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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保护传承和发展湖北武穴竹编产业
　　竹编&编&出高品质
　　地理标志保护传承和发展湖北武穴竹编产业
　　□ 李清武 本报记者 张 华
　　在长江之滨的武穴市兴章竹艺制品有限公司，推开一扇沉重的铁门，只见几排陈旧的平房&挤&在一个幽深的院子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武穴竹编诞生之地。
　　武穴，原称广济县，境内竹子资源丰富，竹编制品也极为流行。明清时期，竹编技艺发展迅速。武穴竹编经过历代艺人的努力，至明末清初具有了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其中，&竹艺之圣&章水泉便是武穴竹编的杰出代表人物。
　　据《广济县志》记载，章水泉生于1892年，因家境贫寒，未入学读书。父亲是一位竹器师傅，在武穴程祖街开办了一家以&章泰和&为牌号的竹器店，章水泉从小跟父亲做竹器，聪明伶俐、好学。他父亲仅能做以方竹椅为主的一般竹器，章水泉大胆创新，由原来单纯做竹椅家具，发展到竹器、竹编、竹雕共两百多个品种。他集明代传统竹器艺术之大成，制造出的工艺品端庄、典雅、大方。
　　1915年，章水泉制作的雕花小竹椅被民国政府选中，漂洋过海送到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俗称万国博览会）参展，获得金奖。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发现了武穴&章泰和&竹器，他对&章泰和&竹器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牢固而不显粗笨，精巧而不失单簿，富有装饰而不失繁琐&。章水泉由此被国内外知名人士称为&竹艺之圣&，武穴也因此而得&竹艺之乡&的美名。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武穴竹器厂传统的手工制作产品被改革大潮淹没。2009年，武穴市利用章水泉竹艺品牌和丰富的竹资源优势，组织了章水泉二、三代传人范道正、刘国安、甘建国等老艺人，利用武穴纸厂改制后闲置的厂房，创办了武穴市兴章竹艺制品有限公司，也开辟了武穴竹编新的发展之路。
　　短短几年，兴章竹艺制品有限公司一方面依靠章水泉三代传人，带徒传技，发展竹编、竹雕、竹器新工艺；另一方面发挥现代电气自动化作用，创出&广济天&系列竹艺新产品，占领市场。目前，该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竹艺专业设计师、省级工艺美术师和自主研发的各类竹艺产品加工设备，新开发竹器、竹雕、竹编3个系列300多个产品。其中，仿明清竹艺家具在国内独树一帜。
　　在生产车间，一个成型的原竹小挂匾《兰亭序》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整个牌匾造型新颖，古色古香，既显竹器艺术的精湛，又显文化底蕴，字迹雕刻巧夺天工，作品端庄、典雅、大方。据介绍，一个成型的章水泉竹艺品要经过蒸煮、炭化、低温烘干、雕刻、打磨、组装及上色等20余道工序。单品制作成型最短要9天，最长的要两个月。
　　2007年，&武穴竹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该公司产品作为湖北省非遗五件选送作品之一参展上海世博会。由范道正精心设计和雕刻出的和谐园图案竹器，被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誉为&神州竹器之秀&，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眼光。2011年，在江西宜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竹业博览会上，兴章公司技术攻关小组精心设计方案，由老艺人刘国安雕出的五层黄鹤楼和精心设计制作的茶桌、茶椅、茶具等系列竹器具，双双获得金奖。
　　为了保护武穴竹编特有的质量特色，推动武穴竹编产业的稳健发展，2011年，武穴市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2013年1月，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武穴竹编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在此过程中，武穴市充分发挥政府在武穴竹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的主导作用，成立武穴竹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公室，加强对武穴竹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制定了《武穴竹编产业发展规划》、《章水泉竹艺基本规范》、《武穴竹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从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加强了对武穴竹编的保护。
　　同时，武穴市不断培养武穴竹编的传承人，使武穴竹编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技术得以相传。该市组建武穴竹编行业管理协会，充分发挥专业组织在武穴竹编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培育以兴章竹艺制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生产加工企业，推行和完善&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市场开发&运营模式，确保武穴竹编原料、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落到实处。该市还制定和实施武穴竹编地方标准及相关配套标准，保证武穴竹编的品质和安全。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的技术力量联合，走出一条创新发展手工业的新道路。
　　此外，该市还大力宣传《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及有关政策，大力推进标准化管理，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要求，充分发挥该市生态、地理、土壤、气候等环境资源的优势，深入贯彻武穴竹编原材料种植标准、生产加工技术标准，让所有农户及生产加工企业坚持标准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加工，进一步把武穴竹编这一具有地域特色，惠农兴企的产业做大做强。
(文章来源：《中国质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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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之秀—武穴章水泉竹艺
章水泉第二代传人范道正在研究竹雕工艺。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与茅台同获金奖
周恩来总理赞美她“精巧而不失单薄”
章水泉竹艺，创始人是武穴市著名的民间竹艺大师章水泉，他的竹艺品以仿明清风格为主，迄今已拥有百余年历史。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发现了做工精美的章水泉竹器，被深深吸引。他高度赞美章水泉竹艺：“牢固而不显粗笨，精巧而不失单薄，富有装饰而不失繁琐”。
章水泉出生于1892年，自幼随父学习竹艺，在武穴程祖街开办一家“章太和竹器店”。章水泉集明代传统竹器艺术之大成，把制作木器家具工艺运用到竹器工艺制作上，拓宽竹器、竹编、竹雕共200多个竹艺品种。
1915年，他制作的雕花小竹椅被民国政府选中，漂洋过海送到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会参展，与茅台酒同获金奖，回国后当时的民国政府农商部也给予了奖励。
继“武穴竹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武穴竹编”最近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百年品牌走上复兴之路
19日，笔者走进章水泉竹艺制品生产企业——武穴市兴章竹艺制品有限公司。
章水泉竹艺继承人范道正带着我们参观了产品制作车间。车间虽然简陋，但20多位工匠干劲十足，丝毫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转移注意力。范道正说，集中精力是纯手工产品制作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工匠对每道工艺都追求精益求精，稍有不慎，整个作品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在生产车间，一个成型的原竹小挂匾《兰亭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整个牌匾造型新颖，古色古香，既显竹器艺术的精湛，又显文化底蕴，字迹雕刻巧夺天工，给人感觉作品端庄、典雅、大方。范道正介绍道，一个成型的章水泉竹艺品要经过蒸煮、碳化、低温烘干、雕刻、打磨、组装及上色等20余道工序。单品制作成型最短要9天，最长的要两个月。
在成品仓库，我们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竹艺品，其图案无不透着玲珑生命力，充分展示了竹子的自然、高雅之风。其功能性、牢固度均可同实木家具媲美。
上海世博会迎来世界目光
经过代代相传，百年章水泉竹艺品类已由原来单纯做竹椅家具，发展到竹器、竹编、竹雕共200多个品种。产品丰富，设计精巧，在追求原生态、低碳环保生活的人群中深受欢迎。
它既是产品，也可称为艺术品。2010年，章水泉竹艺作为湖北省非遗五件选送作品之一参展上海世博会。范道正精心设计和雕刻出的和谐园图案竹器，被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誉为“神州竹器之秀”，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眼光。
2011年，江西宜春第六届中国竹业博览会召开，兴章公司技术攻关小组精心设计方案，由老艺人刘国安执雕，采用清式现代竹艺仿古建筑，雕出五层黄鹤楼。还发挥年轻人敢想敢干的精神，精心设计出茶桌、茶椅、茶具等系列竹器具。两套竹器在这次博览会上双双获得金奖。
同年在浙江义乌举办的中国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本是一个对参展商收取高昂展位费的展会，但对章水泉竹艺免费提供展位。其提供的竹艺家具在这个博览会获得大会金奖。
章水泉竹艺期盼人才支撑
百年来，一次次国内外参展，只要出手，章水泉竹艺总能一次次地捧杯而归。
兴章竹艺负责人陈向阳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章水泉竹艺也曾辉煌过，但因继承人少、市场推广不力等原因，造成了章水泉竹艺几次沉浮。曾经做纸制品的他，联合刘国安、甘建国等老艺人，投资500万元引人才，购设备，租厂房，成立武穴市兴章竹艺有限公司，只为能将这一绝世竹艺发扬光大。
陈向阳、刘国安、甘建国三位的创业得到市里大力支持，市委书记吴美景、市长郝胜勇多次调研章水泉竹艺传承和发展工作，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成立了章水泉竹艺传承保护和发展研究会，成功将章水泉竹艺申报为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制定了《章水泉竹艺基本规范》等相关标准。
从2011年7月兴章竹艺起步，如今公司仿明清竹艺家具在国内独树一帜，其新、奇、特为消费者所喜爱。现在，他们已拥有自主研发的各类竹艺产品加工设备，在范道正等人的传授下，公司已培养了省级工艺美术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余人。公司生产的竹器、竹雕、竹编三个系列产品达450多种，远销美国、日本及东南亚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500多万元。
目前，兴章竹艺正与融园控股集团商谈合作扩大生产事宜。陈向阳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热爱这一传统工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共同把这一百年品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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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园区库[转载]朱葆和同志在三月三梅川文化庙会上的讲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民俗专家
各位领导、各位大师、各位贵宾：
市政协领导安排我这个年近古稀的退休老人，在这次全市第二届“梅川禅宗四祖文化庙会”期间，以“广济文化”为题作个讲座。接到通知后，我是受宠若惊，又大吃一惊，怎么“下雨冒带伞，淋到我头上”
。刚开始，我是再三推辞，为什么呢？
其一，“广济文化”这个题目，广而大，精而深。广济文化本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交炽，异彩分呈。广济文化定位又是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探讨，众说纷纭，无众望所归，令人信服的定论，目前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又如何下手，怎样开口呢？
其二，研究广济文化的学会，武穴现在有好几个，且成效显著，热衷广济文化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且成果丰硕，我对广济文化只是耳闻目睹，纯属感兴趣，没有进行系统，更谈不上全面的研究探讨，却来大谈广济文化，岂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
其三，我参加的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仅从民间文化这个层面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起保护、传承和推介作用。而在民间文化这块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的，是民协成员和广大民间文艺爱好者，我只是策划鼓动，情秉众长，担任总编角色。而且民间文化也只是广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海水一滴，我来谈广济文化，纯属小材大用，滥竽充数。
既然领导好心好意培养我大器晚成，将我推上广济文化的讲台，我只能选择知恩图报，将我平时耳闻目睹的、开会记录的、资料提供的、个人体会的东西，再来一次总编，权作引玉之砖。不妥之处，敬请大家体谅。
&武穴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北岸，辖8个镇、4个办事处。国土面积12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4733万公顷。年末总人口80.36万人。
据《湖北通志》记载，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立县。4000年前古“寻”国于夏初被灭国后，本境为寻人流亡生存蕃息地之一。周属六国之匡国，与东夷一体。《太平寰宇记》：“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亦在秦汉古番阳湖境内，属英布淮南、九江郡国立治之地。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北周灭北齐后，为庆祝统一长江以北，在改元年号“大象”同时，将寻阳县所领治长江以北的部份辖域为主，并割原蕲春县梅川上乡部份面积，设“永宁”新县，治梅川，以志天下“永宁”。永宁县立治，是寻阳县江北大部份面积与今武穴连为一体的确切时间。从此今武穴市地理位置与县域面积无大变动，因此，今武穴市是汉立寻阳县历史主体文化的继承者。公元742年由永宁更名为广济。本境梅川是佛教禅宗四祖道信降生地，永宁令司马申之子。四祖带领僧徒三千人垦山林建庙宇，推行“农禅并作”，是禅宗佛教中国化的创始人。自是本境庙宇多，佛教盛行，奉为“佛国”。公元742年，为六祖圆寂三十虚年，玄宗登基三十周年，在改年号为天宝元年的同时，撷佛教用语“法力广大，普济众生”炼“广济”两字，作敕封四祖降生地“佛国”永宁的新县名，以酬禅宗佛教对恢复与巩固“李唐”天下的功劳，并表明对佛教大力推崇的态度。这便是永宁改广济县名的由来。
而武穴地名的由来，也有近较长的历史。据《康熙丁未志》载，武穴，“或云汉以前为邬家阅，人极悍，有精兵，唐号武家阅”。又据《徐氏通谱》载：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有人主张把县治建在武家阅。当时县令徐成章认为：武家阅地临江浒，要建县治，必先筑城池以备不虞。因筑城池的开支太大，经济无法措集，是以未果。
从这个记载说明：“武家阅”之名，当出现在隋代“大业”之前。据何绍基《长江图说》载，“武穴古为大江九穴之一，故明代更名为武家穴，后演变为武穴。此外，武穴还有两个古名。古时，武穴是青林湖（今武山湖）注江之口，故武穴有青林口之称；又因古时青林口这段江称利水，《寰宇记》误将“利水”注作“刊水”，传之后世，故武穴又号“刊江”。这两个名称以前只见于古代地理书藉和地方志以及文人诗词中。现在虽用作街道名称，但原义鲜为人知。
武穴早在隋大业（公元605至617）之前（距今1400多年前）已初具城镇的雏形，因此隋大业间才有人主张在此建立县治。后来由于沧桑多变，到元之季世、沿江一带居民鲜少，斥卤沮洳，芦苇蓊翳。洪武初……次就开辟（见吴熊《青林堤记》）。此后，武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明弘治之前，就称武家穴市，并设有巡检司。
“弘治”是明孝宗朱樘的年号，（1488至1505）在武穴设巡检司。也只是承袭前朝的军事设置罢了。其实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相类似的机构。元“至元”十七年（1288）元世祖忽必烈时就已经看重了武穴军事要塞的地位，是年二月设武家穴水站驿传机构，后于泰定元年（1324）扩充编额，有提领2员、司吏2员、战船16只、站户28家，站户以自备船只传递公文。这28户站户应该可以说就是武穴老百姓，世代口口相传至今耳熟能详的“二十八家”的起源。陈淑先先生所撰（广济人民来自江西瓦砾坝）一文说：传武穴城区江边最早有24户邬姓船民定居。（地点古名乌石矶）。先民靠江吃江，最初就是一个渔村，故而此地汉代称为“邬家阅”以后演变成“武家阅”、“武家穴”再后的“武穴”，也就有了前后承袭的关系了。吾据世居武穴前辈贤能的指点，“二十八家”的具体位置在武穴下正街靠近正码头处（下庙以下）原棕绳社一片，这一带地势较高，凌突于江岸，据传正码头原为武穴临江城门，拱门上方原镌刻有“武穴镇”三字，武穴解放初城头上尚存有石板铺砌的平台，阔数方丈，临江一面还残存部份精致石材护栏。在台上依栏隔江南望，峰峦逶迤，青山葱翠；俯看江面帆影憧憧，涛拍岸。在此处迎送亲友，眺望轮船进港、靠泊、起航，实为市民纳凉观景的一处胜地。古时城头有一座飞檐古楼，古色古香，高昂兀立名曰“凌江楼”。夜分，楼上灯笼高挂，严然就是一座灯塔，江上行船，数十里外便可望此楼。
可惜此楼1938年日军进犯武穴时被日军炸毁，（幸尚存有照片可辨），武穴这一带江岸稳固，历千年未变，视野开阔，航道通畅，靠泊便利。并且水产资源丰富，渔汎有序。野生江鱼有鲢、鳙、鲤、鳝、鳗、鲟、鲶、、白等，诸多种类，儿时常见江边渔船成排，网罾成串，曾见起获的鲟鱼长达八尺，遇西风天气，江面白浪间，黑色江豚跃跃成群。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一江段是全长江自然鱼苗最佳捕涝区域。每年成鱼入海回游到峡江产卵繁殖，孵化后顺流而下边游边长，到这一江段正好长成集群适捞体形，上游太小，过此则自然散开不成群，所以这一带江边千百年来形成了“装捞”这种季节性的特殊行业。每年春讯，武穴到龙坪江畔捞网排排串串，小舢板穿梭其间，绵延数十里，邻近三省数县都到武穴挑鱼苗。并由此还衍生出武穴另一个特种行业的街道“油篓街”，专门制作挑渔苗用的竹丝编制、皮纸蒙糊，梓油涂粘成型最后外刷桐油防水，轻巧实用的鱼苗篓。自然孵化的鱼苗，抗病强，成长快，成鱼肉质口味都远优于人工孵化的鱼苗，这也是自古以来渔民聚居武穴的原因所在。
武穴、或云汉以前为“邬家阅”，唐称“武家阅”，至于定居这里的渔民到了隋唐时代是不是就变成以武姓为主，从而衍生成“武家阅”来，无从查考。世事越千年，武穴地区邬姓居民也不可能守业不变。据资料显示现在武穴全市邬姓居民共有8户11人，其中武穴城区3户。不过俗讹误成也是有可能的。利水误为刊水尚有之邬wu、武wu读音仅声调有别而矣，（说文）注：“晋大夫司马弥牟邑”，按，弥牟为邬大夫，见昭二十八年《左传·自召十十八年》，前此有邬臧，以邑为氏。戴先生曰：今山西汾州府介休县县东三十五里有故邬城，汉县也。其北魏之邬城，在今介休县东四十五里，俗讹武城。可见“邬”、“武”之误自古有之。
武家阅：浅解，明弘治前的“阅”含有兵营、检阅、阅兵、巡阅之意。那时的二十八家站户，其实就象古时屯田养兵的准军事性质的组织。只不过是以渔代耕的区别罢了。
古志云汉以前之邬家阅“人极悍，有精兵。”（汉时屯扎于武穴的精兵乃英布樊哙之兵），到现在演变精简为“武穴”二字，乍一听好象这里的人尚武、勇猛、彪悍。三国时，吴大将甘宁、字兴霸，投吴前，就是在武穴与富池这一带江上扯锦帆集众为盗，人呼其锦帆贼。徜以“人极悍，有精兵”来简释“武穴”之义确存偏颇。
《长江图说》谓武穴古为大江九穴之一。这个“穴”是指地理地形地而言。展开地图索寻其余之“穴”终难觅得，有关“穴”的地名康熙字典注【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仅此条与大江有关，现仍称“穴”的地名有“郝穴”——江陵县城关镇。另查列长江九穴十三口，九穴即采穴、杨林穴、宋穴、调弦穴、獐卜穴、郝穴、小岳穴、里社穴、赤剥穴。十三口为虎渡口、油河口、柳子口、罗堰口等。武穴不在其列。这九穴十三口皆为荆江两岸江流分泄口，有纳有泄。现在仅剩下松滋、太平、藕池三口分流长江汛期之水入洞庭。但自古以来这些穴口与武穴（青林口）一样都是大江纳泄分流汇流的要冲。
汉、晋、以前青林口乃是大江北江主弘道的主要入口，俟后浔阳九派逐渐归流到南江主弘道、在北江航道没有完全淤塞之前，华阳水系也就没有完全形成，武穴境内的青林水系归流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承雨面积，仍是从青林口注江，六十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青林口拖船埠截面宽达百米，上索二千年前此口又该是何等浩瀚，青林口和大江上段之富池口、韦元口及荆江九穴十三口一样，都是大江各段落江水吐纳的要冲，地势险要、水象险竣，如富池口在大闸未建之前，凡年稍长者都有印象，富水从富池上首入江处，河岸陡峭水流湍急，两股水流相会，清浊分明。武穴在修筑明永乐江堤时为何要多费工多费钱财建成凹字形堤身而不取直呢？主因就是当时青林入江口地形复杂，水宽浪急，地质松虚，深不见底，难以截流，固避虚取实，在上起盘塘下到黄梅新开口七十余里一线长堤上，拐这么大一个弯，而把武穴当时的主城区撇在堤外呢？其实当时修筑的皇堤也就是充分利用原有的民垸圩堤串连而成，省工省时，武穴当时修成凹形挽月堤也有其符合当时现实科学的一面。一是选择实地使堤身稳固；再是顺水势让出淤滩，排湍流于南；三是凹堤回弯水泄浪浊尽在月塘东侧，使西侧泥沙沉积后淤固；市内堤取反抱江流之势，一则削弱直冲而来的水势。二则滞淤造陆，用非人力的办法达到塞穴的目的。后于咸丰三年（1853）穴下青林堤溃，冬月兴修，改真居殿故堤旧址，自西官坝经江防府署，穿正街，筑月塘口，直接下港大堤，将弯月堤改直后，武穴之要“穴”仍存于人们记忆中。旧志数次载“穴下”一名，因该处古时多次溃口。既谓“穴下”，必有“穴”之所在，古时就已指明武穴乃大江九穴之一，必是大江之要冲。武穴建市以来，人们断不了有这样的议论，市名是采用“武穴”还是袭用“广济”为好呢？广济立县以梅川为治所有着一千五百余年的经历，当然有其诸多方面的文化积累，但是“市”与“县”有极大的区别，其取名崇尚文化积累是不可忽略，但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则更为重要。
当年广济县为什么以区区小县能领跑于黄冈之前列，得益于一九五三年将县治从梅川迁到武穴这一重大举措。武穴镇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曾多次，多少年独立于广济之外。单列为地区直辖县级镇。就是由于武穴有很多方面有着山区县所不具备的优势。53年以后的广济县实际上是聚合了一县加一镇的实力与人家竞争。当然优越一些。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武穴设武黄同知府起，就大大提升了武穴的地位。由于武穴港口的兴盛，清末民初，武穴就发展成为湖北省七大商埠之一，几与宜昌、沙市齐名；声誉远在黄石港、石灰窑之前。咸丰六年设武穴厘金局，咸丰十一年设江汉关武穴总卡，武穴上关下关地名由此而来。光绪十七年改为分关；同治三年在武穴设掣验局，定江苏仪征盐船（淮盐）在此验票。亦总领鄂东数县盐务，销量与汉口总局不相上下。下月塘与新河避风港就是应此而修建，光绪二十三年设武穴邮政局，1913年设湖北省国税厅武穴支厅。同年设武穴稽查征税专局；1915年设湖北省民政厅直接管辖的武穴特种公安局；1930年设武穴度量衡检定所管圻黄广三县；1932年设黄冈地方法院武穴分院；同年设武穴营业税务局辖浠水、圻春、广济、黄梅、罗田、阳新县税务分支机构；1937年设湖北省银行武穴支行行政管辖石灰窑、鄂城、孔垄、阳新、浠水办事处。还有省立教育机构。等等不胜枚举均领先于鄂东。这一切在县一级是不可能设立的，就是由于武穴以港而立，以港而兴的特殊地位而得来的。武穴建乞市之初也就是要走以港兴市之路，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对武穴的眷顾，也缘于此。“武穴”一名自有厚重的文化沉淀，亦是家乡儿女母亲的名字，怎可轻慢。就象荆州市江陵县之郝穴乃其县治所在地，早在唐时，大诗人李白就以一首《下江陵》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把江陵唱响得世人尽知。而郝穴镇的人民至今也不以“穴”字不文而废弃“郝穴”之名不用。一个历史地名自然有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存在。
其次，从我们武穴的区位特点和文化积淀来看，已形成多元的文化结构，概括起来，有十大文化：
&1，佛教禅宗文化；
&2，码头商业文化；
&3，吴楚民间文化；
&4，地方戏曲文化；
&5，地方寻根文化；
6，传统工艺文化；
7，红色革命文化；
8，匡山人文文化；
9，观光旅游文化；
10，广济方言文化。
广济文化精神实质:
可归纳为“开放包容，拼搏进取” 八个字。
即；广纳百川，包容兼济的开放自立精神；
永不服输，敢为人先的拼搏进取精神。
“广济文化”形成理由:
从纵向看，武穴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 1，区位特点；
一是九江要穴；二是吴头楚尾；三是荆扬交错；四是南北临界。
& 2，建制沿革：
&早在公元前164年立寻国，东周时期为六国之匡国所在地，秦汉为九江郡国立治之地，公元579年，北周灭北齐后，设永宁新县，公元742年更名为广济县，1987年更名为武穴市。
&& 3，文化积淀
一是兵家必争之地；二是长江要塞；三是楚汉相争；四是吴楚拉锯战；五是历代战场；六是商贾云集之所；七是南来北往客居地。
为何要提“广济文化” ？
从横向看，黄冈各县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品牌，如黄梅县有禅宗文化、黄梅戏文化；蕲春县有医药文化、教授文化；浠水县有红烛文化、状元文化；黄州有东坡文化；红安有将军文化；英山有毕昇文化等等。就武穴而言，水码头是鄂东的通商港埠，千百年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码头文化，是其他县市不可替代。
“广济文化”涵盖内容:
& 1，人口杂集，民俗出彩；
一是历代人口发展概况；人口迁徙史实；各姓族源【查家谱】；代表人物来龙去脉；二是口语方言熔铸四方元素，留有语音化石；三是民风习俗兼具吴楚风情；四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 2，文化交融，人才辈出；
一是吴楚文化汇东西，东晋、五代、南宋集南北，历代人民铸特色；二是长江滚滚，涌现出无数名人志士，如佛教禅宗四祖司马道信，抗蒙英雄、南宋元戎余玠，名宦巨儒胡士容，楚党党魁吴亮嗣，一代廉吏刘天衢，全国会试第一舒其志，三楚典型金德嘉，戒毒神医杨际泰，辛亥元老居正，竹艺大师章水泉，机智名流肖光际，水杉之父干铎，国学大师刘博平，新闻骄子郭超人等等，都是武穴文化之智慧化身，值得颂扬；三是禅宗文化通中外，文曲戏剧唱三边｛鄂、赣、皖｝。
&& 3，港口开放，商贸繁荣；
一是港口形成的历史变迁，清末开放后的变化等；二是武穴港城八大商帮，十小商帮的形成；三是内河港埠（长江港口）与上乡驿站的四通八达。
& 4，武备久远，保家卫国；
一是武穴民风强悍，习武强身；二是岳家拳与武术流派的形成；三是樊哙城、田家镇、高山铺等要塞战史；四是革命战争年代是两大根据地的交接点，武穴人民的流血牺牲精神。
&& 5，技艺精湛，名扬四海；
一是【武穴三把刀】，剃头刀走遍世界，篾刀名扬海外，缝纫技艺高超；二是章水泉竹艺名扬海外；三是武穴酥糖声名遐迩。
& 6，名镇名村，楚风吴韵；
一是城乡多姿，武穴建筑融汇中西风格；二是名镇名村各有特色。如城区饶汉祥故居、郭家大屋；龙坪镇金会元故居、熊百万故居；梅川镇同心村李家垸古民居等；三是明代古建郑公塔等等。
上面，我们列出了十大文化，今天在这里，我侧重谈谈禅宗文化、匡山文化、竹艺文化和文曲戏文化。
首先，谈谈佛教禅宗文化。
佛教有八大宗派，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当属禅宗，而我们武穴则是“禅文化”的发祥之地。“禅文化”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独特“名片”。据有关史书记载：“禅”是“纯为中国人所创，影响中国思想界尤大”的“中国化的佛教”，“朴质力行的大众化佛教”。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灭佛活动，“除了禅宗而外，各大佛宗派衰落或消亡”，“唯独禅宗独领风骚”，故而禅宗又被称为“最具生命力的佛教宗派”。“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其间走过了初发期，发展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经历了神学化、人学化、经院化、世俗化四个历程”，“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四祖道信，生于广济县梅川镇，时间是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俗姓司马，老家是今河南省沁阳县
。四祖道信是传承发展“禅文化”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中国佛教泰斗本焕大师曾题字“中国禅宗源道信，东方斩起黄梅”。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河，三祖僧璨，据说都过着苦行僧生活，一衣一钵，随缘而化。从四祖道信开始，提倡定居传法，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禅宗势力逐渐兴盛，开启了初唐以后中国禅宗的新局面，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四祖道信积极主张戒修和禅修相结合，楞伽经和般若经相解，渐修和顿悟相连，坐禅与劳作相并的禅法，从而把禅宗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道信的传人五祖弘忍，自七岁起就接受四祖多年的教育陶融，才得承受衣钵与禅宗的心法。
广济是“禅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今武穴市梅川镇是四祖道信的出生地，四祖学法洞及传法洞皆在梅川附近的横岗山，即匡山中。梅川镇内至今仍保留有当年的四祖沐浴的“浴佛井”。四祖成为禅宗祖师后，今武穴市一带“寺庙林立，信徒如云”，从唐至清凡一年余年间，仅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县治范围内，先后建有一个千多座庙宇，所以广济又有“千佛之国”、“小西天”和“禅宗甲天下”之称。尽管四祖祖庭不在今武穴市的行政区划内，但实事证明，并不影响武穴作为“禅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历史地位。
关于禅宗文化，市级协文史委与民协合编的第十一辑武穴文史资料《广济与禅宗文化》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记述，故晓青主席为本书写的擦亮广济禅文化名片的序言。更是画龙点睛之作。还有市民协汇编的匡山四杰对禅宗四祖司马道信的生平作了阐述，陈良先生的新作《中国禅宗四祖外传》（上、下册）列入荆楚民间文化大系，是一套以章回小说的形式，来弘扬中国禅宗四祖文化的通俗读物，值得一读。还如范从政先生等编著的从禅宗四祖到六祖慧能的系列电视剧本，其可读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禅学如果以南宗禅为主流，那它的成立也就在六祖慧能以后。而这个法统的建立并为世人承认，主要依赖了荷泽神会晚年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神会得到朝廷征引在八世纪中期，安禄山的叛乱给他以效忠国家的机会。这就体现了禅宗和尚在天下百姓倒悬时能做的政治贡献。　
我们想，如果把禅分为基本的两个步骤，一是使心安宁的所谓“系心一处”的“止”的功夫，一是在定心状态下的思惟观察的心理活动，这后者通常称为“观”。则大小乘的禅法差别并不在“系心”的技巧上，而主要在思惟观察的内容上。当然后来的禅宗，尤其是南宗禅法主要强调的是世界观或真实观的转换、思想立场的转换，已经不是古印度传统意义上的“禅”，所以只好另当别论。小乘佛教的禅法讲“止观还净”，以身受心法为对象，也就以把握无我无常为“还净”的目标了。依据他们的具体修行对象，也就有“不净观（观察尸体分解腐败）”、“慈悲观（以爱护众生消除仇恨为目的）”、“因缘观（以认清无常为目的）”；当然他们中也有以佛的形象为观察思考对象的，那就已经是一种念佛观了，因为它已经不再费神去思考诸如存在意义之类的问题了。从达摩到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一方面强调了禅的技术实践的层面，另一面也开始重视了利用佛教经典中的义理来说明禅想的内容。这样的一个传统甚至在弘忍弟子神秀、普寂那里都是坚持下来了的。但在慧能以后，明显可以看出，禅法中技术的层面越来越受到轻视，结果禅的修行也就越来越规范在“心理状态的以至意识层面的改变或转换”这样一个框架内。又由于过份地强调“自心作佛”，主张“不思量、不思议”，则在禅宗的末流中，甚至连心理层面的感受体悟都可以不要，而只凭意识层面的——在佛教当中这已经属于分别虚妄的意识了，这也是公认最易于作伪的精神层面了——主观声称，自言自己当下了断，“桶底脱了”之类，已然成佛作祖了。　　据此，我们肯定了道信的禅学上承了达摩以来的重实践修证的传统。道信本人的禅学主张是：　　道信七岁出家，虽然其师戒行不纯，但他在陈谏无效之余，颇能够严格自持。十三岁时他前往舒州（今安徽潜县）皖公山璨禅师处。“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也许这也就是指他后来得到官府的批准，正式出家，“附名于吉州寺”。他在往南岳衡山去的路上经过江州，当地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又经十年，他应蕲州道俗之请，渡江到了黄梅寺。“具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至。”这是他一生行迹的轮廓。　　据说，当初道信见僧璨时，一见面就对老师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璨曰：“谁缚汝？”曰：“无人”。璨曰；“何更求解脱乎？”道信言下立解。这样的问答在禅宗史上当然是屡见不鲜的。虽然这则故事我们相信是后来附上去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说明僧璨和道信的基本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僧璨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传统的说法上了解。《景德传灯录》上讲他有《信心铭》传世，现代学者以为那只是假托其名的作品。因为写作《楞伽师资记》的净觉并未提到僧璨有什么著作。相反，它倒是说他“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净觉是玄賾的弟子。而玄賾受法于弘忍。因此净觉上距道信三代。净觉死于约740年，因为在他的《楞伽师资记》中还记叙了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普寂禅师。我们今天据以猜测僧璨禅师的思想的作品有两篇：《信心铭》和一篇关于他的碑铭。前者，日本学者认为是8世纪晚期的托名作品；后者，指的是唐代宗时舒州地方剌史独孤及所撰的《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智镜禅师碑铭》。璨师死于隋大业二年（606）。这两篇材料都是璨师身后近二百年的作品。但它们在思想意趣上是一致的。碑铭说：“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以摄群品，流注生灭观四维上下。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乃至心离名字，身等空界，法同梦幻，亦无得无证，然后谓之解脱。”而《信心铭》则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又说“不用求真，唯须息见”，“即妄了真，以证觉源。”简言之，前者说以智慧观察世界，发现万法莫非自心所见，心离名字，无得无证，就是解脱。后者则在哲学上更进一层，意谓只要不加主观分别抉择，做到万法一如，不起一点见解识别，就是圣人境界。
道信明确地说了：学道也就是知心的根原体用，也就是知道“即心是佛”。关于学道过程中的心之动静体用已经有许多学者分析过了。这里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道信的“心”实际上有着多重含义，由此而贯穿到不同方面去，构成了早期禅宗的庞杂而丰富的思想来源。首先，联系于唯识学的本体论，此“心”既有真常之心、佛性的、如来藏的含义；而当联系于般若学说时，它又可能通向我们常说的“空寂之心”，这就与般若空宗的怀疑论和否定论连接起来。贯通于般若智慧所揭示的“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平等无二”的空寂。因此这里的“心”兼有虚实二层含义。在道信我们不敢说它一定是很自觉的理论体系。因为我们相信，楞伽师们的志趣并不在玄理方面，而只是一味的苦行实践。他们当然上本达摩的说法，入道之途，不外理入和行入。但是“理入”是服从“行入”的。何况理入本身的重点在于“凝住壁观”——也是一种实行，一种禅定实践。只是其目的是为了“舍伪归真”，达到“不随他教，与道冥符”而已。总之，仍是一种态度的表露，一种认识的贯彻实行。这里的心还有一层含义。它不是本体之心，而是形而下的、当下的缘虑之心、观察之心、守持之心。也就是道信所说的由心体上而生起的作用的心“起作恒寂”的、“常观身空寂”的、“常觉不停”的以及“守一不移，动静常住”的心。从这一角度讲，也“系心于佛”和“系缘法界”的修持心。这样的心当然是处在经验界中的。这也就是他教导弟子辈们的“安心”“持心”有观想活动和心理训练。　　其次，匡山文化。
匡山是奇季景山、得道仙山、佛教圣山、人文名山。两千多年来，匡山的道教、佛教、儒家诗歌、战争、医药、古典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引，互相促进，互相包容，形成了底蕴深厚的匡山人文文化体系。
据我市一位专政古史的专家胡雄杰考证：西周时，大别山南麓曾建有匡国，周武王灭商时，古匡国被灭，国灭后此地就称匡山，由大别山三支脉太平山、横岗山、层峰山组成，面积92.18平方公里，匡山与庐山隔江相望，总称为匡庐。此宗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避名讳，遂改匡山为横岗山。位于东北部一光山，其山高起冲去霄，故名东冲山，清成丰年间，周围农民上山躲避战乱，故又称太平山。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匡山是“匡庐”同举的庐山，而不是广济的匡山，带着这个课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走进匡山，研究匡山，为开发匡山人文资源，搾亮匡山文化品牌出智出力。
（一）专家为证。现就职于湖北工业大学的园林文化专家夏广政教授，他于去年7月21日，在解放公园与书友见面，解读中国园林的深刻内涵。他说：今九江市的庐山，文人白居易先是盖了间茅草屋，并不值钱，接着就写了《庐山草堂记》，那是值钱了，值钱到“堪称中国造园的经典之作”。第二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写了篇《祭匡山文》。四天后，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祭庐山文》的大作。这就表明，如果“匡”、“庐”是同一山有俩名，那又何必写两份“祭文”祀于同一神灵？结论是：匡山非庐山。
（二）大师为证。庐山记名源头出自释惠远（公元334-416年）的《庐山记略》，记略简而言之，就是讲“一位匡姓的北方人在山岩上建造了长住的庐舍，被称为庐山”。《庐山记略》的作者释惠远，虽是庐山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但他在来庐山之前，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今武穴蓝杰村附近的双河口驻锡立庙“黄牙寺”，且主持了六年，六年后才移驻庐山，再建庐山东林寺。这说明，先有匡，后有庐。
（三）杜甫为证。杜甫有一首名诗叫《不见》，诗中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诗是杜甫专说给李白听的，后两句的意思，明显是要李白找到鲍照读书的圣地，安下心来读点古文，再不要在江湖上东奔西颠瞎胡闹了。杜甫这道诗，有力地证明了鲍照读书处在匡山，而不在庐山。
（四）古迹为证。南北朝时期大诗在鲍照（公元414-466年），曾在太平筑台读书，史志上也留下许多记载。历史评论认为鲍照的古诗对唐诗的定型起了启蒙和师导作用，李白等著名大诗人对鲍照都是敬之如师，鲍照因而被称为唐诗“鼻祖”。鲍照读书台至今古迹尚存，历历在目。
以上只是我个人目前所了解的关于匡山非庐山，匡山在广济的部分例证，随着武穴市匡山与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的建立，专家、学者、爱好者的深入探究。匡山与广济，匡山与庐山，匡山与名人，匡山与西游，匡山与游旅游等。
按照市政协党组的安排，2014年着手编辑出版武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主题是匡山文化，由政协学习文史委与市民协主编，市匡山与武穴游记文化研究会等学会，有关镇、单位协编。我个人的初步设想是：全书分五大篇章，即匡山与广济、匡山与庐山、匡山与名人、匡山与西游、匡山与旅游学五个部分组成。匡山与广济，匡山与庐山，我在今天发言的第一部分关于匡山人文化简介中已简要谈及，不再重复，下面重点谈一下后三个篇章：
（一）匡山与名人：
1.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其叔父淮南王刘安在安徽六安发生叛乱。刘彻亲自率军坐镇浔阳石城（现荆竹水库处），故称“三河口”即东彭河西彭河和石水。屯兵马于匡山一尖山，向岩村有“牧马场”，龙门冲村有“驾马洽”（即皇帝坐骑洗澡处），。汉武帝到一尖山“东冲积雪”后惊叹：“危呼！壮哉！仙境兮！”六个月后，汉武帝平叛回朝。
2、南北朝大诗人鲍照。是位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诗歌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今存有《鲍参军诗集》。
3、太上老君。相传太山老君在一尖山“八卦顶”（唐高祖李渊赐封意为封顶）修炼仙丹，并自云：“打坐一尖，伸手摸天，地上是神，天上是仙”。古有“天生八卦在一尖“之说。
4、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起初信奉道教，尤其崇拜老子李平，他登上一尖山“八卦顶”
朝拜太上老君后，返回途中经过永宁县，发现一尖山下佛教盛行，寺庙林立，而且还有外国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也来登山拜佛求道。唐玄宗回朝又逢他登基三十周年，感叹道：“广施佛法，济度众生”，遂改“永宁县”为“广济县”。
5、大医禅四祖道信。前面已作过介绍。
6、明朝著名地理学家，旅游家徐霞客，也来匡山读书台追思鲍照并盛赞一尖山“不亚武当风“。
7、唐代大诗人李白。李白来匡山，一是追思鲍照，拜祭读书台；二是追随玄宗第九子、永王李麟，企图隔江而治。据说李白在匡山住了两个多月时间，他登上八卦顶时作《夜宿峰寺》：“廊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8、鄂东名医杨际泰。著有《医学述要》一书，是鄂东四大名医之一。
9、名医李时珍。匡山是明代名医李时珍，缩写《本草纲月》名著的标本山。背篓提锄上匡山，本草纲目留标本。
10、清代会元金德嘉。告老还乡后，登匡山凭吊，对鲍照万分敬仰，题诗悼念：“山鸡啼彻九天闻,万仞芙蓉五色云。台下青青书带草，至今识鲍参军。”
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来匡山读书台，著诗文，追思鲍照，明代天启年间举人张仁熙著文《鲍照读书台记》，明代刘养微《游东冲诗》；清代顺治年间贡生《鲍照读书台赋》；与金德嘉同届贡生阮文茂《横岗山》等等，就不一一列举。
（二）匡山与西游。《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享誉中外，深受人们喜爱的传世佳作。我之前认真阅读过今年1月11日登栽在《黄冈日报》上，朱志勇等同志的文章《西游记》的真正发源地，很有认同感，其理由颇为透彻。
1、佛教的文化背景。《西游记》以唐僧率徒去西天取经，攻克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凯旋归来为全书主线。但吴承恩本人未曾到过西域国度，要在这部长篇历史巨剧中始终体现场面宏大的佛教寺庙景观，必定要以现场实景为依托。正是广济深厚的佛教文化，匡山繁盛的庙宗原型和各种奇特神话传说这些系列的文化背景，激发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延生了《西游记》。
2、奇秀的地形地貌。匡山一庐山并称为“匡庐”，素有“南庐北匡”，“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匡山地处圻、黄、广界之地，长约35公里，宽约35公里，宽约40公里，以“奇、秀、雄、险”闻名。这里春季鸟鸣蝶舞，百花争艳；夏季清风拂绿，云海翻浪；秋秀霜染红叶，野香飘香；冬季红梅傲雪，银装素裹，是一座名符其实的“花果山”仙境。
3、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匡山雨量充沛，气候宜人，情趣异常，宛如仙境。这里珍奇异兽出没，奇花异草芬芳。有天上飞的鹰，鸟、白鹭等80多种鸟类和昆虫类；有地下爬的狼、豹、蚝、野猪、百脚虫等120多种兽类及爬行类动物；水中游的有乌龟，鳌等40多种水生类动物。有木本和草木植物270多种；银杏、水杉等珍稀植物也不在少数。这些飞禽走兽，奇花异木为吴承恩制作《西游记》提供了诸多资源。
4、酷似的创作原型。太平桥村的西来古寺，始建于隋末唐初，里面供奉一只神猴，称为“神猴庙”，到了明末清初，神猴换成了孙悟空的神象，庙里还有如来佛，观世音和菩提老祖等，取名“群仙阁”。寺的附近有个桃树岭，传说神猴在此栽种桃树，成了《西游记》中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的素材。龙门冲村的清水潭，传说潭水池地下直通40公里外的长江，东海龙王典海入江进入清水潭，并在这里行云播雨，风调雨顺，保佑百姓安康，从此“龙王庙”香火不断。吴承恩据此，又创作出孙悟空，龙宫探宝，讨要如意金箍棒的精彩章节。一
&之下是五峰山脉，由五个山头组成，又被吴承恩妙笔生花为如来佛镇压孙悟空的“五行山”。总之，匡山之中的山水、寺庙、景物、潭洞与《西游记》酷似的原型众多，就不一一列举。
5、巧合的同名同景。与匡山毗邻的黄梅北部山区的火云洞、紫云山、慈云寺等地名与《西游记》中的地名完全吻合。再如“火焰山，狮子洞、盘丝洞、玄妙观”等《西游记》中的地名，在圻春境内也同样找到答案。
6、宝贵的“西游石刻”。今年新组建的市匡山与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了一块隋唐“西游石刻”石碑上记叙了匡山“三月三”西游朝圣路线图，这一宝贵的石刻，为《西游记》取材于匡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以上所讲表明，是匡山佛教文化游励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是匡山的山水人物和神话传说为吴承恩提从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吴承恩的《西游记》，发源于武穴市匡山，成书于明朝湖北圻春荆王府。
（三）匡山与旅游。关于匡山的文化资源挖掘与旅游深度开发，市政协委员李均亮，在他关于“挖掘匡山文化，建设旅游强市”的材料中，讲得很实际、很实在、很实用。他讲了匡山有着独具魅力的资源特质和无与伦比的厚发优势，即五十生：地理区位的优越性，历史文化的立体性，自然景观的神奇性，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气候宜人的适应性，我完全赞同，就节省不说了。
第三，章水泉竹艺文化。
章水泉竹艺是武穴市驰名中外的传统工艺，它的创始人章水泉是已逝的享誉中外的民间竹艺大师，章水泉竹艺共有竹器、竹雕、竹编三大系列两百多个竹艺品种。
1，章水泉竹艺的形成。解放前，章水泉的竹艺品先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东京博览会上获奖。《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大公报》、《真理报》等20多家国内外媒体竟相报道章水泉竹艺，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拍摄了《巧夺天工》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他指导的武穴竹艺出口到前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50多个国家地区，成为武穴一张“金名片”。如今，曾令湖北人无比骄傲的传统竹器工艺面临失传的危机。为了传承和保护章水泉竹艺，武穴市正组织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来发展良机，重显这一民间瑰宝的魅力。
章水泉是武穴人，生于1892年，父亲是一位竹器师傅，在武穴程祖街开办了一家以“章泰和”为牌号的竹器店，章水泉从小跟父亲做竹器，聪明好学。他父亲仅能做以方竹椅为主的一般竹器，章水泉大胆创新，由原来单纯做竹椅家具，发展到竹器、竹编、竹雕共200多个品种，把制木器家具工艺，运用到做竹工上。为了让做出的工艺品不易折断、
不腐、不受虫蛀，经久耐用，他推陈出新，用削出的竹片、竹丝放在沸水里和盐水里煎煮过后，晾干，再精制细作，做出来工艺品清秀黄亮，经久耐用。章水泉做的竹桌竹椅，不散架、不变形，不发裂、牢固精巧，光洁平滑，不开裂，无破损、无虫蛀，久用不松。尤其是制作的小花竹椅，竹节对称，结构严谨，精巧美观。他制作的雕花小竹椅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针上获得一等奖，1940在日本东京博览会上获银奖。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发现武穴“章泰和”竹器，并作出这样的评价：“牢固而不显粗笨，精巧而不失单薄，富有装饰而不失繁琐。”。回国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要特别爱护“章泰和”竹器。李先念立即派人将章水泉接到省城，在武汉，章水泉不遗余力地传艺带徒，将传统工艺发扬光大。时任省长的张体学亲自过问，安置章水泉夫妻进汉，住在汉口小夹街18号。在工作上，安排他担任竹艺社社长，在武汉带领一批工人专门制作章水泉风格的竹器，乃使其竹器工艺获得范围更广泛的新发展。在桌面上用竹片、竹丝拼成各种花花图案，有“二龙抢珠”、“双凤朝阳”、“孔雀开屏”等，还精制古铜钱、兰草、蝴蝶、密峰、桂花、菊花、茶花等。这些花花图案刻在桌面中心，桌面上压上玻璃板后，因四周对称之花镂空，中间图案为实底，虚实相间，玲珑剔透。1969年，章水泉在武汉去世。省政府根据他生前的请求，把他的骨灰送回生养他的家乡武穴安葬。
2，章水泉竹艺的传承。
1983年4月24日，《光明日报》第二版以《竹艺之圣后继有人，楚香竹苑又绽新花，范道正独创竹雕艺术，自成一绝》为题，介绍了湖北省武穴市竹艺师范道正的竹雕艺术品。范道正的竹雕艺术，继承了章水泉传统工艺，并吸取当代名家绘画艺术，雕刻艺术之长，制作了竹雕画、竹雕笔筒、竹雕灯座、花竹屏风、花竹书架等120多种竹哭工艺品。1978年他创作的竹雕画《离江秀色》，与竹根雕刻《龙舟》在全国展出，引起许多工艺美术家的关注。这两件工艺品被选送到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9个国家与地区展出。
武穴市竹器专家和艺人在继承章水泉竹器工艺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现年近72岁的范道正的竹雕成为章水泉竹艺老树新枝。范道正少年跟随一位雕刻印章的师傅学雕刻，名师出高徒，3年后，范道正雕刻的图章在全镇排名第一了，正、草、隶、篆还加金石、甲骨文，他最擅长雕刻。1973年，生产章水泉竹器工艺的广济竹器工艺厂恢复了，范道正从合作图章社调到了这里，为花竹椅、八仙桌雕刻花朵。
3，章水泉竹艺的创新。当年，武穴办有竹艺厂，有一帮子人开始尝试把雕刻艺术应用到竹器工艺上。1974年，范道正得知一位朋友结婚的消息，特意制作了两件工艺品送给那位朋友，这是他花了整整5个夜晚制作的，一件雕刻着对虾的摆件和一件雕刻仙鹤的笔筒，对虾像征首夫妻两人爱情开知地久，仙鹤则表示人生美好。从制作的工艺上，当时还很粗糙，但是他走出了一大步，认识到雕刻竹器比雕刻印章技法不同，竹子直纹太强，用力不好掌握。范道正从朋友家回来，就下定决心，订出计划，学会竹雕工艺。工艺厂竹雕车间设在四楼，范道正每天准时上班，直到下班铃响了还不知道。下班回家后，他在臫小洛楼工作室里继续雕刻着、摸索着，他慢慢摸索出竹雕的规律，采取“先雕横纹，控制直纹；横切直锥，横深直浅”的雕刻方法，按照这样用刀后，雕刻出来的竹子线条清晰，纹路光滑。范道正充分利用夜晚一分一秒的时间，他看到一些兄弟工艺美术厂师傅们利用各种上羽毛、树皮、麦秆、蛋壳，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制作了大量工艺美术品，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智慧，他想到了臫身边到处都是竹器边角余料，他决定试制一些竹雕贴画。他在练习中掌握了沉雕、刮花雕、阴文雕、篓雕、圆雕等各种上雕法，并将这些雕法灵活运用在竹器、竹编、竹雕等产品上，综合运用在竹雕贴画里，有花椅、书架的刮花雕，竹编配合图案的阴文雕，笔筒、花瓶的沉雕，竹块摆动优缺点的篓雕。
他创作的竹雕画《漓江秀色》尤佳，艺术地再现了漓江优美的画景，与竹根雕刻《龙舟》在全国展出，被选送到境外9个国家与地区展出。《人民画报》、《湖北日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分别刊登了他精湛的竹雕工艺报道。他的竹雕作品《故乡明月家乡水》获得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展品入选证，竹雕画《天鹅》和竹雕作品《龙腾》入选1998湖北工艺美术精品展，竹雕《赛龙舟》获得华中旅游博览会神农架杯湖北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大赛优秀奖。
从事的竹雕艺术是对章泉竹艺一次升华，范道正可算是位佼佼者。从1973年开始至今，时达41年，他从未停下手中雕刀，从《漓江秀色》到最近赠送给日本友人竹雕脸谱，成为武穴人出门赠人的高雅艺术特产。
“竹艺分长篾、短篾和竹雕三大类，由于竹雕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它需要人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来勤学苦练。作为民间传统手工艺，它凝结着广大民间工艺师们的心血和智慧，沉淀着历史时代和地域环境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这是现代工业流水线如何也生产不到的产品。”
作为章水泉竹抢救与保护的主力军，武穴市为传承和保护章水泉竹艺，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密切关注竹艺之乡的传承保护，及时制订了长远的章水泉竹艺传承保护和发展工作方案，提出通过3至5年努力，实现有影响，有传人、有地位、有效益的总体目标，力争申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采取政府补贴与市场动作相结合的办法，现有艺人每人带徒2人，培养一批热爱竹雕艺术的初高中毕业生从事竹雕工艺品制作，用三年时间，带章水泉竹艺技术人员30人组建章水泉竹艺生产企业，采取传统技艺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相结合办法，扩大竹器、竹雕、竹编生产规模，形成独具武穴建立章水泉竹产业体系。在武穴建立章水泉竹艺对外窗口，成立章水泉竹艺研究开发机构，搭起章水泉竹艺对外合作平台，同时在国内大中城市旅游景点，外贸公司设立销售网点，拓展国内旅游市场、外贸出口市场，市内礼品市场。作为传统民间工艺的章水泉竹艺不论有多红火的身世，不论贴上省级，国家级甚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如果不主动化危为机，破解生存、发展和创新的难题，不去提供健康精美的艺术作品、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对接的境地。作为民间工艺品即要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又要符合一种审美需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现实社会中“花开不败”。希望章水泉竹艺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走向市场，走向社会，面向大众，不断推陈出新，多出精品，与时代同步，重新定位，重新跻入人民间文化艺术殿堂。
第四，文曲戏文化。
武穴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之旅。文曲戏作为流传鄂、皖、赣三省毗邻县市的地方戏曲“活化石”，它的声腔道白、音乐、表演富有地方特色和艺术魅力，深为人民群众喜爱，被载入《中国戏曲大词典》。近年来，随着经济大潮冲击和多元文化广泛传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曲戏濒临消亡的危机，抢救和保护这一艺术瑰宝成为当前武穴市文化界头等大事。
1，文曲戏的形成和发展。文曲戏原名“调儿戏”，它起源于太白湖区，流行在鄂、皖、赣三省的毗邻数县，是在明代流传下来的“俗曲”和民歌小调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广济县志就记载有：渔舟千艇，朝暮歌声不绝的“太白渔歌”
咏赞。这些渔歌小调渐渐以座唱的形式出现，后来艺人们将它配以莲湘、花鼓演唱，年长月久，逐步又形成了“灯戏”中的一种艺术形式。特别是逢遇灾年，乡民们带上胡琴、木梆等工具沿途卖唱求乞。他们南至九江、瑞昌、德安、武宁、修水、鄱阳、景德镇等地，东至宿松、望江、怀宁一带，西至蕲春、浠水、黄冈、大冶等县，还有的跑到芜湖和徐州。
1937年，郑公塔童司牌农民程三爱组成文曲戏班，他一破文曲戏女角男扮之陈规，大胆培养了文曲戏第一代女演员，开创了文曲戏的新局面。他大胆改革唱腔，使文曲戏的声腔，特别是女声腔的进入，更为丰富多彩。每当女演员查爱香、蒋凤翠等出场演出，观众无不拍手叫好，称查爱香为“十万三”，称蒋凤翠为“八万五”，实指她们艺绝价高。故而程三爱的戏班驰名于鄂皖赣周边地区。
1940年，境内文曲戏艺名渐著，其唱腔已形成体系，男女演员的同台演出使表演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并且移植了一大批剧目。早期代表剧目大戏有《玉堂春》、《宋江杀惜》、《云楼会》、《照花台》等不多的几本。小戏有《点药》、《金莲调叔》、《借衣》、《双下山》、《浪子踢球》等三十多曲，还有文词坐唱和灯舞形式的演唱曲目，如《手扶栏杆》、《白牡丹》、《满江红》、《垂金扇》等剧本，唱曲广泛普及至解放初，广济全倒业余团队74个。1956年，调儿戏由县文化馆干部管丁年定名为“文曲戏”。1960年，广济县正式成立文曲戏专业剧团。
2，渔歌小调登上大雅之堂。1960年文曲戏《挑牙虫》参加湖北省首届专业戏曲教学会演，获得优秀奖。此后，剧团创作代戏《一把大刀》引起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赴省军区礼堂展演，受到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赴省军区礼堂展演，受到省市领导和军区政委的接见。1982年，剧团自编自导，领先本团演员排演了大型传统戏《苏文表借衣》，被湖北电视台录制成戏曲电视片进行播放，深受群众欢迎。《湖北日报》专题介绍了该剧主要演员戴艳芳与吴彩霞的艺术成就，湖北省群艺馆编印的《戏剧艺术》发表了《苏文表借衣》全剧剧本，广为宣传。在湖北省戏剧节上，《苏》剧一举夺魁，获得“一金三银”，金牌得主是戴艳芳，剧本创作、音乐设计、剧组演出分获银牌奖。1983年，文曲戏以一个地方剧种的身份和定义被载入《中国戏曲大词典》中。
3，文曲戏抢救保护紧锣密鼓。近年来，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外来文化影响，随着文曲戏一代老艺人相继去世，曾经风靡一时的文曲戏面临萧条与失传的危机。文曲戏濒临消亡边缘，一批文化有识之士为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鼓与呼。武穴市政府专门下发《武穴市文曲戏抢救保护实施意见》，确定了保护文曲戏中长远目标。今年申报省级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2010年申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015年建成文曲戏之乡。武穴市文广电新闻出版局推出系列抢救举措，包括恢复文曲戏剧团，成立文曲戏研究会，出版文曲戏音乐集和文曲戏传统剧目汇编，曲戏列入全市中、小学音乐教程，招收学员传承和发展艺坛新秀。
&广济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港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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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写武穴文化读本，服务经济建设。
&市文化局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将着手编写一本反映武穴文化的读本；市政协文史委和市协还将着手编写《广济与匡山文化》。宣传和推介武穴，为实现“现代港城，实力强市，城乡一体，生态武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 3，打造文化品牌，推进旅游发展。
我市风景如画，名山、名景、名寺、名人遍布，古景有；东冲积雪，横岗耸翠，白石堆瑶，灵山浮渡，梅浦清流，古洞灵泉，积布渔矶，龙湫夜雨，武湖明月和凤港波涛。时至今日，初步形成了以武山湖湿地风景区、沿江公园风景区以水为主体的生态休闲旅游区，以匡山风景区、仙姑山等以山为主体的养心滋身旅游区，以浴佛井、大藏寺等寺庙为主体的佛教养性旅游区，以岳家拳、文曲戏、竹艺、药技为主体的强身健体悦目旅游区。面向中部，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我今天的发言，由于个人能力有限（还不会用电脑），水平有限（高中毕业），素材有限，研究有限，材料是东拼西凑，东拉西扯，还是靠民协副主席罗与之同志的帮助才勉强完成。我将以热爱武穴民间文化的老工作者的热情，认真补上广济文化这一课，为广济文化这一总课题的探讨、研究、传承、发扬、继续发挥余热，取得“大学”文凭，为我市建设“现代港城、实力强市，城乡一体、生态武穴”的总基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谢谢大家！
2014年4月2日（农历三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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