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石头人肉加ap辅助怎么出装？_百度知道
lol石头人肉加ap辅助怎么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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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冥火之间选，这个一般半肉AP必出；4一般面具的话没什么必要，不然出个法穿鞋，关键是他的减CD；6其它的出个沙漏（加护甲配合W主动加成和E的伤害，且120法强），因为其法强加的不高，可以大幅提高伤害；8看对面也可以出个蓝盾，AP不出这个对不起人，这个装备的被动对石头也没多大意义，蓝盾，才50，加45魔抗和减附近敌方20魔抗，而且升级有回血和回蓝BUFF；7或者出个振奋盔甲，减魔抗这个BUFF保证了输出3；5第四个是冰杖，石头AP毕竟靠开大爆发输出，关键是加了100法强；如果比较顺的话一定要出个帽子，沙漏，保证了肉，），而且血量值加的也不高；9最后如果对自己手速有信心的话出个冥火前三个一般和帽子都要出最后两件在冰杖；2然后是深渊之杖，消耗不怎么强，毕竟要看对面阵容；如果对面控比较多的话建议魔抗鞋，新版本的 冰杖血量值400血加的比较多1首先时光之杖（450血很爽的20分钟加到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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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合格的辅助去肉或输出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考虑中牧民+小眼石然后冰拳再把小牧民和眼石升级前期不猛扔石头带山岳更好但肯定都是中工资中眼石再看情况补护甲魔抗
石头人有2种不错的路线，首发日炎（肉）或者首发提亚马特（AD）。出日炎的石头人能在技能释放之后只要能呆在对方身边就有伤害，不至于出现无大招之后被人无视的情况。护甲和生命值也能极大的提高石头人的生存能力。同时出日炎也能让你更好的补刀。而出提亚马特的石头人能够通过平A来对对方进行持续输出。而提亚马特溅射的范围也比石头人的W宽太多，出一个就能更好的发挥随缘补刀法。
日炎+时光，有物抗有血有蓝，布甲鞋或者水银鞋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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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唯一拿人肉当军粮的恐怖部队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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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搞清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很清楚黄巢是怎么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了。他把人抓来，活生生地放入石臼里，然后像舂米一样，用巨碓把人碾成肉泥，来填饱士兵们的肚子。中原，是西周的王畿之地和其宗室诸侯的分封地，故而古时相对于四周边疆及蛮荒...
　　搞清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很清楚黄巢是怎么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了。他把人抓来，活生生地放入石臼里，然后像舂米一样，用巨碓把人碾成肉泥，来填饱士兵们的肚子。
　　中原，是西周的王畿之地和其宗室诸侯的分封地，故而古时相对于四周边疆及蛮荒之地称其为“中原”，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南全境、河北、山西的北部、山东的西部、陕西的东部。文章链接:http://www.xinwenge.net/qiwenqushi/yishi/f75fa070.html
　　中原大地地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然而，上天在赐给这片土地美丽富饶的同时，似乎并没有赐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多少安居乐业的时间，翻烂整部中国战争史，也很难找出一次与这片土地无关的大规模战争。
　　黄巢于中和三年四月撤出长安后，率部出蓝田入商洛山，又把战火重新烧回这片美丽富饶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为先锋进攻蔡州，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后投降齐军，孟楷随即由蔡州移师转攻陈州(今河南淮阳)。
　　当时的陈州刺史赵犨是唐朝的著名将领，自其祖父开始四代担任忠武军的牙将，其本人先后多次参加过围剿黄巢起义的战斗，可以说是大齐军队的夙敌。
　　赵犨担任陈州刺史是在黄巢攻陷长安后，在他刚上任时就对部下说过:“黄巢如果不死在长安，就必定要向东走，陈州是他必经之路，不可不早做提防。”
　　看得出来，他在刚上任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黄巢的失败，并且能够根据这个大胆的预见而进行相应的部署，相比于当时那些庸庸碌碌的唐朝将领们，其战略眼光还是极具超前意识的。
　　当孟楷刚刚进入陈州境内，赵犨趁其不备，果断出击，对其军队发起猛攻，将齐军杀得大败，孟楷被俘，赵犨为表示与黄巢绝不妥协的决心，命人将孟楷斩首。
　　孟楷是最早追随黄巢起义的重要将领，素为黄巢宠信，他的死使黄巢异常悲愤，立即与秦宗权合兵一处将陈州团团围住，并“掘堑五重，百道攻之”，大有不拿下陈州决不罢休之势。
　　但是，在赵犨刚任刺史之时，就已经对此有所防范，所以在他继任之后，就一直不断地修筑城堑，积蓄粮草，缮治兵器，又在黄巢到来之前，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将方圆六十里内的居民统统迁入城中。
　　同时募集大批勇士，由赵犨的弟弟和儿子分头统领，加固城防。可以说，赵犨对陈州保卫战的准备工作组织得是非常细致和到位的，也使黄巢对陈州的攻势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本来在这段时间内，战争局势对黄巢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他虽然丢掉了长安，但兵力上没受到多大的损失，而且来到中原后，又在兵源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充，粮食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更重要的是，唐朝方面由于收复了长安，从上到下都舒了一口气，并没有及时地组织兵力对他进行追击。而在长安与他作战的那些主要将领，都因为在收复了长安之后忙于进行政治分赃而各回本镇。
　　这样一来就分散了兵力，难以组织起对他的有效攻击，所以给了黄巢一个极好的自由发展空间。如果黄巢能抓住这个机会做大做强，那么他造反的前途仍然还是大有可为的。
　　但我们黄巢大哥的脾气是很大的，见自己带着几十万大军，却连一座小小的陈州都攻不下来，非常生气，干脆在陈州城下扎起营寨不走了，大有不破陈州誓不罢休的气势。
　　而且黄巢是在长安做过皇帝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倒驴不倒架，竟然在陈州城下建起一座类似于皇宫的“八仙营”，并设置了百官曹属，重新又过了一回皇帝瘾。
　　结果，黄巢围困陈州长达三百多天，却始终没能将陈州攻破，在这里，黄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等于是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也从而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结局对于唐朝末年那些苦难深重的人们来说似乎更好一些，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本身就像是在做着一场噩梦，如果再让黄巢这样一个极度疯狂的人领着几十万疯狂的军队一直存在下去的话，那么，沉睡在这场噩梦之中的人们岂不是永远也不会有醒来的一天?
　　此时的黄巢无疑已经疯了。说他疯了并不是指他思维混乱、语无伦次……那只不过是一般人疯了以后的表现方式。但黄巢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掌握着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一个尚未解体的政权领袖，像这样一个人如果疯了，其产生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黄巢在陈州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唐朝军队的进攻，而是没有粮食。他刚刚在唐军的进攻下撤出长安，不可能带有多少粮食。赵犨在他到来之前就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也没有给他留下粮食。
　　而他手上有着一支几十万的大军，这支军队人吃马嚼，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可是这里没有粮食，那么他们吃什么?黄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吃人。
　　“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
　　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
　　下面介绍几个名词。
　　舂:把东西放在石臼里去壳或捣碎。
　　臼: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制成，中部凹下。
　　碓:舂米用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装有一块圆形的石头，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就会连续起落，去掉石臼中糙米的皮。
　　搞清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很清楚黄巢是怎么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了。他把人抓来，活生生地放入石臼里，然后像舂米一样，用巨碓把人碾成肉泥，来填饱士兵们的肚子。
　　在围困陈州的三百多个日夜里，黄巢动用了数百个这样的巨型杀人机器，同时开工，流水作业，日夜不停。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间碾为肉糜。
　　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为扩大原料供应来源，又“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在黄巢围困陈州期间，到底有多少无辜百姓在这间人肉工厂中变成“食品”已经无法统计，但是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平均每名死难者去掉身上不能吃的部分如毛发(不去骨头)可出一百斤肉，每名士兵每天吃三斤肉，那么在三百天内仅一名士兵就要吃掉九个人。
　　如果把士兵的口粮减半，再假设有一半的时间士兵不吃人，那么每一名士兵还要吃掉两到三个人。黄巢从长安出来时带了十五万军队，招降秦宗权后又得兵数万，再加上沿途投军的，总兵力应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之间，可以想象，在这期间又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活生生吃掉?
　　这一切，并非来自于恐怖小说，而是发生于现实生活中不容置疑的事情。黄巢在这个当年使孔子受困的地方，亲手导演了一幕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间惨剧，其规模之大，手段之卑劣，足以让从古至今，全世界最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也感到羞愧。
　　好在历史是不会给这样的人多少时间来危害社会的，黄巢的行为虽然恐怖，但还没有能够吓倒陈州的守军，反而更加激起了守城军队的斗志，在顶过了敌人一轮一轮疯狂的进攻后，他们终于盼到了自己的救兵。
　　残忍!张献忠奸淫美女后杀死煮熟食用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龟鉴》)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张献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两个月后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使人匪夷所思的是张献忠的自毁自杀行为。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待到后来，他越是军事失败，越是心情焦虑，而大杀自家兵士。据《蜀难叙略》上说，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张献忠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张献忠一再称梦中得天启，上帝赐天书命他杀罪人。《蜀难叙略》记载，“逆尝向天诅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又每于随身夹袋中取书册方二三寸许，屏人检阅，然逆初不识字，不知何故。”因此他杀人是负有神圣使命感的，有点像当今以真主名义杀人的恐怖分子，且还要装神弄鬼，谎言欺人。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
　　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中国最早的“猎头族”：吃人还是复仇?
　　看好莱坞电影，常有描绘遥远丛林中惊悚刺激的“猎头族”的场景。在一些早期探险家的记录中，“猎头族”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一般大家总觉得这种神秘族群离我们很遥远，但一些考古发现似乎却在说明：“猎头族”在岭南大地上，曾经存在过。
　　猎头习俗曾经很普遍
　　猎头习俗一般被发现存在于一些原始社会末期的部族当中，人们在血族复仇与掠夺战争中，猎取敌人的首级，并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加以顶礼膜拜，以达到风调雨顺、保佑平安的目的。很多部族的战士们还认为，通过猎头及进行相应的仪式，死者的力量和勇气会被吸收进自己的体内，使自己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猎头的习俗分布范围很广，仅从中国的范围来看，从古代的僚人、乌浒人、滇人到近代的佤族、黎族、台湾高山族、傈僳族等，都曾有过猎头的习俗。
　　但在更高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中猎头也可能存在，如南美的早期印第安社会中，以及中国的商周时期。而且与史前的猎头族不同的是，进入文明时期的猎头，常常是通过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抓获的战俘大多用于祭祀活动。
　　大量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猎头习俗的普遍存在，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中，这种踪迹时常发现。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一房址内发现有一个人头骨，湖北桂花树一墓葬内，在随葬陶器当中也有一个人头骨，青海岳都柳弯一墓葬里，女主人身下同样随葬着一个人头，在河北、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墓葬内，随葬有多个人头骨，女性头骨均有剥头皮的迹象。此外，云南、浙江等地的古代墓葬中，也时有发现一些无头墓葬。很多死者似乎并非正常死亡，因此被研究者推测正是猎头习俗盛行的标志。作为战争胜利品的标志物还包括耳朵、手、头皮、头盖骨等。
　　很多猎头勇士最终的结局也是成为他人猎头的对象。很多部族习惯认为，越是杰出人物和陌生人，在被猎头后的巫术力量就越大。
　　商周之后，猎头的习俗逐渐消失，但“斩首”的数量，仍常被视为军功的标志。
　　古代猎头或为祈求丰收
　　那么中国最早的“猎头族”是否源于复仇呢?一些专家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有关猎首的最早古文献中，所记录猎首祭祀的对象，是明确指向“田神”的。如三国时期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交广之界……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这无疑给今人一个启示：猎首产生的最早原因是为了“祭田神”。
　　根据人类学者李果的说法，猎首“祭田神”，即所谓“祭谷”、“祈丰”的习俗在近代中国范围内仍能观察到。如，佤族和高山族外出猎首的时间，一般都是每年的谷物播种或收获时节，或者是在作物歉收的时候。早年一些南方民族在下种前，常把种子拿到祭人头的地方去祭过，并掺上一些祭人头的灰土，相信这样可以保佑谷子长得好。猎回人头后，往往插在屋外的竹竿上，人头下面放一箩火炭，让人头的血滴在炭上，然后将炭灰分给全村各户，撒播于田中。即使在猎头习俗已经式微之后，台湾的泰雅族人仍在收获之后集合于祭场祭献新谷。壮丁会从山上砍下芭蕉树头，刻上眼耳鼻口等，做成人头形状，接受献祭。
　　从目前考古资料所见，中国境内似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出现的猎首习俗遗迹最早，也最集中，如河姆渡文化等。有可能，这里也是中国猎首习俗起源最早的地点。
　　那么，重新回到人首柱形器上来。研究者发现，在有关的猎首祭祀活动中，将人头置于柱体顶端的做法，是最具特征的。台湾泰雅人将人头猎回后制作招魂竿，人头置于木柱顶端;邹族将酒洒在人头嘴上，将长竹竿的上端分开为三叉，挟人头于其间，树立在树下，要到第二年才能换下。云南一些地方的佤族人和马来西亚的猎首民族都有将木桩顶端雕刻成人头像的做法。这些都与人首柱形器非常类似，可以说，人首柱形器正是这种标志物的模写。
　　在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提筒上，镌刻着头戴羽饰的武士提着敌人人头的图像。从时间上来说，西汉时期南越一带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猎头习俗逐渐消亡。但显然，这种根深蒂固的习俗，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人首柱形器——最神秘的岭南青铜器
　　1962年8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清远三坑马头岗清理1号东周墓时，发现一件特殊的随葬品——这件青铜器由青铜立柱和青铜人首两个部分组成，通高35厘米，其中人首高11厘米。这件器物就是广东考古发现史上首件被称之为“人首柱形器”的青铜制品。这以后，这种特殊器形在广东地区的春秋战国墓里发现多件，在广西同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但出了岭南地界，就不见踪影。专家们认为，它是最具岭南特色的青铜器。
　　罗定市博物馆研究员陈大远详细描绘了一次人首柱形器的发现，指出在罗定背夫山墓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两两配对放置，前后两对相距2.8米，每对两柱之间相距25厘米，而且前后两对的大小尺寸略有差异。出土时4件均竖立放置”，“在两端人首柱外均放一石块用作摆放祭品”，推断“人首柱可能就是巫师用来镇墓压邪的法器”。并且根据考古发现，岭南秦汉以后墓葬无此葬俗。
　　陈大远认为，中原礼制文化进入岭南后，岭南部族受到其影响，部分接受了礼制文化，但也不是全盘接受，仍保留有不少越族的民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岭南神器——人首柱”。
　　岭南青铜人首柱形器集中在西江流域的大中型墓中，迄今已经出土数十件之多。关于它的含义和用途，专家们歧见纷呈，至今尚无定论。
　　人首柱形器是猎头习俗的象征物
　　多数专家都认为，人首柱形器与历史上的“猎头习俗”有关联。曾发掘罗定背夫山墓的广东省考古所专家邱立诚认为：“人首柱虽是猎头习俗的一种反映，但同时也是当地土著人埋葬习俗中存在的等级观念的显示，应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因为在墓葬中都是一组4件，而且是墓葬规模为大中型的才有这类人首柱形器，在广宁铜鼓岗，封开利羊墩这些墓群中并不曾有人首柱形器，凡是出人首柱形器的墓，周围并不见有大批墓葬，可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这种葬礼，因此推测，这种可安装于它物之上的器具，当系较有身份的部落头人或部族酋长，方国贵族所拥有。平时作象征权杖之物，死后则作为殡葬祭器，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
　　还有专家进一步补充说：它是一种被赋予特别内涵的随葬物——是当地流行的“猎头”风俗在器物和葬俗上的反映。从崇尚人头、猎头到将人头铸刻在器物上，说明它被赋予了某种原始宗教的神秘观念。
　　古籍载，古越人有猎头食人的风俗
　　无论人首柱形器与猎头风俗有无关联，学者蒋廷瑜指出，从古籍中，我们的确可以找到越人猎头食人风气的记载。如《墨子·鲁问》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楚辞·招魂》也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楚国之南即是岭南百越之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仍盛行猎头食人之风。
　　根据《南州异物志》等书的记载，到汉晋时期，生活在岭南的乌浒人还有猎头食人之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钦州风俗条也说：“僚子专欲吃人，得一人头，即得多妇。”乌浒和僚都是百越后裔，这种习俗是一脉相承的。“‘越人俗信鬼’，对死者进行祭祀要用猎获的人头。而用人头祭祀的永久化，就是用铜铸成祭祀人首插在棺架的立柱上。”
　　恶心慎入!前苏联大饥荒的恐怖人吃人
　　苏联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又是人类最先进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人民不仅享有最完全的民主，而且都能过上最满意 生活——上帝许诺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得以实现。
　　这招牌够吸引人的了，然而，事实上，挂羊头的，往往卖的是狗肉，就在苏联这样牛逼哄哄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且，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更为奇特的是：饥荒发生后，苏联当局却极力隐瞒欺骗人民，还一如既往地宣称自己国家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不仅作恶，而且伪善。
　　然而，历史真相终有明朗之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一九七三年前的档案曝光，这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四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
　　我们不妨做个这样的推算：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多万人(一九八九年统计为四千一百万;同期苏联人口二点二亿;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
　　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是怎么爆发的呢?
　　首先，是其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结果。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1930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
　　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
　　1930年的3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家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
　　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间，有七百万人死于饥荒，按人口的比例算，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饥荒的规模了。
　　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其次，斯大林政权的胡作非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
　　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真相处心积虑的隐瞒。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透过层层铁幕，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斯大林政权为了掩盖罪恶，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参观访问。
　　消费品官方接待，宴会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之前就已经安排的非常妥贴了，被欺骗的西方人就出来为斯大林政权说话。 曾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
　　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地发出质问“莫非他们是被什么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斯大林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
　　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斯大林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说得出来。纵观发生在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饥荒，前后经历了由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大饥荒，人为地阻隔灾区人与外界联系而加重灾难，制造假象欺骗世人掩盖罪恶，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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