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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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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00 发布在
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年的中国对美政策 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1972年2月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一方面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打开，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美两国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就注定了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有起有落的复杂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年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局势继续发生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怎样估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根据形势的变幻制定对美政策，怎样处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怎样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对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一、中共中央对中美会谈的评估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共中央对中美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并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以此为契机，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仍然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　　日，周恩来向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讲解了中美《联合公报》，并着重论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问题。他说：“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1]　　随后，周恩来于日，将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馆的通报稿[2]上报毛泽东审批。这份通报稿要求驻外使馆：“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中国方面之所以确定这样的方针，一是由于协议还有待于实践，不宜“张扬”[3]，二是要尽量低调，防止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攻击尼克松让步太多，破坏中美会谈的成果。毛泽东阅后认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4]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日发出内部“通知”（发至省军级），对中美上海公报以及新的对美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知”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醒中共高级干部要注意中美上海公报中一些重要问题提法的差异。例如，在公报中有关双方共同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了“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双方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通知认为：“双方协议的十一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此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四点共同申明；反对互相勾结和划分利益范围〕还未成为现实，美方能否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行动。”又如，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声明部分说到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撤军”。“通知”认为，这里“地区”不是仅指台湾，而是指整个远东地区。中国方面所要申明的是，“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坚持不渝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远东局势就和缓不下来，中国方面就继续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打下去，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也就要受到影响”。关于以后中美双方在各个领域里的具体关系如何恢复与发展。“通知”指出：“公报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贸易等，只是从原则上作了规定。今后民间人员来往会逐步增加，不仅美国人来，我们的人员也要去美。双方民间贸易界也会有些接触。”[5]　　这份“通知”的内容表明，首先，中共中央认定，缓和中美关系起到了利用美苏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其次，对中美最高级会晤取得的成果，更注重今后是否能够落实；第三，指出了中美之间仍有台湾、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有待解决；第四，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通知”对于中共高级干部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贯彻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中国有关方面调整了相关的政策，着手恢复和发展与美国官方以及民间的交流和往来，美国方面亦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推动了中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促进中美双边交流的恢复与扩大　　最先取得积极进展的是中美在巴黎的正式接触。日，中美双方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6]正式改为公开渠道。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美国驻法大使阿瑟。沃森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中美最高级会晤所产生的第一个具体的成果。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曾商定把原来的“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中美之所以把巴黎作为双方举行进一步会谈的地点，主要是由于法国同中国和美国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法国首都位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途以及双方去巴黎都很方便等诸多因素。此外，敏感的外交界人士还注意到，在巴黎，双方将能避开“莫斯科的耳目”，而过去中美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时，这种“莫斯科的耳目”是一直存在的。巴黎渠道由秘密转为公开后，联络方式也从原来美方人员单向来中国使馆改为双方互访，会谈地点也由大使官邸改为双方大使馆的办公楼。　　巴黎公开渠道后来一直持续到1973年2月。在此期间，双方的联系共有53次。[7]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在巴黎的大使馆进行会晤，使两国的磋商和接触制度化，并且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贸易和互访，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在巴黎定期举行大使级会晤之外，中美两国还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接触和战略对话。其中，最重要的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8]，与中国领导人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通过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的接触[9]也更加频繁。这种沟通和磋商机制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中美大力开展官方接触的同时，民间的交往也开始活跃起来。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进行两个星期的访问。在此之后，中国医学代表团和科学家代表团、中国沈阳杂技团等也相继访问了美国。值得指出的是，中方这些代表团出访虽然是民间交流，但都体现着中国领导人开展对美外交的意图。例如，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代表团，中国领导人极为重视，周恩来亲自提议由在乒乓外交中有突出表现的庄则栋（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任团长[10]，并在该团出访前接见了全体成员，鼓励他们在增进中美之间相互了解方面发挥作用。这些代表团在美国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尼克松总统亲自分别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　　另一方面，数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1972年4月和6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先后访华的美国参议院两党的领袖，众议院两党的领袖，他们分别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美国全国医学协会的一批医生和一个电子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也于1972年的夏天和秋天访问了中国。此外，还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一个代表团也加入了访华的热潮。日，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和美联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首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　　在此期间，中美贸易也有了较大的起色[11]，其增长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据美方统计，197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总共还不过是490万美元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几乎是零。而到了1972年，双方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230万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出口了6020万美元的货物，从而使两国的贸易额跃增到大约9250万美元左右。[12]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双方的限制放宽之后，有些美国实业家参加了在中国广州举行的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一些著名商界人士还1973年初，发起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虽然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并不算大，而且对两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但中国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进行大量贸易的国家，所以中美日益增长的贸易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它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　　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日，周恩来指出：“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13]　　三、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3年1月，由于美国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意味着美国已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出去，从而消除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障碍[14].至于中美关系继续改善的第二个障碍台湾问题，尼克松曾许诺在他第二任期内解决[15].1973年2月，尼克松以压倒优势再度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派基辛格访华，带来了更为具体的方案。　　日，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美方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项步骤：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liaison office）；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实现这两项步骤。对此，周恩来表示：“在实现这项步骤的过程中，我们互相还会商量，或者提前，或者推迟”。[16]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目的，中美双方约定“要扩大在各方面的接触”[17]，并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最重要的是，双方商定了互设联络处的问题。[18]中方认为：中国在美国设联络处“有助于我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19]这种联络处的规格很高，虽然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双方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这是中美双方朝着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迈进的一个重大的正式步骤。因为，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扩大，联络处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外交作用，直至升格为大使馆为止。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中苏关系却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上不断增兵（已从1969年的21个师、1971年的33个师增加到1973年的45个师）[20].此时，毛泽东对如何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思考也日渐深入。他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准备进一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角度出发，劝美国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他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国帝国主义”蓄意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意见日趋一致，随着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国现在反而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21]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但更强调“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是苏修”，中国方面还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争”。[22]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的障碍的阶段，进入到力争加强战略协作并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阶段。为此，中方加快了筹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经外交部提议，由周恩来上报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选定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23]韩叙[24]担任副主任，并于日通过新华社正式宣布。这样，以黄镇、韩叙出使华盛顿，再加上已在纽约的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黄华，就形成了中国在国外外交规格最高，并且最强的布局。这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视。正因如此，毛泽东曾对黄镇说：“驻美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25]　　中美双方互设的联络处从日起正式开始工作。5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 ），敦促美方在中美关系正常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他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26]　　这时国际国内对美国战略重点和中美关系出现了种种议论。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那种革命不能有妥协的说法，并且为中美接近辩护。毛泽东说：“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指美国的全球战略――笔者注）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指他与尼克松的会见――笔者注）。”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显示了，要推进不仅对美国，并且要把欧洲和日本也包括在内的“全面外交”这样一种战略。他说：“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27]　　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上述谈话，指出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不是东移，而在欧洲，并且阐明了中国可以做出某种妥协，以争取回旋余地的根据和理由，构成了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基础。　　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曾引用过的列宁的那段话被用来证明中国同美国改善关系是有道理的。这一行动被称之为“革命国家”的“必要的妥协”，以区别于苏联的所谓“入伙分赃”。在谈到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时候，“十大”政治报告把苏联描绘成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最为危险的敌人，并且遭到远比美国更为严厉的谴责。周恩来指出：“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28]　　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内容来看，对美国的提法相对温和，突出的一点是，指责美国是威胁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周恩来在报告中甚至提到了“中美关系有所改进”。[29]这表明毛泽东旨在改善同美国关系以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30]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已经巩固。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为了实施一条线的战略，除了致力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之外，更注重就国际战略问题与美方进行系统而广泛的讨论。这构成了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当两国关系还无法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议，而是通过对世界大势进行的对话以及达成的共识建立起来的。这也使中美具有权威的级别上的会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基辛格的一次长谈。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就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主要威胁谈了起来：“他们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都想霸占。”但毛泽东认为，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至于苏联会不会如美国所说的那样有“东进”的危险，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它要进攻中国，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至少增加一百万，或者更多，才有可能。”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美国明白，苏联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和美国争夺欧洲和中东，而不是马上进攻中国。基辛格对此心领神会，说“把中东、欧洲让给它？不会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如果欧洲、日本、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在中东、在毛主席说过的地区共同努力，就可以大大减少进攻中国的危险。”毛泽东反过来说：“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苏联是如何如何的强大，而是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苏联的真实的祸心而上了缓和的当。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那就复杂了。”毛泽东接着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一百年以后再来。至于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我想不要一百年。”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跟印度也建了交，就不那么好啊！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哪。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31]这里的潜台词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等待，但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损害。　　总而言之，台湾事小，中美面临的国际问题事大，这种宏观的眼光和着重于长远的战略观点构成了中国跟美国接近的理由和基础。毛泽东同基辛格的对话，范围广泛，又有深刻的内涵，既为当时的目标服务，也为长远的目标服务。它为中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军队负责人，谈到了国际战略态势的问题。他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还提到：“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32]这表明虽然苏联此时向中国做出了某种姿态，但毛泽东对此并不信任，并且仍然坚持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在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所确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日后中美关系酝酿新的突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　　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势头，进入1974年之后，出现了波折。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国内出现的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政治地位，使其很难在美中关系上有所突破。在此前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此外，由于美国热衷于对苏实行缓和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批评也增加了。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与曲折的复杂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并试图防止美方从中美已达成的原则立场上倒退；同时也有意采取了一些冷淡措施，以表明对美方的不满。对此，美方也很着急，一方面让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 ）返华，催促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返美[33]，另一方面要求与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话。面对这种情况，中方决定邓小平不去华盛顿，只在纽约见基辛格。日，邓小平同基辛格在纽约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34]　　但随后不久，邓小平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kifar Al.Bhutto）的谈话中表露了对美方的不满。他说：“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美方提出要寻找解决方式，我们说没有什么好找的，就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35]中国方面认定的“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来往。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帝国主义，特别是两霸来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势不可挡，一是由于两霸争夺世界霸权带来战争危险。苏联在东边的一百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也是对付日本，当然也是对付中国的。但我们不排除苏联搞小动作。所谓小动作，无非是像珍宝岛事件那样。我们还是要做准备的，不仅是为对付苏联的一百万军队，而是要准备两个超级大国打世界战争。这种战争要来，恐怕危险主要还是来自苏联，美国在世界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想从次大陆打开出海口，这是肯定的”。[36]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Gerald Ford ）在其就职演说中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使我们感到不安，使我们感到痛心”。[37]关于中美关系，福特上任后一再表示：“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已经表明它是符合双方的重要的和客观的利益的”。[38]　　对此，中国方面作出积极反应。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并且指出：“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在就职时表示，将继续尼克松总统所开辟的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中国对美的方针、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关系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发展的。”[39]　　此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时，对一年前中国政府提出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方针涵义重新作出解释。他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如果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和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的一套马上搬过去。”[40]　　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George Bush ）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41]11月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有针对性地指出：“双方肯定的是，要沿着上海公报的路线发展，肯定了这一点，有些问题总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办法的，一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慢慢来。我们注意到福特总统曾强调在对华政策上的连续性。[42]　　福特政府上台之初，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他于日签署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终止总统使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力”。[43]但在此之后，就不再有大的举动。　　当时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水门事件刚过，共和党的伤痛未消，福特政府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国内亲台的保守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福特不愿过分得罪他们。此外，197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福特为实现连任的目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从国际因素看，一方面，随着巴黎协定的签字，美国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不再求助于中国，另一方面，以美苏于1972年签订了反导条约为标志，美苏关系有所缓和，减弱了美国对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兴趣。因此，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一个令中方失望的事实。　　福特此时对中国的战略动向不太摸底，希望了解中国的想法，因此他决定派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七次访华。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北京，但他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11月25日，邓小平陪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基辛格博士及其夫人和子女。周恩来对基辛格说：这次由邓小平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跟你们谈判，就给我一个休息的机会。[44]他提醒基辛格说：“我们有条共同的战线，就是对付‘北极熊’。”“‘北极熊’主要是对你们的，不像你们所估计的。”对此，基辛格表示：“当然最终来说，它显然是针对我们的，但它的中间的步骤将如何，还得留待观察。”[45]　　11月26日至28日，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在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46]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47]　　在讨论双边关系时，基辛格认为：“首先要使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冷淡，而且比以前热烈。这样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他进而提议，如中国认为可取，美方可考虑接受一项关于福特总统访华的邀请，美国设想福特明年下半年访问。对此，邓小平表示：“如果福特总统有愿望来中国访问，我们表示欢迎，对中方来说，任何时间都合适。”[48]于是，双方达成此次中美会谈的唯一成果：即美国总统福特于1975年月12月访华。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中美关系作了回顾，并再次重申了中美建交的基本条件。他认为：“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近三年的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正常的。当然，步子迈得不大，主要原因是台湾问题。上次基辛格博士来的时候，我人也跟他说了，不能考虑任何别的方式。”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变相的”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就我们来说，都不能接受。我们对自己的安全并不担心，当然，讲原子弹，我们有一点，但那个东西不顶事，甚至将来，我们也不会同美国、苏联两家比，不会进行竞赛。”[49]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停滞的局面。不仅如此，福特政府还在一些势力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台关系。　　日，台湾当局领导人蒋介石在台北逝世，终年87岁。美国方面原来打算派农业部长巴茨前往出席葬礼。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一场争论。台湾当局表示，任何在级别上低于副总统洛克菲勒或国务卿基辛格的人出席葬礼都是对蒋介石的侮辱。他们还特别指出，在两周前洛克菲勒曾参加过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葬礼。[50]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等右翼势力也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福特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NelsonA.Rockefeller）率领一个9人代表团赴台湾参加蒋介石的葬礼。这是个重大的妥协，因为这样一来，洛克菲勒就成为自从70年代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系以来，以政治身份去台北的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这也是美国向台湾所作的一种姿态，用以在台湾逐渐对美国失去信心的时候，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抛弃它。　　日，福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保证，他将信守对“盟国”承担的义务，并特意提到台湾。他说：“对台湾的义务――包括规定美国有义务保卫这个岛屿的安全条约――是有利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的事情之一”。[51]这番表白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却使湾当局倍感欣慰，台湾当局的发言人说这种“及时的保证证明，美国并未忽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52]　　福特政府的上述立场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暗淡。因为，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任何旨在加强同台湾联系的举动都必将被视为是制造“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表明了中方的强硬态度，他说：“‘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53]　　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万斯为团长、罗森为副团长的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再次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他指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之间在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上海公报签订以后，确实我们的关系有了发展，除了贸易还有一些文化交流，但从上海公报签订后的前进步伐来看，进展是不大的，当然我们也有某种共同语言。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时，他指出，我们是两条：第一条，从总的原则上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外国建立自己的基地；第二条，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尊重现实，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我们理解。这些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的。[54]　　福特虽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迈出更大的步伐，但他为了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仍想借助中国压苏联让步，以此打开美苏战略谈判僵局，实现美苏缓和，为此，他派基辛格于1975年月10月来北京，为其访华做准备。对此，毛泽东认为：福特、基辛格妄图否认苏联进攻重点在欧洲，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的威胁吓唬中国，用一些先进技术和军事援助为诱饵，套住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因此福特决定按照计划在1975年访华。但他担心无功而返，反而会失掉资本，所以派基辛格第八次访华，为其访华做准备，争取在维持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下，在贸易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做些表面文章，发表一个可供渲染的公报。因此，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仍利用美苏矛盾，贯彻“一条线”的战略，着重指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对福特访问仍持你要来我欢迎，谈得拢可以、谈不拢也可以的高姿态，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重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原则。[55]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22日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从不僵硬。但我们认为，灵活果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　　我们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至于中国，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无求于人。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人很怕俄国人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56]关于中美关系，由于美方不肯在台湾问题上迈出新的步伐，因此，邓小平在22日的会谈中表示，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比较行当的。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并批评他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又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基辛格忙说：“我们来北京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对手，也因为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的意见我们都同意。”毛泽东此时将了美国一军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第五（指美国在美、苏、西欧和日本等国的战略地位中把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在莫斯科得不到任何东西。”毛泽东借机提出台湾问题说：“在中国可以得到台湾。”基辛格表示：“这个问题会在我们之间得到解决。”基辛格随后提出，美方准备在军事上对中国提供帮助。对此，毛泽东表示，军事方面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57]　　为迎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于11月12日向毛泽东请示。邓小平告诉毛泽东，现在世界舆论都说中美关系冷淡了，这一次基辛格要得一个“中美关系不错”的印象，他要做的文章主要还是台湾问题。毛泽东表示：台湾现在不要好。他要我们不用武力，我们不干。相反，它欠我们的帐。美蒋条约让它在那里，等待世界有个大变化，到那时候才能解决。[58]　　日，美国总统福特来到北京。12月2日，毛泽东与他举行了会见，并就国际形势与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进一步批评美方的倒退。福特提出：“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回答：“就是，君子协定。”[59]　　此外，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2月2-4日同美国总统福待举行了三次会谈。关于国际战略问题，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他认为：“对付扩张主义讲究策略是必要的，应该有一系列的策略、正确的策略。但策略是受战略指导的，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的正确策略应是灵活的、多方面的，策略超过某种限度会影响到战略本身。”[60]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理解总统说在大选期间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新行动。我们多次谈过，我们有耐心，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一直是把国际问题摆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是第二位。”福特表示：“我感谢你们对我们美国国内的政局表示理解，但我仍要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的义务。为了记录在案，我重申一下尼克松总统1972年来访时就这个问题所表示的五点。……我正在执行尼克松总统承担的义务。对中国的耐心，我是理解的，并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我还表示，在明年大选以后我们将处于朝着仿照日本的安排更具体地朝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行动的地位。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对此，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总统说在适当条件下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意表示。这也就是说，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要实现我们所说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原则，按照‘日本方式’，也意味着以往的经济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解决。”但福特强调：“我们期待着你们政府和台湾之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将会通过和平方式。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应当继续并加强，在文化、教育等交流方面应开展广泛活动。这有利于改善我们两国总的关系方面获得人民的支持”。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不让步，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由中国决定。”[61]　　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方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程继续拖了下来。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高层接触是必要的，他对福特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62]　　正是本着长远的观点，着眼于大局，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把对双边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1975年底，中国政坛风云突变，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接着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威胁方面仍有共同点。日，毛泽东逝世，苏联一方面向中国伸出橄榄技，由《真理报》出面发表文章，呼吁改善中苏关系，表示苏联在领土等问题上不对中国抱有野心；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露骨的威胁，10月14日，有特殊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在巴黎发表文章说，除非中国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更为和解的政策，否则将迫使苏联领导人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63]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反应。10月15日，基辛格就此评论说，如果中国“受到外部一个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64]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对于任何通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来打乱世界格局的企图，美国不会不予以认真的对待”。[65]这说明，中美两国业已建立，并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战略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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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的契机与新一轮的试探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发生巨变，中共党内健康力量一举粉碎“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结束。在党内外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职务。邓小平由此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艰巨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与已往有所不同的是，他此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　　邓小平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十分关注意世界发展的大趋向，尤其是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和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路，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些深刻变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美国由此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重点和最大的对外开放的对象。这时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思考，既有在美苏对峙的格局下，利用美苏矛盾，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面；也有借助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过程，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过程几乎是同步，两者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此时，美国政界也发生较大变化。日，民主党人卡特（Jimmy Carter）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在对华关系方面，他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他认为：“唯一障碍是我们不愿意放弃对在台湾居住的中国人民和平生活所承担的义务。”[66]　　日，他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并且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67]对此，黄镇表示，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只要美国准备执行几年前达成的协议，中国很愿意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当卡特提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时，黄镇指出，只要华盛顿还有台湾的大使，这件事就没有可能，因为中国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废约。[68]　　但在实际上，卡特在其执政的初期，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来考虑，而是把美苏关系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日，他在圣母玛利亚大学阐述美国对外政策时，声称“已摆脱了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担心”，“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威胁已不那么尖锐”。[69]因此，卡特认为美国与苏联要扩大合作面缩小竞争面。而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他表示：“我们希望能找出一种能够弥合我们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的某些分歧的方案”。[70]　　卡特总统虽然不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紧迫性，但他觉得有必要在大力推进美苏缓和的同时，继续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同年6月30日，卡特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时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71]　　这时，中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底线，仍然是坚守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日，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时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必须做到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缺一不可“。[72]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 ）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73]　　在中国方面看来，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明确表达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前年国务卿访华时，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至于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准备在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军事、武力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在那里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要看民族感情”[74]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万期离开北京之后，一些新闻记者发表了一些不甚准确的报道，说白宫认为万斯发现中国在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方面表现出了“灵活性”，并认为万斯访问的取得了“进展”。[75]这些误传引起中方的严重关切，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愿意被人指责在原则问题上丧失立场。于是，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访华团时，坚决否认万斯访华使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实际上美国在关系正常化方面退步了。4天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议员访华团时再次指出：“万斯访问是一个退步，美国在玩弄中国和台湾两张牌，这是中国不能容忍的”。[76]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再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你们在政治上总想利用谈判来缓和局势。这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苏美有过三个核协议。第一次是1963年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核试条约，苏联利用这个机会跑了一步。那时他们同你们的差距相当大。第二次是1972年签订的第二个核协定。那时美苏还有相当差距。苏联利用这个协议又向前赶。第三次就是1974年海参崴协议，这时他们已经同你们接近了。这个协议不是什么限制核武器，其本身标准就很高，还要继续发展，继续竞赛。”　　关于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步伐可以快一点。我们总是说，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段。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点，所以我们要加强来往。台湾问题的重点还是政治。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台湾问题早一点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77]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下，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再次沉寂下来。　　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约见中国外长黄华，对万斯的方案做了解释，黄华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后表示，待美方有了新方案时再谈。[78]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79]　　直到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又出现了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利用“缓和”稳定了西线，又开始向非洲渗透。继安哥拉事件之后，1977年苏联通过古巴策划建立“红海邦联”，受到抵制。苏联于心不甘又利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争端，推行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的政策。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终于迫使索马里军队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退。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自己的阵地。这就向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指望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是相容的吗？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这几年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却没有体现出诚意。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　　另一方面，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国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并与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因为，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在对华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已经捷足先登，美国如再不采取行动，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据美国报刊统计，仅19178年上半年，欧共体向中国出口就比美国多3倍。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方面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日，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inski）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主要谈了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关系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80]此时，中方并不知情，因此对布热津斯基访华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日，布热津斯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布热津斯基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做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81]　　邓小平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82]　　由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美双方商定从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83]，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邓小平在考虑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已把经济互利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并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来吸引美国，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客人谈到中美关系时，明确指出；中美“两国贸易方面、人员往来方面还是要发展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关系正常化与不正常化不同。我们不排除美国愿意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我们优先考虑同我们关系正常化的国家。”[84]　　六、中美建交谈判与中美关系的突破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他过问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中方的谈判方针和策略作出具体指示。在日的首次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四个要讨论的议题：1、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形式和性质；2、实现正常化之际美方的声明，强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3、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商务关系；4、建交公报和建交的具体形式。[85]美方建议每两周谈一次，一次谈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达成谅解后，再谈下一个问题。并要求保密。黄华提出，美方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美国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交往，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7月14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中，黄华对美方提出的四项议程做出答复，提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做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86]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在此之后举行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谈，进展不大。这时中方的意图是主要是要摸清美方的底牌，然后再作决策。中美之间除了在北京的秘密谈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直到中美谈判建交，美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在台湾大量驻军，还对台湾提供了高达59.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42.2亿美元是军事援助，17.6亿美元是经济援助。[87]由此，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而且造成中美之间的严重对立。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中方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立场是：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2、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3、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问还可以继续保持民间来往，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4、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88]美方则在售台武器和“终止”而不是“废约”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几点上讨价还价。售台武器问题最初是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之间的特别渠道间进行的，而在主要的谈判中没有涉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主要的“谈判不受不愉快问题的干扰。”[89]　　在此期间，邓小平再次打出经济牌，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6日，他在会见奥地利客人谈到中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时，提到美国说：“当然我们也跟美国人讲清楚，因为双方关系没有正常化，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技术，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加以比较。”[90]　　美国总统卡特对中美建交谈判进程也很关注。9月19日，卡特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并且说：“如果美在正常化以后继续向台湾”有限度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和美在正常化时发表”期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这两个问题”满意地解决，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其他障碍“。[91]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卡特总统在谈到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坚持发表一个不受中方反驳的，大意是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声明的重要性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92]　　1978年10月，久拖不决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取得突破，邓小平访问日本。他在与福田首相的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93]　　10月25日，邓小平在日本回答记者提问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时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的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94]　　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等多久。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如中美关系发生“决定性和建设性进展”，今年12月和明年1月将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希望双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95]否则，美苏核条约或其他问题先列入议程，中美关系问题将会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另据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召见了我，说现在是解决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机。如果现在不解决，到明年秋季国会开会，就会着重讨论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事情就可能拖延下去，拖延到1979年秋季以后。我把这个意见告诉国内，报告可能使国内感觉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96]　　随后，在11日2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97]　　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指出“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98]　　邓小平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外发出信息，解释中国对台湾的政策。11月14日，邓小平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99]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时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是中国政治家或是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美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意义还要大。”他还说：“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100]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基本要素，这是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进展。　　针对美国要求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现实问题。[101]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有了新的发展，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另一方面，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此时，中美建交问题虽然没有正式提交会议讨论，但邓小平肯定是将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与中美关系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考虑的。因此，邓小平这时在与一些负责人谈话中，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102]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2月1日召集与会的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由邓小平向他们通报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在考虑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就与中美建交谈判有关。[103]　　在这种背景下，12月4日，韩念龙在中美建交第六次谈判中提出中方的六点方案：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是欠了中国的债，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债，“解铃还需系铃人”；2、欢迎卡特总统在9月19日会见柴泽民主任时的正式表示，美国愿意履行中国政府表明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这应在联合公报中得到反映；3、同意干脆一揽子解决，不同意搞“中间阶段”，确定在一个时限内完成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后，才能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4、正常化以后，美国同台湾之间的联系，可以按照“日本方式”处理；5、美方提出在正常化以后准备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已明确表示这是不能同意的；6、中国人民何时、用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不是中美间讨论的问题。美方可以发表期望和平解决的声明，中方亦发表声明。对此，伍德科克表达了美方的积极态度，但在售台武器方面仍提出，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平前景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美方表态的要点是：一、公报发表后，美国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包括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仍向在台企业提供资助、信贷和信用保证。继续美台原子能合作，以保证其非军事性质。继续保持航空和海运联系，现行关税安排仍旧有效。继续以不危及该地区和前及中国周围地区形势的方式向台湾出售有限的、经过挑选的防御武器。三、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担任，但机构的部分资金由国会拨款，这和日本做法一样。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104]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四次会谈。在12月13日的会谈中，伍德科克表示：1、美方确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公报发表后，美国立即终止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四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和设施，并立即通知台湾终止防御条约；[105]3、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非官方关系；4、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维持商务和文化联系；5、美国将发表声明，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希望中方不予反对。[106]他还递交了按上述意图重新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并提议双方确定日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美方希望双方能够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间。邓小平基本同意美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提出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鉴于美方提出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107]　　然而，正在中美建交谈判就要大功告成之时，中美在美国在中美建交一年后是否仍售台武器的问题上又出现严重的纷争。据美方霍尔德里奇回忆：“在正常化的磋商中，中国要求停止出售武器，我们拒绝了。我们的谈判曾经因这个问题几乎失败。”[108]12月14日，伍德科克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提出，为了减少泄密的机会，美方建议北京时间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建议邓小平日、30日和31日开始访美。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意于日访美。　　当天晚9时，伍德科克又奉命紧急会见邓小平，答复中方13日提出的问题：美方同意在公报中写上反霸条款；同意声明中不写一年后终止美蒋条约事。12月15日，伍德科克又求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方能否在记者问到时说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对此，邓小平回答：如卡特总统对外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我方不同意。如卡特谈话涉及此事，中方也要立即表态。现在要避开不谈，“以后我们双方再来讨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109]伍德科克答应立即报告美国政府。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10]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11]不过，中方在许多场合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112]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113]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14]从而结束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将近30年的关系不正常状态。　　七、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年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灵活性”，但中国方面对美国是否履行上海公报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中国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方满意地看到，中美关系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迅速发展，美国最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并与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进展。　　但在此之后，美国方面由于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从而给中美关系正常化造成了困难。台湾问题十分敏感，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回旋余地相对较少，只能守住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以“日本方式”为底线，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同时静观美方的变化。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中方坚持按美国曾经承诺过的“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年，中国领导层处于调整、过渡期间，对美政策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在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提上日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决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四人帮”的垮台，党内健康力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邓小平成为中方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这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一时期中美建交谈判的焦点转到建交后，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在建交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但大局出发，决定保留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权利，以不影响建交时间。在解决台湾的方式上，中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但为了防范台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决定。而美国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承认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　　纵观年的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美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曾经低估了中国方面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出大的让步。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方面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她决不可能容忍台湾永久地分裂于祖国大家庭之外。应该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感情给美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近百年来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负的深恶痛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别国染指中国领土的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认清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2、中国决策层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尽管1973年后，美国因水门事件，没有兑现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诺言；尽管美国对于美苏缓和极为热衷，中国方面对此相当不满，但由于国际战略的需要，中国仍然对美国实行“一条线”的战略，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倒退，借此拉住美国，以对付苏联，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无需讳言，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处理得过分僵硬，使中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当1978年，美苏矛盾再次加剧时，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作用再次显现出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了。　　3、中美关系正常化固然有苏联因素起作用，但中美关系的发展更有自身的基础和内在的动力。从中国方面来看，与西方的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恢复和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改善的确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为中国同西欧、日本等重要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打开了通道。这样，到了1978年底，中共中央决策层准备实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中国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需要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互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步，其中确有一种互动的内在联系。　　4、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是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形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经验引进到中国对美关系方面，对美国采取了既联合又有斗争的方针，即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等一致的方面实行联合，同时又保留对美苏缓和的批评权利，同时注意独立自主地维护国家主权，同美国妨碍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注意掌握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以便留有回旋的余地。　　5、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论点和论据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做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不管怎样，在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6、中美建交的意义是深远的，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115]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边关系从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16]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争则俱伤。认清这一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国际研讨会论文，-19日，北京；部分内容发表于《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全文收入宫力、威廉?柯比、罗伯特?罗斯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注释　　[1]详见《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9页。　　[2]外交部的通报稿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四个单位拟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4]《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91页。　　[5]《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日，中发[1972]第10号。　　[6]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开辟了巴黎秘密渠道作为中美进行联系的新地点。当时，中方担负这项秘密使命的是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美方的联系人是美国驻法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利用这条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在此期间，基辛格曾利用参加巴黎和谈的机会，与黄镇进行3次秘密会谈。　　[7]在此之后，中美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取代了中美巴黎公开渠道。　　[8]日，基辛格第四次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美苏最高级会晤和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　　[9]中美在纽约的接触始于1971年11月。当时，基辛格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会见，开辟了纽约渠道。有关情况详见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8），pp48-57.　　[10]原来中国有关部门曾拟定由李梦华担任团长，上报周恩来后，改为庄则栋任团长。　　[11]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详见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2]有关数字转引自尼克松总统致送国会的报告：《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106页。　　[13]周恩来与金日成的谈话，日。　　[14]在年间，中国曾把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首要障碍，而把台湾问题当作第二位的障碍。毛泽东当时曾说：“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15]《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的四次限制性会谈记录》，-25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第1107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17]《公报》，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9页。　　[18]实际上，中国方面早在1971年5月就设想过在中美之间建立联络机构的问题。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开会，商讨给尼克松的口信问题。26日，他又召集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会谈的方针。其中考虑到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不会完全答应中方的全部条件，但中美关系的缓和又需要有稳定的沟通渠道，因此，会议提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能完全满足中方条件，“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日，中发[1971]第40号。　　[19]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日。　　[20]中方对苏联增兵的估计，见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日。　　[21]《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22]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日。　　[23]当时任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不仅参加过长征，当过将军，而且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少有的中共中央委员。　　[24]当时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也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后来曾于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25]耿飚、姬鹏飞、王幼平、韩念龙：《怀念老战友黄镇同志》，《人民日报》，日。　　[26]王永钦编：《年中美苏关系大事记》（四），《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5页。　　[27]《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日，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28]《人民日报》，日。　　[29]《人民日报》，日。　　[30]当时中国对苏联的特定称谓，意思是说，苏联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帝国主义”。　　[31]参见王永钦：《毛泽东与基辛格》，《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93-94页。　　[32]上述毛泽东的讲话详见《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973年12月；以及《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日。　　[33]当时，布鲁斯和黄镇均不在对方首都。　　[3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35]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36]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37]美新处华盛顿日电。　　[38]《福特总统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65页。　　[39]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06页。　　[40]杨亲华：《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台工作》，《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2期，第21-22页。　　[41]法新社北京日电，《参考消息》，日。　　[42]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13页。　　[43]这项法案解除了美国国会1955年1月通过的关于防卫台湾的决议案，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65页。　　[44]《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3页。　　[4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46]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　　[47]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26页。　　[4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0页。　　[49]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16页。　　[50]宫力：《跨越鸿沟：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51]美新处华盛顿日电，《参考消息》，日。　　[52]美新处华盛顿日电，《参考消息》，日。　　[5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4]邓小平会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领导人代表团时的谈话，日。　　[5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　　[5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2页。　　[5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1页。　　[58]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日。　　[5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　　[60]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6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72页……　　[6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3页。　　[63]Victor Louis ，"Moscow Is Waiting for Gesture from Peking"，France-Soir（Paris ），Oct.14，1976.　　[64]“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at Harvard，October 15"，StateBulletin，Vol.75（Noveber 8，1976），p.579.　　[65]“Secretary Kissinger Iterviewed on 'Face the Nation'"，October 24，StateBulletin，Vol.75（Noveber 15，1976），pp.608-609.　　[66]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Memoirs of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Books ，1982，p.190.　　[67]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的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1月，北京。　　[68]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13页。　　[69]Edward W.Chester，The Scope and Variety of U.S.Diplomacy History：ReadingsSince 1900，Vol.2，New Jersey 1990.　　[70]美新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日电，《参考消息》，日。　　[71]《参考消息》，日。　　[72]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75页。　　[73]Cyrus Vance，Hard Choice ：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imon and Schuster，1983），pp.82-82.　　[74]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5-156页。　　[75]Robert 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04.　　转自中国冷战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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