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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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
　　由于交通的阻隔，流传在西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自从《萨迦寺》一书披露萨迦寺收藏有2件全世界仅存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瓷器后，西藏的官窑瓷器收藏才引起大家的重视。笔者曾四度进藏，对于明确官窑瓷器在西藏的流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清官窑瓷器是其中的精品。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和亲”，此后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就没有间断。公元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一直有效地行使着主权。与此同时，随着汉藏交往频繁，双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交融也愈加显着。在西藏，至今仍收藏着一些与历代中央王朝有关的文物，这些文物一方面以实物证明了西藏自元朝以来，就始终置于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之下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文物本身也反映了西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本文仅就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明确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来源试加考证和分析。
　　由于交通的阻隔，流传在西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自从《萨迦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书披露萨迦寺收藏有2件全世界仅存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瓷器后，西藏的官窑瓷器收藏才引起大家的重视。笔者曾四度进藏，对于明确官窑瓷器在西藏的流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藏博物馆所收藏的明清官窑瓷器是其中的精品。
　明永乐青花莲花纹执壶
　　明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洪武时期
　　景德镇自元代起逐步成为中国瓷业最重要的产地。但是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得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鄱阳湖地区备受兵燹之灾，景德镇制瓷业基本上被破坏殆尽。因此，洪武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尚处在恢复之中，生产的瓷器数量有限（详见拙作“明初景德镇瓷业初步研究”，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能传世至今者就更为罕见了。
　　明朝建立伊始，中央政府即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洪武二年（1369），朝廷首次派遣管理赴藏“持诏谕吐蕃”（《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2），告知中央政府的更迭，藏区先后归附。至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朝政府建立朵甘（今甘、青、川三省藏族地区）、乌思藏卫指挥司，完成了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权设置。在这期间和以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35年中，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的官员、使者往来见于记载的就有46次（据《明史》、《明实录?太祖实录》等史料统计）。据记载，在双方频繁的往来中，朝廷对西藏的赏赐除了与封任有关的官印、诏书、牌符之外，主要是钱物、钞锭、白金、白银、彩币以及各种纺织品、衣物、靴帽、茶叶等。
　　自唐代起，中国瓷器就举世瞩目，成为贸易的重要产品之一。虽然明洪武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尚在恢复之中，但元代以来的制瓷传统和基础尚存，瓷器制作工艺在全国独树一帜。鉴于中国的制瓷传统，洪武九年起“自是赐予……多用瓷器铁釜”（《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5），因此朝廷有向臣服于明王朝的邻国和属下赏赐瓷器的作法。如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朝廷“遣使赐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国王织金文绮各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6），数量不可谓不多。文献中虽然未见有关向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通过双方的使者将瓷器带往西藏则是十分自然的。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景德镇窑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典型代表。该壶呈玉壶春样式，长流、曲柄，口上有宝珠纽盖，盖与柄以银链相连。整器满绘釉里红花纹，盖上饰以覆莲瓣和蔓草边饰，器物自口部至足部依次为蕉叶、蔓草、缠枝菊花、如意云肩、缠枝牡丹、仰莲瓣和蔓草边饰等花纹；长流与曲柄均饰以缠枝灵芝。洪武时期，虽然釉里红瓷器得到较大发展（详见拙作“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载吴浩坤、陈克伦主编《文博研究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但如这件执壶这般完好，且器盖、银链均完整保存的也是存世所仅见，因此十分珍贵。这件瓷器在西藏发现，反映了明初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重视。从这件执壶的保存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后世传入西藏的可能性。
　明永乐锥刻缠枝花纹僧帽壶
　　永乐、宣德时期
　　明成祖即位以后，为强化对西藏的统治，十分重视加强与西藏上层僧俗的联系。永乐四年（1406）及以后六七年间，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册封了4个地方政教首领为王，其中阐化、阐教二王在前藏，辅教王在后藏，护教王在今昌都地区。与此同时，明成祖还先后分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哈立麻（即却贝桑波）为“大宝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5），萨迦派活佛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并遣使召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进京（由释迦也失代表宗喀巴前往）（《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59）。通过这些提高政教首领和教派领袖权势和地位的措施，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统辖。
　　明成祖笃信佛法，十分崇敬藏传佛教。在即位之初，就遣使带着厚礼“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请他来为“……皇考太皇帝……皇妣高皇……修成解脱议轨”（详见西藏档案馆藏“永乐元年二月十八日邀请哈立麻诏”）。哈立麻抵京后，在其驻地灵谷寺内建普度大斋，大修佛事，为明太祖及皇后荐福。又受命去五台山建大斋，为成祖刚故去的皇后荐福（《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9）。
　　鉴于明成祖重视西藏地方事务并笃信藏传佛教，因此他历年对乌思藏的颁赠也十分慷慨、丰厚。查阅文献中有关永乐年间明成祖对乌思藏的颁赠礼单，其中有瓷器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1.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详见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2.永乐六年，明朝中央派遣使者赴藏延请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大师进京时，曾携带许多礼物，其中有“瓷杯一对”。【《宗喀巴复明成祖书》，载《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6年版134页。】
　　3.永乐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戒、随许等诸多佛法，……此后皇帝……还赐给了供器……茶器……等物品……不计其数”。【明钦阿夏美着《萨迦世系史》（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89年版238页。】
　　从上述“茶瓶”、“茶钟”的记载看，这里的所谓“茶器”很可能是瓷器。
明永乐印花龙纹高足碗
　　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证。“白磁八吉祥花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僧帽壶原是流行于藏区的一种盛放酥油茶或青稞酒的金属器具。景德镇窑自元代开始制作瓷质的僧帽壶，这应是为赏赐而专门生产的。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缠枝莲纹带盖僧帽壶应该就是当时永乐皇帝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
　　“白瓷茶钟”应是茶具，其外表饰有龙纹，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刻花龙纹高足碗”一致。一些器物还有原配的外套，这在西藏文物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青花开光莲花纹执壶，器身的主题花纹是缠枝蕃莲，腹部有如意形开光，肩部为一周缠枝忍冬，口沿下饰有牡丹。缠枝蕃莲作为莲花的图案式花纹，在景德镇瓷器上进行装饰始于元代青花。而在13世纪或以前的西藏唐卡上，缠枝蕃莲经常作为边饰出现。蕃莲在瓷器装饰上流行的原因除了它有较强的装饰效果之外，其宗教因素不可忽视。莲花座佛教中的特殊意味以及蕃莲图案在藏传佛教中的普遍使用，说明它在景德镇官窑瓷器上的出现乃至流行，是西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融合的结果。
　　1426年宣宗即位以后，也推行积极的西藏政策。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册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推进西藏地方的朝贡。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土特产，而朝廷给予的赏赐则甚为丰厚，其价值往往是贡品的数倍乃至百倍。朝廷的赏赐以各种丝织品、衣服、茶叶以及黄金、白银、钞、币为主，也有瓷器。
　　宣德年间的文献中不见明确对西藏赏赐瓷器的记载，但是在流传于西藏地区的宣德官窑瓷中不难发现，一些器物是为赏赐给西藏地区而专门生产的。着名的如萨迦寺收藏的明宣德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碗和高足碗，其口沿内侧均有一周藏文吉祥经。西藏博物馆收藏的宣德瓷器中也有以藏文为装饰的，如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僧帽壶、青花莲托八宝纹藏文高足碗、青花藏文高足碗等等。藏文的内容也以吉祥经为主，而且僧帽壶、高足碗都是西藏地区的传统造型，八宝也是藏传佛教的纹饰，因此它们应该都是朝廷命景德镇御器厂专门为赏赐西藏而生产的。
　　正统――万历时期
　　明宣德之后，关于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交往的记录屡见于各类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自正统朝到天顺朝的29年（）中，仅见于《明实录》记载的西藏遣使朝贡以及朝廷赏赐就有63次之多，人数从“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发展到“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以至于成化元年，宪宗“敕谕阐化王曰：……今后仍照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为始。所遣之人……不许过多”（《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纵览正统以后的明代文献，基本不见中央王朝赏赐瓷器的明确记载。但是自永乐、宣德以后，中央对于西藏的赏赐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惯例，文献上也是永乐、宣德记载较详，而正统以后记载比较简略，通常以“赐宴并钞币等物如例”加以省略。
　　西藏地区收藏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不见正统、景泰、天顺朝的产品，这与当时由于政局动荡，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瓷器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有关，内地也基本不见三朝的官窑瓷器。
　　成化、弘治年间，朝廷几番下令景德镇减烧或停烧御用瓷器，因此，这个时期的官窑瓷器流传至今者稀少，但质量很高。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成化青花缠枝花卉纹碗，不但胎、釉极为精美，而且器物里外都有花纹装饰，是成化官窑青花中的绝佳品。
　　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是景德镇御器厂生产比较繁荣之时，因此流传至西藏地区的数量也比以前要多。西周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清代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赏赐
　　入清以后，清王朝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清政府通过支持黄教，对达赖、班禅等宗教上层人士的册封以及“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将西藏的宗教事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使西藏政务由中央王朝派人直接管理。清代初年，为了西藏的安定，清王朝曾多次出兵西藏，清除了不安定因素，反对外来侵略。可以说，清王朝对西藏地区二百多年的统治是有史以来最有效、最彻底和最完全的。
　　自顺治朝以降，清王朝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西藏事务，而且均笃信黄教，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十分频繁。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清王朝共册封了五世至十三世等9位达赖喇嘛和五世至九世等5位班禅。其中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受中央王朝的邀请，先后于顺治九年（1652）、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达北京和承德。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为准备六世班禅的承德之行，朝廷在承德避暑山庄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建筑形式建造了热河扎什伦布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大师的驻锡之地。同时在香山静宜园（皇家园林）建宗镜大昭寺，修整安定门外西黄寺（顺治时曾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驻地），以便六世班禅来京冬夏时节分住。对于西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清乾隆粉地粉彩八宝纹贲巴壶
　　清王朝对于西藏的赏赐，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最常见的为金银器、玛瑙、雕辔、各种兽皮、茶叶等等。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赴承德朝觐时，朝廷对班禅的赏赐中包括瓷器的部分罗列如下：
　　1.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初四，六世班禅赴京途中暂歇青海塔尔寺，乾隆遣使“赐尔……珐琅玻璃瓷器六对，瓷瓶一只……又施恩赏（随员商卓特巴）……珐琅玻璃瓷器二对……”。（“敕谕班禅同庆元旦赏赐礼物”，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明发档。）
　　2.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乾隆皇帝在承德首次会见班禅时赏赐班禅“……金座磁把碗一件……瓷碗十件、瓷盘十件、瓷瓶十件……（商卓特巴等人）每人……瓷碗四件……瓷盘四件……”（“乾隆帝首次于依清旷殿会见班禅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3.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四日，初次筵宴。给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十五人的赏品中均有“瓷器四件”。另外，“八月初七日，班禅额尔德尼之徒弟仲巴呼图克图第十五人进丹书克”，乾隆帝赏给他们礼品中也各有“瓷器四件”。（“乾隆帝初宴班禅及其徒弟并赏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班禅档。）
　　将官窑瓷器作为给西藏的最高赏赐之一，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但是清代的情况与明代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从清代官窑瓷器中常见诸如“贲巴瓶”、“多穆壶”、“僧帽壶”、“酥油灯”等具有西藏特点的器物中不难看出清王朝对于黄教的信仰以及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些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器物不再如明代那样专门用来赏赐，而大部分是供朝廷御用；另一方面，随着与内地的往来日益频繁，一些内地的日用瓷器也逐渐适用于西藏地区，我们从流传在西藏地区的明清官窑瓷器中清代品种远远丰富于明代而得到证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官窑瓷器质量优良、品种多样，既有多穆壶、酥油灯等西藏传统器形，更多的则是内地式样的日用瓷和陈设瓷，这也反映了清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文化的交往和密不可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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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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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景德镇古陶瓷博览区清园--《江西文物》1989年02期
景德镇古陶瓷博览区清园
【摘要】：正 清园座落在林木葱郁的市西郊盘龙岗的中心,远望时参差起伏,变化多姿的建筑轮廊线,在静林幽谷之中显示出江南民俗建筑轻盈疏透的轮廊美,独具特色。1980年开始兴建,日竣工开放,正式接待国内外游客。园内耸立有四幢拆迁复原形式各异的清代民俗建筑,这些建筑均采用园林形式布局,并在其间点缀有假山、庭院、奇树、名花,称之为清园。清园建筑平面为一个长方形,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
【作者单位】：
【关键词】：
【正文快照】：
清园座落在林木葱郁的市西郊盘龙岗的中心,远望时参差起伏,变化多姿的建筑轮廊线,在静林幽谷之中显示出江南民俗建筑轻盈疏透的轮廊美,独具特色。1980年开始兴建,1 984年10月1日竣工开放,正式接待国内外游客。园内耸立有四幢拆迁复原形式各异的清代民俗建筑,这些建筑均采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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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文革时期景德镇“万寿无疆”出口瓷器
文革时期景德镇“万寿无疆”出口瓷器
近年来，“红色收藏”品和“文革”品日趋活跃。瓷都景德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品的“万寿无疆”铭文粉彩瓷作品已为一些“文革”品收藏家重点关注，古瓷器专家也认为是粉彩瓷器史上的高峰之作。它意蕴深厚，精美异常，品种繁多，价值多样。本文仅就所见所集，做些粗略梳理。 　　纷繁的品种 　　笔者已收集到的景德镇“万寿无疆”“文革”瓷史料有《粉彩日用瓷》和《景德镇陈设瓷》两种，无印刷年份，封背电话号码4位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号码，主要文字均中、英两种文字，内列“万寿无疆”瓷器商品的品名、规格和彩色图片。经查证，第一种内瓷器主要出口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第二种内瓷器主要出口东南亚一带。但是，从已发现的实物看，还有不少品种、规格在上述两种史料中未见，想必是编在第三种出口资料中，而且这些资料中的“万寿无疆”瓷器是与不同主题图文、不同造型类别的其他粉彩瓷搭配组合。从史料和实物都可以看出，“万寿无疆”“文革”瓷器品类极为丰富。 　　陈设器类：有香炉、罐等系列。圆球罐、花鼓罐、彭式罐、天字罐；折底笠式盖罐、丰圆盖双耳瓶和带内杯温酒罐等等。规格很多，如圆球罐、天字罐都达12种，最大高16寸，最小高仅2寸。 　　　饮具类：分茶具、咖啡具等类别。咖啡具一套５种，已见两种规格。其中糖罐造型如同古典双耳尊，极为典雅、高贵。茶具造型繁多，如壶、杯、托盘都有近10种不同造型，十分雅致、有趣。由小小钟式壶、4只玉兰杯和委角茶盘组成的小套件茶具属“迷你型”，趣味盎然。压手杯的盖、托、杯身三件头都有“万寿无疆”4字，意蕴绵长，有连呼三个“万寿无疆”经历的人特别容易引发联想。 　　餐具类：碗类类型、规格多种多样。大小饭勺、汤匙、酒瓶、酒杯、酱醋瓶、酱醋碟、胡椒粉瓶等小件不胜枚举。有些收藏家非常喜欢盘类，如同古代、近代盘类在现代收藏者心目中都变成了陈设器一样，“万寿无疆”盘更具陈设件的风韵。蛋形盘已见7种规格，最大的为长径40.8厘米，短径29.4厘米。圆形盘有平口、圆口、反口，有平盘、汤盘、鱼盘等。已发现直径46厘米大平盘、47厘米大汤盘，堪称“万寿无疆”瓷的“大哥大”。圆形盘也有不少于9种规格，煞是大气。
其他：罕见大器如鼓凳，小件如烟灰缸、牙签筒、鸟食罐等，造型也各具特色。 　　已发现实物有不同造型60多种、不同规格100多种。前述两种史料中不同造型仅有40余种，再加红、黄、绿三种地色、多种底款，品种繁多。收藏它，有所选择，巧妙组合，成组、成套、成系列，只要能体现特定的角度或独特的取向，就有价值。 　　优美的纹饰 　　“万寿无疆”“文革”瓷的纹饰取自于传统艺术，来自于民间文化，设计精到、俊雅、丰润，动静结合，层次清晰，安排极具匠心，令人百看不厌。 　　主纹饰是转心莲、卷草纹、宝相花。每一个叶片都规整、活脱，装饰有与地色不同的但协调、丰富的彩料。在大中型圆器上，小小的方形宝相花居中，起到了稳定和对比的作用。转心莲、卷草纹处在宝相花的上下相对方位，两两相向，内在呼应。在大中型琢器上，转心莲、卷草纹与宝相花作平行安排，大小相间。在小件器上，如小罐等，则突出宝相花，或以略加简化的转心莲、卷草纹与宝相花组合。 　　第二个层次是蝙蝠、长寿图案，大中型器为两组，安排在与两个转心莲等距离位置上，半径大体同一，在琢器上则大体同一高度。由于蝙蝠、长寿图案具民间美术的纯朴性，用的又是深浅有别的红料，这样就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与主纹饰、与“万寿无疆”4字的相互关系，点出了整体的文化意蕴和历史渊源。 　　第三个层次是“3”字形火云纹。许多小小的火云纹分布在整器色地上，且方位不同、多变，又略有大小，具某种随意性，这样就在观感上明显衬托着主题文字和纹饰，又产生了动感效果，增加了整器装饰动静结合的美感，避免了呆滞感。 　　这是大胆继承与精心创造的结合。从乾隆到民国各个时期的“万寿无疆”瓷器作品看，“万寿无疆”“文革”瓷纹饰较接近粉彩“乾隆式”，更接近“江西”“景德镇名瓷”圆章底款的“万寿无疆”瓷，但比过去所有的“万寿无疆”瓷都更合理、更和谐、更俊美、更精到。 　　精湛的工艺 　　在“文革”瓷品中，无论是福建德化的徽章和毛泽东像烧金工艺，还是江西景德镇的粉彩瓷，在质量上都创造了历史上的新高点，景德镇“万寿无疆”“文革”瓷又是历来工艺极上乘的粉彩瓷。 　　胎质洁白、细腻、坚致；釉水莹润、均匀、清朗，白中略泛翠青色，玻璃相适度，胎釉结合好；粉彩彩料精细、匀和，色泽鲜亮、明丽、活泼，烧成温度好。地色分三种：玫红、娇黄、翡翠绿。这种红料稍稍泛一些玫瑰色，使红色效果十分引人注目而又稳重。几件特大盘有点特别：红地稍稍透一些金黄，玻璃相略强，产生一种特殊的金光闪闪的效果，光照下韵味十足。这种娇黄十分淡雅。人们知道，黄色料最怕脏，而这种娇黄极为纯净、明丽、高贵。这种翡翠绿就是绿宝玉石的绿，也极纯美，犹如春雨后老树上的新叶。“万寿无疆”“文革”瓷的所有粉彩料都极为细腻，浓淡相宜，涂彩又极认真、细致，花叶的涂染十分得法，加工烧成温度恰如其分，因此粉彩显得格外美。有专家说，这类粉彩料用到“文革”就没有了，现在要仿制也难过这道材料关。 　　轧道工艺令人赞叹。这种轧道，是在坯体修成上白色底釉烧成石的刻线。所有的主辅纹饰和许许多多“3”字形火云纹，包括每一小叶、小花芯、小圆圈都在画稿后刻线双勾，深浅如一，而后才在双勾刻线内涂彩料。所以观察成品上的小图形就像一朵朵蓓蕾一般，有一种特殊的立体感。 　　现在所见到的“万寿无疆”“文革”瓷，大多是当时的“出口退”、“出口转内销”瓷，其材料、工艺与出口正品别无二致，只是在成品检验中发现有些许毛病而已，除此之外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比如测量一件圆器的直径，哪怕是46厘米、47厘米的特大平盘、汤盘，从不同口沿测，相差都不过在0.1厘米至0.2厘米之间。 　　近来市场上有仿制品出现，色彩胡乱搭配，彩料混浊不堪，工艺极为粗劣，看了就会生厌。这种赝品，是容易识别的。 　　多样的底款 　　“万寿无疆”“文革”瓷有不同的底款，不计编号序码的不同，也有近10种。根据其内在联系，大致可分3类： 　　第一类，主打款。中英双文字加编号，主要文字为：“中国景德镇／MADE IN/CHINA/＝（编号）＝”（斜线表示分行排列）。至今所见，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底款，但规格有大小之不同，适用于造型和规格不同的器底。如特大盘的底和小碗、小碟、小汤匙的底，大小相差悬殊，款的大小也就区别很大。 　　这类底款的附加样式有：在编号左右安排有“无”、“铅”二字，或“低”、“铅”二字。“无铅”、“低铅”款仅见小型餐碗、汤匙等。
第二类，姑且暂称“协作款”，见有4种：
1.“中国景德镇制／＝（编号）＝”六字竖三行加编号数，中文字形扁方；
2.“中国／景德镇／CHINA/(编号)”，有半封闭五边形线框；
3.“中国景德镇／MADE IN/CHINA/JIAGONG”，最后一行是汉语拼音文字“加工”一词。
4.“华泰／Gathay/景德镇/CHINA”，由圆形线框半封闭于第二行两端。 　　所见此类底款几乎都是中小型作品，圆盘略多，而只有“加工”款见有中等偏大的盘。从上世纪60年代起，工业产品生产厂家为了完成订货，组织协作厂家生产加工部分次要配套件成为普遍现象。当“万寿无疆”瓷出口任务紧张时，出现“协作款”作品是顺理成章之事。当然，这种判断需要以它自身为史实来支持。 　　上述两类底款有3个共同点：一是，中文字体都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硬笔手书方正体，属实用美术字。第一类底款文字书写规整，第二类中显得有些不太方正，其中一种款中汉字大小悬殊。二是，全部都是贴花工艺印制的，矾红色。三是，有阿拉伯数字编号的，都是两位数字。有的编号文字只有一个“N”。 　　第三类，寄托款。有“大清光绪年制”6字两行红料写款，“居仁堂制”4字两行印章式红料款。寄托款出现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署“光绪”款的，也有主辅纹饰与“光绪”“万寿无疆”真品有所相近的，这从材质、工艺特征上也容易辨别。 　　此外还有用红料、青料书写的样品款。 　　“万寿无疆”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繁复多样，本意是吉祥、祝福，是社会生活安定、和谐的润滑剂。“万寿无疆”“文革”瓷是各种各样“万寿”文化的复杂体现，也是中国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敬仰和热爱的感情表露，同时又是景德镇策划、设计单位对购买、使用、收藏、欣赏“万寿无疆”“文革”瓷的人们的美好祝愿。
(补充资料）集体创作史无前例瓷器按胎瓷造型可分为日用瓷和陈设瓷，花瓶、瓷板、文房、薄胎瓷等属于陈设瓷。碗、盘、杯、碟、盅、盏、壶、罐、缸、匙、筒、盆及成套的餐茶器等属于日用瓷，日用瓷器的烧造水平，代表着制瓷业的整体水平。以往粉彩瓷大多用于陈设瓷上，上世纪60-80年代，为多创外汇，出口海外的日用瓷器开始采用中国传统的粉彩瓷装饰，这使得普通的日用瓷器立即身价倍增，不仅可日常使用，而且可当装饰品，陈设于墙上柜上，使家居熠熠生辉。但日用器都是小件为多，如何在小件的日用器上创作出不逊于陈设瓷的效果呢？在当时的举国体制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集体创作，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的艺术家们联合景德镇各大瓷厂的传统瓷研究所、设计室、试验组，共同开发设计，如青绿山水、雪景山水图案为邓必浩等擅绘山水老艺人设计；龙纹、麒麟等瑞兽为叶冬青设计；各种边角纹饰、三朵、八仙、洋莲等纹饰为夏时义设计，从而生产出众多实用与装饰兼具的日用瓷器。比如青绿山水十五头餐茶具就是邓必浩担任主设计的，入眼清新雅致，每个茶碗、每个碟子上都有一幅完整的山水图，疏朗开阔；而整套摆放时，又呈现出远景、中景和近景相结合的一幅通景，没有一丝的间断，既突出单个物件的美感，又顾及整体的布局。由于这套青绿山水图案对设色要求较高，因此没有大批量生产，绝大部分用于出口而留在国外，国内鲜见。又如 “雪景大王”余文襄设计的雪景山水六头餐茶具，布局自然，主次分明，极富诗意。据了解，上世纪60-80年代，国外高端市场心慕康乾盛世的瓷器器形和纹饰，为满足这种消费需求，景德镇在继承传统的纹饰图案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改进，增加了适合国外下午茶的糖缸、奶缸等器形，并使得图案纹饰能够与器形、瓷胎等工艺完美结合。比如色地万花源于乾隆朝， “文革”后，艺术瓷厂组织汪以俊、章仕宝、邓肖禹等名家进行再创作设计，色彩姹紫嫣红富丽堂皇，绘工精制线条流畅，丝毫不逊于乾隆朝的工艺。同样源于乾隆朝的金地万花因其色彩浓郁繁花似锦，广受高端市场青睐， “文革”后，艺术瓷厂组织名家创作设计，并参照宋庆龄的嫁妆——金地百菊咖啡具的纹饰图案，设计出新的金地百菊餐茶具，以赤金描绘点彩，色彩丰富而饱满，被誉为粉彩餐茶具之冠。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仅开发图案和试制样品，就是一项巨大工程，而制作环节更是不敢懈怠。作为外贸任务，更是倾多方之力，不惜工本，描图、天色、洗染和结 “果”，每一个步骤，都按照传统官窑粉彩瓷手工制作工序进行。上世纪60-80年代生产的粉彩日用瓷，主旨是出口创汇，质量最上乘的瓷器都到了境外，出口转内销的则是三四级产品和等外品，因此国内市场上难觅完美无瑕的粉彩日用瓷器。1986年后，景德镇开始研制低铅粉彩日用瓷器，但因为减少了设色的关键元素，此后制作的同类日用器，远远不及早期的粉彩色彩艳丽、饱满动人，陈设效果大减。而在境外市场上，成套成系列的粉彩日用瓷同样难觅。因为碗盏盆碟使用中，难免不磕边摔破，一套92件的餐具中哪怕少个汤匙，都不成套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找到的成套瓷器已经寥寥无几。要想把当年烧制的各种纹饰图案、各种器型成系列搜集完整，更是不可想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粉彩日用瓷器已不可再生。一方面国内缺少高档瓷器的消费主力，另一方面我国也已实行粉彩日用瓷铅镉溶量的限定，各大瓷厂也不再烧制这类粉彩日用瓷器。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年的瓷器厂大多倒闭，上世纪60-80年代景德镇生产的粉彩瓷大多资料缺失，实物缺损，完成保留下来的极少，致使很多博物馆也没有馆藏。专家认为，上世纪60-80年代的粉彩日用瓷虽然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装饰陈设功能依然存在。当年参与粉彩日用瓷主要设计工作的老艺人和艺术家们，如今身价暴涨，作品在一级市场上售价均为数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而当年的设计都是名家集体创作，在传承的基础上合理改进，完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由于上世纪60－80年代生产的景德镇粉彩日用瓷时代特征明显、不可再生、真伪无争议，其收藏价值正逐步攀升，已经成为收藏市场追逐的新宠，其市场价格也开始上涨，比如余文襄设计的雪景茶具， 3年前的价格还在5000元/套，今年市价已经超过3万元。而 “万寿无疆”的红地万寿茶杯、绿地万寿茶杯等，2013年末也已经涨到2000元人民币一个了。 而且这是国内残留等外品的价格，国外的正品还未大规模回流呢。海外华园提供的照片：下图为海外收集的景德镇文革出口万寿无疆瓷器，釉彩肥厚，画工精良，工艺完全达到了和超过了传统官窑水准。This entry was posted in&,&,&&on&&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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