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上册第二课的苏轼看到中秋月,想起一别七年的弟弟,在深深的思念中,他体会到了什么?苏轼体会到了什么?
ns燡nk蟌dx
月圆之夜,身在异乡,不能与亲人相聚的愁苦,对弟弟的思念啊.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扫描下载二维码一、少年成名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一、少年成名
上传于||文档简介
&&精​修​讲​稿​以​供​入​门​学​习​、​研​究​探​讨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2下载券
想免费下载本文？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2页未读，继续阅读
你可能喜欢 上传我的文档
 下载
 收藏
||精品，全是精品||有任何问题请发站内信息！本店资源来源于互联网，版权为原作者所有，请下载试用者二十四小时后删除,试用后请购买正版的资源。若侵犯到您的版权, 请提出指正, 我们将立即删除。
 下载此文档
正在努力加载中...
2013高三语文作文素材：《材料作文“兄弟俩的态度”导写》素材
下载积分：800
内容提示：2013高三语文作文素材：《材料作文“兄弟俩的态度”导写》素材
文档格式：DOC|
浏览次数：14|
上传日期： 13:08:59|
文档星级：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2013高三语文作文素材：《材料作文“兄弟俩的态度”导写
官方公共微信百家讲坛讲稿苏轼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百家讲坛讲稿苏轼
上传于||暂无简介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0下载券
想免费下载更多文档？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64页未读，继续阅读
你可能喜欢为何苏轼比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出名？
一门三父子。为何苏轼最为著名，而他的弟弟和父亲在后来却逐渐不如他的名气大？
按投票排序
似乎是挺久之前被邀的。。如今得了空，试着捋一捋吧：）如果是问——【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为什么苏轼名气最大？】那么恕我冒昧，这比较怕是不太成立。。。历史上有许多系出同门的文人，但性格、作品、经历，都各有千秋。「家庭」实在不太是一个足够有力的衡量因素。大仲马和小仲马，不用说了吧。曹操曹植曹丕一家，也不用说了吧。就算勃朗特三姐妹，这三位的人生轨迹已经算是很接近的了，可是作品style还是不一样。Emily的《呼啸山庄》何等离经叛道，Charlotte的《简爱》何等励志（或者说玛丽苏- -），而Anne的《艾格尼丝·格雷》则常被认为是更接近简·奥斯汀的朴实自然。用我们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形象与作品，是否真的存在什么共性，仅仅因为是「一家人」呢？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很无趣了——【同样作为那个年代的文人，为什么苏轼比苏辙和苏洵的名气大？】但这样一来，答案反倒明晰起来。苏轼的「名气」，无非是因为他的性情和才华，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具有太高的辨识度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对古人的了解其实都很少。甚至对于如今的你我俗人而言，过往豪杰名士多不胜数，能被大家深深记住的，往往在盖世神功之外还必须有些与众不同的个性。好吧，也许古人们自己并不乐意，也许他们的人生、人格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侧面，但能被我们记住的，却始终只会是一个最为独立、鲜明的形象。比如提到屈原，就想到粽子与楚怀王，想到他满身香草行吟，最后抱着大石头跳下汨罗江；提到李白，就想到剑和酒，想到快意恩仇，想到叫皇帝贵妃都奈何不得的潇洒狷狂；提到李煜，就想到一身春花秋月、雕栏玉砌，想到一个既艳丽又空茫的坐错位置的亡国君主。苏轼呢？苏轼本身真的就是这么神奇。你能想象他文采飞扬、纵横捭阖，跟天王老子、朝廷命官叫板，也能想象他焦头烂额、颠沛流离，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你能想象他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情深意重，也能想象他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开阔豁达。要死的是他的文采、字画还都那么好。用林语堂的话说，这样的一个人，浑然天成，本身就是具有魔力的。反观苏洵与苏辙——老爸苏洵：说是个别扭的人应该不为过吧。。。据说此人年轻时候考试总是上不了线，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主考科目都是华丽骈体，而年轻人苏洵实在不太擅长。。。然后27岁开始发奋念书（真的是，关于他生平最出名的一件事恐怕就是这个了）。按欧阳修的说法，「谢其素所往來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也是蛮拼的。40+，终于拿出几部众人点头的作品得以推广。但这个过程不到2年，他老人家的爱妻溘然长逝，于是他又推脱有病，不肯去考试。。。。。。天子众臣奈何不得，只好由他。接下来便是10年勤勤恳恳却不出风头的校书郎生涯，虽然贡献颇多，却始终不是深入市井巷陌的那一种。他倒也不是不好。只是生平做的事情都属叫好不叫座之流，譬如撰写政治论文、起草文件、编辑校对重要书籍，都属于叫人膜拜但难以亲近的物事。苏轼身上那些慷慨、潇洒、大刀阔斧、天涯海角的事儿，他一辈子做不来。老弟苏辙：论理，苏辙的功力比起苏轼并不逊色多少。譬如苏轼自己都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说过：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 这话可不像是客套，且一语道破：不是他不够好，而是一般人不知道。所以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文学水平相近，但苏辙的性格和作品，倒真是没有哥哥苏轼那样的广博、开放的魅力。一句「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已然说明苏辙是个沉稳、低调、内敛的孩纸，而这一来自亲哥哥的评价后来也为多方所佐证：虽然仕途也波折，但都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在做官；虽然写文章正义凛然，却又迂回委婉、铺垫良多；虽然精详文书，却低调不为人知。。。落在旁人眼中，相比之下，是不是也不够有趣呢。此外，苏辙和苏轼感情好，这是没话说的。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兼怀子由」而作。苏辙的诗作也常常是与兄长唱和。想来同胞兄弟中也多有如此，两人互为照应，若是一个张扬，另一个必然会内敛低调一些。苏辙和苏轼，或许就是这样的写照。So，真不是老爸苏洵和老弟苏辙水平太次，而是无论命运还是作品，他们都缺乏苏轼身上那种旗帜鲜明、雅俗共赏、容易广为传播的「个性」。何况大宋一朝，文化发展几乎已经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普遍都很牛的时候，拼作品之外，就只能更多多拼一下个人魅力了。
苏轼可谓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行者。1.其人才气纵横，榜眼及第，制策三等，另诗词文书都堪称一流，且风格绝古，很难再找到第二位如此全才的人物。2.为官勤勉，他在徐州治水，杭州筑堤，惠州造桥，甚至还建了第一家孤儿院，爱民如子，颇受爱敬。3.政治清明，不结党不奉承，王安石变法时苏轼主张徐徐而变，司马光掌权时力争保留某些良法，故而都不受待见。用王朝云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4.待友诚挚，即使乌台诗案累及多人，但好友如秦观王巩等人依然是同契相交，惺惺相惜。5.一生坎坷，屡遭贬谪，甚至最后被章惇蔡京等人弄到了还是蛮荒之地的海南岛，但面对苦难依然以平常心待之，在此贴上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的一段话：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6.回想苏轼一生，再看看《宋史o苏轼传》的一段话：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7.除了名篇《念奴娇》《江城子》《赤壁赋》等，其知名度还缺不了那些轶事的功劳，颇能表现其性格特点的：如榜眼风云（狂傲），西湖西子（细腻），东坡肉（吃货），佛印事（贫嘴），当然还包括那不存在的苏小妹同学（智穷）。（PS：苏轼倒是有一姐，在夫家不顺，早逝）8.这些都不是他那【以三字经里那几句二十七开始读书加上《六国论》成名的老爹】和【以课本上那篇《上枢密韩太尉书》才为人所知的弟弟】可以比的。没有苏轼，这俩的知名度估计要沦为曾巩在大众读者眼中的地步了。9.最后贴上我最喜欢的一首苏词《满庭芳o蜗角虚名》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苏洵(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绝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平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的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清朝冯绘所作《三苏图》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苏轼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颍滨遗老传》)。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县城西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苏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阙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欢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国时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了。这个“永”字，语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在于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首词，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在和词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澹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答傅彬老简》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苏轼书法——《黄州寒食帖》苏轼梅花图三苏是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家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三苏皆精书法；三苏均好画。词是宋代的乐曲，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苏轼《家藏雷琴》说：“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苏轼为了弄清雷琴的发音情况，曾把琴拆开来进行研究。《历代琴人传》引张衮《琴经·大雅嗣音》说：“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苏洵善弹琴，苏轼兄弟皆有《舟中听大人弹琴》诗，歌颂苏洵琴技，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苏辙的写法是由舟中听琴而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末以“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点明主题。全诗以写伯牙学琴为主，读起来平和婉转。苏轼的写法是由听琴而生议论：“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絶，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絶，夜阑更请弹《文王》。”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与苏辙诗的平和婉转适成鲜明对比。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苏轼晚年贬官儋州期间曾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苏)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观棋》)三苏皆精书法，《中国书法大辞典》都收有三苏的书法作品。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苏洵有《颜书》，前半歌颂颜真卿起兵反对安史之乱：“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后半歌颂颜之书法：“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穏，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末谓见了颜书，自己都不敢写字了：“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骏极有深穏”，“骨严体端重”表明，他颇善于把握颜书的特点。苏轼从小爱好书法，少年时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在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与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东坡先生墓志铭》)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这种信笔书写，无需推求的“无法”境界，是通过长期的依“法”练习获得的，是以“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才批评那些没有学会正楷就在那里胡乱作草书的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楷书)行(行书)，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前提，“意造”必须以苦练为基础。苏辙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也说：“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这也同样说明了只有“弄笔久”，才能“得书法”，只有苦心“经营”，才能“舒卷功随手”。三苏均好画。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画家，净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所画水官（水神）赠苏洵，苏洵撰《净因大觉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见遗，报之以诗》来表示感谢。诗的大部份内容是描述这幅画的：或写水官：“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或写从臣，说他们“矍铄相顾失，风举衣袂翻”；或写侍女，说她们“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这些描写都很形象，见诗如见画。诗的结尾更别开生面，苏洵没有向大觉琏师直接表示感谢，而是说阎画“见者谁不爱，予者诚已难”。但是，“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这样结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谢语结尾有味得多。苏轼《次韵水官诗》叙云：“凈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某‘汝亦作’。某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巻以献之。”此称其父为“编礼公”，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故此诗必作于苏洵晚年。苏洵还曾向文同（字与可）索画，有《与可许惠舒景，以诗督之》诗。苏轼《四菩萨阁记》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为了使父亲“一解其颜”，苏轼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画献与苏洵。在苏洵所珍藏的百余幅名画中，此为压卷之作。苏轼二十一岁曾在成都净慈寺为镇守成都的张方平画像，后来与文同成为文人画即湖州画派的开创者。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总结文同绘画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谓“熟视”，就是仔细观察所要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同时就在进行艺术构思，使所欲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对象完整地呈现于胸中。他在《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始(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纸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奔屋也。”“仓皇”、“甚急”、“如风”、“须臾”，正是灵感爆发，创作激情高涨的表现；而这种灵感突发是建立在“营度经岁”，即长期酝酿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营度经岁”就不可能有“须臾而成”。王维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家。苏轼曾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题蓝田烟雨图》)。当时在开元寺东塔，有王维画的真迹，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摩诘（王维）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这里同样强调了王维诗画相通，诗情画意融成一体的特点。吴道子名道玄，是唐代名画家，世尊为画圣。宋时开元寺和普门寺都有他的真迹：“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可见吴道子的画以“雄放”为特色。苏轼本人就是画家，他很推崇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在二人中尤其推崇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经常反驳苏轼，他在同题诗中针锋相对地反驳其兄说：“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蹴至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在苏辙看来，壮马奔驰是“刚杰”之美，美人嫣然一笑是“软美”，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轾。其实，苏轼在这里是在比较文人画和画工画的高低，他并不否认美的多样性。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们兄弟在美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实际是没有分歧的。“连鳌山”——苏轼青年时手书得《史记》笔意，正《史记》讹漏的史学家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苏洵所著《史论》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著作；苏辙应制科试所上《进论》含有史论，晚年又撰《历代论》，多为历史人物论。在史学领域，苏洵、苏辙的成就高于苏轼。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和晚年所作的《志林》中的史论部分为最有名。苏洵撰有《史论》上中下三篇，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观；又与姚辟合着《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因欧阳修以参知政事为此书提举官，有些书目往往列在欧阳修名下。这既是一部礼书，又是一部史书。《》即归入史部。苏洵《史论上》论经、史异同，认为其同有二：其义(写作目的)同：“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用(具体要求)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其别有三：经、史都离不开事、词、道、法，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靠史证实褒贬，史靠经斟酌轻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为用；经为“适于教”的需要，或“隐讳而不书”，故经非实录；史是“实录”，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传统观点是把经奉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苏洵却经史并重，认为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中》论修史的四种方法：“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他阐明了史书的真实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关系。史书是“一代之实录”，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情况；但又不能作纯客观的记述，而应通过作者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现作者的爱憎和褒贬，体现道与法，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对于“功十而过一”的人，本传记其功，他传发其过，这样，既忠于史实，又达到了褒善的目的；对于“过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记其过，又要详记其功。这样，既能惩恶，又能开其自新之路。这就把史书的真实性和教化作用统一起来了。《史论下》历评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的得失。苏洵说：“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但指责司马迁“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史记》之中，指责班固“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历史就是历史，是既成事实，可以删其繁冗，补其遗漏，纠其谬误，但不能再创造。若已无冗可删，无漏可补，无谬可纠，则照抄前人记述比把前人记述改头换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实的治史态度。但班固照抄司马迁、扬雄的记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体例不统一。苏洵强调史书必须忠于史实，指责班固“贵谀伪”，陈寿帝魏而臣吴蜀，都是不忠于客观历史实际的表现。苏洵的多数观点，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简夫称其“《史论》，真良史才也”，“得(司马)迁史笔”（邵博《闻见后録》卷一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一一称其“评骘诸家如酷吏断狱”，并非虚美之词。苏辙与苏轼一样，应制科试所上《进论》也含有史论，即“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论十二篇，晚年又撰《历代论》四十五篇，多为历史人物论。苏辙有史学专著《古史》，是为纠正司马迁《史记》之讹，补充其佚而作。苏籀《栾城遗言》说：“公年十六为夏、商、周论，今见于《古史》。”可见苏辙《古史》也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撰著，但主要是两次贬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说：“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其《后记》云：“尧舜三代之遗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战国君臣得失成败之迹，太史公之所脱遗者于此而足，非闲废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五称“其所作《古史》，则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苏辙亦长于当代史，其《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四卷(今本为上下两卷)，《颖滨遣老传》（自传）两卷，均属当代史。苏辙一生曾见过朝廷很多名臣，如欧阳修、张安道、韩琦、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间在朝时，刘贡父曾对苏辙说：“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龙川别志序》)但当时他政务繁忙，无暇记这些名臣言行。晚年贬官循州(今广东龙川)，他完成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苏轼晚年写了很多即兴式的笔记，而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的写作却是有计划的，《略志》记所历，《别志》记所闻。《东坡志林》记了很多奇幻怪异的事，表现了苏轼对新奇事物的浓厚兴趣。《略志》、《别志》所载，除少量炼丹术、养生术外，绝大多数都是严肃的朝政。苏轼的笔记，文学色彩浓，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苏辙的笔记政治色彩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正如《四库提要》卷一四W所说：“《略志》惟首尾两卷记杂事十四条，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别志》所述多耆旧之余闻。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二书对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义。河南郏县三苏坟“青山玉瘗”坊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苏洵一反孔孟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辙思想尤杂。三苏都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传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点，在《上皇帝书》中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三苏文集中都有《六经论》，《苏轼文集》中的《六经论》实为苏辙《栾城集》中的《六经论》，《栾城集》为苏辙自编，《苏轼文集》为误收。但苏轼论及六经的地方也很多，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苏洵《易论》认为，“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在苏洵看来，《易》之所以要写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测，无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对那些“新奇秘怪”的事物特别尊崇的心理，来维持其对圣人之道的敬畏。苏洵实际上是把儒家视为神圣的《易经》看作神道设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样看待《易经》，确实是大不恭的。《朱子语类》卷一三W云：“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洵《辨奸论》说：“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其《杭州召还乞郡状》说：“臣又素疾程頥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頥之党人无不侧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说：“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三苏都是深受儒、释、道影响的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们都与僧人、道士往来密切。苏洵有《彭州圆觉禅院记》、《送蜀僧去尘》、《题仙都观》等诗。北宋兴起一股思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这一疑古思潮的产物。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西汉经学家)，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家)，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系辞》，废《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苏辙的《孟子解》不止“疑《孟子》”，甚至斥《孟子》“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也”。苏轼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于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论》)。苏辙在儒、释、道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大胆观点。苏辙晚年作《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认为老、庄反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张“无所是非”的观点符合《论语·微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主张；老子既讲“常欲无，以观其妙”，又讲“常欲有，以观其徼”；既讲“无之以为用”，又讲“有之以为利”；佛家既讲断灭，又讲“无断无灭”，认为这些主张“亦近于中庸”。他公开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论作是非标准。他说：“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因为他们都以周、孔之言去驳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认为“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只能就观点本身的“是非利害”进行辩论，只有那些“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的观点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孔之言为是非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经过苏辙的“平心而观”，他认为老、庄学说比杨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断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老、庄就不是这样：“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曰详矣”；“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谓不深矣”；“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均见《老聃论》)这简直是公开为老、庄思想唱赞歌。苏轼多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辙则认为即使在治国上，儒、道两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御试制科策》)由此可见，在对佛、道的态度上，苏轼兄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苏辙不仅政治观点比苏轼尖锐激烈，而且他的学术思想也比苏轼更加复杂和大胆。结　语在三苏中，一般更推崇苏轼，但我认为更应推崇苏洵，他对两个儿子进行了精心的教育，为我们培养出苏轼、苏辙这样的一代文豪。前人经常论及这点：“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韩琦《》)；“一门歆、向(刘歆、刘向)传家学，二子机、云(陆机、陆云)并隽游。”(张焘《老苏先生挽词》)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子)、刘(向、歆)、贾(谊)、董(仲舒)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苏轼)兄弟。”这段评论相当精彩，它首先强调了苏洵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颇不容易。苏轼兄弟幼而习之，又有家父培养，能成一家，不足为奇。而苏洵发奋既晚，又无师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与孟、刘、贾、董抗衡，上继韩、欧，下开苏轼兄弟，确实是了不起的。利益相关：主讲人：曾枣庄曾枣庄，日生，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与刘琳共同主编有《全宋文》1.1亿字，另主编有《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200万字。在个人研究方面，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苏诗汇评》(全四册)、《苏词汇评》、《苏文汇评》、《苏轼研究史》。后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出版有《论西昆体》、《宋文纪事》(全二册)、《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等。
子由性格内敛、拘谨、不太爱说话。东坡轻快、活泼、不拘小节。子由不比东坡出名便不足为奇了。林语堂东坡传中写道：“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文章内容充实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苏洵则是擅长政论，并且因为不喜欢考试，入职较晚，所著多为政治方面，不为大众所熟悉也便是正常。东坡的著作水平和人格魅力实在太高，如果在北宋当时搞个评选，也应该是超越欧阳修司马光的最受大众欢迎的才子
先挖个大坑，大学写的东西不知道扔哪个硬盘去了，有空再填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苏轼的天才更甚于父亲和弟弟，个性比父亲和弟弟更张扬，经历比他们更曲折，“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更多的磨砺给了苏轼对国家和人生更深层次的感悟，开豪放词一派，兼之弟子给力，因此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文坛地位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宋朝的泰山北斗贴个港中文大学教授的论文，目前是香港诗词学会首席顾问，部分解释了问题。诗词的坑以后再填吧。高中学的第一首词就是苏轼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当时只道是寻常，当经历过岁月的磨洗，才深深体味到这种情愫，那么多茫然的追逐，那么多无法把握的美好，行走在红尘中的我们，是多么的无奈。
先不说苏洵。就苏轼和苏辙两个人，他们的爸爸苏洵可以说是知根知底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名二子》这篇小文里面把这哥俩的问题一阵见血的指出来。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不外饰，又有大才。苏东坡从小个性张扬、豪放不羁，父亲告诫他“轼”过于张扬显露，虽然少它不可，但要注意“外饰”，切忌自以为是，锋芒毕露。可没曾想，写完这篇小文的几年之后，哥俩入京应试，过成都辞别张方平，张出了六道题考兄弟二人，自己则于壁间密窥。两人得题后，即各自思考。辙有疑问，指以问轼，轼举笔倒敲几案，意为“管子注”。又指第二题，苏轼把第二题勾了，因为并无出处，开始答卷。考完后，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瑞桂堂暇录》不过说回来。正是这股子真性情，才让他的形象无比的丰满有趣吧。
从文学社会底层的角度来回答一下：之前中，出现了一个逗比的朋友，但我觉得他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从几乎没有文学素养的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何为文豪？我自己提出一个判断的依据——「对非文学领域语言/日常语言影响最大的人是为文豪」。我提出一个判断标准如下：1、在非文学的出版物（如综合性报纸，电脑、时尚等非文学类杂志）中选取一些文章作为样本。2、分析这些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学内容，使用包括直接引用、化用、使用典故等。3、将这些内容以出现频率进行排序，并列出对应作家。我相信，只要样本数够大，以如上流程排出来的文豪中，Top 3必有苏轼，Top 3的作品必有水调歌头。最后回答问题：为什么苏轼有名？——因为完全不懂文学的人依然生活在他的作品的包围中。
其实我觉得问题应该改为为何在今天，苏轼比苏洵、苏辙出名？私以为在宋朝时三苏三人的名气应该是大差不差的。首先父亲苏洵在携二子上京之前就已经文名远播了，而后二子同岁登科，他亦因长于政论文章，受到欧阳修等人赏识。其文章在士大夫间广为流传，名声大噪。后来仁宗皇帝更是在苏洵并未考取功名的情况下，授予他官职，也足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大。再者说苏辙，他的人生轨迹与苏东坡大部分都是重合的，同岁高中，同岁回乡奔母丧，再同岁回朝为官，及至后来各自被流放才慢慢有了区分。然而他却决不像今天许多电视剧里刻画的那般只是苏轼的影子。苏辙为人沉稳，可该激烈的时候却仍是激烈的，其政论文章之尖锐有的也不亚于苏轼。况且苏辙还有本事在哲宗继位后重新回朝为官，并且做到了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他的名声在当时又岂会小了？苏洵、苏辙入选唐宋八大家可不是因为他们有苏轼这样一个儿子或者哥哥。所以说，三苏父子三人的名气在当时绝不会是像如今这般苏轼一人独大。苏轼的名声是随着时代的流转而慢慢突出，逐渐变得越来越耀眼，最后才积累到了如今所言“千古第一文人”的地位。若要问苏轼为何在今天如此出名？那应该是因为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恰恰符合了当代人的喜好（或者说几乎符合了每一朝代大多数人的审美）。豪放而不拘小节，深情而才华横溢，如此之人正是许多人人求之而不得的，故对其更多了几分喜爱。当代人对苏轼的感情或许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一提到他,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何止比他父亲和弟弟牛逼，简直是史上最牛逼，没有之一
已有帐号？
无法登录？
社交帐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