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一年
六四十一年
六四──中國知識分子的覺悟
回顧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馬克思、上帝與民主自由
六四精神燃續香港民主路
&&&&&&& 大批中國人接受福音是廿世紀最大的奇蹟，中國教會全面迅速的發展，更是神特別的恩典與旨意。若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基督教正循著雙軌路線在中國發展，其一是在農村，福音廣泛的流傳，一個村一個村的信耶穌，在河裡受洗，如同耶穌基督、施洗約翰在約旦河裏為人施洗。
農村人信主後，生活就改變了，人生觀也跟著改變。
家庭教會的信徒們非常火熱，發展之快，令全世界震驚，無論是宗教人士或是政治人士；更令中國政府震驚，沒想到他們所逼迫的家庭教會如此迅速的發展。
&&&&&&& 另一條路線是在城市，特別是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他們原本是特別難傳的一群人，這批人在文化上、民族主義的情結上都排斥基督教。對他們而言，基督教代表西方文化、文明，但無論西方文化、文明再好，中國知識分子都希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論是西方的科技、哲學、政治模式、宗教…，都希望他們只是為中國所用，而不是變成中國的本體。所以當他接觸基督教的時候，已經先把自己的心包起來，因為他們認定這個宗教好，卻不屬我們中國。
&&&&&&& 雖然中國知識分子拒絕福音，但上帝奇妙的作為卻是人所想不到的，在人不能，在神萬事都能。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斷湧入西方，其中留美的最多，其次是日本、澳大利亞（澳洲）、歐洲。當他們來到西方的時候，也沒想到會接受耶穌，那時他們只想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科技，和當年五四運動胡適等先賢的想法沒有兩樣。從1919年到1989年七十
年間，知識分子的思想沒有脫離五四時候的框架，他們認為能救中國的只有兩條路：除了民主，就是強大的科學、科技，即所謂的德先生、賽先生。所以當這些知識分子來到西方世界，他們拼命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他們希望中國迎頭趕上，經濟強盛，政治民主，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他們期待打開中國閉塞的門，以便和西方世界融成為一體。
&&&&&&& 其實神把這批人帶到西方，還有一個更大的美意，就是讓他們認識真理，因為真理才能使人得自由。一個人學了再多的知識、科技，如果心中沒有真理，靈魂沒有得救的話，那他也只是個軀殼。
&&&&&&& 這有一個分界線，那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1980年到1989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重點基本上仍在於德先生、賽先生，尤其對民主、自由的嚮往更多，所以留美的中國人在美國豎起了「中國之春」的旗幟，本人有幸作了二年主編。那些當年的創辦人，都是最早來美取得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中國的官僚體制落後，一黨專政也不適合世界潮流，他們著急中國奮鬥了幾十年、幾百年後，仍不能擺脫專制的政體，所以他們又一次開始摸索前面的道路，也吸引很多人跟隨他們的理想，但是中國政府施加的壓力也很大，使這批留學生在西方非常痛苦。
&&&&&&& 1989年，整個情勢有了轉變。當北京的學生去天安門的時候，海外的知識分子們都非常振奮，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樣熱血沸騰，沒有人說這個事情和我無關。當時我在北京，感受許多留學生回到中國，和我們一同參加天安門的策劃，包括劉曉波和其他一些代表性的人物。連在美國的留學生及某些政治領袖如胡平等，都貢獻自己的看法。所以海內外的中國人，那時候都覺得這是中國轉化的契機，期待通過天安門運動，能使中國轉向良性的改革，能使中國共產黨明白放棄一黨專制，對共產黨本身也有好處，如能防止共產黨腐敗、防止家長制、就會讓黨更有活力、更有進步。其實那時候整個運動還是在體制之內進行，雖然有人倡議「不和政府合作」，但我們基本上還是考慮配合政府的走向，希望政府能夠順著改革開放的路繼續走下去，也希望政府能夠慢慢懂得開放黨禁、報禁，及讓人民有說話、言論的自由，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 但是很遺憾，中國傳統的威權文化在1989年，再一次表現得淋漓盡致──政府絕不作任何的讓步！我想這個跟我們的傳統文化是有關係的。我們原有許多好的文化，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如今留下的是不好的居多，其中最大的弱點就是「我們沒有神」，不強調神的無限，卻強調「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本是科學的假設理論，卻成為今日中國所強調的「文化」。所以共產黨認為如果我不開槍，也許就失去江山了。鄧小平說：「我要用二十萬人的生命，換二十年的穩定。中國有二十年的穩定，中國的經濟就會發展，人民就有好日子過，所以有一天人民會覺得死二十萬人是值得的。」我想這絕不符合上帝的觀點，而是魔鬼的觀點。
&&&&&&& 上帝告訴我們：不可殺人，即使是為了一個「美好的」理想去殺人。比方說：我要救一百個人，卻我要殺一個人，這是對的麼？這絕不是對的！這是錯的！因為人是神造的，人有神的尊嚴，人有自己的人權，這個權力不是哪個政府給的，是神給的，是天父給的。所以當天安門的槍聲響後，我想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為此痛哭，很少有不哭的。不管是在大陸、美國、港澳、台灣，甚至海外跟我們沒有太大關係的華僑，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一樣的流淚，因為我們覺得，中國又喪失了一次好機會。
痛定思痛──六四的意義
&&&&&&& 今天我們檢討「六四」事件，可以分兩條線：第一從「六四」對世界的影響層面來看，第二從「六四」開啟了知識分子的心門來看。
&&&&&&& 「六四」使中國無可挽回地又死了一批優秀的人才，至今仍有一大批身在牢房，或流亡海外。幾十年、一百年以後，這批人將被視為民主中國的先驅者。但是有人覺得「槍響」只有負面的作用。槍聲響起，事就鬧大了。他們認為，如果不鬧得這麼大的話，就不會死人；不死人，改革開放的成果就不會全部喪失，還有一部份的人可以留在黨內、政府內，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或許還有發言的權力，但是在槍響的一刻就都失去了，全軍覆沒。
&&&&&&& 但我覺得並非如此，中國的命運，不是在中國人的手裏，不是在我們個人手裏，也不是在統治者手裏，而是在神的手裏。日後的證明，六四事件的影響不只震驚全世界，而且可說是改變整個人類的命運！
六四震碎了冷戰局勢
&&&&&&& 前幾天我看《時代週刊》，評論一百位影響世界的偉大人物，其中有二十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被刊登在封面上。二十位當中，有二位中國人，其一是毛澤東，因為不論影響是好是壞，他對世界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另一位是誰呢？就是天安門事件時那個擋坦克的人──王維林。其實這個人是不是叫王維林，大家都不確知，但美國的《時代雜誌》，為什麼視他為改變全世界命運的二十個人物之一呢？這引起我們深思，為什麼他跟邱吉爾、雷根、毛澤東…這些人並列？因為那個人代表了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精神，而那個事件改變了世界的命運，不到半年俄國與東歐的共產政權就垮台了。當然，今天的世界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罪惡、墮落、戰爭…。但是畢竟意識形態的戰爭結束了，使東西方不必花很多的錢在軍備上面。今天美國的經濟好轉，我想跟這兩個共黨陣營的解體有關係，因為可以把大量的精力、金錢，投資於經濟建設。
&&&&&&& 我相信是神的手在操縱整個事件，當天安門死了這麼多人的時候，神雖然會哭泣，但是神必定允許把這個苦難留給中華民族的同時，賞賜更大的祝福給中華民族。
六四帶來了福音運動
&&&&&&& 其次，當天安門槍聲響了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批最難傳，又總是拒絕福音的人，卻有一大批人回轉歸向基督，形成了一個新的運動，那就是「福音運動」。八九年之後赴美的知識分子，以北美而言，你若問有誰沒有去過教會？我想那是很少的。槍聲響了以後，中國人重新自我反省，他們發現了自己的有限性，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比方說我吧！我剛到美國的一晚，走在費城的街上，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誰，我就問自己：「你是誰？你又不會講英文，你站在這裏，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幹什麼來的？」當然我清楚是逃出來的，但我不知道來幹什麼，我是在沒有辦法之下才逃出來的。即使如此，其他中國人卻跟我一樣，都在問：「我是誰？」因人離開神失落的時候，都會問自己「我是誰？」因為我們已經不具備神兒子的身分了。
五四與六四
&&&&&&& 當亞當犯罪的時候，神說：亞當，你在哪？我想那就是人失去了自己的定位。神創造人是為了要榮耀神，但是我們已經不能榮耀神了，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當中國的知識分子回頭重新思考天安門運動的時候，他有了一個超越。其實天安門運動，沒有走出五四運動的框架。他只不過是在一個新的實習的表象上，加上表現新的內容罷了；他的內容更豐富、龐大了、氣勢更磅礡、影響更深遠，包括對世界的影響。
&&&&&&& 五四運動對世界沒有什麼影響，只對中國文化造成很大的衝擊，五四運動同時帶來了共產主義，因為五四運動使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使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所以共產黨高舉五四運動。但是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五四運動的定位，是中國應有的文化運動。所以當我分析五四的成敗得失，我認為它只是中國的一個歷史事件。直到八九年民運，仍舊沒有完全突破「五四」的框框，為什麼？我想每個人都要問，五四運動失敗了，六四也失敗了，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一次次在血泊中失敗，然後我們又一次次重蹈覆轍，走回我們原來的模式，為什麼？
&&&&&&& 後來我們發現，五四運動那批先賢們來到美國，學到美國的科技和民主，德先生、賽先生，那一代人真的是非常有學識，他們引發的風潮，對中國文化的衝激也非常的大。但今天我可以很驕傲的說，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幸運多了，因為我們來到西方的時候，我們不僅僅發現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技發展，我們更發現他們民主制度和科技發展背後的根源在哪裏，他們為什麼有這樣的社會制度？發現他們的根源在於他知道人是神造的，知道人的位置在哪裡，知道我們是誰。
五四時期的西方文化
&&&&&&& 當我們這批知識分子突然知道「我們是誰」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時候，我們該多麼的欣喜，其實我們過去真的就不知道。五四運動那批知識分子來到西方的時候，正是西方極度反基督教的時候，是西方理性極度膨脹的時候，那時候尼采說：「上帝死了！」。當人認為「上帝死了」的時候，理性就開始獨大，便走出了兩條錯誤的道路。
&&&&&&& 一條是當理性超越了我們跟神的情感，當理性跟民族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便產生了希特勒和納粹主義，因為那時希特勒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以猶太人不應該活著，要殺掉他們。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口號，為了人類的世界更美好，為了人的種族更好，所以我們可以消滅神造的另外一批人，這就是人的悲劇。
&&&&&&& 另一條是當理性跟理想跟烏托邦相結合的時候，出現了共產主義和毛澤東──中國的法西斯。這批法西斯靠著共產主義美好的理想和口號，餓死、殺死了八千萬人，這是全世界上最慘的人禍，為什麼？這都是人遠離神的結果。
&&&&&&& 五四運動這批先賢來到西方的時候，正好是西方不能講神的創造的時候，在學校裡不准講創造，孩子們也不再學習創造論，他們認為宗教要回歸到宗教，而宗教講的神，對這個社會並沒有太大的作用，只有總統宣誓的時候，徒具這個形式。所以胡適之他們來到西方的時候，學到的就是西方的德先生、賽先生；他沒有學到耶穌基督，沒有學到一切的根基都是在耶穌基督這個磐石上面；那就像美國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來到中國，就認為當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亂象就是「中國」一樣。其實全中國沒有一個人會認同那就是中國，那是中國最混亂、最不正常的時候，那怎麼會是中國呢？所以當這批五四先賢來到西方，正好像處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樣。也許我說的有點誇張，但實際情況是，那時候的確是一個不要神的時代。
張伯笠演講
編按：本文根據1997年6月張伯笠在本會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的講演錄音整理而成，未經作者過目。目前張伯笠正在南加州一所神學院進修，著有《逃離中國》，博力書屋出版。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1949至89年間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沿革和情勢做一個基本的分析，並表達我個人的觀點。
　　對長期委身於中國宣教事工的人而言，我們不僅需要了解其國內的宗教情勢，也應對其國際情勢、社會發展有一總體性的認識，我們進入中國，可以知道中國目前究竟處於哪一時期？中國的政治形勢如何？中國過去怎麼樣？將來會怎麼樣？當你接觸到中國人時，你可以對他的政治觀點有較清楚的觀察，接觸到反對派人士時，你可以很快的知道他當時是屬於哪一個時期的民運人士，是屬於西單民主牆，還是屬於天安門運動？抑或是反右人士？每個人的屬性不同，所以向他們傳福音的方式也不同。比方說，對親共人士或反共人士，傳福音時切入的角度就不一樣。
民主運動的定義
　　有人可能會問什麼條件才算構成「民主運動」？「反右」算不算民主運動？我個人的看法是：所謂的「民主運動」必須經由民間自發、自覺以至行動的這麼一個過程，基本上它是獨立於官方思考與思維的。「反右」則不符合此一條件，因它是上層共產黨發起、導演的，共產黨叫知識分子向黨員、幹部提意見，越搞越大，最後不得不鎮壓，這不能叫做民主運動。而「文化大革命」也不能稱之為民主運動，因為是官方所發動的，造反有理！但是我們嚴格的看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及天安門運動，三次都不是官方同意的，而是自發性的運動，所以波及面廣，影響很大。
　　在海外的民運人士我們可以看見以上這三批人，這些人基本上是搞民主的。右派人士就不能歸納為民運人士，他們常說：「共產黨是好的，只是後來自己把它搞壞了。」這句話我們不能同意，我們認為共產黨剛開始還不如現在，它的理論基礎就是錯的，現在才慢慢進步了一點；它吸取了列寧的暴力革命思想，它以為暴力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毛澤東臨死前說：「中國有八億人，不鬥行嗎？」主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共產黨卻說要鬥爭，怎能說「共產黨剛開始是好的」？
　　自中共建國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有三次，這三次就是：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及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有些西方學者只認定西單民主牆和天安門這兩次運動，將四五運動排除，但我認為四五運動也應列入。四五運動指的就是在日。民眾為了悼念周恩來在天安門集合，遭到中共強力鎮壓。雖然這個運動的波及面沒有其他兩個運動那麼廣，但是它持續了兩年，這期間中共政權對這批民運人士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後來鄧小平為了個人的利益將這些人平反了。
「四五運動」的民運人士
　　1976年四五運動人士有一部分後來成為西單民主牆的主要力量，有部分人繼續參加了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所以這些人也被稱為「三朝元老」、「老運動員」，像：陳子明、王軍濤、嚴家祺、范增。
　　民主運動的發端，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文化大革命這個階段過去以後，中國人思想才較成熟起來。最早的一次中國民主運動，可以說是從文化大革命平反開始。很多在文革期間受到冤枉的人，在這時候開始要求平反。
　　有一批是以「下鄉知識青年農民」為主的集體平反。大概在1975年，雲南的知識青年就開始到北京請願，剛開始中共把幾個請願的頭目抓了起來，第二次就是跟王震他們開始談判，當時在雲南約有一百多萬知識青年，他們大多數來自北京、上海，那時年紀從二十五歲到三十幾歲都有，大多是三十幾歲，大部分人不能結婚，他們的月收入是人民幣三十塊左右，也沒有房子住，也回不了城市，後來他們就要求說：我們不要別的，只要返回城市，這是我們的權利。後來這批人就到了北京，他們多數徒步往北京走，有的在路上被軍隊劫回，有的在火車上被劫回，後來中共中央決定讓他們派六個代表來談判，他們的要求很簡單：我們不要求工作，只要回城跟父母在一起，我們三十歲了，連婚都不敢結！剛開始中共建議讓他們三十歲以上的人在鄉下結婚，給他們蓋房子，每對結婚的人給他們兩間房，可是知識青年不幹，因他們想回家，一結婚落了戶就回不去了。
「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運人士
　　1979年西單民主牆的民主化運動，對中國的民運理論影響最深遠，而其主要成員也是最忠於民主化運動的一批，稱得上是中國民運的老大哥，如今均已五十歲左右了。其中有名的像魏京生、胡平、劉青、王希哲，成為海外民運的領導分子和中間力量。特別是這麼多年來這批人從來不和共產黨妥協，在技術上或有讓步，但在整個民主指導思想上絕不妥協。1979年魏京生是第一個向中共政權提出要求推動第「五」個現代化的人，就是「政治民主化」。（按中共的四個現代化為：農業、經濟、國防、科技）這點是讓鄧小平最惱火的。這批人經過多少次血與火的考驗，已經成為極成熟的民運人士，他們主張中國應該採行漸進的、和緩的、非暴力的議會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的民運人士
　　六四運動的主要成員是一批青年學生，他們思想上原本就不受共產黨框框的限制，雖然在許多的作法上不見得成熟，但是卻能展現學生們的純真。以更純潔的尺度來說，六四運動更是一場民主運動。有些人批評六四學生不願與共產黨改革配合，我不以為然。我正好也處於六四學運主要的領導崗位上，深知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與改革派配合。有誰認識趙紫陽或趙紫陽身邊的人，你要怎樣去跟他談？若有人說他是趙紫陽的人，你又如何能分辨是真是假？也許你還擔心他是李鵬派來的特務？所以當時有很多實際的困難。學生最後主張不去管黨內的鬥爭，只堅持學生們的主張，雖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這是中國民主運動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觀點。
　　大陸在1979年西單民主牆之前就有很多運動，都只能說是民主運動的前奏，這個前奏很長，當我們翻開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歷史，從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被統治階層就從未停止反抗，有些人以為1958年以前中共的政權是穩定而未遭到反抗的，這不是事實真相，假若真的沒有問題，就不會有「鎮壓反革命運動」，就不會有「三反五反運動」，也不會有後來的「反右運動」，所以大陸上是一直有問題的。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就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功能上好比西方的下議院，它吸收了許多國內其他黨派、團體，這些加入的黨派原以為可以在其中大談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後來發現並非如此，後來這股潮流就慢慢的向外提意見，逐漸就出現了大字報。因為中國憲法規定可以有大字報，毛澤東曾說：大字報好。因為他用大字報；但是鄧小平上台後說：大字報不好。所以就從憲法中取消，中共憲法是可以因人因事修改的。
　　西單民主牆的主角就是這批人，他們的代表人物都下過鄉。魏京生是當過兵，劉青是下鄉知青，另外有好多人都是下鄉知青。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這批下鄉知青如今不論在共產黨裏或反對派裏，都成為主流。各省的省長、市長、廳、局長，一般都是下鄉知青，留美回來任職的也開始有了，但是目前不多。
民刊推動民運
　　當初他們用的是哪一種形式來推動民運呢？他們採用的是「刊物」的形式。共產黨控制最嚴的就是新聞自由，所以最早出現的刊物都是地下刊物，「地下刊物」誰都不喜歡，共產黨更不喜歡，主辦刊物的人也不喜歡，所以就叫它「民間刊物」，是沒有經過國家新聞出版署登記、註冊的。這種民間刊物最早出現在知識青年裏，75年76年知識青年就開始開辦民間刊物。剛開始這些民間刊物刊載的是一些家信、歌曲，有許多是知青反映他們在農村非常苦的歌，其中有好幾首我會唱，有一首叫做「精神病患者之歌」，聽起來非常淒涼；此外有「松花江之歌」、「北京之歌」、「南京之歌」、「重慶之歌」…各地知青寫自己的歌，主要反映對現狀不滿，對自己前途的無望，對家鄉的懷念，對親人的懷念。那個時候我們曾聽說「南京之歌」的作者，被抓起來槍斃了。文革後，又聽說他被判刑二十多年，在平反時被放出來。他是一位很有才華的青年，那時我們常唱他的歌，我還記得一段「精神病患者之歌」：
　　世上的人都嘲笑我精神病患者，
　　我的青春即將埋沒，有誰同情我？
　　姑娘啊，你過來吧！坐在我身旁，
　　我們的青春像春天的花朵，
　　轉眼已凋零。
　　你如果是處在這樣的景況中，唱起來是不是會哭？這些知青大多不敢結婚，因為一旦結了婚就要永遠留在外鄉，不得返鄉。為了盼望返鄉，他們內心常常在痛苦中煎熬，於是寫出了許多這樣的作品，反映他們的心境。就這樣，這些作品、刊物在知識青年當中流傳、流傳又流傳後，一些作品就成了對政治的一種批判。
　　最早出現對政治的批判，是在西單民主牆的時候，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完全恢復他的權力，所以利用民間的力量來打擊共產黨，打擊華國鋒。當黨內出現這樣的觀點的時候，民間有一批力量就開始和他們結合了，匯流成聲勢浩大的西單民主牆運動。
民刊的主張
　　當時在中國主要的地下刊物、民間刊物介紹如下：
　　在北京有：《四五論壇》，是四五運動產生的結果；《北京之春》、《群眾參考消息》、《探索》、《中國人權》、《啟蒙》、《今天》（仍在海外發行，北島編）、《秋實》、《沃土》、《生活》、《民主與時代》、《新天地》、《追求》、《民主之聲》、《玫瑰島》、《解凍》。廣州有：《人民之聲》、《人民之樂》這是王希哲他們辦的。青島的《浪花》、《生活》等。
　　我們可以將這些刊物分為幾類，第一種，是非常激進、激烈的，直接提出批評，有《探索》、《中國人權》、《啟蒙》，這三個刊物是共產黨最恨的。第二種，溫和一點的有：《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新天地》、《民主與時代》、《生活》等。第三種，通過文學來傾訴對社會的不滿，對歷史的反省和對苦難日子的一種傾訴，這樣的刊物有：《今天》、《沃土》、《秋實》。
　　這些刊物以北京發行的種類最多，其中發行量最大的是《四五論壇》，和魏京生所辦的《探索》。魏京生所提倡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在《探索》中發表的，他先貼在西單民主牆，後來由《探索》轉載。
　　這些刊物都署名了出版發行的團體，公開的出版地址和聯絡電話。雖然官方未准許其發行。在西單民主牆運動時，這些是很特殊的情況。現在你若要在大陸搞什麼民主刊物，又公開自己的地址、電話是不可能的事了！那時候這種情形卻容許了一段時間。
　　綜言之，這些刊物主要的主張是什麼呢？
　　第一，他們認為人權是天賦的。他們以四句話來表現其主張：民主、自由、法治、人權。人權問題太敏感，所以故意列在最後。從以上的排列次序，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面臨的處境。鄧小平當時就利用了民主牆，並說：大字報是好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不能不聽。
　　鄧利用大字報來批評華國鋒所提的兩個「凡是」。兩個「凡是」的觀點是華國鋒執政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凡是毛澤東說過的話，我們都不能改變；凡是毛澤東所定的事情，我們也不能改變。也就是說毛澤東路線是不能改變的。於是大家開始批評，認為他說的不合乎馬克思理論，馬克思理論是可以發展的，為什麼毛澤東的就不能改變？慢慢的開始有人控訴毛澤東的罪行，鄧小平很高興，那時華國鋒雖然還擔任職務，但是已經沒有實權了，所以鄧小平已經徹底獲勝。
西單民主牆
　　鄧小平看出華國鋒只是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鄧小平決定要破碎它，於是利用西單民主牆來推動。所以中國的民主運動，常常容易被政權所利用，這實在是中國人的悲哀。西單民主牆運動遭到鄧小平的利用實在是件悲劇，當時沒有一個人看出來，只有一個真的先知，就是魏京生。他說：你們這樣子去吹捧鄧小平，有一天鄧小平會屠殺你們，鄧小平就是中國的下一個獨裁者。魏京生確實可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先知人物，他能事先看出這個問題來。
　　繼北京之後，一波一波的各地開始有民主牆，哈爾濱的省政府就批准了一面牆，讓大家貼大字報，西安、武漢漸漸各地的民主牆運動也都起來了，而且有很大的影響力，如廣州的王希哲等。其中有幾個代表人物，第一個是傅月華。她當時比魏京生有名，是個女子，是最早被捕的。還有一個叫張西風，是個農民領袖，在農民反飢餓鬥爭時出了名，也被抓了。傅月華因為是北京的一個工人，跟魏京生關連在一起，所以在歷史上的地位比較重要。
傅月華事件
　　傅月華1947年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分配到宣武區的基建隊，不幸被基建隊的黨書記耿玉田強暴了，事後傅月華提出告訴，耿就把傅開除了。從1978年11月開始，傅月華就不斷的上告，而且經常到中南海前面去跪著請願，被公安抓起來沒多久就放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被強暴上告，就是抓了她也不能判罪。所以她就經常上訪，經常被抓，抓了又放。成為公安局特別監控的「老上訪」之一。
　　日，為周恩來舉行去世三週年忌日的時候，傅月華、張西風在天安門共同領導上訪農民示威遊行，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橫幅。這個示威達到幾千人，然後在天安門展開了絕食，又在天安門開辦討論會。就在次日清晨六點鐘，她被特務帶走了，帶走之後，整個西單民主牆運動就陷入高潮。因為所有雜誌、民間刊物都聲援傅月華，寫社論評論這個事件，認為政府逮捕傅月華是非法的。這些刊物有：《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群眾參考消息》，不僅如此，這些刊物還開始接待外國記者，向外國記者談傅月華的事件。後來傅月華在監獄裏受到的待遇非常、非常的悲慘。
任畹町事件
　　第二個人物是緊接著發生的任畹町、陳旅事件。（任畹町1989年6月再次被捕），他被稱為老運動員，過去被打成右派，在反右時他就是政府所不喜歡的人物。西單民主牆時他也是一位主要的人物，在北京非常活躍，寫了很多批評的文章，主要的代表雜誌是《中國人權同盟》，他也是這個人權同盟的秘書長。其他有：齊詩、辛光、長青、曉萬、高山、宋義、李偉、趙興等人，傅月華也是屬於這個同盟。任畹町開始批評共產黨對待傅月華事件時，共產黨也將他一併逮捕。
魏京生事件
　　第三個人物，就是魏京生。他主持的刊物是《探索》，《探索》在大陸的知識青年中顯得非常的突出，魏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是鄧小平的獨裁問題，指出現在幫助鄧小平，但緊接著的結果就是鄧小平的獨裁，這是《探索》的觀點。第二、是第五個現代化的問題。共產黨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工業的現代化、農業的現代化、科技的現代化、國防的現代化。魏京生提出「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就是政治民主，而他認為最重要的現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多少年來，在所有反對派中，沒有一個人能把理論提到這麼高的！但是，魏京生當時就被逮捕了。
　　魏京生本來是一個動物園的工人，父親是個高幹，當兵退伍後，爸爸、媽媽給他安排很好的工作，但是他拒絕了，他願意到動物園去當一名電工，因為電工沒什麼工作，只需在動物園內到處走走，燈泡壞了換一換，其他時間可以多看些書，而且有時間寫大量的文章。有人輕視魏京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多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提不出魏京生那種觀點，坐了十幾年牢出來後，觀念還是那麼清楚，一點都不亂！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把魏抓起來的時候，西單民主牆的內部有非常大的衝突，跟後來天安門運動一樣，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不要惹鄧小平，應當幫助鄧小平。到現在都還有人在講這個論調，結果鄧小平死了。
　　魏京生被抓時，有一個人是魏京生的摯友，叫劉青，魏被判刑的那一天，他託一位有旁聽證的同情者，錄下了審判的整個過程，由劉青整理後，貼在西單民主牆，又以《探索》號外的方式刊登。我們看到魏在受審時剃了個光頭，表示在沒有判決前，他已經坐了好久的牢，基本上這是違法的。當劉青把魏的答辯公佈出去後，中國政府又抓了一大批人，把《北京之春》和《四五論壇》中一些最有名的人全部逮捕了，逮捕這些人後，劉青認為他是主編，責任應由他承擔，應該把其他人放出來，於是主動走進監獄，要求承擔責任，結果他們一起被判刑，原來抓的人沒放，劉青也沒放。
　　他怎麼那麼天真，想去和共產黨講道理？共產黨怎麼會跟你講道理？所以，第四個事件就是劉青事件，也就是因為他公佈了魏京生受審的情形。此外，還有徐文立也被逮捕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單民主牆這一大批人被逮捕，從劉青被逮捕之後，宣佈了西單民主牆的結束，劉青事件是第四波，也是最後一波。我們看這一段歷史，西單民主牆每一個都希望他們的刊物能登記合法化，除了《探索》和《中國人權》幾個刊物比較激進了一點，其他都是比較溫和的。特別是《探索》展開了對毛澤東的批判，剛開始批判時鄧小平還很高興，但是批判到一定深度，挖到共產黨根本的時候，鄧小平知道這樣不行了，再這樣批下去共產黨就完了，不能再批判了，就此拉倒。可是群眾運動已經熱了起來，他不能說了就控制住，所以採行鎮壓，於是民主運動就被鎮壓下去。
　　在海外，當我們碰到四五運動這批人，和他們交談的時候，我感覺到他們對中國思考的成熟度，是六四天安門這批人所不能比的！你看現在天安門這批人出來後，在美國不是讀Business（商業）就是讀法律，這批人比較現實，讀的都是賺錢的專業；而西單民主牆這批人到了海外以後，雖然他們年紀比較大，受到後天條件不足的限制，沒法好好讀書，但是他們都堅持他們民主理念的研究。中國大陸需要專業的「反對派」，也就是職業政治家，可以對當前政治提出批判。而六四這些民運人士一到海外，就跟著別人去拿Ph.D.、去掙錢，怕錢掙少了被人家瞧不起，所以有人就批評我們說：你看他錢掙多了，就把天安門給忘了。其實不見得掙錢多就把天安門給忘了。不過大體說來，天安門這批人都離開了民運組織，但是西單民主牆這些領袖，到了海外還在民運組織裏奮鬥，他們都是生活最艱苦、困難的；相反的，天安門這批人常常流連於高爾夫球場，要找他們還得另撥行動電話才找得到。西單這些人很多還在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民主運動的策略，而且很多還在監獄裏坐牢，主要代表人物魏京生現在就還在監獄裏沒出來。（演講此時魏京生尚未赴美保外就醫）。
　　四五運動與西單民主牆運動，基本上都沒有脫離共產黨，而是利用共產黨內鬥爭的時候，湧現出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刊物；所使用的手段一是地下刊物，一是大字報。但是共產黨後來在憲法上把大字報給取消了，現在不准有大字報，也不准私自出版民間刊物。這幾場運動並沒有讓共產黨遭到根本的傷害，沒有使人民完全認識共產黨的本性，雖然民主運動是不斷的往前走，但是沒有對共產黨的根本造成震動，它基本上還是牢固的統治者，民間運動並沒有使它改變多少。不過這場運動卻為中國留下了民主運動堅強的力量，和一批接受過考驗的民主戰士。
六四天安門運動
　　1989年天安門民運，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最大的一場民主運動，波及面之廣，影響之深，對共產黨的打擊之大，是過去各次運動無法比擬的。這場運動為什麼發生？如何發生？它怎麼發展？被鎮壓之後產生哪些後果？其實我們看得很清楚，當八九年北京學生去天安門的時候，全世界都為之激勵。香港、台灣也認為這事跟自己關係密切，因為台灣和香港人知道，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動搖了，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才能真正的安全。我第一次來台灣時，看到九二年紀念六四，台灣來的人還不到一百人，覺得非常傷心，當時我想如果不是天安門上死了那麼多人，台灣在國際上能不能有今天的地位？很難說！天安門事件台灣適時表現出同胞的關心，李登輝發表談話，譴責天安門的屠殺，才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支持。然而天安門事件逃到台灣的學生境況，比較起來是在全世界最差的！今天感到身為中國人非常傷心，我們到美國、到歐洲、到瑞典、到瑞士…都受到熱切的歡迎，我們沒地方可去，台灣卻不能多留一個大陸民運人士，而且經常把大陸民運人士遣送回國，交還給共產黨。我們看到報紙報導很多這樣的事情，最厲害的事件，是第一次從香港來的那一批人，後來我見到了其中一位，這人第二次偷渡到台灣，台灣的警察把他的腿都給打斷了，使他非常恨中國，不單恨中國也恨國民黨，他說：共產黨抓了我兩年沒有打壞我的牙，國民黨卻把我的腿給打斷了！當然我們了解中華民國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怕得罪共產黨，但怕這怕那是沒有用的，是真理就要堅持。
　　天安門事件在發生之前，已經有很多、很多事情正醞釀著89年中國要出事。89年是個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四十週年；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當時的北大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每天貼出的講座海報，比課堂還吸引人，每天晚上學生吃完飯，沒去參加什麼舞會，都是到會議廳去聽講座，有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國際關係、中國改革開放遇到困難、台灣問題、香港問題等講座。當時北大對外開放，各地的大學生都來參加，所以每個講座幾乎都擠了上千人。講座討論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趙紫陽的危機就是下台，保守派重新復辟，這對中國而言是很可怕的。
方勵之事件
　　當時中國發生了幾件事情：一是方勵之事件。
　　三月底，美國總統布希訪問中國，邀請方勵之教授夫婦到崑崙飯店吃飯。半路上公安攔住接載客人的美國大使館專車，要求方勵之回家，並把車開走。方勵之欲步行前往，一路上因著公安不時攔阻，一部車也叫不到。後來總算到了飯店，卻被公安藉口遲到不准進入，使得方勵之非常氣憤，於是立即在飯店召開記者會，將整件事情公諸於世。當天晚上北大三角地就貼出飯店記者會的小字報，並由方教授親自署名。這事對學生來說是個傷害，備受愛戴的教授，在中國竟連受邀吃飯的權力都沒有，激起大家的憤慨。
　　第二件事是成立民主沙龍。當時北大有個學生，在校外搞民主活動，被學校警告，學校可能開除他。他就找了王丹、楊濤幾個人成立「民主沙龍」，這事件對北大學生也有很重要的影響。
胡耀邦事件
　　第三即胡耀邦事件。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還希望胡耀邦重新出來，胡耀邦也以列席身分參加了政治局的會議，就在列席的會議上，和李鵬吵起來，回去後4月15日胡耀邦就去世了。胡的去世是八九天安門運動的前奏，當胡耀邦死後，所有知識分子都感到氣憤，外頭傳說胡是給李鵬氣死的，使天安門學生恨李鵬，這也是原因之一。
　　胡耀邦去世的那天全班開會，身為班上幹部的我提議，我們這些作家班學生，都是已經大學畢業、工作後再回學校進修的，最好不要走在行動的最前面，只當個參謀就好，否則共產黨會把我們當成幕後黑手。大家都同意我的觀點。於是，我們就一個個地去認識天安門著名的領袖們。
　　那天下了一晚上的雨，大家都很憤怒，我們就開始寫一些詩歌來悼念。我寫的第一首詩歌是〈長相思，雨夜送耀邦〉：
　　　風一程，雨一程，
　　　長歌當哭送君行，
　　　赤縣淚無聲。
　　　呼一更，喚一更，
　　　聒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燈。
詩末署名「北大作家班」。當詩貼在三角地廣告欄，所有的人拿著手電筒照著，邊讀邊抄，這些詩歌使同學們越讀越憤怒，就越貼越多，一層層往上面蓋，有的白話：
　　　該死的沒死；不該死的死了！
有的風趣：
　　　共產黨比基尼，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王丹最喜歡一首詩是：
　　　眼睛您矇住了，
　　　耳朵您塞住了，
　　　嘴巴您堵上了，
　　　您還說我們動亂了！
　　　我已經不能動了，您還說我們動亂了？
　　　怎麼辦呢？乾脆把腦袋也給您吧！
　　　反正有沒有腦袋都一樣。
　　貼完大字報，當晚北大就開始討論怎麼去應付這個情勢，官方當時沒反應，基本上是沈默的。北大校方看上面沒反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官方學生會做了個決定：不貼大字報，改成集會。就在北大設立了一個靈堂，放一張胡耀邦的相片，希望學生到靈堂去悼念，這樣較不容易出大事情。但是民間的情勢是控制不住的，幾次運動被鎮壓的人，包括西單民主牆、四五運動的那批人就偷偷地進入北大開始活動。
　　當我意識到事態嚴重，就請了一天假到圓明園去，坐在焚毀的西洋博物館前，思緒十分複雜，躊躇著是否要踏出這一步，是請假回家看老婆？還是回學校加入王丹他們？但我終於回到學校。
　　接著所發生的事，就是發生在眾人眼前的六四事件。一個痛心疾首的聲音常在我身邊不斷地迴響：「同學們，你們要記住，今天是六月四日啊！」
　　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凌晨，一個青年背著一個渾身是血的青年人來到前門附近的急救站，醫生用白藥棉把傷者臉上的血輕輕擦掉後，卻找不到他的傷口在哪兒，燈光下，那是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仍在淡淡地微笑，我發現，那像大理石般的面孔的下巴處有一顆小洞，血從小洞中滲出，醫生將他的身體翻過去後，我驚呆了，他的後腦已被子彈炸掉……那個搶救他的青年抱著死者的身體像一隻受傷的狼一般嗚咽，我輕輕地扶起他，他捶打著我的肩，痛心疾首地喊道：「同學們，你們要記住這一天，這是六月四日啊！」
　　六月四日，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我將這一天嵌在我的骨髓裏了。我永遠告誡自己，不要忘記這一天。
　　至今回想起來，我心中是充滿著歉疚的。我想起那些天安門廣場的冤魂，我在懺悔我的「罪惡」，作為「保衛天安門廣場」的副總指揮之一，我對六月四日的流血心裏難過，如果我們按原計畫在五月二十八日撤出天安門廣場，開始進行下一層的校園民主建設，我們也許會避免這樣大的流血。在整整一年的逃亡生活中，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人的生命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準則。而且那場運動中間，我實際上在思想上也存在著激進的情緒，正是由於這些激進的情緒導致了一些決策的失誤。作為一個決策者不僅要考慮到良好的動機和理想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所用的手段。而我們的腦海裏殘存著為了目的的美好和純潔，不惜用鮮血和生命去換取這樣理念。
　　我們沒有達到用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成果，而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毫無疑問，八九民運最大的成果是使共產黨失去了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地位」，逼得他們撤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使人民真正認清了他們的本質。
　　但是如果我們能更成熟一些，會幹得更漂亮，然而我們未能做到。
&&&&&&& 我一生永遠背負著二個十字架，一是六四的十字架，一是主耶穌的十字架。我背起了十字架向前走，用什麼來還這筆血債呢？當年我用宿舍的白床單，寫上「中國魂」，以為喚醒「中國魂」是改變中國的道路。十年後我願用「基督的生命」來贖回「中國心」！改變中國的專制或者有許多不同的道路，基督贖回中國心，才是改變中國命運的基礎。
&&&&&&& 八十年前因日本對中國多項無理要求，和「巴黎和談」時政府處理山東問題無能表現，由北大帶動知識分子發起了五四愛國運動，高呼科學、民主的訴求。八十年後的今天，中國雖然取得了東方大國的國際地位，然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卻又提醒我們真正的民主對中國而言，仍然是個遙遠的目標。五四時期的國家危機迫使那一代厭棄傳統儒家的主導思想，在各派的民主思潮中，最後接納了馬克思「人民專政」的共產主義的「民主」模式；六四的危機同樣叫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重新評估共產主義主導中國價值的適切性，探索幫助中國民主化的出路。為何馬克思要解放人類脫離經濟剝削，脫離宗教迷惑，卻不能提供民主自由？問題在他理論性的錯誤。本文先從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提出其思想失敗的原因，在於信仰問題約化及人絕對化；再說明民主自由的基礎是合理評價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基督信仰就提供了這方面必須的基礎。
一、馬克思對自由的看法
&&&&&&& 馬克思認為人若要成為「真人」得到真自由，就必須打倒欺壓人的「假主宰」（342）。1他同意費爾巴哈，認為神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產物，是人把內心的渴想外在化、客體化與絕對化的結果，是一種主觀性的投射(
projection )。所以高舉神的同時，無形中貶抑了人的地位。2
1.自由的失去
&&&&&&& 馬克思在討論經濟以及宗教問題上應用了上述的觀念。他認為按資本主義的經濟價值觀，工人的生產品在變成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過程中，也成為跟工人對立的東西（272）。這些產品不但不能再屬於生產者所有，而且成為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資本（237）。因為「私有財產」與人際關係脫節，使得以人所擁有的東西──而非人的本身──來評定一個人的價值（309）。當人擁有財產，就擁有社會地位，甚至超過他本身才智所該有的價值。（324），工業化便是以私有財產凌駕於工人自我價值之上的一個運動（290-293）。人淪為任由資本家擺布的商業工具（272），賺取最低的工資維持工廠的生產力，在分工的情況下，人的工作單調乏味像機器一樣，更有甚者，連人的出生率也得配合市場需要（311）。人越工作就越被工作成果壓抑，個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發展的空間（238-242）。這是馬克思理論中所謂的「疏離」(alienation)。人與他的產品疏離，人跟工作疏離，人與人之間也疏離，人與人的本質就更加產生疏離。
&&&&&&& 馬克思把經濟關係問題比作宗教疏離問題，3以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就像人類的宗教幻想一樣，產生不切實際的東西（274，280），資本家有如神明操控勞動者的生活，而神職人員與信徒的關係也類似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關係（240，279，307）。馬克思甚至認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把信仰內在化，就等於亞當史密斯在政治經濟上的作為，把財富的追求置放在人的心中（291）。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申明宗教與資本社會的關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要麻醉人類在被剝削中的痛苦，以致人不會去追求真正的釋放。4
2.自由的尋回
&&&&&&& 假如人在奴役中失去了真我，那真自由就是尋回這失落的真人。馬克思的「真人」可以從三方面來定義。首先，真人是在這宇宙中存在的自然人，人有身體，能呼吸，雙腿站立在穩固的地上，人的實際存在不容置疑（336）。在馬克思的觀念中，神與人之間有強烈的對立，這裏既然肯定了人的存在，自然便否定了神的真實性（306）。因此，馬克思又以為真人應該是獨立於上帝而自主的，反對人是神所創造的，他認為人之成為人，是通過勞動過程而自我創造(auto-genesis)，而非仰賴造物主的恩惠。5人仍然在進化中，要達到真人的地步，必須藉著勞動，把自我複制到人手中的作品上去，透過自己所創造的世界認識自己，這外在客體化的過程，幫助人培養豐富的內在世界（301）。然而，馬克思的真人不能獨立於人群而個別生存，所以他對於真人的第三方面的定義是人的社會性，唯有人在群體中彼此相交，人的存在才是自然的存在，而自然界又是人類交往的園地（298-299）。
&&&&&&& 馬克思認為要達成回復人類真我的目的，必須實行共產主義，如果說無神論是解除人類在宗教意識上的疏離，那共產主義便是在實際生活層面，解決經濟關係上的隔閡（297，342）。雖然按共產主義理論，資本社會的垮台是歷史必然的進程，但是也需要工人階級的共同努力進行革命（270，313）。
二、評馬克思觀點
&&&&&&& 馬克思的觀點突出兩個問題，就是他把私有財產及宗教問題約化，和把人絕對化。馬克思時代的社會階級剝削嚴重是事實，他提出人應注重內在生活過於外在的財產也是合理的，但要全盤否定私有財產卻有問題。人活在社會中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6來培養責任感，而且可以為將來計劃，智慧地分配所擁有的資源。另外，若人知道他能擁有工作而得的報酬，必有助於發揮工作的積極性。7共產國家中沒有一個完全廢棄私有財產，甚至今天中國大陸政府在九屆人大會修憲，給予財產私有化的法律地位，說明了馬克思理論在這方面的不切實際。
&&&&&&& 至於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或許反映了當時教會的問題，但不正常的情況並不代表基督信仰的內涵。而且我們發現馬克思常把基督信仰和自然宗教混為一談，在討論中將「上帝」與「神明」交換使用，批判原始社會的自然宗教是否同樣適用於基督信仰上呢？我們認為馬克思必須以基督信仰的內容本身來作評論。這工作要等到年恩格斯才有交代，他寫了《論早期基督教歷史》。8馬克思將他要處理的問題約化為投射理論可以解釋的層面，簡化的過程中，必然把真相變形扭曲了。
&&&&&&& 馬克思簡化處理宗教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人絕對化，他要切斷人的宗教關係，使人成為所有價值的基礎。馬克思不問人的尊嚴的來源的問題，卻以人類尊嚴本身作為理論的出發點。不過人若要成為一切價值的基礎，就得承擔隨之而來沉重的道德責任，定奪對與錯的標準。到底「人」是指哪些人？那牽涉到實際的行政運作中，誰有最後決定權，誰就能呼風喚雨？那不是等於為專制舖路？當然，若是專政者是個賢德人，問題還算不大，反之，百姓便落在患難中。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代表，便成為了操控其他人的專政者。雖然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共產革命後的經濟結構改變將使人脫離自私的本性（300），9但事實上這些預言從未應驗，馬克思以為環境可以改變人的私心實在是天真的想法。
&&&&&&& 由人類自決對錯標準所衍生的困境，最具體的莫過於政府對於異議人士的處理。出現不同看法的時候，到底誰說的才是真理？又那些持非「主流」意見的人，能否得到人類應有的尊嚴和保障？把人類絕對化的危險是必然引起個人權力的爭奪。在高舉真理的旗幟下，只有掌權者擁有絕對的解釋權，可以決定他人的定位及命運，但是掌權者本身也會有下台的一天，也可能成為新領導的階下囚，故此政治鬥爭在共產國家比一般國家嚴重。馬克思本來希望把人從宗教信仰中解放出來？要人得自由，10相反卻促成了對於個人壓迫的局面。馬克思「人」的定義是抽象的「社會人類」，否定了個人本質性的價值（intrinsic
worth）與尊嚴。
三、基督信仰看人的價值
&&&&&&& 馬克思思想的失敗是基礎性屬靈層次的失敗。人要把自己絕對化，成為上帝，就難以給予他人有異議空間，結果便是專政。所以，人類社會要得到真自由，得先從對自我的合理認識開始。基督信仰提醒我們人類靈魂永恆的歸宿在於找到創造主，或更正確的說是被創造主找到了。真自由是在上帝眷顧下的安息，有如從流離失所的生活中找回自己的家一般（路15：11-32），聖經對於自由的看法與馬克思截然不同，反映了兩種上帝觀的對立：上帝是公義與慈愛的神還是醜惡的暴君？
&&&&&&& 肯定人類的價值不是要打倒上帝，乃是因為人是上帝精心的創作，是按著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故此自然擁有上帝形象該有的尊貴。在這基礎上才談得上人本質性的價值（創9：6），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是負責任的民主思想的基本根據。人為萬物之靈，在被造界中但卻又超越其他被造之物，擁有遠超過其他最高等動物的理性，更重要的是有道德性以及靈性，人的超越性有縱橫雙重向度：一方面能與上帝相交（transcendence
toward the divine），另一方面能管理大地（transcendence in governance）。
&&&&&&& 以上帝為向度的超越可以從人類的宗教性看到，在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雖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人對心靈歸宿的追求卻是共有的，費爾巴哈的宗教投射觀念說明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宗教性（religious
a priori）或者按奧古斯丁說的，在人裏面有一個心靈的空間，但唯有上帝才能滿足。11
&&&&&&& 人超越萬物也使人有管理萬物的能力，這牽涉對於要管理的事情能全盤的掌握。然而，人的超越性中有其被造性的限制（creaturely
finitude），智慧、知識、能力都是有限的。人不是全能者，乃是受託者，故此需要向造物主負責，也唯有依靠祂才能完善發揮恩賜，盡其所能，達成託管大地的任務。因此，人類的雙重超越向度息息相關，要做好管理，就必須與造物主有相交的關係。在人類墮落以後，加增了在管理責任上的另一層次的問題，就是人的罪性，因人會為著私利而胡作妄為，人更加需要為他所作的事向審判人的上帝負責。（康德也認為人類的道德規範得以落實，必須設定上帝的存在。12）人並非世界的主宰，只是擔任上帝的經理人，與神共治（co-regency），管理這個世界。
四、上帝與民主制度
&&&&&&& 我們看到「與神共治」的原則應用在社會的管理上便是《舊約》中的「代理神治制度」（mediated
theocracy）13﹕上帝差派代理者管理百姓，但代理人必須與上帝保持連線。上帝通過摩西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利用士師引領民眾秉行公義，選拔君王治理國民。君王不能無法無天，因為他的行為受制於先知，而由於先知直接領受從上帝而來的話，實際上君王是受命於上帝。今天當我們要為中國尋找一條民主化道路的時候，也必須正視上帝是人類的主宰的事實，離開了真理的民主將無法持續帶給人民幸福。以色列亡國倒不是政治體制的問題，乃因離棄上帝及其真理，以致在道德上也污瀆了自己（利18：24-28）。而今日步入後現代時期的西方深受世俗潮流影響，離開基督信仰的價值，直接帶來民主制度的隱憂，面臨共同道德結構解體的威脅。
&&&&&&& 受到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一般以為民主的根據是「法國革命」，人民把帝王制度與腐化的教會一同推翻而自己成為主人，但卻忘記革命所帶來恐怖統治時期的惡果，犧牲了多少無辜，假如我們承認民主思想的基礎是對人本質性的尊重，那就得肯定賦予人類價值的上帝在民主社會中應有的位置。
1. 文中頁碼所指為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3: Marx and Engels,1943-44(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6.
2. Ludwig Feuerbach,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rans. G. Eliot (New York :
Harper Torchbook,,26.
馬克思的宗教觀有別於費爾巴哈，後者認為宗教只是個人主觀產物，但前者卻看為是社會共同投射的結果。參&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hp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3, 175.
從馬克思思想的發展順序，他是先對宗教信仰提出批判，然後才針對社會經濟批判。他最早期的作品，如1837年寫的情詩或1841年博士論文的自序，都充滿對上帝的仇恨，是一種極端的人文主義。馬克思的反神論（antitheism）是其它著作的基礎。同上。
4. 同上，頁173。
馬克思在這裏所講的創造其實是人的改進，至於人類的來源問題，他雖然否定了創造論，但並沒有成功的提出更好的答案，只說不必作無限的回溯(infinite
regression)而忘記了我們從父母而來的事實，也算是人類自我創造的一種行動（305）。另參David
McLella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n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etc.: Macmillan,
1980), 27.
推測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從人類定居後，開始耕地、養活家庭才發展起來，參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v. &Property,& by Wolfgang G. Friedmann.
7. 教會界中首先針對馬克思的私有財產觀念作出系統性回應的是1891年教廷發出題為Rerum
Novarum的通諭，遠早於馬克思思想落實在第一個共產國家，見Justice in
the Market Place: Collected State-ments of the Vatican and the U.S. Catholic Bishops on
Economic Policy, , ed. David M. Byer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 Inc., 1985), 15-17.在經濟理念上，教廷過去一百年繼續
發展，主要仍然是以通諭方式發表，其理論基礎是新托馬斯主義。參本文作者神學碩士論文：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and Posse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 (Unpublished Th.M. thesis, Regent College, Vancouver, 1987).
8. 見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On Religion, intro. Reinhold Niebuhr (Chico:
Scholars Press, [1982]),316-347,358-359.針對恩格斯此文，本文作者批判觀點詳見﹕Kam-lun
Edwin Lee, &Critique on the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
(Unpublished paper, Regent College, Vancouver, 1983).
9. 另參G. W. Smith, &Marxian Metaphysics and Individual Freedom& in Marx and
Marxisms, ed. G.H.R. Park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30, 234.
10.馬克思的自由觀也是簡化的，參James W. Skillen, &Human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A Christian Re sponse to the Marxist Challenge& in The Challenge of
Marxist and Neo-Marxist Ideologies for Christian Scholarship: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titutions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ed. John C.
Vander Stelt (Iowa: Dordt College Press, 1982), 28-29.
11.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trans. John K. Ryan (Garden City: Image, 1960), 43.
12.Immanua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6), 128-136.
13.參Ronald Youngblood, The He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
採訪：張玉雲
時代論壇第五六二期，九八年六月七日
&&&&&&& 對香港人來說，「六四」的意義，豈止於悼念，且更喚醒我們追求一個民主的社會，不致受專制政治所戕害。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已有跡可尋，但在回歸後能有長足的發展嗎？在一個三十人出席的「六四」九周年紀念論壇上，四位講者集中以「延續六四精神，反思香港民運」為討論主題，回顧與前瞻香港民主政治運動的方向。該論壇由十二個基督教與天主教團體聯辦，已在五月廿六日晚上舉行。
&&&&&&& 回顧香港過去的民主政治運動發展時，時事評論員盧子健將民運界定為人民爭取政治權利，以及持續有群眾參與的行動，以這兩點為分析基礎的話，他對香港有沒有民運表示存疑。
&&&&&&& 盧子健形容八十年代社會的民運發展活躍，例如爭取八八直選與對《基本法》的熱烈討論，以至八九天安門事件的回應，發展到九十年代相對變得沈寂。他指出改變來自政府局部開放政制，滿足港人的部分民主要求，疏導群眾壓力。另外，早期民運旗手進入建制後，未有足夠精力和時間發動新的民運，而新晉民運人士亦未能接過民運棒。
　　不過香港民運亦爭取到一些成績，盧子健認為它推動了政府局部開放政制，但仍不夠徹底，未達至全面開放。至於港人民主意識水平有否提高，他說存疑不知；他認為港人增強了對自身利益的醒覺，有如free
riders（搭順風車的人）的心態：人家為我爭取，我就享受成果，最終沒預算會參與一份兒。再者，他說民運衝擊著政府的施政，政府制訂政策時已經多參考民意；雖然政府在議會內有足夠票數壓到民選議員，卻沒有足夠的道德權威令政策得到廣泛民意支持；在這矛盾之下，港府相對較過去多遷就了民意，令以往政府閉門處事的作風起著變化。當然政府多參考民意的做法也削弱推動九十年代民運的發展。
港人珍惜民主投票權利
　　上月首屆立法會選舉有五成多投票率，盧子健表示這反映出選民珍惜投票機會，投票信息顯示香港人較過去接受和認同所擁有的民主權利。他又說推展民運的要點在於民運家構思出清晰的運動方向與目標，創製醒神、簡單的口號，達到教育香港人參與民運的作用。
　　帶著權威主義色彩的二千多年儒家思想，形成中國與香港發展民運的難阻，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認為儒家思想對民運有頗消極的影響，傳統視人民為「蟻民」的觀念，不利於推動民主政治。香港復加上殖民地政府管治，社會氣候沒有催生出民主思想。
　　香港人缺乏危機感，而香港本身亦缺乏客觀環境令香港人肯為民主付上生命代價。以前香港人過分服膺建制的管治模式，沒有醒覺到要改變政制，郭乃弘說香港的民運發展只算皮毛，而且欠缺群眾基礎。不過，他鼓勵香港人以「香港是我家」的觀念思想民主政治的發展，相信自己命運由自己掌握非常重要。
　　談及教會對民運可以作出的貢獻，郭乃弘表示運用教會的思想資源，深化思想理論架構，教導信眾獨立思考，不單顧自己，也為社會。
　　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祕書林瑞琪認為，「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是一種積極爭取人權的活動，『六四』與香港民運不可混在一起談論。」林瑞琪指出「六四」出現沒有刺激起香港的民運，「六四」呼聲中少有提到香港要有直選，加快民主步伐，宣講口號多是挑戰中國政權。
　　香港民運的特色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太少，而且身分重疊，林瑞琪說投身民運的社會運動家進入建制後，難以兼顧建制內外的兩個身分。林瑞琪又不認同盧子健所說爭取八八直選是失敗的看法，指它對後來的民運起著啟發作用。
　　在討論「六四」與香港民運關係的話題時，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統籌員王家英博士提出與林瑞琪相反的看法，他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含有推動民運的意義。他看民主運動的目標在於民眾追尋自由，推翻專政，建立民主政府。
京港政治力量的互動妥協
　　王家英概括說出香港政府的專制特色，不論在殖民地或特區政府下的香港人都生活自由，政府的威權感相應減低，引發群眾反專制的動員力量也減少。同時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七、八十年代起，相對開放、清廉的文官體系推動的經濟發展卓有所成，弱化了民眾對威權政府的反抗意識，至今香港也沒有出現全民性的反專制運動。
　　香港前途問題開啟了港人的民主意識，王家英形容「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是弔詭的，政府開放部分政制，但不能全面開放，因為這樣做便是否定殖民地政權，亦引起中國政府擔心香港變成半獨立。從上而下的民主發展，是中英勾心鬥角下英方向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前瞻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時，王家英說難以提出清楚的遠景，但有幾個方向可以考慮。首先涉及香港與北京政治力量的互動。中國仍是一黨專政，對民主政體感到不安和保留，所以他悲觀地認為在中短期內難以達到全民直選。其次，視乎香港內部政治力量的妥協，特別是不經直選晉身權力架構的既得利益者，會否用不同形式去阻撓民主進程。最後是民主派（民間社會）能否凝聚團結起來，不再勾心鬥角，而成立一個理念與組織為眾人所認同的民運政黨。民主運動若沒有強大的組織基礎，就難與各方政治力量，尤其與保守力量議價。他又表示倘若這三方面力量對民主政治理想持正面態度的話，香港民主政治運動的前景才比較樂觀。
遮打的燭光
　　回歸後首次的基督徒反思民運燭光祈禱會，如往年一樣在中環遮打公園舉行，五月廿九日晚上近一百二十人出席是次由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第九年舉辦的聚會，主題為「化咒詛為希望　為民主創明天」。
　　「六四」九周年來臨時，魏京生、王丹已去國放逐，其他民運人士仍身繫囹圄，中國民主路如何開拓深化？目下香港，經濟不景，政制倒退，民心嚮往民主的訴求有多少呢？一撮信眾憑信念，守立場，禱告上主，不畏難阻，共同邁向民主不歸路。
　　敬拜、反思、立志貫連二小時的祈禱會。民主有明天在於青年人參與，聆聽「六四」精神；大學生獻唱民運歌曲《自由花》和《血脈相連》，中學生演出反思「六四」話劇，為聚會注入活力朝氣與青春氣息，民主精神或會得到青年人承傳和開拓。
　　信眾一同紀念「六四」受難者及其家人、坐牢以及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祝禱民主、法治、人權早日實踐在中國土地上。
　　堅持信念的短講中，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重申紀念「六四」，是站出來堅持「六四」精神所說的，「領導人，你們錯了。」基督徒聚集禱告，仰望神關心中國和香港；少想到個人需要，摒棄自私觀念，把「六四」精神散播出去。
　　帶領信眾立志之前，愛民運主席蔡元雲醫生表明，因著一群年輕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出席而受觸動，這觸動也來自王丹去國受訪時流露的良好生命質素。他提醒香港父母培育子女的質素時，會否執著經濟效益的培育，抑或培養子女超越個人利益，對中國和香港有所承擔。他又呼籲沒有參與祈禱會的教牧和信徒，一起關心社會，不沈默無聲，不推卸行動責任。
　　聚會在朱耀明牧師祝福，信眾寫下對香港和中國的心願，把紅色的心形心願紙貼滿中國地圖後，徐徐散去。
祈禱會點滴
　　祈禱會順利舉行，負責籌辦聚會的愛民運成員之一鄭鈺鈿表示，分別向臨時市政局和警方申請使用場地和舉辦聚會，需時二個月，申請沒遇到困難。聚會見有人手臂綁著紅色幼布條，鄭鈺鈿解釋《公安條例》規定集會須有足夠的糾察人數，所以依法辦事找來二十位信徒做糾察，並用紅色布條以茲識別。聚會期間三數位警員在旁觀察，直到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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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次來祈禱會的弟兄，今次也全家三口出動。弟兄說出席可以幫助自己思想中國民運怎樣走下去。參加人數比去年少，他說，「人數是少了，但人心還是會記得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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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弟兄說有時這樣想：「有心就得囉，不用來聚會喇！」參加完之後又覺得很受鼓勵，「民運到底是一種持久參與，好開心見到有青年人來，好過多是慣常來的『老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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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醫的心情蠻是複雜，開心是心願成就，回歸後社會仍然有空間紀念「六四」；感觸是香港此時面對經濟、民生、政制的問題，關切基督徒可以為這城市做甚麼呢？總之每年此時此地有心人共聚，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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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大專的女孩子不曾聽過「六四」民運反思祈禱會，知道日期後決定來見識見識。聚會完說感覺幾好，內容不是喊口號，提出一些行動方向，啟發自己思考，嘗試由自己做起。下次再辦會邀請同學參加。
&&&&&&& 原以為十一年的感覺會淡化，但在六月四日的前夕，那份昔日澎湃的感情，又湧上心頭。
&&&&&&& 仍記得那一夜，一幕幕屠城景象使我心碎，很痛，很痛，眼淚流至天光……。
&&&&&&& 那天早上崇拜沒有講道，牧師和執事們穿著黑色的西裝說：「今天我的親人死了。」嗚咽說不出話來。這是第一次講台開放給會眾。
&&&&&&& 平日被稱為老底嘉教會的，竟然出現激情。有人聲淚俱下的痛悔，做了多年不聞不問的基督徒，他們「醒」的樣子特別可愛，遠勝平日只稱「主啊主啊」的嘴臉。
&&&&&&& 久違了的淚水，何等寶貴。主說：「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卅四：18）
&&&&&&& 最近重遇昔日教會的姊妹，感受她的乏力，慨歎教會經過十一年歲月的洗禮，徒有形式的改變，缺乏開放給神、將主權交託的崇拜，不禁黯然，就如今夜為死難者默哀一樣。
&&&&&&& 在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中，那位父親為了讓妻兒脫離被囚的環境和滋味，創造一幕幕感人的獄中智慧的言語，使他們喜樂勇敢的生存下去。
&&&&&&& 有些人肉身被囚，心靈卻自由釋放。有些人則因宗教的「囚牢」，不能與造物主親近之苦。
&&&&&&& 天父就如那位獄中的父親，每天費煞思量，出盡八寶的逗我們笑，使我們僵化的雙手和雙腿，被愛的激動跳舞歌頌起來，煮一餐盡心、盡意、盡力的八福大餐。
&&&&&&& 這粒麥子已死了十一年，究竟有多少果子能發芽生長？
&&&&&&& 願你是幸運兒！
愛您的敏琪
收筆於六月四日凌晨前五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