为他定名。在欧美，这位“谜一般的后现代作家”的俄语著作也陆续受到重视，人们纷纷向他的流亡岁月投去目光，希图从中寻找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 　　 　　“谁能想到全世界最杰出的纳博科夫专家会是个新西兰人（Kiwi）？”一位Nabokovian 代表所有纳迷发出惊叹。年，两卷本纳氏评传《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与《纳博科夫：美国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重磅出击（的确卷帙浩繁），新西兰学者Brain Boyd让人惊艳。 　　熟悉纳博科夫的读者都知道，纳博科夫本人很看重“传记文学”，对这个文类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最好的俄语小说《天资》，其中就包含主人公为自己的父亲和叱咤苏俄文坛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的传记；首部英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专门戏拟传记文学，对头脑平庸、自作聪明的传记作家大加嘲讽；1947年，他写了传记作品《果戈里》，以果戈里的死开始，以果戈里的出生结束，不落俗套；《洛丽塔》，望文生义，应为洛丽塔别传，实乃亨伯特恶人自辩；《微暗之火》看似他传，实则填充着金波特的自传；《阿达》的副标题就是“一部家族编年史”；《看那些小丑！》又是对自传的滑稽模仿；自传式回忆录《说吧，记忆》标新立异，对传统的“自传”这种以账目表形式进行自我塑造的文类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坊间流传一种说法：自传不妨看作他传，他传往往就是自传，屡试不爽。但对纳博科夫这样一个自觉意识异常强大的作家来说，这种倾向只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作为讽刺对象存在。现实中，美国人Andrew Field不幸成了反面教材。他的纳氏传记《纳博科夫的生活与艺术》前后耗时十余年，却充斥着大量知识与材料错误、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的心理分析，最终只赚得读者的声讨和作家的绝交。给纳博科夫作传，容易吗？ 　　Boyd是个骨灰级的Nabokovian，也是个聪明的传记作家。且看他的《俄罗斯时期》怎么开场：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圣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 　　乌拉！纳迷们有福了！如果纳博科夫为自己写一部传记的话，兴许也会这样开头吧。往下看，谈到《天资》，作者这样说： 　　“它是一则温柔的爱情故事，一幅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一本关于社会环境的精确记录，一趟想象生动的旅行，半书架的传记、乡愁、颂文、悲剧、辩论。《天资》是所有这一切，又不止是这一切。” 　　同样，Boyd这部书也是所有这一切。纳迷们从中看出一位大师的成长史，一部纳氏宝典；历史爱好者从中读出一部二十世纪战争史和风俗史；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读到的是流亡文学圈中实况，各路大师剪影；蝶类爱好者读出欧亚大陆上的鳞翅目昆虫报告；至于文坛八卦爱好者，一定可以从中搜寻到不少风流韵事，小三插足，一个纠结的丈夫，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终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对于Boyd本人，这又是半书架的传记；他深入传主灵魂，诉说他的乡愁，写出大师的颂文，刻写他个人命运的悲剧；对大师的崇奉并未对他的独立判断造成伤害，纳博科夫锻炼了他的心智，丰富了他的感知，他在假想中，与之辩论……然而又不止是这一切。 　　纳博科夫的流亡人生本身，就是整个二十世纪风云变迁的真实写照和详细注脚，Boyd刻画一幕幕流亡生活场景，却无意渲染挖掘历史跌宕对其人其文的影响，而是将功夫用在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所一再强调的文本细读上，这也是此书被称为“你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的传记”的原因。纳博科夫一生都在流亡，又兼具鳞翅目昆虫学家的身份，足迹遍及全球。Boyd追随作家足迹，几乎走遍了纳氏所有的居住地——要知道，纳博科夫可是个一辈子提着旅行箱和折叠浴缸走天下的人。身为异邦人，Boyd对世界文学了如指掌，对俄罗斯文学与流亡文学耳熟能详。学者的深邃与严谨，丰盈详实的资料，加上精致透辟的细读，将所有悬而未决的阅读谜题一一化解。二十年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传记”这样一个别扭的文类，成为一部Nabokovian们无法绕行的“纳博科夫全功略”。然而又不止于此。“在故事的每一步进展下，不是水泥一样厚厚的事实，而是这里那里布满一颗颗尖利的石子，灵魂在上面颠簸不止。”纳博科夫对传记作者的告诫，Boyd记在心头。在他笔下，纳博科夫的一生变成一部“花样”（patent）叠现的小说，一场精心设计的棋局。作为一名非典型性学者，Boyd对掉书袋和玩弄花哨名词不感兴趣，其行文运思深得纳博科夫神髓，两卷本板砖样大部头一气啃完，唇齿间流溢的是活色生香，只恨无法餍足，饕餮有罪。 　　 　　要为心中的大师作传，即使热爱到极致，也无法改变头脑的愚顽。马克思•勃罗德为卡夫卡写作的传记就是佳例——“一个人可以如此爱一个人，却又如此不懂他！”（昆德拉语）在《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纳博科夫告诉我们，除了热爱，仅仅懂得也是不够的。要为作家立传，首先得找到作家独有的风格——思维的风格，看世界的方式，构型的风格，行文的风格，修辞的风格。你得径直走进他的灵魂，成为他本身。之后，你用他的方式去写作。至此，“真实”的传记方才成为可能。不单传记如此，这也是一切写作艺术的前提。Boyd显然深谙此道，难怪此书一出，八面玲珑，无论口味刁钻的纳迷，还是潜心多年的俄罗斯学者、美国论家，亦或对纳博科夫一知半解的普通读者，都对Boyd大为叹服。就连强势又挑剔的纳氏妻小，也因作者的惊艳表现而对其对纳氏家庭隐私的泄露抱以大度的微笑。 　　 　　纳博科夫自称是个非典型性流亡者。他从来不是典型的俄罗斯作家，在流亡文学圈中，始终是只骄傲的孤鹰。除了霍达谢维奇等极少数知音，以及作品朗诵会上“成千名妇女”（纳氏年轻时是个健壮高挑的帅哥，还在刚刚兴起的电影中客串过演员），他独辟蹊径的写作方式和对道德宗教的疏离，总是让他倍受指责。他被阿达莫维奇及其同党指责为“没有灵魂的写作机器”，玩弄的不过是法国人玩剩下的花招。前辈蒲宁虽然承认年轻的西林以一部《防守》将包括他在内的老一辈“全部干掉”，仍然不满他背叛俄罗斯传统，预言他“会在孤独和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女诗人吉皮乌斯厌恶纳博科夫，从他15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起，便坚守“纳博科夫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的论断。在美国，年过半百的纳博科夫声名鹊起，他说自己是个“美国作家”，因为只有在美国，他才找到了与之比肩的谈话对手，遇到了最理解他的人。而美国人却认为他是个古怪的俄罗斯作家，他的英语文体极端繁复，是美国人前所未见。谈及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是“一片大西洋上空的羽毛”，??称纳博科夫为“世界作家”。的确，伟大的作家是没有国籍的，最理解莎士比亚的人也许是一名伊斯兰木匠。像Boyd这样一位新西兰学者，写出迄今最权威的一部纳氏评传，实在不是意外。 　　众所周知，纳博科夫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生活被现代历史严重扭曲，背井离乡，阮囊空空，父母弟妹惨死，却声称对政治、思想、道德一概不感兴趣，惟有审美狂喜才值得追求，风格与结构才是精华。纳博科夫是个唯美主义者吗？Boyd对这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他笔下的纳博科夫，非但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残酷审美家，而是个“为生活而艺术”的乐观者。纳博科夫的文体风格和他的思维风格一样，极端繁复，是极简主义时代中的极繁主义者。在他，艺术需要的是“好奇”，是对世间一切脆弱生灵的温柔和对事物基本的善的信任。他善于越过那些陈词滥调的劣币，抓取被常人忽视的“微小不言之物”，细节之上再加上细节，色彩之上再加上色彩，涂抹出一个奇异的世界，并提醒我们，世界之外还有世界。对纳博科夫来说，自然的缔造者是个最伟大的艺术家，是所有值得艺术家效仿的唯一对象，他的毕生作品都旨在发现自然与命运的密码，用想象力创造一个可与之抗衡的新世界。对于灵魂的孤独，他找到了爱来克服；对于不可挽回的时间的流逝，他找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爱与艺术，是纳博科夫生命的关键词，两厢结合，就是最伟大的天资。在写作《天资》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他明白了，惨淡的命运不过是伟大的天资向生活索要的高昂价码。他因此原谅了一切，并感到无上幸福。 　　时间之狱和自我之局限，这是纳博科夫所有小说想要揭示给我们的。他借小说人物发出忠告：“哦，请对我起誓，将信任带到梦里头，仅仅相信幻想，决不要让你的灵魂在牢房里生锈，也不要伸开手臂说：一堵石墙。” Boyd紧扣这一点，对纳博科夫所有长中短篇小说、诗剧、长诗、书信、笔记和未完成的作品一一做出解读。当我们读到“想象推动着世界，当厚底靴试图踩灭心灵的自由游戏时，他将他们脚下那坚固的地板变成了光滑的魔毯”这样的语句时，已经分不清说话的人是Boyd还是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虽声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比任何一个流亡作家更能反映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的磨难。为什么他总是说些惊世骇俗的“坚决的意见 ”，惹人生厌，却不像其他流亡作家将伤口示人？Boyd说，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独的人，幼年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方式让他拥有无以伦比的自信，他的性格中有种坚定不移的个性主义。“他不容许他的鉴赏趣味或坚决的意见受到时代的调和，他讨厌集团、一般化和各种陈规惯习，讨厌独特和独立之外的一切东西。”父亲被暗杀，对纳博科夫的打击如五雷轰顶。然而，从父亲那里习得的对悲哀的克制和天性的从容乐观让他很快释然。对他来说，公开展示的痛苦是庸俗的，独自咀嚼的心头之痛才是无欺的情感。他写了一部诗剧，叫做《死》。结尾处，死去的父亲留在了光线中，他不曾消失，而是得到了永生。他写《斩首的邀请》，反讽死刑制度，并让主人公撕开了荒谬的现实，逃到一个更真实更温柔的世界。他写《毁灭的暴君》，用小丑的笑声击败暴虐的独裁者。多年后，它变成了《庶出的标志》，以更加复杂的形式鞭挞暴政的残酷。《云，城堡，湖》的主人公甚至请求死神把他带走，因为“他无力属于人类”这个残暴的种族；《普宁》中，他让主人公回忆被纳粹注射毒剂而死的初恋情人，深情地记取“那双眼睛，那个微笑”，读之令人心碎。他喜欢让笔下人物去玩味审美的极乐，去写作，然而所有疯人艺术家，都因其对他人意志的凌虐和对他人痛苦的无察，受到了作者最严酷的惩罚。对纳博科夫来说，政治的残酷归根到底是人类愚蠢本性中的残酷，对于残酷造成的恶果，过度的悲伤是另一种恶，对痛苦的公开展示则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是示弱的表现。对于残酷与道德，他只认可一种高贵的表达方式：将其深埋在艺术美的纹理深处，淡到几不可见。即使冲淡至此，Boyd还是看得清楚。 　　在《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中译本序言中，Boyd转述了赫鲁晓娃 在中国的见闻：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颇为惊讶。事实上，中国的Nabokovian对纳博科夫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在《天资》中，纳博科夫让主人公的父亲踏遍天山、戈壁、长江上游、拉萨、阿尔金山和塔克拉玛干，寻找蝴蝶的踪迹。我相信，随着Boyd的到来，中国 Nabokovian定会豁然开朗，将追随那只俄罗斯蝴蝶的脚步踏向更深远处。 　　 　　 　　 　　 　　《文景》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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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副标题: 俄罗斯时期（上、下）isbn: 书名: 纳博科夫传页数: 820页定价: 66.00元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 装帧: 165*230出版年: 2009年7月
&&& 给大师立传，是个冒险的活儿。看看马克斯•勃罗德吧。对于他对卡夫卡大师做的一切，昆德拉代表作家向传记作者、评论家、普通读者喊出心声：天哪，一个人竟可以如此爱一个人，却又如此不懂他！！！又如：海明威的风格越是简约，他的评论者就越是罗嗦。“被背叛的遗嘱”这个血淋淋阴惨惨的控诉，就献给这些不受欢迎的好事者。 　　 　　关于书的书，后一个书总不如前一个好，正如林黛玉的扮演者总是各有各的丑。给大师画像？首先得是与之比肩的大师才行。 　　 　　是谁这么想不开？胆敢为纳博科夫立传？想想可怜的安德鲁•费尔德吧。为了向心中的大师致敬，费先生人生的好时光耗了大半，却不幸生得一副愚顽头脑，只赚得大师追着喊打。 　　 　　有个叫做布莱恩•博伊德的爱尔兰人，就做了这么一件冒险事儿。历时十年，循着纳博科夫跨越整个北半球的足迹，怀揣作家作品中所有的小细节小鬼魂小谜语，写了一部两卷本的大书：《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美国时期》。意外的是，几十年来，无论普通读者、学者论家，还是纳氏之妻之子，都对这部书称赞有加。它已经成为读者们绕不开的一部“纳博科夫全攻略”或“纳氏宝典”。 　　 　　从文体复杂莫测如万花筒的纳博科夫出版第一本诗集算起，纳氏评论史已经度过了近一个世纪。时至今日，“Nabokovian”（纳博科夫爱好者，或纳博科夫研究者）已经像“红学”“莎学”一般，成为一个固定词汇。而在中国，据Nabokovian之一、赫鲁晓夫的孙女赫鲁晓娃说，纳博科夫在“北京和上海享有通俗文化明星一般的地位”。资深点的读者知道他是玩弄戏法和读者的文体大师，陌生点的读者只知洛丽塔，但几乎所有没读过纳博科夫的人都晓得“小萝莉”是什么。
　　在我国一部分读者还在用“情色大师”、“异色作家”来指称纳博科夫，另一部分读者还在为他小说中那些云遮雾罩的叙事罗网晕头转向的时候，西方的Nabokovian们已经在正襟危坐地交流纳博科夫教给他们的一切。厄普代克、格林、库切、帕慕克、大江健三郎、波德里亚……文坛巨匠群中，纳博科夫的感恩者和致敬者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大师对大师的解读往往掺杂着误读和夫子自道，而学者们做算术题一般条分缕析的路数又让普通读者敬而远之，更何况，以一副愚顽头脑贻笑大方者，这个世界多的是。博伊德站在何处？ 　　 　　《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的中译本终于姗姗来迟。它从纳氏的家族历史与完美的童年写起，到一家人踏上美利坚国土前一刻结束，在时间段上与纳氏唯一一部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刚好重合。纳博科夫虚实相间欲与还休的记忆不曾说出的，博伊德替他说了下去。纳博科夫的读者们不曾读懂的，博伊德替他们读了出来。在这部书中，他重拾纳氏抖落的回忆线头，通过无数次对纳氏亲人朋友的采访，对其所有居住地的实地考察，以及对迄今未公开的作家私人档案材料的查阅，精确复制了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的生活场景，并在文本细读上做足功夫，发掘其创作中包含的哲学、道德与美学内涵，带领读者一路蜿蜒而行，找到其生活与创作的奥秘与真谛。替人读书这样一个活儿，博伊德做到了极致。 　　 　　那么，这到底是讲故事讲八卦的作家传记，还是一本正经的文学评论？作为一名资深Nabokovian，博伊德有幸同时兼备学者的智慧、深刻与严谨，小说家的策略、技法与文体，散文家的幽默从容、活色生香，显然，他是个大受欢迎的才子型学者。更重要的是，除了对纳博科夫的热爱与懂得，他还与之共享了一种相近相惜的风格。他孜孜以求，终于找到纳氏思维的风格，看万事万物的风格，文笔的风格，并在自己的著作中继承了这种风格。这一点，正是纳氏本人在一本关于寻找作家踪迹、发现作家灵魂奥秘的仿传记体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一再强调的。也许，博伊德就是纳博科夫毕生期待的那个能够解开所有典雅谜题，接住所有刁钻发球，画出蝴蝶翅膀上所有彩色纹理，最终气喘吁吁爬到山顶并与他紧紧相拥的“优秀读者”，最适合也最有资格谈论纳博科夫的那个人。循着博伊德骑士开辟的道路，我们走遍罗网密布的文本丛林，沿途遇到了一个俄罗斯老贵族，一个少年风流的英俊男子，一个为生活而艺术、为艺术而生活的文艺青年，一个追求审美狂喜与个人幸福的天才，一个温柔敦厚的道德哲学家，一只流亡的孤鹰，一个大师。拨开重重雾霭，我们与博伊德一道，寻找着一个真实的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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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李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十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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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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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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