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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最后的征程
一、立排众议推新秀
王猛从大局和自身愿望出发，一直希望回部队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在1981年7月得到了调任广州军区政委的命令。这一年的5月21日，前任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因病逝世，当时中越边界自卫战争仍在继续，王猛肩头上压上了一付更加沉重的担子。
王猛抓紧临行前的时间，分头拜访中央和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指示。他离开部队已经四年了，要尽快进入新角色。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文革期间认识了在体委处境艰难的王猛，对他有良好的印象。他对即将出任大军区政委的王猛说：到了广州要把多数干部的隔阂消除，团结在中央路线周围。对大家公认不好的要纠正，办法是不违背团结大多数的原则。
叶剑英解放初期在广州工作过，他对王猛说的话另有深意：到职后，很容易遇到派别问题，你要采取超然态度。同时，你要搞好和广东地方的关系，该吃点亏的要让让。
杨尚昆文革结束平反后曾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习仲勋），那时刚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告诉王猛：广州军区的情况很复杂，内部之间意见也比较多。老的同志，有的可当顾问，有的可交流出去。对干部的看法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林彪的影响，地方关系，中越边境作战等，对人要全面地看，不能只看一时的表现。干部进去容易出来难呀，要十分慎重。
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战争年代是王猛的老上级，他嘱咐王猛：要多做少说，要提拔年轻干部，安排好老干部，对他们要好好照顾。中央提拔年轻干部做出了样子，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你到职后要多到下面去，到连队去，多找下面的同志谈谈，叫下面敢接触你。
总参谋长杨得志、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朱云谦、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杨勇等也都一一嘱托王猛搞好团结，努力工作，不辜负军委的厚望。老首长们的交代集中在两个方面：团结、干部年轻化，这正是王猛作为政委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早在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时就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组指挥不灵等问题。
带着这一思路，王猛最后到军委邓小平主席处做请示汇报。1974年，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将王猛第一次调出体委，回到军队。这一次，又是邓小平力排异议，一手敲定让王猛第二次离开体委到广州军区当政委。小平要求王猛到职后抓好边防斗争，还要把军队领导班子搞年轻化一点，军区要选五十多岁，打过仗的。同时还要解决广州军区因为文革和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王猛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想法向邓主席汇报。王猛说，广州军区都是红军时代的军长、师长，我是抗战入伍的。邓小平问王猛：“我知道你是抗战入伍的。你在二野嘛，原来是115师，是不是啊？”王猛答：“是，我是二野的。”邓又问：“你当团政委多大年纪了？”王答：“二十三岁。”
&&& 邓小平说：
那就是让红军干部压住了，提晚了。
邓小平显然想到了广州军区的现状，那里光1955年授衔的中将就有七个，所有少将也都是1955年授衔的，连司政后部门领导的资历都比王猛老，要王猛主持推进干部年轻化，谈何容易！邓小平提醒他：“是呀，阻力很大呀。”但又鼓励他说，我二十三岁当中央军委秘书长，二十五岁搞红七军，现在的年轻人就忽然不行了？
王猛上任了。临行前，军委通知他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司令员吴克华为第二书记。吴司令是1929年入党的老红军，考虑到他身体不太好，年龄已经六十八岁，所以破格让当政委的王猛任第一书记。但一上来王猛就觉察出不妥。
第一次参加军区党委会，因为党内任职的通知未到，会议简报写王猛政委“列席会议”。吴克华司令员指示，不能写政委“列席”，要写“出席”。一字之差，吴司令也很注意。而王猛则决定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军委，要求让吴克华改任党委第一书记，自己任第二书记。这样安排无论从实际工作上还是职务资历上说都比较顺，否则，他刚刚上任，一切矛盾和问题都堆到他的身上，不好处理。尽管军委对王猛收回成命的要求感到意外，但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日正式任命吴克华为第一书记，王猛为第二书记。
但是，王猛心中分量最重的机关精简和干部年轻化工作，却举步维艰。军区班子，副司令、副政委、顾问有二十多人，军区后勤部和广东省军区的领导班子竟然都是三十多人，开会时坐满会议室，一人发一次言，一天就过去了，如何议事决策？他知道，这件事必须从军区班子的调整和精简做起，军区调整军的班子，军调整师的班子，师调整团的班子，营一级就没问题了。但军区班子的调整则必须要军委来做，这个头不开，以下都没法搞。王猛求见邓小平，1982年9月，邓小平现将接见了王猛。
王猛向邓主席汇报了广州军区干部队伍的现状，明确建议：大军区，就是七到九个常委，开个会，就是这七个到九个人，不能再多。另外，属于军事方面的，司令召集起来，研究决定；属于政治方面的，由政治委员召集起来，研究决定。必须从上面开始解决把军区班子调了，本身就二十来个人，怎么解决呀。
邓小平听了，没发表意见，这次谈话在党的十二大前夕。十二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干部年轻化，陈云在此前明确提出了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概念，军队的精简和年轻化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十二大期间，1982年9月，中央军委领导杨尚昆、杨得志、王平、余秋里、韦国清等将王猛单独召去，讨论广州军区副职以下人员选配方案。王猛对广州军区副司令、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长的人选提出了意见：主张留三个副司令，其中包括当年的38军军长朱月华，另外提拔广西军区司令任副司令；留两个副政委；调步兵学校校长为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任；后勤部长由副部长接任，政委由副政委接任。会场沉默一阵，刚把总政主任交给余秋里的韦国清首先表态：“这个方案差不多。”后来，是叶剑英提议考虑广东的特殊情况，要配个把广东籍干部，于是调惠阳籍的炮兵副司令员卢伟如任军区副政委，换了一个人，除此之外，保留了王猛的全部方案，军区配四名副司令，两名副政委，大大减少了副职数量。
日，中央军委下达全军各大军区新班子任命，此次军区常委人数一律减少为九人，与王猛向邓主席提出的建议一样。军委决定广州军区司令员吴克华离休，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日，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王震到广州宣布军区任职命令，这是异乎寻常的安排，因为其他大军区都是自行公布的。王震在会上介绍了尤太忠司令员，也介绍了王猛政委：王猛同志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他是在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有才干的指挥员。他作战勇敢，政治工作有经验，有能力。
绝大多数干部对广州军区的新班子是满意的，而尤太忠的到来则使王猛特别感到高兴。尤太忠也是老红军，但调到广州之前就已与王猛有很深的交情。
尤太忠生于1918年，比吴克华年轻五岁，比王猛大两岁，1931年参加革命，随红四方面军走过长征，抗战期间在129师386旅从连指导员干到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旅长，是王近山的部下，后期任二野三兵团12军34师师长，曾赴朝鲜参战，又到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授衔少将，文革时当27军军长。1969年27军换防到石家庄接替63军，王猛好不容易等来一位“知音”。尤太忠坚决支持38军的立场，曾用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语言表达过自己的态度：“我们27军要同38军永远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但尤军长觉得光这么说不够劲，就又加上了一句“死也死在一起！”王猛在广州军区遇到这样一位搭档，真是求之不得。事实证明，尤太忠、王猛的军政一把手搭配，是非常成功的。
王猛事后回忆那一段合作时说：正因为广州还缺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军委实现干部年轻化还没有踢开，我向邓主席提出强烈的意见，规定广州军区带头。这一点，我们的思想是积极的，我们两个（王猛与尤太忠）的意见是一致的。
军政一把手意见一致很重要，但依然困难重重。王猛说：那时，没有人反对年轻化，就是反对我让他们下去，人人都说自己身体还好，年纪也不大，为什么让我下去呢？都对我王猛有意见。
有一位省军区负责人年届七十四岁，仍然不愿意退下，其他人可想而知。一些平日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人也开始每天上班，以表示自己“能干”。当时有许多针对王猛的不满言论，比如说王猛是个“三八式”，对老红军不尊重；比如说留任朱月华是王猛搞“宗派”，甚至把吴克华司令员的离休也算到王猛头上。尤太忠司令员挺身而出，支持王猛。在新一届党委扩大会上，党委书记尤太忠明确表态：我们这个班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团以上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工作坚决搞下去，要走在全军的前头！
还说：我完全支持政委的想法和安排。现在有人怨王猛，骂王猛，下一步，就来怨我尤太忠，骂我尤太忠吧！
战友的真诚支持十分可贵。王猛分工主持考察广东、湖南省军区和42军军、师两级班子，1982年冬上报了军区军级领导调整方案，但因步子还是不够大，仍然有论资排辈的格局，竟然被中央军委否决，王猛和尤太忠倍感压力。1983年春节期间，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受邓小平委派参加广州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他肯定了广州军区此前在年轻化工作中做出的努力，但要求他们“步子再大一点”，“在全军来一个突破”。
如何突破？必须越级提拔！当时的情况，军分区司令大都接近六十岁，省军区司令都是六十以上甚至六十七、八岁，如果到副军级或师级干部中选省军区司令，就不可能“突破”，必须要改“老中选轻”为“青中先优”，“青”，就要破格。在杨副主席讲话的第二天，王猛在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越级提拔年轻干部的想法：到副师职、团职甚至是副团职的干部中去越级选拔，破格提拔为军级领导班子成员。有的要提两职，特别优秀的要连提三职才行。
&&& 王猛还说：
这样做会有更大的阻力，甚至有一定的风险。但如果出什么乱子，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我愿意承担一切罪名，当这个恶人。
尤太忠补充道：
除了年龄、文化和能力等条件，一定要注意那些在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经历过战争锻炼的青年干部。
经过又一轮干部考核选拔，广州军区第二次上报军级单位班子调整方案。新提拔的四十九名军级干部，原为正师的十九名，副师的二十一名，正、副团职的九名，其中80％是越级提拔的，有的甚至是跨三级提拔（副团到副军）。野战军和省军区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十岁左右，经过院校培养的占80％。军级领导班子总人数减少30％，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军委批准，小平和军委领导对广州军区的工作很满意。
干部年轻化的阻力很大，广州军区在年轻化上带了头，但“出头的椽子”并不一定得好。王猛后来说：广州军区带了头，有的军区有意见，说广州军区这样搞，我们跟不上呀。结果，总政治部召集各军区开会，有的是政委去的，干部部长都去了。讨论军级班子，汇报军区班子情况。余秋里说，你们看广州，你们尽是些年纪大的，回去讨论讨论。各军区对我们广州都有意见，说跟不上。有的说，王猛不是猛干，是蛮干。当时这样做，是非让他人评说吧，由历史来评论吧，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敢说别的。
历史证明，广州军区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广州军区这一轮选拔年轻干部的过程中，一批未来的军队领导骨干脱颖而出，他们中有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有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固辉，有担任南京军区政委的雷鸣球，有担任国防大学校长的邢世忠，有担任国防大学政委的赵可铭，有担任北京军区政委的谷善庆，有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李希林和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刘镇武等等。
二、广州军区的经商大潮（略）
三、为“林彪南逃广州案”做结论
广州军区是文革“重灾户”。文革开始阶段，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就被迫害致死；1971年碰上“九一三”事件，从林立果余党的文字材料中搜出了“南逃广州”的“计划”，广州军区成了清查重点；1972年，江青来广州，与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大谈延安保卫战，大吹如何帮助毛主席指挥打仗，还把军事地图送给了维克特，事后追查，又牵连了许多广州军区的干部。文革以来，广州军区政治地震不断，受各种“集团”株连的干部有七百多人，被迫害致死四十多人。运动中来回翻烧饼，打倒别人的人又被别人打倒，被别人打倒的人又起来打倒别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破坏了团结，搞散了人心。邓小平点王猛到广州军区，特意嘱咐他要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大概就是看中了他在国家体委拨乱反正的魄力和才干。
但是，广州军区的情况比国家体委要复杂得多。王猛在国家体委，基本不涉及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主要是清理“四人帮”在体委的派别体系，谁是谁非很明朗。但广州军区却是有白纸黑字为证的林彪集团“南逃”基地，计划要逃而没有逃成，留下了相当大的“想象空间”。既然“逃”到广州，就要预先准备接应，谁是内应？谁是同党？如果广州军区与南逃无关，为什么单要布置南逃广州，而不是成都、昆明？这是广州军区“文革遗留”问题的核心。所谓“遗留问题”，就是说“南逃计划”虽然已经板上钉钉，但广州军区与“南逃”的关系和牵涉的人员却没有查清，无法结论。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会纠缠不清；解决了这个难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王猛初到广州，就面临这个大难题。
日，林彪出逃前夕，林立果的几个亲信江腾蛟、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在空军学院开秘密会议，据江腾蛟在接受审判时的交待：我一坐下以后，周宇驰就宣布说，我们决定，他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八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江腾蛟特意将周宇驰说的“我们决定”解释为“他说他们决定”，以撇清自己的干系，表明他并不是决策人和发起人。而“我们”包括了哪些人，谁是“我们”的头，都不明确。“我们”是何时决定要飞往广州的，也不明确。会议明确的是由空军副参谋长王飞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北京西郊机场“摊牌”，以林彪的名义令他们飞往广州。
9月12日晚上，王飞召集了另一个会议，具体部署南逃计划，与会者都是林立果圈子里的空军相关单位负责人。王飞说，林彪将从北戴河直飞广州，大队人马，包括黄、吴、李、邱从北京上飞机。会议安排了四架飞机，其中一架先去上海接上另外的人再转广州。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根据讨论计划写出了分乘飞机的人员名单，党委办公室秘书于新野做了补充。后来这个名单被查获，成为林彪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书面证据。
根据参与策划南逃的有关人员的供词，周宇驰在那个秘密会议上宣布，林彪准备到广州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把问题揭开”，成立“临时中央”，至少形成“割据”局面，必要时同苏联联手，因为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这样的供词就像在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头上悬了一柄利剑——为什么林彪要在广州军区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问题在于，周宇驰已在事败后自杀，“另立中央”的一系列计划是别人转述的口头说法。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在周恩来总理通报林彪外逃时表态很坚决，很明确，事后也没有找到广州军区参与林彪南逃计划的证据。日，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毛泽东面交“检讨书”，检查自己与林彪、叶群的交往情况。毛泽东宽慰他：比你高的干部陷得比你深的还有很多。接着毛泽东说：我说了一次，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召开了两千人师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我谈话的主要精神，林彪就不敢去了。
毛泽东的“说了一次”，指他月份南巡途中对林彪等人的批评谈话，“林彪不敢去”就是说因丁盛传达了这一谈话而使林彪不敢南逃。毛泽东当时对丁盛还是信任的。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去广州，丁盛去南京。根据丁盛本人的回忆，毛泽东在宣布对调的会议上对丁盛说，你到广州不久，还是要换一下，并要他注意身体。丁盛还说：总理当面给我讲的：“你们‘九一三’以后，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我们很满意，部队稳定，没有出事。当时北京跑出五六个人，你们都把他们抓回来了，送到中央来了，很高兴，很好嘛！还做什么检讨。”总理就是这样给我讲的，“不要检讨，好好工作就行了”。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广州军区更换司令员以后，就宣布：“要对林彪南逃交底事件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的结果，司令部办公室五个正、副主任，四个被撤职，十一个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被列为“问到底”的重点人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因被指认为与“四人帮”有牵连而被撤职，广州军区的旧案又一次翻腾出来，有人一口咬定林彪为南逃向广州军区“交过底”，广州军区为南逃做过准备，甚至活灵活现地说当时军区已从东莞买了几吨鞭炮，准备从二十七层楼的广州宾馆楼顶挂下去来燃放，庆祝“胜利”。有，还是没有？一反一正之间，关系多少人的政治前途、身家性命！
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展开的，株连、伪证、想当然、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造成了一大批新的冤假错案。广州军区由总后勤部拨款修建的别墅楼工程，在“清查”中被说成为林彪南逃准备的“中南海”，主持这顶工程的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因而被隔离审查。实际上，这些别墅是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交办，为中央领导到广东过冬而建的。文革开始到1971年期间没有受到冲击和审查的广州军区干部也有嫌疑，被说成“黄永胜接应林彪南逃另立中央的‘第二套班底’”。
丁盛晚年说起那段冤案，仍然不平：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
王猛到广州后，就听到干部的反映，说“林彪南逃，另立中央”一案泰山压顶般压在军区党委和机关人员头上，喘不过气来。当时王猛有几个选择，一是“继承”大批判、大审查的“传统”，对有关人员再过一遍筛子，再来一个“问到底”，不找出“对立面”决不罢休，以表示对工作的负责，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仇恨，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二是采取模糊政策，敷衍推脱，不了了之，正确错误都是前人所为，不得罪人，回避风险；三是采取既不搞运动，又不搞人人过关，还能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悬案做出可以向中央交代也可以向广州军区广大干部战士交代的结论。王猛选择了后一条路，这是一条很难的路，但又是唯一正确的路。
&&王猛直奔主题，首先向那些主张广州军区确有问题的人征询意见，请他们提出证据和线索。如果他们确有证据，当然好办；如果连他们都无法自圆其说，各种怀疑猜忌都将不攻自破。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王猛果然收到了不少书面和口头的材料，有人交上来的书面“揭发”还分为“之一”、“之二”，洋洋万言。王猛从这些材料里寻找线索，发现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与南逃案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对一些领导干部的看法和不满意见，有的是道听途说的“合理怀疑”。最终够得上摆在台面上说一说的事情只有以下三条：
——广州军区在九一三之前买了大量鞭炮，准备在政变成功后放鞭炮庆贺；
——广州军区突击制造和调集武器，印刷钞票，为内战做准备；
——林立果四次到广州活动，肯定向当时的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交过底。
王猛除了组织专人排查这些线索，还宣布，是谁批准买鞭炮，谁去买的，在哪里买的，买了多少，放在哪里，有没有票据？是谁参与突击准备武器，准备的是什么武器，武器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印刷钞票的工厂是哪一家，有没有模版，是从哪里搞到的模版，印了多少，谁决定印的，印完后怎么处理的？以上这些具体细节，哪一个人能提供事实证据或调查线索，将予记功授奖。结果，石沉大海，了无声息，连匿名信也没收到。
王猛派出的调查组将林立果四次来广州，前后共一百零四天的过程一天天过滤，证明林立果从未见过丁盛、刘兴元，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向广州军区的任何干部交过所谓“南逃计划”的“底”。
这个调查结果与晚年丁盛的说法完全一致：林立果在广州住了半年，我们广州军区的领导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也没有到我们大院里面来，这可以查的。我们跟他没有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白云山我们也不知道。这可以查，我们没见过林立果，我也不认识林立果，这可以查呀。所以这一段，我很气愤。
我今天负责任地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在此基础上，王猛开始组织有关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这个结论要在军区党代会上通过，事关重大。王猛对参加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说，写材料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但这个材料非同寻常，它关系到广州军区能否彻底卸下文革历史包袱，团结起来继续前进，因此：特别是对林彪南逃广州的问题，一定要做出明确的结论，用词要十分准确，结论要十分肯定，不能有丝毫模棱两可的东西。
王猛为林彪南逃广州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结论：
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证确凿。林彪是否将这一阴谋向当时的军区主要领导交底，丁盛和刘兴元同志没有交待出有这个问题，军区没有查到证据；其他同志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用词准确”的结论。首先，结论摆明了背景，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已经由党中央定性，这是本结论的依据和前提。然后进一步指出，广州军区是否事先知道林彪南逃，当时的军区司令和政委“没有交待”，没有证据。这也是从哪一方面都推不倒的客观叙述。使用“交待”这个词，是因为丁盛和刘兴元都在受审查，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还不忘加上“同志”二字。最后是画龙点睛十一个字，将丁盛、刘兴元两个正受中央审查，广州军区无权结论的相关者撇开，广州军区的所有“其他同志”都与南逃计划无关！
真是应了那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
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军区党委书记尤太忠代表军区党委作《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军区部队建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当尤太忠宣讲到关于林彪南逃广州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结论时，登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为广州军区正名，为广州军区全体干部战士正名！
长期受南逃案牵连的老同志江燮元、黄荣海等派去得热泪盈眶。江燮元对尤太忠、王猛表示感谢，他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听到这样的结论。谢谢你们的努力，谢谢你们的胆量，让我多活十年啊！
老红军江燮元曾在1974年初参与指挥了西沙海战，紧接着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扣上“接应南逃”的帽子遭受审查。1979年，江燮元率队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同赴战场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后代没有为前辈丢脸，他的两个儿子都负了伤，也都立了功，但那时江燮元身上却依然背着那个“南逃”案嫌疑的包袱。面对军区党代会这个没有丝毫模棱两可言词的明确结论，江燮元舒畅痛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大会通过了尤太忠的工作报告。不过，此前在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态度是：黄永胜是中央抓起来的，丁盛是南京军区搞出来的，刘兴元问题是成都揭露的，广州军区的人和事都由别人解决，我们自己却一个也没查出来，这个结论不好交代。王猛对这样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但还是耐心解释。他说，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许多线索查清了，许多疑点排除了，压在广州军区头上十几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了，这难道不是很大的成绩吗？非要抓出反革命才行，那是极左的做法，我们决不能再搞了。
也有一种人，林彪南逃案的存在给了他们某种机会，至少使他们能够具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不愿意就此“销案”。党代会过程中，就有人写了长篇意见书反对军区党委关于林彪南逃案的结论。王猛决定，将这个意见登在最后一期的会议简报上。王猛的想法是，这个意见肯定违背绝大多数代表的意志，如果在会议进行中发出来，将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甚至形成对提意见人的集体谴责，干扰会议，也不利于团结。发在最后一期的简报上，既没有压制不同意见，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王猛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文革历史犹如走马灯，政治运动环环相扣，伤害了不少无辜而又有才华的干部。原广州军区作战部部长王玉振，就是受林彪南逃案和江青“地图案”冤枉的一个。
1972年江青违背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延长与美国学者维克特的谈话时间，改变谈话主题，北京没有谈够，又到广州谈。维克特是来采访中国妇女运动资料的，江青却大讲自己的各种经历，编造自己协助毛主席指挥作战的谎言，并指令广州军区提供军事地图，对着地图向维克特宣讲“战例”，然后又把地图送给了维克特。事情翻过来，追查“案件”，负责提供地图的军区作战部受到牵连，部长王玉振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在反复清查林彪南逃案件时，王玉振曾被请去喝茅台。宴请者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南逃的事，王玉振否认。这种事作战部长会不知道？对方不甘心，向他许愿，只要把问题揭出来，就会如何如何。看他还不就范，干脆直言：只要你们谁说一句：“我们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
王玉振就是不说。于是，这位军区作战部长被调任广西省军区排位第六的副参谋长。
王猛到广西边防基层视察的时候，王玉振全程陪同。王猛知道王玉振的事，但王玉振却在四十多天的陪同中对自己的过去只字不提。离开广西的前夜，王猛与王玉振聊天，第一句话就是：王副参谋长，原本你该是我们广州军区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啊！
王玉振深感意外，激动之余，答道：“我早已不想这回事了，就是老死广西，只要能安安静静就可以了！”王猛理解他的情绪，对他说：军区运动，我们后来人就不去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整个都错了，我们还计较什么？王玉振点头称是。王猛还告诉他：“你的工作和职务问题，我要向军区常委汇报，但我不能给你什么承诺，我还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王玉振说：谢谢政委主动关心我，但千万不要为我这样的人得罪更多的人。
王猛考虑的可不是得罪人，他在军区常委会上提到了王玉振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指出，自卫反击战那么关键的时刻，把一个好端端的作战部长发配“充军”，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1983年底，军区常委会讨论王玉振任职，因为他的年龄被耽搁，“过线”很多，无法安排实职，只好任命为军区司令部研究室副军职研究员。作战部的干部们听到消息，感叹道：“人间自有公平在！”
池泽厚原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前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老秘书。“九一三”事件后，他成了清查重点人物。但他的交待总是一些黄永胜工作作风和人品的“小节”，不能满足专案组的需要。对此，池泽厚说：我这个人的记忆力出奇的好，知道就是知道，没有的事我也编不出来。于是他被定为“保黄派”，发配到湘西的怀化军分区。
原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是一位讲求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就积极为一些受冤枉的干部平反。虽然由于大环境制约，成效不大，但他的一片苦心还是为军区干部所理解。文革结束了，向仲华仍然不好重新使用池泽厚，就把他送到军事学院演习，消磨些时光，等待时机。这是那种条件下能做的最好选择。
1982年8月，池泽厚从军事学院结业，听说向政委逝世后来了王政委，就给他写了一封求见信。王猛没有因为池泽厚的黄永胜秘书身份而避嫌，他专门接待了池泽厚，听取他的申诉，向他承诺会尽快了解情况，不会把问题挂起来。后来，经军区党委讨论决定，池泽厚被任命为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
1984年初开始的整党运动，军委派到广州军区的整党联络组以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魏志明为组长。不久，魏志明宣布：
广州历史遗留问题很严重，不少人还有很大意见。处理这些问题，尤司令可以超脱出来。
此话一箭双雕，既推翻了广州军区第五次党代会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决议，又分化尤太忠与王猛的关系，把矛头对准了王猛。魏志明借一些不满意给在文革中犯错误的人解脱的言论，指责王猛包庇黄永胜及其同伙，为林彪南逃案翻案，竟然在联络组内部主张将王猛划为在文革中投靠林彪、江青集团的“三种人”。魏志明的态度遭到联络组其他成员的坚决抵制，组内经常爆发激烈争吵。王猛则很强硬地表态：如果把广州军区搞乱了，军委整党办公室要负责任！
尤太忠坚定地支持王猛。后来，军委更换了联络组长，派来空军副政委黄立清，规格提高，风向转变。在整党结束时的验收会上，黄立清宣布：我们认为，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是团结的，两个一把手合作是很好的。军区党委常委、机关整党工作发展是健康的，稳妥的，取得了重大成绩，显著效果。军区党委常委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领导，保证整党工作善始善终，不走过场。
王猛涉险过关。上级给广州军区的整党以很好的评价，固然不错，不过王猛却有自己的看法，几十年后他说：这一年（1984年）我没干别的事情，就是负责整党。整党搞得怎么样，下面知道，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全党的事情。
这是大实话。
那时的王猛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也知道自己承担的风险。他出以公心，义无反顾，因无私而无畏。他摘掉了很多人头上形形色色的“帽子”，但又有人不断地给他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谁来为王猛“摘帽”？
四、面对明枪暗箭
自38军文革中介入保定支左以后，王猛就时常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从文革中到文革后，躲不完的明枪暗箭，摘不完的大帽小帽，自证清白成了王猛不定期的“保留节目”。
1973年，王猛已经到国家体委工作了两年，但38军时期的旧帐依然在纠缠着他。这一年2月，体委收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份文件，内容是向中央报告军区党委第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的情况，其中有关于清查38军被林立果列为“借用力量”的问题。在这个文件中列举了王猛等38军负责人两次给林彪写信，两次送东西的问题，认为这是“借用力量”的嫌疑。
这是堂堂正正投来的一支“明枪”，王猛必须接招。日，王猛向周恩来总理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对涉及的问题做了一一解答。所谓“给林彪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68年1月和2月，内容是38军党委向中央反映保定文革的情况，那时是38军最为困难的时期。重要的是，这两封信都是一式二份，分送毛泽东和林彪。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一支野战军部队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呈送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为什么把这样一封信说成是专门写给林彪的？
送东西，一次是1970年夏，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向同住301医院的38军副政委徐炜提出，林副主席身体不好，想吃膠质多的甲鱼，问38军能否从白洋淀搞一些。于是，38军向林彪送了甲鱼，还附了一封由王猛和刘海清署名的给叶群的一封信。信中说：
您能休会到38军的同志们有多少话想对您讲，但为了不过分使您为我们操心，只好作罢。
这是用一种含蓄的语言反映38军的困难处境，但不细说，也不提任何具体要求，点到为止，拿捏分寸很不容易。
再一次送东西是1971年春，在东北长白山地区的原38军转业干部送来三只熊掌，那是非常高档的食品。军领导有人建议，林彪身体不好，把熊掌转送林副主席，王猛和刘海清同意了，并又联名附了一封问候短信。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周总理1971年1月用极特别的方式提醒王猛和38军领导不要再使用“林副主席”的那些词句的两三个月以后，他们仍未“参”透，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敏感上的欠缺。
王猛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检讨：
我过去认为他（林彪）既然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接班人”，他总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他深信不疑。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有错误的，比如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往往也把他加了进去，对他做了若干不适当的宣传。
王猛还检讨了38军没有认真执行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指示，并表示：我作为该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这一问题应负主要责任。
王猛在报告中附上了1970年给叶群的信件的影印件和北京军区发的文件。为了应对北京军区文件，王猛的这份报告同时分送给所有接到北京军区文件的部门和单位，是检讨，也是回应。
这样的事情算什么性质的问题，不言自明。王猛的报告送出去，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再过问，王猛认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他想错了。
文革已经结束三年，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了八年，日，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将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请去，郑重其事地向他核实几个问题。他问王猛：在林彪叛逃后，你到38军与军长和政委谈话都谈了些什么，有没有怀疑林彪的叛逃问题？
王猛心中一沉，但仍冷静回答朱云谦的提问，因为这是朱副主任在代表组织履行职责。1971年7月王猛调到国家体委，9月15、16日回保定搬家，顺便看望了38军的老战友刘海清、邢泽。谈话中刘海清等问为什么最近战备这么紧张，那正是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两三天的时间，38军还不知情。王猛把在北京听到的传闻告诉了他们，说林彪出事了，很可能已经死了。王猛顺口说出自己的猜测，那也是北京流传的一些说法：一是林彪逃往苏联，二是有人绑架，三是内外勾结，苏联害死了他。这些话去掉时间背景，经过特殊“分析”，就成了王猛“怀疑林彪出逃”的“状子”。如果1973年北京军区的文件算“明枪”，这一招就算“暗箭”。
不过，这支暗箭还有个靶子，抓住王猛在林彪事件公开之前的一些猜测议论来“射”他，而另一支暗箭就完全漫无边际地乱放了。朱云谦要王猛澄清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说过“38军可以扫掉华北部队，包括24军”？
王猛气愤地站了起来，急切地说：这纯属捏造，请组织上对我负责，一定要调查清楚，我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和什么人说过这样的鬼话？
这一“状”大概是告王猛的狂妄和骄横，应该还不至于暗示他要搞军事政变。24军历史上属于华东野战军，是三野的部队，抗美援朝归国后配属北京军区，驻军承德。24军与38军没有任何瓜葛，王猛连24军都要一起“扫掉”，说明他的矛头并不单纯指向华北部队，够得上狼子野心了！这一招真是致命。
朱云谦的第三个问题，是王猛与保定地区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丁德进、李伯谦的来往。此事出于河北省委两年前的告状文件，也属于“明枪”系列。当时王猛已经为此向中央做了专门报告，但到了1979年却又一次射向王猛。
1977年12月，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河北省委文件（冀发［1977］第61号）的形式向中央报告王猛“支持”保定造反派的问题。文革前刘子厚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河北省省长。日，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学习刚刚发表的中央“五一六”通知，但会议却开了六十多天，会议期间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正式发动起来。华北局决定撤销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职务，由刘子厚继任。好景不长，刘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被打倒。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子厚作为老干部代表出任革委会副主任。九届二中全会后的华北会议上，李雪峰、郑维山被解职，刘子厚从毛泽东那里得一个“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评语，但总算还是下了“贼船”，并于1971年5月再次升任河北第一把手。
时任中央组织部总长的胡耀邦把刘子厚签发的这个报告给王猛看，并告诉他：小平同志让我把这个报告给你，怎么回事，可以说明。小平这个态度是完全相信你的。
这是一纸真名实姓，盖着省委大印的“御状”。王猛急火攻心，病倒了几天，才于日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说明情况。丁德进文革中属于“工总派”，因为38军不同意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而被认作工总派的“后台”。后来丁德进当了保定地区涿县县委书记，李伯谦是县物资局副局长。王猛在38军支左时其实并不认识他们，调离38军前到各处告别，才认识了丁德进，到了体委才认识了李伯谦。这两个人想把王猛当成靠山，但王猛自离开38军后就没有再过问保定的任何事情，没有为任何人转过材料，没有参与过任何活动。丁、李二人曾经到过王猛的家，是王猛的夫人接待的，她也曾托李伯谦找过保姆，其中细节王猛一概不知。王猛特别申明，他从未与丁、李谈过保定文革局势，因为他已经不在保定，即使他们说起来王猛也不表态。38军撤出支左后，由于文革的动荡，工总派内部又发生分化，爆发武斗，但这些情况与王猛没有关系，他也不知道丁、李二人后来成了反革命。报告最后部分，王猛承担了“认错人，约束自己和家属不严，上了别有用心人的当”的责任。
王猛将这个报告当面交给胡耀邦，胡立即批示转给中央负责人。此后又是全无音讯。两年以后，这件事再次翻了出来，如之奈何？
王猛虽然对朱副主任做了说明和保证，但这些无中生有的大帽子搞得他心神不安，甚至无法正常工作，脑子里不时转出各种推断和念头。王猛知道不能这样继续忍下去，他找老首长杨勇申诉委屈，杨勇认为王猛现在地方工作，应当先找耀邦同志，他批了，我们才好办。当时杨勇是军委副秘书长。于是王猛于11月10日打电话给胡耀邦，说自己已写了一个报告，请耀邦同志促请有关方面弄清真相，解除后患。胡耀邦同意王猛的想法，又说，他知道这件事，并且在有关会上表了态，挑明邓小平同志对王猛信任的。
然而时间又过去了四个月，那件令王猛牵肠挂肚的事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还是毫无音讯。王猛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否则会终身不得安宁。日，王猛再次给军委和总政写报告，进一步说明有关问题。王猛说：在“九一三”之后八年多，竟有人提出那时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问题。鉴于以往的这些情况，如无结语，同类问题不论澄清与否，还可能有一天翻出来，混淆中央领导视听。
王猛坦言了他的担心。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担心不幸而言中。
王猛强调，所谓“扫掉华北部队”之说是“有人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他说：我绝不会说那种话。每一个高级干部应该做老实人。因此，我要求对此事要弄清。在我们党内不应允许存在这种诬陷无罪的坏风气，似乎捏造诬告，虽属不实之词，也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以为这种倾向不制止，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再次恳请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予以澄清，迟早做出结论。我愿意协助组织上弄清楚，相信不难搞清楚。
从此，王猛就像是脱靴子的故事里说的那个等着第二只靴子落地的人，心中总悬着某种不安。虽然他先是与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斗争，又与江青集团的庄则栋斗争，但林彪、陈伯达？江青都已垮台，王猛自己竟还要随时准备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原因何在？
现在看来，一是文革中结怨过深，支左不仅破坏了部队和地方的关系，更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关系。王猛在保定支左中与一部分军内外的人严重对立，这些人文革结束后大多依然在位，另外一些因受华北会议批判和“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也得到平反，埋下了矛盾的引线。
二是不正常党内生活的长期影响，极端放任和吹毛求疵同时存在，大而化之和捕风捉影同时存在。有些人因为极端放任、大而化之可以为所欲为；有些人如王猛却因为捕风捉影和吹毛求疵而身心俱疲，特别是涉及到十年文革空前复杂的情况，找个岔子实在是易如反掌。而组织上又不好贸然对矛盾双方采取严厉的措施，这就使“告状”的一文处于有利地位。
问题在于，那些吹毛求疵找人家毛病的人，往往免不了又被别人吹毛求疵，自己也要不断申辩，不断澄清。冤冤相报而不自知，难道不是悲剧吗？
回头看过去，遇到这类明枪暗箭中伤的人绝不止王猛一个，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向守志文革期间曾任二炮司令员，批林批孔时被王洪文叫到钓鱼台汇报干部工作和运动情况。文革后，“向守志到王洪文那里去过”竟成了问题，似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召唤某一个军队将领，那个人不能去，去了就是错误。日，向守志接到任命，调他到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李水清改任第二炮兵司令员。总政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对向守志说：这次调动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地方，有人说王洪文曾叫你去过。
&&& 向守志说：
从第二炮兵司令员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调动不寻常。
不过向守志比王猛幸运，因为有人为他说话。日，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来到南京视察，对向守志说：有人造你的谣，但好同志说不坏，好同志说不垮。
1982年向守志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其实，说向守志到王洪文那里去过，并不是造谣，如同说38军王猛给林彪写信、送甲鱼也不是造谣一样。问题是为什么这样根本不成为“事”的事竟然能够左右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命运？
1978年担任总政副主任的朱云谦告诉向守志，他的问题搞清楚了。王猛却始终没有得到这句话。是朱云谦的错吗？不是。是谁的错呢？
通过排除重重阻力，在邓小平的力荐下，王猛终于如愿以偿回到部队，并担任了大军区政委。按说这足以表明他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82年9月，已经是广州军区政委的王猛参加党的十二大，又碰上了明枪伤人的事。1978年5月接替朱月华担任38军军长的李连秀在十二大期间联络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天津警备区政委曹中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潘炎等人联名发会议简报，反对王猛进入中央委员会。李连秀在小组会发言时公开说：王猛是造反起家的，在东北造沈阳军区的反，在华北造北京军区的反。
这算得上又一支明枪。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是党员的权利，公开讲比背地讲要好，但发言应当以事实为根据。虽然王猛最终还是连任中央委员，但是却“跑”了好几百票，按王猛在国家体委和军队的名气及工作成绩，这是不正常的。李连秀1938年入伍，东野一纵成员，“老38军”，在文革期间曾是王猛领导下的师长，也算38军“铁板一块”之列。他是王猛任政委时提拔为副军长的，难道只是因为提升为副军长比同时期的师长晚了几年就倒戈相向？1984年，李连秀当上了武警部队司令员，职位不但超过了同时期的师长，也超过了绝大多数38军老军长。
王猛已经没有再次向上级写信争辩的心思，不过，他给刚到广州任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咱们熟，又不太熟。说熟，是因为彼此可以交心。说不熟，我有些情况，你也不清楚。我打算近二天，用一、二个小时，和你谈一谈，免得你受我牵连。
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北京军区老人不在，新领导人从来没在一起，他们又没有和我有一点接触，可是意见那么大，有不共戴天之仇，真是怪事！有些人根本不认识我，也跟着骂。你说的李连秀，别的不讲，文革中他同38军完全一致，现竟然大造谣言。可是造的什么谣，又不知道，也无法回答。
这叫打闷棍。
上次“十二大”回来，杨秘书长安慰我，一再说：“中央相信你，对你的信任不动摇。你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有人退下来了，影响还在。你那工作有困难，要估计够。”
我万分感谢尚昆同志恳切的嘱托。
你来了，我从内心里高兴。
但一想起十二大会议上，那些人背后造谣诽谤，完全不认识的人也当面乱扣帽子（没讲一点事实），我就抑制不住，满肚子火气。有时想，何必惹这些，休息算了。我现在把所有材料完全交给你，便于你分析判断，免得你盲目支持我，稀里糊涂受连累。这也是我对你的一点帮助吧！不提起来还算罢了，提起这些事，怒气不息。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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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随信把自己手头所有被告的和申辩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尤太忠。尤司令感受到王猛的坦诚和信任，他在河北时就与王猛相识，有“战斗在一起”的经历，知道王猛那一段很不容易。王猛的信使得他们两人更加团结。没有尤太忠的合作，王猛在广州的工作会困难得多。
1982年12月，尤太忠和王猛在广州军区军以上纪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们强调指出：各组党委在追查当事人现任的同时，要追查主要领导人和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人的现任，不能下严上宽，不能用党委“集体承担责任”的办法敷衍了事，更不允许只查下，不查上。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转发尤太忠、王猛在纪委书记会上强调严肃党纪不能下严上宽、查下不查上的通知》为题将尤太忠、王猛的讲话主要内容转发全军。1998年尤太忠病危，王猛专程从北京飞往广州，守候在老战友的床边，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王猛在给尤司令的信中把“十二大”上针对他的简报称为“闷棍”，十分形象。他在文革中与友军，与上级北京军区有分歧，有对立，他们对王猛有意见，有不满，这可以讲得通。王猛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文革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与自己并肩战斗，抵制陈伯达的人，在文革以后却要“反戈一击”呢？为什么他素不相识的人也热衷于“倒王”呢？
王猛在给尤太忠的信中表露过“休息算了”的想法，这绝不是随意说说。后来王猛坚辞各方挽留，彻底休息，应当是有思想基础的。但明知官场政坛深不可测的王猛并未退缩，在没有“休息”之前依然奋力而为。他自己背着“怀疑林彪叛逃”的嫌疑，却大胆主持为林彪南逃广州案定性，解脱了广州军区全体干部战士；他因为认定广州军区所有干部与南逃案无关，险些被上级整党工作组加上“保护黄永胜和刘兴元，包庇准备接应林彪南逃的人员”的罪名；他明知不被个别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认可，但却大胆推进年轻化，大胆纠正歪风邪气，批评不正之风，不怕得罪人，不怕被匿名信告发，不怕上级责问追究；他将一名品质不好的干部排除出领导干部备选系列，因而遭到那个人的有意诬告，甚至是直接告到军委首长家里。对于这一切，王猛不在乎，不心虚。既然去意都已打定，还顾什么个人得失？还图什么个人升迁？他想的是：我去了，不能没有作为！
这就是王猛对明枪暗箭的答复。
五、与杨尚昆“结梁子”
“结梁子”，就是有隔阂有矛盾的意思。1981年到1985年王猛当广州军区政委期间，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处理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先是做军委秘书长，后来当军委常务副主席，是邓小平在军队工作方面的第一助手。王猛要工作顺利，离不开杨尚昆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王猛再怎么样，也明白搞好与杨副主席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王猛1982年11月给尤太忠的信中还提到，杨尚昆为“十二大”会议简报的事安慰鼓励他，表达中央对他的信任，并同情地告诉王猛，“有人退下来了，影响还在”，“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既然如此，王猛与杨尚昆的矛盾从何而来呢？从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而来，从李伯钊编写的话剧《北上》而来，从一、四方面军山头的历史纠葛而来，王猛却因为不巧是广州军区政委而身陷其中，绝不是他自己一厢情愿能够左右的事情。
李伯钊是阅历丰富的老资格共产党员，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与同是四川人的杨尚昆相识并结婚。1930年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4年跟随一方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前往四方面军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日深夜，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张国焘强制南下的威胁秘密北上，李伯钊没有来得及跟上部队，被迫留在了四方面军南下，在随军剧社工作。1936年6月，李伯钊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遇上了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主动要求留下。于是，李伯钊尤为分别跟随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红军三次走过草地的传奇女战士。建国后，李伯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李伯钊亲历了长征中那一段分裂危机，在随四方面军南下路途中也同朱德总司令有过接触。以她的经历和专长，是写作长征文艺题材的最佳人选。早在1950年她就创作并组织上演了歌剧《长征》。经历十年文革的长期迫害之后平反，李伯钊从1978年起开始创作话剧《北上》，描写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分裂路线斗争的历史。到了日，《团结报》还刊文介绍这出话剧的产生和剧情：
剧中突出表现了毛泽东与其战友周恩来、朱德等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以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胜利到达陕北的历程。
这出话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演，演出单位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那时王猛还没有到广州军区工作。后来，《北上》又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上演。这个看起来是“革命传统教育”好题材的剧目，却在原红四方面军老同志中引发强烈不满。原来，他们认为《北上》剧本歪曲了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形象，编造了四方面军监视朱总司令的情节。电视剧播出后，不仅徐向前元帅非常反感，连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提出异议。实际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对朱德总司令是很尊重的。这出剧看起来是宣传长征，但是实际上不利于军队的团结，表面上红红火火，背后却怨声载道。
王猛来到广州军区，正遇上这个“大坎”。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就是四方面军的，他拒绝观看本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北上》。一些在广州军区的四方面军老同志看了《北上》后很不高兴，还说，李伯钊当年在四方面军演出节目，带头高喊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号，现在却写剧本骂四方面军的同志，真是岂有此理！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忠一边对王猛说着，一边还学唱李伯钊当时歌颂张国焘的歌曲。在这种形势下，王猛觉得自己最好置身事外。战士话剧团提出为政委演专场，王猛谢绝了，说以后有机会再看，但实际上一直没有看。话剧团到上海演出，李伯钊亲临观看，获得成功。军区政治部写了赴上海演出反映良好的报告，请王猛签发上报总政和军委，王猛批示政治部直接上报，无须签发。
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李伯钊既然在红四方面军做宣传工作，就不能不宣传张国焘总政委，否则，早当成“反革命”杀掉了。但李伯钊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的，是在一种特殊变故下被迫留在四方面军的，她对四方面军的感情和态度肯定与原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们不同，这种不同有意无意地被带进了话剧《北上》，伤害了许多老同志的感情，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如果李伯钊没有察觉这种伤害，因而没有做出道歉或解释，就更遗憾了。
无法判断杨尚昆夫妇是否听到了对于《北上》的负面反映，骂街是骂街，又有谁出面去对杨副主席讲呢？王猛没有长征资历，很想躲开这件事，但事情就偏偏落在他的头上。杨尚昆将王猛找去问，战士话剧团演《北上》电视剧的三位主要演员表现很好。听说他们在文革中受压，级别偏低，而且还要他们退出现役，是怎么回事？王猛表示刚到广州不久，还不了解情况，回去问一问，尽快答复尚昆同志。杨尚昆则表示，这几个同志的文艺级别应当补上，晋升技术职称，不能退役。
王猛确实是把杨尚昆的交代当重要事情办的。他回到广州，把军区政治部主任陈继德、宣传部长孙志诚以及话剧团负责人召集起来，传达军委领导的指示，要他们认真调查，提出落实办法。调查结果令人失望，三级主管部门的一致意见是：这三位演员在文革中未受任何冲击，不存在受压问题，他们的技术职称评定也没有受到影响。根据总政治部的规定，他们的年龄确已达到退役标准，不能再提高级别和职称。话剧团称，如果破格提升他们，文工团会炸了锅，其他为的工作就没法做了。
王猛当然希望能落实杨尚昆的指示，但实际情况如此，公事公办，就写了一封亲笔信如实报了上去。王猛下一次到北京出差，杨尚昆又把他找去，通知他说，已经给总政打了招呼，他们同意为那三个人提升技术职称，要广州军区把材料报上来。王猛觉得问题解决了，回到广州后就催促下属落实。哪知总政的回答是：技术职称的变动必须按条件，不能在指标以外多报。
经过几个来回的指示、落实、请示、汇报、再指示、再落实……总政却一直没有松口，这件事也就一直没有办成。杨尚昆第三次对王猛说到此事的时候，已经很不满意了。总政治部为什么顶着不办，不好妄猜，但王猛就成了“夹心饼”，“上级”很可能已经留下了王猛办事不利、不听招呼的印象。王猛有口难辩。
谁知这件事并没有完。杨副主席又指示王猛，责成广州军区将《北上》拍成电影！王猛的脑袋都大了。电影是谁愿意拍就能拍的吗？他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只能硬着头皮找尤司令商量，尤太忠理所当然地断然拒绝。尤太忠可以拒绝，王猛不行。上次演员的事情他没办成，这次要是还没个说法，问题就严重了。他又找来政治部主任和宣传部长，研究的结果，拍电影这种事，广州军区一缺技术，二缺人才，三缺设备，四缺资金，没有总部协调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帮助，是办不到的。王猛把困难向杨尚昆汇报了，等着下文。王猛到北京，又主动请示，拍电影的事进展如何？杨副主席告诉他“已经跟总政讲了”，但为什么不直接给总政主任余秋里打招呼，王猛也不好问。
王猛的态度是，总政通知我们办，就办，不下通知，我们就没法办。但他的角色更加尴尬了。可以把王猛和广州军区比作一个水笼头，总政是笼头的开头，主人要笼头出水，开头却不动，而主人却一个劲敲打笼头。杨尚昆催促王猛：你们可以先搞起来，经费好解决。王猛又解释，其实我们最容易解决的是经费，问题是没有八一厂的专业支持，我们无能为力呀。
实际上，总政不仅得到了杨尚昆的指示，也肯定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指示或反映。至少，尤太忠将拍电影的事情报告了徐向前，也给余秋里打了电话，明确表示反对拍《北上》的影片。红军历史上的一节纠葛，就这样缠在了没有当过红军的王猛身上。
一次、两次、三次的催促和请示，总政治部毫无反应。王猛按照杨尚昆的指示找余秋里，余主任给的都是软钉子。1983年春节前，杨尚昆夫妇来广州，李伯钊已经不愿意给王猛打招呼了。
当时王猛与尤太忠商量，借军委领导和霍英东先生都在的机会，军区出面请省市领导一起吃饭，祝贺节日，联络关系，这是惯常做法。哪知对方谢绝了安排。王猛只好又找到当时也在广州的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由廖承志出面，军区主办，方才吃成了一顿饭。
除夕，王猛又邀请军委领导与军区中将以上的老同志一起吃年饭，但得到的答复是“吃饭的事中央来的就不参加了”。当晚，王猛和尤太忠却接到了省委邀请，到珠岛宾馆参加省委省政府为杨尚昆夫妇举办的春节晚宴。王猛、尤太忠两人的心情之恶劣，可以想象。这时距1982年9月杨尚昆对王猛表示信任和鼓励的谈话，还不到半年。
日，李伯钊病逝于北京。《北上》是她最后的剧作。一个多月以后，王猛退出了领导岗位。
关于《北上》，晚年王猛说了以下这些话：
四方面军的同志反映得很厉害，徐帅也很火：有些人胡说八道，怎么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这样呢？四方面军的话，包括尤太忠的话，每天都有人说……以后，直接通知下来了，叫我们拍摄《北上》。尤太忠当然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我说，这样吧，请他们书面或口头来一个正式通知，我们周密地研究。因为余秋里本来也不同意，但他也不敢说，也不下通知。你们不下通知，我也不管。
这就是当年围绕《北上》话剧一段不大不小风波的内幕。
六、急流勇退
1985年，军委即将对全军施行大幅度整编的消息传来，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其中之一是，作为全军四名最年轻的大军区正职之一，王猛将会被提拔到总部工作。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王猛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四个之一”，也根本不去想升迁之事，他的处境，他自己最明白。
1985年全军整编之前，各大军区、各大单位的正职主官，1920年以后出生的只有四人，巧得是，他们都是大军区政委：除了王猛，还有同为1920年出生的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福州军区政委傅奎清，最年轻的是1921年出生的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
但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王猛就得到了与升迁传言相反的确切消息。1985年初，王猛遇到了余秋里，余秋里告诉他：王猛同志，军委的意见，85年调班子时让你下。
信息出自总政治部主任，应当是最权威的了。
王猛不为所动，他对余主任说，我要下部队调查。王猛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带着公务员？办公室主任和作战参谋下部队调查研究，找人谈话，一天工作很长时间。从广州到汕头，从汕头到潮州，从潮州到惠州，从惠州到深圳，从军的班子谈到团的班子，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有时乘飞机。转了一圈回到广州时，王猛接到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
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军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问题。6月4日，军委邓小平主席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他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根据精简和改革的精神，当时全国的十一个大军区整编后减少为七个，意味着有些人要退出领导岗位。王猛虽有年龄优势，但年龄并不是唯一要素。王猛回忆：
事前，杨得志已经告诉我，说让我退下。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杨尚昆同志在军委通不过，他一个人的意见行不通，就跑到邓主席那里去了，具体跟邓主席怎么说的，我们不清楚，一回来就说是邓主席的指示。那就下吧。他说我们都没有话说了。
杨得志当时是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他说的“我们都没有话说了”的“我们”，还包括了其他三位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国防部长张爱萍。他们都不同意王猛下，但既然“邓主席”“指示”了，当然也就没有话说。
王猛的态度是：下就下吧，更好。我六十五岁，下了正好，我也够资格休息。
王猛早有思想准备，“休息算了”是在三年前就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日，王猛又在“整党对照检查”中写道：在位一天，就不一定恪尽职守，决不懈怠。一旦组织上决定我退出领导班子，决不给党找麻烦。
一年以后，这一时刻终于到了。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及其他军委成员召见尤太忠、王猛。余秋里在一片沉寂中将中央军委对广州军区领导班子的任免文件递给他俩，尤太忠继续担任司令员，1926年出生、1940年参军的沈阳军警政治部副主任张仲先越级提拔，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仍是一片寂静。王猛首先开口：军委让我退下来，我坚决服从！
然后，他负责任地对军区个别副职的调整谈了自己的看法。剩下的时间都放在了交换讨论对副职任命的意见上，避免了尴尬和无奈。
两人回来后，尤太忠对王猛说：“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怪难受的！”王猛反面劝老战友，让他想开些。是应当想开些。当初王猛推行年轻化，曾经让很多自认不老的老同志退了下来，轮到自认不老的自己退了，也应当想得开。……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做出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将全国十一大军区调整为七个大军区，将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为南京军区，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为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分别与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合并为广州军区和济南军区，其他不变。调整后的七个军区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编制人数精简百分之五十。
全军整编前的四位最年轻的大区正职，万海峰继续任成都军区政委至1990年；福州军区政委傅奎清在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后改任南京军区政委至1990年；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留任，1987年转任北京军区政委至1990年，唯王猛于1985年退出军界。
宣布命令的第二天，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元转来口信，杨副主席指示要找王猛谈一谈，问问他有什么要求，想同他约定时间。王猛推辞，说要上医院。隔了一天，周副主任又来电话，称杨副主席交待不一定要找王猛聊一聊。王猛问：杨副主席有何指示？对方说没有，王猛说，既然没有指示，请转告杨副主席，我就回广州了。
余秋里对王猛过早退下感到惋惜，他极力要作一些挽留工作，问王猛是否愿意到军事科学院当政委，或者到国防大学当第二政委（李德生任第一政委）。这明显是一种补救，否则，应当是在整编前就安排好的，而且总长和总政主任两人也不会提前给王猛打“下”的招呼。王猛谢绝了余主任的好意。
令王猛意外的是，总书记胡耀邦也找他。胡耀邦听说王猛从军队退下来，就让秘书打电话要王猛到他那里去谈谈。在平时，王猛会视为难得的机会，这次却以不打扰耀邦同志为由谢绝了。过了一天，广州军区参谋长李希林接到胡耀邦本人的电话，要李转告王猛到他那里去，王猛再次谢绝了。
最后，文革时期曾经在体委当过党组秘书，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岭安奉命来面见王猛，他说：中央书记处习仲勋同志让我来告诉你，耀邦同志想让你到中央机关工作。
原来，胡耀邦准备要王猛当中央统战部长，将来负责政协工作。王猛给过去的“冯秘书”倒了杯水，诚恳地感谢耀邦同志等中央首长对自己的关心，但自己一直是个当兵的，怎么能干统战部长？他问冯副主任：你看我这个人像搞统战的吗？我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讲话，干不了。
&&& 王猛说：
你回去转告习仲勋和耀邦同志，就说我真诚地感谢各位领导的信任和关怀，但我实在是哪里也不想去了，真的想休息了。
王猛去意坚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挽留，是一种决心，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情绪。王猛回忆那段经历时，表明了自己的心态：
当时并不是让我休息，结果我死也不干了。什么也不干了，我不干了！杨尚昆找了我三次电话谈话，我不接。耀邦同志找我，我不接。就是不干了，辞职！我说，宁可休息，也不在这个政治漩涡里继续喝水。我就是这么休息的。
只有处于政治漩涡中的人，才知道漩涡的滋味。王猛是以“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军队建设大局”的名义退下来的，真实的原因，谁也不说，谁也不提，当事人却都明白。
胡耀邦的信任的关心令王猛很感激。从文革受难二人相识开始，胡耀邦多次帮助过王猛，并对他有良好的印象。王猛未能与胡耀邦直接合作，令人遗憾，但他的选择是对的。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王猛从广州专程赶到北京，以个人名义到耀邦家中吊唁，表达思念之情。
王猛在二野的老上级杨勇很关心王猛。杨勇1982年在“十二大”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却在一年后不幸因病逝世。假使杨勇活着，1985年时的王猛也是另一种命运？难说。但是杨勇的夫人林彬大姐依然很关注王猛，对王猛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平。
日，王猛退下后半年，林彬给王猛写了一封信：11月7日下午，三点半，余秋里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多小时……余秋里说：“现在还有人说王猛呢。我了解他没有问题。”
林彬很担心王猛，建议他：
恕我直言，您不能再沉默了，您早就该说话了。外界的舆论，少数人的诽谤，您可以不管，但谣言说上一千次，也可能被人信以为真。
他要王猛给邓主席和军委写信，要求专门调查，澄清事实：时间越拖久了越不好，趁邓还健在，否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沉沦下去，这口气不要说您，就是我也难替你咽下去！请您三思！
王猛万分感谢大姐的关心，也为她的仗义而感动，但他已经不再为自己的这些事情操心了。既然船已经上岸，不再下水，别人说它漏还是不漏，都没有关系了。
日，王猛接到林彬的又一封信：在两个月前，我去看京戏，恰恰和邓主席的夫人卓琳同志坐在一起，其中谈话提到您。我说大军区班子调整，几个比较年轻的正职里王猛的身体比较好，不知什么原因也退下来了？卓琳随即说了一句：“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卓琳可是不“从政”的，她的这句话来历不是很清楚了吗？从卓琳的谈话中不难听出，关于有人攻击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已经到邓那里了。
这封信写于王猛离休一年多以后，证实了王猛自己的判断。“文革问题”是一顶扣在王猛头上的帽子，不仅没有摘掉，而且还越戴越高，成为促成他不正常退役的借口。借口就借口吧，人已经退下来了，借口的目的也达到了，也就没有用了。王猛绝不再为此事烦恼。
1987年，王猛参加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九大”算起，他连续参加了五届党代会，并在1977年的第十一次党代会和1982年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88年，王猛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是一个荣誉职位。王猛实际上完全处于退休状态，开始安度晚年。
七、回顾一生
王猛过了二十二年离休生活，在平静和坦然中享受夕阳之美。晚年王猛日常做的是三件事：读书、跑步、喝酒。王猛一生不会下棋，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虽然是两任体委主任，却什么球也不会打，遑论高尔夫。王猛唯一的爱好是读书，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王猛说：我一辈子喜欢书籍，看到什么都想看，放不下，饭忘了吃，觉忘了睡，脑袋疼的厉害还想看，放不下。
他的书法很好，但绝不轻易给人写字。他自称不看书法展览，因为觉得那些书法家的字不如自己的爷爷和爸爸写得好，虽然他们都不是“书法家”。
王猛坚持的唯一体育运动是跑步。六十九岁之前，他的最高纪录是一早上跑十二公里，至少也是八九公里，这个习惯在他下部队时也从不间断。1989年他摔伤了腿，伤愈之后改为走路，每天不少于六公里。八十岁以后，王猛在走路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做体操。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而好几次因为视界不良或路面不平而摔伤，甚至跌入没有井盖的下水井口，但高龄的王猛总能很快痊愈，令医生称奇。晚年王猛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他说：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走路，有的时候找几个知己朋友说说话。
王猛说的不错。但他没有说出来的是，其实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堪称“酒神”，这一点，许多人不知道。王猛喝酒，讲究品位，假酒不喝；讲究信义，假喝必罚；讲究效率，一饮而尽；讲究坚持，长期不断。
1984年夏天在珠海，市长梁广大宴请王猛，知道王政委酒量大，吩咐服务员做做“手脚”，王猛当场“拿获”，按他自己的规矩罚梁市长连干三杯方作罢。在广州，霍英东先生在某大酒店举行招待会，王猛出席，敬酒之时，他举杯一闻，不管场合，直言“假酒”，追查之下，果然不真。在酒上能骗王猛的，尚未听闻。
王猛到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届人大会议，服务员发现王猛委员的房间最干净最整齐，还有，每隔一天收走一只空酒瓶。
退休了，没事了，应当是喝酒的黄金时期。逢年过节，王猛让全家和工作人员共聚一堂，宴开两三台，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后祝大家节日愉快，再祝大家家庭幸福，一轮轮下来，不醉倒个把不算完。最离谱的是，有一次炊事员被灌醉，大睡不醒，搞得家里第二天开不出饭来。王猛逃避家人的责难，又跑到老战友家中蹭饭，继续喝。
随着年事渐高，医生嘱咐王猛减少酒量，家人也一再限制。但是王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喝酒。他让秘书通知工作人员晚上十点“开会”，次数多了，家人才发现开的是“酒会”，他在“会”上宣布自己一人只喝三杯，但有人喝不了他可以代喝。王猛在家中的小酒吧与孙辈嬉戏，小家伙们举着葡萄酒和爷爷的白酒碰杯，谁也不忍心破坏这祖孙一体的天伦之乐。为了避开家人的监督，他在定量的“饭中酒”之前，偷偷加上几杯谁都不知道的“饭前酒”。王猛号召晚辈常回家看看，奖励的办法是，给他们喝最好的酒！王猛的观点是：“不喝酒，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王猛堪称酒神。
年纪大了，失眠，王猛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收拾他心爱的酒櫃，一瓶一瓶地拿出来，擦拭，把玩，回忆那瓶酒的来历和相关的人与事，再一瓶瓶地放回去。那是消磨长夜，也是静思人生。自古，战争与酒，军人与酒，就有不解之缘。王猛是“人酒合一”的佼佼者。
王猛喝酒，爱就着辣椒。喝酒，吃辣椒，都是李程交给他的。战争年代，王猛当教导员，李程当营长；王猛当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李程当团长。李程是比王猛大十二岁的红军干部，二人在战争中结成了生死相交的战友关系。李程教会王猛喝酒、吃辣，到了八十多岁时，王猛还能拌着酱油吃朝天椒，好像吃咸菜一样，而辣椒馅饺子则成了王猛给广州珠江宾馆特定的食谱。
喝一口酒，吃一口辣椒，是王猛人生一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常想起自己的老战友李程。1958年，云南思茅军分区司令员李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不是说老子“右倾”吗？老子不干了！他竟然“自我开除”，不辞而别，连老小孩子都留在云南，自己回陕北老家当农民去了。一晃就是十几年，1973年，已经是部长级干部的王猛到陕西视察工作，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一路奔波去看望李程，此时的李程已经是一个家住乡间破土房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经过王猛的呼吁和斡旋，后来给李程落实了政策，恢复革命军人身份，还按副军职待遇休息，直到九十五岁去世。没有王猛的关照，李程没有这样的结果。
王猛对战友的关心和帮助，是出自内心的同情，是主动的，敢于担风险的。文革时期，他的许多战争年代的才上级老战友身受迫害，妻离子散。王猛不能直接帮助他们，就帮他们的子女，而且往往是王猛主动找上门去，一个个接出来，送入部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姜思毅的女儿，都是在父亲被打倒，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被王猛安排入伍的。1974年批林批孔加上“批后门”，三箭齐发，追查“后门兵”，王猛说，不用查，那是我办的，我负完全责任！
38军军长李光军的儿子少军，因为文革保定派性武斗严重，不光不能上学，连营区大门都不敢出。王猛看到这个半大小伙子整日无所事事，决定帮军长解除后顾之忧，主动提出将他送入部队，走上从军之路。2000年，李少军也当上了38军军长，如此子承父业，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2007年，李少军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但王猛对自己的家人却没有这种“热心”。他的女儿说：我爸不会因为我的问题，给打个电话什么的，根据我爸的思想，他不可能管这些顾客。我爸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也没有通过他提个一官半职的。所以，我们子女也没沾上什么光。
王猛的子女没沾上父亲的光，王猛的夫人贺靖不但没沾上丈夫的光，还受了不少委屈。王猛与家乡的妻子解除了婚姻关系，前妻改嫁他人。1943年，冀鲁豫二分区基干团团长杨育才去分区医院看望刚生孩子的妻子，特意带上了团政治处主任王猛。团长妻子将医院的女医护人员介绍给王猛，王猛相中了女司药贺靖。经过“短促突击”，二人确定姻缘，1944年，新任团长李程主持了王猛、贺靖的婚礼，新郎新娘在两任团长的撮合操办下喜结连理。
1955年，王猛在第二政校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异常忙碌，孩子们无人照顾，就干脆让贺靖办理了复员手续，当家庭主妇，从此贺靖再没有工作过。1957年，军队执行过一段组织家属“离城返乡”的政策，遇到很大阻力。二政校为了落实政策，校长李曼村带头，将把自己从小带大的姐姐送回家乡。当时并无军职干部送家属回乡的规定，王猛为了减少工作阻力，也将贺靖动员回乡，还带上孩子和老母亲，其中的苦头，一言难尽。一年多以后，这个政策被纠正，贺靖才带着家人回到长春。
王猛调到38军后，又因为妻子常年有病，身体不好，谢绝了组织上为贺靖安排工作的好意。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贺靖的唯一“职务”是曾任38军大院随军家属支部书记。晚年的贺靖提到自己为丈夫做出的牺牲，还是甚感不平：我十五岁参军，大小也是个老革命，可为了让王猛“拼命”，我现在还是个“低保户”。
显然，这样的“牺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王猛并不想落后于时代。他曾在子女的鼓励下学习电脑，孩子们手把手教他按键，他还一步步把操作程序写下来，试试，还行，只看新闻，不做别的，应该没问题。但是轮到他自己操作，怎么弄都不行，再教一遍，还是不行，经过几番努力，几番反复，终于放弃了学电脑的念头。孩子们说他笨，王猛答道：对于你们来说是好学，对于我来讲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你们将来要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不一定如我呢，也一样地笨！我今年都八十四了，你们活到八十四岁试试。
王猛对当年党内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有深刻的休会，他也算一个“过来人”。他对采访者说过：（对毛主席的话）我们绝对相信，才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但是如果真说了，彭德怀说了怎么样，这就是典型的例子嘛。如果你真相信这个“五不怕”，你就准备结束。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
此话出自王猛之口，出自一位在军界政界还算升迁顺利的高级干部之口，令人意外，也令人叹服。王猛对自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曾坚决反对为自己立传，更不愿意写回忆录。他说明了理由：
你们说要实事求是，只要是事实就行。我讲的才是事实，敢写不敢写？实际上，不行。比方说，文化大革命，你们觉得我在38军抵制陈伯达，后来抵制四人帮。但你们知道抵制陈伯达牵涉到谁吗？我真的不相信陈伯达吗？抵制四人帮，我就真的没有尊敬过四人帮，不相信他们吗？在什么情况下抵制的，你们敢写吗？不敢写。现在的人给活着的人树碑立传，不如死了以后，过了六七蛙，能写就写，不能写就拉倒，这样好。现在包括中央写的一些传记，我有我的看法。我看，拐弯抹角说自己都是正确的。
实际上，王猛对自己的个人历史是非常珍惜的。党的十三大印发代表介绍，王猛的简历中十一项竟然错了十项。王猛不干了，他找到有关负责人投诉，得到的答复是简历已经盖了章，存了档，不能改了。王猛表态：
这个简历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这个简历发到各个代表，这次大会我不参加！最后，他们又来了，说我们查了，报上去确实没有经过你。
王猛由此做出结论：有些历史材料也很难讲，拿军史给你看，但是你们很成为看懂。
军委和总政要为包括王猛在内的部分军队老干部立传，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猛表示组织服从，但他嘱咐后人：我只是要求有一条，千万不要把我的各个阶段都写得那么好，我不是那种人。
王猛是怎样一种人？王猛认为，人都有缺点，都有错误，而且缺点和优点实际上二位一体：优点来自于缺点之中，缺点又来自于优点之中。
他认为自己的争强好胜，就既是优点又是缺点：优点是办事认真，工作出色，缺点是骄傲，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他对人对事直言不讳，对军长、政委批评毫不留情，也曾在军警政治部的会议上当面批评政治部副主任，一点为给面子。这是优点，但同时也包含着简单急躁的缺点。抗战时期，他当五团二营教导员的时候，王猛就因为对团领导处理该营一个逃兵的方式不满，先和团政治处副主任李觉吵架，又和署长刘正公开顶嘴，气得刘正说：“有什么不公平？你在五团调皮捣蛋吃不开！”王猛为此挨了个为期半年的警告处分。他把这件顾客作为很大的教训，在写自传时特意用了一千多字来叙述事情经过和自己的认识。但是他认为，一个人的缺点很难改正，因为一改，优点也消失了。这是一种很新颖的观点，也是一种很实际的观点，因此王猛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辈子也改不了。
晚年王猛回顾自己的一生，最自豪的是参加革命以后，从老红军主力部队一级一级打上来，文革其间又率领38军抑制陈伯达，受到中央和全党的肯定。最遗憾的事情，一是从家庭上说，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最大的遗憾”则是在自己精力充沛时从岗位上退下来。王猛说：我被暗箭射中了。可能是我性格上的问题，只要略微让一步，不把有的领导弄得那样难看，让他下不了台，以致遭到暗算，也许不是今天这样。在做人做事方面的不足，虽然做事果断，但容易激进。
他藏于心中的另外一个遗憾，是没能参加抗美援朝，“在我一生中，没有直接和美帝国主义作战。”没赶上这一仗，王猛觉得自己的军旅生涯缺了点什么。
八、老兵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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