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贱民再崛起：认夫认父认干爹&&(马小盐)
【导语】：从2014年起，中国网络上出现大量哄客，他们称“名动江湖者”为岳父（韩寒）、“金富天下者”为老公（王思聪）、“权倾朝野者”为干爹，明目张胆地表达对权力、名声、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依附感。传统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变成了精神自贱法。在一个公知被严重污名化的时代，自尊自强自爱的公民已遥不可见。
自2014年始，中国互联网出现一种古怪的异相，大量网络哄客玩弄一种自认为幽默的话语游戏：他们自来熟的称权倾朝野者为干爹、名动江湖者为岳父、金富天下者为老公。这种在公共领域与权力、名声、金钱无底线的网络调情，以自甘为人子、人婿、人妻的身份定位，话语口蹄疫一般席卷着中国互联网。于是出现了“国民岳父”、“国民老公”之类的新名词。鲁迅小说文本中塑造的阿Q，即若打架，亦要以潜台词为“我是你爸爸”的方式获得精神胜利。一百年后的一些中国网民，看上去宛若阿Q的转基因兄弟：阿Q信奉的是精神胜利法，他们痴迷的则是精神自贱法。在权力、名声、金钱这三个庞然大物面前，“我是你爸爸”式的中国传统精神胜利法，蓦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了精神自贱法。它以蚂蚁上树的抱大腿模式，改变为“我是你儿子”、“我是你女婿”、“我是你妻子”等等撒娇套近乎的小字辈称呼，从而响彻互联网。
显然，这是继2005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定义哄客之后，哄客中出现的又一类别。在哄客中的骂客、赞客、笑客，逐渐沦陷为沉默的大多数之后，贱客一跃成为网络主流力量。在半威权半娱乐的后现代社会，骂客因其骂语道出真相的杀伤力，有可能获得《红楼梦》中焦大一样被捆绑起来、嘴塞马粪的悲催下场。于是一些聪明的骂客选择了沉默，而另外一些不肯沉默的骂客则成为现代版焦大。著名骂客方舟子的遭遇，便是颇为生动的一课。在没有英雄的岁月里，赞客或被资本所收买，转化为专职给新上市的电影、电视、书籍等奉献赞美谋取利益的按摩星人，或成为微信中手指轻轻一按的点赞党。笑客在嘲笑了数十年的芙蓉姐姐、凤姐之后，因匮乏新的娱乐偶像，逐渐审美疲劳，笑声亦渐渐渺茫黯哑。随着骂客、赞客、笑客在互联网上活跃度的锐减，贱客群体日渐崛起。他们以打不死的小强般的自轻自贱的生存姿态日益壮大，形成了一道鲜艳靓丽的贱文化彩虹，悬挂在2013—2014年的各大网站上。
互联网的贱文化早已存在，它在中国生存发育了将近二十年，只是在2013—2014年，迎来了专属于它的春天。互联网贱文化不是大陆的本土特产，而是舶来品，香港演员周星驰的影片便是贱文化的最初母体。1994年《大话西游》在大陆上映，1997年再度走红，导致周星驰在大陆有着难以估量的拥趸。每次周星驰影片上映，无论好坏，皆可在票房凯旋。而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大多为草根阶层，他们生活空间逼仄，生存环境恶劣，放弃尊严、自轻自贱是其一种基本的求生策略。在我看来，周式影片之所以在大陆走红，只因它是半威权半娱乐社会的最佳镜像：在一个公权力无限膨胀、个人权利无丝毫保障的年代，人只能以自轻自贱的方式苟活，并用虚假的娱乐笑声给自身解压。一些生存境遇与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颇为契合的大陆民众，无非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鄙贱与渺小。但在1997—2012年之间，因公知群体在互联网的理性引导，雅文化与俗文化互相制衡，贱文化根本无法成为互联网的主流力量。其时，这种贱文化只局限在周星驰的粉丝之间。他们将周氏影片中的台词拷贝进互联网对话，宛如识别同类的暗号或密码，从而形成早期小规模的贱文化群体。
2006年左右，有文章将芙蓉姐姐称为贱客的代表，这显然是一种认知错觉。贱客的本质在于自轻自贱，而非传统话语中他者的叱骂，诸如“犯贱”、“贱人”、“贱货”等等。这些词往往是被动语态，贱客却属主动语态，它大多源于主体对自身的身份确认。自出道以来，芙蓉姐姐一直自认艳如贵妃，冷若黛玉。由此可见，芙蓉姐姐是传统贱文化中的一员，她是阿Q的传人，传承的是阿Q是精神胜利法。贱客则是后现代贱文化的主体，他们是阿Q的反转镜像。贱客们的偶像是周星驰，贱客信仰的是精神自贱法。一旦遇到恶劣的生存环境，贱客们为了生存安全，不但会“低到尘埃里”，有时甚至会“低到裤裆里”，寻求强大之物来依傍，其中的代表性词汇，首推2013年嚣张尘上的互联网词汇：屌丝。
由此可见，贱文化盛行的时代，往往是威权管制日渐严酷的时代。人有求生的本能，为了生存下去，将直立的躯体放低（尊严的象征），对强大之物首先双膝下跪或者匍匐于地，无非是示弱之意：大爷，我比你矮一截，你放过我吧，让我活下去吧。2013年，是互联网贱文化大规模爆发的一年，大量中国网民自称“屌丝”。彼时，著名导演冯小刚对这种网民将自身譬喻为阳具旁的一根毛的鄙贱称呼，颇为恼火，发微博直接指斥，却受到屌丝群体的激烈反击。屌丝们认为一向颇有幽默感的冯导丧失了幽默感，应该被时代所抛弃。但“屌丝”一词，在表达自嘲与不满的话语之路上，已经走的太远。它已经不是话语的反讽，而是反讽过度之后的自残。自残的回旋镖击穿了反讽者的假面，显露出无知无赖者的投名状：我就是强权（屌）旁的一根毛（丝），我就是要依傍强权，我还要坚定的簇拥在强权的周围……
我们仔细回顾一下2013年的互联网，便会发觉，自称屌丝与国民干爹，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事物。然而，媒体对这个艳帜高扬的贱文化首席词汇毫无警觉，甚至大张旗鼓的四处传扬。2013年，是文化溃败最为严重的一年。恰恰是这一年，贱客们积累了若干年的贱文化意识形态，从隐学走向显学，一举击破雅文化、俗文化，从而成为互联网主流文化的生力军。在我看来。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分水岭。如果说2013年之前，中国互联网文化还在媚俗与媚雅之间摇摆，2013年之后，则与此二者皆无大关联。公知群体的日渐衰落，使得大量网民的认知进入混乱状况。周星驰影片中只解构不建构的自嘲式娱乐，令他们在“媚贱”之路上一路狂奔，永不驻足。
2014年互联网网民忙着与名流们攀亲认爹的文化现状，是2013年贱文化的延绵与继续。大量在韩寒的微博下高声昵呼“岳父”的男性网民、在王思聪的微博下声声娇唤“老公”的女性网民，无非是2013年那些自称屌丝的同一人群。明目张胆地表达自身对权力、名声、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依附感，对一个自喻为“屌丝”的贱客来说，显然不存在丝毫困难。孟子言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所要求的人之尊严，在此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不是凭借本身的才华、能力、信用、品格等等公平的生活在这个国度，而是依靠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找关系、搞关系、靠关系就成了中国人生存法则的三部曲。贱客们在互联网上找爹认父的举措，除了娱乐之外，无非是将现实生活的里的种种丑恶，复制拷贝进互联网，获得一种虚拟快感。
在一个公知被严重污名化的时代，自尊、自强、自爱的公民遥不可见，只有自轻、自贱、自残的贱客，才能够蟑螂般生存下来。站立在贱文化大旗下的贱客们，既解构不了现有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又伤及自身的存在与尊严。这是空心人的反抗，在猥亵低下的笑声后面，是寸草不生的沙漠。2015年，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百周年。我们悲观的看到，一百年过去了，公民社会离中国依旧十分遥远，贱民社会却从阿Q到贱客，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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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一样的发现洞见：女性沉迷于裸露身体&是对男权社会的臣服&&&&&马小盐
&年度身体观察：“色情女体经济学”的荒诞探戈 网友评论(159) 第20期
作者：马小盐
导语：2013年即将走远，《洞见》栏目从文化批评角度，对本年度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总结，涉及文学、诗歌、艺术、思想、戏剧、电影、音乐、词语、审美、身体、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关键词。我们试图通过冷静的解读与回望，为过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档案。
本篇为文化评论家马小盐撰写的年度身体观察。2013年，常艳的“性日记”、木子美的“反女神运动”、阿布拉莫维奇的裸露行为艺术、整容界层出不穷的“范冰冰”等等，共同构成了年度身体关键词。马小盐认为，种种身体闹剧与任何主义无关，它仅仅是一场有关“色情女体”的经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体，已成为被深度异化的“性感”的物体。身体性感指数越高，市场价值就越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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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盐/文）每个人皆有一具无法摆脱的身体，人们依靠它来日常生活。古希腊哲人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寓所，没有身体，灵魂便丧失存在的家园。现代社会中的身体，则是商品化的身体，被性的符号标记、覆盖、缠绕的身体。性是身体商品化的最佳源泉，性的彩旗早已将灵魂驱逐出界，占据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并写满独有的性符码与性语言。
身体的投资：整容
希腊神话讲，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酷爱艺术，他不爱现实中的女人，只爱自己雕塑出来的女体。这则神话，既是艺术家痴迷于艺术品的颂歌，亦道出了一个古老的男权话题：理想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理想女性只是男性的艺术创造物。现代整容术是皮格马利翁故事的反转：整容界的刘胡兰们，不惧冰冷的手术刀，争先恐后的篡改自己的容颜，为的是取媚于想象中的那个男人--那个一直凝视着她们，爱抚着她们，为她们的完美而痴迷的皮格马利翁。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国内机场、边境等出入境关口每天都出现好几个“范冰冰”，其外貌与本人证件照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屡次被检查人员拦截盘查。范冰冰式的锥子脸，不但在民间被模仿，还被影视明星大量拷贝。以致一时间，影视屏幕上皆是锥子脸，观众眼光稍不敏锐，便会分辨不清谁是谁。更有网民热传韩国2013选美照片，参赛的所有女士几乎是同一张脸。东亚大陆的女性，热衷于集体篡改自身身体的运动，可与麋集在一起扭动的广场舞来媲美。
世界美在多元，同一张面孔会使曾经的美贬为平庸。东方女性一直在求同：同样的美德，同样的衣着，甚至同样的身体与容貌。小时候读《大众电影》，曾看到索菲亚罗兰宁愿放弃电影女主角的扮演而不肯在自己的鼻子上大动干戈的报道。索菲亚说：那是我独有的鼻子，我独特的符号。这告知我们，西方女人一直在求异：不同的德行，不同的穿衣风格，不同的面容。西方女人也整容，但像影视明星皆饥渴同一张面孔的行为却颇为少见。由此可见，求同的根本，在于人格是否独立。无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多忙于求同，这样她会有更多的安全感。韩国小姐千人一面，中国女星百人一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现代意义的整容术，从身体的角度彰显了东方女性的盲从人格，泛滥的美貌已非美貌，而是空无的洞穴，容貌的深渊。
普通女性篡改容貌，为得是嫁一个富有的男人。这类女性想象中的皮格马利翁，绝对不是“屌丝”，他应该身份高贵，物质富裕，颇有品味，最好还是某一领域的“国王”。明星整容，则是期待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来取悦大众的流行审美，进而获得巨大收益。显然，明星们心目中的皮格马利翁，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庞大的观众群体，是十三亿中国人。但两者的背后，皆是身体经济学的逻辑在运转：整容是一种投资。身体经过整容进入市场，成为一种可篡改可买卖可交换可明码标价的商品。身体，已经不是单纯的身体，而是被深度异化的“性感”的物体。一具明晰可见的身体，性符码累积的越多，性感指数越高，它的市场价值就越离奇。
身体的使用价值：裸露
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以无底线的裸露来吸引消费者。导致消费者质疑：我们究竟是去买车，还是买肉？性吸引力，成了车展的一大风景。广告商非常清楚，对男人而言，站在车旁的车模与汽车是同构的：车模就是汽车，汽车就是车模。汽车是现代男人的座驾，也是现代男人的马。粤语片中，常常听到这样的台词：这是谁？我马子。所谓“马子”，无非是可骑乘的座驾，而非女朋友的代名词。“马子”是坐骑，是情妇，是性宣泄物。当裸露过度的车模站在珠光宝气的车旁，无非再次从性消费的角度煽动男人们：看看，这就是你美丽的“马子”，你可以任意骑乘它。
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本质或裸体》一书中谈及“赤裸”与“裸体”的本质区别：赤裸是欠缺、贫乏以及剥夺，裸体艺术却将赤裸转为丰盈。当然，于连谈的是古典时代的“赤裸”与“裸体”，而非现代性下的这两个词汇。古典时代，没有整容术，赤裸的人体必然是不完美的。绘画艺术家如何将这“赤裸”的身体转变为具有艺术感的“裸体”，是颇费功力的。现代车模，大多是被整容术篡改过身体文本的模特，她们不惧怕赤裸，她们知道她们的身体早被整容师篡改成值得观看的裸体艺术。她们是完美之物，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如果说整容是她们对身体的投资，裸露则是她们的生存武器，也是她们身体唯一的使用价值。
4月，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传记在中国出版，传阅者众。书中有大量行为艺术中拍摄的处于苦难中的裸露照片。显然，在玛丽娜这里，裸露也是一种身体经济。我不想对玛丽娜的行为艺术进行任何评论，只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更喜欢以自己裸露的身体作为艺术或商品的载体，而男性则多以他人的身体作为艺术或商品的载体？是什么决定女性如此沉迷于自身的肉体？不回答这些根本的问题，女性艺术或商品毫无意义。男权社会，女性是被“看”的物。当代女艺术家的责任，是摆脱历史的被“看”的位置，而非一成不变的将男性的眼光，再次撒播在自身的身体之上。如若需要男权目光的环视，那也应是麦当娜式的颠覆+挑战式的环视，而非将自身展览为受困的、麻木的、苦难的裸体。艺术的觉醒首先是灵魂的觉醒，女性的救赎在于如何走出身体的苦难与荣耀，走出的那一刻，便是得救的那一刻。
身体的剩余价值：隐私
从2008年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始，每一年的年初，全民窥隐几乎成为一种大众狂欢节。2010年的“兽兽门”，2011年的“合肥小三门”，2012年的“官员艳照门”，2013年的常艳女士“性日记”，皆翻开中国年度身体隐私史的第一页，并写下极为壮观的窥隐篇章。短短几天，常艳女士的“性日记”，就被网民大量下载。人们互相传阅，彼此惊叹。原来,象牙塔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圣徒们私下里奉行的却是土豪西门庆的生活方式。
翻开本年度身体隐私史第二页的是女权主义者木子美。因柴静《看见》一书的出版，木子美在2012年年末就在微博上发起反“女神”运动，“揭露”了“女神”柴静的诸多私生活，将柴静誉为二十一世纪的林徽因。2013年年初，木子美轰轰烈烈的反“女神”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副隐私的多米诺骨牌。这副骨牌不但牵涉出“女神”柴静身后诸多的男人，还牵涉出柴静节目幕后的策划者，更牵涉出幕后策划者的私生活以及幕后策划者的丈夫安替与木子美颇为纠结的北京一夜情。从别人的隐私起，于自身的隐私终，木子美女士的反“女神”运动，充满了荒诞与悖论：作为性自由先驱，她鄙视“女神”性生活混乱，却不鄙视她自身；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憎恨男公知的虚假，却渴望男公知对她的认同；作为公众人物，她不但自爆隐私，还认为曝光他人隐私亦属理所当然。
翻开本年度身体隐私史第三页的是歌手兼文艺女青年吴虹飞。她以戏谑的口吻，在微博上宣称，要公布所有与她上床的男公知的名单，打款给她的可免曝光之灾（大意如此）。网民一时哗然，转帖围观者众，更有五毛、窥隐癖好者连连叫好，曰：让人们看看公知们的嘴脸。不多久，吴女士再次发贴，说她仅仅是想开个玩笑。但这个所谓的“玩笑”，将早已污名化的“公知”一词，再次涂抹为猥亵、色情、淫乱、毫无责任心的代名词。
任何一个成年男女都该明白，身体是自己的身体，若双方自愿，与某人发生性关系，是彼此共有的秘密。因为上床，而要求对方对自己担负责任，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私生活。它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我的身体不是单纯的身体，我的身体是有待出售的物体。我的身体一旦与你发生性关系，从此便售卖给你。因此，身体对一些曝隐狂而言，成了一个极具威力的提款机与讹诈核弹：你不给我钱，我便会曝光你在何时何地与我发生过性关系。你必须为我曾经售卖给你的身体买单！你若给我钱，我那天不高兴，也会再次曝光你！
在一个半极权半后现代社会，人们娱乐匮乏，无所事事，窥隐成癖。《知音》杂志的销量说明，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窥隐群体。隐私，是身体文化的剩余价值。出卖隐私，是对身体文化的二度压榨。对一些人而言，出卖隐私会获得如下收益：1，提高知名度。2，获取同情值。3，炫耀性交史：我和某某名人有过性关系或我和一大群名人有过性关系。裸露者无非给民众展示分布在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性符码：红唇、尖颌、丰臀、肥乳、长腿、私处等等。隐私兜售者却将所有的性符码吸进性磁场，进行赤裸裸的性媾和。从身体裸露到出卖隐私，中国人的身体经济学，发生了从点到面、从静态到动态、从照片到黄色录像带、从公共领域到私人地带的质的飞跃。
我们看到，无论整容还是裸露，无论出卖自身还是他人隐私，大多以女性的身体作为主体，男性的身体几乎缺席。这告诉我们，身体经济学，究其根本是色情女体的经济学。物化的女体，无穷无尽的舞动在现代性的乐符下，身上悬挂着密密麻麻的男权观念所赋予的性勋章，却高喊着女权主义……在观者看来，2013年的种种身体闹剧，与任何主义无关，它仅仅是一场身体经济学的荒诞探戈在上演。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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