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从“二为”到“双百”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网
杨凤城：从“二为”到“双百”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确立
日 11: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
作者：杨凤城
内容摘要：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二为”方向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从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的认识出发，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综观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在充分肯定“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大前提下，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重点阐述了如何看待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方针;文化建设;无产阶级;评价;反映论;革命;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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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需要充分关注其背后以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观，即深层的理论支撑。&　　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内容十分丰富。笔者认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影响最大又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为”方向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首先绕不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需要充分关注其背后以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为核心理念的革命文化观，即深层的理论支撑。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达。这种以反映论和能动论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当然也会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领域。由此出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出更为直接、明确的结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反映论、能动论和阶级论的认识出发，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同列宁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说列宁有关论述构成毛泽东相关阐释的直接思想资源。“二为”方向指导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正确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遗产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虽然直至1964年9月才正式提出，但作为思想原则早已明确。评价这一方针，需要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背景，同时也要联系抗日战争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的现实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反封建文化传统和热烈拥抱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民主”与“科学”）为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成立的，成立后肩负起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如果专就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评价，情形便不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过传统文化并非一无可取，只不过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为调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作为时代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需要适当调整“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态度。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1940年1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进一步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概言之，中国的旧文化总体上是封建主义的，但有许多进步的、民主的因素；正确的态度是“批判的接受旧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他们所阐述的基本立场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延续至今。　　此外，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还需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而导致如何看待中外文化关系成为新的重要问题这一背景；需要联系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理论上设想和追求的全新文化类型，如何看待它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这一背景。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并非兴之所至，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须坚持“双百”方针　　日，周恩来同在京的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谈话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竖立起来，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此外，民主革命的辉煌业绩，执政全国之初的巨大成功，所有制改造的高歌猛进，这一系列改变中国的空前壮举，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与理论创造活力，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心理背景。　　综观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在充分肯定“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大前提下，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重点阐述了如何看待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此外，他还十分关注来自“左倾”僵化思想的干扰，并进行严厉批评。可以说，从1956年春到195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提倡和宣传最为热心真诚，力度也最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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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报
　　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特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依靠严格的纪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保证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把纪律摆在首要位置
　　抗战时期，我们党把纪律摆在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首要位置。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十七年来的斗争经验，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并被全党所普遍接受。这一原则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1945年，党的七大将这一原则表述为“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并写入党章。自此，七大以后的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都强调了这一组织纪律原则，并不断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必须遵守的纪律之一。
　　抗战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党的纪律建设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云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作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从不同角度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执行党的纪律问题上要特别坚决。他多次强调：“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在延安整风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将党的纪律写入党章总纲，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为此后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思想指导。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我们党已经意识到制度对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王明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布宣言、意见的错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重申了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党的决议和文件，未经决定发表或报告、传达，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不得在组织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党组织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未经党组织同意或委托，不得以组织名义对外发表言论与文件等。194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这些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和程序，明确了组织纪律和对违反纪律行为的相应处分措施。
　　抗战时期党关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纪律规范，为此后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厉查处违纪行为
　　严明组织纪律，查处违纪行为，加强组织净化，维护纪律权威，是党在延安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些党员不愿意去前线和敌后根据地等环境艰苦险恶的地方工作，不服从组织决定。当时有一位叫刘力功的新党员，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之后，在工作分配问题上与组织讲条件，在党组织的多次教育下仍坚持个人要求，不服从组织分配。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认为应该坚决开除他的党籍，以维护党的纪律。中央组织部遂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公布全党，以示警戒。这件事情作为反面教材，在当时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深刻反思。
　　除此之外，延安时期还严肃处理了黄克功、刘振球、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者，这些案件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先说黄克功案。1937年10月，26岁的“老革命”、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杀人，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处死刑。黄克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支持法院判决的回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黄克功遂被处决。与黄克功相似，刘振球也为革命立过功。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并担任长征时期某团政委，而且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荣立战功。但后来他贪图享乐，贪污公款数百元，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还有一个典型案件是肖玉璧贪腐案。1940年，老红军肖玉璧在担任边区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受贿，利用职权私卖军需品，影响极坏。案发后，肖玉璧被开除党籍，边区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对林伯渠表示，和对黄克功案件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处决。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这一时期，正是通过对违法乱纪党员干部的严厉查处，一方面维护了党的纪律的威严，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力；另一方面，团结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保证了党的政策路线的贯彻执行。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模范遵守党的纪律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人例外。服从组织，拥护中央，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守纪律，而且要模范带头守纪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将近初冬，中央红军给养面临困难，向红十五军团借款2500银元，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把仅存的7000银元毫不犹豫地拿出5000块交给中央红军。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据黄克诚回忆，1938年7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四四旅旅长一职空缺。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是红二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德考虑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并找其谈了话，让其代理三四四旅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而八路军总部则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来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有点闹情绪。在党委会上，朱德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说道，“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财经纪律是党的纪律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受当时国共关系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负责。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钱。曾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信检讨。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党的领袖，还是革命战士，为着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革命理想，自觉遵守并模范践行着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发扬民主，服务大众，廉洁自律，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首要经验。延安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党重视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才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是我们党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必须运用好这一法宝，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将党的纪律和规矩摆在首要位置，维护党中央权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李东方）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发展及贡献研究--《西安邮电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发展及贡献研究
【摘要】：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于日在延安成立起来的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戏曲文艺队伍。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始终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以演出陕西地方剧种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这支队伍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几次更名后,现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它经历了文艺十七年的发展,走过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时期,改革开放后继续蓬勃发展,在新时期它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了事业转企业的改制转型,并且排演了数部在群众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剧目,在中国艺术之林大放异彩。
本文作者亲自走访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搜集艺术档案资料,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书籍,在论文中首先对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完整的介绍,又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新中国的建立、文艺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为时间段对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具体发展进行了五个阶段的介绍。再对民众剧团自建立到发展成为今天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功绩和贡献进行总结。其中包括了民众剧团的团体贡献和主要人物贡献,对剧团自创、演出及主要获奖作品进行简单介绍。之后概括了民众剧团在发展前进中的特点。其特点从文艺创作方面看,第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第二,独特的艺术性；第三,题材风格的多样性；第四,广泛的群众性；第五,巨大的感染力。从团体角度出发,团体特点是：第一,团体本身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演出的是人民喜爱的戏曲,还广泛吸收民间艺人；第二,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第三,创作保持浓厚的地域性,坚持深入基层。最后总结了这个团体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
本文最后提出的民众剧团的发展演变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中,着重论述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启示：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第二,坚持文艺民族化。只有民族化的作品,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也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第三,坚持文艺科学化。民众剧团在发展过程中创作演出的文艺作品都是弘扬科学,坚持真理,抵制封建迷信的作品,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第四,坚持文艺大众化。民众剧团创作演出的作品都贴近群众,面向群众,深入群众,所以也为大众所接受喜爱。第五,坚持文艺的审美原则,自觉抵制三俗的文艺作品。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应该做到这些,这样就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西安邮电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3【分类号】：J809.2【目录】：
摘要3-4ABSTRACT4-8第1章 绪论8-14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8-1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合评述11-12 1.3 论文主要研究结构和内容12 1.4 本文创新点12-14第2章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建立与发展14-28 2.1 民众剧团的建立14-15
2.1.1 民众剧团的建立背景14
2.1.2 民众剧团的建立过程14-15 2.2 民众剧团的发展15-28
2.2.1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1938年7月建团——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16-17
2.2.2 第二阶段：建国前的蓬勃发展时期(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1949 年9月建国前)17-20
2.2.3 第三阶段：十七年文艺发展时期(1949年10月建国——1966年4月文革前)20-22
2.2.4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前(1966年5月文革开始——1978 年)22-23
2.2.5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23-28第3章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及其发展演变团体的贡献与功绩28-46 3.1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团体贡献28-37
3.1.1 自创的优秀作品28-33
3.1.1 (1)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自创的优秀作品及影响28-30
3.1.1 (2)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发展演变的团体自创的优秀作品及影响30-33
3.1.2 演出的优秀作品33-35
3.1.2 (1)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演出的优秀作品及影响33-34
3.1.2 (2)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发展演变的团体演出的优秀作品及影响34-35
3.1.3 主要获奖作品35-37 3.2 民众剧团以及其发展演变团体的主要人物贡献37-41 3.3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文化建设的作用41-44
3.3.1 民众剧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用41-43
3.3.2 民众剧团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作用43-44 3.4 民众剧团发展演变团体对陕西文化产业的贡献44-45 3.5 民众剧团发展演变团体对教育的贡献45-46第4章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特点46-50 4.1 文艺创作的特点46-47 4.2 民众剧团团队发展中的特点47-50第5章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50-58 5.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51-52 5.2 坚持文艺民族化52-53 5.3 坚持文艺科学化53-54 5.4 坚持文艺大众化54-56 5.5 坚持文艺审美原则,反对“三俗”(庸俗、低俗、媚俗)56-58第6章 结论与展望58-60参考文献60-64附录64-70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70-72致谢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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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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