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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酒馆到北京饭店的百年变迁
有人说：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北京饭店历史悠久，它的东、中、西4幢楼各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北京一奇特景观，并隐藏着许多故事……
年轻时我在学姐带领下在这里参加舞会；改革开放后曾是这里的常客，迎来送往，会谈、签约、赴宴、宴请，但曾未留宿，同时认识了邓经理……北京饭店也隐藏着我许多难忘的故事。
摘要：1900年两个法国人开了一家三间门脸的小酒馆，一年后因祸得福意大利人卢苏成了北京饭店的老板，两年时间发了横财，他将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计划盖一座5层大楼的高级饭店，只盖了一层就停工了，把北京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带着妻女回了国。1907年法国人建成5层红砖洋楼成就京城最大饭店，1917年又在红砖楼西边盖了7层法式洋楼；“七七事变”北京沦陷，1940年开始由日本人占据，设施服务全改日本款式。1945年国民政府经营，四年内三次易手住店客由美军变成“难民”；
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设宴，此次宴会被誉为“开国第一宴”。
1954年在法式酒店西侧建西楼，1972年要在饭店东侧兴建了东大楼，原设计方案130米高，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设计师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经周恩来选定，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当施工建到80米高度时，已能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望见北京饭店的灯火。毛主席质问周恩来：“他们说，从北京饭店的西窗上能看到我的书房？”周恩来惊异，这可出了国家安全的政治大事了，于是，在故宫与毛主席书房之间建一座屏风楼，在饭店的顶上或任何一个位置也瞅不见毛主席在哪里！新建的屏风楼里驻着8341警卫部队……
北京饭店坐落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商业街交汇处，拥有4座不同历史时期风格各异的的楼宇，在百年岁月的沧桑变迁中，与国家的政治历史命运紧密相连，见证着北京20世纪的兴衰荣辱、历史巨变。
北京饭店的出生：1900年两个法国人开了一家三间门脸的小酒馆
日到6月2日，英、法、日、俄等八国军队，以剿除义和团“保护使馆”为名，先后自天津开进北京。到9月中旬，侵华联军已达十万人，整个北京城成了外国兵的天下。洋酒店、洋妓院、洋饭馆应运而生。
两个法国人——邦扎、佩拉蒂在苏州胡同南边路东开了一家三间门脸的小酒馆，卖一两毛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和煎猪排、煎鸡蛋等酒菜，雇了一名14岁的中国小伙计，名叫邵宝元。
第二年搬到了现东方广场的隔壁，并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
但收入越多，邦扎和佩拉蒂反而常因分钱不均的事大吵，最后决定把饭店盘出去。正好有个一只眼的意大利人卢苏，刚刚得了一笔外快，就盘下这家店。
1901年意大利人卢苏盘下这家店
意大利人卢苏原来并非一只眼，他本在一家奥地利人开的公义行里管账。一天，经理擦手枪时不慎走火，打瞎了卢苏一只眼，于是赔给了他一笔款子。卢苏因祸得福，从小洋行的管账一跃成了北京饭店的老板。
当时的北京饭店是中国旧式院落。东厢房放酒柜，西厢房是客厅，北上房是餐厅。后院开了20多间客房，成了吃住齐全的正式饭店。
虽然布置得中不中、洋不洋，却天天客满。单人房间每天3元，双人房间每天5元。住房、吃饭每天结算。
卢苏急于发财，做生意耍尽花招。他店里的红白葡萄酒，随着外国兵船运来，根本不用上税。每桶原价不过70多元。运到饭店后，一桶可以灌成500瓶，每瓶最低价钱是1元6角，照此计算，每桶酒能卖800元，获利可达10多倍。
他还把一桶里的酒灌成3种瓶子，贴3样标签，把价钱分为1元6角、2元2角和3元2角5来卖。
卢苏经营的北京饭店日益发达，两年时间发了横财。
1903年，他将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计划盖一座5层大楼的高级饭店（即现在的新大楼旧址）。但此时，卢苏已经娶妻生子，打算回意大利。5层大楼的地基只盖了一层就停工了。1907年，卢苏把北京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带着妻女回了国。
正是：使尽花招获暴利，扩建计划未实现。
1905年，老北京饭店迁到现址。B座大堂摆放着一架100多年前产自奥地利的贝森朵芙钢琴，静静地追忆着流逝的时光。北京饭店当时可说是汇集了各界名流淑女，成为西洋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展示中心。
钢琴旁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此琴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蓓森朵芙钢琴之一，从1900年起，它优美的琴声伴随着北京饭店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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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森朵芙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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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法国人经营添建法式5层红砖洋楼成就京城最大饭店
中法实业银行经营的时间最长，达33年之久。经过两次扩建，一直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楼房，最大的饭店。1917年中法实业银行建的7层洋楼，至今仍留在新建的大楼中间。
中法实业银行接手后，饭店又开始由法国人经营，同时改为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法国人拉费勒，先后由法国人麦义、荻叶、罗斯潭担任经理。
中法实业银行首先盖完了卢苏未完工的5层红砖楼房。设有48套上等西式客房，有自己的水塔，还有几十名服务人员。饭店经营良好时，每天能赚银洋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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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红砖楼西边盖了7层法式洋楼
&& <font STYLE="FonT-siZe: 18px" COLOR="#20年代的北京饭店（左为1917年加盖后的新楼，右为1901年建的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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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扩建中楼，图为落成后全体员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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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北京饭店的前厅及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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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层法式洋楼建筑风格采用十七世纪法式建筑格调，建筑内部突出了法式豪华、浪漫的风格。
首层有餐厅、厨房、理发室等，二至六层是客房，每层21套客房，共105套。七层设有酒吧间和露天舞池。饭店内装有电苏瓦、电话总机，客房里有暖气、卫生间，称得上是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
1940年北京饭店由日本人接管改名“株式会社北京饭店”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1940年北京饭店开始由日本人占据。饭店因战火易手，设施服务全改日本款式。
七七事变后，北京几乎没有来旅游的外国人。1940年，中法实业银行经营的北京饭店不得不登报大卖股票。日本人有钱有势，一下子购买了全部股票的一半以上，法国、中国等几个国家加起来还不到全部股票的一半。从此北京饭店由日本人接管，同时改名“株式会社北京饭店”，管理人员基本都换成了日本人，华人经理是当年的小伙计邵宝元。
这一时期，住店客人主要是日本人。老板为了满足日本人的生活要求，改变了一些服务项目和服务设施。东侧红楼开设了日本俱乐部，里边有日本餐厅，来自东京的厨师，专做日本菜点；饭店设有日本图书阅览室等；把西边大楼前厅电梯后面的一片房子打上隔断，铺上榻榻米，布置成一间间的日本式房间。
当时，日本宪兵经常出入饭店，对中国服务员张口就骂，动手就打，搞得人心惶惶。饭店工作人员得不到多少小费维持生活，再加上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辱骂和毒打，不少职工离职。日本店东找来一些做法国菜点的日本厨师和日本女招待，北京饭店不管是设施上、菜点上、管理上还是服务上，都改成了日本款式。
1945年国民政府经营四年内三次易手住店客由美军变成“难民”
日本投降后，由北平市政府接管北京饭店，直到1949年春天北京和平解放。仅在四年时间里，北京饭店发生过三次变更。
1945年至1947年，饭店隶属国民党军委会。日本投降后，美国派来大量美军帮助蒋介石抢地盘，国民党军委会为了接待美军，成立战地服务团。北京饭店被战地服务团平津区都会全部包租，成了专门招待美军的第二招待所。经理邵宝元也改为招待所主任，穿上了国民党军装，戴上了上校军衔。后来战地服务团改组为励志社，用来接待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
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和谈”破裂，军调部的任务结束。北京饭店划归北平市府直接领导，设立了北京饭店管理委员会。
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管理委员会又改称整理委员会。请了一位原在协和医学院负责建筑修理的美籍匈牙利人奥雷池担任北京饭店代理经理，每月工资150美元。
这一时期，住店的大都是来自东北的“高级”难民。当时物价猛涨，人心惶惶，晚上经常停电，饭店里也是一片漆黑，到处秩序混乱。
&&&&1949年新中国经营老店两次扩建
日，北京和平解放。北京饭店住满了解放军指战员。
日，北京饭店整理委员会宣布解散，开始实行经理制，由共产党领导，职工属于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每月拿固定工资(基本按300斤小米市价发人民币)。&
日，开国大典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贵宾，此次宴会被誉为“开国第一宴”。
第一次扩建，在饭店西边新建了一座8层大楼，于1954年落成，建筑面积2.6万多平方米，增加了客房200多套，拥有了能容纳1000多人同堂就座的大宴会厅。该建筑集当时古老建筑艺术之大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五樘包铜镂花格的宴会厅大门前，十二根绘满穿枝西蕃莲的大圆柱和五盏造型奇特的大宫灯，把西楼前厅装点得庄严肃穆，金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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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在法式酒店西侧建西楼---- 照片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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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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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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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扩建于1973年3月动工，在饭店东侧兴建了东大楼。大楼地面以上20层，地下3层，总建筑面积8.8万多平方米。<font COLOR="#74年落成后是当时首都最高的建筑。新大楼用连接廊与旧楼沟通相连。23层新大楼内，有14层客房，近600套。新楼内还设有冷饮厅、理发室、小卖部和邮电服务部等各种服务设施。
&&& 1974年建东楼
两次扩建，建筑面积扩大了四倍，客房增加了五倍。
1990年与香港霍英东合资建贵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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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前，请看原来的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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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后，拆墙建牌坊
1917年建造的法式酒店，2006年改造为莱佛士位于东西楼之间
北京饭店莱佛士是莱佛士酒店集团在中国的一家超豪华酒店，莱佛士是在北京饭店装修之后新进驻的管理方
原为1917年，红砖楼西边的7层法式洋楼。改造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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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北京饭店的扩建工程又启动
2000年经过改扩建后又在原饭店后面新建了一座集商务套房及康乐设施为主体的E座。
惊动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事件
&&&&&&&&&&题记：这是一个真实而耐人寻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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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认为危及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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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心建筑即建于西华门两侧屏挡中南海的屏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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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儿子，张镈曾把父亲“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的感叹铭记于心，选择了被兄长称为无须依附于人及政治的建筑师职业。而新中国成立他从海外归来后，所主持的几项重大设计，偏偏皆与政治牵连。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中，有三项由他担任总设计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称为国家第一号政治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文革”中，刚刚获得“解放”的他受命主持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建造时，被牵扯进涉及中南海安危的政治旋涡中，并由此又得重温兴建人民大会堂那番同周恩来的密切接触，此事距今恰整30个年头。
李先念说：这块宝地应该利用率高一些
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内时局比之前四、五年，稍露几分宽松，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渐有起色，尼克松来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国内的外事活动，随着外交战线的拓展而趋于频繁。
宾客多了，旧的宾馆开始吃紧，据说那一阵子北京饭店的住房率几度出现超过100％，有的客房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350～370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1000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2000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
领受了任务的北京饭店军管会宋主任，首先向国务院上报了个扩建42000平方米，按当时住宅60元一平方米造价乘10，共需投资2520万元的概算。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基建工程经常出现在建设中不断追加投资的“钓鱼工程”的情况，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必须周到详尽，尽量不漏项，以免又成“钓鱼工程”。
宋主任找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向承担设计任务的张镈和他的弟子成德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北京饭店扩建东楼的方案设计，是张镈带领数名年轻人拟制的。其间他突然患病，但他还是扶病搞出了20个方案。因为北京饭店的旧东楼和中楼，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艺术风格都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常见的摩登古典派，张镈有个萦绕于心的意念，就是对之加以改造。
周恩来在对20个方案观看比较时，流露了对20号方案的欣赏，他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和有关部门，共同对20号方案作具体推敲，定案后作出模型。
模型做好，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各级领导审看提意见。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掌管财权的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专门往观模型。
当李先念得知新扩建的东楼仅高50米左右，只有14层时，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
虽说张镈是设计主持，但因自己在运动中受过冲击，说话也不硬气。他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
一个130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
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由北京建工局长伍子玉亲自坐镇。当时正逢北京的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相继上马，建国门外、首都机场均在施工，但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首要重点。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突然来到新东楼工地
施工队伍日以继夜奋战，新东楼以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增高，国庆节后，开始了第12、13层的施工。这时，一位工程人员在闲聊时问张镈，新东楼哪个方向的房间好，然后自答说西向的好，因为在晴霁天气，凭窗眺望景致最美，远可见西山逶迤，近可览故宫嵯峨。
说者无心，可张镈闻言不由心头一悸：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块——中南海。
张镈听说，当时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有一幢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五层18米高，就被要求工作人员不得在楼顶做工间操。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就会立即打电话质询。
于是，张镈随即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虽说想了如此的补救办法，但张镈心中却多了一重隐忧。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镈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10月29日，北京饭店齐主任通知张镈开会。张镈刚到会议室坐下，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赵鹏飞也到了，此时他们虽然尚未复职，但张镈已从中意识到楼层的问题非同小可。果然，杨德中到场即挑明，开会的议题是解决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的问题。
因万里、赵鹏飞还没看过现场，他们一起来到高68.8米，刚刚支模的第15层地板面，杨德中用望远镜做了一番观察。
快人快语的万里，在稍作观察后即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
杨德中大概觉得截止在14层依然有威胁，所以说：“在第10个标准层，已经能看到中南海全景的上部，由于有树木遮挡，还较模糊，但再往上就挡不住了。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张镈突然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
继续讨论时，张镈得知在15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毛泽东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窥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像，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
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晚上，张镈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主设计人员。午夜24时，张镈同万里、赵鹏飞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进大厅，张镈就见周恩来笑着朝自己走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张镈同志，从建好大会堂以后，我们差不多有14年没见面了吧？”
周恩来让张镈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并没有马上谈新东楼的处理问题，而是同张镈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其父亲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说起，一一询问了张家所有后人的境况。
原来，他今天刚接见了美籍华人关颂韬。张镈说关是自己原来的大老板关颂声的三弟，关颂声五弟关颂坚曾是自己的直接老板。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关颂坚是我南开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校友哪。”
就这样寒暄了近半小时，话题才转到新东楼上。周恩来指着新东楼模型的第10层说：“在这里可以看见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一览无余，瀛台到北海大桥之间，由于端门和午门挡了一下，稍好一点；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心里很不安，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了，不能再等了。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
张镈建议朝西的方向全作实心遮阳墙，遮住向西、北的视线。周恩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接着说：“这样还可以挡住西北风，北京的西北风沙很利害，以后搞设计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当周恩来说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时，张镈检讨说自己知道规划有限制，但后来因强调节约土地、多建房间，背离了全面观点，未尽职尽责。
显然，周恩来理解张镈当时的处境，没有再追究，转而对万里说：“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50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60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
由于在14层截止，楼顶按原设计已不协调，周恩来建议说：“做大屋顶太贵，是否可以做小斜坡顶？既对排水有利，人也上不去。谈罢握别时，已是凌晨2点45分。”
3天后晚10点，万里、赵鹏飞叫张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对新东楼超高处理设计做最后敲定。半小时后，周恩来也来到新疆厅。他看了修改处理后的模型，并听了汇报，对新东楼西向门窗遮挡，在西华门建屏风楼的处理方案表示满意。
张镈跟着周恩来，攀上故宫西华门城墙
11月4日上午，张镈正在赶制修改后的北京饭店设计图，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到了新东楼施工现场。
张镈立即赶往现场，施工现场的人说，周恩来已经乘室外的运料电梯上了顶层。“那部电梯摇摇晃晃不太安全，可总理不顾这些还是上去了，他对毛主席安危的关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从顶层下来后，周恩来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张镈等，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休息。这天周恩来的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工程以外的话，才引入正题：“今天遇到的麻烦，不少是人为的客观存在，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明，自然就决心大。拆几层东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57649;的后遗症。”
在简单的午餐后，周恩来要大家再随他到西华门城楼上看看。西华门由8341部队把守，一般人不许登攀。张镈跟在周恩来后面，走上已经残破不全的登楼马道，只见城楼四周和两侧墙顶长满了一人高的蒿草。周恩来在前面披荆斩棘，张镈等尾随其后。他们走走、看看、说说。透过蒿草，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的全景如在眼前，清清楚楚。
走到西南角楼的台阶下，看着俗称九间、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角楼，张镈向周恩来报告说：“经测量在此建脊高26.7米的屏风楼，即可遮挡从新东楼西观中南海的视线。计划南段由西华门楼起到西南角楼，用连接体的连廊式和高31.2米的西华门重檐上脊相连。”
接着，他们又随周恩来掉头向北，过西华门走了约与向南相等的距离，张镈告诉周恩来：“计划两条直线的配楼建到此为止，已可把中南海的重点部位遮挡住了。”
周恩来未作答，而是继续向北走，一直走到与三大殿的中和殿平行的位置才停步。他变换着角度看了看，说道：“配楼做到这里，就可以把39局和西花厅等处全遮住了，就定在这里吧。”这样一来，配楼的建筑比原先预定的长度多出近4倍。
在返回的路上，周恩来对万里、赵鹏飞、张镈说：“屏风楼建成前，新东楼即便完了工也不准开业。”
周恩来还说：“在紫禁城东西华门西侧加点房子对国家、对故宫都有利。至少从‘广积粮来说也是需要的嘛！8341部队可以用西华门两侧屏风楼，其余的可作文物房。所有的房子在形式上要配合故宫，所有朝西的房子只做盲窗，从外形上看要有棂花窗扇。”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万里、赵鹏飞、张镈粗一估算，发现屏风楼和配楼工程量约在50000平方米以上。骤然增加这么大工程，任务又急，又是仿古建筑，还要抗震，在资金、材料、人工上都有较大缺口。
北京市政府表示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屏风楼的工程，使承担设计责任的张镈感到压力很大。故而在与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吴院长一同研究时，他从省工、省时、省资金出发，提议平台上只做单片屏风式墙。
不料，他的设想送报周恩来时，周恩来很不以为然，批示道：“不能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建筑。”
周恩来的批评，在张镈心中引起很大震动：多快好省固然应讲求，但不能采取削鼻子，削耳朵式的机械简单方法。他精打细算，缜密设计，决心不让周恩来再为此牵扯精力。结果，第二次设计顺利通过了。（本节引自
日　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另有文章说：中央有个规定，在故宫和中南海院子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看见以外的任何建筑。一是保护文物古迹，二是保证国家领导人安全。这就限制了周边建筑的高度不能超过55米。所以凡55米以上都属禁区，这个高度是在建筑师张镈的建议下制定的。因此张镈以此为荣，成了为保卫毛主席做出贡献的人。
建屏风楼占了故宫的地盘，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晋宏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西华门两侧，紧贴西城墙，有五栋高楼。这些楼俗称“屏风楼”，建于1975年，高度超过16米。屏风楼建造时，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对古建筑造成了破坏。据说，当年建这些楼是为了挡住中南海的游泳池，因此才称“屏风楼”。
附：张镈，祖籍山东省无棣县车镇乡段家村，其父张鸣歧曾任两广总督。张镈先生自幼聪明好学，1930年慕名我国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之名，考取了由其任教的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学业优秀。1989年国家命名中国十名建筑设计大师之首。1994年出版张镈所著的《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是当代中国建筑师完成的第一本自传。他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宫等建筑。
日，88岁的张镈因肺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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