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
墨家传人 张知寒教授
张知寒教授逝世了，这一位富有墨家精神的英雄人物知寒同志，是近年我国宣传墨学，研究墨学，而用墨家“墨突不黔”的精神处世的卓越人才。知寒1958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我是山大历史系成立以来的教授兼系主任，但我在57年初离开山大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后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彼此隔离，对知寒将近廿年的处境并不清楚。1989年，我到山大开会，我们又见面，长谈而后，我才知道，他从1958年到1978年的艰苦的遭遇，无辜的磨难，但这无损于他的高贵的品质，坚强的魄力，反而使他更加强大起来，而致全力於墨学研究及发展。儒墨本为先秦显学，但西汉以后，儒家在我国思想界几乎成为一统，而墨学沉寂了，我曾写给张知寒一首诗道：&&&
先秦墨家显学传，
西汉以后儒为先，&&&
而今墨学重奋起，&&&
赖有教授张知寒。
因为西汉以后墨学沉寂，所以在史籍中关于墨子的身世不详，知寒同志遂从墨子的活动地点开始研究而以为墨翟诞生于山东滕州，他曾经请我写墨子诞生地碑，立于墨子铜像前。& &&这种考察是有根据的，我们看孟子之反对墨家集中在《孟子·滕文公》中就可以、探知其中的消息。在几年时间里，除了由知寒主持，开了几次墨学讨论会外，他主持在滕州建立了：
墨子纪念馆(墨子国际研究中心)
墨子铜像&&&
& 在墨子纪念馆中，一楼是描述墨子平生事迹，在二楼编列墨子在哲学科学上的伟大成绩。我们可以说，墨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无论是数学方面，理论物理方面，力学方面，光学方面的，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以为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在曲阜产生了大成至圣孔子，孔子改造了儒家，至今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形成儒家文化圈；而在滕州，则产生了科圣墨翟。假使没有墨家，在先秦时代，我们的自然科学成就就大大减色。
虽然如此，西汉以后千余年的历史上，墨学几乎失传，清代乾嘉学派兴起，才有人注意到《墨子》，尤其是四篇《墨经》的整理，至近现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及山大教授高亨出生的《墨经校诠》才使墨学重生。而在近十几年中，知寒在研究墨学发扬墨家精神方面，其成绩更是空前。墨子有知，应当承认在他生后两千余年，在墨学几乎沉寂的情况下，使之复苏而发扬光大者，第一位学者是张知寒。
(本文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
怀念恩师张知寒先生
张知寒先生是我大学时的班主任，后来我留校任教，张先生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中过从最亲密的长辈。他待学生都像待儿女一样，而我尤其得他老人家的垂爱。日，张知寒先生病逝，享年70岁。2002年，我从山东大学调动到四川美术学院工作，离开生活了24年的济南，来重庆转眼也已五年了。回想山东，想nian山大的师友，更是十分怀念逝世已九年的恩师张知寒先生。
我是1978年秋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我们78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届大学生。我的印象中当时普遍感觉78级大学生比77级活跃、事儿多。那是因为77级高考录取程序中还延续了“政审”一关，许多人虽然考试成绩合格，却仍因诸如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员历史问题等等而未被录取，这在当时就引起舆论的不平。78级的高考录取中便取消了“政审”，那些77年因“政审”未能入学的很多人就都成了我们78级的同学。这样一来，77和78两个年级的大学生行为风气就明显的有不同，77级的同学比较循规蹈矩，78级则活跃多事儿，让校方感觉不那么好“管”。那时我们就开玩笑说：77级的同学经过“政审”，个个都“根红苗正”，所以比较听话；我们78级可是什么“牛鬼蛇神”、“黑五类”子弟全有，而且多数同学是“文革”以来历年初、高中毕业，他们或下过乡、或进过工厂、或者是无固定职业者，年龄大的已经三十多岁，小的也有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反正“成分”复杂，思想也就复杂，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再往前说，对“反右”扩大化以来极“左”的历史，普遍怀有反感和反思，思想活跃，事儿也就多了。
我们78级考古专业班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班一共25个同学，全是男生，入学平均年龄26岁，我和另外三个应届高中毕业的同学都是18岁，是年龄最小的四个小兄弟，最年长的老大哥入学时已经33岁了。我们是那年山大入学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班。班上这些老大哥们多半都已是为人父或为人夫的大丈夫了。起初系里安排了一位24岁的年轻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而这个平均年龄比班主任还大两岁的班级，不免有些同学在班主任面前“摆大”，戏谑调侃，闹闹哄哄，实在令这位老师常常难以应付，系领导也认识到这是个问题。
于是，在我们大二的时候，系里就给我们班换了一位年逾半百的长者来做班主任，他就是张知寒先生。
1980年，张知寒先生接任我们班主任时已经52岁了，早白的头发显示出他经历的世事沧桑。而差不多一米八的大个头，微胖的身体，说话声音洪亮，却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不知是因为他个头高、或是因为他长期的辛劳、还是因为他习惯地对人保持温和谦恭的态度，他总是以略向前倾的身姿，微笑着面对我们，那样子除了没有留大胡子穿大袖子古装，真的很像曲阜碑刻上传说是唐朝吴道子画的孔子的形象。
张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滕县（今滕州市）耕读传家的农家，少年时亲历过日寇侵占下亡国奴般的生活境遇，目睹过英勇抗战的流血牺牲，从小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江西、浙江，因训练负伤转业还乡。1954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的山大历史系，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名师会聚，学术阵容强大。26岁的张知寒在同学中是老大哥，有阅历，为人好，文史基础也好，又十分敬重老师，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大学毕业前，张维华、王仲荦等先生都表态要留他在校任教。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学的最后半年，张知寒先生却无辜地被以“历史反革命”嫌疑罪名逮捕，关押一年多后实无证据可以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却仍以“右派”罪名将他遣送劳动教养所劳教。从1959年6月到1962年10月，三年多的劳动教养，许多“右派”同伴病死、饿死了。坚强的张知寒先生活了下来，回到故乡。他与妻子和儿女相守于乡村，在饱受歧视和贫困的境遇中，又度过了16年光阴。直到1978年，他的“右派”罪名获得平反，母校聘请他回校工作。他回校后执教历史文选、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课程，并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
学校里因为“右派”问题获得平反而回来工作的老师也有不少，在同样经历了20年左右的磨难之后，这些老师们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精神状态。有的人被整怕了，除了上课外，沉没寡言，谨小慎微，对人充满了戒心，他们显然心有余悸，在极力避免那种“过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的潮汐般的“运动”的再次打击。有的人积压了满腔的怨恨不平，一有机会就宣泄牢骚，他们蒙受了历史的冤屈，而他们对人对社会也不再有信任和爱意，所有的就只是怨恨牢骚。也有一些人与这两种人不同，他们一样不会忘记身经的磨难，但他们仍保持着敞亮而平和的心灵，热情地对待他人和工作，不公平的遭遇没有扭曲他们纯洁真诚的人格精神。张知寒先生，还有历史系的潘群、乔幼梅先生等，就都是这样的人。
历经沧桑而待人热情诚恳的张先生，很快就折服了我们全班同学，大家都很真诚地敬重这位循循然善诱人的班主任老师。
由于张老师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竭尽努力地研究墨子、宣扬墨子的思想和精神，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全国和国际性的墨子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墨子研究，提升和扩大了墨子的影响，在他生前，以及逝世后的这些年里，他的名字就和墨子紧密相连，一直被赞誉为“墨学功臣”、“当代墨子”。而我对张老师最初的深刻印象却是，他一讲话就会随口引用《论语》或《孟子》的大段话语，他唤起我对孔子的兴趣，改变了我对孔子的认识。
我最初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知道古代有个孔子的，那时甚至故意不正经称他孔子，而是直呼其名孔丘，或更加表示轻蔑地叫他“孔老二”。当时我在读初中，因为批孔而阅读和记住了一些《论语》片段，而接受那时批判的解读，留下了“孔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的印象。中学校园的宣传橱窗里还展示过我临摹绘制的批孔的连环画：一个瘦骨如柴的老头乘着一辆破马车、带着几个瑟缩的学生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狗的样子，那就是“孔老二”。张老师却总是满怀敬意地说起“孔子”如何如何说，《论语》中的那些话语被他用浓重的鲁南口音流利地讲出来，听起来亲切而有说服力。但当时我这个刚到北方才一两年的“南蛮子”，有时又并不完全能听懂他语速颇快的鲁南话。他便指点我说，《论语》原文只有一万多字，许多话说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有道理，所以应该通读熟记。我于是买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认真阅读，我确实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当然张老师之所以令全班同学尊敬，并不只是因为能熟背孔子语录，而是因为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着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表现出孔子“仁爱”、“忠恕”的君子之德。他是我所遇到的对学生最有爱心和耐心的一位老师。
80年代中国的大学都重整旗鼓，要复兴高等教育，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培养人才。大学里的老师们也都发愤努力，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多出成果。高尚的固然有为国家发展多做贡献的动机，现实中也充满名利场的诱惑和刺激。有的老师在家门上或客厅里贴上“闲谈勿过五分钟”之类的字条，端着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似乎他的全部时间都须奉献给他的大学问，而他是无暇与人、哪怕是与他的学生从容交谈的。张知寒老师蒙冤20年重回大学执教，他当然也知道时间对于他是多么的宝贵。但他在任教之外，还是接受了许多老师所不肯做的班主任这样一个不免要为每个学生劳神操心的角色，而且他是欣然承担这一工作的。他欣然的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革’使高教荒废了10年，77、78级是从十多年积攒下来的学子中百里挑一录取的，个个是精英。能和这些学生亲切相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的话），是当老师的莫大快乐！”
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对学生表现出过丝毫不耐烦的情绪，无论学生找他是谈高兴的事，还是谈烦心的事，他总是充满热情地与学生交谈。而他那来自深厚阅历的睿智和乐观的话语，又总是能消解学生的心理郁结，激励学生的进取意志。从西方模仿来的现代大学像工厂，老师们讲课是上班，学生们济济一堂批量生产。那些下班后提醒你“闲谈勿过五分钟”的老师们，多半是不太欢迎你“升堂入室”到家里去打扰他的。而张老师则不仅在课堂、在校园、而且在家中，随时乐意与学生谈学习、谈生活，谈一切可以谈和值得谈的问题。他这种喜欢与学生近距离其乐融融坐而论道或者干脆就是拉呱闲聊的方式，不是也很像孔夫子么？甚至孔夫子还有不及他之处，樊须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孔子很不高兴，樊须一出门，孔子就骂樊须小人哉没出息。而我知道张老师从来没有这样厌烦和斥骂过自己的学生。
张老师常常说：“学生在学校里就是受教育，他们有什么不妥和过错，学校和老师有责任教育他改正，而不应该动则用处分的办法打击他。‘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孔子的话）学生没教好，也是老师没尽到责任。再让学生背着个‘处分’的‘黑锅’走上社会，那不是学校和老师的光荣。”
80年代初，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因打架斗殴等会受到纪律处分外，有时还有“左”的政治惯性对学生们未必有错的行为会施加压力。
1981年国庆节期间，以我们班的王川平、中文系的杨争光、哲学系的韩东等同学为骨干的学生“云帆诗社”，在校园文史楼旁的宣传栏上主办了一期新诗专栏，专栏的主题叫《祖国.历史.人》，专栏中有王川平的诗《推石碾的女孩子》：
耸起一座平原/一座山峰/碾心缠绕你渴望奔跑的脚步/像缠绕一盘祖先纺不完的纬线/当汗水从你红朴扑的脸庞落下/打断无数颠簸而重迭的零/你抬头望望天空那片旋转的浮云/小手揉皱了蓝衫儿上/一块酱色的补丁
然后/你轻轻哼起一支时兴的歌子/把帚条一挥 抹平/所有的努力的痕迹/村口 土墙边的黄昏里/依然一盘冷静的石碾
等待着/等待一位比石碾更冷静的老太太/来推
另外还有韩东的《孔林的夜晚》等诗篇。那期专栏，不知是哪位同学把我为王川平的诗《第一次站立》所画的配图临摹放大了当作刊头画，一个原始人的刚刚站立起来的背影脚下是地平线，“人”字形分立着的两腿间地平线的远方，一轮红日升起大半。王川平《第一次站立》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从魔魇中醒来
我看到/为了梦的诱惑/我—开—始—站—立/在天与地之间胶状的灰白里/竖起一个浓重的人/……为了梦的诱惑 我的眼/第一次平视一切/太阳
一个血红血红的儿子/正从我胯下诞生/他那无声的喧闹/和辉煌的色调/正把我沉甸甸的身影
绿茵茵的姓名/庄严地压向山川/我的名字是人/是/人”。我画的就是那情景。那时候大学生们普遍喜欢诗歌，专栏一贴出，围观者众多。但专栏很快就引起校、系领导们的严重关注。领导中有人认为这期专栏存在严重的思想问题，比如王川平的《推石碾的女孩子》就被说成是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几十年的建设成就，找农村落后的现象来写，宣扬“历史循环论”，传播悲观主义情绪等等。韩东等人的诗也都各有“罪名”。那幅刊头画被说成有点亵渎了“红太阳”。虽然“文革”宣告结束已经好几年了，“红太阳”符号的神圣性还是存在的。反正这期专栏被认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政治性的问题。惹得当时校党委书记、一位老革命老干部甚怒，指示要严肃处理，要给当事人办“思想学习班”，要写检查深刻反省，不然就要给予处分。系里领导也有积极响应要惩处学生的，一时间气氛紧张。张老师认为这又是极“左”的“无限上纲”的一套做法，他极不赞成。他认为诗歌不能用这种解读法，例如王川平写推石碾的女孩子，当时农村石碾还普遍使用，怎么就不可以写？新中国是几十年了，但党中央都总结说“文革”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农村的生产劳动方式还很落后，王川平的诗体现出他关注这些问题，他不满意这种落后有什么不对吗？你们说他偏激悲观，我倒感觉他忧国忧民。从来好诗人都是忧国忧民的，从来推动历史进步的志士都是忧国忧民的。我倒认为王川平是个好学生，他一定会很有作为的。为什么要为这样一首小诗就严厉的惩处他呢？张老师把他的这些道理对系领导说，请系领导去向校领导说。系领导即使被张老师说服了，但慑于那位老革命书记的威严，也不敢去，反过来还是请张老师自己去说。当时王川平们也与校方抵触得很，校方让写的检查他们就是不写，王川平还顶牛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我不是圣贤，更会犯错。但这件事情我没什么错，我写什么检查？”拖到快放寒假了，书记说：“不写检查，就不许他们回家过年！”张老师也知道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后来他跟我说起这事，他还说他也是硬着头皮去找书记的，为了学生他不能不去。但他是想足了说服书记的理由去的。他对老书记说：“王川平的父亲和您一样也是老革命老干部，这孩子本质上没问题（这种成分论的话语在当时对老书记还是有效的）。而且他爸爸也和您一样，五十年代被错划‘右派’，直到前几年才平反纠正。他从小跟着父母也没少受委屈，所以看问题有时候不免偏激。但他好学多才，思想的主流还是积极的。他平时思想有什么问题，我总是及时教育他的。但这次他写的诗，我觉得真的没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倒感觉他是忧国忧民、希望国家快快进步的。我看这孩子将来会很有作为的，他很有思想，有活力。过去我们被打成‘右派’，都是‘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我们不能再那样对待学生。再说快过年的了，王川平的老父亲也在盼着儿子回家呀。你说如果他是你的儿子，你不盼他回家过年吗？”一席话说得老书记怒气渐消，转而表态说：“好吧，那他的问题就由你来教育。还是回家过年去吧。”后来大家都称赞张老师会做大领导的“思想工作”，称赞他爱护学生。张老师总是说：“我只是不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所遭遇的悲剧，再在我的学生们身上重演。那样我们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王川平1982年毕业后回到重庆工作，在张老师逝世前就已担任了多年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近十多年来，他负责三峡工程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又负责筹建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座外观设计十分现代的博物馆已成为重庆人民广场上一个新景观。王川平担任了这家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文博专业的出色的工作成就之外，他还出版了多本诗集，他是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不用说王川平以他杰出的业绩印证了张老师当年的预言，回头想张老师的那一片爱才之心和善于识鉴人才的眼力，那崇高的历史责任感，更是令人钦敬不已！
我上大学时，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常常很忧郁。每当我郁闷时，张老师的爽朗温暖的笑语宽慰和激励，都让我重新振作一回。张老师既颇通医道，更是一个充满乐观精神、而且很能用他的热情感染他人的长者。但张老师开导鼓励我真是费了很多心神、不是一次谈话就改变了我的。我患了眩晕症，每次发作都使我很悲观。张老师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安慰我开导我。而我生性又有点偏执，每次张老师总是笑着说：“哎！你又钻牛角尖啦。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因病而苦闷的人，对于劝说者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反应：反正病在我身上，你说得那么轻松，也并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张老师说：“我年轻时有一阵子吐血，那时候怕是肺结核，就像现在怕癌症一样。我也悲观过，我想我完了，活不了几年了。可是我很快就不这样想了，我想活一天就高兴一天，犯愁有什么用呢？你看我都五十多岁了，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五十年代我读过一本苏联专家写的医学书，他说人体有自愈功能，许多病你就不吃药打针，它自己也会漫漫好的。知道这一点，对于满怀信心地治病非常有好处。我略懂中医的道理，很相信这位外国专家的理论。从那以后我对疾病就满不在乎，偶尔头疼脑热的我也就不吃药不打针，由它自愈。你看轻它，它对你也就服软了。你学我，没错。”我时常被他的这种乐观豪迈的性情所感染。
张老师的这种乐观豪迈精神，在1993年他罹患癌症后真的充分显示出来，令病魔服软，让所有了解他的人感动。
张老师1988年离休，从那时起，他专注地研究起墨子。读大学时，童书业先生对他说过：“墨子可能是你们滕县人。”张老师对此问题一直满怀兴趣。墨子，先秦诸子一大家，曾与孔子齐名并称。但秦汉以后，他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为统治者所不容，墨学沉寂，墨子的身世也就渐渐模糊在过往的历史中了。近代人们对墨子思想的价值重新有了认识，而关于墨子在当时是何方圣贤，众说不一。童先生是先秦史专家，他的推想吸引着张知寒老师。张老师写出一系列的考证论文，论证墨子的故里应该就在现在的滕州。他的这一说法，得到哲学和历史学界诸多老辈名家的赞同。他又积极争取了山东省、滕州市和山东大学等各方面的支持，成立了国际性的中国墨子学会，在滕州建立了墨子文化研究所和墨子纪念馆。1991年6月，在滕州召开了“全国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又在滕州召开了“首届国际墨学研讨会”。为了这些墨子研究的活动，年逾花甲的张老师不辞辛劳，南北奔波，大有“墨突不黔”、“席不暇暖”的作风。他的辛劳感动人，他的热情感染人，他把墨子研究活动搞的轰轰烈烈。被动员来参加研讨会的许多鸿儒硕学，都称赞他是“活着的墨子”。
可是，张老师的过分劳碌还是让他病倒了。1993年上半年，他查出患了肠癌，当即做了手术。如果说张老师从前劝慰我对疾病不要在乎，我总觉得是因为他身体硬朗不知病苦。现在他这一病，可就不是我那点小毛病可以相提并论的了。这个年代，人们谈癌色变。许多人一确诊患癌症，短则月馀、长不过一年半载，就去世了。医学和心理学者都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压力加剧了病情的恶化。可是张老师第一次手术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医院去看望他。而躺在病床上的他还是那样见到学生就很高兴，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人的身体都有自逾功能，有病一定不要犯愁，该干么干么。好像有病的不是他，还是他在劝我似的，我真服了他老人家了。我写了首诗送给他：
&&& 赠张知寒先生
&&&&&&——时知寒师住院疗疾（1993年5月）
壮年投笔从军旅，慷慨南征向九江。
冤狱不流忧戚泪，寒斋犹守读书釭。
归来学府传坟典，教育群才尽骏駹。
论病每言能自愈，英风豪气亦无双。
那时候我和其他师友都劝他不要再拼命工作了，该休息安养了。可是他绝不是能闲得住的性格，他只要不是在住院，就不停地为墨子研究事务忙碌操劳。后来他的癌症转移到肺，又转移到肝脏。他又经历了两次手术。而他又组织了两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他弘扬墨学的执着精神，他面对癌症的无所畏惧的英风豪气，感动着山大的师生，感动着山东省、滕州市的领导，感动着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朋友们。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学生们、同事们、朋友们纷纷从全国各地前来看望他，就连省领导也特地来看望慰问。从初次癌症手术到他逝世，在不断进行手术和化疗之余，他仍然轰轰烈烈地为弘扬墨学工作了五年多时间。那些为他治疗的大夫们、和与他同样住院治疗癌症的病友们，也都被他的乐观豪迈的性情所感动和感染，他们称他是“抗癌英雄”。
日凌晨3时45分，张知寒先生逝世。我应命代历史文化学院所撰挽联曰：
待人以兼爱，仁者之心，至诚至朴，厚德在人即不朽；
处世以自强，浩然之气，乃大乃刚，高风隔世竟何如！
代历史系78级全体同学撰挽联曰：
先生为我辈尊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回首兰言犹在耳；
学界仰墨学宗匠，忽忽云徂，遗像空瞻，伤心楚些与招魂！
我自撰一联曰：
气度薄云霓，坎坷一生公不悔；
志行兼孔墨，精神长在世同钦！
这些挽联表达了我和师友们对张知寒先生的崇敬缅怀之情。
明年是张知寒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先生次女幼林姐约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与先生交往甚深，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令人夜不成眠。以上所写的仅是我对先生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片段，而他老人家所给予我的温暖的关爱和积极的影响，我是终身不会忘怀的！
关于墨子故里的几个地名答客问
有位乡贤来信说：“东台、西台、南台等村名，是因汉代在那里筑过点将台而得名的。台东的叫东台，台西的叫西台。您在滕州的学生都把‘台’读为‘怡’，还把‘化石沟’读为‘目夷沟’，可能都是从您那里得来的，不知您有何根据?”
兹敬答如下：
先生信上说汉代在木石一带筑过点将台，我看用学术界所常用的“两证法”，是很难考证出来的：第一，未见有任何文献资料；第二，也无任何出土文物作证。因此说，筑将台事就很难判定为历史事实。再说，古人对高而上平的建筑物名日“臺”，从不用“台”。台(yi)是它的本音，tai是假借音，在用法上是绝不相混的。“台”用它的本义，一律读yi，绝不能读为tai。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唐尧逊位，虞舜不台”。这个“台”即读怡(yi)，“不台”就是不喜欢。现在的木石、羊庄一带，古为邾国领地。从出土的《朱公※钟》的铭文看，“台”也读为怡(yi)，如“台乐其身，台宴大夫”。《邾公华钟》中“台乐大夫，台宴士庶子”，在这里绝不能读为tai。可参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增定本(1957版)。我们都是学历史的，深知历史之无情，谁歪曲历史，历史必将给他严惩。我们师徒怎敢杜撰?
再说“化石沟”一名的由来。该村南寨门原有“狐台永固”一块石匾，说明这个村原叫“狐台沟”，今名为“化石沟”。“化”，古人常假为“货”，如齐国刀币原为“法货”，但却写为“法化”。可知“化”与“货”，为同音字；“货”与“狐”与“目”也为同音字，“狐石沟”就成为“化石沟”了。“木石”为“木台”或“目夷”，今讹为“木石”。东汉大学者郑玄曾说：“古人写作时，往往因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恐怕也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乡的先人把“狐”写为“化”，把“木台”写为“木石”，“东夷”、“南夷”写为“东台”、“南台”。懂得假借字的用法，对以上问题是不难理解的。
早在六十年前，我的老师童书业教授就作过详细考证，他确认木石、羊庄一带就是商代“目夷国”的首府所在地，人周即成为邾国领地。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邾国为鲁国所有，我们说墨子是鲁国人就基于此。
此地虽经历沧桑，而古代“目夷国”的遗迹仍流传至今。这里的“目夷山”讹为“狐台山”，“夷河”讹为“沂河”，“目夷沟”、“目夷”讹为“化石沟”和“木石”等，这都是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可作证明的。
略述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
历史上不论哪家学说，都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要想理解某种学说，就必须先弄清这一学说的创建者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正确理解某一学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研究墨子，就应先弄清他的里籍。50年代初，我曾就墨子里籍问题，请教过我的老师童书业、王献唐二位先生。童先生说：“我看，墨子应是你们滕县人……。”王先生说：“童先生的说法值得重视。”两位老师都要我作一个详细考证。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不能从事史学研究，遂搁置了起来。1978年秋，我重回母校——山东大学任教，才得重理旧业。不幸的是，童、王两位老师都已成了古人。为了不负两位老师之雅望，我下定决心将墨子的里籍考证清楚。为此，我遍查了我国所有的古籍及四十多部有关的地方史志与考古资料。经过我多年的细致分析探讨，充分证明了童、王两位老师生前所作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年来，我先后发表了六篇考论性文章，以坚实的资料说明墨子的里籍，应在古代小邾国境内一个名叫“滥”的地方。按小邾国亦即古代的郳国，在春秋初、中期它原是宋国的附庸，到了春秋末年为鲁国所有，战国初期又为齐国占领。不论说墨子是宋人、鲁人或齐人，其里籍都在古代小邾国，即今之山东滕州境内。我这些考论发表后，曾获得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后来我又将这些考论提交给墨学国际研讨会，请与会的中外学者批评指正。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我对墨子里籍的考证是可信的。为了肯定这个考证，滕州市特将任继愈教授题写的“墨子故里”及杨向奎教授题写的“墨子诞生地”，刻制了两块
2米多高的大碑，分别竖立于“墨子纪念馆”内及滕州火车站下的广场上。另外，还建造了一座12米高的墨子大铜像及一处与邻县的孟子庙媲美的“墨子纪念馆”。近年来，不少国内外关心墨学的先生们常来信问及此事。为不负诸公之雅望，我愿就此作一简要的回答：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与在《孟子》书中所看到的墨子里籍完全相同。谨将我所写的《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一文公布于此。小文大意如下：
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中，最了解墨子的莫过于孟子。其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孟子出生时墨子尚健在或逝世不久；(2)他们同为邹鲁居民；(3)孟子的青壮年时代正值墨学盛行，他对墨学作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4)墨子对孟子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可以说，孟子的学说主要是继承孔、墨两家学术遗产而形成的。在孟子的学说中，不仅“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就是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等思想，也无不是从墨学里派生出来的。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再说他们的文章，也都是用邹鲁地区流行的口语(采用也、乎、焉等语助词)写成的新文体。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似乎孟子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孙中原：《墨学通论》，318页)后来的孟子看到墨子的“兼爱”学说，对周族的血缘宗法制有巨大的破坏性，他这才站在他们孟孙氏等贵族的立场上，操着儒家的枪法，对墨学进行狙击。常言道，“堡垒易于从内部攻破”，由于他是从墨学中走出来的，所以说他的抨击给墨学带来的损害也最大。以上这些，都说明孟子对墨子的了解比谁都深切。因此说，他笔下的墨子里籍，也比任何说法正确。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来，人们竟把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给疏忽了，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孟子》一书，看看这位老夫子对墨子的里籍是怎样描述的吧!
孟老夫子在《孟子·离娄》里曾这样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晋国人称史书叫《乘》，楚国人称史书叫《梼杌》，鲁国人称史书叫《春秋》，其实都是一样的。孟子的这句话已明确告诉人们说：墨子既不是晋国人，也不是楚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鲁国人。何以见得?这不明确地摆在那里嘛：如墨子是晋国人，他自然会把史书称之曰《乘》；如他是楚国人，也会称史书叫《梼杌》；但他每逢谈起史书，不是《周春秋》，就是《齐春秋》、《燕春秋》，甚至《百国春秋》等，这不清楚地说明他是鲁国人吗?我国自清代以来的朴学大师们，无不以语言文字作为了解古代历史的“活化石”。他们曾说：“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9l页)现在，我们用这把“秘钥”来探寻墨子的里籍，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好方法，它所求得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再看孟老夫子在《孟子·尽心》所说的另一句话。他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这句话里，也含有墨子的里籍问题，只因人们多受了“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潜语)的影响，对这句话习而不察地马虎过去了。有人或问，从这句话里怎么能看出墨子的里籍来呢?如果能把孟子这句话里的“摩顶放踵”四个字弄懂，就一定能看到墨子里籍之所在。这四个字究竟怎样讲呢?《孟子》的权威注家赵歧说：“摩秃其顶，下至于踵。”他这个注释，仍令人迷惑不解：人们在路上奔走，磨破脚跟是常事，怎么会“摩秃其顶”呢?以我看来，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求助于古代民俗学。从古代民俗学的资料看，邾娄或邹鲁地区的居民，自古就有头顶着东西走路的习俗，所以常“摩秃其顶”。怎么知道邾娄地区的居民有戴物走路的习俗呢?这在古文字学里有确切证明，例如邾娄人的“娄”字，就是一个人头顶着东西走路的象形字。《说文》娄字，古文作“※”，就是根据头顶着篓子的妇女的形象写定的。“※”是编织的一种席纹容器。古人常有以族名命物名，或以物名命族名的习俗。因为邾娄人常顶“※”走路，所以“※”就名之日“娄”了，后又加竹头就成了“篓”字。王献唐先生说，“戴篓之俗，自周、汉迄今尚存其制，皆邾族遗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15页)。王先生的这条考证，已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成人头盖骨所证明，这些先民的头盖骨都有因戴物而留下的痕迹。“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公认为东夷人，也就是邾娄人。经考古学界考定，邾娄人最早即生息发展于邹鲁地区。这里的居民戴物走路的习俗，自远古起，一直到孟子时代还普遍盛行。怎样知道的呢?是从孟子与梁惠王和齐宣王的谈话中得知的。孟子曾劝说这两位国王行王道，他说，如君王行王政，“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这段谈话是说行王道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好了，文化道德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就不会再让那些花白头发的老人，背着和顶着东西在路上奔走了，但那些年轻人，却仍然还要“负戴于道路”的。这不就说明了孟子时代，邹鲁地区的居民仍保留着戴物走路的旧俗吗?墨子为了兼爱天下，头顶着行装到处奔走，以致“摩秃其顶”，这不正说明墨子是地地道道的邹鲁之人吗?
&&&&&&&学术界公认“语言”是考订古代史实以及典章文物的“活化石”。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语言的语助词为“焉、哉、乎、也”。《论语》、《墨子》、《孟子》等书，都是使用以“焉、哉、乎、也”作语助词的邹鲁语言写成的，这也是他们三个同为邹鲁人的铁证。有人说墨子是河南鲁阳人。鲁阳在墨子时代是楚国的领地，当时楚国语言的语助词为“只、些、兮”三调。如《楚辞》的《大招》，其语助词用“只”，《招魂》即用“些”字，其他篇均用“兮”。“洪光祖补注曰：‘些，苏贺切。’《说文》云：‘语词也。’沈存中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92页)墨子的文章，从来不用“只、些、兮”，这也说明他绝不是楚之鲁阳人。孙诒让曾斥“墨子为鲁阳人说，殊谬”，可见孙氏最具卓见。
&&&&&&&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与近年来我所作的其他考证相对验，都说明墨子的里籍应在古代小邾国所属的“滥”(在今滕州境内)这一地区，这已被学术界认定是正确的。我所写的“墨子里籍考”其他各篇，大多由张希宇收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里籍考论》一书中，敬请参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墨子里籍的发言
& &&各位同志、各位老师：
& &&您们好。今天各位尊敬的老师和同志们不远千里，光临我们滕州，我心里无比感动。我本不想在各位老师面前多说，因为关于墨子里籍的这个题目，同志们在发言中还不曾谈及，所以主席特要我来谈谈。我只好说几句，讲错了，敬乞各位老师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墨子的里籍问题，近些年来，我曾写了四五篇文章，提交这次会上有在今年第二期《文史哲》上发表的《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请大家审正。今天我要在这里补充的有以下几点：
& &&一、问题的缘起
&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种问题上做文章?说来话长，50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童书业老师对我说：“墨子应该是你们滕县人。你查查看!”后来，因错误路线干扰，使我不能站在我应该站的岗位为人民服务，所以把墨子的里籍问题也就搁置起来了。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重降神州，可惜，童老师已成了古人。为完成老师的遗愿，我下定决心把墨子的里籍弄清。因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先生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有少数先生常提是宋国人，所以我即将春秋和战国初期这两个国家所辖地区的各县市的二十多部地方史志，统统翻阅了一遍，最后才在滕州境内查到它的所在，于是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墨子里籍新探》。这篇文章获得杨向奎以及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的赞同。此后，李永先、张季平、孙以楷、徐治邦等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也都提出“墨子的里籍应在古代小邾国即今之滕州”。今天，陈之安同志在报告中也提出同样的说法，说明这个问题越来越获得学术界的赞同。
&二、墨子里籍在今之滕州的根据&
第一，早在本世纪30年代顾颉刚即提出，“墨子原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是宋襄公长兄的儿子，因封到“目夷”名之为目夷子。古代的“目夷”，原是商族所建的同姓方国，到了周代“目夷国”即变为小邾国的领地。小邾国从建国之日起，就是宋国的附庸，所以宋襄公能把他的侄子封在古代目夷。有人说墨子是宋国人，当然也是可以的。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有个叫黑肱的人，带着古“目夷”这个地方投奔了鲁国，此地变成鲁国的下邑。因而墨子也应是鲁国人。“目夷”以及小邾国都在今之滕州境内，所以说“墨子应为今之滕州人”。
第二，从学术渊源上看，墨子也应是今之滕州人。我曾写过一篇《邾娄文化与儒墨》一文，曾提出孔墨都是“邾娄文化”的传人。“邾娄文化”即“东夷文化”的代称，所以说“邾”即“夷”。“夷、人(尸)原为一字，因又以仁为夷。”“仁学”、“人学”、“夷学”实即“邾娄之学”。儒墨都源于“邾娄之学”。如儒墨俱崇实际，俱贵人事，俱主有力，俱以止战、息兵、安民为目的，力行为手段，他们济世利人的精神完全一致。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说明孔墨两家同属古代东方区域。如他们不生活在“邹(邾)鲁文化”区，就很难培养出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特色的孔墨思想，因为当时几个著名的文化区，还都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条件。如“荆楚文化”区的学者们，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对人伦日用、政治生活常抱以轻蔑态度，楚狂、接舆等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在这种文化区里是不会产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思想家的。燕晋文化区的人是“重死轻生”、“衽金革，死而无厌”的，所以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里产生的历史人物多是吴起、商鞅、韩非、苏秦、张仪、荆轲、聂政一类的，在这里是培养不出正直而利他的墨家思想的。“戎秦文化”区更不行，大家知道秦文化是“轻王而重霸”，“贵权顺，高诈力”，“重耕战，轻德义”的。司马迁曾经说过：“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所以也培养不出“兼爱”、“非攻”和“爱人如己”的思想家。
再从科技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如墨子不出生在邹鲁地区，也不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当代著名学者王献唐曾一再指出：“春秋战国之间，科技最先进的地区首推邹鲁。”方授楚先生也说：“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明乎此种环境关系，则鲁为儒术最盛之邦，又为墨学渊源之地；以技巧言，输之攻，墨之守，乃同出于鲁人；庶不恍然知其故矣。”根据学者的考证，我国古代先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器物多是邾娄地区的先民首先发明的。最重要的“舟”和“车”也为此地先民所首创。墨子和鲁班都是受“邾娄文化”熏陶成为能工巧匠和杰出的科学家的。当时的楚、越、齐、晋四个大国的工业水平均落后于邹鲁。如楚国打败鲁国后，向鲁国索取三百多名工人，晋国就连日用玩好等工业产品都靠鲁国供应，越、齐等国也不断来鲁招聘工匠。这都说明，当时的四大强国都还不具备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条件。因此说墨子和公输般等，只能产生于邹鲁地区。
第三，再从当时人的习俗和这个地区保存的遗址遗迹来看：&&&
“墨者跂※跑为服”，是邾娄人的服饰。墨子以翟为名，翟又名“天翟”，即凤凰，而凤凰为“玄鸟”转化来的。他用“翟”为的是表示他乃商族后裔，即小邾一带的遗民。
当前在滕州境内尚有许多遗址遗迹也可证明。如“目夷君墓”、“染山”、目夷山、夷河以及“目夷戈”等，都说明墨子应是此地人无疑。&&
总之，不管说他是鲁人也好，宋人也好，齐人也好，具体地址都是古代的小邾国所在地。西汉时期的名著《淮南子》里面曾说“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是由许多墨家的直接传人参加撰写的，他们说儒墨为“邹鲁人士”要比任何人的说法都可靠。所以我坚信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
代表平民的墨家学派，自秦汉以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作为专政的对象而打入于地下，“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略》)就连号称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也无法给他立传，致使后人竟连墨子的里籍也弄不清了，因而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谁是谁非难以判定。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墨子里籍的考证，有了新的突破。大家认为：墨子应是古代鲁国所属的“滥”这一地方的人。这一说法与孟子笔下的墨子里籍完全相符。在先秦诸子中，对墨子的了解莫过于孟子。因此说，孟子笔下的墨子里籍应是最可靠的。由此来看，当前学术界对墨子里籍的考证也是最正确的。为什么说孟子最了解墨子，他笔下的墨子里籍又是最正确的呢?其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几点：①孟子自出生一直到十岁左右，墨子尚健在；②他们同为邹鲁居民；③孟子的青壮年时代正值墨学盛行，他对墨学作过全面而深刻的研究；④墨子对孟子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可以说，孟子的学说主要是继承孔、墨两家学术遗产而形成的。在孟子的学说中，不仅“辩言正辞则与墨同”(鲁胜语)，就是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等思想，也无不是从墨学里派生出来的。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再说他们的文章，也都是用邹鲁地区流行的口语(采用也、乎、焉等语助词)写成的新文体(当时楚国人的语助词是只、些、兮)。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似乎孟子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孙中原：《墨学通论》，318页)后来孟子看到墨子的“兼爱”学说，对周族的血缘宗法制有巨大的破坏性，他这才站在他们孟孙氏等贵族的立场上，操着儒家的枪法，对墨子进行狙击。常言道，堡垒易于从内部攻破，由于他是从墨学中走出来的，所以说他的抨击给墨学带来的损害也最大。以上这些，都说明孟子对墨子的了解比谁都深切。因此说，他笔下的墨子里籍，也比任何说法正确。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来，人们竞把他提到的墨子里籍给疏忽了。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孟子》一书，看看这位老夫子对墨子的里籍是怎样描述的吧。
孟老夫子在《孟子·离娄》里曾这样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晋国人称史书叫《乘》，楚国人称史书叫《梼杌》，鲁国人称史书叫《春秋》，其实都是一样的。孟子的这句话已明确告诉人们说：墨子既不是晋国人，也不是楚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鲁国人。何以见得?因为如墨子是晋国人，他自然会把史书称之日《乘》；如他是楚国人，也会称史书叫《梼杌》；但他每逢谈起史书，不是《周春秋》，就是《齐春秋》、《燕春秋》，甚至《百国春秋》等。这不清楚地说明他是鲁国人吗?我国自清代以来的朴学大师们，无不以语言文字作为了解古代历史的“活化石”。他们曾说：“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
9l页)现在，我们用这把“秘钥”来探寻墨子的里籍，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好方法，它所求得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再看孟老夫子在《尽心》篇所说的另一句话吧!他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这句话里，也含有墨子的里籍问题，只因人们多受了“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潜语)的影响，对这句话习而不察地马虎过去了。有人或问，从这句话里怎么能看出墨子的里籍来呢?如果能把孟子这句话里的“摩顶放踵”四个字弄懂，就一定能看到墨子里籍之所在。这四个字究竟怎样讲呢?《孟子》的权威注家赵歧说：“摩秃其顶，下至于踵。”他这个注释，仍然令人迷惑不解：人们在路上奔走，磨破脚跟是常事，怎么会“摩秃其顶”呢?以我看来，想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求助于古代民俗学。从古代民俗学的资料看，邾娄或邹鲁地区的居民，自古就有头顶着东西走路的习俗，所以常“摩秃其顶”。怎么知道邾娄地区的居民有戴物走路的习俗呢?这在古文字学里有确切证明，例如邾娄人的“簍”字，就是一个人头顶着东西走路的象形字。《说文》娄字，古文作“※”，就是根据头顶着篓子的妇女形象写定的。“※”是编织的一种席纹容器。古人有常以族名命物名、或以物名命族名的习俗，因为邾娄人常顶“※”走路，所以“虽”就名之日“※”了，后又加草头就成了“簍”字。王献唐先生说：“戴篓之俗，自周、汉迄今尚存其制，皆邾族遗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15页)王先生的这条考证，已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成人头盖骨所证明。这些先民的头盖骨都有因戴物而留下的痕迹。“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公认为东夷人，也就是邾娄人。经考古学界考定，邾娄人最早即生息发展于邹鲁地区。这里的居民戴物走路的习俗，自远古起，一直到孟子时代还普遍盛行。怎样知道的呢?是从孟子与梁惠王和齐宣王的谈话中得知的。孟子曾劝说这两位国王行王道，他说，王如行王政，“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的这段谈话是说行王道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好了，文化道德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就不会再让那些花白头发的老人，背着和顶着东西在路上奔走了。但那些年轻人，却仍然还要“负戴于道路”的。这就说明在孟子时代，邹鲁地区的居民，仍保留着戴物走路的旧俗。墨子为了兼爱天下，竟“摩秃其顶”，这不正说明墨子是地地道道的邹鲁之人吗?
学术界公认“语言”是考订古代史实以及典章文物的“活化石”。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语言的语助词为“焉、哉、乎、也”，而《论语》、《墨子》、《孟子》等书，都是使用以“焉、哉、乎、也”作语助词的邹鲁语言写成的。这也是他们三人同为邹鲁人的铁证。有人说墨子是河南鲁阳人。鲁阳在墨子时代是楚国的领地。当时楚国语言的语助词为“只、些、兮”三调，如《楚辞》的《大招》，其语助词用“只”，《招魂》即用“些”字，其他篇均用“兮”。“洪光祖补注曰：‘些，苏贺切。’《说文》云：‘语词也。’沈存中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92页)墨子的文章，从来不用“只、些、兮”，这也说明他绝不是楚之鲁阳人。孙诒让曾斥“墨子为鲁阳人说，殊谬”。可见孙氏早具卓见。
孟子所说的墨子里籍与近年来学术界的考证，两相对验，都说明墨子的里籍应在鲁国所属的“滥”(在今滕州境内)这一地区。这应是完全正确的。
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考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高度热爱劳动人民，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可是他的故乡枣庄市滕县，两千年前就把他的户口注销了。我们应当把他请回来!
关于墨子的里籍问题，有以下几个说法：一说他是宋国人，一说他是鲁国人，一说他是齐国人。然而我们说，他确实是枣庄市滕县人。&
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童书业教授曾对我说：“墨子应该是你们滕县人……。”童先生认为：“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史记·孟荀列传》说：“墨翟为宋大夫。”知墨子当为宋之公族。《广韵》“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按：目夷子，乃“宋襄公兄子”。清代著名学者梁玉绳说：封在“目夷”故称目夷子。由此可知，“目夷”原来是个地方的名称。《史记·殷本纪》里有这方面的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大家知道，契是商族的始祖，宋国是商族的后裔，“目夷”是商族所分封之小国，至周时成为宋国附庸或下邑。“目夷”到底在什么地方?根据历代学者考证，在今天的滕县。如晋代著名的《左传》专家杜预在襄公四年条下注日：“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国名纪》也说，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日：“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童先生说，“台”(骀)、“夷”字同音通假，可互相借用。《左传》里所记之“狐骀”，杜预说就是“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所编的《滕县志》说：“城东南十五里日‘狐台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日‘壶山，者，皆非也。……山南头名‘木时’者，疑亦‘目台’之讹也。”这对“目夷”之所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童书业先生考证：“目夷之名也称‘墨夷’。”《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宋襄公子(实为其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风俗通义》说：“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公子目夷即宋襄公之大司马。因封于“目夷”故称目夷子。目夷子死后葬于微山，其墓在微子墓附近。目夷子的后代即生息发展于“目夷”。童先生确认“墨子实目夷子后裔”。由此可知，墨翟当生于“目夷”，即今之滕县，应为滕县人。
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云：“滕盖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者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小邾地，西南‘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东北沸水，东南昌虑，皆邾地也……”古“目夷国”在小邾境内。周代的宋国是当时最大的封国。齐、鲁、卫、晋皆为侯爵，唯宋为公爵，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地近宋国的滕、薛、小邾等，皆为宋国之附庸。特别是小邾国，从夷父颜封于“郧”，改称小邾之日起，就臣服于宋。宋的首府，春秋期间曾迁到彭城(今徐州所在)，与滕、薛、小邾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小邾为宋所属，墨子为宋公族目夷子之后裔，说他是宋国人，名正言顺。后来宋国日益衰弱，小邾又臣服于鲁，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无不可。春秋战国之际，小邾为齐国所有，所以也可以说他是齐国人。总之，不管是宋国也好，鲁国也好，齐国也好，其具体地望都在当时的小邾国境内，也就是今天滕县境内。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今天枣庄市滕县人的主要理由。
墨老夫子，有家不能归已两千多年了。像他这样为劳动人民利益磨顶放踵，奔走呼号的老学者，我们应该请他回故乡安家落户。客寄异乡的游子，没有不怀念故乡的，墨子也不会例外。希望家乡父老请他老夫子回来吧!&&&
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墨子的里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为解决这个悬案，自1987年以来，我曾先后写过五篇论文(《墨子原为滕州人》，见1987年12月《枣庄日报》合订本；《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考》，见《滕县文史资料》第4期；《墨子里籍新探》，见《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关于墨子的几个问题》，见《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略论邾娄文化与儒墨》，见《文献》1989年第3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讨，所得的结论是：“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此说，曾通函请教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前辈，对此，他们深表赞同。不过，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某些被前人早已否定的说法，把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公认的“墨子为鲁国人”的说法也予否定了。我所考定的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是基于“墨子为鲁国人说”之上的。如“墨子为鲁国人说”被否定，我所得的结论，也将失去一个重要依据。为了让学术界知我所提出结论为可信，特对“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再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在此，先将关于墨子里籍的几种说法，作一简略的分析，就正于方家。
一、墨子为外国人说。本世纪20年代末，胡怀琛、卫聚贤等人，曾提出“墨子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胡怀琛：《墨子为印度人辩》，《东方杂志》卷25；卫聚贤：《古史研究》，第2集)。此说一出，当时的学术界群起而攻之，将胡、卫等人的说法，斥之为“奇谈怪论”，予以彻底否定。现在很少有人相信此说了。
二、墨子为宋国人说。晚清以来的墨学专家，也多持否定态度。如梁启超所说：“宋人之说，因《史》、《汉》都说墨子尝为宋大夫，所以传误。据《公输篇》有‘归而过宋’一语，非宋人可证。”(梁启超：《墨子学案》)方授楚说：“‘归而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均见《公输篇》。而《鲁问篇》则言，‘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日过；日出而反；此均证墨子非宋人也。”(方授楚：《墨子源流》。)
三、墨子为楚之鲁阳说。按：此说乃毕沅、武亿误解《吕览》高诱注所致。孙诒让说：“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日：‘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梁启超说：“楚人之说，因墨子与鲁阳文君有关系，鲁阳，楚邑，疑他是鲁阳人。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又称：“墨子南游使卫。’若自鲁阳往卫，当云北游。……《吕氏春秋·慎大篇》云：‘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子墨子闻之，起自鲁，十日十夜至郢。’鲁阳距郢，不应如是其远。”(梁启超：《墨子学案》)张纯一说：“《公输篇》日：‘子墨子归而过宋，’其自楚归，明非楚人；曰过宋，明非宋人。”(张纯一：《墨子集解》附《墨子鲁人说》)再如《非攻》中篇记载墨子的话说“南者陈蔡”，若墨子是鲁阳人，当说“东有陈蔡”，不应云南。墨子止楚攻宋，若自鲁阳往，至当时郢都所在地宜城，只不过四五天的路程，何需十日?而回来的途中，也绝不会向鲁阳的东北方向，绕上一千多里的大拐弯，然后“过宋”，再回到鲁阳?显系不合情理。
四、墨子为鲁国人说。孙诒让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日：“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张纯一说：“孙说是也。兹更举证以实之。……非攻》中篇日：‘东方有莒国者，’莒在鲁东也。……《鲁问篇》：鲁君与墨子问答者再，设非鲁人，何不云游于鲁见鲁君耶?……《淮南子·泛论训》日：‘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凡此，皆足为墨子是鲁国人之确证。”(张纯一：《墨子集解》附《墨子鲁人说》)方授楚说：“除孙、张所举之外，墨子平日交接者如公输般辈，以鲁人为多，亦足为一旁证。然则墨子为鲁人则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矣!”(方授楚：《墨子源流》)
五、墨子为小邾国人。这是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探索，所获得的一个结论。有人或问：你前面说过，自晚清以来，所有精研墨学的学者，无不同声说墨子为鲁国人，而你却说“墨子为小邾国人”，岂不有悖于以上墨学大师们的说法吗?其实不然，我的说法，基本上是建筑在“墨子为鲁国人说”的基础之上的。为使读者知我说为可信，谨将我的根据和理由陈述如下：
第一，先从墨子的身世来看。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说：“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这说明墨子的祖先原为殷人。童书业先生说：“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氏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里说：“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认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广韵·六指》“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按：公子目夷，据顾、童两先生考证，乃宋襄公之兄的长子，(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见《古史辨》第7册下编)因封于“目夷”，名目夷子。
“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的《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目：“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国名纪》在商氏后“目夷”条下记日：“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在古代，狐与目、化、货等同音。台、骀、胎、与夷同音。同音字可互为通假，所以杜预肯定地认为“狐骀”就是滕东南的“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所编的《滕县志》说：“‘狐台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日‘壶山’者，皆非也。……今山南头名‘木时’者，疑亦‘目台’之讹也。”童书业先生在《目夷亭辨》一文里曾确认：“目夷亭就在今滕县境内。”王献唐先生也说：“滕东有木台，亦即墨胎。”(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
&“目夷”，原为商王朝所建的同姓小方国，如《史记·殷本纪》所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目夷”入周后，即并为小邾娄国(亦名郧国)的“滥邑”了。
公子目夷，就封于“目夷”，死后葬于“目夷”附近的微山(解放前属滕县，今为微山县)，其墓在微子墓侧，目前尚存有宋代石刻可证。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而“墨子实目夷后裔”(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因此说，墨子应为小邾娄国境内“滥邑”人。
《左传》载，昭公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自此之后，“滥”就成为鲁国的下邑，如说墨子是“鲁国人”，自然是完全可以的。因为邾国及其“滥邑”，均在今山东滕州境内，所以说“墨子应为今之滕州人”。
但是，在我国的古书中，也有说墨子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的。如《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子，孤竹君子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子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传》“索隐”亦引应劭的话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胎氏。”童书业先生对以上说法，曾坚决予以否定。他说：“《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宋公子目夷让国事之传讹。”(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顾颉刚先生说：“《左传》僖公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见《古史辨》第7册下编)
杨向奎先生说：“‘目夷"也作‘墨夷’，而‘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因之，我颇疑‘墨翟’即‘目夷’的别写。”笔者认为：公子目夷实为第一代目夷子，而墨子可能就是出生于小邾国的末代目夷子。&&&
第二，再从墨子思想学术的渊源上来看。我们认为：墨子的学说，只能是“邾娄文化”区的产物。因为这个地区物产丰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而且文化也较其他地区先进，具备培育杰出人才的各种客观条件。
下面兹将这一文化区的情况作一简略介绍。先说说什么是“邾娄文化”?以及它与墨子又有什么关系?王献唐先生说：“‘邾娄文化’，实为炎族文化；因为黄族称处于东方的炎族为东夷，所以也叫东夷文化。”“东夷文化，为什么又叫邾娄文化呢?主要是因为东方炎族的语言音调如邾娄，所以黄族呼东方夷人为邾娄，称东夷文化为‘邾娄文化’”(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对于这个问题，王献唐先生曾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夷隶脂部，古读如侧，为最初之本音。”又说：“夷人发音何以如侧?侧即邾也。邾读若邹，邾、侧一音之转，炎族语音邾娄，因称其族日邾。邾又转为夷，亦称其族日夷。夷即邾，邾亦即夷，族同名同，……凡以邾娄名地者，犹以夷名地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邾娄原为东夷人的诨号，诨号积久，遂成正名。”(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
王先生继续说，“东夷或邾娄都居于何地?《说文》谓：‘夷，东方之人也’”，“山东各处即古夷地，邾在滕县，莒在莒州，若牟、若介、若蜗夷，俱属东境；……规之中原方位，皆东夷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大而言之，南起闽越，北到朝鲜，沿海一带地区，皆古代夷人所居之地，在诸夷中，人口最集中而经济、文化又最发达的首以三邾为代表。三邾在商代原为一个国家。如《公羊传》唐徐彦疏谓：“《公羊传》以邾娄为大国，仅次于齐、鲁。”周族灭商后，遂将邾娄国分而为三：即邾、小邾和滥。邾“在今邹县中部、南部、济宁东境、滕县北境，东、西、北三面界鲁”(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小邾(郳)，在滕县东北至东南一带，今滕县治即为邾际，东北之漷水，东南之昌虑，皆邾地也。”(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滥城在滕县东南六十里陶山北，周十余里许。”(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
三邾地区，地处泗水两岸，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光照时间适度，水陆交通特别方便。所以自唐、虞、三代以来，其经济、文化就领先于其他各族。人周之后，又一直是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三邾“土著人民，乃炎帝神农之后，当时所谓东夷者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其民彬彬礼让，文质相宜，……知古代东方土著民族，敦厚和平。其气度风范，黄族虽以异族嫉视，鄙为东夷，然终以良心上之驱使，不能不日‘有君子国’、‘其俗仁也’。他方之人各有贬词，独于东夷无异言，以礼让称之，以仁人称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方‘有君子之国’，其俗衣冠带剑……。”《海外东经》也说：“其人好让不争。”史称此地“其俗尊天、敬祖、重鬼神、尚祝由，与物无竞”。(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
前面已经说过邾即夷，而“夷、仁一字，因又以仁为夷，仁之别体作※。”(王献唐：《炎黄民族文化考》)按：“仁”即“夷”之借字，“夷”古作“屋”，与“仁”形音并近。《孟子·尽心上》说：“仁者，人也。”《春秋繁露》也说：“仁之为言，人也。”由此可见，古之“仁学”，实即“人学”或“夷学”。“夷邾一事”，所谓“仁学”、“人学”、“夷学”，也就是“邾娄之学”。王献唐先生说：“邾娄之学为儒墨两家所自出。”又说，儒墨两家，“俱讲礼修让，称仁义，说君子，衣冠带剑，正夷仁之流风遗俗。”再说：“儒之词，即原于邾娄之娄。”最早的鲁文化，也是由邾娄文化孳乳出来的。“鲁为娄转，因娄得名。”古人常说“邹鲁”而不说“鲁邹”，主要是由于“邾娄文化”不仅早于鲁文化，而且也比鲁文化先进。在孔子眼里尚如是观，如他称“野人”(即邾娄人)为“先进”，称“九夷”为“君子”等皆是。
如我们将墨子的学说与“邾娄文化”相比，不难看出，墨子的思想，无一不是在继承“邾娄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尧、舜、禹、汤、管、晏以及孔子的思想发展而成的。故史称孔墨俱道尧舜，俱谈《诗》、《书》与《春秋》。秦汉时代的学者，认为孔墨是同源而异流，而又殊途同归的。如孔墨俱崇实际，俱贵人事，俱主有为，俱以止战、息兵、安民为目的，以力行为手段。他们利人济世的精神完全一致，所以唐代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孔墨两家都是古代东方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如果他们不成长在重仁义、讲伦理的“邹鲁文化”地区，就很难培养出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特色的孔墨思想，因为当时的其他文化区，尚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条件。就拿当时比较好的“荆楚文化”区的情况来说，也很难办到。因为“荆楚文化”是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型文化，此地的人们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对人伦日用、政治生活常抱以轻蔑的态度。楚狂、接舆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十分向往于“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生活；而又非常崇尚自然，对自然万物歌颂备至；“其文汪洋劈阖，仪态万状”。在政治上，主张“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怎能会产生“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思想家呢?再说“燕晋文化”区，也同样办不到。主要的是由于燕晋当时正处于四战之地：东有齐，西有秦，南有荆楚，北有匈奴。为了在激烈的斗争中求生存，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狠下功夫，因而就产生了一大批像吴起、商鞅、韩非一类的法家，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赵武灵王一类的改革家，荆轲、聂政一类的刺客以及一大批军事家等。他们“重君而轻民”，“重死而轻生”，“衽金革，死而无厌”，所以史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实难培养出“重民而轻君”和“崇高正直与利他”的墨家思想。西方的“戎秦文化”更不可能，因为“戎秦文化”是“轻王而重霸”，“贵权顺，高诈力”，“重耕战，轻德义”的。如司马迁所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年表序》)。此地培养出来的人才，怎能会讲“兼爱”、“非攻”和“爱人如己”呢?
综观当时各地的情况，我认为，只有在邾娄或邹鲁文化区里，才能培养出讲道德、说仁义、重伦理关系的孔、墨一类的思想家。这是历史已证明了的事实。
第三，从科技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如墨子不生长在三邾地区，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们一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文史哲》，1989年第1期)由此可知，墨子的成就已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如果他不生长于处在国际先进地位的科学之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王献唐先生一再指出，春秋战国之间，科技最先进的地区首推三邾，因为这里自古就有“邾娄百工”之乡的称号。齐思和、王献唐等先生都曾说过，我国古代先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器物，并非黄帝和他的臣下所创制，考其史实应该说很多都为邹鲁地区的先民首先发明的。何以知之?王献唐先生说：“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今以此秘钥求典章文物，其出于炎族者，皆可以邾娄一词得之。”(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举例以证，古代最早穿的鞋子名之日“屦”。“屦”者，娄也，知源于邾娄。人们最早用的筷子叫“箸”，盛筷子的器具叫“箸篓”，均为邾娄人最先使用的器物。人住的屋，从尸(夷)从至(朱)，也原于邾娄。“庐”、“娄”同纽，字由娄转，亦出于邾娄之族。《说文》谓：“楼，重屋也。”楼从娄声，知为邾娄人所造。再如冶炼金属用的“炉”，农业生产用的锄、镬、耧、锹以及刻物用的镂刀等，皆是以族名而名物的。以上所说的器物名字，不是邾，就是娄，王献唐先生认为都是邾娄族的产物。在这些器物中，最重要的是“舟”、“车”等交通工具，经考证，也为三邾地区的先民首先发明的。王先生说：“船亦出朱，古言舟，今言船。……‘汉律名船，方长为舳舻。’舳舻即邾娄。邾娄可单名邾，故船亦称俞、称舟，又可连名邾娄，故船亦称舳舻。此尤制出炎族之铁证。”(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我国最早的“车”(音同朱)，相传是奚仲和他的儿子吉光共同发明的。他们父子也是邾娄族的后裔。在古代来说，制造舟、车，是一种极其繁难的尖端工业。如《考工记》所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如没有相当高的数学、力学、几何学、机械学的知识是制造不出来的。此地，既会造“舟”，又会造“车”，说明这里在科技工业方面是具有领先地位的。一直到今天，“奚仲造车处”和奚仲墓的遗址，尚保存在滕州境内，距墨子的故里“目夷”不过十多里。墨子自幼就是在这样先进的文化科技之乡，接受多方面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与墨子同时代而年龄稍长的公输般，也成长于邾娄国北端的“卞山”脚下。他们两人，都是由“邾娄文化”培养成为能工巧匠和杰出的科学家的。方授楚说：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明乎此种环境关系，则鲁为儒术最盛之邦，又为墨学渊源之地；以技巧言，输之攻，墨之守，乃同出于鲁人；庶可恍然知其故矣。”(王子襄：《泗志钩沉》)当时的楚、越、齐、晋四个大国的工业水平，尚落后于邹鲁地区。《左传》成公二年，楚国兴兵侵鲁，将鲁国战败，一次就向鲁国要走三百多名技术工人，足见楚国缺乏科技人才。再说，如楚国不缺乏高科技人才，就不会不远千里到鲁国聘请公输般。当时的晋国，就连日用玩好等工业产品，也靠鲁国源源供给。齐、越两国，也常到此地招聘工匠。这都说明，当时的几个大国，都还不具备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条件。因此说，墨子和公输般，只能产生于“邹鲁地区”。
&&&&&&&第四，再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上来看。《庄子·天下篇》说，墨者“以跂※为服”。按跂原为屐，亦从夷(尸)而来，可知它为邾娄族所制。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里之服，以证从夷之谊。三邾地区，自古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这里的居民，把“玄鸟”视如祖先。墨子之所以以“翟”为名，就是因为“翟”(亦名天翟)，乃凤凰的别名，而凤凰又为“玄鸟”衍化而来。墨子用“翟”为名，以示不忘所出，也可证明他乃小邾国的遗民。
另外，在今之滕州境内，尚有不少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除前面说的“目夷子墓”之外，尚有位于小邾国北境的“染山”，相传就是由墨子曾在此“叹染丝”而得名的。滕州东南四十多里处，乃古“目夷国”所在地，那里尚有不少迹象可寻。如木石(台)镇附近，还有东台(夷)、西台(夷)、南台(夷)、化石(台)沟等自然村。此地还有“目台山”、“目夷亭”以及“沂(夷)河”等。近几年出土的铜器有目夷戈等器物。古人常以地名命人名，反过来，又以人名命地名。在古代，“目夷”与“墨翟”为同音词，并可互为通假。由此看来，滕州正是墨翟的故乡无疑。
墨子里籍新探
墨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学说在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派“显学”，由于受秦始皇的压制，在秦代即沦为绝学，“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史记》捃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略》)甚至说，就连他是何许人也，也没有搞清楚。西汉以来，人们多根据司马迁所说的“盖墨翟，宋之大夫”(《史记·孟荀列传》)这样一句话，遂以为他是“宋国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墨子名翟，鲁人也。”此“鲁”是指鲁阳，春秋时属楚(今在河南南阳)。但与墨子同时而且曾互相答问的
鲁阳文君却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可见，墨子并非鲁阳人。高诱之说已为历代学者所否定。到了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就今存《墨子》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认为墨子为“鲁国人”。孙氏的考证，曾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似已成定论。孰料，本世纪20年代末，忽然有人提出：墨子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的高僧。对这一奇谈怪论，当时杨宽先生曾撰专文予以驳正。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再相信这种说法。解放后，又有人说，墨子是“齐国人”。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墨子到底是哪里人呢?根据我们占有的资料来看，墨子确确实实应该是古代“小邾国人”，即今之山东滕州市人。在此，谨将我们的根据简略论述如下：
50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童书业先生曾对我说：“抗战前，我到过你们滕县，调查与目夷亭有关的问题，……我认为墨子与目夷有关，他应该是你们滕县人。”我听先生说我们家乡曾出过这样一位大贤人，深以为荣，高兴之余，遂查阅了童先生自30年代起所写的有关墨子的一些文章。童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氏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顾颉刚先生也说：“近人以墨姓不多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古史辨》第7册)按：《广韵六脂》“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
但是，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说墨子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的。如《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篡》说：“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子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氏”。童先生坚决否定这个说法，认为：“《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宋公子目夷让国事之传讹。”(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顾颉刚先生说：“《左传》僖公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史学集刊》，1936年第1期；《古史辨》第7册。)
由以上所述，还可以看出，“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原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如《史记·殷本纪》所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的《春秋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日：“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国名纪》在商氏后有“目夷”条下记日：“今徐之滕东有目夷。”在古代，台、骀、胎、臺，均与夷同音，并互相通假。《左传》里所记载的“狐骀”，杜预肯定地认为就是滕东南的“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所编的《滕县志》说：“城东南十五里日‘狐骀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日‘壶山’，皆非也。……山南头名‘木石’者，疑亦‘目台’之讹也”。童书业先生在《目夷亭辨》一文里曾确认：“目夷亭就在今天的滕县”。王献唐先生也说：“滕东有木台，亦即墨胎。”(《炎黄氏族文化考》，334页)
“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245页)《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说：“宋襄公子(实为其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风俗通义》说：“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目夷子即封于“目夷”的宋国大司马。目夷子死后，葬于距“目夷”较近的微山(解放前属滕县，今为微山县)，其墓即在微子墓附近。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繁衍于“目夷”，而“墨子实目夷子后裔”，可知墨子也生长于“目夷”。当时的“目夷”，已为小邾国的领土，因此说，墨子应为小邾国人。
王献唐先生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说，墨氏本出于炎族，由于“炎族的语言尾声多邾娄音，所以黄族称炎族日邾娄，急读合音为邾或邹。邾又转为夷，所以《春秋》称邾皆为夷。”(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2页)“夷邾一事，以夷名地，犹以邾名地也。”(同上，第84页)所以说炎族即称夷，又名邾娄。“炎族后裔有黑氏，有墨氏”，“墨木双声有木台”。(同上，第116页)木台在滕东，知墨氏后裔当生息发展于此。如墨子为这支墨氏的后裔，也应为古代小邾国人。
明代万历本《滕县志》说：“滕盖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者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邾国地，而‘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东北之漷水，东南之昌虑，皆邾地也。”西周灭商后，将商族后裔微子封于宋，将以上小国均划为宋国的附庸。一直到春秋晚期，宋国的几仲还说：“滕、薛、郳，吾役也。”(《左传》定公元年)小邾国，从夷父颜封其子友于郳，改称“小邾娄”或“小邾子”之日起，就臣服于宋。所以宋能将他的大司马封于小邾境内的“目夷”。至战国初，宋国把它的首府迁到彭城(今之徐州市)与滕、薛、小邾成为近邻，以上小国，更无法摆脱宋国的控制。特别是小邾国，一直老老实实地受宋国的统治。生长于小邾国的墨子，自然应为“宋国人”。起初，宋国为周王朝治下的唯一的公国(齐、鲁、燕、晋、郑、卫皆侯国)，时有泱泱大国之风，后来日趋衰弱，对附庸已无力保护。
&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即为鲁国占有，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是完全可以的。到了战国初年，小邾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而也可说他是“齐国人”。总之，不论说他是“宋国人”、“鲁国人”，还是“齐国人”，其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境内。这就是我们说他是古代小邾国人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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